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7）
然而，地面的陆军弟兄沉不住气了——这鬼子飞机怎么光盘旋不下来呢？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官兵矛盾比较大，估计也不是每一个兵都理解今天的任务。于是，不知道是擦枪走火还是有人憋不住了，就有弟兄朝空中的日本飞机开了枪，别的弟兄以为是长官下了命令，纷纷对准日机开火。
都是轻武器，日军飞机没打下来，反而给日军报警了。看到“叛军”突然反水，日军意识到上当，立即下令空投取消，全队撤回，同时通知海军“彰武队”登陆部队返回。
上面有朋友提供“时年63岁的李福林闻讯破口大骂：‘丢那妈，阿叔豁出老命把大功奉送给他们，满以为他们会捉到大麻鹰，岂料这帮‘契弟’（粤语谓男妓）连麻雀仔也捞不住一只！’”就是李福林骂余汉谋沉不住气的，因为余汉谋在粤军中是李福林的晚辈，故此有阿叔的说法。不过李福林自己并不吃亏，南本的军费（有曰三十万元，有曰三百万元，考虑到南本在上海文强那里送出的是几十万元，大概三百万元是夸大了十倍）他是统统笑纳了，结果南本从此被军部弃置，当个预备役师团的旅团长，再也抬不起头来，远没有另一个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那样风光。也是，日本天皇又不是拉金子的，像他这样一送几十万，一送，再送，换了谁也吃不消。
还好陈策的海军打得不错。
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彰武队”的帆船已经绕过了沙角炮台，一听到火速后撤的命令，那引水员就跳了船——我想那时候台湾人都学日语，所以日本人明白的时候，他也明白玩串帮了，快走吧。日军更觉得不对，没有开枪追射，马上调转船头逃走。陈策的大炮早就瞄上了这六条船，本来还想等它近些再打，现在一看日本人不声不响就要往回溜，那还了得——打！
伏兵四起。
早已测好距离的大炮对准日军船队猛烈轰击。日军“彰武队”虽然都是精兵，但困顿船上，打，够不上，躲，无处藏，中国炮兵是打活靶。日军船队接连中弹，纷纷沉没。
日海军见此情景恼羞成怒，为了抢救被炮击的帆船队，虎门口外各舰冒险深入，不顾自身安危，疯狂炮击虎门各炮台，日军轰炸机也从大铲岛、三灶岛起飞，猛烈轰炸广州、虎门各地，此为日军侵华以来对广州最猛烈之轰炸。
日军火力极其猛烈，尤其以日军重巡洋舰妙高级之203毫米舰炮威胁最大，猛攻虎门四方山炮台和鹅夷炮台（皆沙角炮台属台）。金门炮战期间，俞大维曾四飞美国，苦求美军供给“巨无霸大炮”，就是这种口径的火炮，可见其威力。陈策为求全歼日军“彰武队”，亲临鹅夷炮台，指挥发炮猛烈还击日舰，守军见中将司令长官亲临前线，士气大振，纷纷冒死登台，和日舰炮战。战至黄昏，日军“彰武队”各船皆被击沉，部分日军在水中尤行抵抗，击伤前去捕俘之中国兵，因此中国炮台继续开火，将顽抗的日军尽歼。
但是日军的报复火力也极为凶猛，四方山炮台和鹅夷炮台被炸成一片焦土，中国守军伤亡惨重，陈策中将在指挥战斗中被日军炮弹击中，左腿炸断，身负重伤。但日军终于没有足够兵力攻占虎门，只好恨恨而去。第二次虎门之战落幕。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设伏歼灭日军“彰武队”，挫败日军袭击虎门阴谋，此后日军有半年时间没有尝试过再攻虎门。实际上，日军已经意识到虎门防御的坚固，因此1938年10月袭击华南的进攻，效仿了淞沪战役的金山卫登陆，改在虎门侧面的大亚湾实施登陆，先取广州，然后攻击虎门这颗硬钉子。但是中国方面在有内应的情况下没有得到日军空投物资，也没有能够诱日军降落天河机场予以消灭，是极大的遗憾，也暴露了陆军战斗力薄弱的问题。
此外，鹅夷炮台和四方炮台被毁后，沙角炮台几乎失去作用，破坏了完整的要塞防御体系。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了1938年10月虎门要塞的失守。当时余汉谋在增城战败，广州沦陷，虎门腹背受敌，但要塞司令郭思演是陈策亲信，依然有依靠工事死守的准备。21日，日军占领广州，22日，大举进攻虎门，出动110架飞机轰炸，是为第三次进攻虎门要塞。日军从原鹅夷炮台处进入大角炮台射击死角，用舰炮猛轰，进攻一昼夜攻下大角炮台；海军陆战队一个加强营全军覆没，炮台失守。前面讲过，虎门布防是核桃壳状的，因此郭思演被迫下令撤退，坚守了一年多的虎门要塞至此失守。广东重建的舰队撤退到肇庆，此后沿江在三水、西江等处和日军作战，打到作战舰艇基本打光为止，在国军中可算相当顽强。
陈策负伤时已经年近五旬，但是他虽身材矮小，却酷爱体育运动，游泳技术高超（像他这种只有小军舰的海军司令大概要随时准备下海游泳），能双手打枪，身体素质极佳，所以尽管身负重伤，依然得以抢救生还——张作霖也是炸断一条腿，没有陈策这么好的身体，五个钟头就进元帅林了——但医生不得不给他做截肢手术，从此成了独腿将军，在香港他被英国人誉为“东方的纳尔逊”，一个原因就是两个人都属于四肢不全。
