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延安百态 .2

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卫张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

即可开枪，并准备通知驻在附近的警卫营（原属四方面军的）前来救助。

我因问班长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和如此紧张？听说：他们对于“抗大”的斗争，早已非

常愤慨，而且警觉到有人蓄意谋害张主席，自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事先请示，自己负担全

部责任，因此下了这个命令。我沿着住房的围墙内，观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见那个保卫连，

离我的住房，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散开，似是持枪休息待命。我当即告诉那位班长，看来这

连人不会有甚么异动，你们应立即撤防，无论发生甚么事情，都须依据我的命令行事。相持

到次晨两点多钟，保卫连终于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但也掩饰不住他那满脸尴

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决不提起昨晚发生的事。于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静些，径

向我说：“昨晚周恩来同志的遇险，现在已证明是土匪的搔扰，他还说明附近原四方面军的驻

军极为得力，穷追那些土匪，结果活捉到几个，土匪的口供，都承认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

不知道是周恩来路过。我听了，满不在乎，仍是谈笑自若，满天阴霾，就此轻松的消散了。”

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

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

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

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

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

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利用周恩来遇险的事件，企图诬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

方面军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狱。我以往对这种不顾信义的党内斗争所表示的抗议，都已证明

无效，现在就是再说话，也是无济于事。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沓，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

种权术与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的天经地义，对红四方面军和我，所加的甚么

“军阀土匪等类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蔑。

毛泽东虽蛮不讲理，但计谋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转过笑脸迎人的姿态。在周恩来遇险事

件后，毛泽东轻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无关紧要。他说他参加中共以来，

曾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他进而表示，说到

土匪军阀习气，连他自己都有一点。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下令

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哩，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很感难过，但这

不正是军阀土匪习气的表现么？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是希望我承认所加于我的“土匪军阀习气”的批评。我当时对他的

伪善，很感气愤，向他表示：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

会后，我到鄂豫皖区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

反对中央虽然有过，这不能与“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国民党正在骂我们是军阀土

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的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

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

声明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说，对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

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

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

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

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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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

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

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

下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

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

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

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

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

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

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

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

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

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

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

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　　　。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

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

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

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

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泽东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

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辞相较极相类似。张闻

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

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而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伤害

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不久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阴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

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

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有些故示轻松的姿态，不断的格格发笑，也似乎在那里自鸣得意。他说

话的大意是：张国焘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

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没有说到甚么“罪状”，就进而表示现在形势对国焘同志不利，同

志们都在批评他，有甚么办法呢？他于是冷笑着，劝告我就认个错罢？

朱德态度严肃的发言，显然带有沉痛的心情，他说话的大意是：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

央，他曾劝阻，现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错了。在他看来，国焘还有一些当年北大的气味，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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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以及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

曲直，引起了一些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麻烦。朱德特别提到我的北大气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赞

成那些“军阀土匪”的指责，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余味 ，那就不敢断言了。

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指出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

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

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的对立状况。现在我正式接

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意担负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此外我还声明两

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

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无顾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

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

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

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泽东的老友，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已暮气沉沉，这次喊

叫倒也颇有精神。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经承认了我

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

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根据斗争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张闻天提出

了一个决议草案，其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

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时到会，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冷笑着向张闻天说：反中央是

事实，处罚听便，何必又来个莫须有的张国焘主义。我等候了一会，毛泽东等不知何故，都

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后来我始终未再看见过这个决议案，据说语气比原文改为较为温和了，

主要是将反党的张国焘主义，改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只有批评没有处罚。

这次斗争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最初是张闻天、凯丰等在那里叫喊“罪恶”、“制裁”、“抵

命”、“公审”等等，实际上他们也准备至少开除我的中央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

议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如故。据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于共

产国际曾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

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

赴疆场。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极大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

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

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我回忆以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事或那

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利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

儿。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

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

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

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

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

的幽静。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

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扬我的住所时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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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窑洞外院里，围绕着一张方桌坐满了，毛泽东拿出一张周恩来拍来的电报给我看，

其内容大致是说：南京准许共产党人自新的条件是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

守军令，并要立即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放弃阶级斗争③。经商谈结

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

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

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

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合约的情

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

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

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

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失，讨共派（亲日

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天安”、“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

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

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

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

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

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

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

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 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

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

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 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

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

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

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

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

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 Q 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

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

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

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

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

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

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

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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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

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

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

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

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 Q，我们来做勾践！”于是我们决定了复

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

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

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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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

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

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

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

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

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

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

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

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

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

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

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

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

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

力幹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

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

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

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

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

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

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如果前一阶

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④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

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

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

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

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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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一）红军干部班；（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

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

百人中的过半数。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

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