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冷斋对冯玉祥将军１９３５年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亲任总司令抗日，素怀敬仰之心，特别赞成冯玉祥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主张。见河边正三栽赃于老将军，怒不可遏，质问河边正三有何根据，河边正三支吾其词，王冷斋严肃揭发说：“证人河边正三，我们在宛平打过交道，曾较量过几个回合，你还记得吗？"河边正三不敢回答。王冷斋讲起河边正三曾指挥日军炮击宛平城，将专员公署等地全部轰毁，王冷斋等于十几分钟前迁出才幸免遭难。等枪炮声停下来之后，河边正三派人送信来，邀请王冷斋出城谈判，要求中方军队退出城外，否则将以大炮攻城，被王冷斋严词拒绝。７月９日，河边正三又要求允许他率领日军徒手幕僚进入宛平城慰劳，王冷斋知道又是日寇抢占宛平城的诡计，再次婉言谢绝。……河边正三见王冷斋把自己亲自指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行公诸东京法庭，顿觉狼狈不堪，害怕追究自己的战犯责任，忙灰溜溜走下证人席。
清濑一郎见再次受挫，就冷笑一声，拿出最毒辣的一招儿，指使樱井走上证人席，指控中国共产党制造了"七·七事变"。
樱井的指控有极大的欺骗性，顿时使东京法庭大哗，对中共有期见的西方人士更相信此说，审判长韦勃要证人提供证据。
樱井是日寇驻北平机关特务，他煞有介事编造理由说：“中国共产党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个根据，是'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共主张如此激烈的对日即时开战论，就是中共挑起卢沟桥事实的有力证据。"王冷斋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但对中共一直站在反帝抗日斗争的最前列，素怀敬佩之情，还做过这样的赞颂诗：延安奋臂起高呼，合力前驱原执殳。
亿万人心同激愤，山河保障定无虞。
王冷斋辛辣地讽刺说：“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中共号召国人团结御侮，抗日坚决，你把抗日先锋说成是'七七事变'的罪魁祸首，真是离奇得可笑！"王冷斋的话引起法庭人员的同声讥笑，樱井脸皮比城墙还厚，又无耻地大放厥词：“我的第二个根据，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左右，中共指使清华大学学生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扩大事态，挑起争端！"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宛平专员王冷斋等当事人，都证明７月７日夜里卢沟桥附近的枪声是实弹射击声，不是鞭炮声。
这时，又有一个日本人走上证人席，他就是"七七事变"时在北平特务机关任少佐的茂川秀和。他良心发现，为中国共产党大鸣不平说：“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人是我！"茂川秀和语音未落，"七七事变"时在北平的美国驻华武官也出庭作证说：“我认为７月的第一周，日军在宛平附近进行的夜间演习，是有意识的挑衅行为。……日军大部队从满洲向万里长城以南地区移动，是日军攻击宛平县城后２０小时开始的。这一事实暗示，宛平事件是日本为发动对中国不宣而战的第二阶段战争进行了周密准备的行动。"中国检察官向东京法庭提交一份证明文件：是侵华日军第一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它明确记载，７月７日夜，中队长清水听到"不明射击"之后，立即集合部队，"得知一名日本士兵不在，决定断然惩罚（中国军队）"。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日本士兵失踪报告，决定借此向中国部队挑衅，公然要进宛平城搜索。
王冷斋质问樱井说：“我奉命与日方交涉时，你也在场，我当时说：'夜间宛平城门已经关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就是退一步说，果有日兵失踪之事，也绝和我方无关，是否仿效当年南京日本领事藏本英明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做要挟的借口'？争论结果，决定双方派员联合调查，你樱井也是调查人员之一，岂知一到宛平，你们就自知理亏，不辞而别逃之夭夭，我怒发冲冠，愤而作诗以纪之：消息传来待折冲，当时尚冀息狼烽。
谁知一勺扬波起，故道夷兵忽失踪。
请张为幻本无根，惯技由来不足论。
茂本当年原自匿，诘他松井欲无言。
燃犀一照已分明，容忍都因在弭争。
得寸翻教思进尺，更凭强力气开城。
“证人樱井，你也是当年'七七事变'的见证人，请你在法庭上讲几句真话！”樱井被羞得无地自容，夹着尾巴要逃，边走边喃喃自语：“记不清了，记不清了。……“中国检察官又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作为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的下述发言：“日本对华外交方针与过去无异，但不拟强行对华亲善。
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事实证明，日本内阁一致同意外相广田的意见，决定向中国派兵，由此更证明广田弘毅是发动"七七事变"、推行全面侵华战争的主谋之一。
