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分裂

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

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

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

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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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暴动来

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

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

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

○”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

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

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

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

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

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

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

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

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

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

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

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

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

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

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

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

的动摇性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

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

性，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追随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为“工农小资产阶

级的民主专政”，这似有点欺人自欺了。

其实，所谓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政权，就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势力相

互冲击的基础上，并以地主们所领导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这些军人，有些为了某种原因，

能够暂时容忍工农势力的兴起，但多数则早已对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别厌恶工农势力的军

人，则早有俟机推翻这个政权的企图；同时，他们也看出了这个政府缺乏重心，软弱无能，

一切机构和会议，都像两党联席会议一样，是议论多而少效率的；他们以为假若有所行动，

这个政府亦是无力应付的。

夏斗寅的军事叛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他所统率的国民革命独立第十四师，原驻在

长江上游宜昌一带；军官们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当时湘鄂一带地主土劣们受了农运

打击的一个避难所。他在唐生智、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胜负未分的关头，以为武

汉防务空虚，潜师径袭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

夏斗寅的行动，无疑的也是蒋介石瓦解武汉内部的杰作。宁汉双方虽在分途北伐的原则

上有所协议，暂时各不相犯①；但蒋介石从武汉内部来倾覆武汉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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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当时武汉盛传夏斗寅接受了蒋的委任和经济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兴

高采烈的宣布夏斗寅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斗寅所发动的行动自然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背后有较广泛支持的。湖北境内的杂牌军

队，如驻在沙市的第十五军刘佐龙部，驻在鄂北的张联升、于学忠等部都为之暗中助威；四

川的二十军杨森部更向宜昌移动，为其后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属也有联系，譬如与在河南前

线作战的唐部师长何键以及驻守长沙的唐部许克祥团长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谋。不过他

的行动，似尚未为唐生智所预知，因为这与唐生智那时维持武汉局面，贯彻反蒋目的的政策

是相违背的。夏斗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来逼唐让步。至于张发奎的第四军则

被夏斗寅视为支持武汉的基本部队，是他要打击的目标。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部占领了武昌以南汀泗桥一带的险要阵地，向武昌附近的纸坊进兵，

负责防守武昌的叶挺同志，正在作应战的初步准备，他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匆促的来到汉

口找我，告诉我国民政府要他立即去参加会议，商讨讨伐夏斗寅的事。他那时已升任第四军

第二十四师师长。这个师成立还不满两个月，四分之三以上是新兵，装备尚不齐全，中下级

干部尤感不足（我曾协助他办了一个教导营，调集一些工农积极分子，在那里受班排长的训

练）。当张发奎军长率领第四军主力，包括原由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在内（团长已由周士第同志

继任），出发到河南前线的时候，叶挺这个新成立的师则以战斗力尚待充实，而留驻武昌。

我当即向叶挺表示，他应坚决的担负起反击夏斗寅的任务。因为夏斗寅的叛变是整个反

动派阴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将夏部迅速消灭，其他的同谋者也许不敢轻于响应。现在潜

伏武汉三镇的地主土劣们，都为夏斗寅而欢呼，他们散布谣言，说夏斗寅的占领武汉，不过

是指顾间事。国民政府的要人们已有些张惶失措，他们想到驻守汉口的唐部李品仙师，是否

与夏已有默契，固不能断言，但似不能指望他去抵抗夏斗寅的进攻。而且二、六两军远在九

江安庆一带，救不了近火。只有他能负担这个作战的任务。所以我鼓励他应向国民政府要人

们表示有削平夏的叛变的信心。

五时，叶挺又来将国府会议的结果告诉我。国府已任命他为讨伐夏斗寅的前敌总指挥，

立即率第二十四师全部和驻在武昌的军校学生约一千五百人，开赴前线作战，并急电调二、

六军回师武汉靖乱。他还说到出席会议的要人们多感忧虑，大概是想到夏斗寅的兵力较为优

厚，甚至有人说到万一不胜，后果如何的问题。我告以现在有进无退，非打垮夏斗寅不可，

我将动员一切力量，为他作后盾。

叶挺旋即过江去执行作战任务。我即往陈独秀先生寓所，找到我所能找着的中央政治局

的委员，告以这种紧急情况。我指出我已通知在汉口的一些同志，从速动员工人纠察队应变，

请他们立即查明湘鄂赣等省的情况，通知各地的同志，严防各地反动势力乘机蠢动，并要求

中央派我到武昌去负起支援叶挺的责任。我这些建议为他们无异议接受了。

我在六时左右到达江边，发现过渡的小轮已经停航了，所有江边的小轮电驳一只也看不

见了。查询之下，我才知道一部分被军队征用，一部分则被某些机关和要人们扣留为逃难之

用，不知藏在那里去了。这种情况大概就是近两三个钟头内，因前线紧急的谣传所造成的。

我和一位随从同志只好找着一艘小舶舨，在广阔湍急的江面上，好不容易摆渡到了武昌的下

游，舍舟登岸，急步赶进武昌城，已是下午八时。武昌城内商店纷纷关门，街头行人毫无顾

忌的在说：“夏斗寅明天就要进城了。”

