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的历史研究绞尽脑汁分析卢沟桥事变背后可能有中方的种种暗谋。提出日本士兵走失之后是中方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促成了和日军发生战斗，这主要有“士兵走失后中方向日方射击”、“宛平守军金振中是共产党，故意和日军战斗挑起中日战争”、“走失士兵是在战斗开始后才找到的”等多种说法，而且貌似各个都有形形色色的证据。
然而，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不值一驳，引用日本历史研究方面无意间保留的资料，就可以轻易反驳这些观点。由走失一名士兵引发两个国家的大战，正如按动扳机发出致命的子弹一样，问题不在按动扳机的动作，而在于枪中早有子弹，而且对准了目标。如果看事件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热河、内蒙、华北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就会轻易看出，日本方面试图占领华北，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计划活动，所差不过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记者松本重治，在1982年发表的《卢沟桥谜一样的枪声》一文中，曾经明确说明当时日本的国策——“卢沟桥事件的背景，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此后六年间不断发生各种事件。日本方面发动长城之战、热河作战，此后关东军做出了无论如何也要取得华北一带，作为满洲的缓冲地带这一决定……”
且不论攻占面积比日本还大的华北是否只是要为日占东北取得一个缓冲，这所谓“走失一个士兵”显然不过是给日方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而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再不屈服，“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奋起抵抗，直到八一五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至于各种所谓的阴谋说，其实更是强词夺理，还是用日本方面的战地指挥官自己的说法来反驳吧。当时日军的前线指挥官大队长一木清直在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采访中说明了士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后又返回——“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连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样，对日本来说是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严正交涉……”
交涉的目的是找回失踪士兵，既然人已经回来了，还要交涉什么？从一木这段回忆，日方主动扩大事端，使“士兵失踪”扩大为卢沟桥事变的过程和逻辑，已经不需要任何辩解了吧？而且一木在太平洋战争中就被击毙，他的证词也不可能受到压力歪曲。也许，就是因为这事实照出的日军太过野蛮丑陋，所以日本方面对这一事件的研究结果，总是“扑朔迷离”。
“扑朔迷离”，有时候也可算一块遮羞布吧。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2）
不过，从日本方面对七七事变的研究始终不衰，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日本整个近代史研究中始终占据的重要地位。
而日本对于七七事变的研究，也保留下来了若干在国内不常见的材料，有助于从另一角度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
以下，就是一些日本保留的关于七七事变的历史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似乎在国内媒体未曾见到，故此发来与大家分享。
15-2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周围地形图。可以看到，日军一木大队试图“占领后与中国方面交涉”的一文字山，正是切断宛平与北平联络的咽喉。
15-3日方所作宛平/卢沟桥地区地形图，可以看到日方第八中队的演习区域，恰要穿过卢沟桥和宛平城。
15-4全副武装的日军实枪荷弹在中国军队鼻子底下穿越宛平。
选择这样的地点进行实弹演习，在当时双方矛盾一触即发的背景下，如果说没有挑衅的意味实难令人信服。日军回忆当时穿越城门时，城墙上的中国官兵总是面色严峻，如临大敌——而这，竟然也成了日军攻击中国军队的理由之一——“中国军队富有敌意”。
当时北平周围中日两军驻扎犬牙交错，日军与中国军队经常出现对峙乃至战斗的情况，日军动辄包围中国军队的驻地，这是一次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骄横的日军和作泰然自若状的二十九军军官都可以看到。
