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份报告中，也没有八九式坦克遭到攻击损失的纪录。
这样，萨也基本死了心，估计即便真有这样的战斗，也已经陨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吧。
谁想无心插柳，日前到大阪日本桥吃“锦鸭料理”，出门的时候忽然看到右厢有个小书店，便随手买了几本旧书，其中一册2002年第3期的《丸》杂志（总683期），里面有个《日本装甲战斗车辆》的特辑，有一篇装甲兵专家三味由纪雄的文章（P76）恰好提到了这次战斗，证明这并非子虚乌有，日军的八九式战车确实在战斗中吃了中国军队的苦头。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八九式战车开发和使用的过程，内容颇为枯燥，但是谈到促使日军为这种战车开发柴油发动机时，提到其原因之一是一二八事变中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证明了其汽油发动机的生存力不足。
按照文中的描述，这次战斗是日军的后方阵地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奇袭，交火中日军的一个战车停车场也遭到打击。这时，日军在该车场的战车都处于“保管”即维护状态，无法投入战斗。中国军队的炮弹也没有命中日军战车，但还是给它们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国军队用迫击炮猛烈攻击了慌乱中的日军，其中一发炮弹恰好命中战车队列附近一辆两轮带斗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立即被摧毁并起火燃烧，而烈火沿着地面的汽油滴迹延烧开来，停放在一旁的八九式战车也被引燃殉爆。
89-2.jpg淞沪战场上让日军胆寒的中国迫击炮兵
区区百余字，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具体被摧毁了几辆八九式坦克，但战斗过程描述得颇为清晰，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正是这次战斗让日军痛下决心，开发柴油机动力的主力战车。
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4）
然而中国当时在前线的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都没有战车部队，也不曾提到在这次作战中有战车部队和日军交手。难道是日军看花了眼，把第五军的卡车当成了装甲车？
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所说的并非克鲁斯丁装甲车，而是卡登?洛伊德（carden-loyd）两栖装甲车。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的时候曾从英国进口了24辆，1929年交出了18辆给新成立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手中的另外6辆不知所终，或曾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由于税警总团不属于正规军，它的战史比较混乱，缺乏这方面记载也是可能的。
3－１０中国军队的卡登?洛伊德战车，水陆两用，可惜装甲太薄弱，总重量只有2.5吨，考虑到十九路军曾靠机枪手榴弹就收拾了同为2.5吨的日军装甲车，这种战车在实战中作用不会太大。
根据十九路军的作战史料，此战颇有可能是发生在2月15日的夜袭钱家湾战斗。
2月中旬，日军久留米旅团等援军到达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十九路军在顾家宅等地与日军反复拉锯，最终依靠各部顽强的抵抗和对江南水网地带的熟悉击退了日军的攻击。15日，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为了清除日军出击据点，指挥所部夜袭位于敌军战线后方的钱家湾，其战况记录如下：
“夜袭钱家湾”的方案在张炎副师长心中已定。晚10时，他亲自带领两个营，悄悄地接近日军宿营地，先摸掉敌人岗哨，由士兵组成的敢死队，人人身上浇满汽油，绑上手榴弹冲向敌营。随着一片爆炸声，敌营顷刻间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又集中火力猛攻钱家湾，日军乱成一团，溃不成军，慌不择路，只顾逃命。
--杨文、乃良《一?二八”季家桥之战》
3－１１张炎，老粤军出身，曾担任六十一师代理师长，十九路军重要将领，因为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受到排挤，不肯低头的张炎在国民党系统中备受压制，虽然官至中将，兵马却越带越少，到抗战期间，成了只有几百名民兵的土著司令。1945年，心高气傲的张炎与共产党方面合作，在广东起兵再度反蒋，不幸兵败被杀。
