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不知羞耻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争罪犯！日伪许多官吏贯彻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下了各种罪行。对此，我应负重大责任。我还认识到，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夺去上千万中国人的宝贵生命，掠夺了中国几百亿美元的财产，这一滔天罪行，我也是有重大责任的！"古海承认了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后，特意谈到接受中国审判的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有了新的发展。策划和指挥侵略战争的固然是甲级战犯，但是也有规定：凡在侵略战争中犯有各种罪行的人，无论他的职位高低，被侵略的战胜国，都有权定其为乙级或丙级战犯，并根据本国的法律自行处理。根据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自己是战犯，没有理由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侦讯和审判。"古海忠之本来就在日本战犯中有较高威信，示范认罪又有理有据，因而有不少人相信古海忠之的权威性说话，承认自己是战犯，争取宽大处理。
到中国各地的参观，使古海大开眼界，特别是到鞍山一看，更让古海惊呼连声。古海作为伪满的第二号太上皇，多次到鞍钢视察。日本投降时曾将鞍钢彻底破坏，狂妄地断言：“把鞍山留给中国人种高粱吧！要想恢复出钢，最快也得２０年！"古海亲眼看到鞍山已全部恢复，还新建了不少高炉，古海连声惊呼：“这不是神话吧？惊人！惊人！"在沈阳公开审判法庭上，古海忠之打头走上被告席，首先承认他是日本统治、操纵伪满洲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火曜会"的重要成员，介绍该机构的情况说：“'火曜会'是审查决定在'满洲国'实行的政策、法令、预算、人事及其他措施的会议。'火曜会'不是'满洲国'的正式机构，也不是组织法上的构成部分，但它是事实上的组织，是日本人统治'满洲国'的最高决策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政策、法令和措施，在组织之外，对'满洲国'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会议进行控制，为实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满洲国'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通过国家的形式进行统治，实际上都是披着中国人民的外衣。'火曜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实施各种侵华罪行的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我成为这个'火曜会'的组成人员以来罪行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个制度实在是非正义的，非真理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说：“古海忠之直接辅佐着武部六藏，参与策划、制定危害中国东北人民的一切政策法令，所以古海忠之是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唯一辅佐者，他也是'火曜会'最重要的成员。"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王贤伟揭露古海忠之说：“１９４５年的春天，我参加了武部六藏主持的'火曜会'会议，在古海忠之的极力主张下，通过了扩大总务厅企划处的组织，把企划处改为企划局，古海忠之亲自兼任企划局的局长，他集中了满洲国的一切实权，以便更有计划地加强对中国东北人民财富的掠夺，使中国东北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的危害。
由于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的策划，制定了各种镇压、屠杀、奴役中国东北人民和掠夺中国东北财富的政策法令。对这些罪行，武部六藏应负完全的责任，古海忠之也应该负参与策划制定和推行的主要责任。"沈阳法庭严肃追查古海忠之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行，古海供认说：“我起草并在'火曜会'会议上审议决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及《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纲》、《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主要是为进行军事生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的侵略而建设一个由日本自己所支配的掠夺的侵略的经济圈，用这样一个经济圈来建立适应各个地方的产业，以便有计划有系统过建立他们的经济圈。……以进一步增加军需生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大量供应物资。为了这个目的，在'满洲国'内进行了残酷的经济统治，大力征用劳工，掠夺资金，并在中国的东北、华中等地协力互通有无，尽量减少日本帝国主义的负担，尽可能掠夺更多物资，以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古海忠之供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以总务厅次长身分参与策划、决定和推行《战时紧急方策要纲》，从中国东北掠夺走大批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用以支持侵略战争。