中国公诉人揭露广田弘毅为占领全中国，委托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同中国谈判的"和平条件"，压中国放弃抵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广田还以外相身份发表诱降谈话称：“友邦中国，今日实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国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中国自能免除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在迎接１９３８年之时，能与友邦中国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则中日大局，即可展开一新局面。"广田弘毅认为蒋介石政权处于极困难境地，"可以说一推就垮了"，不等蒋介石做出最后答复，就推动日本近卫政府堵死和谈道路，扩大侵华战争，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其后也一直以重臣身分参与日本侵略战争的策划和执行。
东京法庭认为广田弘毅利用他在内阁的重要职权，疯狂扩军备战，发动侵华战争，积极推行向东南亚的扩张政策和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犯下滔天大罪，因而判处其绞刑。
广田弘毅听到宣判他绞刑，两肩一耸，做出似有意外之感的动作，既而颓废地低头走出法庭，等候上绞刑架之日。
▲"九·一八"事变由日本挑起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一面开动宣传机器，竭力否认"田中奏折"，一面按照"田中奏折"确定的侵华步骤，加快了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
为试探我国政府特别是东北行政长官张学良的态度，１９３１年春夏之交，日本在我国东北相继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蓄意制造的挑衅事件。１９３１年４月，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汉奸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土地５００垧（５０００亩），未经长春县县政府批准，擅自将５００垧土地转租给流落到东北的朝鲜人李永勋。
不久，日本人又召集了２１０人组成稻植公司，仍由郝永德带领，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不仅无理占用中国农民土地４００多亩，而且蓄谋淹掉长春县数千顷农田。
中国农民孙永清等出于生计，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派警察前往制止，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也派出日本警察前去干涉。后来经中日双方协商，决定在问题解决前中止施工，但日方故意违约施工，并派６０名警察携枪蓄意制造事端。
７月１日，４００名中国农民举着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的大白旗，拿着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
日本警察突然开枪射击，挑起冲突，第二天又出动６０名警察强行挖渠，并制造"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的谣言，在朝鲜各地掀起大规模排华狂风，一周内即有侨民１０９人被杀，１６０人受伤，财产损失无数。这就是"万宝山事件"。
当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围剿红军，接到"万宝山事件"的报告，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亦不成国矣！"他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７月７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提出抗议，要求"立即制止朝鲜的暴行，保留要求赔偿权，并保证嗣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日本接到中国的严重抗议后，内阁当天就进行研究，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方针。日本外相币原颠倒黑白，称"万宝山事件"是"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公然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说：“我方对此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方坚持这种态度，日本将不得不考虑改变在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上的立常倘若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今后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日本政府自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其结果必将产生极为严重的问题，中方必须慎重处理，否则后果严重！"在中日交涉中，中国代表王正廷指出，日本支持朝鲜农民在万宝山租田开渠，违反了中日有关约定，不能予以承认，而日本军警公然在中国领土上行使武力，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更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中国为此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代表重光葵竟称，日本在华军警有保护日本和朝鲜侨民的权利，对排华事件不负法律责任，拒绝向中国赔偿损失，反要中国取缔反抗日本侵略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７月１３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接到报告：“上海及国内各地民众集会，对日本造成'万宝山事件'及煽动朝鲜排华，准备对日经济绝交。"这时，美国驻华公使要蒋介石对日妥协，并设法引诱日本把矛头指向苏联。蒋介石也认为，"如果意气用事，反而正为日本挑衅所乘"，主张"吾当慎之处之"，因此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以平息事态。