所谓捆绑手榴弹，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出击，当属宣传，这种打法即没有在双方的战史中有所纪录，也不符合战场现实——自己身上浇了汽油，冲击过程中如果作滚翻匍匐等动作，很容易被战场上到处都有的明火引燃自焚，根本达不到杀伤敌人的目的，还不如手提一桶汽油冲锋更有效些。从战斗描述的敌军阵地遭到破坏情况来看，更像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火炮的攻击，而以当时十九陆军的装备，能够携行冲锋的火炮非迫击炮莫属。这也是一二八事变中仅有的对敌后方阵地实施奇袭的战斗纪录。
考虑到钱家湾正好在战线之后，日军的八九式坦克在这里开辟临时的停车场，作为向前方出击的前进基地和损伤后的修理所比较合理。而日军阵地被袭击后燃烧的纪录，也和日军记载八九式坦克遇袭一战的情形比较吻合。
由于材料的限制，对这次战斗的考证，只能进行到这个程度，但想象一下。
黄浦江畔钱家湾的日军坦克部队前进基地，暗夜中精壮的日军装甲兵们得意洋洋地加油装弹，准备第二天给河对岸的中国军队致命一击。双方的枪炮弹不断划过夜空，突然照亮了一支如鬼魅般出现在日军阵地后方，面涂焦油、身背斗笠的中国军队。不等慌乱的日军哨兵做出反应，一阵乱鸦投林式的迫击炮弹从天而降，把日军的前进基地炸成一片火海。被炸散了架的三轮摩托飞上半空，地面上的火焰顺着汽油的滴迹飞卷开来，一道火线直奔正在起动的日军战车油箱。剧烈的爆炸伴随着日军装甲兵的惨叫，巨兽一样的坦克顿时变成了大型火炬，把夜空照得更加灿烂，掩映出远处上海市区楼房大厦的影子……
怎么有一种战争片长镜头的感觉？
车桥之战中活捉的日本兵（1）
上
或许出于对精钢宁折不作钩的叶挺军长之敬佩，在日本考察抗战史料，于新四军的材料颇有偏爱。无奈，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容易找到，盖新四军活动地区，是日军、国军、伪军相争的漩涡中心。相比几方而言，兵力、补给上处于劣势的新四军生存环境更加艰苦。再加日本老兵往往一见共军就称八路，结果颇有些战例发生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却每每归之于“八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日本有个叫福山琢磨的老头儿，看到年轻人渐渐忘记战争的苦痛，觉得长此以往闹不好又忽悠出一个大东亚圣战来，那可不是玩的。于是，发愿收集资料，写了一套书叫《给孙辈的证言》，都是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的回忆。其中有一篇叫作《走向觉悟的证言——S?J先生访谈录》，里面相当详细地描写了这位化名S?J的日本老兵与新四军之间的战斗。
这位S?J先生在中国所用的名字是“山本一三”，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昭和19年（1944）三月六日，战斗在江苏省淮安县爆发。我的部队以不过两百人的兵力试图解救被新四军包围的一个小队级分遣队。但是，新四军出动的是兵力三千至四千人的大部队，将我们围困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因为我们兵少，不得不向附近的村庄逃避。但是，新四军穷追不舍，我们遭到集束手榴弹的猛烈攻击，房子都起了火。这种情况下只好四处寻找逃生之道，因为日军残兵在被烧毁的房子里隐藏存身，新四军可能认为日军都被烧死，一度撤离。但是，当日军残兵试图突围的时候，终被发现，再次陷入重围。最后，我们十四五个人都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清水、宫本两个士官，还有梅村等。我们才知道攻击我们的是新四军在苏中的第一师。第一师的敌工部长陈先生是广东人，曾在日本留学，日语非常好而且待人宽厚，即便有所责备，态度也从来不会生硬……
看这段描写，如果对照我国史料来看，我推测，山本一三参战并被俘的，应该是1944年3月，新四军发动的车桥之战。此战新四军为打通苏中苏北根据地的交通，利用日军抽调部队参加湘桂作战，兵力相对空虚之机，对日军据守的集中五个团展开的攻坚战。
对于车桥之战，在国内看战史资料时，我曾有两点疑惑。第一，车桥一度是江苏省临时政府所在地，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曾在此处办公，而且是日军分割新四军苏中苏北两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但无论中方还是日方史料，战斗打响时都只有一个小队日军，一个大队伪军驻防，兵力何其单薄呢？第二，守敌只有一个小队的日军（永山加强步兵小队附12名辎重兵），六十余人，为何战果包括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伪军四百五十余人？
从日方的记载，对这两个谜才能略窥端倪。第一个问题不足为问。1943年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车桥后，因此处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有韩部原来修筑的土围子工事（日军在车桥最后的据点小围子工事就是当初韩部所修）日军在车桥据点原驻守六十四师团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大队。只是由于豫湘桂作战的需要，日军从第十一军、第十三军中抽调八个师团参战，地方守备兵力顿时捉襟见肘，这样才将车桥守备日军兵力减少到一个中队。而由于新四军陈挺部在车桥与宝应之间积极进行骚扰活动，日军车桥、宝应守军十分恼怒，3月初调集主要兵力合作进行清剿，此时尚未归建。因此，车桥日军遭到攻击时，正是最为薄弱的时刻。