生还的陈策先在广州和香港治疗，伤情好转后转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这本来是个闲职，因为陈策此时一直在养伤，难以上前线。但是不到年底，中国政府得到香港政府的通知，在日本人的压力下，香港方面准备关闭对大陆的石油供应。中国当时没有大庆油田——有也落伪满手里了，因此汽油供应全靠香港，其珍贵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如果香港真的切断油料供应，中国的抵抗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国破思良将，大概老蒋这时候就想起陈策来了，唉，此事非筹硕不能也。
他找对人了。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8）
顺便说一句，李福林香港脱险比较传奇。因为他拿了一大笔钱而出卖日军，日本人攻打香港的时候第一天就专门派了部队，直扑新界李的庄园抓他。李平日深居简出，很少离开家，但是偏巧这天不在。因为前一天孙中山的卫士长某病逝，这人好像住在广东或者澳门，记不清了。李和他公务上是朋友，武林中是兄弟，因此破例去吊唁。原定当天返回。李是绿林老大，德高望重，平时露面少，这次来了三山五岳的朋友太多，应酬到晚间只好住下了。当晚日军进攻港九。按理说应该赶回家收拾收拾吧，李不愧绿林豪杰，深知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因此一跺脚，弃万贯家财于不顾——实际上他的主要浮产早已转移——去重庆了。日本人果然留兵守候，结果抓不到他，大骂李狡猾，但无可奈何。
十一
１4-12抗战前的香港
1939年的春天，“盟国”这个后来耀眼的字眼还是丘吉尔的梦呓，苏联在观望，美国在观望，东方的战场上，只有中国在独立抵挡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中国的抗战正在最艰难的时刻。
在大英帝国东方的殖民地香港，出现了一位独腿中国将军的身影，他忽而出入港督府第，忽而参加群众集会，忽而在咖啡厅或者酒廊的阴暗角落里和形形色色的神秘人物交头接耳。
这位中国将军，就是中国政府驻香港全权代表、国民党港澳宗支部委员、中央执委、海军中将陈策。
在陈策到达香港以前，中国在香港的力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个中国抗战物资的最大供应口岸，急需一名熟悉军政、德高望重的人物统一协调，并把它的力量捏成拳头。经过仔细查考，蒋介石认定，陈策，正是这个最佳人选。1929年3月，陈策曾陪同李济深率中山舰访问香港，从此和香港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朋友众多。他的第四舰队各舰经常出入香港，建有官兵俱乐部，并通过香港造船企业为第四舰队建造多艘舰艇。国民党抗日力量内部派别林立，亲美派、亲德派等比比皆是，作为海军将领，陈策是地地道道的亲英派，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世界近代海军的许多传统和光荣都属于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这种教父般的独特地位，使当时各国海军将领几乎没有不亲英的，因此陈策出面和港英当局打交道，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国民党内部，陈策既属于孙中山时代的元老，又属于闻名遐迩的坚定抗战将领，他的威望可以化解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相互扯皮。更重要的是陈不但有军事经验，而且对广东各派政治情况的熟悉无人能比。
唯一令人不安的是陈的健康，毕竟年及半百，在作战中失去一条腿，能否担此重任确实难以放心。然而陈策却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康复了。虽然广东军队号称国军中最为腐败的部分之一，陈策却长期保持严格的海军军人生活习惯，保持了优良的身体素质，在广东海校的游泳比赛中，可以做学员父亲的陈策经常下水和小伙子们一比高低，且常年坚持冷水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习惯，使这位老将军在重伤之后迅速恢复了健康。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装上木腿，精神抖擞地到香港上任了。他的副官和学生徐亨后来回忆，在香港期间，陈策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却依然精力充沛，令人惊叹。
陈策在香港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汽油，这也是蒋任命他前往香港的直接原因。中国军队的汽油问题，就悬在了这位独腿将军的肩上。
一到香港，陈策就出面拜访香港警察总监和皇家海军香港勤务队的老朋友。这些老友对陈策如临大敌，纷纷担心他提出要香港开港供油的要求，要知道英国人也不希望中国战败，英国政府方面要求港府在“不触犯日本方面”的条件下尽量和中方合作。但是它在远东力量太弱，不是迫不得已，也不会同意日军停止向中国供应物资的要求。如果陈策提这样的要求，无疑会让老朋友们非常为难。