15-5双方冲突中拍摄的照片
15-6中国军队在丰台的兵营
15-7日军在丰台的兵营
15-8卢沟桥打响后，双方呈现拉锯作战，前后20日，日军始终不能占领宛平。这是双方在宛平城外永定河畔交战的前沿，日军的战壕清晰可见，远方为双方争夺要点龙王庙。
与卢沟桥事变有关的几名日方重要人物照片
15-9二等兵志村菊次郎——日第八中队新兵
就是他在演习中的走失成为双方开战的导火线。事后日方也承认志村是因为刚入伍，缺乏经验而走丢，但这个导致战争的“小人物”没有受到任何惩罚。1944年，志村在缅甸死于孙立人部中国远征军之手。
15-10日军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战后曾接受秦郁彦的采访
15-11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发动对宛平攻击的直接指挥官，1942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美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15-12牟田口廉也，时任日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有小东条英机的绰号，极力支持一木清直。战争后期因在缅甸战败，损失惨重被撤职。
15-13卢沟桥战斗打响后，中日双方曾多次进行停火谈判，但中方不再开放宛平城门，这是日军代表寺平大尉为交涉事由被守军用绳子拉着在宛平城墙上下。
15-14这个寺平，实际是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的辅佐官，这是他的照片和所作《北平特务机关日志》，派这样的人员来进行交涉，日军的“诚意”可见一斑。
15-15占领卢沟桥的日军在“卢沟晓月”碑下狂欢，他们不知道八年以后会有一个八一五
希望日本的国民，即便不太记得七七，也要记住——八一五。
伪满海警纪实（1）
1６－１成立之初的伪满海警营口总部门前，可以看到快马号炮舰和各色巡逻机帆船。
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有一支奇特的准海军部队，它的舰艇数量和吨位，可以与一些中小国家的海军相比，而实际又为侵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这就是名义上属于伪满傀儡政权的“满洲国海上警察部队”，俗称伪满海警。
九一八事变之前，我国在东北的海上力量，主要包括东北军属下的沈鸿烈东北海防舰队，黑龙江上的江防舰队和奉天渔业商船保护总局的巡防部队。东北海防舰队是后来中国海军第三舰队的前身，一度拥有海坼，肇和等大型舰只，江防舰队主司对苏俄的江防，商保局巡防部队则是隶属于地方的护渔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在北方，马占山发动江桥抗战，江防舰队因为封冻入坞，虽然派出陆战队携炮参战，但江通利绥等各舰艇最终先后落入敌手，后来成为伪满江上军的发足。在南方，沈鸿烈当机立断，命令东北海防第一，第二舰队兼程南下，镇海等各舰成功避开日军截击，转入南方国民政府控制的港口。在营口的商保局各舰艇则在措手不及之中被日军全部扣留。但商保局员工在爱国热情驱使之下，不顾生命危险，乘日军监视稍松懈之时发动暴动，夺取较好的炮舰４艘、巡逻艇３艘，逃归大沽和烟台。这样，在东北南部，日军控制的原中国舰艇只有残破待修的靖海、快马两艘炮舰，以及１２艘巡逻机帆船（巡字第1－第12号），力量非常薄弱。同时，日军中陆军和海军在对伪满的控制上互相吃醋，日本陆军系统的关东军要对满洲国的事务一手包办，但旅大和东北南部日本海军也有相当的势力，不愿陆军染指，因此，在相互扯皮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伪满洲国成立初期，黄海和渤海方面基本属于日军防卫的空白点。
随着东北义勇军为代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蓬勃展开，因为日军的防卫存在这一空白，辽宁南部沿海地区成为南方军民接济义勇军的“胡志明小道”，人员、武器、弹药频频通过海上流入游击区，像一根动脉血管一样为抵抗战士提供着动力。这种情况和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山东军区部队通过海上进入东北有相似之处。
被义勇军搞得焦头烂额的关东军被迫放弃自己控制东北所有权力的想法，转而敦促海军迅速采取措施，建立对东北南部海区的绝对制海权。日本海军的作法是建立一支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洲国的准海军部队来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是伪满海上警察部队。
１６－２参与搜剿东北抗日联军的伪满海警
1932年4月，日军通过伪满洲国民政部下令组建“满洲国”黄海渤海沿岸警备机关，首任负责人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大佐宫部光利，所部名义上隶属于伪满民政部，实际向日海军“满洲海军特设机关”负责。
4月末，伪满海岸警监部队首先成立，用于从岸上搜索攻击义勇军的补给人员和船只。接着，6月15日，能够实施海上截击任务的沿海巡逻队成立，早期海警的人员编制属于伪满民政部的特种警察。
