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边区政府 .2

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

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

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

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

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

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

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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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

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

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

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

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

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

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

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

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

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

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

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

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

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

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

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

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

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

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

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

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

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

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

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

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

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

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

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

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

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

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

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

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

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

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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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

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

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

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

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

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

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

恩来正在为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

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

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

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

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

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

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

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

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

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

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

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

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

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

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

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

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

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

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

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

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

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

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

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

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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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

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

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

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

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

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

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

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

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

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

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

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

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

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

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

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

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

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

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

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

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

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

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

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

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

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

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

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

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

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

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

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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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

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

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

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

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

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

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

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

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

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

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

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

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

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

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

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

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

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

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

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

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

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

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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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

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

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

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

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

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

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

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

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

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

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

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

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

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

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

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

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

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

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

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他说：

“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

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王明回答说：“你不

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

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

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

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

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

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

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

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

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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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

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

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

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

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

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

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

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

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

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

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

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

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

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

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

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

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

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

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

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

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

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

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

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

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

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

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

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

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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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

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

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

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

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

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

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

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

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

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

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

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

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

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

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

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

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

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

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

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

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

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

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

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

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

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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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

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

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

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

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

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

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

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

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

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