我决定以湖上园为我的临时指挥所，立即驰往那里发号施令。湖上园，是面临着一个大

池塘的园林，周围绕着高墙，建筑类似城堡，原为俄军事顾问的办公处所，军事通讯设备，

相当齐全。那时俄顾问都分往河南前线和各部队去了，园内只有一排卫兵驻守；而这卫队排

长又是一位中共同志，可以由我指挥的。我得到当时代理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章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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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到河南前线去了，章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和湖北省政府属下各机构中的中共同志们的

协助，立即实施戒严。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现在军队正纷纷开往前线，武昌防务空虚，人

心动摇；据说还有不少夏斗寅的策应者，因此，设法巩固武昌后方，是当务之急。我要求武

昌城内各党政军机构和民众团体，一律听我指挥，分区严防夏斗寅的同路人的破坏活动。我

的这些话立即为我的同志们所采纳而严格执行起来。

留驻在武昌城内一支最大的武装部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队伍，共有学生四百余

人，每人都有步枪。我立即去找任这个讲习所主任的毛泽东，要求他的协助。我向他指出他

所掌握的部队在武昌城内是人数最多的，应以一小部分担戒严任务，大部集结为策应各方的

机动部队。毛泽东最初还以农运学生的枪支破旧，子弹缺乏，训练不足为虑。等我告诉他，

现在战事紧急，不特农运学生要参加战斗，连我们自己在必要时都要到前线去拚命。他知道

事态严重，也就欣然负担起我所交给他的任务。

接着，我还和他谈起夏斗寅的叛变，对湖南有甚么影响的间题；据他看如果夏斗寅能够

迅速的被解决，湖南大致不会出甚么岔子的。后来，事实竟出乎这个以熟知湖南情况自命的

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有马日事变的上演。即此一端，足见当时我的那些青年朋友，聪明如

毛泽东者，看法都是何等的天真？

我一整夜都在不停的工作，情绪的紧张，使我忘了疲倦。我对那些连夜赶往前线的军官

们和政工人员们予以鼓励；我要求他们将能调动的力量，都集中到前线去，不必顾虑武昌后

方防务，并要求他们一致听从叶挺的指挥，争取全面的胜利。我率领着那个湖上园的卫队排

和一些临时给我调动的少数部队，利用着汽车，亲自巡逻各处，考察各要道的戒备情况。这

样，秩序渐告安定下来了。风声鹤映笼罩下的武昌之夜，也就渐趋于安静。

十八日，我继续忙碌着，不停的利用军用电话分别与在前线指挥的叶挺等人密切联络。

我告诉他们武昌城及周围戒备坚强，土豪劣绅们已不敢乘机蠢动，其他各方的情况，也是与

我们有利的。借以鼓励他们坚决作战。通往前线的各交通线，我也督促着工农群众，竭力维

持其畅通无阻。所以前线所需要的供应和人力，因得着源源不绝的接济，是不虞缺乏的。

十九日清晨，叶挺在武昌以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用全力击溃了夏斗寅部。夏部狼狈向

鄂东逃窜。叶挺部因武汉防务空虚，遵国府命令，停止追击，集结在武昌以南的要地，准备

应付其他可能发生的叛乱。由于夏斗寅部的迅被击溃，他的同路者均暂时偃旗息鼓。武汉又

恢复了兴高采烈的气氛。

我这个并无任何名义的自动投效者，一时被武昌的同志们认为是武昌的临时总司令，对

这次战事有过重大的贡献。十九日傍晚，有些国民党籍的军官从前线归来，向我祝贺；认为

如果没有我居中策应，前线的胜利，也许不会这样迅速的。我结束了我在武昌所建立起来的

战时布署，中共中央也催我返回汉口出席政治局会议；恰巧此时，我的太太带着我们的第一

个男孩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参威，经过恐怖的上海，回到了汉口，我也需去照料一下。二十

