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进行法庭质询，旨在搞清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及战犯所犯罪行。冈村宁次有恃无恐，态度傲慢，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他胡说对日本侵华政策从未参与策划，也不赞同。声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谋既非裕仁天皇，也非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战犯，而"猜测"是以桥本欣五郎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强调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能负屠杀中国旗民之责。
广大听众见冈村宁次把一切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激起强烈愤怒，纷纷要求追查冈村宁次的战争罪行。
庭长石美瑜频频击动法锤，于上午１０时４０分宣布对冈村宁次的质询完毕，接着对４名从犯进行审理。落合甚九郎等４人一方面为冈村宁次涂脂抹粉，一方面为自己开脱罪责，激欺人们更大的义愤。石美瑜悍然宣布上午宣判结束，下午３时继续开庭审理。
午餐极为丰盛，如同规模盛大的筵宴，冈村宁次和４名从犯吃得满嘴流油，极为满意。
庭长石美瑜和４名法官进午餐时，席间传叫石美瑜接长途电话。不一会儿，石美瑜回到饭桌旁，脸色阴沉地对４位法官说：“刚才接（国防部）秦（德纯）次长电话，冈村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法庭人员一律不得离开职守。"法官们心中不满，都主张下午继续开庭审判，否则无法向社会舆论交代。石美瑜对此表示赞成。
下午开庭后，主任检察官王家楣慷慨陈词，强烈主张冈村宁次应负战争共犯之责，希望参照国际公法外以应得惩罚。
辩护律师江一起、钱龙生、杨鹏３人公开为冈村宁次辩护，令听众瞠目结舌。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此始终念念不忘：“今日的公审，是考虑到对民众和国际的影响，是一次大型公开展览。然而在此情况下，辩护人敢于大胆为我辩护，令人感谢。尤其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期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１９６１年６月，我去台北曾经访江一平及石美瑜表示谢意。"法庭辩论极其激烈，直至下午６时３０分，石美瑜庭长宣布庭审结束，改日再审。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惯例，重大案件在辩论终结的当天就要审判，原定３时的宣判无人提起。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愚弄人民、搪塞国际舆论的大平局。
８月２３日晚７时２０分，冈村宁次回到监狱。典狱长孙介君像迎接凯旋的大将军一般热情招待。次日，他又特意前来冈村宁次的监房慰问，神秘地透露机密说：“对先生的公审判决的时机，（国民党）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方面主张等待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判决后，斟酌情况再作判决为宜；而国防部方面则主张从速判决。因此，只得请示蒋总统才能决定。下次公审可能是继续辩论，是否立即判决尚未定。"孙介君前脚刚走，军法局徐局长又以来监视察为名，传达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慰问之词，问候冈村宁次病情。问候冈村宁次病情。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何应钦的阴谋心领神会，马上向上海军事法庭递来一件申请状：“因病请求保外就医。"石美瑜情知冈村宁次这个申请状大有来头，他不敢决定，马上转送国防部，很快得到批示，由国防部两名少将高参出面，保外安排在秘密住所。
接连几天，上海和中国各地报纸对冈村宁次公审情况大加报道，不少文章对国民党政府包庇战犯的作法进行激烈抨击，讽刺说拖延三年之久才作戏剧性审判，实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冈村宁次无罪！
冈村宁次的案子一搁几个月，无人问津。外电传说，冈村宁次将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者据此向上海军事法庭多次提出质问，石美瑜只得命法庭发言人发表谈话搪塞说：“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犯罪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当然不须送往东京。"尽管如此，外面传说很快将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第一次公审纪录影片将分送世界各国。冈村宁次对自己的命运仍忧心忡忡，忙向可能"通天"的典狱长孙介君打探消息。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孙介君来到冈村宁次的住室透露重要消息说：“最近我去南京面谒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副厅长曹士澄少将，对先生病情均颇关心。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此时，以在健康许可范围内于狱中静候宣判为宜，并说一般认为，对先生的宣判以等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为有利。"１１月１３日，冈村宁次以心脏病及腹泻等症并发为由，申请监外就医获得批准；对他的审判推迟３０天举行。冈村宁次住院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讨论如何审判冈村宁次问题。何应钦、曹士澄主张无罪释放；司法行政部长则主张考虑舆论并与东京军事法庭量刑一致，会议争执不下，只得请示蒋介石。