最初伪满海警所辖舰艇来源复杂，五花八门，包括修理留用在营口缴获的原商保局靖海，快马两艘小炮舰和第1至第12号巡逻机帆船，同时接收了原属于盐务署的小火轮骏通号，购买改造了满铁铁道部的拖船宗谷丸（加装武器后重新命名为“荣安”），并从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借用了一条九重号老式炮艇（40吨，乘员7人，木制，蒸汽机动力）。关东军为了加强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将九一八事变中夺自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六架交给伪满水警使用，包括装300马力发动机的2架，装180马力发动机的4架。这些飞机舰艇虽然性能参差不齐，但是达到了初步控制伪满周边海岸的目的，基本切断了义勇军的水上交通线。这支所谓的伪满海上警察部队，舰艇指挥官和飞行员，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1６－３伪满海警飞行队，使用原属于张学良部东北军的高德隆式法制水上飞机。
由于伪满海警部队的作用明显，1933年1月，日本海军方面通过预算，决定扩充这支部队，通过的一期预算包括：采购200吨级巡逻炮舰两艘，45吨炮艇4艘，10吨级巡逻艇5艘，另购入一艘800吨级运输船作为巡逻母船。岸上基地本部设在营口。此外在大东沟，复州，西海口，庄河也设立岸上机关。这是伪满海警的第一次较大扩充。
所有新造舰艇的设计都由日本海军舰政本部设计，很快按照计划开始施工。200吨级炮舰和45吨炮艇的建造由神户的川崎造船所承担，10吨小型炮艇分别在日本和大连制造。1933年夏季，这些舰艇陆续加入伪满海警，成为其基干兵力。
到1933年8月，伪满海警已经初具规模，其舰艇包括：
巡逻炮舰
海龙级：海龙号、海凤号，排水量200吨，航速16节，装备76毫米炮2门，6.5毫米机枪两挺，装备有声纳和深水炸弹投放器，可以有效担当护航和反潜等任务。
靖海号、快马号，排水量150吨，装备37毫米炮2门，是1914年下水的老式巡逻舰。
巡逻炮艇
海光级：海光号、海瑞号、海荣号、海华号，排水量50吨，航速15节，装备25毫米炮和6.5毫米机枪，适用于巡逻警戒等任务。
海边级：海边第1号到海边第5号，排水量10吨，定员5名，可装备机枪一挺，设计脱胎于日本海军15米内燃机艇，但只装备一台80马力发动机（日军原型艇安装两台）航速9.5节。
巡逻母舰：海王号，排水量800吨，航速12节。原为1906年下水的老式货船，加装76毫米炮2门，可兼作运输船使用。
1６－４伪满海警各舰艇，左侧为海龙号炮舰，后方为海光巡逻艇，靠码头的为海边艇。
此外还有杂型炮艇荣安、九重、骏通、第七、第八海边艇（利用没收游艇渔船改造）以及巡逻机帆船8艘（第5，6，10，11号机帆船在1934年废置）等
伪满海警纪实（2）
同时，它的基地，人员建设也初步取得成果。
宫部利光是日本海军军官学校31期毕业生，在日本海军中颇有关系。在他的运动下，原来隶属于伪满内政部的渔业商保总局护渔科在1933年7月并入了伪满海警，包括6名日本人、254名伪满人员、3座大楼，以及机库、栈桥、简易船坞等设施都纳入伪满海警旗下。宫部本人是个风花雪月的老手，对日常管理并不上心，日本海军方面另派川田义雄大尉作为队附，负责实际的管理。接着，因为日海军五一五事件受到牵连的一批不得意军官也被送到伪满“戴罪立功”。宫部乐得接受一批老手，来者不拒，先后接纳日军大佐樱田博、村田章一，尉官铃木四郎、村上功、田琦元武等。1933年8月，服役于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的日本军人（主要是预备役人员）达到300人，和伪满警察人员基本持平。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方面把其中日籍低级士官兵按照伪满警察阶级重新编制职务，士官为警正，准士官为警佐，一、二等兵曹为警长，普通士兵则为警士。实际上，日本人在这支部队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伪满海警还建立了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航空部队，它的最初装备是前面提到的接收原张学良部雪莱克水陆两用飞机6架，飞行员包括后来的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等。此后陆续接收各型飞机十余架，计：1933年接收日本陆军八七式轻轰炸机2架，1934－1935年接收日本海军二式水上侦察机3架，1935－1936年接收千鸟号KR-1小型客机2架，1936－1937年接收九〇式水陆两用侦察机3架，1939年以后接收海陆军九四式侦察轰炸机7架。这支部队早期称为特种警察航空科，后来改名为水上警察航空部队，它的飞行队伍编成基本是日本人担任第一线飞行员，而训练的伪满飞行员担任预备飞行员。
1933年8月15日，伪满海上警察在辽河举行舰艇分列式阅兵，伪满民政部代理总长葆康、日军旅顺要港司令津田、独立守备队司令井上等参加了这次颇具规模的检阅。在展示实力之余，伪满民政部再次将辽河水上警察局并入海警。其实，这也是一支日军控制的准军事武装，原局长是日本人岗本忠雄，部属包括日本人10名，伪满警察若干，主要装备为平底小型巡逻艇第一辽河至第八辽河号，装备重机枪一挺。因为质量不佳，这些小型巡逻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大多报废，只有第二辽河号是1933年10月在田庄台被焚毁，怀疑是游击队破坏其上甲板给油口造成的火灾。