日上午，我就离开了湖上园到汉口去了。

我首先到国府大厦去访汪精卫，想将我在武昌的措施向他补报一番，以了手续。他没等

我开口，就问：“这几天为何不见你，上那里去了？”我觉得他的语气可能含有责备我越权行

事的意味，因而向他说明：“我在来不及请示的状况之下，到武昌去协助同志们作战，现在那

里实施过的权宜办法，都告结束恢复常态了，今天就是特地来向你报告的。”他这才很高兴的

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努力，你似几天没有好好睡眠，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详谈罢！”

当天下午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公馆举行会议。我的同志们大致都为我这几天在武昌城

的努力表示高兴。我们商谈到夏部并未被歼灭，可能还有续发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在武

昌作战经验，通知各地同志，提高警觉应变。但这样大的一个刺激，也并没有抑制住鲁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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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论。他仍是大谈他的那一套陈腔滥调，对于现实的战斗，轻轻搁置一旁，说不上有甚么乘

机扩大自身实力，继续打击反动派的实际想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这是湖南军队镇压工农运动

获得成功的行动。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曾于五月十九日通电指摘

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也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

的会所，逮捕和杀害其负责人，解除工农的武装②。二十一日凌晨，驻守长沙的何键部许克

祥团采取军事行动。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

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

许克祥等军人的行动，是地主们的反击。据说许克祥在发难之初，曾感自身兵力单薄，

以之对付有雄厚势力的工农团体，不免惶恐。中共湖南区委事先也曾听到许克祥即将行动的

风声，但未严加戒备。他们似认为唐生智是不会破坏他自己所支持的反蒋阵线的；而唐生智

的部下许克祥等也不会违反唐的意旨而行事；要因而不相信这种风声的真实性。这些天真想

法使许克祥轻而易举的获得意外成功。

长沙所发生的事，立即震动了武汉。当时许克祥曾截断湘鄂边境岳州一带的交通，使我

们在武汉的人得不着真实的消息；而陷于混乱中的湖南区委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也无法立即

向中共中央报告。武汉纷纷传出消息，都说许克祥如何节节胜利，甚至说湖南给他全部控制

了；工农势力虚有其表，不堪一击云云。这些夸大性的风传，使武汉当局不敢贸然有所决定，

我们这些中共同志们也不敢对扭转湖南的局势存有甚么奢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愤，有的捶胸蹬足的说，湖南有四百多万有组织的

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千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会

束手待毙。难道湖南区委这样缺乏警觉性，没有想到夏斗寅的叛乱给予湖南的影响吗？难道

他们没有接到中央要他们提高警觉的通知吗？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只要有戒

备，还可乘势解决许克祥，现在应严令湖南区委迅速削平许克祥部。有的则觉得在许克祥先

发制人的举动以后，反击恐已难操胜算；不如先弄清情况，再决定行动的步骤。

国民党的人士，从汪精卫一直到下层的干部，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不少人认为

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他们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

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这次的事变。他们批评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

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

键所在，使所谓国民党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

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

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

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圈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

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傅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

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

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

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

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药。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

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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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克祥这个实干军人，不理武汉政府那一套；以一不干二不休的精神，继续展开他的攻

势。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反共。他进而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

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③；其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指派大

批土豪劣绅为清乡委员，协同军队，分赴各县，实行清乡，用比农民协会对付土劣还较残酷

的手段，来实行报复。

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

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

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

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

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

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

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

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

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

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

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正当中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陷于被围攻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份有名的电令，于六月一

日到达武汉了。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旨，打给鲁易和鲍罗庭的。其内容是：一、实行

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二、由党的

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

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④。

这份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的时候，所有到会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觉

得这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了；现在如何谈得上制裁不可靠的将

领和武装工农？有的表示要实现这个电令中所说各节，那就非中共单独干起苏维埃不可。可

是莫斯科仍希望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能干这些事。有的表示这个电报是太迟了，是在“放

马后炮”，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其实，莫斯科对于湖南农民正在流血一事是应当

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现在武汉局势整个在右倾，国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还幻想武汉

政府能干出这些伟迹出来，真是海外奇谈。鲍罗庭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

无法执行。鲁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

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依据共产国际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

企图挽救已经笼罩着武汉的右倾危机。唐生智那时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面通电反共，一

面又向武汉国共两党要人表示不满许克祥的越轨行为；他自己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

冯玉祥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我们还希望冯玉祥能支持武汉的左倾路线，汪精卫等人似也还

未完全走到反共方面去。因此，我们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现在如果能做到维持

反蒋阵线，武汉不致公开分共，中共就只有在工农运动不继续受到摧残的条件之下，付出相

当让步的代价；来维持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否则，只有根本改变这个政策，中共单独干起

