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田中久一之日，整个广州市轰动了，当年遭受田中久一和日本侵略军压榨、奴役之苦的广州人民纷纷走上街头，观看昔日"华南之虎"的可耻下场，饱受当年"香港总督"田中久一奴役的香港人士也纷纷前来广州观看。
田中久一被押到广州流水桥刑场，刑场四周挤满了广州和香港市民，一起发出震天动地的怒吼声。这个当年纵横华南８年、杀人无数的日本侵略军头子，顿时吓得完全失去了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威风，瘫软在汽车上。
中国法警看田中久一这副软骨头狼狈相，顿时升其中国人的崇高自豪感，怀着深仇大恨把田中久一拖下汽车，抓小鸡一般拖到行刑地点，喝令田中久一跪下，扣动板机一枪击中战犯的后脑，结果了他罪恶的一生。
▲被问斩的--平野仪一！
平野仪一是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５个日本战犯之一。
平野仪一１８９０年生于日本静冈县，１９１４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１９４０年３月任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六十三大队大队长，他一上任就率领平野大队投入宜昌战役。
为了将据守汉水右岸的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压缩在宜昌一带予以歼灭，完成宜昌战役第一起作战任务，平野仪一奉命率领该大队４月１７日从九江出发，追歼庐山地区的中国军队。
平野仪一给他的部属打气说，宜昌战役之目的是击溃中国第五战区主力，促使国民党军队衰败，有助于日本对华政略和战略取得显著效果。
平野仪一率领他的大队耀武扬威开进中国风景区庐山，沿途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遭到中国守军突然阻击，平野多次组织部队猛烈冲击，都被中国守军打退，死伤惨重。平野仪一惊惶失措，急忙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顶头上司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长藤堂高英发报求救。冈村宁次、藤堂高英忙派三个大队日军赶来增援，才协助平野仪一攻下庐山。平野仪一兽性大发，指挥日军在庐山烧杀抢掠，疯狂破坏庐山胜景，罪行令人发指。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３日，平野仪一又气势汹汹投入宜昌战役第二期作战，妄图消灭宜昌以东的中国部队。平野仪一首先揭开第二期作战的序幕，又实施"超越既定作战地区作战"，以凶残的屠杀开路夺取中国大平国土。
冈村宁次和藤堂高英见平野仪一法西斯精神十足，便下令以平野的第六十三大队为骨干组成平野大队，与第十一军主力在宜城东北地区包围张自忠将军率领的三十三集团军部队。张自忠率领部队跳出日寇重围，对平野支队等日寇进行反包围。张自忠率领中国军队奋勇追击，日寇急不择路，夺路而逃，死伤惨重。
平野仪一狡猾异常，他看准时机率平野大队跳出重围，带日寇第十一军主力逃到宜城东北１０公里的沟园、南瓜店一带。
张自忠将军得到这一情报，虽然手下主力部队均已派出作战，手头只有３个团，仍决定亲自率领两个团从宜城渡过汉水，向平野仪一所在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日寇猝不及防，遭受沉重打击。
平野仪一感到面临灭顶之灾，后来看到中国部队势力单薄，便又重新整顿部队，动用２０多门火炮实施反击，张自忠只有３０００余人，武器装备又差，在阵地战中伤亡增加。
平野仪一急忙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第十四旅团长藤堂高英求援，冈村宁次即派日军航空兵前来助战。张自忠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与其野部队展开决战，张自忠先是左肩受伤，又一批密集枪弹射中胸部，加之日寇航空兵疯狂轰炸，致使张自忠将军死于平野仪一的进攻之下，光荣为国捐躯，成为八年抗战第一位殉国的总司令，平野仪一因"战功"晋升为步兵大佐。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８日，侵华日寇第十一军发起第二次长沙战役，该军司令官横山勇特别赏识平野仪一，特意以平野大队为骨干组成平野支队。支队长按惯例由旅团长级军官担任，横山勇破格任命大队长级的平野仪一为战斗支队长。
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８日，中国第六战区司令官薛岳以１５个师的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十三师团和平野支队拚死抵抗，平野支队死伤惨重，平野命令后勤和伤病员也投入战斗，又紧急呼叫援兵。
１０月１０日，薛岳命中国部队发起总攻击，日寇陷入绝境，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和平野仪一命令日军官兵烧掉军品和秘密文件，用密码写好绝命书，准备自杀。日寇第三十九师团１０月１１日赶到战场，同中国部队展开激战，才救出平野支队。
平野仪一获救后凶焰万丈，立即率领平野支队疯狂屠杀中国抗日军民。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平野仪一指挥日寇和其他部队共屠中国军民５．４万多人，并将被迫投降的中国官兵全部杀死，犯下滔天大罪。
第二次长沙战役结束后，平野仪一率领残兵败将撤回九江归建，在旅团长藤野高英指挥下进行"清乡"作战，推行"三光政策"，杀死中国抗日军民无数。
