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行的职业，叫做造镜师，那些铜匠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被认为拥有某种巫术力量，因为他们所制造的神秘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美丽或丑陋，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种魔法是不可思议的，它超越了人的权能。奇怪的是，尽管它可能引发强烈的不快反应，但人还是接纳了这个来自神的礼物。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系这种照镜事务，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盛行起来，那就是磨镜匠，他们专门负责打磨镜子，以维护镜子的基本反射功能。
就更宏观的社会实体而言，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它们的自我完善，同样依赖于"人文镜子"的打造和修磨，藉此展开对缺陷性基因的认知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像高桥敷和柏杨那样，无畏于盲眼民众的攻击，承负起民族国家自我批判的艰难使命，把这种造镜-磨镜-照镜的事业，推向精密完美的状态。
是的，民族国家的自我反思，仅仅用"丑陋"来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语词过于情感化，还只是一种浅表的借喻。它可以成为通俗读物，却不能成为支撑文化人类学的内在核心。民族性解剖需要更深的切入，从肌肤、肌肉、骨骼直逼内脏，不仅如此，它还应当注入更多的分析理性和学术智慧。但超越"丑陋"的唯一道路，绝不是打碎镜子以逃避镜像里的自我，而是要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完善的能力。
我们已经看到，继台湾学者柏杨之后，香港学者孙隆基推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并显示出比《丑陋的中国人》更加完备的学术理性。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中国学者共同制造了某种"边缘镜像效应"--从大陆的边缘地带，展开了针对"国民劣根性"的必要反思。而在大陆的中心地带，反思者竟然杳无踪迹。
毫无疑问，无论高桥敷、柏杨还是W·莱德勒和E·伯迪克，那些建立在"丑陋性"上的反思，只是一种粗陋的开端。他们所启动的镜像工程，需要大批优秀接棒人的加入，由此提升造镜和磨镜工艺的水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向这些先驱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发明的民族国家镜子，第一次向我们说出了简单、残酷而有益的真相。
200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