而攻击60个日军（最后还有二十人左右突围逃生）打出了460的战果，通过山本一三的描述，显然鲜明地带有了新四军指挥官的特色，那就是——围点打援。在行进间的部队远比固守阵地的部队抵抗力为弱，这个战术充分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战术思路。此战，新四军的指挥官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叶飞，围点打援是其拿手好戏。此时还仅仅是牛刀小试，到了国共之战的时候，老叶玩这个战术更让国民党的将军们大吃苦头。而国民党将军们始终不悟。叶飞一生最后一次大战是东山岛之战，对上了国民党最狡猾的将军胡琏，当时胡上将已经将守军游梅耀团死死包围，却一心一意集中兵力，忙着在大陆援兵到来前全歼游团，结果被叶飞轻而易举抄了后路。假如胡琏不忙着歼灭游梅耀而是集中兵力伏击叶飞的援兵，又会是怎样结果呢？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国军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学习共军围点打援这个行之有效的战术，至死不悟。
言归正传，从山本一三所部的损失来看，新四军歼灭日军四百六十余人是可信的。因为日军增援车桥，先后出动了五批人马，都遭到新四军的痛击。很明显新四军是利用了日军分路来援，到达战场的时间差，打了一个缩微版的萨尔浒之战。
日军表面上看几路来援，气势汹汹，实战却打成了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从山本一三所描述的情况看，他所部的日军，应该是从淮阴乘汽车来援的日军笹川大队所部一个中队，也是第一批落入新四军伏击圈的部队。他们被歼灭的战斗，被新四军称为“韩庄战斗”，中方纪录新四军战史对此的纪录是为“当第一批增援日军进至车桥以西时，遭新四军一师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新四军预设地雷区。新四军一师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两百余人。”“遭第一团坚决堵击，迫其猬集于韩庄固守。5日晚，第一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攻击，经白刃格斗，将其大部歼灭，其残部向西逃窜。”这些，都与山本一三的描述若合符节。而新四军中间一度撤围，并非误以为日军被全歼，而是因为第二批从琏水赶来的日军这时也进入了包围圈，叶飞需要集中兵力进行攻击。
车桥之战中活捉的日本兵（2）
下
这第二路日军是日军第七十二旅团山泽大队（新四军纪录为“三泽大队”）一部，由大队长山泽干夫少佐亲自指挥。因为兵力上新四军占据绝对优势而且熟悉地形，日军开路的装甲车陷入泥沼，后续部队被纷纷切断，最终日军山泽大队长被击毙（日本文献的描述非常古怪，这个大队长是“负致命伤”，这个，到底是打死了呢，还是负伤呢？让人没法弄明白，不过从后来军服都丢给新四军了来看，应该是打死了，否则负那样重的伤还要脱衣服，不怕伤风感冒转肺炎吗），其“一杠一朵花”的军服也被新四军缴获，残部掉头逃跑。此后，又有三路从宝应、淮阴等地赶来的日军先后遭到新四军的伏击。从山本一三所部二百余人的命运看，新四军此战歼日军四百六十余人，尚是个保守数字。
而此战的效果也显然体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好处。虽然车桥最后的约二十名日军是逃走而不是被全部击毙，但此后新四军对泾口、曹甸等地日军据点的攻击，就一路顺风，日伪军望风而走，再没有组织像车桥这样大规模的死守或增援作战。原因无他，当地日军总共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不过七八百人，车桥一战被叶飞干掉过半，已经是元气大伤，无力再打一次这样的战斗了。
有趣的是，山本一三对他作为新四军俘虏的日子也多有描述。从其文中的蛛丝马迹，我推测这个山本一三，后来应该是在新四军中后来一直担任炮兵教官的，他也是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真名叫作山本敬一郎，被俘前为日军中尉，所谓S?J，不过是中文中“山本”和“敬一郎”的缩写罢了。在日本用这样的缩写，是很难有人猜出他的真实来历的。很多新四军老兵记得山本这个人，他的中文不怎么好，所以沉默寡言，但是每有联欢会，他都会用口琴吹奏日本民歌作为节目。
不管山本一三是不是山本敬一郎，他在这本书中描述的俘虏生涯都挺值得一看。
被俘的时候，山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杀报效天皇。这是为什么呢？且看他在书中的描述：