陈策没有提，他对这些老朋友们说，你们只要不追究我就好了，油料的事情，我可以自己解决，你们的禁令，照旧好了。警察总监来了精神，表示陈先生放心，我们是朋友，当然不会抓你，但是，你准备怎么运油过去呢？
陈策的办法简单得很——走私。
在广东和香港之间，有无数诡异而无从查考的水上交通线，一个妓女的花船，可能就是一条交通线的枢纽，一个衣冠笔挺的皇家警察，也可能就是一条交通线的守护神，这是个看不见的幽灵团体，他们没有信仰，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惩杀堂规，错综复杂的上下关系，这就是百年来始终禁而不绝，神通广大的港粤走私线。这条线上不但走私过香烟和电视，文革的时候，还走私过马思聪这样的大活人呢！
皇家警察总监的脸色绿了，他忽然若有所悟，长期以来，在香港的走私业里，皇家警察一直隐隐感到有一部分庞大的线路是自己抓不住，也掌握不了的，难道，难道这部分“黑色水上铁路”的老大，一直在追查、缉捕一无所获的黑道巨头，就是这位戎装整肃的海军中将？！
大概陈策此时只能苦笑。
没错，二十到三十年代香港的走私业，很大一部分就是陈策的第四舰队所控制的。用海军军舰走私，说起来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海军来说，那个时代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待遇从来没有过一视同仁，待遇最为优厚的就是黄埔出身的中央军，其他被兼并部队次之，地方军阀的所部，就要自谋生路了。广东的主要地方军阀是陈济棠，他对陈策又一直是随时伺机打压的态度，因此陈策的第四舰队属于既指望不上中央，也指望不上地方的“三不管”部队。而这些年第四舰队不但没有被人吃掉，反而能够有限而持续的有些发展，海军学校也办的有声有色，钱从哪里来呢？
从陈济棠那里硬抠出来一些；控制海南岛后从那里挤出一些。可海南虽然是陈策的地盘，他花的钱并不比搜刮的少，海南大学就是陈策创建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就要依靠走私了。陈策利用第四舰队地处香港和大陆之间的优势，联络两地黑社会势力，建立了相当庞大的走私网络，香港的机器西药，内地的中药鸦片，在第四舰队上就可以完成交易。
这是一个有军人纪律、组织严密的走私体系，而陈策对内奸的处理又极为果断——抓住就杀，从不宽恕。因此，香港方面始终无法抓到他走私的把柄。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19）
走私，是第四舰队内部公开的秘密……
现在陈策把这个老底子兜出来，自己也明白，抗战胜利以后，是再也做不成这个买卖喽。
香港皇家警察总监终于艰难地点头默许了。
于是，一条条划艇小舟，一个个老练的船夫，面容阴邃的香港老大，无法无天的潮汕豪客，在香港和广州之间建立了一条条纤细的血管，把一加仑一加仑的汽油汇入中国空军、中国陆军的大动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运输线，因为它极高的效率而创造了运输历史上的奇迹——仅1939年下半年，从香港补给到内陆的汽油，就达到180万加仑！
180万加仑！有没有人算过要多少小船，运多少次？
日军并非没有察觉，曾经多次派员“协助”监督香港警察搜捕“地下交通线”，然而始终查无实据。
眼皮底下，香港皇家警察十年都查不出来的路线，日本人想半年就查出来？难道特高科是福尔摩斯吗？
圆满完成东方的“劳费尔行动计划”，为中国的补给线打开南天之门，对陈策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
他真正的工作是整合在港的中国抗日力量。
这一点，陈依靠他的威望、勇气和不倦的工作，达成了相当大的成果，各抗日团体、驻港机关渐渐纳入了正轨，陈策作为中国驻港最高代表的地位日渐稳定。在这些抗日力量的努力下，香港的亲日势力始终无法良好发育。日本方面对陈策恨之入骨，极欲杀之而后快，无奈陈经验丰富，戒备很严，令日人无可奈何。陈再次负伤离职后，国民党委任另一姓林之官员为港澳总支部委员，不到半年就被暗杀在澳门。
这中间，有两个势力的介入非常醒目。
第一个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在香港设有多个机构，最主要的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名下的“保卫中国同盟”，都是相当活跃的部门。陈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反共老手，但是大敌当前，在香港期间，对共产党还是保持了不错的合作关系。这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廖梦醒兄妹都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孤，陈策虽与廖仲恺政见不合，私交则很好，加上廖梦醒活泼机灵，很得陈策的喜爱，不知不觉之间顾念了一些香火之情。陈这个人总的来说对友情比较看重，在香港见到了老朋友张云逸，这张云逸当初打着陈策的旗号到广西，随即发动兵变，把陈策害的不轻，此时相见，“相逢一握泯恩仇”，还是不错的朋友；第二个，共产党在广东有一支有力的游击部队——东江纵队，这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广东部队，对当地情况极为熟悉，陈策在很多时候，也要借助它的帮助。因此，陈策在香港期间，国共的合作一直大于矛盾。1939年为新四军捐赠棉衣的活动，也得到了陈策的支持。