1６－５辽河舰艇分列式上的海龙号炮舰
值得注意的是，这支部队的名称一直是伪满特种警察部队，直到1937年7月，才正式定名为“海上警察部队”。
1936年，宫部利光调任伪满黑龙江省警察厅厅长，伪满海警一度由樱田博大佐主政，但是部队中出身海军和出身陆军、警察的日军人员常常互相倾轧。为此，日军选择了海军中亲陆军的预备役大佐若木元次担任新的部队长。
若木元次上任后，给伪满海警带来三项较大变化。
第一是加强和关东军的合作。早期海上警察队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继抗日义勇军活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联军，宫部利光担任部队长期间对此不太热心，而着重对海岸海港的警卫。若木担任部队长后，要求伪满海警和日军关东军竭力合作，他命令吃水浅的海边艇上驶内河，协助陆军进行讨伐作战，同时命令航空部队长山田松一率领海警航空队全力为陆军侦察寻找抗联部队的踪迹。1939年10月，甚至命令山田所部两架九四式轰炸机深入到朝鲜边界参加对金日成游击队的扫荡，这是当时“讨伐队”唯一的空中力量。通过这样的协作，一贯蛮横的关东军也对伪满海警的配合表示认可，并投桃报李，在装备，物资方面给海警提供了很多方便，包括在1941年无偿提供5架九四式轰炸机补充伪满海警（每架只收500日元运输费）。
第二是建设伪满海警自己的机场。当时伪满海警的航空部队并没有自己的专用机场，若木注意到营口海警本部附近有一个海产养殖试验场，地势平坦，便巧立名目将其土地并入海警所属，对那里的滩地进行改造，利用营口监狱的“犯人”进行劳动，将其改建为一座独立的飞机场。伴随着飞机场的竣工，又淘汰了一批较为陈旧的飞机，比如原属张学良部的雪莱克水陆飞机，就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陆续退役。
第三是通过自己的老关系，为伪满海警要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舰艇——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海威号水上飞机母舰，原为日本海军木坚号，属于1917年建成的桃级二等驱逐舰。排水量875吨，航速20节。经过若木的活动，1937年5月1日，从日本海军退役后于佐世保转入伪满海警，转让当时拆除了鱼雷发射器和一部分锅炉，保留了火炮，深水炸弹发射器等武器装备，1938年在佐世保再次改造为水上飞机母舰，装载九〇式水上侦察机一架。值得注意的是，这架水上侦察机没有机库，只有一个停放平台，采用吊放在海面上而后起飞的方式工作，为了避免风浪中的损坏，非任务时期并不上舰。
伪满海警纪实（3）
海威号的加入，机场的建设和关东军方面作战飞机的补充，构成了伪满海警的第二次较大扩充，日方有资料表明为祝贺伪满建国十周年，日本海军曾计划为伪满海警建造一条万吨级巨舰，定名海城。但是对伪满方面来说，这条巨舰仅仅存在于纸面上。至此，伪满海警部队的势力发展到了顶峰。
1６－６伪满海警在海威号上操作90式水上侦察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日本海军鹰犬的伪满海警也不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大战。日本海军此时不再顾及伪满政府名义上对海警部队的归属，海警中日方有经验的人员大部分被招募重新编入日本海军参战，新毕业的警察学校毕业生占了剩余人数的大半。
1942年6月22日，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伪满海警在营口再次举行舰艇检阅。但这已经是最后的盛宴，两天后的6月24日，海威号就被日本海军“借用”，重新编入日海军作战，后被美国海军飞机击沉。伪满海警的其他舰只也纷纷被作为日军的辅助部队使用。只留下骏通、快马等老舰。快马号在1944年10月于暴风雨中在复州湾触礁沉没，人员被同行的骏通号救走。
1943年春开始，美国海军的潜水艇开始进入日本海作战，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和保卫旅顺军港，日军命令海龙、海凤两炮舰作为警备舰艇投入对旅顺的防卫。当时旅顺的日军警戒舰艇只有一艘改装的昭南丸扫雷舰，其兵力捉襟见肘可见一斑。这两艘炮舰多次利用其装备的声纳和深水炸弹攻击过美军潜艇。
1943年初，海荣海华两条炮艇也被租借日本海军，直到1944年5月返还。当时的租借形式是伪满海警人员将炮艇开到旅顺，而后全体下舰，只将舰艇移交。这两艘炮艇被日军用于青岛港的警戒，使用中发现，海荣号和海华号的舵设计稍小，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不能提供非常好的舵效。因此，在青岛对其进行了改造，可谓因祸得福。
但是有的舰艇就没有它们幸运。伪满海警的海王号运输炮舰在1945年8月7日在运载粮食返回旅顺途中，在黄金台海区遭到潜艇袭击。当时的舰长江久信男回忆道，当地时间15时，距离海岸一公里左右处，瞭望哨忽然通知“鱼雷航迹向海王号飞来”。海王号急转弯，避开了这条鱼雷，但还是被第二枚打个正着，海王号沉没了。第一枚没有命中的鱼雷冲上浅滩，被日方旅顺驻军缴获，其制造国不明。但根据当时形势，这很可能是一艘苏联潜艇，因为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没有宣战，苏联潜艇巡逻经常携带没有标志的武器，以便万一被缴获了可以赖账。