这时，蒋介石的宠将汤恩伯与何应钦主动配合，在蒋介石面前为冈村宁次苦苦求情，并派心腹参谋龙佐良少将特意访问冈村宁次，透露重要情况说：“约一周前，汤恩伯将军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松井太久郎（参谋长）在停战时有功，应令松井立即归国，对冈村应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事为何应钦得知，何应钦认为松井可归国，冈村必须考虑舆论及国际关系，未便立即宣判无罪，应徐图善策以待时机。"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包庇他时，这样：“由于汤恩伯（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６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汤恩伯则直言不讳地承认这是出于勾结日本战犯共同反共的需要，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这时候，蒋介石在反共内战中一败涂地，蒋介石玩弄以退为进的诡计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出面与中共进行和谈。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逮捕审讯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作为国共和谈的条件之一，国民党政府被迫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但蒋介石仍在背后紧紧操纵。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２日，汤恩伯又派他的心腹参谋龙佐良到上海会见冈村宁次说，出于对中共的策略，对冈村宁次的审判仍按预定计划进行。蒋介石虽辞职，但是汤恩伯将军仍担任上海警备司令，尽可放心。
预定１月２６日上午１０时，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蒋介石仍在暗中操纵审判，他担心冈村宁次不能登上新法庭所在地四层楼受审，便通过何应钦、汤恩伯，派国防部官员吴文华、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接连探询病情，询问是否需要用担架抬上四楼。冈村宁次对中国当局"不念旧怨，对我关怀备至，情实难忘“，一再致谢。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清晨，石美瑜把手下法官都叫到庭长办公室，阴沉着脸说：“今天要辛苦各位，请大家发表对本案的处理意见。"大部分法官都怀有中国人的民族正义感，一致表示冈村宁次是中国人民愤恨的头号战犯，为伸张正义，维护民族尊严，为百姓报仇雪恨，应该将冈村宁次处以极刑。
原来石美瑜已受蒋介石的威逼，有苦难言，情知审理此案决不是什么好差事，就玩弄"金蝉脱壳"之计，送上请调报告。谁知请调报告没有得到批准，反而把他提升为国防部检察局处长，又将军衔由少将提升为中将，还接到蒋介石一封密电，电文大意是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石美瑜不敢得罪蒋介石，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审阅并签章，算是交差了事。
石美瑜从公文包里取出两份文件，让叶在增等４位法官看，原来是代总统李宗仁和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两个命令，内容相同：“冈村宁次遣俘有功，法庭应该宣告其无罪。"石美瑜又拿出一份文件，众位法官接过一看，是抄写得很工整的冈村宁次判快书原本，主文只有６个字：“冈村宁次无罪。"４位法官谁也不愿开口说话。石美瑜便告诉大家判决书已经国防部长批准，拿出盖着徐永昌大印的文件给大家看。法官们面面相觑，暗骂徐永昌卑鄙无耻。
石美瑜将脸一沉，施加压力说：“此案上峰已经决定，我已身不由己。现在，请大家在判决书的原本上签名吧。"谁都知道这是干违背公法和民意的丑事，无人提笔签名。
石美瑜又厉声道：“你们不肯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就在隔壁房间里，已有国防部派来军法局的三位法官等在那里，他们马上可以接办本案，宣布更新审理。"石美瑜说到这里，用手一指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说：“不签字，我们三人就得到那个地下室去，后果怎样，就不需要我说了。"僵持了一段时间，年纪最大的法官陆起打破沉默，说：“一定要签字，那没办法，不过，应允许我在评议本上写下保留意见。"石美瑜考虑再三，无可奈何地说：“保留意见当然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陆起首先签名，随后林健鹏、张体坤、叶在增依次签名。最后，石美瑜也在那份开脱冈村宁次罪责的不光彩的判决书上签了名。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规模大大缩小，仅请２０多名新闻记者旁听。