第二个，是戴笠的军统机关。
说起来，戴笠的军统部门，因为军统部门自成体系，骄横跋扈，一直是各地国民党大员的眼中钉，福建省主席陈仪就枪毙过戴笠手下的老特务张超。军统也一样不客气，曾经在洛阳活埋地方专员。
而在香港，陈策和军统的关系，则非常融洽。因为戴笠其人和香港政府一直搞不好关系。他早年追杀暗杀之王王亚樵，曾在香港闹市和王枪战。王和港府关系很好，自然戴笠就留下了恶劣的印象。此后戴笠本人还被港府关过班房。所以双方矛盾重重。随着抗战的节节深入，香港作为一个“孤岛”，成为特工的天堂，戴笠急于在这里打开局面，便需要一个英方信任的中间人。陈策，正是这个合适的人选。在他的斡旋下，港府尽管对戴笠及其部下依然心怀恶感，但是多少放松了对于军统活动的限制。汪精卫艳电投敌，军统组织在河内进行暗杀，就是以香港为总指挥部，戴笠在这里亲自指挥。
戴是个凶恶的特务头子，但也是一个有古江湖风的人物。章伯钊给他的挽联上，就有“平生具侠义风”的评价，他对陈策的帮助投桃报李，也给与他尽可能的支持。汪精卫叛逃之时，汪记大将林柏生在港活动积极，给国民党方面造成相当大的麻烦。这时，戴笠的军统局就出面了，派出特务狙击，一棍（国民党上层对其尚有幻想，不允许打死）把林柏生打成脑震荡，大小汉奸惊恐万状，纷纷逃亡。
陈策不愧究竟风霜的老将，复杂的香港局势经过他的整理，很快理清了头绪，亲日势力在香港变得难以立足。
军统局给陈策的支持，得到回报之丰厚连自己都想象不到。
1939年初秋的一个晚上，陈策忽然得到台湾黑道大豪林仔滚的一份密信，说要介绍一位朋友和陈策“单独谈一谈”。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作林介之助。
林仔滚说，这位朋友来自特高课。
十二
１4-13福建海军岸防炮台，1937年日军攻占金门，海军中将李世甲以陆战第二旅扼胡里山炮台等地，奋勇抵抗，保卫厦门，击伤日舰若竹等。1938年5月，日军集中兵力攻打厦门，李世甲部和陆军157师不支，厦门沦陷。
特高课的日本特务？找我干什么？
陈策琢磨着走进客厅的时候，便见到一个目光精悍锐利的来客。这人身材瘦高，年龄约略从青年步入中年。见到陈策，他用标准日本式的谦恭微微鞠了一躬，用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道：“我，叫林一平，我希望回重庆参加抗战，请您多关照。”
在见到他的瞬间，陈策肯定还无法判断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也无法想象此人后来翻起的风浪。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0）
林一平，台湾人，东方谍报史上一个如同变色龙一样的神秘的人物。林一平、林介之助、林顶立、“十一龙头”、“金门半山”，都是他在不同场合使用的名字或者代号。提到林一平这个名字，大家都比较陌生。那么，林顶立呢？恐怕还比较陌生。
今天台湾的新闻系统，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联合报》，而联合报的第一个老板，就是这位林顶立。如果和某些台湾人比如陈水扁提到林顶立，那是绝对不会陌生的。他虽然后来做到台湾省议会副议长，《全民日报》、《联合报》的老板，在台湾，林的形象始终阴森可怖，带着一道暗色的血腥。
“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这是一个当年令台湾人谈虎色变的名字，并且和“二二八凶魔”联在一起。
在二二八事件中，真正直接负责镇压的，不是大陆来的军警部队，正是这个林顶立率领的“行动队”和军警“义勇总队”。林顶立的手下是对二二八参与者的直接行刑部队，被称作手段残忍，杀人如麻。民进党也承认，镇压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将台湾“蜂起领导人”二百多名一网打尽，“并非全是外省人的主意……外省人对台湾各地各界的领导者不可能知道得那么详尽。是从重庆回来的半山干的，他们是刘启光、林顶立、游弥坚、连震东（连战之父）、黄朝琴等人”。今天，在煽动台独的文章中，台湾的媒体还在煽情地宣传几百名几百名被解除了武装的台湾造反者怎样被林顶立的行动队集体处决，虽然证据并不确凿。二二八事件，大陆至今仍然未改其性质的认定，认为是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的人民起义”，所以林顶立这个最得力的镇压执行者，当然是“刽子手”；在台独分子眼里，这林顶立，不但是个魔王，而且是台湾人的“叛徒”。所以，海峡两岸，这都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其生平如隐雾中，也是正常的。
