“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八代传人就是唐伯虎。唐寅（1470?1523），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文学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初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等。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他是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人称“唐解元”，自制印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为人放荡不羁，风流飘逸，心胸豁达。精诗文、工书画，晓音律，素好游山玩水。数中国历代画家中，唐寅知名度最高，他的名字妇孺皆知，“唐伯虎点秋香”、“三笑”、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伯虎才气横溢，但并不风流，他的诗、书、画被称为三绝，在绘画上，唐寅擅长山水，又工画人物，尤其是精于仕女，画风既工整秀丽，叉潇洒飘逸，被称为“唐画”，为后人所推崇。书法源自赵孟?一体，俊逸秀挺，颇见功夫。此外，他还能作曲，多采民歌形式。如此多才，明代文人中是少见的。唐寅，为“吴门画派”中的杰出代表，绘画与沈周、文徵明、仇英齐名，合称“明四家”。又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切磋诗文，蜚声吴中，世称“吴中四才子。”唐寅早期绘画，“远攻李唐”、“近交沈周”。早期拜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师。沈周和周臣都是当时苏州名画家，沈以元人画为宗，周则以南宋院画为师，这是明代两大画派，唐寅虽师周臣，却有胜蓝之誉。唐寅兼其所长，在南宋风格中融元人笔法，一时突飞猛进，以至超越老师周臣，名声大振。唐寅画得最多也最有成就的是山水画。唐寅足迹遍名川大山，胸中充满千山万壑，这使其诗画具有吴地诗画家所无的雄浑之气，并化浑厚为潇洒。他的山水画大多表现雄伟险峻的重山复岭，楼阁溪桥，四时朝暮的江山胜景，有的描写亭榭园林，文人逸士优闲的生活。山水人物画，大幅气势磅礴，小幅清隽潇洒，题材面貌丰富多样。由于唐寅作画很少在画上注明年份，且他的画风变化也不很有规律，所以很难推测他作画的时间，也就难以按照时间来划分他的画风变化进程。唐寅在拜周臣为师后，主要是宗南宋院体，但其画有时也有与沈、文画风相近的作品，如《南游图》。这是唐寅三十六岁时当琴士杨季静离开苏州时赠送给他的。画上人物、车、驴用笔细劲，如纸上游丝。近景的坡上有三四株杂树交柯攒影。中景左侧山岩前一高士骑驴缓行，后面一童仆拉着车负琴紧随。刚出岩口，右面两个推车人，匆匆赶路。山路曲折，溪水波动，颇见旅途之辛苦。整幅画不着色，山势平缓。而其中一株树用胡椒点点叶，与沈、文画树叶法神似。唐寅学南宋院画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是《雪山行旅》图轴。虽画的是雪景，不宜用很多皴笔，但山石结体仍能看出那南宋院画立方块的造型。高山峻岭中的草堂有两翁正围炉驱寒，还有一高土骑着马由童仆支伞挡雪，行走于琼山玉树之间。画的前景主要是枯树三株，枝干是“直”、“斜”、“直”的折法，向上明面微露白色，而暗面特别浓黑，以示雪意。此外《溪山渔隐图》、《灌木丛筱图》也是这种风格，特别是《溪山渔隐图》是一幅长卷，分十个部分，是唐寅作品中难得的佳作。以南宋院画风格为主的还有《清溪松荫图》、《看泉听风图》、《抱琴归去图》。这些作品用的皴法基本上是小斧劈，皴笔绵密厚重，有的表现了南宋院画的某一方面特色。《清溪松荫图》是典型的小斧劈作品，这是唐寅学周臣时期的精心之作。画面上的远山迎面如巨碑，山头为密密，逐渐疏淡。山腰用云勾烘托山之高峻。这幅画上画一高士呋坐在松荫下昂首观景沉思的样子。高士身上的线条端庄、静穆，势态清高。而其中一松树穿插在岩壁之间，古藤缠绕山峦，有随风微扬之势，用笔老练。《看泉听风图》主体部分是二高士并坐，正观赏着由岩洞中流泻的瀑布。瀑布虽不大，然奔流急泻，数处飞流腾跃。唐寅把水势画得极其生动，这是宋院画家们绘画的特点之一。而这幅画的山势突兀，用墨勾皴，明暗清晰，这也是南宋院画特色。树后山岩的皴笔轻而淡，逐渐消失在云间。远山则起走明显，略见山峰，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正是马远和夏?作画的一贯作风。《抱琴归去图》也有这些显著特色。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九代传人就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公元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他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蒲家号称“累代书香”，祖上虽然没有出过显赫人物，在当地却是大族，但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衰微下来。蒲松龄的父亲原是读书人，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弃儒经商。蒲松龄童年时跟着父亲读书，由于勤奋和颖慧而深得父亲钟爱。他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颇受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赞他“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一时文名颇高。此后，他与同乡学友砥砺学问更勤，曾与李希梅等人结成“郢中诗社”，常“以风雅道义相□切”（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他在李希梅家中读书时，“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涔涔下也”（蒲松龄《醒轩日课序》）。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年间，他应做县令的友人邀请，先后到宝应和高邮做过幕宾。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幕宾生活使他对于官场和世情有了更多的认识。回家乡后，长期在乡间作塾师。他设馆的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他不但研究经史、哲理和文学，而且对于天文、农桑、医药等等也有很大的兴趣。蒲松龄一生刻苦好学，但自19岁“弁冕童科”之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康熙五十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两年之后，依窗危坐逝世。在清初，像蒲松龄这样出身的士人，进身之途唯在科举。科场的失败使他悲愤万分:“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蒲松龄未能攀缘科举出仕，一生都在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他的思想中固然存在着热衷功名的庸俗的一面，但也有“足迹不践公门”的傲视权贵的一面。