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区大规模的围剿，也正

是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发展，显然是我上面所说各种努力的结果，

后来，我们终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遭受挫败。这似乎也是由于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

有以致之。

这个时期，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红四军的实力也随之膨胀起来。我

们在肃反运动中，曾极力整饬红军内部，清除了红军中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

提拔了许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我们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强了，

我们将充实军队内部的措施，视为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是内线作战，因而军事策略是集结优势兵力，分别击破包围这个区域的敌军，向四

周扩展苏维埃的领域。我们的军队每日均在战斗之中，大小战斗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叙

述，我仅就比较重要的几次战役，略加说明。

当时敌军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

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的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将领有一种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他们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则并非都是弱

的，如吉鸿昌等所率领的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以善战著称。这些敌军都依据城镇设防，联

络民团驻守的寨子，同时又沿线建起碉堡，形成对这个区域的纵深包围圈。

我们经常讲求打破包围圈的军事策略。我们觉得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倡导的游击战术，

多已不适用，如“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人穷追，我兜圈子”的战术，就只能

适用打野战，不适宜于对付采取守势的敌军。我们要主动的进攻防守的敌军，但我们有缺乏

攻坚的重武器，因而我们采取“围困一点，消灭来救援的敌军”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才是“以

包围对付包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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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红四军的特长，来发展我们的游击战术。我们的军队能够发挥奇袭的力量，主

要是靠行动迅速和秘密行动两个条件。我军装备很轻，运动力很强，就具备了运动神速、能

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

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

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

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

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

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

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

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

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

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

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

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

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

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

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

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会，须提供

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治方面来

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

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

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

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

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环

节，所有鼓励士气，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都以团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军政治

委员的工作，也就有了头绪。他只须指导各团的政治委员，工作就能分头进行。中共军中党

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团政治委员指导各连政治指导员和连支部书记，就能如臂使

指。

我军按计划到达黄安城下，首先扫荡了城外的敌军梁冠英部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

内。我军重兵则驻在黄安城的西南面，其余东北两面则由地方武装监视。我们的目地是断绝

城内敌军的粮食供应，一俟敌人粮食缺乏、离城退却的时候，实行在野外予以歼灭。

我军战斗力远较梁冠英师为优，在数量上我们也多一倍。我们经常能分半数以上的兵力，

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之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内之敌军曾屡次出城，企

图夺取粮食，但我们已在城的周围坚壁清野，使他们无法如愿。如果他们离城稍远，即有被

我们消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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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区与高桥区之间，灰白区（在黄安城附近）内居民和我们的关系。

我军的运输担架队均来自苏区，不在灰白区征用，我军所需粮食，半数也是从苏区运来的。

我军在灰白区打土豪只限征发粮食，而且要当地居民公认为土豪的，其粮食才予以征发。我

们到处公告，不准军人侵扰当地居民，准许居民举发，损坏了物件要赔偿，借用东西要还，

公平交易，不许强买强卖。由于这些措施，灰白区的人民迅速改采亲近我们的态度。

我们动摇敌人军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们并不禁止人民出城进城，我们所捉到的

敌军官兵，仍然放进城去。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

这将受到红军的优待，不愿从军者，并可给资遣送还乡。敌军士兵携械投诚或被俘后参加红

军，一向是红四军的一项兵源。黄安战役之时及战役之后，敌军士兵投靠我军的人数有显著

的增加。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济，乘夜向西南逃串。我们消息灵通，早获

情报，而且追击迅捷，敌人如陷天罗地网，几乎全部为我们俘虏了。陈昌浩在这次进击中，

又表现了他机警敏捷的才干。他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

敌军都为陈昌浩部所解决，只有师长梁冠英单身漏网。

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虏敌军官兵约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黄安