察看史料，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分子，很多是日占台湾时期的亲日头目和从南洋归来的台籍日军，其台独和亲日性质，现在已经越来越鲜明地被揭示出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起义”，而且成了台独分子的一块招牌。兄弟以为，林顶立这名字虽然现在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而且不好听，将来或许还有改换形象的一天呢。
林顶立真正的传奇，是他在抗战中的经历。他公开身份是日本在台湾警视厅特高课的高级特务，拥有日本国籍，名字叫作林介之助，而他真实的身份，则是中国在日本特高课中最出色、最隐蔽的双面特工。这是一个黄皮肤的左尔格。
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台湾人在日占时期感恩戴德，也许李登辉先生的老爹是这样的，那位可以放鞭炮送他妈妈去做日军慰安妇的许立委是这样的，而台湾人中心怀故国的血性男儿也并非少数。1912年，同盟会员罗福星发动众友会起义，1930年，雾社起义，1937年，抗战开始第一年，就有李友邦将军为首的五万名台湾人内渡投入全面抗战。这位表面上换了日本名字林介之助，讲的一口流利日语的林顶立，就是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型台湾人。因为他精明干练，从少年时期就被日本黑龙会在台湾的组织看中吸收，不久转入警视厅。林以精通各种特工手段，做事机警敏捷，熟悉华人情况而不断得到重用，1931年便成为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但是林实际上对做汉奸深恶痛绝，曾经设计潜入大陆，投报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政局动荡，英雄无用武之地，才不得不返回台湾，暂时栖身。这期间，林结识台湾江湖豪杰林仔滚、福建黑道大豪罗又章等，组成了闽台地区著名的黑道组织——“十八大哥”，自己排行十一，人称“十一龙头”。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林顶立这样在中国黑白两道通吃的优秀人才，更得到进一步的重用。日军派遣林前往刚刚攻占的厦门，担任日本在福建的“太上皇”、大特务泽重信的副手，作为日军切实掌握福建沿海地带的一着重要棋子。
林遂借此机会，取得林仔滚的介绍，先访香港，拜谒陈策将军，提出携带日军机密情报反正。
对于林的这样一个要求，陈策最初的反应是不敢相信。要知道抗战以来被日军特高课和76号汉奸机关破坏的中国特工机构不计其数，被捕特工也无数，而特高课的大特务上门来投降，这还是第一次！
陈策不愧老奸巨猾，他一面稳住林顶天，一面火速联系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当时国民党的特工机构奉行“公开掩护秘密，秘密运用公开”的原则，所以林顶天找到陈策，也就和军统拉上了关系。
王新衡很快回报：此人可信！
原因是军统实际上1932年就和林顶立有过联系，那时的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控制的特务处老特务连谋在福建曾经接触过林顶立，并且了解他的意愿。可惜，由于很快就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建起义的事件，双方失去了联系。
陈策遂将林顶立介绍给军统方面。
戴笠得到林顶立，如获至宝，他果断决定，林不要暴露身份，立即前往福建上任，并任命林为军统闽南站台湾挺进组组长。年底，军统特工设法为林在厦门设立了秘密电台。从此，高质量的日军情报源源不断从林顶立处汇入军统。
这样一个原特高课高级特工的反正，其价值对中国方面来说不可估量。
林顶立对军统的巨大贡献之一，是从内部挖到日方底牌，为军统的“对日经济战”提供了保障。
从抗战开始，戴笠的军统就奉命对日实施经济作战。戴对经济作战一窍不通，因此在军统内成立经济处，网罗专家进行实施。戴本来是布衣出身，不免在对“专家”问题上犯现在很多公司共同的错误——学历第一。他请来的第一任经济处长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博士费同泽，费博士学问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实际应用经验，所以经济战进展很糟糕。戴还算聪明，一看这戴眼镜的不行，马上换人，架空费博士，任命出色的对日经济学家邓葆光担任副处长，负责实际工作。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1）
邓是经济战的天才，而且熟知日本经济，他曾经准确推断出日本将在1945年第三季度投降，其判断依据就是日本各种物资的储备和消耗，令重庆叹为观止。他指挥的经济作战也别开生面，是以制造伪钞为主，一箭双雕。