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８日，美国Ｂ２５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轰炸东京、名古屋、大阪，返回途中降落在中国浙赣地区机常美国飞机首次空炸日本本土使日本大本营十分恐惧，为摧毁分布在浙江各地的国际机场，命令侵华日军发起浙赣战役。
平野支队奉命从九江出发，配合１０万日军出动，担任江西方面的水路作战。平野仪一率军配合日本海军第一遣华舰队，在鄱阳湖北水路口东岸奇袭登陆，相继攻占都昌、黄矶街、梅溪嘴，又沿锦江逆流而上。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顽强狙击，死伤惨重。平野仪一兽性大发，每攻占一个地方，他都命令部属疯狂烧杀奸淫，又像强盗一样公开抢劫，他亲自监督把抢劫来的军用物资装船运回日本。为此，受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横山勇的通令表彰。
在浙赣战役三个月中，日寇杀害中国军民２５万余人，其中在江西被害的几万人，全部死于平野支队的屠刀之下。广州法庭上，受害人愤怒控诉平野仪一的滔天罪行，认为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１９４３年３月，平野被调往中国东北，任第九师团第十八旅团第三十六联队联队长，率领部下镇压东北抗日民主联军；１９４５年２月升任第二十三军军附，协助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镇压华南抗日力量；同年４月升任第一二九师团第九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更卖力地进攻抗日部队。
日本投降后，平野仪一作为日本战犯被收押在案。在法庭上，平野蛮横无理，拒不认罪，广州军事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掌握了平野疯狂屠杀中国平民的大量证据，他才不得不低头认罪。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２日，广州军事法庭判处平野死刑，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处决，为残害的广大中国人民报了血海深仇。
▲被押赴刑场的重藤宪文
原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重藤宪文是广州军事法庭处决的５个日本战犯之一。
重藤宪文为日本福冈县人，１９１６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后，就开始了罪恶的侵华宪兵生涯。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重藤宪文作为宪兵加入关东军，对东北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疯狂地围剿、屠杀，所到之处，烧毁村庄，杀害无辜百姓，抢劫粮食和牲畜，造成了许多荒芜人烟的无人区。
重藤宪文的凶残屠杀获得日本军方的赏识，调他参加进攻上海和南京大屠杀。在南京，他杀人如麻，罪恶滔天。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６日，重藤宪文来到日寇攻陷后的武汉，被提升为武汉宪兵队中佐分队长，直属于日寇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武汉旧法租界的利冰厂办公楼设立宪兵队本部，对武汉进行血腥控制。
公诉人控诉重藤残无人道地滥捕滥杀无辜市民。重藤为搜捕中国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士，经常率领所属宪兵，在武汉走大街串小巷，采用定期查户口、突击搜查旅馆行栈的方法，肆意捕杀中国军民，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重藤在武汉大街上听见一个小孩哼了几句《义勇军进行曲》，就命宪兵抓来，用水管子向小孩嘴里灌凉水，把肚子灌鼓，然后把小孩的父母抓来逼着脚踩；小孩父母不踩，重藤宪文就命日本宪兵用鞭子狠狠抽打小孩父母，又令日本宪兵抬起穿着皮鞋的脚，朝小孩的肚子野兽般踩去。只听一声惨叫，血水迸溅，因小孩唱了几句抗日歌曲就要了他幼小的生命。
重藤宪文把他管理的汉口宪兵所在地大孚银行，搞成了一个阴森的阎王殿，中国人被抓到这里犹如进了鬼门关。他指挥日本宪兵采取最惨无人道的手段对待无辜百姓，用挖眼、剥皮、开膛、刀劈、电击、镪水浸、一刀刀割肉等令人发指的残忍手段，折磨、屠杀中国百姓。１９３８年冬，他从汉口伟英里抓走七八人，内有一个２２岁的孕妇，全都被抓到这个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里拷打致死，拉到礄口掩埋。
武汉市民控告重藤宪文把礄口建成恐怖的杀人常重藤宪文常以搜查抗日分子为名，带领部属开动警车在汉口横冲直撞，在人多的闹市区抓上人装上汽车，拉回宪兵队严刑拷打，然后在夜半更深时拉到礄口，砍头或集体活埋，据李重汉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根据目睹材料写成的《铁蹄蹂躏下的武汉》一文记载，仅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９年１１月的一年间，重藤宪文宪兵队在礄口刑场就残杀中国无辜百姓２万多人。