1945年8月15日，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方面和苏联红军在东北的猛烈进军，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解体。伪满海警也走上了它的穷途末路，日本投降之时，海龙、海凤、海华、海荣，第二海边艇等在旅顺、海光、海瑞、靖海、骏通、荣安等在营口停泊待命。
8月20日，苏军飞机在伪满海警营口飞机场降落，其航空部队的飞机全部被苏军缴获，苏军命令若木所部暂时负责城市治安。4天后，苏联第三十九军到达营口，伪满海警的舰艇全部被苏军收缴，海警队员奉命解散。
8月22日，苏军在旅顺和大连登陆。在旅顺的伪满海警部队舰艇也落入苏军手中。
至此，伪满海上警察部队终于走到了覆亡。原伪满海上警察队两任指挥官宫部光利和若木元次为首的日籍人员被审问后遣送回日本，伪满人员则解散后流入社会。
按照纪录，除了荣安、骏通等老舰被废弃，大部分伪满海警舰只被苏联带回国后继续使用。1965年，海凤号在千岛方面被发现，编号702号，装备37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一门，成为了苏联的科姆索摩列兹号护渔舰，但它的舰体外观依然保留了当年的风貌。这是有关伪满海军警察部队舰艇的最后记载。
记取伪满海警始末本身并没有重大的意义，然而保留这一部分的历史资料以备后人查考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也是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
剖析“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剖析日本史料中“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关于“卢沟桥事变”，在日本一直有说法，称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卷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其中，有一个说法被弄到中文世界传播得挺广泛，就是“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说是共产党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国民党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
貌似荒唐，但还颇有论据。
所谓“共产党策划卢沟桥事变”有三样说法，一个是说当时驻守宛平的金振中就是共产党（理由是解放战争中金起义了），奉命寻衅，所以下达了“日军进入我军阵地前一百米就开枪射击”的命令；一个说二十九军将领，副参谋长张克侠是共产党（这个倒是真的），在二十九军中煽风点火，造成中日开战；另一个说刘少奇（点了名的，还是日本正规的历史学家所说）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从而中日开战。
因为这些说法，颇有人热炒此事。其实，稍微看看逻辑就会发现这种种说法非常可笑。
关于金振中主动挑战一说，日本方面的看法是想当然了。因为日本人发现当时七七事变的中方军事主官，旅长何基沣、营长金振中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只有团长吉星文不是共产党，反而是后来为国民党战死在金门。这件事也有很多人炒，可是要看看吉的上级下级后来都是共产党这件事，就会觉得吉死得很孤独。实际上金当时并不是共产党，他下达的命令作为一个军事主官太正常了，难道像少帅对北大营说的——“不许还击，挺着死？”何基沣当时也不是共产党，他在此后坚守大名之战中苦战日军，却得不到周围友军的支援。战后，宋哲元却提升表彰那些见死不救的将领，称其“全军为上”。心灰意冷的何基沣自杀未遂，才倾向了共产党。所以，这两个未来的共产党当时就是党中央亲自下令，也不会听命的。
张克侠的确是共产党，但他的能量不可能操纵整个二十九军。实际上当时中日两军冲突不断，刚刚发生了窝囊的丰台事件，二十九军上上下下都是情绪激昂，要打的，用石友三的说法：“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张克侠能操纵石友三说这种话吗？要打，实在是二十九军上下被欺负得太狠了。二十九军当家的是宋哲元，家长作风强烈，以当时军阀的手段，张要是能操纵全军，这样的危险人物早就被宋处理掉了。
刘少奇组织人员去放鞭炮引发作战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5月就已经回了延安，他虽然是白区专家，但不是诸葛亮，他怎么就能预知那天晚上日本军队要走丢一个兵？然后在两军之间放鞭炮引发冲突？但如果不是日军走丢一个兵，这个冲突根本起不来。再说，用鞭炮引发战争，这好像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例。难得的是，日本方面还做了极为细致的考证，甚至拿出了抗战中边区编的故事小册子来说“共产党讲刘少奇当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军”。要知道这种故事是下层鼓舞士气所用，里面还有“少帅拿腰别子（一种单打手枪）吓唬日本人”的内容呢。