邓认为日本占领中国华东、华北地区，目的在于进行经济掠夺。因此，制造大量伪钞，和敌人争夺物资，就成为有效的经济战手段。当时，银行家贝祖贻是军统在上海的暗线——此人，大家有印象吗？他儿子很有名，叫做贝聿铭，就是在香港造中银三棱刮刀的那位——利用职务之便定期收集日占区的各种钞票交给军统，戴笠便下令在重庆巨额仿造，而后通过安徽界首武装偷运入日占区，疯狂抢购各种物资，并用来贿赂拉拢伪军将领。这一手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物资大量流失，物价飞涨，因此日军在特高课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反经济作战，不断更改钞票，增加检查手法，意图恢复对占领区的经济控制。
这样，军统的假钞经常被查获，而如果伪军将领使用假钞，又很容易暴露其和重庆的联系。
自从林顶立加入，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了，特高课每发现一种新的假钞，或者每策划一种新的检查手法，林都能从内部预先获得消息，提前通知军统，因此军统的印刷厂马上进行相应调整，使日军虽然变化万端，依然防不胜防。
这套经济作战贯穿整个抗战，它破坏了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掠夺，为重庆获得了大量急需物资，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养活了日益膨胀的军统。据邓葆光的报告，每年军统利用“经济作战”获得的财富达到几万根金条，当时军统的富有连蒋委员长都意料不及。而其他的部门比如中统虽然几次试图分一杯羹，一来遭到军统的打压，二来仿制的钞票经常被查获，始终不成气候。
林顶立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将日陆海军在东南沿海的布防情报准确传送给军统，包括日军布雷区、军舰出入港等情况。二战后期盟军潜艇在东海、南海的作战，许多依据了林的情报。1945年，因为日军困兽犹斗，抵抗激烈，美军曾计划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为此，林情报组也提供了大量当地日军布防和战斗力，以及水文气象方面的情报。由于日军8月投降，这一战役未及实施。
同时，军统自身也充分利用了从林处获取的东南军事情报。戴笠和美军共同组建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为了获得美方信任，戴笠携美海军中校梅乐斯亲自赴东南敌后，车队穿越日军千里防线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东海之滨，令梅乐斯大为惊叹，也对军统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更大的信任。他当然不知道，通过林顶立，戴早已经对日军的布防了如指掌，当然知道怎样趋避了。
戴笠对林顶立的价值非常清楚，因此反复强调对林提供的情报只能“被动运用”，绝不主动要求林搜求容易导致暴露的情报。
但是林本人艺高胆大，更做出军统意想不到的事情，他指挥的台湾挺进组不久建立了基隆、金门两个分组，甚至在鼓浪屿建立外围组织“同声俱乐部”，吸收福建、台湾爱国高级人士，形成了巩固的抗日团体，其团体成员，则逐步控制厦门伪政权各个部门。在林的努力工作下，厦门等地的伪组织除伪市长李思贤外，基本被林所控制，在他们的运作下，厦门成为各日占区组织中最为热闹、却效率最为低下的一个部分，而日军却也不闻不问，因为当地负责调查控制伪组织的特高课、兴亚院和宪兵队，都控制在林介之助，也就是林顶立的手中。
本来这些机关是由日本老特务泽重信控制的。泽重信，1899年生于大阪，士官学校毕业后转入陆海军特种训练班，长期在总部设于台北的“大日本南支派遣特务机关”工作，担任日军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陆海军特务系统总负责人。1939年9月，厦门特务机关长田村崇则被中国特工刺杀，泽重信亲自前往厦门坐镇，公开担任兴亚院负责人，地方理事官，台湾总督府驻厦门嘱托、海军总部嘱托、日本亚洲共荣会事务嘱托、华南情报部部长等职务，是日方在厦门的最高指挥人员。他前往厦门的时候带去了自己最为信任的部下林介之助，却不料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1941年，华南的一个日本女特工被军统拉入组织，并为中方提供情报，日方觉察后将其逮捕枪决。与这个女特工有联系的若干军统外围人员被捕。根据审讯中的记录，泽重信发现厦门暗藏着中国方面重要的特工机关，因此决定顺藤摸瓜，投入力量进行侦破。
以日军的效率和能力，林顶立这次在劫难逃了。对泽重信来说不幸的是他找来商量的，正是头号要犯林顶立。
林顶立第一个反应是迅速逃走，和军统局闽南站负责人陈式锐商议。戴笠得到陈通报后，认为林的价值太大，放弃过于可惜，因此决定保护林继续潜伏，派出漳州站长期潜伏的两名杀手汪鲲、苏群英，限期刺杀泽重信。并电陈、林曰：“此一敌酋若不及早加以制裁，将来羽翼丰满了，不但华南半壁均要沦入敌手，则整个抗战前途受影响至深。”