在中日交涉"万宝山事件"期间，上海、青岛等地又陆续发生一些中日冲突，而"中村事件"便是这些冲突中的一个突出事件。
所谓"中村事件"是东北军因击毙日本间谍军官中村震太郎而引起的事件。
１９３１年７月，日本军部派长男、森纠和中村震太郎三个大尉带人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中村等四人在窃取我中东铁路西部的军事情报后，继续骑马在洮南兴安区刺探军情，被我东北军兴安屯垦军三团扣留。
当时屯垦军三团团长关玉衡去外防巡查，由团副董昆吾代理团长职务。
董昆吾派人将四名间谍提来审问。为首的人脸上长满络腮胡须，脚蹬短筒皮靴，胸前挂着望远镜，自称是日本人，大模大样取出一张名片，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字样。从他们身上搜出所绘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军事地形图、指北针和南部式手枪等物，由此断定中村等是日本间谍。
董昆吾第二天向团长关玉衡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按照国际法，外国军事间谍可以处以死刑，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唯一办法是将他们秘密处死。"关团长派人去提中村四人时，不料日本间谍乘机逃跑，屯垦团卫兵马上追击，在追击途中四人均被击毙。关玉衡怕引起国际交涉即命士兵将中村等尸体烧毁。
关玉衡没有想到，中村等人在进入洮南前已在海拉尔向日本领事馆打了电报。日本驻洮南领事接到中村等人的电报后，计算到洮南的时间已过了２０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于是，领事馆便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路线向北寻找。在佘公府得到蒙人告密，说在洮南一个当其中发现东北军看守士兵摘下的中村的手表。日方就把它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化装到佘公馆调查，查明了中村被杀的真相。
这一下，日本更找到了侵略中国的借口。从８月１７日起，在日本报纸上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肆渲染"中村被害事件"，诬陷中方无理惨杀日本军官，百般扩大事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奉命向中国东北伐理长官荣臻提出严重抗议。
荣臻答应将此事件请示在北平的张学良处理，并严正指出：中方在未查清事实真相之前，对日本报纸的无端指责不能接受。
张学良经与蒋介石商量，于９月６日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指示说：“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当时日本陆相、参谋本部和内阁召开的外务、陆军、海军三省课长会议，均叫嚷用武力解决满蒙诸问题。日本军部更主张让关东军出面解决"中村事件"，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些情况使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惶恐不安。
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讲话，更使蒋介石胆战心惊：“我们早定种种方策，这层此刻不便明言，唯有此点，我们须十分明白，就是'中村事件'，不能说陆军一方面，简直可当作全日本的事件，决不取姑息手段，非彻底、干净地解决不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的私下谈话更为露骨。他说：“除凭军部实力解决之外，别无途径！"这时，陈果夫拿着日本飞机在东北散发的传单，跑到南昌行营，交给蒋介石。传单上写着：“击灭暴戾东北政权！”“借此机会永久确保日本帝国在满蒙既得之特殊权益！"陈果夫还向蒋介石报告说：“据可靠情报，关东军海城炮兵队连日夤夜偷运大炮，藏在沈阳守备队中；关东军鬼鬼祟祟在满汉铁路沿线偷窥北大营动静；关东军士兵公然在北大营周围寻衅；关东军新任总司令本庄繁加紧巡视满铁沿线；关东军驻在满铁附属地内的军眷正开掘水井，种种迹象都表明日本正在做战争准备。”“'中村事件'误事啊！"蒋介石摸着脑门说：“关东军乃'皇军之花'，战斗力极强，别说中国军队，美国兵也讨不了便宜！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告诉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不力避冲突，战则必败，日本就要中国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蒋介石说着，又把秘书长杨永泰找来，让他笔录发给张学良的密电：“汉卿：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铣机樱”