重藤宪文还在离汉口市区２０多华里的坦教湖的偏僻地方设立了一个秘密刑常坦教湖附近农民在广州法庭出庭作证，说重藤宪文总是命令汉口宪兵队宪兵把要杀的人，用汽车拉到这里，强其他们挖沟"自凿坟墓"，再关押起来严刑拷打，最后用白布蒙上眼睛，捆绑着拉到深沟旁边，由重藤宪文挥起日本武士刀照头砍上一刀，一脚踢倒在沟里，其他宪兵一拥而上，挥舞军刀竞相屠杀，把中国百姓不分死活都推到沟里，铲土掩埋。当地农民在法庭上揭露重藤宪文每月至少在坦教湖刑场杀两三批人，每批三五十人不等。重藤宪文残忍的屠杀行径激欺人们的强烈愤恨，强烈要求严惩这个杀人魔鬼。
重藤宪文靠屠杀中国人被晋升为宪兵大佐，提升为华中派遣军宪兵队队附。他一上任，就接到一起日军电线被割案件，重藤宪文立即下令把汉口经营旧电线的摊贩全部抓来，严刑逼供，致使几人被拷打致死，却一无所获。不久，又发生日军第二次电线被割事件，重藤胡说武汉中山公园一带有抗日分子，就命令宪兵把附近居民２０００人赶到一个竹篱笆院内，要作案者自首，见无人承认，重藤恼羞成怒，就把这２０００人赶在空场晒太阳，两天不给吃喝，致使许多人晕死过去。
１９４２年５月，重藤宪文被提升为日寇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协助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疯狂镇压抗日力量。他运用多年屠杀中国人民的经验，制订出广州为中心四处撒网的恐怖计划，派出宪兵队到汕头、惠州、佛山、香港、九龙等地活动，对中国居民进行严密的法西斯统治，找个借口就随便抓人，血腥镇压。
重藤宪文在广州发现香港《亚洲内幕》（文摘社）杂志上登有号召亚洲各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文章，就赶到香港，伙同日军香港宪兵队队长野间助之贤，出动宪兵在香港九龙四处搜查，在九龙发现了《亚洲内幕》编辑蒋学楷，便指使香港宪兵将其残酷枪杀。
１９４３年冬天，重藤宪文派往日军中的宪兵发现侵华日军内部有异常动向，立即派宪兵四处侦察，很快发现台湾爱国人士丘念台、钟浩东、李南锋、徐森元、邓慧等人受不了日寇的法西斯统治，秘密串连爱国台胞，建立抗日台胞组织，准备策动在广州的２万名台胞和侵华日军中的２０００多名台籍军人起义，建立抗日队伍。重藤宪文侦破此案，立即出动警车，大肆逮捕丘念台等爱国台胞，进行疯狂的大屠杀，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１９４４年冬天，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命所部官兵驾机轰炸香港的日军阵地，美国空军英雄荷克少校的飞机被日军击伤，荷克少校被迫跳伞，降落在广州与香港交界处附近地区。重藤宪文联合香港的日本宪兵队长野间助之贤派宪兵和日本兵四处搜索，最后从老百姓家里搜出荷克，将其施加酷刑后杀害。对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村庄放火血洗，重藤宪文率日本宪兵杀人无数。
１９４５年初，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在打通粤汉铁路作战中，受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死伤惨重，重藤宪文受田中久一之命疯狂报复，把俘虏的中国官兵捆在大树上，用刺刀一刀一刀割死，惨不忍睹。
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寇宪兵头子作为战犯被收审，美国军事法庭根据他残杀美国飞行员的罪行，要求判处他死刑；１９４７年８月９日，中国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判处重藤宪文死刑，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处决。有许多香港同胞和美军代表与广州人民一起观看处决日本宪兵头子，无不拍手称快。
▲昔日杀人狂，今日刀下鬼的--近藤新八！
原侵华日军第一三○师团师团长近藤新八是在广州流水桥刑场被枪毙的５个日本重要战犯之一。
近藤新八１８９３年生于日本香川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开始了罪恶的侵华生涯。
１９３８年７月，近藤新八被晋升为步兵大佐，把他派往中国东北，任新京（长春）宪兵队队长。
新京宪兵队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过程中建立的第一批宪兵机构，辖有附属地（长春分队）、吉林、洮南、通辽、公主岭５个分队及城内、宽城子、敦化、西安、南岭、磐石等分遣队和分驻所，有宪兵３００多人。
近藤新八一上任，就派出宪兵四处搜集以杨靖宇为首的抗联部队的活动情报，提供给关东军，引导关东军对抗日武装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使抗联遭到重大损失。杨靖宇壮烈牺牲，无数抗日军民被惨杀，东北抗联的活动被迫进入低潮，抗联主力转移到中苏边境地带坚持游击活动。
近藤新八被赋予极大权力，他可上管军下管民，为审查有"危险思想"的人员，他不仅可以拘捕比自己军阶高三级的关东军军官，而且可以以紧急处罚为名行使处决权。近藤充分运用这些特权，在充当新京宪兵队长的４年期间，出动宪兵大肆搜捕所谓"政治犯"、"思想犯"、"嫌疑犯"，以各种借口逮捕中国军民，关入长春监狱严刑拷打，许多人被折磨而死。
为弥补日本侵略战争力量的不足，近藤新八同日本驻华北军队和宪兵队达成协议，每年从关内以"军事讨伐"、"治安肃正"为名，抓捕大量农民，用闷灌车拉到东北，抢修军事工程，有部分华工被运到日本，葬身异国他乡。
１９４２年２月，近藤新八勾结关东军司令部炮制出《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规定每年由需要劳工的部门提出申请，由近藤新八指挥宪兵向下"摊派"指标。近藤还在长春等地以"行迹可疑"为名，将老百姓当作"俘虏"抓来当苦力使用，完成军事工程后被全部杀死。