他供认，１９４０年６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参与策划、推行《价格等临时措置法》，推行《物价及物资统制法》，哄抬物价，榨取东北人民财富。
古海供认，他参与、推行《金属类回收法》，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金属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战时最感到困难的东西，当时'满洲国'也感到缺乏，因此就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禁止转移金属，这样便于'满洲国'任意大量收买金属。同时在中国整个东北展开金属献纳运动，掠夺了大量的铜、铁、铅等金属，还毁坏了中国的一些历史文物，如对承德'离宫'的铜亭、五大莲寺的佛像等也加以破坏。“审判员质问他对掠夺人民日常生活用品采取了什么措施，古海供认说：“对中国人民日常用的锅、金属门把、铁刷子、铜平等，甚至暖房里使用的机器都全部掠夺了。同时在我所主持的‘物资动员计划'中对人民日常使用的铁、铜等用品根本不配给，征用的人民日常用品有１００余种，我就是使中国人民陷入到贫穷、破产甚至死亡深渊的一个极凶恶的犯罪分子。"古海供认他参与制定、推行《米谷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农产物交易场法》、《战时农产物增产搜荷对策大纲》等政策法令，大量掠夺农民粮食，甚至在各省次长会议上做出使用强暴手段夺取农民粮食的决定，使东北人民饱受饥饿摧残。
中国军事法庭追究古海用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供认说：“我参与鸦片政策，首先在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初，'满洲国'制定鸦片专卖制度时，我以总务厅特别会计科长身分，参与制定了这个制度。以后把鸦片专卖作为特别会计的时候，我从任特别会计科长到主任外长的期间，主管了编制鸦片专卖的预算及决算的事务。我就任总务厅次长以后，仍旧领导有关鸦片事项，负责编制鸦片专卖的预算及决算。"中国军事法庭掌握了古海忠之等日本关东军头子在中国推行烟毒政策的罪证，于是审判长袁光单刀直入提问：“你是不是亲自到过上海、南京推销鸦片？"古海忠之见中国掌握他的罪证如此之细，只得老老实实供认说：“在总务厅次长任内，我于１９４４年亲自到过上海、南京，通过派遣军总司令部卖给汪精卫南京政权１０万两鸦片，在当地订了契约，后来正式做出决定，把大量鸦片送往南京，使严重的烟毒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我不仅把烟毒更广泛地传播到上海、南京及其他地区，并且在上海掠夺了战时需要的大批物资，如棉布、汽车、铜等。"审判长袁光对日本在中国贩毒问题专门进行过研究，进一步追问：“你们在中国东北地区为了推销鸦片，施行毒化，采取了什么办法？"古海忠之供认说：“我们在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制造鸦片的工厂。１９３３年初，我和当时的财政部税务司长源田松三乘飞机把大量种植鸦片的传单运到热河一带散发，这是鼓励热河省和兴安西省人民大量种植鸦片的一种方法。'满洲国'曾有一个'十年禁绝鸦片'的欺人招牌，大东亚战争爆发时，我认为一切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因此我就任总务厅次长以后，将这个招牌也抛弃了，公然推动大量种植鸦片。为此，１９４２年采取了提高鸦片收购价格、对收购组织发给奖金等各种措施。１９４２年，在东京由'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由企划院召开了'建立大东亚鸦片制度恳谈会'。我派遣了'满洲国'的官员出席这两个会议。会议决定张家口也就是蒙疆及'满洲国'负有鸦片供应地的使命。根据会议的决定，我决定扩大鸦片的种植面积，即除过去在热河盛兴安西盛间岛继续种植鸦片外，又在平原地区，也就是在奉天盛吉林盛四川省等地区推行了集体种植，生产了大量鸦片，使鸦片烟毒的传播更加严重。对此，我应负责任。"审判长对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怒声喝问：“所谓的'十年断禁鸦片'，'断禁'了没有？"古海忠之苦笑着回答说：“１９３７年，在'满洲国'掀起了反对吸食鸦片的舆论，当时为了缓和这种舆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因而，制定了《十年断禁鸦片和麻痹品要纲》，采取了十年断禁鸦片、麻痹品的欺骗政策。因为在这个要纲里并没有规定为了断禁鸦片而必须缩小鸦片的栽培面积，也没有禁止吸食鸦片的工作计划，更没有限制贩卖鸦片，因此，并没有断禁鸦片和麻痹品的意图。特别是我在任主计长期内，为了增加'满洲国'的收入，同时也为了削弱中国人我对日本的反抗，我认为这种鸦片政策有它的重要性。我推行了使一个民族衰亡的量可怕的鸦片政策，广泛地传播鸦片的烟毒，同时又掠夺了大量的资金，我这种行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是不可饶恕的非人道的罪行，我不胜惭愧。"古海忠之还供认，１９４０年６月至１９４１年１１月，他以伪经济部次长身分参加'火曜会'，参与修改《出版法》、《满洲国通信社法》、《新闻社法》等罪恶法令，并且以伪总务厅次长身分负责领导总务厅弘报处，控制东北的新闻、出版、通信等宣传工具，鼓吹侵略战争，向东北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在做法庭最后陈述时，古海忠之痛哭流涕说：“过去，我为了拥护和保证以天皇裕仁为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时为了追求我个人的飞黄腾达和家门的荣誉，毫无理由地侵入中国的神圣领土东北。