来；不仅反蒋，而且反对武汉的动摇分子。

不料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鲁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行动，使时局更形恶化。他事先没有与

任何人商议，将共产国际的机密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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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这个电报似是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为鲍罗庭等还能左右

时局，所以电令鲁易和鲍罗庭指导中共奋起反击，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用说，这个

电报是不能向外公开的。鲁易本人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电报，明知已复电暂不执

行，竟反而将这个电报交汪阅看，使人殊难理解其用意所在。

究竟鲁易为甚么这样做，当时我们觉得他是太过于“书生”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

直无法贯彻他的主张，不免使他苦闷。可是汪精卫老是敷衍他，同时汪的诚诚恳恳的外貌和

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又是具有吸引作用的。鲁易本着他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天真愿望，很可

能没有看出汪的态度的转变，因而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一些奇迹出来。他似也想在这个单独

的行动中，证明他主张的正确和鲍罗庭等人看法的错误。

可是汪精卫的反应却出乎鲁易意料之外。汪曾向他指出这个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

越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

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汪并将他所持有的副本，交给他周围的要人们传阅，并表示这证

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

鲁易这种异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有的责备共产国际，为

甚么派鲁易这样不懂事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有的指出一切事都被鲁易弄糟了。有的认为鲁

易这种行动不是极端糊涂，便是有意的叛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外为这个电令作辩护，那

将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这决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发生的事。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

武汉，一切交由鲍罗庭应付。可是鲍罗庭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

们莫斯科将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这个打击，实在穷于应付；悲观失望的情绪随着增长起来，莫斯科对于我

们暂缓执行六月一日电令的要求，并未置答；对于鲁易的异动如何向外解释，也无任何指示；

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于武汉左派者，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成为笑料；它的代表鲁易

更幼稚得可怜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难于措词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产国际作何决定，

又不好贸然对外作何主张，显然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当时瞿秋白以健康为理由，也表示要

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先生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其他

委员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感。

至此，国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等人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倾向

于分共，鲁易的怪行又供给了分共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时汪精卫虽尚未喊出分共的口号，但

文章的路数已是显明了；事实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着真凭实据，振振有词；他似乎不是蒋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应声虫，而是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奋斗。

冯玉祥表明他联蒋反共的态度，使武汉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汉的要人们步

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汪所标榜的和平分共和蒋的清共，在作法上与解释上虽有不同，

但其为反共则一。国共关系的破裂，在国民党看来，是对中共篡窃国民党的一种制裁；在中

共看来，是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无论双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声了。

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紧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这个时候，南京武汉和由陕西出

动的冯玉祥军三方面对奉联合作战，节节胜利。五月十六日，张发奎部铁军首先在河南上蔡

击溃奉军的左翼，奉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五月二十七日，冯玉祥部占领洛阳。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领郑州，张发奎部占领开封。六月二日，蒋介石部占领徐州。

在对奉作战中，武汉的军队唐生智张发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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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极大的牺牲，开创出对奉战争胜利的形势。张部中共党员较多，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甚大。

受张发奎指挥的贺龙部因有中共党员周逸群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协助，也在这次战役中卖了相

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庭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

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珐码此后竟然加在蒋

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

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

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

择乃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

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

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

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

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

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

遭受这些纷至沓来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据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

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

舍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

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

“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蒋能供给冯

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冯玉祥在出潼关以后，口里喊的间或仍有“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则已倾向

于反共了。他曾到过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难中直接得到了苏俄的实际帮助；这自然是为了实

现他个人抱负之故。但时移势易，他又觉得苏俄的帮助，不仅已非必要，且将因此对外受到

打击，对内自讨苦吃。抛弃革命理想，改弦更张，是现实主义者必然的归趋。在这一点上，

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

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

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

央鉴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

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

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

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

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

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

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

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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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

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复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

子上，从武汉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冯部将领中有人说到：“咱们总司令真有办法，你瞧，我

们在西北受够了苦，现在又到了郑州，看来，准可打到北京过年！”也有人特别向我提到冯总

司令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遵行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服从武汉政府。看来，他们似还不

知道冯玉祥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找寻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

河南区委中新由洛阳来的同志。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

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

刘伯坚等人）对外作任何单独活动。因此，刘伯坚等不便与中共河南组织经常接触，托他将

这些情形转告汉口中共中央。

刘伯坚的情报证明情势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计如果我径去访问向未谋面的冯玉样，不会

有甚么好结果。如果我去找刘伯坚邓小平（任冯的政治部副主任），对他们又有不便。我乃设

法托人转告加仑邓演达等人，要他们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