庭长石美瑜装模作样地做例行公事性提问，冈村宁次早准备好一套对付审判的办法，不替自己做任何辩解，概由律师代为申辩。最后问他有何陈述时，冈村宁次颇有城府地说：“本人对法庭审判无任何意见，但对由于日本官兵的罪行给多数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同时对因病推迟审判造成工作困难，也表示歉意。"当天下午４时，法庭再次开庭。石美瑜宣布判处独立混成第八十二旅团少将旅团长樱庭子郎、独立混成第四十旅团中将旅团长伊藤忠夫无期徒刑。然后宣布对冈村宁次判决如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民国三十七年度战审第二十八号）公诉人：本庭检察官被告冈村宁次男６６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指定辩护人江一平律师、杨鹏律师、钱龙生律师对上述被告因战犯案由本庭检察员起诉，本庭判决如下：主文冈村宁次无罪理由构成战争犯罪的条件是：在作战期间，犯有恣意屠杀、强奸、抢劫，或阴谋策划违反国际公法以及支持侵略战争等罪行。此为国际公法及我国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二、第三条所明确规定者。
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
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在此期间并无上述条款之罪行，只因身为敌军总司令官，而被列为战犯嫌疑犯。
被告在任期间，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曾发生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担罪责，本庭已分别判罪，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地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应负共犯罪责。
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根据以上结论，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第一条第一项、刑事中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八一月二十六日
审判长等人署名盖章。
当时审判人员全体起立，听石美瑜宣读判决书，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当读到“冈村宁次无罪"时，法庭顿时大乱。法庭警察极力挥舞棍棒维持秩序，才使石美瑜读完判决书。
５、战犯竟无罪，中外舆论大哗
石美瑜勉强宣判结束，法庭秩序更加混乱，新闻记者怀着强烈愤怒提出种种责问，石美瑜自觉理亏，无法回答，就运用庭长权力当即宣布退庭，扭头躲进庭长室。愤怒的记者不顾法警阻拦，拥进庭长室向法庭提出抗议，但却不能扭转大局。
冈村宁次比谁都更清楚，他作为百万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是屠杀与掠夺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头号战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参加过日本占领青岛的战争；１９２８年参加侵略济南的战争；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５年强其中国政府与其签订侵略华北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作为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曾对华北等地推行极其残忍的"三光"政策，罪恶滔天。
蒋介石、何应钦再包庇他，也会判７年以上徒刑。现在听到宣判无罪，深感意外，就想向庭长石美瑜表示感谢，但却被拒绝会见。正不知如何是好，法庭副官郭新夫忙走过来向他附耳低语：“啊，先生，还是乘此混乱之机从后门走脱为妙。“一句话提醒了冈村宁次，他恍然大悟，急忙与陪他来法庭的松冈在混乱中从后门溜出，徒步返回寓所。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８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谴责国民党当局宣判冈村宁次无罪，要求必须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全国舆论也一致表示谴责，上海各处出现了"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
国民党当局颇为紧张，立即悄悄安排冈村宁次坐美国轮船回国之事。２８日晚，就派上海军事法庭副官郭新夫通知冈村宁次，次日凌晨６时半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战犯一起乘船归国。汤恩伯还派参谋龙佐良送来卡车一辆，便于冈村宁次在２９日拂晓乘车赶到上海战犯监狱，与２５９名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约翰·Ｗ·维克斯号离开上海回国。