近藤新八在新京成立了“矫正辅导院"，命令日本宪兵"抓游民"，仅１９４２年初一次就抓捕３５００多人，动用各种刑具拷打"抗日分子"，用枪逼其中国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他任新京宪兵队长４年间，几万中国军民被他命令日本宪兵残害致死。
１９４２年３月，近藤新八被提升为第三十七师团参谋长，他率军来到华北，进行强化治安作战。１９４３年５月，近藤新八指挥该师部队对太行根据地的腹心地区辽县、武乡、涉县一带发动大规模毁灭性"扫荡"。近藤新八企图消灭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却扑了个空，他恼羞成怒，就在太行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抉剔清剿"，疯狂地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到处逼迫老百姓挖掘藏在地下的粮食和秘密文件，凶恶地推行"三光政策，却被太行根据地军民开展麻雀战、地雷战、伏击战，遭受沉重打击。近藤新八部队被地雷阵炸得死伤累累，胆战心惊，只得被迫撤兵。撤退途中，近藤新八又丧心病狂地屠杀太行根据地无辜百姓。
这时，台湾同胞不堪忍受日寇的法西斯统治，到处掀起抗日浪潮，日本军方便把有在东北和华北"扫荡"根据地经验的近藤新八晋升为陆军少将，提升为日寇侵台军参谋长。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近藤杀气腾腾到台湾上任，为把台湾建成日本侵略中国大陆和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滩头阵地，他运用在东北和华北的"扫荡"经验，血腥镇压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欠下台胞笔笔血债。
１９４４年７月，近藤新八被提升为独立混成第十九旅团旅团长，从台湾来到广东，担负潮汕地区的"扫荡"任务。近藤一上任就率军进犯清远、连江口，受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日寇被歼灭５００余人，近藤气急败坏，就纵兵血洗潮汕地区广大农村。
同年９月，近藤奉命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湘桂作战，受到揭阳、普宁等武工队的迎头痛击，近藤疯狂地率领日寇对顺德展开"扫荡"作战，被武工队用游击战术拖得死去活来，近藤打不到武工队，就指挥部属拿老百姓出气，烧毁房屋１００多间，把顺德西海村冯梁氏等６个老太太推进一间着火的房间内活活烧死。
近藤新八又指挥侵略军进犯惠州，受到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迎头痛击，近藤新八兽性大发，刺死、活埋当地百姓５０００余人，真是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近藤新八不甘心失败，协同日寇其他部队对宝安、台山实施五路围攻，采用他在华北进行治安战时运用的"远道奔袭"、"拉锯清剿”“铁壁合围"等战术，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广东犯下屠杀罪行。
１９４４年底，近藤新八率军到潮州西南２５公里的揭阳地区反复"扫荡"，被当地游击队声东击西，打得狼狈不堪，近藤新八狗急跳墙，兽性大发，下令进攻前，把老百姓拉来用刺刀割开胸膛，挖出心煮熟分给部属吃，再挥刀驱赶日寇士兵冲锋。其滔天罪行，令人发指。
１９４５年４月，近藤新八晋升为中将军衔，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日寇华南侵略军第一三○师团师团长。他一上任就投入打通广东南路干线的"膺惩之战"。
近藤新八率领六路日军，气势汹汹杀向粤中的台山、开平、新会、阳春等地，一路大炮开路，空中有日本飞机掩护，烧杀抢掠。中国第七战区第七纵队为粉碎近藤师团的"扫荡"，避其锋芒，化整为零，诱敌深入，近藤师团得意忘形，占领粤中大部城乡，成为抗战以来粤中地区人民受害最深的一次。
近藤新八自以为是，率领侵略军烧杀抢掠，中国军队在运动中伏击、截击敌人，日军受到沉重打击；近藤命令所属骑兵突袭苍城，却中中国军队之计，在楼岗、塔山一带再次受到重创。
近藤新八整顿侵略军队，兵分三路突袭楼岗，在飞机掩护下像野兽一般企图一口吞掉中国军队，受到里讴乡抗日民众武装首领周福率领的周家军的迎头反击，近藤师团损失惨重，日本飞机亦被击落一架。周福为避免过大伤亡，将周家军主力后撤，化整为零，巧妙地与近藤师团周旋。
近藤师团找不到周家军，就挥军血洗南楼，当地司徒族７名乡卫团丁依托有利地形奋勇还击，以７支土造七九式步枪迎击近藤师团，歼灭大量日寇，坚守三昼夜，阵地岿然不动。
近藤新八兽性大发，下令用大炮猛烈轰击，气壮士巧妙躲避不伤毫毛，近藤暴跳如雷，公然下令施放毒品弹。气壮士虽中毒昏厥，仍把枪支砸烂，与日寇搏斗英勇牺牲。
近藤师团以法西斯灭绝人性手段攻占南楼后，将气壮士尸体肢解出气，又杀害了中共地下党员方继翁。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军队第六十四军军长张驰奉命在广东大良县受降，近藤新八率领该师团一万两千人集中受检时，他拒不认罪，突然站起来煽动部属不要投降，张军长当机立断，以武力迫使近藤师团投降。
国民党广州行辕军事法庭依法对近藤新八开庭审判，近藤新八态度蛮横，拒不认罪，广州军事法庭以充足的理由于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４日判处他死刑，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押赴广州流水桥刑场执行枪决。