被俘之前，在部队里已经有“被共产党军抓了俘虏不会杀，如果愿意还会被放还”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么能活下来的话，溜到南京或者上海作点小生意，不是也可以吗？（翻译到这里，感到有点儿似曾相识，日军中的大阪第四师团颇有这种风格。一查，山本敬一郎祖上，果然是大阪人。虽然他本人不是出生在大阪，但看来“大阪商贩”的精神，可以隔代遗传的），我被俘的1944年，颇有些战友被俘又被共产党军放回来的事例。所以，当时一点儿要自杀的想法都没有。不过，放回来的都受到了军法会议的审判，有的被枪毙了。所以，被俘的士兵们之间商量说，要是死就没办法，要是能活呢，那就得琢磨怎么活下去不被枪毙。同时被俘的富山安寿郎、藤田丰出主意说我们可以报个假名，这样上边会认为我们都阵亡了。然后到南京或者上海开个澡塘或者饭馆过日子也很好。对此，大家深以为然，于是富山化名香河正男，藤田化名古贺初，我则化名为山本一三。
在新四军中，我们开始了“学习”的生涯。每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教官王先生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两三个小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姑且听之。奇怪的是，过了半年，看事情的眼光慢慢改变。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的纪律我们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去帮老百姓扫院子。看来真是环境改变人。半年以后，我和清水、宫本开始为新四军作些事情，主要是从事日文新闻与宣传材料的翻译和印刷。材料来源很杂，显然新四军在南京上海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细作。包括我们在高邮湖畔安丰的印刷所的设备，都来自上海。至于我们印的这些东西，则由新四军拿去散发。中间一度遭到日军扫荡，我们还搬到湖上去工作过……
再后来？
就是加入反战同盟呗，去延安呗，对日军老乡喊话呗，帮着共产党炮打汤司令呗……最后，他是回了日本，但是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是2001年，看来他是到了晚年也“赤化”未改的。
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洗脑”？
似乎，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
南京保卫战中两支成功突围的部队
4-1南京战役中日军突破中华门——值得一提的是画面上这些气势汹汹的日军坦克并未能突破中华门，他们遭到守军用37毫米反坦克炮的反击损失惨重。
我曾写文涉及八十八师在南京战役中坚守雨花台一战，这也是这支精锐部队全军覆没的一战。
1937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的南京战役，中国当时有最精锐的四支德械部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三十六师和教导总队参战，此战除三十六师因为比较靠近后方保存了部分部队以外，其他基本损失殆尽。此战，中国军队数量基本等同于日军（以当时装备和部队素质，其战斗力应只有日军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且多为淞沪战场下来的疲惫之师。以八十八师为例，已经补充了五次，人员素质下降很大，而日军为了攻占中国的首都已经杀红了眼。这样，战败不算意外，但很多部队的损失并不在战场上，是很可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负责防守渡江撤退通道挹江门的三十六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因此对到达防地的友军一律视作逃兵。唐生智所在的南京卫戍司令部上午还在命令坚守，下午忽然又下令总撤退，而且命令传达极为仓促，有些主官如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一二八时候也是一员虎将)干脆逃跑了。许多机关和部队根本没接到撤退命令，发现情况不对，纷纷蜂拥渡江，是南京各部在撤退中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三十六师和其他部队甚至相互射击，自相践踏，造成更大的混乱和无谓的伤亡。出城后的部队也完全失去建制，撤退到下关的部队，大部分损失掉了。
但是，这次撤退中，却有两支部队得以较为成功的突围。
第一支，是邓龙光的八十三军（附叶肇六十六军一部），按照撤退的计划，各部主力应该向东方日军来犯方向突围，而这支广东部队奉命打掩护，在最后从下关方向撤退。但是，军长邓龙光看到各部已经混乱不堪，自己的部队根本不可能到达掩护阵地，到了也无从掩护，于是果断率部向东按总计划突围。