林顶立在关键时刻镇定自若，一面提供泽重信准确的活动规律给行动队员，一面因为泽重信经常去蝴蝶舞厅活动，通过十八大哥林仔滚，把苏群英安排到林开办的蝴蝶舞厅担任管账。
1941年10月26日，枪法出众的汪鲲从蝴蝶舞厅跟踪泽重信到《华南新日报》门前，泽重信屏开保镖，和报社社长、汉奸林谷同行，似有要事商议。汪鲲果断掩身路旁骑楼下水泥柱旁，连发两弹，均中泽重信胸胁部位，应声倒地，当场毙命。林谷大惊失色，抱头鼠窜。汪乘乱闪入待人巷，辗转经海岸路潜回藏身处所，伏匿于惠安同乡、印尼华侨苏孝盼家中，直至11月6日晚，才冒险潜至鼓浪屿海滩，泅水至对面嵩屿登岸，受到当地群众集会热烈欢迎。
事后，日军进行调查之际，林顶立从中设计，抓捕与泽重信有隙的日侨多人，刑毙数人。
汪鲲，字宗海，惠安人，原海军中尉，1940年加入军统，专门从事除奸活动，抗战胜利后移居台湾阳明山。据他的《汪宗海人生八十年》，抗战中军统除奸，因日伪防范严密，往往与敌同归于尽，如兰子春之刺山本荣治，汪鲲刺泽重信，被认为是经典的成功案例。林顶立从此更无顾忌，抗战胜利后积功升任军统台湾站第一任站长。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2）
谈陈策说到了林顶立，属于有些跑题。
陈策在香港的日子到1940年下半年忽然变得风光起来。
十三
１4-14香港防御地图
1941年的下半年，太平洋上山雨欲来，面对日本海军南进的咄咄逼人之势，大英帝国忽然发现自己在远东就像一个光屁股的老头一样软弱。陆军，是殖民地镇压当地叛乱用的老爷兵，海军，只有稀稀落落几艘巡洋舰、驱逐舰点缀在辽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英国人根本就没有做好在远东展开一场战争的准备，而任何人都已经感到日本军队的威胁迫在眉睫。
香港虽然一直被宣传为一个坚固的要塞，其实颇为勉强。
对大英帝国来说，香港是东方的明珠，是巨额财富的来源。然而，在军事上，却是一个难以防卫的阵地。
英国在远东的第一防卫重点，是印度。
对丘吉尔来说，远东的防卫底线，是“大英帝国的奶牛”——印度，这片最为富庶和广阔的殖民地是日不落帝国的物资来源地和称霸的本钱，没有了印度，也就没有了大英帝国。这一点，丘吉尔怀着近乎偏执狂的固执，他和老朋友蒙巴顿勋爵在战后分道扬镳，就因为蒙巴顿支持印度的独立，“使大英帝国破碎了”。英军在远东的主力也集中在这里，1944年，英国在印度英帕尔平原歼灭日军牟田口中将的三个师团，宣告了英国在远东和日本的攻守终于易位。
英国在远东的第二防卫重点，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长期经营的据点，英国投有雄厚的资本，新加坡海岸炮台的维克斯大炮号称威力无比（后来被日本人用来在塔拉瓦打美国人，果然威力无比……），而坚固的要塞城防据说可以“坚守一百年”。英国在南洋的武器、人员、政治活动都集中在新加坡，也是它在太平洋上存在的象征。另外，英国显然希望孤悬海上的新加坡可以像马耳他一样依靠大海的阻隔挡住敌人的脚步。为了防卫新加坡，英国调动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和航空母舰竞技神号前往远东，表示了坚守的决心。
而香港，英国的判断是该地补给线太长，和大陆紧密相连，在日军的进攻下无法防御，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后放弃。
这一点，从军事上或许有它的道理，但是作为香港总督的杨慕琦是无法接受的，他可不愿意预测自己在日本战俘营的命运。在几次和国内交涉无效后，傲慢的英国人忽然发现，就在他眼皮底下，就藏着一个救星。
这个救星就是中国政府驻香港代表——陈策。
杨慕琦熟知东方文化，他找到陈策商议。如果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中国肯从日军背后捅上一刀，那就可以救了香港，这是古代的“围魏救赵”啊。而中国人这个义举，可以赢得大英帝国“到世界末日的感激”。
陈策听到这个要求，只有苦笑。原来不可一世的洋大人也有这种时候。难道这香港不是你从我们中国用大炮硬切了下去的？当初宣布中断香港对中国的贸易讨好日本的不是你大英帝国？还有那句“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不是你们大英帝国古老的信条吗？奢谈到世界末日的感激，岂不太过遥远？
港督方面实际上已经迹近哀求，毕竟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保留一个香港海口对中国不也是大有好处吗？再说，鬼子打过来，跑不了我杨慕琦，也跑不了你陈策吧？
其实，陈策并非不愿意帮助英国人，他是海军出身，对大英帝国还是充满好感的，何况，他现在的职务也要求他和杨慕琦同舟共济。因此，陈策立即和重庆联系，并且运用自己的影响敦促国民政府协防香港。