获得国民党政府释放冈村宁次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立即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在国共和谈中，也要求引渡冈村宁次，并以此作为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之一。
迫于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汤恩伯依仗七上海警备司令的职权，以蒋介石为后台，扣压李宗仁的命令不发。李宗仁无奈，后来又命令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驻日盟军总部交涉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被麦克阿瑟总部拒绝。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在东京国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更使冈村宁次吃惊的是，美日当局打破战后严禁悬挂日本国旗的禁令，在医院悬挂太阳旗，向冈村宁次表示慰劳。麦克阿瑟还派盟军总部军官肯尼中校到医院慰问冈村宁次。不久，又同意蒋介石聘请冈村宁次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至此，美国和蒋介石包庇头号侵华战犯冈村宁次的罪恶阴谋暴露无遗，受到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
４、沈阳审判
沈阳和太原审判亦称共和国审判，
是新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苏联移交和在
中国逮捕的一千多名战犯的审判，它的
鲜明特色是把罪恶滔天的战犯改造成对
社会和人类有用的新人，谱写出世界战
犯审判史上的新篇章。经过几年艰苦细
致的改造教育，将１０１７名战犯宽大处理，免于起诉，立即释放。只分批对４５名情节严重的战犯开庭公开审理，分别判处２５年以下不等徒刑，刑满后释放归国，受到各国的普遍赞扬。
▲日本在押战犯闹监风波
１９５０年７月下旬，东北名城抚顺社会主义建设热气腾腾，一日千里，新生的共和国又把审判日伪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抚顺。对此，抚顺城东北部高尔山山亭的楹联表达了抚顺和全国人民定能审判日伪战犯的豪情壮志：到此已穷千里目，何须更上一层楼！
抚顺人民紧急行动魄来，把高尔山山脚下日本帝国主义１９３６年修建的"抚顺典狱"，改建成规模巨大的日伪战犯管理所，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年的日本"抚顺典狱"典狱长大村忍，现在作为苏联移交给中国的战犯之一，也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担心中国"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认为准没有好下场！
实际上，不只一个大村忍，几乎所有日本战俘都有大祸临头之感，特别是在抚顺当过警察局局长的柏叶勇一在火车上一看见"抚顺城"三个字，就吓得魂不附体，想到他曾在此屠杀许多抗日分子，今天落入中国人民之手，又重归抚顺，必被处死无疑。铃木启久、藤田茂等３０多个将级军官全有死到临头之感，因而一个个气势汹汹，摆出武士道军官的架子。
藤田茂身穿将校呢军服，头戴战斗帽，佩带标志中将军衔的肩章，撅着仁丹胡子，傲慢地迈着方步走在最前头，铃木启久、佐佐真之助等３０个将校级军官紧跟其后，后面的９００多名战犯也态度嚣张，带示威性地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仿佛他们不是战败后被战胜国收押待审的战犯，而是耀武扬威凯旋的武士道英雄！
这些日本战犯一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存心闹事。凡属罪证，都妄想一概否认。师团长铃木启久携带９个大提包，装满从中国掠夺的文房四宝和贵重首饰衣物；藤田茂把随身携带的玉石雕刻蟋蟀，说成是"朋友送的礼物"。对此，管理人员都如实照登，开列清单交战犯保存，保证释放时如数返还，他们谁都不信。
更可笑的是在登记姓名、职务时，日本战犯都把大官写成小官。如在抚顺当警察局长的柏叶勇一在登记表上填的是"社会役员"（勤杂工），管教员早认出了他，当众揭穿说：“你在抚顺呆过吧？是不是在警察局？？柏叶勇一见被抓住了狐狸尾巴，才被迫填上：“当过警察局长。"也许是从伯力到抚顺一路太疲乏劳累了，日本战犯们当夜躺下呼呼大睡，第二天睡够了就开始群起闹监。
突然之间，各个监房里乱作一团，战犯们用力敲打门窗、床铺，大喊大叫：“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觉得日本战犯自以为抓到了一个要害问题，竭力想把自己归入战俘之列。因为战俘要遣返，而战犯须接受审判，很可能被判刑，甚至像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处以极刑。事关每个战犯待遇，因而一千多人都跟着起哄闹监。