应该说唐生智毕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高材生，在他没有失去勇气和理智的时候，指挥制定的计划还是比较有水平的。日军当时对南京是钳形攻势，东方除了雨花台等强攻的点上以外，空隙很多，从这里突围，的确有出其不意的效果，邓龙光按照这个计划突围，大约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
值得一提的是，邓龙光是个典型的老广，打仗很有闲情逸致的，在前线还要用高丽参煲汤，给自己喝补身子，也给大家喝——他一五六师的老部下回忆，邓龙光部到淞沪的时候，战局已经很不好，刚到阵地就遭到日军猛攻。邓部署防御，然后说明，已经在给大家煲汤，汤好就送到阵地上，一时军心大振——老实说，这个军长滑头得很，广佬煲汤，没有七八个钟头不算靓，这七八个钟头守下来，日军的攻势，也该再而衰，三而竭了吧。
但是此战他很清醒，认识到关键时刻来了，有部下看到邓军长出发前把泡到一半的人参酒都给扔了。
虽然战术对头，还是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八十三军才得以突出重围，到达安徽屯溪休整。这支广东部队，后来成为万家岭大捷的主力之一。此战，邓所部突围部队中仅仅将级军官就阵亡了三名，分别是一五九师少将师长罗策群、第一六〇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第一五六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其中，罗策群师长是在突破日军战线时率先冲锋战死的，冲锋时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呀！”是为最后的遗言。
邓龙光部突围，是在12月12日夜间。一般的说法，认为邓龙光部是为南京守军中最后能够成建制突出重围的部队。
4-2南京战役中被中国战车击毁的日军汽车，这辆车上坐的是东京新闻代表团，著名记者浜野嘉夫当场被击毙。
但是，从日文史料中，我们发现，当时能够成功突围的，还有另一支部队。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虎贲——第七十四军（也就是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
关于七十四军的突围，中国方面的记载比较简单，只是提到该军的两个师中，五十八师一部大约是12日下午随军长俞济时渡江撤离的，五十一师则是王耀武率领经过一夜抢渡，撤出了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然而，在日军纪录中，留在包围圈中的七十四军残部，并没有坐以待毙。该部残存的六千余部队，在第二天向西侧突围，与日军展开激战后，终于得以突围成功。
这段史实并非孤证，可见于日本战史学家儿岛襄的《日中战争——南京到武汉》，以及岗绮溪子的《日中战争问题点检证》第69节“南京战”。
儿岛襄的著作中是这样描述的：
陷入包围的中国军队反应各不相同，但基本已经丧失战斗能力，幕府山中有大约一万名中国溃兵，没有食物也没有斗志，日本军队只派一个联队就轻易地解决了他们的武装……令人吃惊的是13日夜间，一支大约五千人的中国军队向西强行突围，丢弃了大量辎重后冲过日本军的防线。阻挡其前进的一个中队顽强战斗，不幸“全灭”。经过调查，这是中国军最为能战的七十四军所部。追击的部队错误地向西寻找，却因为该部突围后即转向南方而失去踪迹。
岗绮溪子的文章中，则是这样描述：
12月13日早晨，浓雾弥漫，向西侧突围转而南下的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与为迂回切断敌退路北上的第六师团四十五联队主力爆发战斗。深夜时分，日本军已经占领了南京城的大半，可说胜负已分，但是这支突围的约六千人的部队攻击依然炽烈，击溃第十一中队的阵地后匆匆逃走。
尽管时间一个讲13日夜间，一个是讲13日拂晓，但战斗的经过大体一致。因此，七十四军部队13日突围并成功，似乎应该是南京守军的最后战斗。而且，由于它选择突围的西方，正是日军重兵所在，战斗一定更加惨烈。失去指挥，面对一个联队强敌，败军阵中依然能团结杀出重围，还顺手消灭日军一个中队，这般打法，充分说明了七十四军的战斗素养，不愧虎贲之名。
只是，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究竟是谁，这支突围后的部队何时何地返回建制，则是中方资料中无法查到的。这是此后多年战乱档案遗失造成的遗憾，还是战时混乱导致未能清楚记载，则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中国空军奇袭武汉之谜（1）
在日本文献中看到对于1939年10月3日中国空军空袭武汉的战斗描述，根据其主要内容可以判断，此战至少击毁击伤日机160架，击毙日军鹿屋航空队副司令官小川弘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石川淡大佐等多名高级军官。
特别是日方提到，当时在场的日军海军“第二航空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将军在此战中负伤致残。由于他致残后无法继续担任海上任务，原来极有可能由他担任的日军海上机动部队司令官职务，改由他的同学，没有航空指挥经验的南云忠一担任。
