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反例，就是另一个潮兵团的幸存者津田志津夫(和歌山白浜町伤残士兵会原会长)曾经纪录。他是在1941年3月被征入部队的，3月20日到达中国随即参加战斗两次负伤。这说明1941年日军该部的确曾经再次征召预备役人员。如果两人同期被征召，参加的是同一次战斗，也似合理，那就是中方的记录不全了。
占领潮阳后，丸山被选拔参加一年的干部教育，地点在广东白云山南麓中山大学的校舍，这个校舍其实是指五山华南理工和华南农业两所大学现地址，中山大学草创时的原址就是这里。此时中山大学已经撤离，日军在此处设有华南侵略军特务机关司令部。
丸山返回独立第一〇〇大队后，提升为伍长，参加了“羊蟹作战”。这也是中方战史中没有记载的。但是，经过查找，此战发生的蟹目山，的确在潮州，与塔下山等一样，是桑浦山的一部分。反攻潮州失败后，中国军队转取守势，依托桑浦山、乌洋山、大脊岭、青麻山、洋铁岭等有利地形布防。不过，这时丸山的对手改了——独立第九旅因为太能打了，被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调到身边当了贴身保镖。1940年5月至1943年9月底防守潮州附近揭阳阵地的是独立二十旅，旅长喻英奇。在桑浦山一带，双方曾经反复拉锯作战，丸山所说的“羊蟹作战”，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次。他讲此战日军失利并非过言，日军一直到1943年9月，始终无法突破中国军队正面的大脊岭和侧面的桑浦山阵地，双方始终在潮州－揭阳之间进行对峙。
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3）
而此后丸山负伤的的仲秋战役，则可以肯定是发生在1943年。独立第二十旅长期坚守大脊岭沿线，对保护潮汕地区的抗日大后方揭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军则视这一线的山地据点为眼中钉，多次出兵争夺。根据独立二十旅叶禄群先生的回忆，从1943年4月开始，日军对中国军队揭阳－潮州间的主要阵地大脊岭攻势加强了。据中国军队的记载，每月都发生四五次战斗。到了5月的时候，中国军队防线上的大脊岭与青麻山都已被日军占据了一部分，在洋铁岭一带，双方各占一端，沿几里长的阵地对峙。7月间，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在洋铁岭一带拉锯。根据记载，独立二十旅第三团在反攻洋铁岭的战斗失利后，掩护大部队撤退，官兵伤亡惨重。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了丸山菊夫说的：“昭和18年（1943）9月10日，中国军队在揭阳集结后，再次发动有组织的反攻。”此战发生的具体地点很不容易考证，老实说这地点我也头疼，日军的纪录中，地名常用奇怪的字，比如日军袭击八路军总部一战，把八路军总部的“武军寺”标为“五军寺”是轻的，上高会战标了个“横游胡”，并且在此处与七十四军恶战经日，可是我怎么在中文资料中也找不到这个横游胡村！这次也是一样，丸山讲战斗发生在厚茈坳，中国没有这样的地名吧。难道是“猴子岙”（有朋友提供似为厚婆坳）？根据中方记载，“9月11日，一八六师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反攻古巷羊铁岭附近的杨梅山。当夜12时正战斗打响，仅一个多小时便夺回杨梅山。至9月13日，杨梅山又被日军占领”，“9月17日，晨，日军种田中队进犯大脊岭，在守军的英勇抗击下，两百一十多人的种田中队，只有十多人生还”。丸山提到此战小松部队先遭到袭击丢失大部阵地，随后反复增援逐步收复，所以我推测这个阵地就是杨梅山。这一战，先是独二十旅激战后丢失阵地，随后与一八六师携手收复失地，最后又有部分阵地落入日军之手，可称一波三折。
此战双方记载的日军伤亡不同，中国方面，因为前面有记录称西塘之战歼灭日军四五百人已经是打得最好的一仗，这一战虽无具体战果统计，似应少于西塘之战。然而，丸山称日军损失一千七百多人。我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日军隐瞒损失。须知日军是进攻一方，它的损失国民党军方面无从知道，而从日军攻击的一贯表现看，如果不是受到极大的损失，断不会轻易退却，或许这一战独二十旅和一六八师打痛了日军而不自知（知道了可能反攻潮州的！）？另一种可能是日本老兵夸大战事。这件事也是现在让我头疼的，比如日前翻译的日本老兵回忆在宜章大战三万新四军，新四军在那里根本没有那样多的部队。这个被打死七百多，打伤一千多是不是他听到的传闻而不是事实？
这段文字中有一点非常让人寻味的——那就是国民党军押着日军俘虏冲锋。
只听说过蒙元攻打南宋是驱宋人为前驱，没想到这种滋味鬼子也尝过。
按说国民党军当时也是优待俘虏的，而且日军俘虏难得，换个部队一般不会这样做。可是兄弟啊，要看看独二十旅的旅长是谁，这支部队的确干得出这种绝户事情。独二十旅旅长喻英奇说起来他倒不是广东人，而是湖南人，湘西王陈渠珍的老部下。其血统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廓尔喀兵团”——竿军！在内战中喻就是有名的“屠人魔王”，性格凶悍，无法无天。不过这种性格在抗战中实在是难得的，喻作战勇敢，有血性，1937年南京战役中唯一的反攻战役汤山反击战就是他的部队四七八旅随杜长官的坦克打的，日方记载此战踹了日军一个师团部，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浜野嘉夫死于此战。可惜寡不敌众，这次反攻在天亮后归于失败。喻本人也负伤，突围而走。用枪逼着日本俘虏冲锋，也就是这个“屠人魔王”的部队干得出来！对此，也是喜欢研究这段战史的逸云三洲兄（西西河网友）作了进一步考证，结论是“喻英奇本人是不在的，他在该旅调进潮州地区前后就去陆大深造了。但谁带的部队就是谁的样，特别这个旅的第三团，是喻英奇当团长的老团了，他在组建独二十旅时带进去的。可见毒得很”。对这个观点萨完全同意，而且认为送喻英奇这样的人物上陆大，应该和少林寺和尚去攻学历差不多一个意思，属于训练老虎拉碾子的行为。
此文，还是用叶禄群先生回忆文章中的从大脊岭撤退时的一段来收尾吧：
开拔前，我叫特务长周中生买来香烛、三牲等祭品，在空地设一简易祭台，自己写了一篇祭文，对空宣读：“我阵亡之战士，随我旌旗，逐我之部曲，一同上路，各人认准本乡，魂归故里，受家人四时之祭祀……”
聊以此文，献给殉国将士，以资不忘。
抗战中步兵轻武器对日军战车的战斗
士勇无奈乏良刃——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朋友提到抗战中中国军队装备的捷克式轻机枪或者重机枪可以用钨合金弹击穿日军轻型坦克的装甲。
确实有记载中国军队在南京曾经用重机枪加钢芯弹抵抗日军战车。实际上在淞沪战场日军也多有这种纪录，这种打法的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抗击日军九四式战车，甚至能够给八九式中型战车造成威胁。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弹丸虽能勉强击穿敌装甲，穿甲后动能基本下降为零，对坦克内部人员已经没有杀伤力，所以经常出现日军战车中弹上百发，却依然能够继续作战的情形。这种武器，包括真正的威力在于击损日军战车上的脆弱部件，如观通系统、武器系统等，而迫使日军战车退出战斗。