这就是闻名一时的"铣电"。
杨永泰在旁媚说：“我替总司令代拟的对日办法有上、中、下三策：如果日本进攻东北，我方还击是下策；我方且战且退为中策；全面不抵抗为上策！总司令圈定的正是上策！"杨永泰刚说完，蒋介石又吩咐杨永泰说：“你再给国民党东北顾问赵欣伯发一个电报，告诉赵欣伯：如果出了事，他可以向关东军总部去电话，告诉日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决不抵抗，希望皇军停止射击！'你提出上、中、下三策，我这个是上策中的上策。"９月１１日深夜，蒋介石由武汉乘专车来到石家庄，把张学良召来，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搞垮张学良的实力。
蒋介石严令张学良说：“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张学良义愤填膺地质问说：“万一东三省沦陷，被日本人侵占，我将以何脸面去见关外的三千万父老？我又有何理由回答全国人民的质询？"蒋介石像哄小孩一般连蒙带骗道：“我是一国主席，责任当然由我来负！我早已考虑成熟，我们可以提请国联出面，主持正义。日本人敢于和我们逞强，可也得看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脸色。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把日本抢到手的东西，再要回来。”“这可靠吗？”“当然可靠！我们的老祖宗，是最擅长运用以夷制夷的嘛！
总之，满洲这盘棋由我来下，你绝对服从中央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摸到了中国对日本的软弱态度；又通过各种情报机构，把蒋介石和中国高级将领的情况、战略步骤以及军事部署，了解得一清二楚。
日本侵略者把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深夜，沈阳北部柳条湖一带，一轮弯月斜挂天际，虫声啁啾，分外寂静，天空显得那么宁静。……突然，日军铁道守备队的河本末守工兵中尉率领一小队日本士兵，用枪逼着抓来的几名中国百姓，来到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铁路上，逼他们换上东北军军装，又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色炸药安放在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单侧轨道上，１０点２０分揿动爆炸开关，只听轰然一声巨响，一段铁轨被炸断。日军不由分说，向刚刚换上东北军军装的中国旗民开枪射击，河本末守命人立即拍照。就这样，便制造了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的假现常按照日本军部策划的阴谋，埋伏在柳条湖以北四公里外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个中队，听到破坏铁路的爆炸声，立刻嚎叫着向北大营扑去。与此同时，事先从日本运来的两门榴弹重炮对准北大营猛烈开炮，关东军第二师团步兵第二十九联队也凶猛地向沈阳城垣发动进攻。……刹时间，沈阳城枪声四起，大炮轰鸣，由日本人一手挑起的一场侵略战争就打响了。
那时，我东北军部分主力虽随张学良进关，但仍有１８万人，由著名将领王以哲率领的第七步兵旅，很有战斗力，而日本关东军不过两万余人，因此，当时如若奋力抵抗，决不会让日寇的阴谋顺利得逞。
步兵第七旅官兵见日寇猖狂发动进攻，都持枪实弹，狂呼若雷，群请一战。但长官却根据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不准擅自行动，那爱国官兵义愤填膺，抱枪痛哭，挥拳击壁，痛不欲生。王以哲命令部队退出营房，齐集营前大操场待命。
日寇见此兽性大发，用机枪猛烈扫射，当场亡中国官兵近千名。爱国官兵忍无可忍，这才毅然开枪还击，杀出一条血路撤出沈阳。第七步兵旅一撤，沈阳便在９月１９日凌晨被日寇占领。
日寇占领沈阳的当天，又占领营口、鞍山、铁岭、抚顺、辽阳、长春等１８座城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移驻沈阳，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狂叫永远占领东北。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和宋美龄在江西南昌，部署对红军进行新的"围剿"。
当日深夜，当蒋氏夫妇做完祈祷，准备更衣入睡时，接到了日本发动沈阳事变的电报。
蒋介石阅读了电报疑虑忡忡地向宋美龄说：“夫人，日本人入侵满洲的枪声未打响的时候，我希冀能早一天听到；如今这枪声真的打响了，我又觉得它似乎来得早了些，因为有些事情还没有准备好。"当晚，蒋介石匆忙召集谋士研究对策。会后蒋介石马上下达不抵抗命令，还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任命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任命陈立夫、孔祥熙、丁惟汾、于右任、颜惠庆、李石曾、罗文干等人为委员。为捞取政治实惠，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指示外交部对日本提出"文明抗议"。
９月１９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指出日本军队突然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占领沈阳城，实为蔑视《非战公约》，破坏和平；声明中国军队并无抵抗还击，日本军队却继续攻击，故意破坏和平，其责任须由日本政府负责；要求日本政府迅速电令关东军从占领区域及时撤退，恢复事变前原状，并声明保留正当赔款之要求提出权。