孙所长正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一个战犯（姑隐其名）主动找到所长室，将黑边眼镜一托说：“所长先生，我向你们提出抗议！"孙明斋是个久经沙尝能征惯战的老八路，看自己昔日的手下败将竟然如此嚣张，不由气炸心肺，但为把昔日的战争魔怪改造成弃恶从善的新人，还是耐着性子搬把椅子请他坐下讲话。这位战犯仍像木桩一样站在那里，唾沫四溅地口出狂言道：“所长先生，你们在大门和岗楼上安排那么多持枪的士兵站岗，对我们刺激太大了！我代表被关押这里的无辜的日本人，请你们立刻把岗哨撤掉！否则。……"孙明斋义正辞严驳斥说：“你不觉得你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过于荒唐了吗？你说你代表关押在这儿的无辜的日本人，好大的口气！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是谁给你的代表权？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又竟然成了无辜的人？设岗哨刺激你们了？可是，你是否想过，你们犯的滔天罪行是怎样'刺激'中国人民的！"毕竟邪不压正，那个战犯被驳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鞠个躬溜走了。
这时候，还有一个闹得更凶的日本战犯，他就是伪满锦州市警察署警务科长鹿毛繁太，这家伙嘴大鼻歪，又黑又壮，俨然像一座黑塔，他猛敲铁栅，大喊大叫，凶恶地骂看守"混蛋"，日本战犯们都为他鼓掌叫好，把他吹捧为"磊磊落落的民族英雄"。
鹿毛繁太嚣张到了极点，打上门去要和所长孙明斋辩论。
孙明斋感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战场，是改造日本战犯的重要一仗，便做好准备要与这位又臭又硬的武士道英雄舌战一常孙明斋以咄咄逼人的目光逼视面前的日本战犯，威严的目光是说你在１９３７年前后，曾抓捕中共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等５２人，杀害了赵永玉等２５人，还在柳河西门外杀害的抗日爱国人士２２人，在大青沟、石头河子等地屠杀无辜百姓多人！
鹿毛繁太想到欠中国人民的条条血债，心虚地冒出冷汗，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只听孙明斋大吼一声：“鹿毛繁太，你知道你在监内的表现是什么行为吗？”鹿毛繁太狡猾地转守为攻：“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孙明斋抓住要害发动猛攻：“我要你答复：你这么长时间大嚷大叫闹监是什么行为？"鹿毛繁太避开实质问题，仍按他的战术反攻：“你们凭什么关押我，不让我回国？我是来帮助中国百姓维持治安的！"鹿毛繁太自以为理直气壮，只听孙明斋厉声质问：“中国老百姓什么时候请你来中国帮助维持治安？"鹿毛繁太被一炮打哑，无言以对，但鬼眼珠眨了几眨便想出狡辩之词：“我奉天皇陛下的御旨！"孙明斋振振有辞驳斥说：“天皇是你们日本的，你们日本的天皇为什么把手伸得那么长，要管中国的事情？”“这。……““你要明白，我们不是到日本把你抓来的，你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执行昭和天皇的侵略政策而犯罪的战争犯罪分子，你们是名符其实的战犯！“鹿毛繁太一下被重型炮弹打乱了阵脚，急忙乱找搪塞之词：“你们是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你们违反国际法！"孙明斋见日本战犯竟不顾羞耻讲起国际法，真要笑破肚皮，就辛辣地讽刺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么，你来回答：国际法哪条规定，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是合法的？”“这。……"……"孙明斋见鹿毛繁太理屈词穷，就越战越勇，扩大战果：“违犯国际法的，恰恰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对你们这些罪该万死的日本战犯，按照中国法律关押、处理，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你必须老实承认你是个战犯！"鹿毛繁太无言以对，孙明斋勒令他写出检讨，鹿毛狼狈不堪，软磨硬抗，孙明斋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命令他写出检讨，并把他关进单人小号，鹿毛害怕触犯中国法律，写了４次检讨才算勉强通过，并在喇叭里公开检讨。这个"民族英雄"举手投降，使日本战犯们遭受沉重打击。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战犯管理所迁移到哈尔滨，日本战犯错误地分析形势，以为美国会派兵来救他们，活动更加猖狂，扬言伙食太差，竟把送来的高粱米饭倒入厕所和垃圾桶，叫嚷要吃大米饭，不给大米饭就罢食，吵嚷吼叫"饿啊，饿啊！“闹个不停；给他们打针，胡说是进行细菌试验；让他们洗澡，硬说临刑前"净身“；原日本步兵中佐广濑三郎等７人合伙闹事，打上门来抗议中国关押；几十个战犯联名给联合国写信，"控告"中国关押、审讯"战俘"。
更严重的是日本黑社会组织"黑龙会"分子利用日侨来抚顺战犯管理所修理电器的机会，阴谋策划了两起暴动越狱计划，声称"逃出一个算一个，逃出几百算胜利"。谁知两个战犯因下棋"悔子"发生争吵，泄露了暴动越狱计划。
孙明斋所长立刻把组织越狱的骨干分子单独关押，命令各牢房严锁房门，减少放风时间，限制上厕所人数，加强武装警戒，全力以赴对付这帮不思悔改的日本战犯，形势极为紧张！
这些战犯是怎么被教育过来的呢？
▲战犯铃木启久在狱中提"抗议”
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的审判，就其所犯罪行之重，态度之蛮横，认罪态度之好来说，都很有典型性。