10-1日军八九式坦克在行进中,地点在当时的浙江，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可惜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
请看下面日军修理纪录中这辆九四式战车的中弹情况。该车在南市一线试图突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阵地时遭到猛烈抵抗，破损后送。
10-2这是正面
10-3背面
每一个X符号代表被击中一弹，可以看到日军战车中弹如同马蜂窝——可惜啊，要咱有反坦克枪那这玩意儿拆了可以直接当笊篱也——并且确实有多处损伤和贯通，但这辆日军战车最终还是开了回去。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军队在作战中不乏勇气，而且射击准确，看日军战车观察窗周围密集的弹孔就可以感受当时的战斗，日军车长就在观察窗中被一弹毙命——八十八师是德械精锐，训练有素，确实不是好惹的。但是也反映了中国军队轻武器反战车能力的不足。
实际上，日军战车在设计上还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即便是100毫米以下迫击炮的命中，日军战车也通常只是感到巨大的震动，有时能给人员以损伤，却无法将其摧毁。7.7毫米机枪如果没有穿甲弹，就更无法给它造成威胁。
但是对于日军的战车，通过战斗积累经验，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也发明了不少有效的攻击方法。前面提到用轻武器集中攻击战车的观通系统是一种打法，用集束手榴弹爆破日军坦克的履带也是一种打法。另外，一部分日军八九式战车依然采用汽油发动机，中国士兵常常用手榴弹攻击其发动机部位，引发起火燃烧，曾经有相当多日军战车葬身火海。
当然，这样用血肉之躯强袭铁甲战车，中国军队的损失无疑是惨重的。奇怪的是当时中国的确贫困，但弄些反坦克手雷和莫洛托夫燃烧瓶应该还不困难吧，却没有见到类似武器的纪录。
真正给日军战车带来威胁的，是德国造37毫米反战车炮。日军留下的纪录中，称其为让日军战车兵“泣下”的可怕武器，甚至有在大场七八辆坦克面对一门反战车炮不敢冲击的例子。只是数量太少，而且国民党军将其编成团级单位，使用相当不灵活。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战车观察窗狭小，视野不良，因此车长经常需要推开窗口盖进行观察，往往成为中国军队的活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研制了战车用特种头盔，稍稍可以抵挡步枪（如果角度不太正）与手榴弹弹片的打击。
10-4这玩意儿，可就挡不住钢芯弹了。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上）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1）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
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
日前回京，在我的一个长辈那里看到一则笔记，其中比较详细记述的人物，是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辅仁大学学生冯运修。萨这位长辈在北师大任教，这是为了校庆所作的纪念文章，因为辅仁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冯运修可算我们的校友。
说起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源颇有可观之处，抗日杀奸团今天是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名字，当年却是活跃于华北的著名抗日团体，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1940年期间为高潮，1940年下半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一直坚持活动，只是活动方式从暗杀爆破转向了收集情报和动员知识阶层脱离沦陷区等工作。
抗日杀奸团能够长期存在与取得较大成绩，和它的团体组成颇有关系。这个团体的成员十分古怪，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萨的外祖父家族，在天津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素以不介入政治斗争为务，但其中有一个在天津中学读书的子弟受抗日思潮影响，违背家族原则，成为了抗日杀奸团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团长曾澈牺牲之后担任过抗日杀奸团的领导职务。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这期间，抗团的组织逐渐扩大，在天津也有多次精彩行动，但是因为叛徒出卖，团长曾澈（抗战前即在华北活动的老特务，戴笠颇为欣赏，同时担任军统华北区书记）被捕牺牲。
由于曾至死未出卖抗团的组织机密，因此曾的牺牲并没有使抗团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是曾的死，使抗团一度失去了精神领袖。
按照资料记载，曾是一名非常善于组织，而且能够激励部下的优秀特工人员，他对抗团的组织颇有特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独创的抗团干部的颠倒代号。
曾澈的颠倒代号，是一套为抗团干部编制的化名，采用的是数字加上成员姓名别号之类颠倒后的谐音，前面的数字，其实代表的是在组织中的排位，现在看来，颇让人想起美军在伊拉克的五十四张扑克牌又想起水浒的一百单八将。
比如最高的“易妙红”，其实真正代表的是军统局老板戴笠，易，是“一”的谐音，“妙红”是“洪淼（戴笠的化名）”的颠倒。
“三目王”，是军统在华北的老牌特务，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所谓军统四大杀手之一，排行第三，后叛变，给军统华北华东组织造成极大破坏。
“刘诗白”，是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抗战前就曾经刺杀过大汉奸张敬尧，排行第六，抗战后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
这都是对抗团实施指导的军统大特务。
“九曲帆”，是范旭，曾经实施刺杀周作人，排行第九。
“石朋里”是军统在抗战期间冒险从平津调到重庆受训的李如鹏，参加过刺杀周作人，王竹林，排行第十，后牺牲。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2）