我剥夺了这个社会的主人--中国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对他们进行了镇压、残杀、奴役和鸦片毒化，掠夺了中国的物资财富，强占土地房屋，我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根据古海忠之所犯罪行和认罪态度，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古海有期徒刑１８年。古海忠之激动地对记者发表感想说：“在这次审判时，尽管我认为应该被判处极刑，中国政府仍然作了非常宽大的判决，对我只判１８年徒刑，而且可以把被捕以后的日数抵算刑期，这实在是想都不敢想的宽大政策。
我希望日本的人士想一想我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污秽的罪恶行为。我现在已经认识到发生侵略战争的原因，而它的结果又是什么。我要说明我的决心：我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面，都要贡献出一切，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而斗争。"古海忠之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被判刑后马上就受到考验。
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是古海的前任，又是古海的老朋友，听到古海被判１８年徒刑的消息，马上派古海的老部下、水栖市市长赶到抚顺，看看古海忠之是否变心，千方百计拉拢古海参加反华活动，这位市长甜言蜜语说：“古海君，您将来回国以后，是否还有意做官啊？岸信介先生很关心您哪！"古海忠之早已看穿了岸信介之流的可耻居心，冷笑一声回答他的老朋友、老部下：“请您转告岸信介，他的盛情，我难以从命。岸信介当年还不是同我一样，是侵略中国的罪魁吗？如今他向美国一边倒，执行敌视中国的反动政策，莫非想重走老路，再一次使中国人民受难吗？我怎么能给这样的家伙当爪牙？不！绝不！"见老部下被训得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古海忠之才把语调变得温和一些，但态度依然如故：“那么，我获释后做什么呢？我要积极从事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工作。我决心促进中日友好，这一点，我不妨代为转达。"１９５８年，藤田茂获释离华归国时，古海忠之请他带给岸信介一封长信，揭露岸信介曾当过伪满总务厅次长，炮制了许多为战争服务的法令，指责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都是侵略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使中国人民陷于苦难的军国主义者，当上首相后不思反省，反而追随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为敌。古海在信中警告岸信介：“凡是想把日本民族导向毁灭的人，他就是日本民族的公敌，不久就会在民族的裁判面前自己打破自己的头颅。"藤田茂要求向岸信介转交古海的信，岸信介不敢接见，藤田茂就将《古海书简》公开发表，引起朝野轰动，一时被传为美谈。
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监狱表现较好，１９６３年２月提前释放，３月１２日回到日本，很快投入"中归联"的活动之中。他因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同年即被推举为"满蒙同胞援护会"副会长，并担任相互贸易公司和出光兴产公司顾问。
他的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挥，１９６６年任大谷重工业公司副经理，１９６７年任星制药公司理事、东京批发公司副经理，１９６８年任东京批发公司副经理，后任经理、董事长。
古海战前曾与池田勇人同在大藏省共事，私交甚笃。古海在苏联、中国关押期间，池田对古海家属多方照顾。古海回到日本后，两人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等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合作较好。
在池田帮助下，古海忠之在日本政界、经济界都非常活跃，曾担任日本内阁在外财产问题审议会委员、内阁海外移民审议会委员。还出任白露田园俱乐部董事长、新大谷饭店理事、"满蒙关系思给期成同盟"会会长、日本预防医学会会长。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古海忠之率领日本大藏省出身者访华团访问中国，受到廖承志副委员长的亲切接见，他以自己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积极分子感到骄傲，说自己不花一分钱，在中国读了４年大学。他深情地回忆在抚顺管理所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难忘情景。他说是中国人民使他恢复了良知，才能够为促进中日友好尽一份力量。
古海忠之著有《不能忘怀的满洲》一书，笔端带着浓厚感情写出他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变化，成为中日世代友好的一个例证。
▲战俘武部六藏的巨变
武部六藏是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他的经历是独特的，故事格外动人。