▲镇压--野间助之贤！
野间助之贤是被中国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５个日本战犯之一，在香港枪毙正法。
野间助之贤１８９６年生于日本东京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进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深造，然后从事日本侵略有理的法西斯宣传，１９４２年２月晋升宪兵中佐，提升为香港宪兵队队长，开始了罪恶的宪兵生涯。
野间助之贤接受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和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长重藤宪文的指使，在香港推行宪兵恐怖统治。
野间助之贤首先在香港扼杀抗日言论，他发现《亚洲内幕》杂志上载有号召亚洲各国人民起来抗日的文章，就勾结重藤宪文拘捕抗日志士。野间派出宪兵对《亚洲内幕》人员严加侦察，发现有很多文章是爱国人士、《亚洲内幕》编辑蒋学楷所写，就派香港宪兵对蒋学楷立案侦察。
野间派出的宪兵在九龙避风塘发现了蒋学楷，只见他坐船而来，日本宪兵就在蒋学楷后面跟踪监视，请示野间助之贤后，日本宪兵在蒋学楷登舟而去时，将其开枪打死。
野间助之贤借处死蒋学楷一事，在香港到处张贴布告，声称凡在香港的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到香港宪兵队登记，否则将予以拘捕；凡南洋来香港的华侨只要在香港宪兵队登记注册，即予以优待和特别保护，否则一切损失自己负责。
野间助之贤派日本宪兵在香港各处穿便衣监视各界人士，见有可疑者就抓回宪兵队，砍去手指、割掉耳朵、切下舌头、挖下眼睛，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见到稍有姿色的女子就抓回来绑在柱子或床上，野蛮强奸。
野间助之贤又嫌杀害普通人威慑力量小，就把矛头对准著名爱国人士。日本宪兵发现中国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庚白偕夫人将由九龙过海出港，立即向野间助之贤报告，野间马上下令对林庚白夫妇下毒手。
林庚白夫妇行至天文台道时，被野间派出的宪兵追上，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林庚白，其夫人惊叫呼救时，也被日本宪兵击碎右臂骨，鲜血直流，惨不忍睹。据可靠材料，被野间助之贤的日本宪兵杀害的香港民众至少有几万人。
美国军事法庭也向广州军事法庭提出控诉书，控告野间助之贤获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虎英雄"荷克少校轰炸香港日军阵地因飞机被击中而跳伞的消息，当即命令日本宪兵前往出事地点搜索，将营救美国"飞虎英雄"的村民全部杀害，又亲自对荷克非刑拷打，残忍地杀害。
日本投降后，野间助之贤作为日本战犯被中国收审，中美军事法庭联合实施周密调查，取得可靠证据，广州军事法庭决定判处野间助之贤死刑。
应香港广大受害同胞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决定将野间助之贤押解到他作恶多端的香港正法。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７日，野间助之贤在香港刑场被处决，有无数香港民众前来观看这个杀人魔王的可耻下常３、上海审判—-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０日成立，直到１９４９年３月才告结束，历时３年之久，是中国历时最久的一次战犯审判，这与蒋介石有意包庇战犯，搞假审判真演戏有直接关系。
上海审判，判处原侵华日军第五十五军参谋长镝木正隆死刑；判处原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长樱庭子郎、第四十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原日寇侵台司令官兼总督安藤利吉，在上海日本战犯监狱畏罪自杀；原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上海日本战犯监狱患脑溢血死亡。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严惩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竟被法庭宣判负责“遣俘有功"，"无罪释放"。
审判期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李宗仁等国民党政府最高级头目，暗中与日本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密谋勾结，公开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行，上演了宣判罪大恶极的侵华日军总司令无罪的丑剧，留下千古骂名，遗臭万年。