９月２０、２３日，中国政府又接连向日本政府发出第二、三次抗议照会，谴责日本政府忽视中国抗议，使侵略事态日益扩大，严重破坏东亚和平，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一切侵略行动。
但日本政府对中国声明不做正式答复，只于９月２４日发表《日本对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政府声明》，以贼喊捉贼的伎俩，胡说"９月１８日夜半，在奉天附近的一部分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袭击了日方守备队，以致发生冲突“，竟称日本"认为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铲除危险的根源"。
蒋介石还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上。
那时候，国际联盟正在日内瓦召开理事会会议，中国于９月１４日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国。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南京政府外交部通令中国驻外各使领馆说：“仰向驻在国政府切实接洽并探询其态度，迅速电部为要。"并指示中国代表施肇基将东北事件报告国联，请其主持公道。
９月２１日，中国外交部指示出席国联理事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国联提出如下照会。
“秘书长阁下：
兹遵本国政府训令，请贵秘书长注意后开事实，并请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由贵秘书长立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以便采用明敏有效之方法，俾国际和气得以保持。查９月１９日会议时，中日代表已将满洲之严重情势，报告于行政院。中国代表并已声明，据当时所得之消息，此次事变之造成，中国方面绝不负其咎。９月１９日之后，中国代表又接本国政府电告，得悉情势之发展，较第一次报告者更为严重，并称：日本正式军队于９月１８日夜１０时，无故向沈阳及其附近之中国军队轰击，同时将兵工厂营房炸坏，火药库焚毁，并将长春、宽城子及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解除武装，嗣复占据沈阳、安东及其他各城。各地的公共机关均经强占，各交通路线亦被日军夺据。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并未抵抗，以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
中国为国际联合会会员之一，鉴于上述事实，认为所生之情势，国联殊有依据盟约第十一条之规定，采取行动之必要。故本代表奉本国政府训令，请行政院根据第十一条所赋予之权利，立采步骤，阻止情势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的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中国政府对于行政院之任何建议及国际联合会对于本案之任何决议，均愿完全遵行，合并声明。"蒋介石为对付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振振有辞地鼓吹：“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各国。此时惟有诉诸公理。……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蒋介石把向国联的申诉吹得天花乱坠：“此为一外交之转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中国应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日本为在国联大会上摆脱困难处境，大肆对美、英、法、德、意等常任理事国展开外交活动，鼓动西方列强采取绥靖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各驻外大使纷纷出动，到处游说。日本驻美大使出源胜次立即奉命去见美国务卿史汀生，以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向美国说：“苏俄是日、美两国的共同敌人，日本占领满洲的作战计划，就是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日军对苏作战总计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史汀生对此极为赞成，但因日本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威胁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便以强硬语调指出：“日本要把东北变为自己的独占殖民地，这是公然以武力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重大行动，破坏了列强在远东的均势，美国政府决不能置之不理。”“尊敬的国务卿，帝国政府为了对付布尔什维克，提议与贵国达成一项秘密谅解，不知阁下意向如何？”“什么秘密谅解？”“只要美国不插手满洲事变，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什么事都好商量。"史汀生为借用日本力量削弱苏联，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微微一笑道：“胡佛总统认为，假如日本人公开对我们说，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了，请给日本机会以在中国恢复秩序，美国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国务卿的意思是……。……““美国对日本所提条件可予以同意，只附加一点：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不可再往南进。"日本与美国做成私下交易后，又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芳泽谦吉，去做在国联理事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英、法两国的工作。