武部六藏１８９３年生于日本石川县，１９１８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被日本当局看重提升为秋田县知事，可以说身居高位。侵华战争期更官运亨通，１９３５年任日本统治我旅大地区机构"关东局"司政部长，次年升"关东局"总长。１９３９年任阿部内阁企划院代理总裁，１９４０年到中国更一步登天，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名义上辅佐伪满洲国总理行使职权，实际上他的权力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超越一切，被称为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
１９４５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后，武部六藏主持召开伪满洲国内阁会议，伪总理张景惠六神无主，把当前紧张形势报告一下，就要武部发表意见，武部六藏说：“目前情况对满洲自是极为不利，关东军已准备与苏俄决战，只要能打败苏俄侵略军，局势还有希望扭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打得溃不成军，武部六藏和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先带溥仪逃往通化，又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尚未来得及换大型飞机，苏联飞机神速赶到，他和溥仪被苏军扣留，作为战俘押往赤塔，转押伯力关进第４５特别收容所。
武部六藏在伯力重病不起，１９５０年７月苏联向中国在绥芬河移交战犯时，他是用担架抬来的唯一重病号，那时面色苍白，奄奄一息，中国战犯管理人员本着高度人道主义精神，对他精心治疗，终于从死亡线上把他抢救了过来，保住一条性命。
那时候，武部六藏顽固异常，不但不向中国医护人员称恩答谢，反而在军国主义思想驱使下自吹他当伪满洲国太上皇，是"帮助满洲国建设"，"不但无罪，反而有功"，直着脖颈叫嚷什么"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满洲国的利益，为建设王道乐土"，还亲笔起草了一部共１３０条的日本战后新宪法，野心勃勃准备回国与岸信介竞争日本首相，妄图卷土重来侵略中国。
岂知天有不测风云，仿佛是对武部六藏死不改悔的报应，１９５２年的一天，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突然间跌在监房床上，一下子昏迷过去，病情危笃。
遵照周总理要使日本战犯一个不死的严格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室奉命全力抢救，任何贵重药都可以用，硬是凭着革命人道主义，把武部六藏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但却半身瘫痪，嘴歪眼斜，只能在床上休养，成了管理所的大包袱。
日常护理武部六藏的任务交给了年轻护士焦桂珍。她一日三餐，细心喂养，武部有时把饭菜像水箭一样全喷出来，喷焦桂珍一身一脸。她本着革命人道主义，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忍受着呕吐和痛苦擦把脸，又怀着强烈的责任感，重新用毛巾把武部六藏吐的东西收拾干净，再慢慢给武部喂饭。
武部长期大小便失禁，焦桂珍从不嫌弃，还经常给他做床上浴，坚持天天用酒精、滑石粉擦拭全身，竟使四年一直卧床的人没有生褥疮。
武部六藏看自己一天天胖起来，焦桂珍却一天瘦下去，他感动得哭了，拽住焦桂珍的手连声说：“你大大的好，我的女儿的一样！谢谢！谢谢！"对武部六藏的审判与众不同，武部的律师关梦觉、赵敬文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８日向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贾潜提出申请：“我们于本月２５日接到特别军事法庭通知，指定我们为武部六藏的辩护人。我们于接到通知书后，除查阅了有关案卷材料外，于６月２７日会见了被告人武部六藏，在会见时被告人提出他长期患有严重的瘫痪症，不能坐立，到庭候审有很大困难等。鉴于被告人的身体健康情况，本着我国一贯对于日本战争罪犯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特请求法庭考虑，对被告人武部六藏进行就地审判，免予到庭候审。是否可行，敬请裁定。"第二天，贾潜审判长即做出裁定：“因被告人武部六藏身体有病，到庭确有困难，申请予以就地讯问，本庭认为申请人的申请有理由，准予就地讯问，特此裁定。"中国特别军事法庭派法官杨显之到武部六藏病床前进行审理，此前派辩护律师与他谈话为其辩护，这一切都使武部深受感动，承认他１９４０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名义上辅佐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行使职权，实际上他的权力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超越一切，通过"火曜会"统治东北，是伪满洲国的头号"太上皇"。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过去受够武部六藏等日本人的骗，经过几年改造思想大有转变，又有到东京国际法庭出庭作证的经验，因而在沈阳法庭上，他以崭新思想风貌，架着一副粗边眼镜，堂堂正正做证说：“我今天在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在我们祖国人民面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操纵伪满政权，奴役我国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