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８日，在苏联交给我国的日本战俘中，有个中将师团长身穿保存的将军制服，佩戴着满金两个豆的肩章，脚蹬高筒黑皮靴，挺胸迭肚大摇大摆架子十足，秃头下面的满脸乱蓬蓬的络腮胡须使他野性十足，浓眉下目光射出仇恨的光芒，他就是关东军第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
从伯力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天，铃木启久就和３０多个将级军官密谋闹监风潮，他们策动伪锦州市警察署警务科长鹿毛繁太公然出面闹监，又联合提交了一份名义上写给联合国的书面抗议书，声称他们是战俘，应当释放，抗议中国把战俘当战犯，违反国际法。孙明斋所长答复铃木启久等说：“抗议书，我们留下了。哪一天你们想通了，提出收回，我们保证发还。希望你们还是像圣经上讲的那样，要想进天国，唯有彻底改悔吧！"铃木启久仍不死心，叫嚷"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你们把战俘当战犯，违反国际法，我们抗议！"管教人员很有策略地回答：“根据你的罪行，是战俘呢，还是战犯，你自己考虑考虑吧！"经过在中国各地的参观，万人坑的白骨使铃木猛醒，他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
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０日上午，中国军事法庭在沈阳首先审问铃木启久，控诉他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他在日本侵略军中任联队长和师团长时，指挥所属部队在河北、河南制造了六起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惨案。
法庭首先追查铃木启久血洗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的罪行，铃木供认他作为日寇第二十七旅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１９４２年对遵化县鲁家峪进行扫荡，杀死２２０多人。
国家公诉人王志平将军指出铃木启久率部在鲁家峪杀人的手段是很恶劣的，杀人甚多，但铃木启久的供述太简单，建议传当事人张俊金到庭，对铃木部队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罪行做证。
审判长袁光传受害人张俊金出庭，张俊金愤怒地指着铃木揭露说：“铃木部队在鲁家峪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罪行，时间是１９４２年农历３月初２下午２点左右。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村，把我捉住，用马鞭子打我，问我有八路没有，我说没有。
日本鬼子又抓来一个老头，有５０多岁，问他有八路没有，他说没有，日本鬼子就把他的眼睛蒙上，用战刀把他的头砍掉了。日本鬼子把于长河的老婆子带到刘清隆的院子里，要强奸她，她拒绝强奸，大骂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把她带到河沟边，用刺刀把她挑死了。她还是个孕妇，日本鬼子豁开她的肚子，把胎儿也挑死了。然后鬼子就拽刘清隆的老婆进行强奸，强奸后也用刺刀把她挑死了！"张俊金控诉铃木率领日寇找到几个山洞，放毒杀害八路军干部和伤病员７２人、无辜百姓１００余人，又脱下衣服让法官察看他的满身伤疤，失声大叫控诉说：“日本鬼子在鲁家峪大街上砍死７个人后，砍到第八个时就拽我，把我的衣领子窝起来，蒙上眼睛，我挣着不让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我踢到井里，接着打了两枪，都打在我的身上，我的骨头被打坏了。日本鬼子又往井里扔死人、石头、土，扔完就走了。日本鬼子走后，送凉水的赵奎来取水桶，听见井里有声音，把我救上来了。我出井后就昏过去了，此后五六个月不能行动，以后就成了残废。日本鬼子在我村打死、烧死、熏死的人共有２００多个。张俊金像发疯一般冲上去要和铃木拚命，法官急忙命法警拦祝接着，法庭追查铃木指挥日伪军制造"潘家戴庄惨案"的罪行。铃木供认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为执行"三光政策"，曾向所属第一联队和平兵队下过"彻底肃清潘家戴庄"的命令，使日军在潘家戴庄集体屠杀了１２８０多名和平居民的罪行。
法庭传从潘家戴庄死人抗里逃出来的周村思出庭作证，这位４４岁、浑身是伤的农民流着眼泪控诉说：“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８日早晨４点钟左右，日本鬼子包围了潘家戴庄，进庄后挨户搜查，把人赶到庄东南角一个大场里，强迫青壮年挖坑，把１２００多人都推到坑里火烧埋死。我被烧得疼痛难忍，就从土坑往外钻。钻出来一看，鬼子都不在了，我就这样逃跑了。"周树思说他家２０口人，被铃木部队杀害了６口，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又剥开衣服露出遍身伤疤。周树思的血海深仇激起旁听席上人们强烈的怒吼声，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法庭之上，连连喊着"饶命！饶命！"承认"这些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铃木还供认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以师团长身分命令所属部队在河南省长坦县小渠村，以刀砍、火烧和推入井内淹死等手段杀害无辜百姓刘俊英等６６０人，造成小渠村惨案；又供认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命令所属部队烧毁、破坏了吉林省白城县的车站、给水所、电话所、铁路医院、粮食仓库和桥梁等设备，仅被烧毁的粮食即有８４００余吨、油类２８万斤。
