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昌暴动

从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明白国共合作终于完全破产了，中共也濒于支离破碎了；但问

题的中心，是此后中共何去何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经由南昌暴动，竟转入到苏维埃运

动时期。更不幸的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思想和实际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也从此

堕入了左倾的歧途。

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确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

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

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

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

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

本就是机会主义。

国共虽然分裂了，但国民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政府快告结束

的时候，国民革命还只是在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北伐尚未完成，军阀和反动势力还以各种

形式到处猖撅，中国统一的任务，还差得很远，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在中国不仅保有

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它们还可以运用其驻在

中国境内的军队和炮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革命；愈到中国北部，日本的侵略势力，

更是不肯轻易退让。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是相继清共分共，但还在与奉系军阀作战，并未有

与日本等列强势力勾结起来。中共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即是国共闹翻了，

大批共产党人受到了杀害，但国民革命还未成功。如果中共当时仍能向国人号召国民革命，

一致继续努力，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动行为。循此前进，

大可以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途径。

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

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

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

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

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

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

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

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

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

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

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

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

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

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

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

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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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批判之词，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

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

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

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

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

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和苦闷、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

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

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

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

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

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

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

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

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

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

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

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

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

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

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

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

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

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

后的南得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

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资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在这两天内，我和

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

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

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

昌的情况。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

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

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

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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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情势紧迫，一部分到会者要赶着去与贺龙等举行另一特别委员会会议，另一部分人

又有要事急待处理，大家都心情紧张急躁，根本不愿谈到“成功希望”和“改变计划”等等

说法，谁说一句松劲的话，怒火就会向他喷来。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的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甚么我们

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叶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

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他与

贺龙相处总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继李立三发言后，就平静的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

时间，也许是好的。握有兵权的叶挺抢先说出这样的话，这使谭平山大为焦急，因而他用威

胁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

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剧的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在这种不平常的讨论气氛中，我重新提到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再次说起共产国际

那种有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和加仑将军企图推迟这一行动的设想。这使周恩来听了大为着急，

他似不愿意陷于冗长的讨论，因而愤怒的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

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

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已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像骑上了虎背，

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我当时只是要求重新讨论，并没有坚决阻止和一定要改变计划的决意，

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

会议旋即转而讨论一些紧急事项，我则改与个别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

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定的密约；第二如果

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样，都根

本不愿涉及是否成功的问题，好像这是阻拦他们行动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语峰总是环绕着

“来不及阻止了，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中共与贺龙的关系，最先是李立三对我详细说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贺龙这个土匪出身

的军人，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

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

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李立三更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

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

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

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头咬我们一口。在这一点上当天周恩来也曾有重要的补充，

他指出，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

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最先运动

贺龙参加暴动的谭平山，也曾向我说明，贺龙内心有恐嗓也有野心，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

代之，我们正要利用他的这种野心，捧他做总指挥，而且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

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对我详细的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

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在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

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

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那有不反

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后来周恩来参加讨论，我们具体检查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获知暴

动机密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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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在通信联络方面也相当广泛，除南昌、九江、汉口之间每天都有函电

和人员的来往外，而且还与驻在抚州的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农武装领导

人余洒度等通讯，约他们按时举事。因此检查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秘密已无法保持或掩

盖，甚至有些行动都来不及停止了。

根据上面所说过的实际情况，我曾宣告暴动计划不能改变，表示支持前敌委员会的原有

决定，至于不能根据国际指示办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复命，完全由我负责。叶挺也曾表示过

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的干下去。我素来是责任感很浓厚的，我觉得我要严格的执行中共中

央给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应当替南昌暴动找寻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视我

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志的反抗。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

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改变计划的事，决定照原计

划执行。到会者知道了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着南

昌的迹象，大家都在研讨对策。南昌暴动原决定在三十一日清晨举行，由于我的要求而改期，

现在又重新确定，在八月一号清晨举行。而且根据这个决定，到会者部分担着紧急工作，分

头活动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终于成为中共斗争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动的发展，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中共的领导能力如何，而中共领导的无能与

混乱，似乎是预定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要先说说谭平山；他在没有得到

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

句话的意思，具体的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

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

谭平山的野心与他的才能相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

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

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

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

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

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

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责。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

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

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

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

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

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

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

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

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

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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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

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

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

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

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

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

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

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

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

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

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

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得车赶往南昌，但他

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

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

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

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

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

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

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

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

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

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

都已被全部占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

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

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

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需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

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

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

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

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

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

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

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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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

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

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

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

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

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

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

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

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

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

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

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

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

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

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

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

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

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

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

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

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

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

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

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

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

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

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

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

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

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

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

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

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

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

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

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

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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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

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

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

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

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

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

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

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

部，脚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

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

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

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象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

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这可算是中共“无产阶级化”的一次表现。可是，有些人对着

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

的老百姓呢？然而，当时的中共，只是想到那里便做到那里，我们老是在“上当中学乖”。这

件小事，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地写照。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的说：

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蔡

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

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

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他的这种表

示是有原因的。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

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

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预

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

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

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

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

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

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

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

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

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

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

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

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

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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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

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

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

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患疟疾的，

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

朱德所统率的所谓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

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

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

运输伕。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伕，因此第九军

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伕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到达抚州的时

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

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经常与朱德保持

接触的，他那时对于他的所谓第九军，老是愁眉不展，认为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

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

极备战。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雄部，

还在寻邬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

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

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

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

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

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

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

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

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