县城从此被我们改名为红安，这也是我们占领得最久的一个县城，它一时成为我们胜利的标

志，对于苏区人心的振奋，是有极大作用的。这一带的灰白区，也从此变为新苏区，这个苏

区的南疆也为之大大扩展。高桥区不再是孤悬在南边的孤岛，已变成了那一带新苏区的核心。

我军正在黄安附近扩大战果的时候，敌军两个师（原属西北军系统，指挥人姓名我已忘

记了）由宋埠李家集路线向黄安进逼，这似是蒋介石知道黄安失守以后，严令这两个师恢复

失地。这两师的将领们在严令之下，只好特别卖力。

当我军屯驻在黄安以南约四十里地区的时候，敌军这两个师竟采取主动，乘夜向我军实

施正面突袭。敌军突破了我军一团人所据守的阵地，直向我们的军部所在地挺进，使我军陷

于险境。我和徐向前陈昌浩急起应战，可是身边所能指挥的部队已只有百余人，徐向前就在

这次战斗中，为流弹击中，左肩骨受伤，但他仍是沉着应战，直到这次战斗转败为胜为止。

这次战斗也表现了我军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我们驻在左右翼的部队，虽未得到军部命

令，但根据战况，纷纷向突进之敌的左右两翼抄袭，于是敌军不得不向后退却，我军乘胜追

击，沿途又缴获敌军人枪各一千以上，敌军迅即退至黄陂附近。

我们检讨这次战斗经验的时候，对自己疏于防范，深自责备。我们嘉许徐向前，他在受

伤时，虽经临时包扎伤口，体力显感不支，但仍强自镇定，继续指挥，卒挽危局。这种不计

生死坚强沉着的精神，确是红军的宝贵品质。接着他还在军中带伤执行军长职务，只在职务

稍闲时，略事休养而已。至于各师各团的指挥员，这次能在危急时互相联络，相机对敌抄袭，

更是我们应当继续发扬的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

我们的军事胜利，以苏家埠一役为最著。我军以少胜多，战果极丰。这不仅标志红四军

战斗力的旺盛，也表现我们整个政策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初，我军有黄安经金家寨麻埠独山，度过淠河，进围苏家埠。我军占黄安，

又击溃了救援黄安的敌军后，我们估计敌军已暂时不能向黄安进攻，因转向安徽西部的淮河

流域发展。邝继勋师仍留在鄂豫边区行动，这个师的力量虽已有充实，但还只适宜于负担一

些较小规模游击战的任务。

我军度过淠河后，逐渐压迫敌军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镇。苏家埠这个重要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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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有陈调元部两个旅，

这是我们上次占领麻埠独山后，最接近我们东面的一个敌军据点。敌军在这市镇的周围，

驻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军在苏家埠外围，同样广掘交通壕和建筑防御工事，并

利用交通壕，逐渐缩小包围圈。

我们的计划是围住苏家埠这一点，断绝苏家埠敌军粮食的供应，逼使他们投降，并消灭

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敌军。这一带地区地主民团的势力颇大，一般人民畏惧于红军接近，

而且我军的兵力又远较敌军为少，我们须从各方发挥我们的力量，才可望获致胜利。

我们极力争取当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团的势力。我们宣传红军所到的地方，农民

可以安居乐业，都不要向地主交租和还债，一俟情况安定，将实行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

我们宣布红军绝不会侵犯当地穷苦人民的利益，只向土豪征发一部分粮食。我们也要求地主

民团势力不要与红军作对，否则就要受到我们的惩处。

由于这些叫温和政策的实施，当地人民多半留在家里，没有被地主民团胁迫逃避。一部

分农民还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虽然还不敢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分配土地，但极愿不露

面的帮助红军的某一个行动。我军所需要的粮食，全部要就地解决，这一带确也是盛产粮食

的地方。我们征发粮食，事先有当地穷苦人民的代表鉴别那些人家是真正的土豪，实行征发

粮食的时候，由当地人民带路。我们并不征发土豪粮食的全部，只斟酌情形，征发半数或大

部分。征发来的粮食，也有一小部分用来救助当地穷苦人民。

当地人民对于我们的同情，日渐增加。我们在军事上获得许多方便。我们不须派遣军队

去征粮食，只由政工人员率领少数武装人员去办理。一般人民开始感到，红军来了，他们的

日子过得较好了，首先是免去白军和民团在乡间任意滋扰。务农的和经商的熙来攘往，多希

望陈调元部队失败，赶快离开这儿。当地人民还供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我们很注意节约兵力，利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和工事，只须一团人，就可以胜任愉快的