旁听的西方记者发现，溥仪比在东京法庭时更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面对法庭的紧张空气，他毅然的态度，仍不减当年一国元首的充分威严"，只听溥仪以特有的魅力理直气壮揭露鲜为人知的内幕说：“我当过'满洲国'的皇帝，但在'满洲国'我是没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满洲国'实权的是'满洲国'的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古海忠之。他们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领导下，奉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操纵'满洲国'实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在审判古海忠之的法庭上，溥仪振振有词揭露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的罪行说：“在'满洲国'建国十周年前夕，武部六藏为了使'满洲国'称日本国为'亲邦'，他就指使伪总理张景惠把各大臣召集到伪总理办公室，由武部六藏把'满洲国'必须称日本为'亲邦'的理由加以说明；另一方面，监督我的吉冈安直和武部六藏相互呼应，他们对我说，现在一定要称日本为'亲邦'，理由是没有日本就没有'满洲国'，所以你们应当把日本当作父亲看待，这是'满洲国'对日本和对其他国家称盟邦友邦的区别。"溥仪的揭露使稍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都怒不可遏，溥仪也义愤填膺，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扶扶宽边眼镜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时，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又制订'诏书'，通过张景惠交给我，让我签字公布。我记得这个‘诏书'的内容主要有两句话：'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意思就是把日本说成父亲，把'满洲国'说成是它的儿子。这就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操纵'满洲国'政权，操纵我对中国东北实施殖民统治的。"接着，溥仪也愤怒揭露武部六藏是如何操纵他使伪满洲国向联合国家宣战的：“还有，'满洲国'所颁布的'时局诏书'，是'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主持制定的。就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一天，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武部六藏把他制定的'诏书'，通过张景惠交给我。同时规定我在有武部六藏、总理、各部大臣、参议府正副议长、参议等参加的会是我为日本帝国主义作了帮凶的事实。"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为立功赎罪，又详细揭露更令人切齿痛恨的事实：“我说一说武部六藏操纵伪满参议府会议的情形：１９４０年９月公布的所谓《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就是我当总务厅次长期间亲眼见到的。武部六藏当时向参议府副议长暗示说：'这次在火曜会议所通过的政策法令中，有《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它们对于日本继续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实行这两个法令，对于全满农民是有极大影响的，我相信在参议府会议上，满籍议员一定要有意见的，可是必须照原案通过。武部六藏对参议府副议长桥本所说的这些话，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实。这个议案后来提到参议府会议时，参议员于芷山提出质问说：'这两个法令如果付诸实施，在农民方面来说，能不引起他们的不安心情么？"审判员追问：“结果怎样？“谷次亨继续作证说：“那时出席该会议的武部六藏没等提案者主管部的答复，就蛮横地回答说：'政府方面已有适当的准备，决不能发生意外的情形。'接着。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助即极力发表主张说：'既然政府方面已有妥善安排，我们应当信任政府的措施，可以照原案通过。'在他这一句话之后，谁也不敢再发言了。这时候，议长即宣告表决，结果毫无异议地照原案全部通过了。由于武部六藏操纵着伪参议府会议，所以在伪参议府会议上向来就没有不通过的法案。"特别军事法庭法官杨显之把这些证言记录念给躺在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听，他承认都是事实。
武部六藏供认在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期间，先后主持、策划、决定、领导推行《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时局特别刑法》等罪恶法令，对东北人民血腥屠杀，还多次实施"治安肃正"，制造了许多血腥惨案，又在热河地区制造无人区，毁灭和平村镇，驱逐无辜百姓，仅１９４３年春季到秋季，就在热河地区驱逐我国和平居民１８万户，建立了３０００余个"集团部落“即变相集中营。
