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

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

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

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

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

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

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

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

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

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

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

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

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

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

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

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

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

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

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

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

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

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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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

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

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

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

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

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

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

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

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

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

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

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

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

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

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

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

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

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

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

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

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

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

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

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

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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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

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

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

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

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

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

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

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

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

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

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

则权充我的弟弟，系一间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我来上海医病，并顺便做做买卖。我们这样

商定后，李维汉从旁欣赏着说：“像得很。”

我们搬进了这所中共中央的“高级招待所”，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在楼下，

我们住在二楼。这层楼有六个房间，相当宽敞。各房间内，都早经布置了一些租来的家具。

我们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如果有同

志来往，也要谈上一些有关我的病状，似乎都是一些来看病的亲友。弄得房东都在那里推测

楼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罢！李立三却是好动的人，在家里耽不住，不管风声怎么紧，

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阵。有时，一个人去看电影，倒也很像一位忙于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闲居在那里，似是等待处罚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要听取我们关于南昌暴动经过的

报告，由于我们的要求，那些委员才对从流沙逃出来的同志的安排问题，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发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①。我们对于这个文件，读了又读，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读了这个文件，才明白为甚么在汕头的时候，张太雷要我们离开部

队到上海来，和不要谭平山再当委员长；原来我们都被判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

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进而指出：这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文章，看来不免有许多武断

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这个文件中说，我们

违反了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不知道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应当找来看看。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虽未明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确是中共进入苏维埃运动

时期的先声；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在马日事变以后，仍然为了维持这一联合战线，一

味让步。共产国际也为了避免这个联合战线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动的指示。这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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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却正好相反，它说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②继而，

强调阶级斗争，它还将对外与对内的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

压迫所依据的支柱。”③并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的具体任务，因而也不重视民族的联合战

线。

其实，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因蒋介石的胜利，脱离了殖民地化的危险。废除不平等条

约，驱逐外国势力出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涵。中共在西安事

变以后，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苏维埃和红军，停止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

成一九二七年时所未了的革命任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或那个的死板的革命公式，这似乎是

一个残酷的历史讽刺。

平心而论，当时检讨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本有其必要，但八七会

议告党员书却是像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时对我讲的那样，只是一篇满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这篇声讨机会主义的洋洋大文，是手执上方宝剑的罗明那滋的杰作。他那个半罐子水的托洛

斯基主义者，在行文中也难免偷运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货”。在罗明那滋的笔下，仿佛中共

党员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则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难免有乖于一

般的逻辑。他戴着“左倾”颜色的眼镜，仿佛像中共这样一个幼龄的党，是不会有左倾蛮干

的举动的。因此，他特别赞扬左倾的举动，这就鼓励了盲动主义的发展。但在具有历史意义

的南昌暴动举行之初，中共发表这样重要的文件，竟对之只字不提，是不是这件事如果提出，

会影响整个文章的论点，不适宜作为打击中共机会主义的资料吗？其实，他这样不顾后果的

打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似也没有为共产国际着想，因为他所提

及的那些指责，对于共产国际恰是适用的。

这篇告党员书引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

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题姑不置论，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实

上显然没有那种可能了。不过，无论共产国际对外的措词如何合于革命的公式，但鲍罗庭在

一九二七年初发动反蒋，特别是在四月间蒋介石清共之后，根据斯大林意旨，总是要中共不

惜任何让步，来维持武汉左派政权。至少在鲍罗庭看来，武汉的左派政权似是大海中的一根

浮木，我们已经落在海中的共产主义者，就只有抱着它作为救生圈。这位熟知行情的鲍罗庭

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我们让步的。所以直至最后关头，他仍不肯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免

多犯一些“机会主义的罪恶”。怪一不得后来陈独秀先生在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犯了以上

这一贯的根本错误（作者按—这是说中共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个机

会主义的政策），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计的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发生出来。”

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

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

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

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

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甚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甚么张国焘、李立三、

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员受到处罚的事，有过说明。他指出：陈独秀、谭平山两人是八七

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

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

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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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

处分。在八七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

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

主义的连带责任。

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

独秀的机会主义。原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避开对马日事变事先缺乏警觉的指责，成为

湖南农民运动的“英雄好汉”。熟悉共产国际行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瞿秋

白对于过去自己的责任，是最难于解释的。他不止一次声言，他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

又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而与过去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

因此，他出来领导，似是责无旁贷的。

八七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微、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

卢福坦七人为委员。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个工人委员—项英曾在武汉做过一个

短时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是湖北的一个驳船工人出身；苏兆微是

一个著名的海员；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

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

议。苏兆徽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徽

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

南昌暴动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

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

的发动暴动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

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

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

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

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

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

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

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

示，去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动。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

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

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

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

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

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

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

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

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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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

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

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

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

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

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

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

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

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

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

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

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

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

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

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

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

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

“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

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

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

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

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

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

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

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

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

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

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

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

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

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

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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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

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

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

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

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

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

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

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

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

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

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

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

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

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

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

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

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

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

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

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

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

则因滥竿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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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

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

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

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

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

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

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

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

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

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

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

受到严刑拷问，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贵品格，没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壮烈的与世长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发动的广州暴动，使苏维埃旗帜在一个大城市中第一

次出现；也是瞿秋白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瞿秋白等兴高采

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了。我则向他们建议，这支暴动队伍很难在广州立足，应迅速开往

海陆丰一带农运有过优良基础的区域去。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建议，竟被视为故意浇冷水，是

十足的“逃跑主义者”。李立三同样抱较乐观的见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广州暴动的紧急关头，

他愿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担负一项实际工作。三天之后，广州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区委书

记张太雷阵亡的噩耗接踵传来，李立三便奉派赶往主持广东区的工作。从此，这位小弟弟，

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风，而青出于蓝的酿成后来有名的“立三路线”。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过的房间内。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同住者，触目

伤感。她本是活泼美丽的少妇，那时一变而成为蓬首垢面的泪人儿了。她在旅途中，强抑哀

思，谈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们这里，满腔的悲痛，便尽情的倾泄出来。我曾劝

慰她：悲伤是无补于事的。张太雷还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广州暴动的英雄。也许我们不久也

要死，死的情形或许还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亲身参加这次暴动，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详细向我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现在

我概括的追记于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广州市内的枪声响了。暴动的基干队伍，是原第四军的教

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这一团里面，暗藏着的中共党员很多。他们首先制服了这一团里面

的反动军官；再开始袭击第四军的炮兵团、警卫团和城内各机关；分别予以缴械和占领。但

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的并不多。因此，这支约立千人的暴动队伍，摆在诺大的广州市内，实

在感觉到力量薄弱。广州的河南，依然为李福林部据守，连第四军在广州的一个留守处，都

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