芳泽谦吉深知当时西方列强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英、法两国都疲于应付国内问题，又希望日本能成为反苏宪兵，因此日本便向英、法保证：日本进攻中国东北只是想"充当远东的防共宪兵，防止共产主义在远东蔓延"。
在９月２２日举行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在提交大会的申诉中，既不指控日本为侵略者，也不要求对日本进行制裁，只要求各国阻止形势恶化，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气焰嚣张，倒打一耙称：“据日本所获情报，此项发动，或如所称之'偶然事变'，乃因中国军队毁坏沈阳附近日本铁路所致。因之，日本军队之行为以及占据数处村庄，皆为防卫之性质。"芳泽谦吉还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说：“此次事变显为一种地方事件，日本政府已明令日本军队司令官采取必要步骤，阻止扰乱之扩大。余向国联行政院保证，日本政府并无扩大情势，或对中华民国开战之意。余确信此次纠纷，定可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达于和平之解决。如干涉过早，结果必不堪设想，徒足鼓起日本已激昂之舆情，有碍和平之解决。“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为验证中、日两国谁的报告属实，可由国联派出调查团到东北视察。西方各国因与日本私下搞了卑鄙交易，就由美国出面反对说：“这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反使自由主义者陷于不利的地位。"由于美、英等列强推行绥靖主义，此次会议仅通过对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的授权：“一、紧急通知中、日两国政府，要求双方都不采取足以使事态恶化和防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二、商同中、日两国代表，寻求适当解决办法，可使两国立即撤兵，而不危及两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９月３０日，国联理事会又通过相似决议。但侵华日军对国联决议置之不理。日军气焰更为嚣张，１０月８日开始轰炸东北行政中心锦州，这使英、美等国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理事会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日军在１１月１６日前撤退到满铁区域之内。
对此，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被动局面，芳泽谦吉坚持要求进行日、中两国直接谈判，声称日本已确定解决日、中问题的五项基本原则。英、法代表追问其主要内容，芳泽廉吉却拒不回答。英、法等国代表揶揄芳泽说：“对于内容都不能说明的原则，实在无法赞成。"这时，全国范围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因没有出来亲自接见，爱国学生冲入外交部，把王正廷打得头破血流。蒋介石见势不妙，一面发表告同胞书，号召速作抵抗外侮之准备，一面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牢守锦州，并任命马占山为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抵抗日军，不得越过嫩江铁桥。
于是，马占山率领抗日健儿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寇伤亡惨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久攻不克，便在１１月１２日向马占山发出通牒：本官对于贵主席要求左记之件：一、马占山主席应下野；二、黑龙江省军可由齐齐哈尔撤退；三、日本军之一部为洮昂线安全保证起见，应向洮昂线昂昂溪车站出进。本回答于１１月１２日夜１２时以前，望即提出。
日寇极其恶毒，当天下通牒，必须当天回答。马占山是个爱国将领，对日寇这一套，慷慨通电自卫说：日本图谋北满，野心暴露，举世睽睽，无庸讳言。此次借口修理江桥，大举进攻，我军力图自卫，只可相与周旋。连日激战，昼攻夜袭，恣意残杀，致我死伤枕藉，卒以受迫过甚，退保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筑垒坚守。顾日军武器精良，胜我百倍，明知江省联络断绝，呼援不应，仅以一隅之兵力，焉能抵抗日人一国之大军？所差堪自恃者，凡我前方将士，莫不深知大义，慷慨激昂，大有期吞河岳，敌忾同仇之势。兼之占山受国家依畀之深，人民寄托之重。……除已誓率前方将士，一致决死相拚，并将最近情况电向国联声请设法制止，静候世界各国公理之解决外，惟恳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胜感慨之至！
