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裂 .2

十日上午，我访问汪精卫，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闿孙科等人在座。谭孙看见我进

来，就托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不自然。汪精卫仍是客

客气气的接待我；他告诉我冯玉祥尚在从洛阳来郑州的途中，他们准备到车站去接他。

我径向汪说明我的来意，指出郑州会议关系党国安危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张极力

争取冯玉祥对武汉的支持，否则前途将不堪设想。至于武汉内部问题如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

都是可以获得适当解决的，似不必多所顾虑。如果冯有甚么要求，我们应当适当的满足他。

希望汪能作有力的发言，使冯玉祥明白支持武汉政府的正统；其方式，可由郑州会议发表文

告，或者由汪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请冯到武汉参加；表示他支持武汉政府的诚意。

汪对我的提议表面上热烈赞成，尤其是关于争取冯玉祥的支持一点。我向他重新保证中

共支持武汉政府，他似也颇感兴趣。不过他的措词有些地方模棱两可；他不敢相信冯会支持

武汉，曾说到不少俄顾问长期在冯左右，应该可以影响冯的态度；假若俄顾问不能影响冯，

那就表示冯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说些话，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应我，他还是愿意试试，

并允将我的意见与谭孙等人商谈。

郑州会议的参加者，除冯玉祥外，由武汉来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

等；前方将领有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仑将军等。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可乐

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

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

这位冯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各处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

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做了。他极力想维

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

州会议的情势，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亲信秘书告诉我，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

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的地位；可是，冯除

欣赏那些反共议论而外，对武汉则意存轻视。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邓就要回武汉去料理

后事。

我与汪精卫最后一次的政治谈判是失败了，我对郑州会议已无任何期望。我除了为中共

河南区委工作略作紧急安排以外，在郑州已无事可做了，因而我没有等到郑州会议闭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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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晚，便匆匆赶回武汉。我在归途中，回味着我与孙中山先生的接触和这几年国共合作所

遭遇的悲喜经历；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已为号称孙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人们所

唾弃。

我回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席上根据我在郑州所知道的情况，指出现在是退

出国民党的时候了。所应考虑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决裂式的退出。我觉得对于左派的

上层分子，我们再不能存有幻想；对于众多的左派中下层分子，仍应设法联络，以赢得他们

的支持。鲍罗庭和其他委员们，对于我的这种主张，虽未表示反对，但认为应侯郑州会议结

果完全判明和征得莫斯科同意以后，再作决定。

汪精卫等一行约于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汉。他们散布乐观的空气，说郑州会议的结果很好，

冯玉样支持武汉政府等等。所公布出来的是唐生智张发奎部回师武汉，河南由冯玉祥部接防，

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省政府组织和人选，经武汉政府明令发表，统由冯玉祥以豫陕甘北方政治

分会主席名义节制。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情，则秘而不宣，我们也无法洞悉全貌。但事实

上汪精卫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积极进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除鲍罗庭顾问职务的消

息传出来了⑤。自该年三月间蒋氏明白表示要驱逐鲍罗庭以后，鲍罗庭将被解雇或者他将辞

职等等传说，至此见诸事实。鲍罗庭对这件事倒也处之泰然，他对外以营救其尚被扣押在北

京的夫人为理由，声明不能立即离开中国；实则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后

的安排并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将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举行会议，就觉得这也许是郑州会议

所秘密谅解的项目之一；很可能汪精卫等是经由冯玉祥这个仲裁人与蒋谋妥协，至少汪精卫

等事先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汪精卫等却讳莫如深，甚至说到冯玉祥竟与蒋介石会议，是想

不到的事。

不到几天，徐州会议的实情传到了武汉，冯玉祥给武汉政府的电报，也隐约为外间所知

悉；后来证实冯在二十一日有一个电报致武汉政府的要人们⑥，其内容大致是：综合郑州会

议时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庭归国，在武汉之国民

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面诸人，一致赞同，请汪

谭诸人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等语。这是蒋氏的胜利，武汉的投降，

也是冯的反共态度的明显表示。

莫斯科获悉了郑州会议的经过以后，曾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来挽救武汉的

分共危机。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发表一个包括十一点的政治声明⑦。其中要点是：承认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

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

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根据

国民党的原则，民众得有武装，但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

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

这个声明就是由鲍罗庭根据莫斯科的电令所草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是莫斯

科纠正六月一日电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让政策的最后限度。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切实执行这个

声明，并劝告工农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但这些努力并不能扭转国共破裂的命运。

汪精卫忙着召集军政要人们会议商讨分共的具体步骤。孙科等人发表言论，径行攻击工

农运动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为，似乎工农群众任何一个改良要求都是不应当的。

武汉政府对于湖南工农被摧残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外，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严禁

工农的不法行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师武汉以后，军队将径行制裁中共和武汉工农团体的声

浪，也愈唱愈高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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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

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

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

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

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

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李

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

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莫斯科代理人鲍罗庭的提议，而他又是根据莫斯科要他尽量应付这

个指示原则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当时对此举的不满，虽不若蔡和森那样愤慨，但

为势所逼，内心的沉痛则很显然。

七月初，鲍罗庭又转告中共中央，谓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

国民政府。这似是莫斯科觉得，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再留

在这样的政府里，和摧残者负联带的责任，未免太不成话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

个指示；我们大多觉得这样做，才是差强人意的表现。

至于这两个人退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并未详加讨论；以为退出行为的本身

即足以对国民党表示抗议。不料谭苏二人的辞呈在措词上竟发生了参差。谭是称病辞职的，

在辞呈并提到“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话；而苏兆征则坦率表示是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