南云指挥的中途岛战役，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转折点。如果是塚原而不是南云担任指挥，日军很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中国空军的轰炸造成意料不到的效果云云。
５－１中国空军包括苏联志愿航空队使用的SB-2快速轻型轰炸机
日本记载翻译如下：
奇袭汉口基地
苏联送给中国的SB-2轰炸机神威大展，于1939年10月大举进袭了日本军占领下的汉口基地。中方趁机而入的背景是此时正值诺门坎事件爆发后日本的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当时日本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正以“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名义驻扎在汉口的空军基地，而且因为汉口机场拥有长达1500米级的跑道，停机坪也很宽敞，所以不仅仅海军，陆军的航空队也使用此机场。1939年9月末，汉口机场除了有140-160架的日本海军战机外，还有日本陆军20架的侦察机和联络机云集于此。可是，他们对中国空军的奇袭攻击完全没有任何察觉。
10月3日凌晨，以12架苏制图SB-2高速轰炸机为主力的轰炸机部队袭来，由于日本方面没有一架战斗机在空中执勤，防空炮火也没有准备，因此中方的SB-2驾驶员得以冷静实施轰炸。第一波轰炸是在6000米高空进行的。由于没有遭到反击，他们又降低到1400米高度实施了第二波轰炸。中方的12架战机虽然没有达到满载的10吨载弹，但全部炸弹都倾泻到了汉口机场。日本方面的飞机由于密集驻扎于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燃起了熊熊大火。据统计日方的损失中，全损至少为60架，另有接近100架左右受伤，汉口机场的大部分飞机都被认定无法起飞。人员伤亡更甚，死伤者多达240名，其中司令官塚原四三（海军少将）负了左手被切断的重伤。九死一生的塚原在治疗中的11月15日晋升为海军中将，但由于失去左手，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的指挥官了事。塚原于1921年加入横须贺航空队，进入航空界打拼以后，历任“临时航空技术讲习部员”、“凤翔号副舰长”、“航空总部教育部员”、“航空厂总务部长”、“赤诚号舰长”、“航空总部总务部长”、“第二航空战队司令”、“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等职，始终没离开航空教育与部队勤务。由于塚原丢了一只手（没法再继续在海上指挥舰队），因此无法胜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一职了。实在再也找不到塚原这样精通航空的人才，结果只好让虽然与塚原同届毕业（海军36期）、但却始终与航空无缘的南云忠一担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可见中国此次轰炸在历史拐弯处产生了何等大的影响！看看丢了一只手的塚原，仍旧能继续在军中服役（虽然是被转到预备役去了），就可以了解塚原对于航空界实乃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不是这次轰炸负重伤，未来担任机动部队指挥角色的，将有很大可能性是塚原。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始终奋战在腊包尔航空队最前沿，这也算是对他多少有些补偿吧。
回头再看汉口机场的时候，1938年10月3日那天据说补给飞机将从木更津航空队飞过来，塚原司令及下属军官都集中在战斗指挥所前，正在此时炸弹落下，实在是不走运得紧，以为是自己的飞机而毫无戒备之际愕然……
这次的轰炸除了塚原以外，还直接造成了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川淡、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弘的死亡。汉口机场原本是赛马场，经平整修建的机场。关于这次奇袭，坂井三郎在《天空的武士》一书中以《最倒霉的一天发生的事》为题有详细描述；而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里面只提到中国空军的SB-2等扔下五十余枚炸弹，大多数落入附近水田云云，并未涉及日军飞机所受损失。
——节选自《帝国制空战》，光人社2006年发行。
但在中方的记录中，我找不到1939年10月3日轰炸武汉机场的记录。记录中有苏联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曾经与中国空军一起空袭武汉，而且其殉难经过与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对自己此战中记录的中国空军殿后机过程十分吻合。然而，库里申科的死，很多文献记载是1939年10月14日，如果是那样，与这次空袭就对不上了。
补充两点：
1译文中“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