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与韩刺史樾依书》）。他把满腔愤气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此书创作从他年轻时就开始了，康熙十八年(1679)作《聊斋自志》，可知那时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已初具规模，一直到暮年方才成书，“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这部小说集熔铸着蒲松龄一生的心血。蒲松龄的创作，还有通俗俚曲14种，计有《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快曲》、《丑俊巴》、《禳妒咒》、《增补幸云曲》等。这些俚曲用了山东淄川地区的方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它们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间的不平，在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上与《聊斋志异》是相通的。蒲松龄的著作，小说和俚曲之外，还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和关于农业、医药的通俗读物《农桑经》、《药祟书》等。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代传人就是清代的郑燮（公元1693--1766），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是历史上的杰出名人，“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他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他祖籍苏州。他的先祖于明洪武年间由苏州阊门迁居兴化城内至汪头，至郑板桥已是第十四代。父亲郑之本，字立庵，号梦阳，廪生，品学兼优，家居授徒，受业者先后达数百人。1693年11月22日子时郑板桥出生，其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十分拮据。三岁时，生母汪夫人去世，十四岁又失去继母郑夫人。乳母费氏是一位善良、勤劳、朴真的劳动妇女，给了郑板桥悉心周到的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成了郑板桥生活和感情上的支柱。郑板桥资质聪慧，三岁识字，至八、九岁已在父亲的指导下作文联对。少时随父立庵至真州毛家桥读书。十六岁从乡先辈陆种园先生学填词。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娶妻徐夫人。是年秋郑板桥首次赴北京，于漱云轩手书小楷欧阳修<<秋声赋>>。二十六岁至真州之江村设熟教书。三十岁，父亲去世，此时板桥已有二女一子，生活更加困苦。作<<七歌>>诗，慨叹“郑生三十无一营”。他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以书画营生。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八大诸人，而自成家法，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并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主张继承传统〖十分学七要抛三〗，〖不泥古法〗，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诗文真挚风趣，为人民大众所喜诵。亦能治印，〖接近文何〗。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册》。在其青壮时期也喜好流连青楼，风流无比。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一代传人就是清代的曹雪芹，中国清代小说家，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生于1715年，卒于1763年。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汉人，但在很久以前，就加入满洲旗籍，成了爱新觉罗氏的皇家“包衣”（奴隶）。随清人入关后，逐渐晋升为皇家亲信的官吏。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妻子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登基后，曹玺任江宁织造（专做供应皇家的事物），直至病故。康熙又命其子曹寅（曹雪芹的祖父）任苏州织造，后又继任江宁织造。曹寅幼时做过康熙的伴读，既是康熙的臣仆，又是朋友，深得康熙的信任。曹寅极为显赫，康熙六次南巡，曾四次以曹家为行宫，曹家此时发展至鼎盛时期。正因为曹家的先世与清王朝的政治经济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又有着文学方面很深的家学渊源，这些都给曹雪芹以深刻的影响和熏陶，为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条件。曹雪芹生于曹氏家族衰落的前夕。曹雪芹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过著「绵衣纨?」、「饫甘餍肥」的富贵生活。在他十三岁时，即曹家被抄的次年，全家迁回北京，家道急遽衰落。继承康熙皇位的雍正皇帝就把曹家的第四任织造曹兆从江宁革职抄家，遣回北京。到了乾隆时期，曹家可能又遭天灾人祸，彻底结束了曹雪芹无忧无虑的贵公子生活。而曹雪芹的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对他创作《红楼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他把荣、宁贵族生活的描写，熔铸在《红楼梦》深刻的艺术形象创造里。青年时代的曹雪芹才华出众，能诗能文，绘画也很有名气。有人请他到皇宫书院里当画师，收入丰厚。但曹雪芹穷而有志，宁肯过苦日子，也不愿去侍候达官贵人。後来他在一所贵族子弟学校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敦诚、敦敏兄弟，成了终生的好友。晚年，曹雪芹在城里也没有立足之地了，便搬到香山卧佛寺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居住，过著十分贫困的生活。敦诚、敦敏的诗里说他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常常喝粥。曹雪芹爱喝酒，却没钱买，於是便赊酒喝，待卖了画再还钱。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中，生活清贫的也不少见，但苦到曹雪芹这步田地的，实在不多。但是，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曹雪芹讲过，「并不足妨我襟怀」，仍然坚持写作《红楼梦》。大约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的秋天，他的儿子因得痘疹死了。曹雪芹十分哀伤。不久，他自己也贫病交加，无钱医治，竟在除夕这一天，当别人欢欢喜喜过新年的时候，他却悄然离开了人世。