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说着，平田讲：“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呢。”
“怎么？”
“我这里又清理出一些当时的照片，你有兴趣吗”？
“有啊！是长江上的吗？”
“是的。”
原来，当时石川播磨船厂有非正式的厂刊，内容范围很广。侵华期间，该厂在华有一批技工协助日本海军进行舰船的打捞和修理。因此，厂刊中有时也会刊登这些人发来的消息或者照片。这几张照片，就是平田处理旧杂志的时候，特意保留下来给我的。
说起来，这几张照片，都堪称珍贵。
6－５中国海军的沉船阻塞线
熟悉中国海军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抗战中我国海军由于战斗力弱于日军，曾在江阴、马当、黄浦江、镇海等地沉船锁江断航，形成阻塞线来阻击日军的进攻。阻塞线的真容如何，这张照片上可见一斑。
6－６中国海军在长江布雷，日军舰艇中雷起火(黑烟是炸点，白烟是烟囱出来的）。
这是中雷日舰的僚舰上拍摄的现场照片，但是日舰不敢太靠近，因为担心把自己也放进雷区。
6－７日舰在长江中扫雷，成为必修功课。
6－８打捞前拍摄的平海号巡洋舰，其烟囱和指挥塔之间受损的部位依稀可辨。
对比下图（打捞期间拍摄的）可以推测上面的图拍摄时间较早，因为当时长江显然还没有进入最低的枯水期。
6－９下图
但是，最让我感到激动的，还是下面这张照片。逸仙舰在弹尽力竭之后殉国的最后场面。
6－１０这就是横倾在鱼目洲旁边的逸仙舰
据我所知，这张照片应该是第一次展现给我国读者的。从这张残留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逸仙舰的线条英挺，造型可称优美，其精巧的指挥塔、突出的锚机清晰可辨。而前部150毫米跑的防盾似已被拆除，当初就是这门炮打掉了日本轰炸机。
从这张图上看，逸仙舰的外张并没有宁海、平海那样明显，叶再馥果然是高手，他设计出的逸仙舰，一方面适合征战长江，另一方面仍然适合在外洋作战。1934年，该舰参加过镇压福建起义的作战，1936年，逸仙舰奉命监视在福州进行大演习的日方舰艇，显示了该舰较强的海上机动能力。
平田先生说：“你看，我没说错吧，逸仙舰就是躺倒在水中的。”他一直为上次不能给我提供一张逸仙舰的照片感到遗憾，这回如愿以偿了。
我说：“谢谢。”
6－１１逸仙舰最后的照片，可见其火炮已经换成了美式4.7英寸炮。
实际上，逸仙舰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涯也颇有传奇色彩。该舰1946年归还祖国，随即进入海防第二舰队服役。1949年解放军渡江之时，该舰停泊在江阴炮台下，一度被迫对解放军打出白旗表示投降。但随后该舰利用夜暗逃脱到上海。1954年，该舰与解放军各舰展开激烈炮战，人称猫头洋海战，开大陆与台湾交手中大舰对锤的先河。
1958年，逸仙舰退役。1959年，该舰被拆船商买走解体，这一次，逸仙舰真的从历史中消失了。
俱往矣……
是谁把出云舰打了个“透心凉”（1）
作为中国人，对于“撞沉吉野”多半颇为熟悉。不过，这句口号和那可恶的吉野舰真正为人们耳熟能详，要到电影《甲午风云》播出以后。抗战中，有另一艘军舰让中国军人恨得咬牙切齿，那就是日本海军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击沉出云”的口号可不是出自电影。
在日本海军中，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经历可谓传奇，曾参加日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并担任过日本天皇的座舰。在对华战争中，停泊在上海外滩的出云舰被日军指定为驻华舰队旗舰，长期在黄浦江、长江活动，以其重炮掩护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无论是从实战还是象征意义上说，中国军人把它恨之入骨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这艘出云舰却出了名的运气好。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为了击沉出云可谓不遗余力，海陆空全线出动——空军，九大队谢莽等部轰炸出云，甚至出动了蒋介石的座机驾驶员衣复恩参加攻击；海军，电雷学校的史可法中队悄悄进入黄浦江发动雷击，其勇敢果决被日方历史专家濑名尧彦写入了自己的作品《扬子江上的战斗》；陆军，虽然缺乏能够得着的武器，也曾用山炮奇袭出云，希望侥幸成功（根据日军记载，出云还真挨过中国陆军这样的“三分线外投篮”，颇有死伤）；甚至青红帮都曾帮助中国军队物色了一个“能潜水三天三夜”的水鬼，带着定时水雷爆破出云……
不幸，尽管使用了各种攻击手段，直到淞沪战役打完，出云舰还是长命百岁地活着，这艘老舰的运气让中国军人七窍生烟，几乎怀疑它练过金钟罩或是红灯照，要不怎么刀枪不入啊？