１、是谁放走了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１８８４年生于日本东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侵华活动，曾任陆军参谋本部"支那"班班员、中国课课长、日本驻华使馆武官。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１９２８年，以步兵第六联队长的身分参加侵略青岛和济南的战争，参与制造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１９３２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略上海的战争。１９３３年，代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侵略冀东和长城以北我国领土的《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又协同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签订侵略华北的《何梅协定》。其后，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第二师团长、第十军司令官、华北日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最后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作恶多端，罪行累累。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一起列为甲级战犯。令人奇怪的是，中国军事法庭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审判日本战犯，到１９４８年已基本审判完毕，松井石根、谷寿夫、田中久一等已被判处死刑，正法枪决，但冈村宁次这个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却不见踪影。
２、讨好蒋介石的冈村宁次
原来，冈村宁次明知自己罪孽深重，难逃惩罚，自忖不仅被列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就用专机把家属送回日本，准备一人承担制裁。
但是，他又料定在国共冲突中有保全性命的机会，就决心"卖力反共，戴罪立功"。他把百万侵华日军的优良武器装备交给国民党政府，把他多年在中国对付共产党的四、五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给蒋介石，还向何应钦献反共之计说：“中国最大的内患，是共军部队实力庞大，不可小视。现华中长江与黄河之间尚有３０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我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剿灭共军。贵方只需负责供应给养，其他武器、弹药、医务方面概由我们自己解决。"何应钦对此极为欣赏，马上报告蒋介石请求批准。蒋介石虽害怕失去民心，不敢妄行，但却把冈村宁次视为自己人，确定将战犯范围限制在最小限度，甚至一个人即可，他明确地发布指示：“逮捕汉奸消息及逮捕条例，概勿发表，必须由本委员会批准后，方得正式公布"，"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笠）副局长负责主持，以归统一，而免分裂。"蒋介石专门交代，对冈村宁次要格外优待。因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迟迟不下达解除冈村宁次武装的命令，因而设在南京大方巷外交部大楼的侵华派遣军司令部依然戒备森严，房上架有高射炮、机枪，日军官兵仍欺压百姓，奸淫妇女，胡作非为。经南京警备司令邱维达多次交涉，才命令冈村宁次缴出武器装备。
蒋介石、何应钦为勾结冈村宁次反共，不顾国际国内要求审判冈村宁次的强烈呼声，宣布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委其以协助投降、维持治安和帮助遣返日俘日侨的重任，后来又让其改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暗中兼有国民党军事顾问的职责。在生活上特殊优待，甚至让他以外交官身分随便活动。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公布，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蒋介石、何应钦指示南京和国民党各地报纸，不登这一消息。在制定确认战犯条件文件时，只注重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指挥的南京大屠杀，酒井隆在广东以及日寇在长沙、徐州会战中的暴行，因冈村宁次与这些暴行无直接联系，而为其开脱罪责。
国民党战犯处理委员会负责人，于１９４６年９月受蒋介石、何应钦之命，对记者提问答曰：“冈村宁次本是日本战犯，但自日本投降以来，在维持南京治安、协助我政府接受以及受降工作上，成绩显著。目下正在任联络班长，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委员会现正在研究中。"３、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蒋介石包庇冈村宁次的倒行逆施，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不得不于１０月２６日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１１月２３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到东京出庭作证。而国民党政府却以冈村宁次健康有问题予以拒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识破国民党政府的阴谋，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审理。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作为战争嫌疑犯拘留审查，由何应钦特派两个高级军官陪冈村宁次从南京转移到上海，诡称把冈村宁次关在上海战犯监狱候审，实际上成了国民党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