其实，所谓“中共挑起卢沟桥事变”，虽然最初是日本人说的，倒是后来国民党讲得更多。追溯起来，泄愤的成分居多，因为抗战之后共产党的确发展起来了。国民党的意思是你共产党是得利者啊，不是你的阴谋是谁的阴谋？可是共产党是否有这样大的魄力搞如此阴谋？实在是难以置信。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对和日军大打后会不会亡国，都是心存疑虑的，这种火也能玩得吗？！很容易玉石俱焚的。
当然，要按国民党方面一些人的看法，共产党都是丧心病狂之辈，那就什么也不用说了。
更何况抗战后最如日中天的恰恰是蒋委员长。如果不是随后搞五子登科、劫收、裁撤异己等等，国民党军七个打一个的优势共产党怎能得天下？
事实上，日本方面对于卢沟桥事变有多个“真相”版本。专挑其中一个大肆宣扬，也是偏颇得有理。
另外两个非常有影响的版本，一个是说卢沟桥事变起自张自忠的阴谋，是张自忠意图夺宋哲元的权，才不断挑起三十七师与日军的冲突，以便从中渔利，并有所谓二十九军内部说法为证——“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甚至，今天日本还有说法讲张自忠后来的战死是为了要给“挑起中日战争造成生灵涂炭”赎罪。
其实，这也不足一驳，三十八师的布防地区是天津，如果宋哲元不调，他怎么能跑到卢沟桥去参战呢？实际上宋一直犹豫，不敢与日军全面开战，所以直到25日根本没有调其他部队增援三十七师。而26日发现日军已经准备就绪后，宋决定出击，当天第一支与日军交战的部队就是三十八师。张自忠当时利用切断电话线的方法将日军一个中队外加电话兵一个小队调出廊坊营房试图围歼，是为双方决战的序幕。可惜，因为当时日军已经增兵平津，兵力充足，很快前来增援，这次歼灭战以日军接应突围成功告终。此后，三十八师在天津也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顽强进攻。如果不是南苑失守，胜负难料。此后张自忠为了洗刷“汉奸”之辱每战以死相拼，不料“汉奸”之外，还有这样的故事给他。
另一个说法，日军认为此战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目的是为了避免二十九军倒向日本，故意挑起战事，迫使二十九军依附中央抗日。宋哲元自己也曾经在对日军质询冲突的文件中解释，说冲突是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引发的，而且此后也确实对蒋戒心很重，直到25日仍然发电阻止中央军北上增援自己。甚至，日方将这个计划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一口咬定促使中日开战是这个德国人的主意，认为他是对堑壕战太有信心的缘故。
这个，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因为蒋介石当时并没有做好抗战准备，他似乎不会主动追求全面开战。开战的准备时间越长，显然是对蒋越有利的。
以上各种说法，在日本的文献中都能找到信誓旦旦的材料。但是，真相如何？
看看从1931年开始日军的不断进军，多少能明白些吧。总不会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一步一步逼得日本人占了东北又占了热河，占了长城又占了察绥，占了冀东又不得已来占平津……
总之，都是中国人的阴谋，逼的。
皇军，总是有理。
交通事故水准的“大屠杀”
——谈谈通州事件
日本方面，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并每每提到“通州大屠杀”。
那么通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通州兵变过程简单，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这是1937年7月29日在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
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起义的是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事情的起因很蹊跷，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二十九军一个营的时候，这个营顽强抵抗，让伪军很受刺激，日军的轰炸又误中伪军，引发其愤怒；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伪军指挥官两张本来和二十九军就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三来，萱岛联队28日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
结果，两张起义，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活捉殷汝耕，摧毁日军弹药16辆汽车。部队撤退向北平时，因二十九军已经撤退（可见双方没有预先联系），被日军包围，遭到惨重损失。残余部队南下，后编入国民政府军。