包围苏家埠。敌方经常有少数飞机来轰炸我军，但由于交通壕的掩护，不特不能予我们以重

大的损伤，也没有妨碍我们的行动。敌军知道我们包围苏家埠的兵力，小于守军的四倍，经

常向我们突袭；有时还借助于飞机的掩护来进行。但我军在交通壕内，行动神速，是敌人的

策略成为画饼。敌机也常向苏家埠投掷粮食，补给守军，但为数很少，而我们的包围圈越缩

越小，投掷的物品经常就落到我们这边来了。

这样，我们经常保持八个团的机动部队（红四军共有九团，除一个团包围苏家埠外，还

剩有八个团）。当时六安和霍山各驻有敌军陈调元部的一旅，多次企图策应苏家埠的守军，每

次我军都以优势兵力将之驱退。后来，我们只需少数地方武装，就能监视这两处的敌军。

苏家埠的守军被困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

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三个师进到苏家埠附近时，我军以全力

向敌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开城

投降。

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

其残部退回合肥去了。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约五千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

先后获枪一万五千枝（包括几次小的接触所缴获者），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

一次空前的大捷。

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动。蒋介石似乎觉得，那些杂牌部队是不能济事了，开始调用他

的嫡系主力来对付我们。我们获知汤恩伯部第二师正由河南许昌信阳一带，向潢川集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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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乘虚进袭新集。同时，这正是一二八淞沪对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蒋氏高唱“攘外必先安

内”的口号，我们在六安的军事行动，当然被视为是扰乱后方安宁的罪行。

我们检讨这次战役，觉得战斗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包围一点，消灭援军”的军事策略，

在这次战役中，运用得极为成功。政治工作也发挥极大作用。我军本可以乘胜占领六安霍山

等县城，向合肥进逼；但认为汤恩伯部如果进袭新集，将动摇赤区的根本，因此，我们移师

西向以制机先。

我军旋即有苏家埠直趋商城潢川，找寻汤恩伯主力决战。我们抵达商城城下时，城内守

军据城防守。我们首先故作包围商城的姿态，然后全军循商潢公路，向潢川挺进。驻在潢川

的汤恩伯似已得着商城的告急电讯，拟会合商城守军，里应外合来夹击我们，汤恩伯由潢川

率第二师等三个师的兵力，向商城进发。敌我两军相遇于“豆腐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遭

遇战。

两军前哨接触后，敌军迅速就地展开，匆匆占领阵地应战。我军原擅长遭遇战，立即表

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的肉搏，敌军的阵势已呈动摇；我军攻势再接再厉，敌军

就全部瓦解了。敌军兵力超出我们两倍以上，机关枪火力更远较我们的为强，但作战意志却

远非我军可比，一经较量，优劣立辨。敌军大部向潢川溃逃，一部据守公路两旁的一些水寨。

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因受沿途水寨里敌军的阻挠，不能展开有力的冲击，结果我们在这

一役中只俘获敌军人枪各近两千，我军的伤亡也超过五百人，这是我在这个区域参加作战以

来，我军伤亡最大的一役。敌军溃退时，把那些来自外国的优良装备，沿途抛弃到水塘和水

田里，以期迅速逃离火线。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役之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就在这次战役之后，蒋介石似觉得鄂豫皖区的力量，再也不可轻侮了。而且鄂豫皖区地

处冲要，红四军动辄可以威胁武汉，截断长江和京汉路的主要交通线，无怪乎天把这个区域

看作是心腹大患。因此，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成为蒋所急于要进剿的主要对象。蒋乃在武汉设

置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这样，鄂豫皖区在蒋的“剿匪”日

程上，已列为第一位。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我们对蒋的企图虽然还未详细知悉，但已隐然觉得我们将要面临更

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部署红军力量。邝继勋编组地七十三师的工作，进行的颇为迅速，得

到一般同志的赞许。这时，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组本区的军队为第四方面军，辖原第

四军及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以徐向前为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他们两

人仍分别兼任第四军的原职。邝继勋升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率领已编成的第七十三师前往豫