武部六藏供认他作为伪满洲国"太上皇"，为大肆掠夺我东北物资财富，策划并推行《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纲》、《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等一系列法令，确定伪满洲国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进行生产，把东北建成日本侵略战争的物资供应基地，从东北掠夺走钢、铁、煤、石油、轻金属等军事战略物资，又进一步加强物价统制，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榨取人民的财富。１９４３年８月，他主持制定、推行《金属类回收法》，强迫东北人民献铜、献铁，强制征收日用金属制品１１０余种，连家里的门环、铜匙、铁火盆等日常用具，也被武部六藏命日满伪军搜刮去制造杀人武器，连承德离宫的铜殿等历史文物也被掠夺破坏。
为从东北大量掠夺日本侵略军队急需的粮食，武部六藏供认他以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身分，策划、制定并大力推行《粮谷管理法》、《农产物管理法》等一系列法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亲自主持召开伪满洲国各省次长、警务厅长会议，在会上歇斯底里下令：“当此大东亚战争紧急进行之时，诸君对粮谷出荷工作，要加倍努力，如有阻碍，须把它压过去！"武部六藏命令伪满警察、行政官员组成"出荷督励班"、"游动检索班"、"检问所"等，一到收获季节，就四出乱窜，挨户搜查，用拷打、逮捕、囚禁等残暴手段，从农民和城市居民手中抢夺粮食，甚至连种籽和口粮都被抢走，许多人被活活饿死。
为把东北建成侵略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并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武部六藏供认策划并推行《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劳动统制法》、《国民勤劳奉公法》、强迫东北人民充当劳工、修筑军事工程，许多人在军事工程完工后以保密为由被全部杀害；他下令把东北１８岁至５０岁的男子编入"国民勤劳奉公队"，从事看守桥梁及其他军事性劳役，大批人被折磨而死。
从１９４１年起，武部领导推行《国兵法》，驱使东北地区青年充当日本侵略战争的炮灰。
在沈阳军事法庭上，伪满洲国厚生部大臣金名世揭露武部六藏在东北推行烟毒政策的罪行说：“武部六藏认为鸦片是巨大财源，又是弱种亡身的工具。
１９４０年７月当上伪国务院总务长官后，极力推行鸦片毒化政策，毒害中国东北人民。日本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后，由于鸦片的用途更为广泛，他同掌管鸦片经济的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决定实行扩大栽种罂粟的地域和面积。１９４３年２月，接到武部六藏以'中央'政府名义下达的秘密指令，从１９４３年起，除热河省和兴安两省仍旧继续大量栽种罂粟外，吉林、奉天、四川三省为新的罂粟栽种地域，指令吉林省栽种５００公顷，１９４４年增加到１０００公顷。武部同时指示实行'集团栽培'方法，就是限制在一个地方种植不许分散，吉林省的'集团栽培'地点指定在乾安县。这是武部六藏为便于'满洲国'政府监督、管理和收买而防止鸦片流出所采取的毒辣手段。"金名世的揭露使法官和听众耳目一新，都对日本为灭亡中国而采取的恶毒政策感到愤怒，审判长袁光深入扩大战果进一步追究武部六藏推行鸦片政策的罪行，金名世继续做证说：“关于罂粟栽培面积，历年都是由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决定，而由我这个厚生部大臣来执行的。我奉武部六藏命令１９４５年下达给热河省的任务是３６万亩，兴安西省６万亩，奉天，吉林、四川三省是３７００公顷。"审判长严厉追问：“你们怎样收购鸦片？“金名世为立功赎罪，揭露日伪罪恶内幕称：“当时伪满洲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每年在鸦片成熟收割时，由经济部发表强行收卖的'指定价格'，以最低的价钱把农民生产的鸦片全部掠夺到手。一部分由奉天（沈阳）、锦州、绥化等十余处鸦片烟膏制造厂制成烟膏，做成烟形，由禁烟总局发交各市、县、乡'烟管所'，再以更高的价钱卖给已登录的鸦片瘾者，榨取金钱，毒害人民。"审判长袁光气愤地追问挂羊头卖狗肉的"烟管所"情况，金名世说：“这种'烟管所'是１９４０年禁烟总局成立后，由原来的鸦片零卖所演变而成的，归为官办，由各市、县、乡直接经营管理，不论是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有，统共１８００多个。另一部分鸦片，则保管烟土或制造吗啡，作为对外贩毒追求暴利的。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武部六藏卖给南京汪精卫政府鸦片２０万两！"审判长袁光追查武部六藏推行烟毒政策的恶果，金名世供称：“武部六藏等推行鸦片毒害，东北人民所受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仅就鸦其中毒的人来说，据禁烟总局１９４０年实行鸦片瘾者登录，当时登录鸦片瘾者近１００万人，吗啡瘾者４万余人。据禁烟总局的统计，自１９４０年实行鸦片瘾者登录后，到１９４４年共５年，已登录的鸦片瘾者和吗啡瘾者中毒而死的有７万余人。这是武部六藏主持实行鸦片毒害政策，使中国东北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的事实。"中国军事法庭法官在武部六藏的病床前，把上述法庭笔录交给武部六藏，武部承认都是事实。
武部六藏还供认在任职期间，还主持策划、决定修改、推行《出版法》《满洲国通讯社法》《新闻社法》等反动法令，加强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对东北人民实行恐怖统治，妄图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以这些法西斯法令把几十万东北人民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残酷折磨而死。