国民政府一方对于盟军的请求还是比较积极的，二战中中国人一向比较讲义气的。军委会授权白崇禧将军制定粤汉铁路南段作战计划，允诺在香港遭到攻击的时候，出兵救援。白崇禧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中规定，因中国军队驻粤的第六战区兵力单薄，当香港遭到攻击的时候，中国军队将以第九战区的十二个师利用尚掌握的一段粤汉铁路从湖南插入粤北，从背后钳攻日军，以解香港之围。准备用于香港方面作战的，包括著名的铁军——吴奇伟的第四军，以及第六十军、第六十六军等部，皆在长沙—衡阳线集结。
但是白将军对此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信心并不太足，他深深清楚中国军队现在的战斗力，自保尚且不足，对日军发动进攻战的能力更差，这个牵制作战能打到什么程度，“小诸葛”也不敢保证。白另外嘱托陈策，日军占有空中优势，为了便于部队调动，香港方面务必加强侦察和警戒，及早通报日军作战动向。
陈策对此心知肚明，便衔信回香港复命。杨慕琦和陈策相见，说不尽的感激，这日本人学了中国的文化，返回头来南京大屠杀，学了英国的海军，返回头来要“尽杀白鬼”，两个老大帝国的代表，说起一样充满了对日本鬼子欺师灭祖的愤恨。但是说过以后，陈策也明白讲清，对中国方面不能抱太高希望，关键还是在自己，赶紧准备防务吧。
杨慕琦的确做了很大努力，他连电伦敦，在中国军队可以南下接应的消息鼓舞下，英国政府勉强同意调动援军入港，但是数量十分有限。1941年10月27日，劳森准将率领的两个加拿大营从温哥华出发，增援香港，11月16日到达。香港方面任命建立了两条防线，一条是九龙北部的醉酒湾防线，从醉酒湾经过城门、沙田、牛尾海贯穿整个九龙半岛，效仿马奇诺防线组织的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并依靠魔鬼山炮台的火力支援，称为外防线；第二条是香港岛上以黄泥涌、湾仔、太平山、摩星岭炮台为核心的内防线。在陈策等中方人士的努力下，以广州失守时败退香港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囚军为中心，建立了香港义勇军部队。到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在港英军总兵力14，000人，其中真正能够作战的不足一半，装备比较好的包括两个加拿大营、皇家来福枪营、苏格兰营和一个廓尔喀营（也有说这个营没有参战）。但是加拿大营的部队缺乏训练，此外就是战斗力较弱的几支印度部队，包括旁遮普营、拉普吉特营等，义勇军也算在人数之内。指挥官是莫庇德少将。英国皇家空军有6架老式飞机停在启德机场，空勤人员一百余人、皇家海军有一个“中国派遣舰队”在香港，包括三艘驱逐舰特拉辛号、斯科特号、查奈特号，几艘炮舰和一支鱼雷艇队。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23）
1941年12月7日，日军发动珍珠港事变，8日，空袭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海空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盟军的整个南洋地区门户大开。
8日，日军36架空袭启德机场和海军舰艇，英军6架飞机全被击毁，驱逐舰特拉辛号被重创搁浅（后被日军打捞作为101号巡逻舰使用），炮舰莫斯号被炸沉（后被日军打捞作为须磨号炮舰使用），斯科特号、查奈特号仓皇携带少量英军眷属和政要逃往新加坡。入夜，日第二十三军酒井隆部第三十八师团出动三个联队，渡过深圳河，对香港发动猛攻。
香港守军猝不及防。
日军调动早有先兆，但是香港方面错误地认为日军是在进行演习，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动攻击，因此准备不足。实际上酒井隆善于用兵，在香港边界进行演习后士兵就地潜伏，空车返回营地。到发动攻击前，日军已神不知鬼不觉地集中了七千名部队在新界以北的进攻阵地上。
只一天，守军放弃新界，退守醉酒湾防线，陈策指挥下的义勇军在柴湾的西湾炮台奋力抵抗，给日军造成较大杀伤。英军也试图通过破坏桥梁道路阻止日军的南下。
9日，日军进攻醉酒湾防线。因香港方面防卫混乱，关键的城门碉堡阵地居然只有1/4定员的守军防卫，10日凌晨被日军恶二二八联队猝然突破，整条防线失守。11日，英军司令莫庇德下令放弃九龙，退守香港本岛。撤退途中，防守九龙的苏格兰营和义勇军损失惨重。
这中间，12月10日，英军在远东的支柱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在关丹附近被日军飞机炸沉，依靠英军救援香港已经不可能。香港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军队的救援了。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接到日军进攻香港的消息，中国军队第四军和暂编第二军从株洲南下，准备反攻广州，接应香港英军。
但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很快随后下令：第四军停止南进，原地待命。
因为他和白崇禧将军发现，日军在赣北的部队，突然收缩，显然是要对长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