这击沉的两艘军舰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一艘是三万一千五百吨的声望级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另一艘是三万五千吨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激战过俾斯麦号的威尔士亲王号，《大西洋宪章》就是在它上面签署的！两艘军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接报后哀叹：这是对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
2坂井三郎日本海军在战后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王牌飞行员，曾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曾在中国《航空知识》连载，这里的文字就来自本书：
中国空军奇袭武汉之谜（2）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方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像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头顶上有12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一架挨一架的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像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20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12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昌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拿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12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我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５－２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
从我的推测来看，这架被坂井击伤的SB-2轰炸机，很可能就是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座机。请看关于库里申科殉职一战的描述：
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在我国的资料中，后来也找到了相关材料，认为是10月3日、4日进行了两次空袭，使用的是DB3重型轰炸机，库里申科大队长在第二次空袭中阵亡。
但由于日期存在差异，而日本方面没有第二次空袭的纪录，这种推测只能是一个谜了，是我军把一次空袭作为了两次？还是日军把两次空袭合成了一次？
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1）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在民国时期自行建造的一艘大型炮舰，排水量1，560吨，装备HIH公司生产的150毫米前主炮一门，140毫米后主炮一门，76毫米高平两用炮塔四座，战斗力在抗战前的中国海军中仅次于宁海、平海两艘巡洋舰，排名第三。1937年9月25日，在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中，逸仙舰被日军轰炸机命中，壮烈殉国。
说起逸仙舰来，今天很多朋友颇为陌生，甚至有人会把它和著名的中山舰弄混。实际上，这是两艘完全不同的军舰。
6－１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一艘日本三菱造船厂为清政府建造的海防炮舰，因孙中山在广州遭陈炯明暗算时以其为座舰，后改名中山舰，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就是因它参与其间而得名的。1937年12月，该舰和永绩舰在长江金口执行布雷任务时遭日军轰炸沉没，舰长萨师俊战死。前几年，该舰被打捞后修复展出。