冈村宁次住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的宅邸，住所十分秘密。
国防部长白崇禧特别训令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对冈村宁次进行监护。汤恩伯派出大批便衣为冈村宁次日夜担任警戒，不时提供中国对冈村宁次的内部情报，还专门聘请日本医生中山高志为冈村宁次治疗肺结核。真是细心照顾，关怀备至。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７日，白崇禧特派国防部高级军官王俊中将，向冈村宁次传达蒋介石、何应钦的口信称：“根据国际情况，以暂不归国为安全。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这时候，各国对冈村宁次的下落传说纷纾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便派他手下参谋小笠原向国防部二厅少将曹士澄打探消息，曹士澄第二天就带来了可靠消息：“对冈村的审理，争取于９月以后进行。由于蒋主席、白崇禧国防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等对冈村在停战后的工作甚为感谢，审判只是走走形式，但归国时机，以在和约签定后为宜。"１９４８年７月，国民党政府签于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已接近尾声，南京、上海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一再催促尽快审判冈村宁次，国防部长何应钦重新上任后，便于７月１日向石美瑜发出训令称：“冈村宁次病已痊愈，对该俘的战犯嫌疑部分，应立即开始审理；根据规定进行，随时报告情况。……"４、假审判真演戏，幕幕狼狈不堪７月７日，上海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冈村宁次送去法庭传票，令他７月１２日上午１０时到法庭受审。这又使冈村宁次精神紧张起来。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体贴入微，命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悄悄来访，传达蒋介石、何应钦和国防部的安排，讲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结束之前，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训令已经下达，并不惜出卖核心机密，奴颜婢膝地说：“训令中所谓病已痊愈，乃是为了病中可拖延审理，法庭将根据病情斟酌行事，为此速向法庭提出诊断书为好；蒋总统也同意开始审判，并已指出要从轻处理；你作为被告理应拘禁于战犯监狱，但因病中疗养或以移住于京沪医院为宜，此事尚在研究；关于保释问题，届时法庭当有指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时说：“停战以来，我一直以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来到了，然而两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２日，中国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正式进行侦讯审理。法庭采取五人合议制。审判长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少将庭长石美瑜，审判官为４个上校专职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健鹏、张体坤。
１０时半，对冈村宁次的侦讯开始。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对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侵略作战经历及部下不法行为等有无责任问题提出质问。
冈村宁次因有蒋介石、何应钦背后撑腰，有恃无恐地为自己辩解说：“我想，部下犯罪纵属事实，也是下层发生的零星的不法行为，与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总司令官无关，不属于共同责任犯罪问题。虽然如此，我仍应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石美瑜向法官们事前传达了蒋介石、保应钦的指示，因而谁也不敢触动冈村宁次的个人犯罪问题。一小时后审讯即告结束，纯粹是走走形式而已。
冈村宁次退庭后，石美瑜与施泳（检查官）、刘季坪（翻译）展开激烈争论。石美瑜认为，冈村宁次既为被告，而且健康状况良好，就应立即住战犯监狱监禁。刘季坪反对石美瑜的主张，认为冈村现在的住所既为国防部指定，除非有国防部指示，否则不能擅自移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国防部官员出面和石美瑜协商，石庭长才同意申请保释。