“史山风”是冯运修，排行第十三，但是他因为精明干练，在北平有可靠的立脚点，渐渐不仅从事刺杀任务，也司职组织文件和枪械的保管。
1940年7月，军统部署抗团在七七事变三周年期间，对较有影响的汉奸实施刺杀以示惩戒，冯运修被选择为主要行动人员之一。
1940年7月5日，抗团当时在北平的负责人李振英（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在未名湖召集冯运修、叶于良、孟庆时（北京育英中学学生）等行动人员，宣布根据上级（即军统组织）提供的情报，日伪组织将在7月7日于中山公园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抗团决心狙击到场主持日伪合作的汉奸巨头，以示惩戒，首选目标为伪《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如果吴不好打，就打次要目标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因为身躯肥胖，外号陈胖子）。
今天如果到北京大学去，在未名湖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湖心岛，有桥通到岸边，杨柳之下颇为清冷的一个地方。我小的时候常到这个湖心岛旁边游泳，它周围的石缝里盛产田螺，还可以轻易捉到河虾。萨对河虾一向是没有什么慈悲之心，抓住了把脑袋一拔就生吃，现在想想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污染还不严重，要是现在不定弄出点儿什么稀奇古怪的毛病来。
那时候我所不知道的是，这湖心岛有一个地下密室，抗战时期一直是抗团的秘密机会地点，并有军统组织人员长期驻在这里指挥和策应行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长被捕为止。
这里要说一说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数人知道这个名字可能与毛公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有关，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负面了许多。实际上毛公那篇文章应该叫作《别了，美国佬》更贴切些，不应该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司徒雷登这个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里，是个对中国相当有感情的老人，评价他相当的不容易。对北大的发展，他也应该说有一份贡献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岛北大，利用职务之便尽力保护北大免遭日寇蹂躏，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自己被日军拘捕。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抗战的同情。比如湖心岛的密谋，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沦陷前夕，困守湖心岛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仙洲通过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帮助逃离北平，临行时司徒雷登忽然出现，托付陈仙洲给自己在卫立煌军中的学生刘某某带去白色纯羊毛线两磅，作为结婚的贺礼。沦陷期间北大学生不断有人南下国统区或西去解放区投入抗日工作，如后来的驻联合国副代表顾军，全国妇联组织部长王若兰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员协助他们出走，一面每次有人走都在临湖轩为出走学生设宴饯行。甚至他还曾经和八路军接触，愿意用北大图书馆的副本为延安鲁迅学院提供书籍资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八路军平西军分区曾经派出手枪队前往北大接应欧美教员撤离，试图营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军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师班威廉，林迈可，和法籍教师德力。
因此，抗团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北大的湖心岛，而在天津最大的据点，则是成之先生担任少东家的远东饭店，到了这两个地方，抗团成员形容就是“进了保险柜”。
7月5日会议的结果是定下了行动计划，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吴菊痴，一个由叶于良（北大学生）、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的情况下狙击陈辋子。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李、冯都是较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而叶、刘都是第一次进行狙击行动，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暗杀的侧重点是当时在北平伪报界被称为“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因为他的影响远远比陈辋子高。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准时召开，吴菊痴作为主持十分活跃，抗团的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但很快就发现当地日伪军警戒备十分严密，即便下手也无退出的机会。李振英和冯运修商议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只令孟庆时等在会场散发抗日传单材料作为宣传，散发手段也改预定的刺杀后抛洒为在人群中传递散发。据说当时纪采凤、朱慧珍女学生等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对方看到这样衣着时髦的小姑娘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揣起来低头就走，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
庆祝会结束后，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和陈辋子上了吴的黄包车。冯运修等人正中下怀，即骑自行车尾随，寻机下手。