皖区金家寨苏家埠一带，利用在苏家埠一役中所缴获的武器，从速编组地七十四师及第七十

五师。其第二十五军军政治委员一职，则暂由蔡申熙兼任，但蔡原为参谋长，且为红军学校

的职务所羁，军政治委员的职位，暂时只是挂名而已。

我军最重大的缺点，是缺乏训练，便积极在这方面谋求补救。我军作战，军官们身先士

卒，因此干部伤亡数字较大，这种情况一直不能纠正过来。我在上面说，徐向前受过伤，师

长如刘英陈赓也先后受伤，团级以下的干部伤亡更不可胜计。我们干部的补充十分困难，我

军乃抽空实施战斗教练，以期士兵能散开利用地形作战，改正由军官率领密集冲锋的作风，

这也是减少伤亡的要着。

我军的装备是增加了，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以百计的机关枪。我们需要训练

炮兵和机关枪兵。同时，也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

编组人员来使用。我们缴获来的枪枝，一部分已发交地方上的独立团，但尚存有一部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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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也能修理枪枝和制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正在日夜开工。新兵也随着武器的增添而增加，

训练工作也就繁重而复杂化了。

我们的军事工作暂时分成两个区域来进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在鄂豫边区四周行

动，加强训练，并充实地方武装。以邝继勋为首尚待充实的第二十五军军部，则会同金家寨

一带的党政机关，在豫皖边区负担同样的任务。这个分工对于邝继勋说来，拟是相当沉重的

责任：他要单独对付那方面周围的敌军；他的二十五军军部和第七十三师尚须继续加以充实，

还要编组两个新师，又要扩充训练那一带的地方武装，并指挥他们作战。工作之繁忙和他的

才干，本不是完全相称的，然而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也只好暂时听之。

除军事工作外，这个区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获得若干进展。首先是粮食不再感缺乏了。

一九三一年中国各地发生了很大的水灾，但我们的苏区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产，反而是大大

的丰年。没有了粮荒忧虑，社会秩序也显得安宁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工作，主要是征

收粮税，储藏粮食，储备种籽等等。

老苏区的土地经过重逢以后，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证也发到了各个农户手里。一般农民

觉得他们有了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绪为之高涨。代耕制度有了相当的改善，农

民们的劳役负担，也相应的减轻了。一般人都庆幸本乡土不再受到白军民团的侵袭，边疆上

的粮食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掠夺。

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所收得的成效，尤为显著。苏维埃政府的收支，日渐接近平衡。一九

三二年三四月间，我们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费。

敌人虽然加紧封锁，但我们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

上的食盐，这是用苏区土产向白区换来的。

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也是我们能冲破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因素。驻在金家寨背面固始三

河尖一带的敌军，就是不认真执行封锁法令的杂牌部队。那支敌军因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他们

待遇不公，军饷缺乏，在当地实行走私，以辟财源。这个敌军旅长并与我们订了一个通商条

约，其要点是彼此互不侵犯，经他的防地进出的货物，准他私收定额的税款，我们的商业机

关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补偿初办时税款的不足。这样我们出入口的货物，就在这个缺口通

行无阻了。

此外，苏维埃政府各级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渐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为，以及

捉土豪迫缴罚款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苏区农民到白区去抢粮食的事从此绝迹。党团员的数量

增加了，党团和民众组织加强了。苏区内到处在修桥补路，建置驿站和各种小型工厂合作社，

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这些进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访问过老苏区内的一些老农民，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

大致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新章程新办法，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从前的一些造反行动，如白

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的举事，显有不同，即较之一九二七年的农协运动，也有进步。现在

这里一片兴旺的气象，这样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

还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农们的这种观感，刻划了当时那里的真相。

我们最大的苦恼，确是力量不易扩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这个区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

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

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

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

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斗争。一个新苏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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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命令实行分土地，若是农民不起劲，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着重于派遣一些干

部，去发动当地农民，自行分土地。农民们固然赞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顾忌，如苏家埠附

近的农民，就常常这样说：“等到合肥六安打下来了，再分土地罢！”

扩大红军是我们经常进行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兵源来补充缺额和编组新军，单

靠老苏区地方武装人员来补充红军是不够的。在新苏区我们将长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动员壮

丁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军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办法，吸引青年到军队中来。这些办法

