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2

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产党员和少数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动对于广州市民说来，是突如其来

的。一般人都不认为暴动会成功，因此，站得远远的。连各工会的工人都在那里观望，并没

有什么总同盟罢工。机器工会，不待说是持反对的态度。这个大会，在那里冷冷落落的提出

许多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一切政权

归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之后；旋即提出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由苏兆征任主席，张太雷

任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兼海陆军人民委员，周文雍为劳动人民委员，彭湃为土地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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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为肃反人民委员，何来为经济人民委员，陈郁司法人民委员，恽代英任秘书长，叶挺任

总司令，张太雷任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这一幕之后，苏维埃政府算是成立了。张太雷

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忙着指挥军事行动，那里有工夫去安排政府的事情？苏兆征、叶挺等

多数人，那时都不在广州。事实上，一切事都堆在张太雷身上。

张太雷从十一月中旬在上海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之后，就在那里计划暴动。有一

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罗易门（Roemann ）⑥经常和他密商。据张太雷告诉王一知，罗易

门虽只是罗明那滋的助手，但比罗还要凶狠。张太雷认为他们两个都是荒唐鬼，远不及鲍罗

庭那么老练。太雷也曾向王一知说起扩大会议对我处罚的事。太雷告诉她：处罚我的决议，

虽然是以他的报告做根据，但实际是那两个荒唐鬼坚持要如此做的。太雷曾以慨叹的口吻向

她表示，做领导工作，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要如张国焘一样受到处罚。她觉得太雷现在

已经死了，她应代他向我表示，他对我并无成见。

南昌暴动的时候，张发奎率部返粤，因与驻守广州的李济琛部争夺地盘。南昌暴动失败

以后，他们间的争执，日见激烈。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以护党名义，驱逐了李济琛、黄绍

雄，随即发生战争⑦。张的军队都陆续调往东江西江北江一带前线去了，广州的防务，非常

空虚，而且留下驻防广州的部队，恰恰是教导团。因此，罗易门认为是绝好的暴动时机。十

一月下旬，太雷和他们便忙着准备暴动，每天都在谈论如何准备暴动力量，规定暴动政纲与

建立苏维埃政权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张发奎李济琛两方军队在各个战线上打得激烈的时候，太雷他们就决

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农势力曾遭受摧残，对暴动前途，不抱乐观；但也只得遵

照命令行事。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死守广州；惟罗易门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苏维埃政权，

如能在广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国际意义。王一知觉得牺牲几千个同志的生命，将广东几

年来的工作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即使苏维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罗易门

要将张太雷等中国同志的血肉去向共产国际邀功外，她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以后，不到三天工夫，张发奎的军队便调回广州外围，向暴动军进攻

了。外国军舰也在珠江，掩护李福林部队过江攻打长堤一带⑧，机器工会领导一般反动工人，

到处向我们袭击。我们陷于四面作战之中，不少同志主张向东江方面撤退，罗易门却命令在

街头构建工事，进行巷战。张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间，在敌人前后夹攻中，中弹阵亡。这次暴

动也就随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败了。只有少数同志，带了一些零星部队，向郊外退却。广

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关一带，一片大火，到处都是枪声，街道上堆积着死尸。人

民被误杀的也不知有多少；当她于十五日晚间偷搭省港夜渡离开广州的时候，广州的秩序还

是乱得很。在戒严状态下，到处搜捕共产党。

王一知叙述这些经过之后，表示她自己遭受这次的惨痛打击，业已万念俱灰。她痛惜张

太雷不该只是愚诚的顺从命令；如果不完全听从罗易门的指示，按实际情形的需要，不在广

州市内硬拚，何至失败如此之惨；她更愤恨瞿秋白的儿戏暴动，毫不珍视干部的安全。如今，

他虽然恭维她是“女英雄”，这究不足以抚慰寡妇孤儿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脱离了中共，隐

居去了。

广州暴动失败得如此悲惨，曾使中共内部为之震动。虽然瞿秋白中央极力夸张广州暴动

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葬送了中共在广州工作多

年的基础。后来斯大林也不得不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当时我除痛恨盲动主义的作

祟外，还对广州暴动政纲中所列“杀尽一切地主豪绅”的口号，表示抗议。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动。他们低估中共在暴动政策下所受到的打击

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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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

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

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两湖暴动计划”。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

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

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

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

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

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

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

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

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

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

“盲动”、“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

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

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

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

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

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

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

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

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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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

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

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

女工发现；对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

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

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

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

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

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

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

我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

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

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

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

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

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

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

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

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

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二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

三洋径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

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

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

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

来。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

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

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

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

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

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

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

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夭替我去打听消息。林

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幽默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

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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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

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

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行接触了。至于龚饮

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

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

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

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

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

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

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

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

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

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

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

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

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

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准备就在那里安定

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

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他的秘密办公处被捕了。

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告密，有波及整个中央机构的可能石我的住址

虽只有一个交通知道，但他是新进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难保不泄露出来。项英恰在那时找

好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们夫妻暂时在他那里躲藏起来，等情况弄明白了

再作计较。我们到达项英的新住址之后，他就出去打听消息。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

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

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

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

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损害。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

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

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

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住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

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

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

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烦复，

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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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

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

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万分危险的。

项英认为中共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恩

来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恩来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反共，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务机构，其中有三

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

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

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周恩来自南昌失败后重返中央，继续主持情报工作；他主要是指导顾顺章的特务部，进

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

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

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

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

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

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

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

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

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

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

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

（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

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

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

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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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

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

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

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

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

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

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

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

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

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

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

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

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

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

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

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

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

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

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

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

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

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

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

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

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

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

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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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

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

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

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

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

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

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

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

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

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

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

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

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

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

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

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

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

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所以我只

有去找陈先生商谈应否接受邀请的问题。陈先生主张我们四个人应前往参加，他自己则不愿

出席。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我们如果不去出席，只提

出书面意见或表示不合作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我和项英曾先后劝陈先生一同应邀前往，我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

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

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

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

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

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我便经由邓中夏通知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并由邓中夏为我办妥所有旅行的手续。

邓中夏这个热心的老友，对我的接受邀请，深感欣奋；对陈先生的拒绝，则耿耿于怀。他曾

要求我再去力劝陈先生，可惜我终无力改变陈先生的决心。而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也再没

有邀请陈先生游俄了。

我在上海八个月的地下生涯，至此告一结束，而再度驰赴遥远的赤都—莫斯科。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胡华主编，第一九一

页至第二二三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九版。

②“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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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③同上。

④同上。

⑤这次扩大会议的政治纲纪整饬案是这样的：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政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

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

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

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

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徐光英任汕头公安局长时，压迫工人，

滥行逮捕，而且杀害平民三人，予以一年监视的处分。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

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汉取消现

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