然而，他以「字字看来皆是雪，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精神，创作的鸿篇巨著《红楼梦》，为他矗立了历史的丰碑。曹雪芹四十几岁就死去了，身后留下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几束残稿，连埋葬的费用都是他几个好友资助的，而他创作的《红楼梦》，却在他死后三十年，排印问世，风靡全国。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二代传人就是清代的纪晓岚。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乾隆三十三年（1788年）45岁的纪晓岚因两淮节年提引案发，涉及晓岚姻亲卢见曾（晓岚长女嫁见曾孙荫文），将查封其家产。晓岚先为漏言传信，获罪革职。谪戍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乾隆帝召还晓岚。嘉庆五年（1800年）八月，《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二十四卷，编定刊行，门人北平盛时彦作序。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故其卒后，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三代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辜鸿铭。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欧洲留学期间以Koh ( Kaw ) Hong Beng 为名，辜鸿铭的闽南语发音，回国后改用Ku Hung-Ming 立身著说。辜氏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辜鸿铭 13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带他到英国读书。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辜鸿铭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博士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1880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径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1905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他回到北大教书。“五四”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辜鸿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出名的怪人，不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经历，乖张偏颇的奇行怪论，还在于他的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一样流利。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林语堂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托马?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深受其影响，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治等诸多方面。他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来，辜鸿铭常在文章中或与人争辩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一则增强说服的力度，二则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处。此外，辜鸿铭还遍游英、法、德、意、奥等国，认真详细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各国的风物人情、社会习俗。对于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可谓颇多了解。正如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H.Nelson）所说的那样：“……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1882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尽管辜氏日后承认“大成”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1910）和《读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淫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4．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 A. H. 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 (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到现在，仍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 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今天，当我们重读辜氏的翻译作品时，我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他翻译的特殊风格，理解到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态度和翻译观点。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例如： 1．《论语?学而第1》中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辜鸿铭译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谄”字译得尤为精彩，servile 远比flatter 更能表情达意。而且整个译句简洁明了，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又与原句语体风格相互呼应。2．《论语?子罕第9》中记载颜回赞叹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话：“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辜将之译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这段译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简意赅的特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译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对仗工整，用词洗练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则将颜回慨叹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语气栩栩如声地传递出来，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辜氏将“欲罢不能”译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内涵和神韵并将之生动地再现出来。辜氏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如《论语?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辜氏是这样译的：