沈阳法庭经１０天审理，基本搞清了铃木启久所犯指挥部队制造无人区、残杀无辜百姓等罪行，铃木也供认不讳，他痛切地说：“对自己的残暴行为，起初曾企图隐瞒，但在中国人民对我人道主义态度的感召下，启发后进行反省，认识了自己的罪行，我诚恳地谢罪……
铃木被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他对记者发表感想说：“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作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极刑。但是，只判处２０年徒刑，这是由中国的真正的和平政策产生出来的，今后我一定要成为和平的一分子，参加到和平阵营，以我的余生进行努力。"在抚顺战犯监狱服刑期间，铃木启久服罪、认罪态度良好，１９５９年被中国政府特赦释放回国。他的起来中国接他，日本记者问：“你回国以后准备做什么？"铃木立刻回答：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我知道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真实报道这里的情况。
▲藤田茂的新生
藤田茂被称为日本战犯中的"武将头"，他转变极难，便转变后影响巨大。
藤田茂１８８９年生于日本广岛县，侵华战争期间曾任大佐联队长、少将旅团长、中将师团长等职务。从苏联移交给中国后，他态度蛮横，每天都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一角有个佛像的小独屋里匍匐在地，拍着那身中将制服，向皇宫遥拜，密谋和中国作对。他悄悄打开私藏的小盒中的玉石雕刻蟋蟀，把从中国掠夺来的玉歧视为宝物，欣赏玉石蟋蟀的白色牙齿，绿色翅膀，呆呆地看那四脚蹬开咬斗的姿势，也想方设法与中国较量决斗。
那时候，日本战犯中有这样的说法：武将看藤田，文官看古海。藤田出身日本封建武士家庭，很有大将风度，在日本战犯中威信较高。他为向管教人员示威，穿上特意保存的将官服，肩佩中将肩章，翘着两撇浓密而微弯的仁丹胡子，足蹬乌黑发亮的高筒皮马靴，大摇大摆走在前头，一大群战犯跟在他后头，一片呼喊“天皇陛下万岁”“大和魂万岁！"管教员根据藤田茂的性格、思想脉络和在战犯中的影响，找他个别谈话，藤田抖着仁丹胡子拒绝道：“你们是共产主义者，我是帝国主义者，是日本军人，没有谈话的必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胜利使藤田茂受到沉重打击，他不再轻视中国人民了。管教员组织他们学习《帝国主义论》、《矛盾论》、《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他是个重实际的人，慢慢明白侵略别人国家的军队，必然陷在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讲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武器而取决于人心的向背，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深得人心，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预言家，开始明白中国和日本所受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也有他一份罪恶！
他接到姐姐的来信，得知姐姐全家及广岛市２０万人全部在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中丧生，心灵更受到强烈谴责。
在中国各地参观中，一处处日本屠杀中国人的万人坑，使他受到强烈刺激，认识到日本所受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其中也有自己一份罪恶，他毅然剃去仁丹胡，决心迎接审判。
在法庭上，６２岁的老妇人张葡萄控诉他率领部队对山西省安邑县扫荡时杀害被俘人员１４０多人，全家都被杀害，只剩下她一人。张葡萄越说越激动，气得浑身发抖，白发倒竖，隔着桌子向藤田茂起来，多亏法警阻拦，才没有和藤田茂拚老命。
听了２６个人的血泪控诉，藤田茂认为理所当然要判他死刑，结果只判了１８年徒刑，在法庭最后陈述时，他说：“我在胜利了的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藤田茂也是应该的。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贡献给反战和平事业。"藤田茂是"武将头"，他认罪服法对推动魄他日本战犯改造起了推动作用。