事实上，出云舰在这种猛烈的攻击下确曾多次被击伤，但是都能仗着结构坚固很快修复。该舰顽强的生命力可说是英国舰船设计和钢铁工业的骄傲——出云舰是1898年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这家公司也为中国建造过军舰，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巡洋舰，就是它的早期杰作。
然而，根据日本记载，在对华战争中，这艘运气极好的出云舰曾有一次遭到中国海岸炮兵的重创，不但被击穿了一个透明大窟窿，而且不得不撤回日本大修。
日本军事杂志《丸》2005年第3期（总第707期）登载了一篇追忆出云舰的文章，名为《雄壮，老舰出云桅顶军舰旗飘扬》，其中就对这一战有所描写。
根据日方描述，这次战斗并非发生在淞沪战役期间，而是淞沪战役结束一年多的事情。记述如下：
昭和14年（1939）一月，旗舰出云曾经为了配合对杭州湾周边地区进行扫荡，出动执行对岸炮击任务。
当时，出云舰长为原田清一大佐，出击时的僚舰是‘妙高’号重巡洋舰，还有一艘驱逐舰跟随。中国军队在山腹建筑有炮台，三舰使用200毫米、250毫米的主炮对中国军队的炮台进行炮击。敌方炮台同时开炮还击。压制炮战持续了几个小时，结果不幸的情况发生了，敌方一发重炮炮弹击中出云。炮弹从后甲板右舷，舰长升降口附近穿入舰体，这颗200毫米重炮炮弹的爆炸竟然贯穿到反方向的左舷，在左舷吃水线上一米处的装甲板炸开一个直径半米的大窟窿……
此战后，出云舰带着伤亡人员撤回上海，由停泊在黄浦江的朝日号修理舰进行紧急抢修。因受伤过重，被迫返回日本佐世保军港进行大修。
根据文章中的线索，可以看到此战的描写参考了海军十三年会的会刊《十三年樱》的内容。《十三年樱》中，除了出云舰长纪录为吉富説三大佐外，与此文基本一致。
从一舷直炸到另一舷，还炸出半米见方的大窟窿，只怕出云后半舰体内部都成了爆肚炒肝，难怪要回日本本土修理。看来，这一炮让出云舰负伤不轻，总算可以让在上海追炸出云三个月，却不见成果的官兵们出口恶气。
遗憾的是，日方文献上，并未记录这次战斗的具体地点（《十三年樱》中此文作者已经作古），而中文文献中，也没有炮台击伤出云舰的纪录。
如此，查找此战在中方的记载就颇为困难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采取了排除法来推断战斗发生的地点。既然战斗发生在杭州湾，根据地图可以看到，淞沪战役结束后，杭州湾北岸从上海到钱塘江内河入口盐官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因此，这次战斗只能发生在杭州湾南岸。
是谁把出云舰打了个“透心凉”（2）
而另一个条件，也能有所帮助。那就是，这个抵抗日军的地点，必须具有200毫米以上的大型海岸炮。
在杭州湾，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乍浦、定海、镇海三处。其中，乍浦炮台的清代购进的克虏伯重炮保留至今（重炮使用寿命较长，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旅顺被俘的重炮，日军在台湾作为海岸炮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不过，乍浦在1937年11月23日即沦陷，此炮未能发挥作用。
定海的一次战斗，和此战时间上颇有相近之处。
根据定海县志记载，1939年2月5日中午，三艘日舰突然窜入定海港内，用小艇登岸未逞后，日寇就疯狂地用军舰炮击定海东岳宫一带，炮轰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
这和出云舰的纪录时间相似，军舰数量也符合。然而，我不大认可此战发生在定海。盖定海位于舟山岛上，其震远炮台根据记载有过清代安装的210毫米大炮，可是此台早废。抗战中因我国没有制海权，对于孤悬海外的定海一旦开战无法加强，因此一直不是防御重点。定海沦陷前只有守军千余人，多数为地方杂兵，其炮台年久失修。这样的防御态势，很难想象可以与日军三艘大舰激战数小时之久。事实上，中方资料中对这次日军的袭击，也没有记录炮台曾经还击。
感觉上，这一战发生在镇海的可能性更大。
镇海是浙江海防重镇，1884年中法战争中，吴杰、薛福成等曾指挥炮台和南洋水师南瑞、南琛、开济各舰，在此处力战法军舰队，是我国海岸防御作战中少有的胜利之战。抗战前，此地设有镇海要塞区，是海防重点，1932年设海军镇海炮台总台于小港，有官佐106名，士兵1579名，分驻镇海要塞区各炮台间，隶属宁波防守司令部，下属弹药库、观测所、探照灯台、修械所等。并有镇海炮台掩护部队一个团。1934年抗日战争前夕，民国政府国防部请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拟订《宁波区海防设备实施计划》，构筑永久工事。工事计划分二期完成。1936年抗战前夕，除原有宏远炮台外，另在青峙钳口门炮台山建新镇远1、2、3、4台，为钢筋混凝土构筑，并配高射炮队。镇海炮台装备240毫米、210毫米大炮，每门储存炮弹200发。抗战开始后，曾以轮船沉塞航道，并通过海军布雷队进行水雷布设，可谓防护森严。
遗憾的是，镇海守军的作战记录中，缺乏与日舰报告相符的战斗，只有两次战斗有些相似。