日寇见马占山不投降，便出动飞机、重炮展开猛攻；但马占山所属各部与敌寇肉搏，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最后于１１月中旬不得不退出黑龙江。
１１月１６日，国联理事会会议由日内瓦移至巴黎举行。会议形式发生重要变化，重要活动大都改在幕后进行。美驻法大使道威斯居住的巴黎丽姿饭店，成了幕后活动的舞台。他根据国务卿史汀生的指示，提出"同时撤军"方案：日军撤至满铁地区，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
对如此偏袒日本的方案，日本政府不但不准备撤军，反而将其用作扩大侵略的借口。
１２月３日，在中国新任外长顾维钧与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礼节性会晤”中，擅长辩论的顾维钧反唇相讥道：“如果日军后撤，中国可向国联保证，中国军队决不进入日军撤退区，请日军安心后撤。"重光葵被驳得理屈辞穷，狼狈不堪，顾维钧便乘胜追击道：“若国联竟请中国军队自本国领土以内撤退，这真是天大的怪事，全中国均将深为骇异！再说中国在锦州并无集中军队或增派援军之事实，日军若不进攻，华军亦必不去寻衅。"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相反，中国共产党于９月２０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号召全国军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在全国人民的反日怒潮中，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蒋介石只得玩弄权术，１２月１５日被其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所兼各职，再次下野，返回奉化老家"隐居"。日寇乘机对锦州发起攻击，１９３２年１月２日占领锦州，又挥兵直扑山海关，整个东北至此全部沦入日军铁蹄之下。
美国对日本移兵南下触犯了它在华利益，大为不满，美国务卿史汀生振振有辞地质问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说：“你在日本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的同意之下，曾向本人保证，日军不再向锦州方面推进，现在日军已南移，这显然有违保证。"币原喜重郎还未来得及回答，就因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垮台而宣告币原外交的结束。于是，美国务卿史汀生１月７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这是一篇千古奇文：“最近锦州方面的军事行动，已将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以前中华民国在南满最后存留的行政权破坏无遗。美国政府鉴于目前情势及其自身权利义务，不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为合法。凡是以损害美国的条约权利及其在华公民，损害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或领土和行政的完整，或者损害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的任何新情况，美国不能也不予以承认。"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不承认主义"，亦称"史汀生主义”。
美国政府怕人们不理解，接着又进一步发表声明解释称：“第一，美国根本不想干涉日本在满洲的以条约为根据的合法权利；第二，美国并不想干涉日本对任何事件的解决，只要这些事件不损害合众国的利益。"在美国等国的纵容下，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不久便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
八、日本岂能如此总结"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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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战争责任观，助长了军
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气焰！
令人注目的是二次大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或受其影响的人，以总结日本二次大战中的经验教训为名，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开脱罪责，洗刷罪行。
这方面突出的代表是秦郁彦所著《日中战争史》，山冈贞次郎所著《中国事变--它被隐秘的史实》等，都把发动"七七事变"的责任推给中国方面，一会儿胡说是"二十九军所为"，一会儿胡说是爱国将军冯玉祥挑起，一会儿又竟称是中国共产党煽动。