不愿再干。我们当时即觉得谭的措词未免过于软弱；后来共产国际也指摘谭没有完全遵照指

示去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⑧，指斥武汉当局。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

转而奋起反抗的信号。这个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

了！……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

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

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中共发表这个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于共产国际曾责备过谭平山的辞呈未能表达中共

的真正意向；所以发表这一宣言，以资补救。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

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

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⑨。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

的电令“不含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

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

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

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

议案：（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

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

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

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

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这一连串的事实，是以郑州会议为发展的关键，国共关系趋于全面破裂的主要经过，也

是汪精卫投靠蒋介石，武汉左派政权丧失其存在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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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国民党分共的剧变中，中共内部受了沉重打击，顿呈分崩离析之状，几频瓦解。

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被鲁易向汪精卫公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事态严重，不愿内

部稍有参差，无论事之大小，概遵共产国际之指示进行。但我们又都是各有所见的人物，在

国际的约束之下，殊不无郁抑难伸的痛苦；于是，有人消极失望，有人积极挣扎，有人另找

出路等等，都表现出来了。

在国共关系频于破裂的关头，共产国际却一直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六月二十日，中共

中央所发表的声明，只说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并未提到退出国民党的事。七月初，

中共党员实行退出国民政府时，共产国际还是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对于万一国民党径

行分共，中共应如何应付，则并未有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是要中共伙同一些

剩余的左派打着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旗帜，反对汪精卫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让步

代价，以阻止汪精卫的分共行动？亦从未加以说明。

我们觉得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计成败留在国民党内，使汪精卫等不便

立即分共。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单相思，汪精卫决不会因此而罢手。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

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此一目

的即使办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顾问不能够安全回国。由这种推测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主

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我们都预感到暴风雨即将降临。汪精

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

分共”。中共现在发表这个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开的压迫手段。因此，我们采取

紧急步骤，使中共中央组织能安全的转到地下去。至于此后应当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在中

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

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

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

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

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

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

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

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

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

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

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

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

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

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

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

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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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

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

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

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

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

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

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

“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

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

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⑾。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

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国民

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⑿。他鉴

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

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

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

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

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

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

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

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

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

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

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祥向武汉施压力，一

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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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

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

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

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

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

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

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

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竟员

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的骨干分子，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

他们鄙视汪精卫的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己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无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以能为国民革命卖过一番气力而自傲，也为吃力不

讨好而自伤。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要求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我和周恩来等当

时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置安危成败于度外，继续奋斗，维持中共中央的命

脉，也就是受着这种精神鼓励所致。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是渊源于这种硬干的精神。

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

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

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

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

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

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

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

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

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

的同志们，不择手段，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我们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同志们都要在

几天之内，依据他们的自己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

各地。这些人的任务和交通问题，都要一一具体为之解决。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启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

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

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

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

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

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

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则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

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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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仍有胜利的前途。国民党抛弃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将会四分五裂；将来可能有汪记胡

记落记等国民党出现，国民党的军人仍将如北洋军阀一样，混战如故；统一中国、反对帝国

主义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务，他们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

中央的周围，继续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于成的。

就由于我们这几天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

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

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

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他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

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

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

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

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

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

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

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

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

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

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

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

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

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

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

最大，因而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样、唐生智等

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琛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看不顺眼。他们

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

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

伐之说的根源。

第四军是否会反共，说来似乎也是多余的。第四军将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产党籍，如

叶挺、周士第等，大多数是老四军出身，置身其间，与众多的国民党籍将领，同系老战友，

一向并肩作战，从未显露出他们共产党人的特殊色彩。第四军一向都获得两湖工农运动的协

助，工农运动的过火，又与广东籍的军人家属毫无关系。因而第四军并不热心分共，甚至有

些人会觉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势力，特别会损害第四军的战斗力，实无平地搅起风波的必要。

张发奎氏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

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

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

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他爱护他的袍

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井党员，在武汉分共的紧

急关头，他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然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下去。这似是时势所迫，

不得不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或不愿纵容那种杀害共党的行为，因强调保护之说。可是汪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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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卫虽标榜和平反共，人们都觉得和平其名，纵容杀害则为其实。因而人们纷纷猜测张氏究竟

会追随汪精卫到甚么地步。当时与张氏关系较密的俄顾问们，如加仑将军，即对这位难得的

革命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而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所策划的南昌起事，是由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

团从四军系统中分裂出来为骨干的，这就意味着与张发奎氏直接冲突。周恩来所持的先发制

人之说，也是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挺而走险的做法。加仑将军对之虽没有正面

反对，但他总觉得与张发奎氏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实行所谓“南伐”

⒀，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

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

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

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

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

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

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

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

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

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

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

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他还告诉我，鲍罗

庭希望他和我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论的研究，要我主持实际工作。

瞿秋白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在这个紧急关头，不去实际努力挽救中共的

危亡，却在责任问题上勾心斗角，未免太不成话。因而我向他愤怒表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

这次失败的主因，不真诚的去检讨，反而推卸失败责任，是不足为训的。中共中央全体本应

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

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

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

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

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

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环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

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

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

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国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