一次是根据《镇远县志》纪录，1938年9月22日，日巡洋舰1艘炮舰数艘来犯，向炮台发炮百余发，炮台还击，击伤巡洋舰，击沉小艇数艘。
另一次是1940年7月17日，日军上海第三舰队所辖海军陆战队在镇海登陆，炮台守军顽强抵抗，击伤日舰一艘，后力战到凌晨逐渐不支，宏远炮台弹药库被毁，日军上陆攻占镇海县城。幸而驻防附近的一九四师陈德法部和从上虞赶来的十六师一部赶来增援，才将日军赶下海。此战共击毙日军三百余名，我阵亡六百余名，但终保镇海不失。
这两次战斗的时间和作战过程，与日方描述都有出入。
更大的可能是在一次中方没有记录战果的战斗中击伤了出云舰，因为从1937年9月到1941年4月镇海沦陷，日军战舰飞机屡次来犯，镇海炮台与敌交战纪录40余次，很多战斗无法核实战果。
看来，究竟谁是击伤了出云舰的英雄，依然是一个谜。这次战斗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更多的史料的面世。而出云舰的最后下场则是于1945年7月24日在吴港被击中翻沉。
逃出七三一（1）
7－１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
如果看过电影《黑太阳731》或者森村诚一的小说《恶魔的饱食》，可能都会对日军罪恶的细菌战部队——由石井四郎指挥的七三一“给水防疫”部队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支部队，因为大量使用中、苏、朝抗日人员和普通百姓作为“马路大”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而臭名昭著。
七三一部队的旧址今天已经成了纪念馆。在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在这里进行了大屠杀。按照日方记载，被送入七三一的“犯人”们曾经机智地进行过各种反抗，但是最终无一能够逃脱死亡的命运。这是因为，慑于人体试验可能带来的舆论冲击和法律审判，日军对送入七三一的人员管理极为严格，严密的监视与不断的试验死亡，使“马路大”们完全没有逃脱的机会。
然而，在一次搜索东北抗日联军资料的过程中，我却意外发现，在七三一部队的手中，确曾有四名中国抗日组织人员，成功地逃出了魔掌。而且，他们的逃生，还带有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色彩。
根据刘天光1986年整理的《杀人魔窟——三岛理化研究所》一文描述，这四个成功逃生的人，分别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第三督导区108支部书记长李广德和党员何家训，110支部书记长张人天，以及中共党员、抗联侦察员李遇迟。
七三一部队在佳木斯市万发屯东北驻有一个特别分队，对外称为“三岛化学研究所”，李广德等四人，即被日军关押在这里。1945年8月12日夜，由于苏联红军逼近牡丹江，日军对这里的在押人员进行了大屠杀。为了杀人灭口，连在此处为日军担任做饭、看守的四名白俄与一名朝鲜人也被一并枪杀。
在8月12日的时候，日军执行的屠杀计划堪称周密。自从苏联红军开始对日作战，看守已经两天没有给李广德等人任何食物，以消耗他们的体力，避免可能遇到的抵抗。执行屠杀的是桥本喜一郎等五名富有杀人经验的日本武装特务。他们按照计划分别负责对18间双人牢房的屠杀，第一轮枪击后交换负责的监室，再进行第二轮射击。
李广德在为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提供当时详情的时候，依然能够回忆起，日本武装特务当时在走廊里喝令，“米那，他带”（都有，站起来）“奥马艾，他带”（你，站起来），然后，就开了枪……
今天我们都知道在商界日本人的认真是何等有名，但这种认真如果用在罪恶之上，大体就是这样的结果。
然而，这四名抗日志士却在这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成为至今所知落入七三一部队手中后仅有的幸存者。
四个人中反应最快的是张人天。作为有军事背景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日本特务开枪的瞬间作了一个摆动，结果左臂中弹。在日本特务进行第二轮射击前，张机智地钻到同一囚室已经死亡的难友何振国尸体下面，并用受伤的手臂挡住头部。日本特务的第二轮射击，又有一弹击中他的手臂，但大部分打在了何振国的尸体上。张其他部位没有中弹，是四人中负伤最轻的。
何家训先中了两枪，还在挣扎中日军第二次射击，一弹击中其头部，左进右出，带出了四颗牙齿。何血流满地昏死过去。事后发现，这一枪仅仅给他的两腮各穿一洞，并没有伤及其他器官。
李广德和李遇迟在同一间囚室。因为两人在对付日方审问时“态度狡猾”，所以日军对其恨之入骨，竟对其将子弹打光。两个人每人都挨了八颗子弹，李广德的一条腿齐膝盖打断，李遇迟胸部被击成重伤。不可思议的是，两人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都活了下来！
日军屠杀后，大约从事这种残杀毕竟心中有所畏惧，加上苏军进展神速，特务们并没有敢于进入牢房检查，仓促间也没有找到预先准备的汽油焚毁该处建筑，随即匆匆撤离。