但见两人进了前门附近的一家饭馆，原来两个汉奸是要在这里吃饭。李振英即派刘永康进去观察，刘出来后说饭店地方狭小，开枪容易误伤他人，李即下令两组人员等待。因这些抗团成员衣着举止都很得体自然，并没有引发怀疑。大约一小时后吴菊痴先出门，乘自己的黄包车向东南宣武门方向而去，李振英和冯运修即骑车尾随，叶、刘则在原地等待陈辋子。
行进中李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枪在后接应。
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吴菊痴车后。
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3）
车行到旧师大教师宿舍门前，附近胡同中突然出来一队大户人家送葬的队伍，唢呐和哭泣的声音一片嘈杂。吴菊痴的车夫为了让路停下来，吴和车夫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队伍吸引过去。
冯见有机可乘，猛蹬两步，靠近吴菊痴的车侧，单手持枪，对吴的头部连开两枪。因为距离紧，射击准确，吴一声未吭，当即毙命。冯使用的是“掌心雷”手枪，这种枪体积小、装潢精美，通常是显要人物的护身武器，所以用于战斗威力不大，用于刺杀却因为枪声小而备受青睐。实际上吴菊痴的车夫当时根本就没有觉察，直到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
冯射击以后没有停车，迅速向前骑行，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则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刘等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但当天进行的大搜捕却一无所获，抗团的人员已经如鱼入大海，脱身而去了。
刺杀吴菊痴是抗团一次相当成功的行动，但也直接导致了日军“八月大逮捕”的迅速展开。八月大逮捕，指的是日军1940年8月上中旬在北平天津联合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这一次行动抗团成员共计被捕四十余人，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也遭到重创，李如鹏等牺牲。残存人员继续坚持一时十分困难，遂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的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大搜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的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杀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共产党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搜捕的劫难）。
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实际上日本方面注意到平津地区抗团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只是几次采取行动都因为抗团社会关系复杂，消息灵通，成效极微，没有能够给抗团以致命打击。因此日军方面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试图在尽量掌握抗团组织的全貌后，将其一网打尽，吴菊痴被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当天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开始了大逮捕。因为几次行动成功，抗团内部不免有轻敌骄傲情绪，防范不周，在日军的大搜捕中李振英、孟庆时、纪凤彩、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其中李振英等本来身处燕京大学校内，日军逮捕并不容易，但却被日军利用军统叛徒曲某发出通知，诱燕大抗团成员开会。李振英不知是计，和王知勉、李澄溪等出校即被捕。另一个燕大抗团成员吴寿贞出校稍晚，恰好看到李振英被捕，立即退回校园，后在张东荪和侯仁之两教授的帮助下西去游击区，吴后来在西山参加游击工作时在战斗中牺牲。
冯运修也在日军逮捕名单之列，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立即发觉有变，悄悄起床并取枪走出卧室。此时，日军尚未完全合围，如果他立即越墙逃走，并非没有生理。但冯运修负责抗团组织材料和行动文件的保管，假如这些材料落入日军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冯立即携带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
这时日军即破门而入，冲入冯家小院，将冯运修的父亲、弟弟等人捕获，随即发现冯藏身的地点，日本特务即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恍然大悟，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冯亦负责保管北平抗团的枪支弹药），僵持良久，特务们只携带短墙，压不住冯运修的火力，无法靠近冯家厨房。这时，周围居民纷纷被枪声惊醒，意识到有人在和日军枪战。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袁规（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心生一计，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但袁未想到冯枪法极好，一枪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日伪特务纷纷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叫西城吉次的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打到中间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中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
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他和日军进行枪战的消息，第二天北平的报纸曾有报道。
因为冯运修的父亲同时被捕，他牺牲的前后经过才得以流传下来。而且，冯运修的父亲也对抗日颇为同情，巧妙地向抗团成员传出了冯已将文件销毁的消息。因此得知消息的抗团成员多能咬牙坚持，不承认日伪的指控，颇有一些人因此而无法定罪，最后得以逃出魔窟。