“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诗分为三节，共7行，每行8个音节，双行押韵，读后琅琅上口。全诗的关键“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舆对于孔子没有于乱世之际隐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氏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氏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辜氏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如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第1》）一句的翻译。辜氏的译文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内容。表现之二 是将译文中出现的大量中国人命、地名删掉。如在《论语》中，他只保留了颜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则直接翻译为“孔子的一个弟子”或“另一个弟子”。虽然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好的：“为了进一步除去英语读者会产生的古怪感和奇异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见《论语》译序）但对于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好处，因为儒经中出现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删掉之后就会改变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论语》译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刻画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论语》的引人之处。对于辜氏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语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氏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不管人们对辜氏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应该承认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泰西购者近万部，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男女问题上辜氏一贯主张一个男人应该娶四个女人，但是他自己终身只娶了两个，一个中国湖南的，一个日本的，而小妾是他婚后才一年的时候在青搂遇到的，也是大老婆亲自帮他张罗娶回家的。他一辈子一直热衷于逛青楼。所有这些都奠定了他在“风流才子”家族中的地位。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四代传人苏曼殊（1884?1918），原名子戬，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小名三郎，学名玄瑛，字子?。后为僧，自号曼殊。至于其身世，一说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苏杰生是旅日广东茶商，母亲河合氏是日本人，苏杰生之妻妹。因此曼殊为中日混血私生子。此种特殊身世使之早年即因家庭矛盾而出家为僧。另一说，谓其父母皆为日本人，苏杰生为其养父。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粤，而母亲仍在日本。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此后，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东京加入留日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次年加入拒俄义勇队。同年归国，任教于苏州吴中公学。不久，到上海参加《国民日报》工作。光绪三十年，南游暹罗、锡兰，学习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与幸德秋水等组织亚洲和亲会，公开揭出"反抗帝国主义"的主旨。同年，和鲁迅等人筹办文学杂志《新生》，未成。宣统元年(1909)，再度南游，任教于爪哇中华学堂。辛亥革命后归国，参加上海《太平洋报》工作。1913年，发表《反袁宣言》，历数袁世凯窃国的罪恶。他情绪起伏不定，时僧时俗，时而壮怀激烈，时而放浪不羁，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苏曼殊佛学渊博，且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曾任报刊翻译及学校教师。和陈独秀，章炳麟、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为南社社员。1912年起，苏曼殊陆续发表了《断鸿零雁记》(1912)、《绛纱记》（1915）、《焚剑记》（1915）、《碎簪记》(1916)、《非梦记》(1917)六种文言小说。其小说充满了浓厚的感伤主义和人世无常的情调，有时甚至为佛教教义作宣传。他现存诗约百首，大多为七绝。其诗多感伤情调。其译作有雨果的《惨世界》(即《悲惨世界》)及《拜伦诗选》等。另在佛学上他撰有《梵文典》，另著有《汉英辞典》，今不传。现存的著作有《文学因缘》，《焚剑记》等。苏曼殊流浪终生，他以上海为中心，频繁来往于大江南北、日本和东南亚各地。有时以教书为生，有时靠卖文过活，有时寄食于寺庙，有时乞贷于友朋，有时“赀绝穷饿不得餐，则拥衾终日卧”（柳亚子语），有时甚至把金牙敲下来换烟抽。终于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于上海穷病而死，享年仅三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