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而几千起义伪军对五百侨民，若真有组织地屠杀，至少不会大半幸免），其中还疑有强奸等事件发生，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
日本右翼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甚至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
其实，分析一下，这种叫嚣毫无道理。
第一，在这次事件中，日人究竟死亡多少呢？
日本方面宣称，通州事件中共死亡235人。其中包括细川特务机关、日军汽车队等军人。那么，就算军人只有50，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200，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若算妇孺，则人数更少，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而日军在中国造成几十人死亡的屠杀事件，何止千起？如果这样规模的事件日本教科书都要记载，怕日本学生的书包都要装不下吧。
第二，日本居留民是否是普通平民。
实际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一二八事变，日本的居留民都是手持武器，和日军共同作战的。九一八因为日军兵力不足，居留民在其中作用很大。在日本这种照片很多，而且仿佛理直气壮。日本方面也承认当时的“居留民”都有枪支武器，事实上后来华北伪军很多都是日本“居留民”中的预备役军人训练的。既然你手持武器作战，又要求别人把你当作平民对待，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日本方面至今有很强的声音为当年的扫荡辩护，称中国的老百姓给八路军提供补给和情报，所以被杀也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日方很容易选择不一样的标准了。
第三，除了规模，南京大屠杀与通州事件性质区别何在？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日本正规军队，受日本政府指挥，奉日本政府命令入侵中国。而通州事件呢？施暴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属的军队。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恰恰是日军入侵中国过程中建立并指挥的伪军。既然如此，让中国为此负责不是莫名其妙？就算通州事件中有暴行的存在，是不是正因为好人不肯干伪军，才使伪军中充斥了暴徒和流氓。与此相反，中国的正规军在抗战中并无确认的对日本侨民的暴行，即便是对日本俘虏也保持较好的待遇，这一点在日本的归俘多有描述。
怎么说呢？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军队中，就有绅士风度，被日本人招收当了伪军，就变成了野兽。要真的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是不是应该这个写法？“日军把我同胞训练成恶徒，以至奸杀日人……”
不知道这件事上，皇军能怎样有理法。
揭开抗战期间日特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秘密
毒日——历史文献
日前，英文版《日本时代周刊》以头条报道的方式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了一份在日本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里见甫文件”（《宏济善堂纪要》）。这份作成于上个世纪40年代，并被标注“秘”的文件，无可置疑地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期间怎样在华经营鸦片贸易，并将其收益用于军费和伪政权开支的情况。
实际上，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毒品的史实，曾经受到很多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甚至曾经专门研究过上面文件中日方的重要贩毒机关——华中宏济善堂。但是，由于宏济善堂的负责人，日本大特务，“里见机关”负责人里见甫在日本战败前提前解散了这一组织，并精心销毁了有关证据文献。因此，对于它在中国从事鸦片贩卖的细节和具体业务数据，此前一直是一个谜。
《宏济善堂纪要》的发现，有力地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这份21页的文件原存于东京国会图书馆，夹杂在日本某前财政大臣捐赠的图书中，此人曾是里见甫的一个密友。它清晰地记载了宏济善堂经营鸦片贸易的范围、来源、收益和操作方法。从这部文献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华贩卖鸦片的收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仅仅1941年，它就向沦陷区的中国人卖出了222吨鸦片，获利3亿元。而当时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一年的预算，也不过这个数字。日本利用鸦片贸易从中国进行的掠夺和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
