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延安百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氏脱险，由张学良陪同自西安飞返南京，此举使西

安的张、杨、共三角联盟立即陷于混乱，也令陕北中共内部大为震动，几乎无人不觉得将有

大祸临头。乘此时机，毛泽东氏玩弄其“买空卖空”的手腕，抛弃一切道德思想和共产主义

的原则观念，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的企求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

南京后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

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

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法上的

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及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

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是中共濒于

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

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响。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

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

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

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

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

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

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

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

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

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

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

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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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

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

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

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

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

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

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

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

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

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

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

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

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

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

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

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

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

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

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

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

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

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

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

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

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

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

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

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

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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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

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

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

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

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

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

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

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

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

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

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

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

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

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

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

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

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

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

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

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

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

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

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

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

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

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

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

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

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

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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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

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

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

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

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

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

“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

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

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

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

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

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

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

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

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

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

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

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

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

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

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

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

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

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

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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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

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

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

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

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

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

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

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

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

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

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

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

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

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

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

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

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

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

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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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

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

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

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

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

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

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

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

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

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

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

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

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

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

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

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

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

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

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身材矮小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

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

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罪恶，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

一些事实证据出来。也有参加过这些会议的同志，讲经过约略告诉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

凯丰之所为。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先经过缜密的布置，将其他各班与红军干

部班分别隔离，以免红军内部情况，为外来的人所知。学校中的武器，扫数被收藏起来，以

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红军干部班的各个单位，都事先布置了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张闻天、凯丰，这两个斗争专家，为这次斗争的指导者，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

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指挥人。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参加斗争大会，但他是幕后的舵

手。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要

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到我的住处，其中有人就说，这种斗

争根本不对，也有的说，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有错处，强调学习的重要。我则告以这样的斗争，

实在不必重视。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应系本于原则的政治斗争，绝不可以毫无原则地作人

身攻击和侮辱毁谤的勾当，现在他们搞的斗争，内容并不纯正。洁身自好的同志们，切不可

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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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

由，也不宜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

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

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

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有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

咎自责，无意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

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

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

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

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

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

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经过。这一问可窘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

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

的“中共告国民党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的老

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

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

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

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

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有

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

劳无功，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

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

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

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

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

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

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

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

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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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

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私自打过土豪吗？”“强奸过妇女吗？”“说过甚么反中央的

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 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

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

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

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

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

五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

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

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想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

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

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

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

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

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

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

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

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

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

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

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

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

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

耐着一言不发。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周恩来遇险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

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

即遇到土匪的袭击，周恩来和十几个护卫他的武装卫士，受了一场虚惊，结果折返延安。这

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枭雄猜测，认为系一严重的政治阴谋。他

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

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

醒，发现护卫我的一班卫士，都沿着我的住所围墙里面布防，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

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

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