当时幸存下来的五个人（还有一个是何家训同一间囚室的赵连青），谁也不敢发出动静，一直装死熬到天亮，确认日本人已经走了，才开始逃生。
这时，五个人的行动各有不同。
张人天率先设法凿开了囚室的墙壁，这时别的囚室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把被子搭在墙上（墙顶有电网），翻身而出，逃走了。
李广德和李遇迟两人受伤沉重，动弹不得，自揣必死，于是沾着鲜血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标语，以留给后人。
何、赵二人带伤挖开囚牢，已经是13日。他们没有马上逃走，而是扶持着来寻找其他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发现了还活着的二李，但是无力帮他们打开囚牢。这时，李遇迟又昏迷了过去。李广德对何、赵说：“我已经不行了，李遇迟也不行了，这里不可久留，不要为我们这两个没用的人，让我们民族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何家训、赵连青含泪而去。或许是因为内脏受了伤，能支撑着前来救人的赵连青，却连大门都没走出去就突然死去。何家训在13日下午逃出。
李广德不堪忍受痛苦，勉力用自己的床单拧成绳圈，挂在窗户上想自尽。不料，却被苏醒过来的李遇迟救了下来。李遇迟当时四肢都几乎不能动，用牙齿撕扯李广德，将其从窗户上拉了下来。
说来，李广德和李遇迟的关系有些特别。两个人都对各自的党十分忠诚，因此虽然最初作为难友关系很好，一旦发现对方属于“异类”，立刻变得冷若冰霜。在同一个小小的囚室，两个人经常背对背坐着，互不理睬。
在重伤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去写标语，李广德写的是：“还我河山”、“中国国民党万岁”；而李遇迟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可是，一旦面对日本人，两人立刻统一起来。
逃出七三一（2）
这里面需要谈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他们能够生还，与入狱的时间和表现，颇有关系。李广德等人是1945年5月23日，日本特务机关“晓工作”大逮捕中被捕的，因为表现坚强而被送到“三岛化学研究所”。这个所谓的“三岛化学研究所”，实际是日本伪满三江省地方保安局与七三一部队的交接地，送到这里的“犯人”，会受到进一步的逼供。如果不供，就会被作为“马路大”送往哈尔滨平房的七三一本部，绝无生路。
而招供呢？
苏军15日占领佳木斯后，在“三岛化学研究所”院内，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埋葬坑——所有招供的“犯人”，都被埋在这里，其中很多被砍掉了头。
李广德、张人天等人，如果招供，肯定也是这埋葬坑中的一员，而如果被捕时间更早，大约已经被送往七三一本部了。事实上，在苏军进攻东北之前，日方已经停止了李广德等人的审讯，并改善他们的伙食，目的就是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到可以进行人体试验的水平。也正是因为这段改善伙食，使本来身体虚弱的李广德等人得以有体力熬过中弹负伤后的艰难时间。
而李遇迟被捕于1944年，他是1941年随周保中等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和部分骨干撤退到苏联后，被改编为教导旅进行整训。但此后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对抗联回国作战设置了种种无形的限制，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活动进入低潮。进入1944年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苏联感到对日作战可能性大大增加，方才开始支持抗联部队重新进入东北活动，但同时将抗联的主要任务局限于协助苏方收集日军情报。但是由于抗联行动有一段中断的时间，苏中边境地区日军已经大大加强，抗联在行动中损失很大。李遇迟就是一次越界行动中负伤被俘的。
按照时间来说，李遇迟早就应该被送往七三一部队本部了。但是他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即不妥协又让日军总感到他身上有价值可挖，于是一拖再拖，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把他送走。
在一致面对日本人的时候，李遇迟传授李广德进行斗争的策略——对于酷刑一定要抗，直到抗得实在痛苦不堪，再进行交待——交待什么呢？
交待几个“垫背”的，就是铁杆汉奸，但是一定要到挺不住了的时候再说……
没有狱中经验的李广德，就用这个办法，“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供出了两个最招人恨的伪满警察。结果这两个“隐藏很深”的家伙几乎被日本人打死，从此不得重用。而李广德借此得到喘息恢复的时间。