这份文件的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里见甫，日本在华进行鸦片贸易的实际负责人。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曾经写作《鸦片王里见甫》一书讲授他的生平。
里见甫，福冈人，1931年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借伪满“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伪装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宣传瓦解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军方对军费的巨额要求，里见甫与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在上海设立里见机关，控制华中宏济善堂，专门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战后，与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同被作为A级战犯起诉。但由于美国的政策重点从反法西斯向反共转移，里见在最后的审判中被释放，从此在东京世田谷的豪宅中过起隐居生活。1965年里见甫因医疗事故死去，年69岁。《宏济善堂纪要》从行文来看，这是里见甫就鸦片贸易的业务状况，向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机关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进行汇报的报告。东京都大学教授千叶核对当时兴亚院负责人的变迁，发现这份报告的对象正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兼政务部长及川源七中将，这也与该文件附件中的记载内容相符。
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揭开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的多个难解之谜。
首先，它揭示了宏济善堂是在怎样背景下成立的，收益用于何处。里见甫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日本战时体制的控管下从事鸦片贸易。”其收益则一部分用于填补日本陆军的军费缺口，如情报工作所需，一部分用于扶植伪政府，接受过宏济善堂资金的伪政府包括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政府和德王伪蒙政府。
其次，它揭示了日本特务机关贩卖的鸦片到底来自何处。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宏济善堂的鸦片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利用伪蒙、伪满政府强迫当地人民种植鸦片。1942年，伪蒙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占了28%；第二是从伊朗购入。1941年，宏济善堂共从伊朗购入鸦片160万两；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纪录。而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宏济善堂并有向东南亚贩卖那可仃的计划。
如《鸦片王里见甫》的作者西木所说：“这份文件，是一份里见甫无法抵赖的罪证。”
更有价值的是，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当时日本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川源七曾在战犯审判中坚决否认与里见甫有任何来往，这份材料显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谎”（西木语）。宏济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控制的下属机构，里见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投资，以未来获利提供于帝国政府”。而在他给及川的一篇附记中，也明确承认进行鸦片贸易的启动资金，正是来自于东京。很明显，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指导和管理着对华的鸦片贸易，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推托的事实。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1）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