这些带主观偏见的主观猜测即"中方说"被铁的事实粉碎、驳倒后，他们退而求其次提出"日方说"，即卢沟桥事变出自侵略中国的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或日本特务机关的特务的个人阴谋"，但自己也觉没有多大说服力，又做了自我否定：“到目前为止，虽列出了两三个日本人的名字，但都没有逃脱推论的范围，与现地有关的人员都几乎否定它。"受"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影响，日本一些学者和旧军人撰写的有关二战的著作，如今井武夫等著的《日本军队的研究》、森村俊夫编写的《败者的战争教训》、《指挥者的战争教训》，奥宫正武的《如何正确理解太平洋战争》等书，都不提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单纯地从军事方面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从事研究，由于受"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大框框的限制，处心积虑地掩盖这场侵略战争的根本性质，掩盖侵略战争的社会根源，为日本侵略军队犯下的滔天罪行辩解，为杀人放火、奸淫妇女的日本侵略军的将领唱赞歌，从总的倾向上是不可取的。今井武夫曾任日本侵华部队总参谋长，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国家及英美反法西斯人民的鲜血，对所犯罪行不去认账，就更谈不上有发言的资格了。至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１０２卷本的巨著《战史丛书》，作者大都是当时日本侵略军队的作战参谋，理应借此机会良心发现，虔诚地向中国和被他们侵略的国家及人民真诚道歉，低头赔罪，但却大肆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仍然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成篇成章地介绍战争指导和战争概况，就失却了起码的公正立场，只为侵略战争唱赞歌了。
还有些日本学者对旧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矛盾特别感到有兴趣，津津有味地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
左立平在《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述评》一文中，对歌颂天皇宫庭集团的战争责任观和"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辩解史观做述评之后，对此问题有精辟论述：旧日本海军从明治维新以来，同旧日本陆军一直存在着矛盾。围绕着"陆主海从"，还是“陆海并重"的问题，他们之间争吵了８０余年，但这种矛盾是在向外侵略扩张的根本国策的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他们的矛盾只限于各自在武装力量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具体作战指导上，并不影响他们充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对外侵略的工具。可是，战后日本理论界却把海陆军之间的矛盾作为推卸海军战争责任的借口，一味强调旧日本海军与陆军的矛盾，美化旧日本海军，否定其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这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宫野澄的《最后的海军上将--井上成美》、生出寿的《反战大将--井上成美》、阿以弘之的《井上成美》、市冈扬一郎的《短视的研究--推动日本前进的海军精英》、中川靖造的《海军技术研究所--电子学王国的先驱者》等。在这些作者的笔下，旧日本海军将领已不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而成了和平主义的使者，成了日本科技事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其中《山本五十六》是美化旧日本海军的一部艺术代表作，该书突出和深化海军是和平主义者的这种战争责任观的主题。曾经竭力主张集中全力侵略中国，后来又成为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发动者的山本五十六，居然被美化成一个虽然明知对美战争最后没有胜利希望却英勇地服从国家决定、鞠躬尽瘁的悲剧英雄。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所赞颂的井上成美，确实反对过旧日本陆军与德意法西斯结盟和贸然对英美开战，但他力主对中国实施战略轰炸。从１９３７年７月到１９４３年７月，井上成美参与推行的对中国的战略轰炸政策，夺去３３．５９万中国人的生命，此外还有４３万人被炸伤。（《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５页）仅１９４１年３月３日日军对重庆空袭造成的一次“大隧道惨案"，就死亡１．２万名片民。可见，美化旧日本海军的战争责任观的实质，仍是否定这场战争的侵略性和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
此外，为了医治日本现代企业的僵化体制的弊端，日本又出现了海军经营管理论。这一理论是"要改变观点，把大东亚战争中各次作战的失败看作是作为组织的日本军的失败，并把它作为现代应当汲取的教训或反面教员加以利用"（户部良一：《失败的本质--以组织论的方法研究日本军》钻石社１９８３版）。就是说，它要从旧日本陆海军的"失败"中找出组织科学方面的教训，并且积极地将它应用到现代企业经营中。主要代表著作有：集体编写的《海军武器管理研究》、户部良一的《失败的本质--以组织论的方法研究日本军》，堺屋太一等的《联合舰队的挫折--日本型组织的局限性再考》、村上薰的《今天从太平洋战争史实中学习什么？》等。
这种理论没有对日本的近代化方式和天皇制政治体制进行深刻剖析，只是把海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人的管理--'教育'和‘人事'的失败"（吉田俊雄：《海军式人才管理学》讲谈社１９８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