日本记者想从藤田茂口中得到攻击中国的材料，别有用心地问"你们的所谓学习，是否被迫的？"藤田茂让日本记者碰了个大钉子：“没有学习，就没有我的再生！我正和夫人谈话，请不要打扰！"藤田茂与其子相见更富有喜剧性。藤田茂首先向妻子喜代子鞠了一躬说：“真是对不起，这十几年让你受苦了！"这一躬使喜代子大吃一惊，因为过去丈夫对他打骂是家常便饭，现在觉得中国真是把他改造得好多了，她喜极而泣，抱住丈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平静下来才问丈夫：“在我的印象中，你是个很正派的人，说您杀人放火，我真不敢相信。"藤田茂认真地用检讨的口气说：“我确实是个战犯，我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杀了很多人，我不是人，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中国政府宽大了我，我在这里天天学习，就像在中国留学一样，希望你回国后要学习进步书籍。"喜代子明白真相后，对中国的怨恨立刻消失，认为丈夫犯罪也有她的份，要求与丈夫一起在中国服刑。中国管理所人员哈哈大笑，鼓励喜代子帮助丈夫加快改造，争取早日回家团聚。
不久，他的老同学远藤三郎率领日本前军人访华代表团访华，见到藤田茂时说了一些同情的话，藤田茂教训远藤说：“你们都是日本高级将领，在推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期间，演出了不少类似于我们这样的悲剧。忘记过去的历史，今后的日本就没有希望。我们只有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取得中国人民谅解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谈日中友好。"因认罪态度较好，藤田茂１９５７年提前释放归国，回国后被选为"中归联"会长，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总理亲自邀请他率团访华，亲切接见他时，高度赞扬他为中日友好所做的贡献。临别时，周总理赠他中山服寄托着无限的深情。１９８２年他逝世时特意穿上那套中山服，并要求子孙世世代代与中国友好。
▲古海忠之脱胎换骨
古海忠之１９００年年生于日本东京都，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特别会计科科长、一般会计科科长、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局长等职务，被称为伪满洲国的二号太上皇。
在苏联移交给中国的近千名日本战犯中，古海忠之和藤田茂是两个头头，典型的说法是"武将看藤田，文官看古海"。
古海忠之被日本战犯们称为"老学究"，别看他瘦瘦的，有一张马脸，给人面目可憎之感，但认为他最有学问。他毕业于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经济系，２０多岁就当上了宇都宫税务署署长，他的才能得到伪满洲国第一任太上皇星野直树的赏识，星野调回国内任日本内阁总务局局长、企划院总裁后，特意调古海忠之继岸信介之后当伪满第二号太上皇。
日本战犯们敬重古海忠之，还因为他文质彬彬，谦逊有礼，谨慎寡言，不卑不亢，有着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风度，佩服他遇事有办法，能讲出个道理来。
刚到中国时，他运用举足轻重的影响，告诉日本战犯凡是罪证一概否认，鹿毛繁太等莽汉的闹监大都是他的主意。
古海忠之的转变主要是他看书学习的结果。抚顺战犯管理所设有图书馆，古海忠之是最常去的读者，一看起来就废寝忘食。
古海最早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发现在日本发动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全面侵华战争１０个月后，毛泽东就英明地预见了中日战争的结局，他如梦初醒，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发现，日本早就败了！"他令人信服地说：“我们过去根本未曾想过侵略他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世界舆论的反对，最终必定失败！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投降时，我们还不肯认输，现在，读到毛泽东早在开战之初，就从理论上预见结局，真是从心里钦佩和服输了。“也许因为他是搞经济的，在别人眼里干巴巴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他看起来津津有味，爱不释手，有的武将和他开玩笑，说他不玩麻将不迷游戏，单单和共产主义书刊搞开"单恋"了。
大部分战犯认为古海是闲极无聊，逢场做戏，但在一次大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李甫山主任的话却使日本战犯们大吃一惊：“坦白检举大会开始，首先由古海忠之做自我批判，认罪示范。你们要认真听，向他学习。"日本战犯们心里感到好笑，他们的"文官头"是日本天皇的代表、"大和魂"的体现者，他只会“自杀成仁"，决不会举手投降！看吧，古海忠之准会借此机会大骂共产党，今天准有好戏看！
在众目注视之下，古海忠之稳稳当当走到扩音器前，鞠了一遍转圈躬，就开口讲道：“我犯下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我向给我以机会，指导我反省并使我恢复了人性的中国人民和管理所各位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这犹如投下一颗重型炸弹，日本战犯们大吃一惊，接着他诚心忏悔说：“过去，我认为我们到中国来，虽然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和不幸，但是为日本的民族利益，是为个人的光宗耀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