6－２逸仙舰，则是1931年，由叶再馥设计，江南造船厂建成的国产战舰，性能极佳，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业和军事舰艇设计的最高水准。叶是广东番禺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曾在平海舰的建造中纠正日方设计错误而名噪一时。当时，正是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十年建设期”开始之时。由于现有军舰多为清代遗物，为了保障海防，海军部长陈绍宽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百艘军舰的造舰计划，并恳切地对蒋介石申明——资金方面，少编一个甲种师，几年就够了。蒋哭笑不得，内战正酣，不要说一个甲种师，连一个丙种团也少不得啊。不过，蒋并不是完全的死脑筋，在蒋桂战争中，他认识到了海军的威力。因此，蒋介石还是对海军建设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海军方面得以在抗战前建造和购买一批新型军舰，包括宁海、平海、咸宁、民生、民权等，成为海军在抗战中的主力。逸仙舰就是这时建造的，也是这批舰艇中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军舰。由于设计非常成功，江南造船所1936年曾开工建造一艘该舰的扩大型炮舰，无奈到日军攻占船厂，该舰工程仅完成不到一半，遗憾地被放弃了。
其实，逸仙舰也是一艘很有传奇色彩的军舰，它在江阴战沉之际，舰上飘扬的是海军部次长陈季良中将的将旗，标明逸仙舰是中国海军的旗舰。就在三天前，原中国海军旗舰平海号壮烈战沉，陈季良移旗逸仙舰，又遭到日机集中攻击。逸仙舰中部中弹，由于该舰没有装甲，一英寸的软钢船壳无法承受重磅炸弹的攻击，逸仙舰大轴被炸断，舰体大量进水，舰员阵亡14人，负伤8人（包括陈季良将军本人），终于倾斜沉没于鱼目洲岸边。赶来救援的驱逐舰建康号也遭日机围攻，中弹8发，沉没于龙梢港。逸仙被击沉后，陈季良中将再移旗舰于运输舰定安号，继续指挥战斗。
6－３陈季良将军，即在庙街借炮给苏联红军炮打日本领事馆，并率江享、利绥等舰与日舰对峙于黑龙江上达半年之久的海军宿将陈世英。1940年因在逸仙舰上所负创伤复发病逝，追赠海军上将。陈遗嘱中国一日不胜自己一日不下葬。其妻慨然为陈造水泥棺材一具，停灵五年，直到抗战胜利，才将其送回故乡福州安葬。
但逸仙舰的历史还没有终结。日军占领江阴后，派出打捞人员将其打捞出水，最初准备赠送给汪精卫政权。可是由于战争不断扩大，日军舰船捉襟见肘，于是毁约将逸仙舰尾部增加一层舱室，改做日本海军兵学校的练习舰，并改名为“阿多田”。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迫将逸仙舰归还中国，并附赠了一套从装甲巡洋舰八云号上拆卸来的豪华柚木家具。逸仙舰重新列入中国海军序列。这番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6－４抗战胜利后归还中国的逸仙舰，可见其尾部比抗战前高出了一层。
在写作《国破山河在》一书的过程中，萨结识了从日本播磨造船厂退休的平田先生。平田在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打捞技师，经历过打捞平海、宁海、逸仙舰等中国海军在长江上的沉舰，手中有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照片。征得平田先生的支持，我用他提供的照片写作了《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遗憾的是，当时平田先生告诉我他没有打捞逸仙舰时的照片。为此，我在文中对该舰的作战这样描述：
很遗憾，平田的画册中并没有逸仙舰的照片，他作了个侧卧的姿势，对我说，打捞的时候，逸仙舰是横倒在水中的。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另一艘命运坎坷的军舰，如果说宁海、平海舰从设计角度带有浓厚的日本风格，逸仙舰则从设计到制造都是纯粹的中国产物，它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型炮舰（中国海军也称“轻巡洋舰”，但以其吨位，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1931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排水量1550吨，其战斗力在中国海军中当时仅次于平海、宁海。江阴之战中，逸仙舰舰长陈秉清深知自己军舰防空力量薄弱，看到日机欺中国舰队火力弱经常低飞投弹，遂心生一计，将没有防空设计的150毫米主炮瞄向日军可能来袭的东方水天线处，待日机编队飞来，突然发炮。日机没有料到中国军舰有这样远射程的防空武器，未做规避，当即被击落一架（根据日方史料，似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二战队的一架九二舰上攻击机，驾驶员寺田上飞曹）。
照片，就只好付阙如了。
《国破山河在》一书出版后，我特别携带一本去看望了平田。
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2）
平田看得很认真，甚至在看到《矢尽弓折——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一文中他提供的插图还有些激动。他很认真的问我，在平海舰中把自己反锁在舱中的那名中国海军军官，其身份和后人找到没有？我告诉他还在调查。平田伸出大拇指说，那个人是个好汉，我们当时都很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