７月１８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再次访问冈村宁次，殷勤地为他起草了一份保释申请书，由参谋松冈抄写清楚后提交法庭批准。
７月２３日，上海军事法庭派京沪医院的朱院长，在日本医生中山高志陪同下，为冈村宁次做疾病诊断。正直的朱院长根据冈村宁次的病状，拒绝为他担保。这可急坏了冈村宁次，他又费尽心机才找到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钱龙生为他担保，８月２日终于取得法庭的保释同意。
８月２日，上海军事法庭送来起诉书，指控冈村宁次在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任内，应对第二十三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百十六师团、第一百六十四师团、第八十九旅团等所属兵团官兵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
８月９日，国防部二厅联络官吴文华告诉冈村宁次说，石庭长的申请已得到国防部批准：“冈村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
８月１０日，石美瑜在吴文华陪同下访问冈村宁次，表明来意说：“今天我未受任何人指示，完全以个人资格来访。带病入监，当很痛苦，然迫于形势，经与政府当局协商，只好如此，希能谅解，监内住处我已看过，可独居另室，医师来治疗及送进营养品均可自由。万一病情恶化，仍可申请保释。
在此期间尚望安心保养。入监时间定于１４日退庭之后，由法庭直接前往，希有所准备。"８月１４日，上海军事战犯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初审，纯粹是走过场，只短短半个小时便草草收常冈村宁次松一口气离开法庭，刚到走廊就被１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团团包围，争相提问。冈村宁次害怕暴露蒋介石对他的庇护内幕，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急得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国民党宪兵急忙开道，推开阻拦的记者，将冈村宁次送进休息室。二三十名记者紧跟不放，举起相机拍照不止。冈村宁次急忙离开法庭，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大卡车。但仍有几名记者登上卡车，追赶提问，一直到上海高镜庙战犯监狱门口，由典狱长孙介君接了进去，方才解围。
蒋介石、何应钦吩咐孙介君对冈村宁次百般优待，又请国民党的"一流律师”钱龙生、江一平、杨鹏担任辩护律师，紧张地策划帮助冈村宁次正式渡过审判关的计谋。
８月２２日，典狱长孙介君特意到特殊病室探问冈村宁次"病情"，并无耻吹捧，透露国民党当局的庇护奸计说：“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志之士均堪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３日，拖延很久的对战犯冈村宁次的公开宣判终于开庭。
法庭设在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尽管那天下着大雨，但不仅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而且在礼堂门口、上海商会前广场上，以至上海的大街要道，到处都有冒雨肃立静听广播审判实况的群众，自晨至暮，万头攒动，始终不散。国民党政府唯恐出事，派出荷枪实弹的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但从各地赶来观看审判战犯冈村宁次的人们仍像潮水般涌来。
８月２３日上午８时１０分，冈村宁次在８名宪兵监押下，乘红色警车一辆，自江湾高镜庙战犯监狱抵达临时法庭，在群众的一片怒吼声中进入参议会大楼候审室。国民党官员立即请冈村宁次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大扶手椅上，他对"如此周到照顾，感激莫名"。
国民党官员告诉冈村宁次，为了使这次公审在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中产生较大影响，上海军事法庭做了种种准备，会前发出近千张旁听证，邀请外交使团、中外记者和各界代表出席旁听，为公审造成一定声势，但不会为难冈村，请他放心。冈村宁次听了，才放下心来。
上午９时３０分，对冈村宁次的公审正式开始。审判长石美瑜偕陪审法官叶在增、陆起、林建鹏、张体坤、检察官施泳、王家楣等，在审判席上就坐。
审判长宣布传冈村宁次和４名从犯进庭。观众一起把眼光投向受审席，只见冈村宁次剃光头，戴着玳瑁边眼镜，身穿草绿色军便服，里套白翻领衬衫，低头走上被审台，昔日耀武扬威的日本皇军气势早已荡然无存。
紧跟在冈村宁次后面的是４名从犯：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师团长菱田元四郎，第六十四师团长船引正之，第八十九旅团长梨冈寿男，一个个垂头丧气，如丧家之犬。
首先由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如纵容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于１９４５年１月进犯江西时，残杀中国平民周浩平、王占明等８９人；还纵容菱田元四郎、梨冈寿男、船引正之等残杀气民及掠夺财产，无恶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