中国特别军事法庭认定武部六藏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犯有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支持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东北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篡夺中国国土主权，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主持决定和推行镇压、奴役、毒化、奴化中国人民和强征兵役劳役、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物资、搜刮人民财富的各种政策法令，实施"开拓移民"强占农民土地的罪行，因而判处他有期徒刑２０年。
武部六藏在宣判后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作录音谈话时表示忏悔说：“我曾经担任伪满洲国的总务长官。在这期间，我犯了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许多罪行。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国家，有着亲戚关系。然而，日本侵略了中国神圣的领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被判处徒刑２０年，我相信中国的判决是真正基于正义的正确的判决。我对这次判决表示非常感谢，同时保证今后决不充当帝国主义实行侵略的角色。我要以我的余生来为亚洲的和平，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武部六藏感激涕零说：“我应当判死刑，至少也得判无期，不料只判２０年，还将过去的关押抵刑期，这是太宽大了，谢谢！谢谢！"使武部六藏高兴的是马上接到了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１日由审判长贾潜签发的特别军事法庭的裁定书：被告人武部六藏，男，１８９３年生，日本石川县人，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在押。
上列被告人因战争犯罪一案，已经本庭于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０日判处徒刑２０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向本庭申请，略称：被告人武部六藏，身患高血压及半身瘫痪之症，已有４年之久，迭经医治，均不见效，并且武部六藏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尚好，可否予以假释，使他能够回家养病，特请核夺。经本庭指定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科教授潘绍周，给予病情鉴定，诊断为：“武部六藏：（一）高血压病；（二）动脉硬化；（三）脑血栓形成；（四）左侧半身痉挛性瘫痪。根据以上病情，此人健康已难恢复。因此，本庭认为，武部六藏身患重症，并且在关押期间表现好，准予假释，特此裁定。“武部六藏在病床上看罢准予假释裁定书，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掩面而泣，俄顷擦把眼泪，郑重表示：“我回国以后，一定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与和平事业，贡献余生！"武部六藏的妻子武部歌子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２日晚上９点钟在从日本到中国的轮船"兴安丸"上，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武部六藏被假释的消息，高兴得喜笑眼开。７月２３日"兴安丸"一到塘沽她就在"兴安丸"上对新华社记者说：“我实在太高兴了，我原来打算看护他几天后就回去，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快就能和我的丈夫一起回东京了。"武部歌子意犹未尽说：“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我的谢意，我深深地感谢中国政府。"她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教育孩子，要她的孩子为中日两国友好，为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做一些工作。她说：“我们绝对不再要战争了。”焦桂珍要把武部六藏送到天津，武部六藏几次要起来感谢她的救命之恩，都被焦桂珍拦住婉言谢绝了。
焦桂珍跟着专车把武部六藏送到天津港，久别重逢的武部夫妇在一家医院见面，武部六藏二话不说，首先把焦桂珍给妻子介绍说：“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了我４年，没有她的照顾你我今天是不能见面的。"武部六藏滔滔不绝地讲起焦桂珍精心护理他的动人事迹，讲其他几次病情恶化，都是焦桂珍细心观察他的病情变化，几次及时发现异常，马上与医生联系抢救，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过来，不然，他就上西天了。其他吃喝拉等一切生活细节都不能自理，全靠焦桂珍精心照料，称赞焦桂珍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好情感，使人永世难忘。