这一次，关键时刻，又是李遇迟救了李广德，对他说，你才22岁，中国要做的事儿很多……
李广德深受感动。两个人互相帮衬，终于在14日晨挖开囚室，逃了出来，并放火引来周围百姓，将他们抢救了下来。
李广德、张人天、何家训、李遇迟，可能是从七三一部队魔爪中逃脱的仅有的几个人了。
附：几人此后的生涯及其他
李广德，被当地学生李长青抢救到启哲医院脱险。胜利后他不满国民党出关人员的争权夺利，感动于李遇迟的帮助，改投共产党门下，成为长春城中的一名敌工人员，曾为保存杨靖宇将军、陈翰章将军的遗首，以及争取六十军起义作过贡献。解放后李广德曾因历史问题被劳改，释放后多年上访，终获平反。
张人天，逃出后略作治疗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寻找国民党接收人员，后在国民党于东北组建的地下挺进军中担任军事指挥，曾在三江与民主联军作战，下场不明。
何家训，感于光复后东北的混乱无意仕途，回乡劳动，最后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指证指挥了五二三大逮捕的日本高级特务沟口嘉夫。沟口后被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
李遇迟，被救出后即转交苏联远东军佳木斯驻军司令部，此后情况不明。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史实让我颇为惊讶。以东北的抗日活动而言，因为即便在张学良时代国民党也不曾对东北有多少染指，因此从来认为国民党与东北的抗日活动没有很多关系。事实上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即派出一批干部深入东北展开地下活动，其中以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主任罗大愚（原名罗庆春，化名魏先生）活动最为积极。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罗始终在东北敌占区活动，屡次组织被破获，屡次重建，与共产党方面亦有联系。牺牲虽大，成果也大，他甚至发展伪满留学生组成了在日本的调查组，传回大量重要情报（日本调查组负责人、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伊作衡1943年被捕就义，临刑吟诗曰：“杀身应取义，轻死赴国仇。”），长春的大学生则研制自动放火器，多次袭击日军仓库和机关。
1945年5月23日，曾多次躲过日寇搜索的“不死鸟”罗大愚亦被捕。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国民党地下抗日人员达二百余人。罗被捕后有气节，不屈且在监狱中制作地下抗日刊物悄悄传播，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光复后，罗和国民党方面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人员都被排挤，仅担任辽北省党务专员，后去台湾，1973年去世。
事实上，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不但有国共在组织抗日，东北民众自身的抵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有这样的事儿——
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辽宁省朝阳境内，有一片由当地豪强（一说土匪）据守的土地，始终不曾向日方低头，任日军多次讨伐，烧掠而无法征服，被称作“中国地”，这块约两百平方公里的“中国地”（相当于三个圣马力诺）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是东北唯一没有沦陷的中国领土。
历史似乎充满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土八路说日本话
曾经对抗日战争影片或小说中的一种描述不屑一顾，那就是土八路居然能冒充日本兵。这是因为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日语是一门非常难精炼的语言，它的发音、变格等微妙之处极多，如果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很难说得天衣无缝。即便是在日本呆了十几年的中国人，开口说话不用三句对面的日本人就会恭维起来——“您的日语说得好极了！”
换句话就是说你讲得再流利也听得出你是外国人。