1941年军统纪念历年殉国人员的四一大会上，冯运修也在纪念名单之列，并有照片受祭。但按照幸存的成员所说，包括冯在内的抗团成员，除李如鹏外，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1）
报国欲死无战场——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
１1－１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黄显声将军
最早知道黄显声将军的名字，是在看“小萝卜头”的故事时。
小萝卜头宋振中，其父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随父母一同被关押在重庆红岩，直到九岁在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
根据难友记载，宋振中聪明好学，7岁以后其母徐林侠向狱方争取到让他在狱中“上学”的权利。小萝卜头的老师之一，就是同狱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副军长黄显声将军。
这位黄显声将军，不但教小萝卜头语文算数，还教他武术和俄语，每天早上小萝卜头到黄将军处上课时，都要用俄语问好。
而小说《红岩》中，还提到黄显声将军（书中称为黄以声）为难友提供奶粉、糖果和药品，在他的监室中，还悬挂有防身的军刀。
当时感到有些奇怪，觉得一位东北军的将军，怎样会被关到狱中呢？既然已经入狱，又如何可以悬挂军刀。而且，一个军人，怎么又如此多才多艺呢？
事实证明我对黄显声将军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这位将军不但能够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１1－２这是黄显声将军在狱中用铅笔刀所刻的手章，字体隽劲，可见刻印之人的心无旁骛。
黄显声将军，1896年生，辽宁岫岩人，曾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据说那时上北大的都是人中之龙，所以将军懂篆刻，会俄语实在正常），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转入东北讲武堂三期学习，历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曾协助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在1938年营救张学良失败后被秘密逮捕于武汉，辗转囚禁于息烽、白公馆等地。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作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
１1－３黄显声将军墓
这是一条真正的关东好汉子，在遇害的时候，依然身怀短刀，“虎入笼中威不倒”，宁持刃而死，决不引颈就戮，不失军中男儿本色。
黄显声是张学良的亲信，东北军少壮派的代表，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
奇怪的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
对此，我的看法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另一种可能是，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
要是张学良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
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臧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臧自知无力回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8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
而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2）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中国人里面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啊）；张学良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张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回北平。张学良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十二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十九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１1－４黄显声在锦州前线担任义勇军总司令时全身像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
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编张海天部为第一路，项青山部为第二路，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
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倚为依靠的蒋介石下野，张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十九旅、骑兵二十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3）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率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932年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入关后的黄显声将军，所部公安骑兵总队和一同撤退的保安队、义勇军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参加了长城抗战，再次与日军交手。以后，为了替张学良将军控制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又前往万部担任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黄显声将军并协助张学良策划和实施了西安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