武部歌子听得热泪横流，她抱住焦桂珍放声大哭，感谢她代表中国人民精心照料他的瘫痪丈夫，感动地一遍遍述说：“大大地感谢中国政府！大大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大地感谢焦桂珍小姐！"武部歌子陪丈夫登上"兴安丸"告别中国，武部六藏感慨万千地对新华社记者说：“当我坐上自己国家的船即将回国的时候，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感激才好。我亲自经历了战争的痛苦，我希望中日两国能迅速恢复邦交，我回国后要为反对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工作。"坐在武部六藏身旁的武部歌子说他丈夫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养病，她实在是"太感谢了"，"太高兴了"。
回国后，武部六藏一家都成了中日友好的促进者。
▲战俘岛村三郎的新路
岛村三郎是日本战犯中出类拔萃的才子，从中国释放之后写了《从中国归来的战犯》、《战犯管理所秘录》，反映了他一生的曲折变化，特别是他的新生。
岛村三郎１９０８年生于日本高知县，曾任伪满洲国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科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科长，１９４５年９月被苏联红军俘虏，押到伯力，１９５０年７月移交中国。
刚到抚顺，他又臭又硬，他紧跟在铃木启久、藤田茂等３０多个将级军官之后，利用他擅长写作之笔，起草了写给联合国的"抗议书"，"抗议"中国把战俘当作战犯处理，违反国际法，又发表了颇有文采的谬论：“松花江水东流而又西折，这是自然形成，无可厚非呀！
谁能够质问江水：你这一段为什么向东而不向北？同样，怎么能够责备我走过的路，而没有走你们的路呢？"岛村三郎发表完这些诡辩，又找到管理所科长金源少校辩论说：“侵略战争可是国家发动的呀！我个人不过是一名小卒，仅仅服从了国家的命令，依照法律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罢了。如果我当时不服从命令，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我认为战争的责任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像我这样的小卒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如果我说战争责任由我来承担，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金源少校义正辞严驳斥说：“你说战争责任应该由国家承担，是吗？当然，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但是你们做了些什么呢？你所说的国家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你不会是生活在真空中吧？如果除去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具体人，哪里还有什么国家？你也许是一个小官吏，但你却是组成国家权力机构的一分子，尽了你自己的义务，执行了国家的权力，镇压、奴役、杀害了中国人民。"岛村三郎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却要求早日释放归国，金源耐心地讲解战争的性质，分析世界形势的变化，以无可辩驳的逻辑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说：“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你们改造成为不再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中国人民绝不能把企图卷土重来的战犯释放回国。是不是能够回国，决定于你们自己的行动。"对日本下级军官演唱反对侵略战争的节目，岛田三郎拉一帮人喝倒彩。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幸灾乐祸，态度更加嚣张，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在侦讯过程中，岛村三郎仍坚持顽固态度，中国检察员亮出岛村的第一号《请功报告》，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白纸黑字清清楚楚记载着他所犯的罪行：“在拉麻塔拉汗激战中，给周永久率领的队伍以毁灭性打击"；"捕获了周永久的参谋长宁中孚"，还记述了他追赶一支４００人的小游击部队，打死打伤２００多人的"战功"，记载着枪杀两名游击队员的事情。
岛村三郎明白自己几份《请功报告》都已落入中国法庭手中，只得被迫交代直接间接杀害抗日人员５００多人的罪行。
中国检察员又拿出一份《思想对策成果月报》，上面有岛村三郎的签名，清楚地记载着他在三江省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共逮捕中国人３８２０人，就地枪决１８人，送交检察厅３３５人，大多数人被处死，还不包括他在伪保安局系统犯的罪行。
中国检察员让他看了４００多件控诉材料，控诉人都"请求政府将岛村三郎处死，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就是将他大卸八块，也不解我心头之恨！"岛村三郎这才感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感到自己的行为太野蛮、太残忍了，他惊恐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在辽宁等地参观，许多万人坑深深触动了他，才决心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