要说德国人冒充美国兵我们信，阿登森林突破战斗他们的确这样干过。这是因为美国人祖上属于典型的“杂种”，说的是美国人本来就是移民，他们的血统、文化、母语来源五花八门。而且美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所以美国人的英语也讲得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拉丁系的美国人有的连英语都说不利落，可确实是纯粹的American如假包换。当年我在汉莎公司底下干的时候，经常看见古板的德国人忍不住帮美国同事修改英文邮件中的语法错误。
所以德国人冒充美国人一点儿也不困难——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英语可能比美国人还标准呢。然而日本可不一样，日本的地方小、民族单一，自古好几百年了没有什么移民。所以日本人的语言相当统一，东京和大阪，对比于中国相当于北京和上海，东京人和大阪人之间虽然听得出口音，但绝对没有交流问题。然而如果让北京大哥听阿拉讲上海话，基本就是要找板砖的感觉。
在上世纪30年代，精通日语的人更少，连鲁迅这样号称日语流利的，今天看他的日文信件，都有惨不那个啥之感。既然如此，连高小学生都当知识分子看待的八路军里面，谁能有那么好的日语，冒充日本兵都不被发现呢？
然而，和当年在冀中做过敌工工作的老八路朱占海部长谈起来，老人说冒充鬼子这种事一点儿也不新奇。朱部长当时在任丘等地活动，敌工部的人经常把鬼子的电话一掐，连上话机就跟鬼子讲话套情报，也确实有武工队员或者敌工队员化妆日军活动过。
怎么学的？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教的呗。“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学的。”
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萨赶紧请老爷子多讲讲。要知道当时我刚到日本不久，若是从老爷子那儿学个什么日语速成法，可是不得了的收获。
你们现在学不了我们那个水平。
老爷子摇头。
为什么？难道我们大学科班出来的还学不过您一个高小毕业的？后半句话我没敢问出来。
你们学不好，就是少挣俩钱儿，我们学不好的，都牺牲了。
默然。
其实，朱部长后来说，当时化妆日军，主要是吓唬伪军的，碰上鬼子多半是意外遭遇。土八路学日语的时候，很多人连日文的字母有多少个都不知道，纯粹是硬背下来的。也就那么固定的一些句子能以假乱真，以外的纯粹一窍不通。比如，鬼子要问八路是哪个部队的，八路能旅团、大队、军衔一路说得极流利，问老家是哪儿的，也能对答如流，连村里有个菩萨庙都能说出来。要是鬼子问你喜欢吃生稠鱼还是烤鱿鱼，那就全完了。
“倒是没有鬼子问过这样的问题”，朱部长说，“他们的性子是一根筋”。
“那万一有哪个鬼子特别，这么问呢？”萨把刨根问底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那还用多说吗？掏枪就打呗，大不了一个换一个。”老头苦笑。
事实上，我可能真的是有点儿小瞧了当年的土八路。前几年听影视界的朋友说有人想改编《敌后武工队》，兄弟赶紧插嘴，说您有机会可得劝劝，没那个金刚钻，千万别揽这瓷器活。那《敌后武工队》是谁写的？冯志啊，冯志自己就是老牌子的武工队员，里头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是从真实的战斗中提炼出来的，加上活下来的武工队员哪个不是人尖子，他的作品能拍出原汁原味，你就是大师了，改编？最好先称称自己的分量……
人家说了，论生活咱们比不了人家老武工队员，论文化，恐怕还是可以和冯老扛一扛。
8－１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本人就是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小队长，当年是有名帅气的神枪手。
这话还真没法说，至少，仔细看《敌后武工队》，单是里面土八路说日本话的情节，就反映出冯老深厚的语言功底来。
《敌后武工队》里面的武工队员，不时露出几句日本话来，比如辛凤鸣向李东山要“大巴勾”（日语：香烟），魏强在饭馆冒充日本兵叫菜：“酒的，肉的，大古桑”（日语：大量的）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敌后斗争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第十四章，写到武工队员贾正和刘太生在新安村刷标语遭遇夜袭队。刷标语这一段，刘太生质疑贾正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贾正不服气，就有如下的描写：贾正将手里的麻刷朝刘太生提的灰浆桶里一扔，咚的一声，溅了刘太生一胳膊灰浆。他背冲墙，张开缺少门牙的大嘴小声地念：“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獃斯路！”“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要这样，我还能念呢！”他们边写着标语，边朝西移动，待所有的墙壁写完时，他们也来到了新安村的街西口。
其中这句“洼里洼里洼，森搔尼寒獃斯路！”相信大家大多一笑而已，“洼里洼里洼”，这明摆着是忽悠嘛。