效果固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农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似

觉得在胜利尚极渺茫的目前，就贸然参加造反，那是过分危险的事。

这些事令我烦恼。我觉得这个苏区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我们是在大胆尝试土地革

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烧力，苏维埃政权究竟有多大的优越性和适应性。我们鼓起信心，开足马

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胜利。在这些发面，我认为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

我不得不考虑究竟能否、和如何获致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更使我联想到苏维埃运动的前途问

题。

这个苏区被隔离在偏僻的乡村里，使我们失去政治的感应能力。这种苦恼似是当时整个

中共和各个苏区所共有的。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动态，漠然无所知，往往要在事件发生

后一两个月，才从所搜获的报刊中，获知一鳞半爪；我们又缺乏通讯设备，将我们的心声，

传达到外面去。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也互相隔离，彼此无法交换意见，就是互通情报

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迟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能根据一些材料

检讨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我指出现在反日情绪在全国已激成极大的

浪潮，我们应当重视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绅的，也是捣毁南京政权基础的步骤，可

是与反帝运动不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各地爱国人民会觉得：既要举国一致对日，中共就不能

在乡村中专搞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对于反日的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将反日军人团

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我虽然提出了反帝与土地革命相互关系这个严重问题，但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结论。同志

们大体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约束，不能有甚么新的阐明。我们仍认为南京政府是卖国

媚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运动。必须以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

政府为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就无异置身于反日运动之外。主要是放弃了争取爱国人民的同

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战争，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积极对日作战，举国反

日情绪达到沸点。以攮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也参与对外的作战，这是出人

意外的。我军那时正围攻苏家埔，我们大致仍认为国民党一部分军人和全国人民是抗日的，

南京政府则是阻挠抗日的。我们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军人应来参加红军一

致抗日”的主张，但这种口号仅属宣传性质，我们并不能在政策上有所变更。这使我对中共

的苏维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满。

当年四月间，淞沪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军在潢川地区也击溃了汤恩伯部，正准备应付

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蒋氏那时以红军捣乱后方为理由，更加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在

庐山积极训练剿“匪”军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对共政策，并在武汉调兵遣将，

准备厮杀。我们针对蒋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不过我们也觉得蒋之将

“抗日”与“剿共”联在一块，是很厉害的一着。在中央分局研讨冲破第四次围剿的时候，

我曾暗示我的同志们，我们可能暂时要受打击，主要因为我们在反日运动上，没有占到适当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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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有少数巨头—

—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他所拟议

的常常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

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军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

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

是退却行动，但为必要步骤。就在蒋的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进攻的敌

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占领襄樊鄂阳一带鄂北地区，与大江以南湘鄂

边区的贺龙部互相呼应。我们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时，不能向南北东三方面发展，因

为南有长江，北有黄河，东面是津浦线，这三方的军事要点，都有国民党重兵驻守。因此，

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是国民党军力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

蔡申熙参谋长为了我们的退路问题，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京汉路西面的情况。那时，

原在洪湖一带的贺龙部因军事上的失利，退到湘西桑植去了，我们很难与他取得联络。京汉

路以西、孝感、云梦、安陆一些零星游击队，早被国民党军队摧毁，其中有些逃到鄂豫边境

大别山脉的西段。蔡曾派遣人员企图与这些游击队联络，也派了一些人深入鄂西北和陕南一

带地区，调查情况。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可观的成绩。后来，蔡在四次围剿中阵亡了，这对

我军西向行动，是莫大的损失。

当年七月间，鄂豫皖苏区，终被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四次围剿所压碎。红四军的主力被逼

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进鄂北陕南辗转到了川北巴中通江南疆一带，才立住脚，在那里建立

起新的“川北苏区”。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屠场。留在这个区

域的游击部队，在那里坚强奋斗，所受牺牲极其重大。沈泽民等重要干部就是在那里殉难的。

后来留守在这个区域里的徐海东部也被逼辗转到了陕北，成为各地红军集中陕北的先行者。

最后剩下的高俊亭部到抗日战争时，改编为新四军的第二纵队。

上面所说到的，就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披荆斩棘，艰难缔造始末的大要。行文至此，

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

第十七篇 川北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