但，我仔细地按照日语读音把这行字一读，竟然是一条真正的抗日标语！
“洼里洼里洼”，是日语“われわれは”的拟音，意思是“我们”。“森搔尼寒獃斯路！”则是“我々は、戦争に反対する(反对战争），连起来就是：“我们反对战争！”和刘太生随后说的““呦！这不是我们优待俘虏的那句日本口号！”正好吻合。
而冯老对贾正这一段半吊子日语一句解释都没有，可见老爷子笔下的东西里面伏笔有多少，要改编他的东西可不是玩儿的。
朱部长也承认，虽然当时要求每个八路军都要会57句日语，但大多数土八路，如果不是做敌工工作的，日语都和贾正差不多。1944年后局部反攻，经常出现八路围着鬼子炮楼用日语喊话的情景（没有炮，一下子打不下来）。土八路对日本炮楼喊起话来，南腔北调，敌工部的日本八路经常抱着脑袋哀叹，说这些唐山味儿的冀东日本话，保定味儿的冀中日本话，只怕里面的鬼子和伪军没一个能听明白。
那还喊什么呢？我问。
朱部长说，话不能这样讲，事后从日本俘虏那儿知道，这种变了调的八路式日语喊话，与反战同盟正规的日本工作员来喊话，效果竟然相差不多。
原来，鬼子炮楼里，一听到正宗的日本人在下面喊话宣传，指挥官就会大骂“反贼”，勒令射击，用枪炮声压住对面的喊话，于是宣传的内容也就听不到了。而如果是土八路说日本话，日军指挥官总是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往往也就不会射击听之任之。然而日本人好较死理，越是听不明白越要听，使劲琢磨八路在喊什么。
有时候还真让他们给琢磨明白了，还要彼此交流一番。
于是……八路的宣传效果，也就达到了。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1）
反攻潮州，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
广东人中，潮州人自古有“硬汉”之称。然而，在我的记忆中，抗战史上日军攻占潮州，汕头都是一笔带过，似乎未经激烈战斗。日前，在日本购到《给孙辈的证言》丛书第18辑，晚上小女入睡，尚无倦意便拿来一翻，发现其中原日本陆军士官丸山菊夫（84岁）所写《仲秋作战中的负伤弹片摘出三十余》一文，发现这个观点或许需要修正。在丸山笔下，为了潮州的得失，中日两军曾反复争夺，日军为此付出了一千七百人以上的伤亡。以下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文中的“我”当然是丸山：
昭和16年（1941）3月10日，作为南支派遣军潮兵团的预备人员，我被召集入队，在熊本市下河原公园集合后，渡海编入南支海岸地独立步兵第一百大队。随即参加了攻占潮州的战斗，因为战况激烈，入队后不到10天，与我同来的战友即有20名战死。
占领潮阳后，我被选拔参加一年的干部教育，地点在广东白云山南麓中山大学的校舍，而后重新归队。此后，即作为驻汕头的潮兵团直辖部队的一员参加了羊蟹作战。此战中，中国军队为了夺回蟹目山阵地，在迫击炮的支援下执拗地发动了多次激烈的反击，激战中山石被炸得乱飞，暴露出山体的岩脉来。雨在不停地下，无处不是潮湿积水，作战极为困难。损失了大量的人员，机枪等兵器也被敌军夺去，这一仗，事实上我们是被打败了。
随后，就是仲秋战役。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不久就攻占了前线小松部队的主要阵地。因为前线动摇危急，所在部队的本田义宏中队长为求逆转战局，命令我“单身潜入敌后进行侦察”。在激烈的炮火中，我深入敌阵潜伏下来。在侦察敌情的时候，却目睹了令我难以置信的一幕。已经被俘的11名日本兵，被中国军队用枪逼着向日军自己的阵地乱枪射击。兵团部的平田参谋（可能是下令者——萨评）此后一直表情严峻。
兵团总指挥请求空军支援，在飞机的支持下，终于渐渐收复了称为“要塞”，“难攻不破”的厚茈坳阵地。然而，此战我军付出了战死七百人以上，负伤千人以上的代价。敌我双方的尸体死亡枕藉，残肢混杂，甚至无法举行火葬的仪式，只好掘大壕沟将其掩埋。
10月13日深夜，风雨大作，为图在这次“反攻潮州之战”中夺回厚茈坳阵地，我军决定夜袭。我奉到的命令是“迂回勇猛出击，摧毁敌捷克（机枪）阵地”，我随即率领部下的分队员深入敌后，准备白刃作战。
中国军的火力凶猛，而我们从其背后的山崖一段一段攀援而上，渐渐摸到中国军背后。我隐蔽地摸向敌军阵地，竟然一直摸到中国军机枪阵地下，并且用手抓住捷克式机枪与射手开始争夺。这时我军的山炮，中国军的迫击炮都开始射击。一颗迫击炮炮弹在我身边炸开，使我左腿负伤，并被掀翻到五米高的陡崖下，左胸也受了伤，顿时人事不省。苏醒后我因为行动不便，中对将我送到汕头的野战医院救治。
由于药物缺乏，军医竟然不使用麻药，只吩咐我“忍住”就直接用弯曲的钳子在我的伤口中探索起来，将体内残存的弹片取出。疼痛难忍，那种苦宛如地狱。先后摘除了三十多块弹片，全部摘干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失血过多。军医命令给我输血，等待体力恢复后继续手术——可是后来终于还是没有再次手术。这期间，我背着医生奋力练习拄拐杖，并返回阵地。医生叹气，说我是“粗夯之命”后也就听之任之。
从那时起，已经63年了，我的体内和大腿内，还有黄豆大的炮弹破片几个没有摘除，而肺部也一直不好。我这一生都受到它们的折磨……
这一仗看来十分惨烈。然而，丸山只介绍打此战的是国民党部队（重庆军），除此就没有别的说明了。到底是哪个藩号的部队发动了反攻潮州的战役呢？假如每座城都让日军付出如此代价，抗战大概不需要八年。
有热心的朋友提供了不少相关资料，觉得如果将丸山的文章与我国史料对照来看，里面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9-1抗战中，中日两军在潮州地区对峙图，1943年10月，由于叛徒陈光辉出卖阵地，日军突破大脊岭-桑浦山防线，此后曾三次占领中方反攻基地揭阳，又三次被中国军队赶了出来。
丸山菊夫的文中，第一个让我们觉得有些疑惑的地方是他提到参加了1941年攻占潮州的战斗。但是根据各方史料，潮州的陷落是在1939年6月，丸山不可能参加这次战斗。
经过核对，我推测丸山第一次参战很可能不是1941年，而是1940年。因为丸山所属的潮兵团，经过查证为日军第二十三军潮汕驻屯支队，独立一〇〇大队是其所属部队。1940年3月该部有征召预备役补充兵的纪录。
日军为何要召集补充兵呢？这是因为这支日军比较倒霉，此前接连和第七战区最精锐的部队——独立第九旅恶战了两场，损失惨重，不得不征召预备部队。
实际上，这个独九旅我写过，可算大名鼎鼎。它原来的番号是一六〇师，粤军，抗战的时候在南浔线特别能打，击毙日本军神饭塚少将，打残废一〇一联队的就是这个师——当然损失也大，结果被老蒋缩编为一个旅了（老蒋抗日坚决的，可是您看这点儿心胸，难怪很多杂牌子部队保存实力），当时写独九旅是因为日本要员飞机上海号也是让他们吓唬掉下来的，而且独九旅还曾经救援香港，一直打到深圳界河，是第七战区的王牌部队，号称广东当地唯一戴钢盔的中国部队。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2）
事实上日军侵占潮州的时候，守城的就是独九旅，不过当时这支部队刚从马回岭撤下来，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呢，所以未经激战，就不得不弃城撤守揭阳。
这下有人不干了。谁呢？独九旅的旅长呗。这个旅的旅长很有意思，居然是个中将——军长也不过是中将，可是这个军衔对他来说还得低了呢。此人名叫华振中，从前面的战绩就可以看出来，打仗绝对是一把好手，资历更是老得吓人——保定军校六期的毕业生，张发奎、叶挺的同期同学！可是，您看张发奎后来混到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叶挺呢，新四军军长，如果不是后来飞机遇难就是一个没跑的开国元帅。华振中呢，这时候刚从师长降成旅长，理由呢？前面说了，因为太能打硬仗了……您说，这算什么理由啊！
其中的问题，就是华振中其人，能打仗但政治上不敏感，一生总是犯路线错误，仕途坎坷简直是命中注定一般——因为政治立场问题不得重用的人才贯穿整个近代史，车载斗量，不管你是哪个党。
这样一个人，本来除了打仗就不会别的，正憋气的时候再打了这么个窝囊仗，能不窝火么。于是，华振中就开始筹划反攻。这位中将人是有点儿年老数奇，但在广东军中人缘好得出奇——没办法，各级主官不是他的师弟……还是他的师弟。于是，独九旅优先补充到了足够的兵员和装备，自己出一个团，从预备第九师借一个团，加上保安队，1939年7月对潮州发动了反攻。说起来抗战中国军历次对潮州这个级别的城市进行反攻，就以此战兵力最为可怜。但是，华振中的确能打，激战四天，肃清全部外围据点，一度攻占潮州市区大部，日军收缩到司令部等几个要点固守。四天以后，日军援军赶到，独九旅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只好撤退。这一战没有拿下潮州不寒碜。因为独九旅虽然是粤军精锐，但缺乏攻坚的火炮，拿不下日军的坚固据点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就手头这点儿兵力，揍得日军鸡飞蛋打也算出口恶气。
日军解围后，一面迅速加固潮州的防御工事，一面寻机报复。结果，1940年1月在西塘又和独九旅打了一仗。这一次，日军没有坚固工事掩护，吃了大亏，记载伤亡四五百人（我手头另有一篇日军老兵回忆此战的文章，显示的确日军损失较大）。此战被中国方面称为潮州抗战史上日军伤亡最大的一次，也是守军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就是因为这两仗潮州地区日军各部都减员不少，才不得不从国内征召预备役人员参战。
如果是这样，丸山参加的实际上是日军进犯潮阳之战，时在1940年3月23日。丸山3月10日被征召，随后坐船到中国，整个战斗持续10天（不是城廓战，守城实际打了不到一天），与丸山的记录比较符合。丸山的时间自称是根据自己日记，如此，整理的时候错一年时可能的，而潮阳和潮州的区别，恐怕刚到中国的丸山也分不清楚。此战从中国方面记录看，守军只有约一个营，属于未经激战即退却，但丸山记载日军颇有伤亡，他所在部队就阵亡20人。其原因似乎是因为参战日军多为刚刚征召的新兵，训练和经验都不足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