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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由驻日美军主持制定的新《日
本国宪法》于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实行，并取代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迄今被国际上普遍接受，也被绝大多数日本人所承认，但是也不断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对。因此，围绕修改战后日本这一和平宪法的争执，便一直是右翼分子所标榜的"昭和维新"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政治生活中斗争的焦点之一。
一、为何要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
—-在战后的４０多年里，以进步力
量为主的护宪派和以右翼为主的改宪派
有过三次斗争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驻日美军主持制定的新《日本国宪法》，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３日颁布，并于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实行，取代了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迄今为止，这部宪法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已是无可怀疑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承认，日本之所以有今天，其原因，除了千载难逢的国际原因外，归根结底，是实施了这部被称之为“和平宪法"的宪法。这部宪法，，已经在日本深入人心，并且为国际上普遍接受。这部宪法中有两条是针对日本自从《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以来一贯对外进行侵略、对内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状况制定的条款，即第一章中天皇的第一条、第二章中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第一章中天皇第一条曰：“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第二章中放弃战争第九条曰：“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右翼纷纷反对上述这两个条款。在右翼的种种主张中，清水儿太郎教授的有关论述最值得注意。从战后《日本国宪法》制定的过程开始，直到这部宪法的关键内容（第一条和第九条），他一概加以否定。他在《日本啊，要成为国家！芬皇橹行吹溃骸罢胶笏枷氲幕疚募恰度毡竟芊ā罚绕涫堑诰盘酢*
“战败后，日本的许多宪法学者不承认有修改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必要。还有许多人主张，假定要修改，那也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慎重地进行。对此，占领军始终要求日本修改宪法，并且要求迅速进行修改。
“美国的目的在于彻底削弱日本。美国所命令进行的修改宪法是使日本不再成为强大的国家的保证。保证的文件是用美丽的、理想的言词点缀起来的。
“保留天皇制是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出的绝对条件，对此，美国十分勉强地接受了。既然如此，假如不命令日本永久地放弃战争和战力，就会盘算落空，即达不到从根本上削弱日本的目的。于是，美国在许可天皇制继续存在的同时，又许可共产主义者粗暴地攻击天皇，并且绝对地禁止日本拥有军事力量。
“第九条就是同天皇制作交易的产品。美国在《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中明确地向国内外宣告日本已不再是国家了。第九条不久就成为战后思想的最重要的基本文件。战后思想是从日本并非国家的自白开始的。"清水几太郎教授强调，现行的《日本国宪法》"必须修改"。他写道：“《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是美国为了达到彻底削弱日本的目的而强加给我们的规定，以便不使日本再次成为强大的国家。
“从常识来考虑，为外国的军队所占领，按占领军的意志和强制而制定的宪法，不会到什么时候都具有正当的有效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修改过宪法３０次，法国修改过五次，意大利也修改过五次。
“《日本国宪法》是１９４７年５月３日实施的，那以后才过了一年，到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日本虽然还在美国的占领下，可是，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却决定了日本重整军备的计划。正是他们命令日本彻底非武装化的，而现在却又命令日本重整军备了，这实在是随心所欲。
“这个要日本重整军备的计划，在当时日本处于饥饿的状态来看，完全是无理的要求，而且，在把第九条强加于日本的麦克阿瑟元帅看来，肯定会因为'朝令夕改'而招致权威的丧失，所以就予以拒绝了。
“又过了两年多，日本同样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到了１９５１年１月，来日本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又强硬要求日本重整军备，遭到了吉田首相的拒绝。当时，吉田首相的主张接近于一些在野党所说的'非武装中立'。”“朝鲜战争爆发后，到１９５１年７月８日，麦克阿瑟元帅命令日本政府创建一支７．５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当时，驻在日本的８万余美军陆陆续续投入朝鲜战常填补了由此而产生的真空的，便是警察预备队。到１９５２年，警察预备队改称保安队，到１９５４年，再次易名为自卫队，直到今天。不管叫什么名字，它都是军队，当然，各外国也认为它是军队。
“军事力量是国家的本质。战败后丧失了国家的本质的日本，借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拥有了不准许命名为军队的军队，从而悄悄地恢复了国家的本质，就好比有罪似的。"至此，清水教授的意思已很明确，他主张要废除《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从而使日本堂堂正正地成为"国家"。
正因为如此，修改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一直是右翼分子所标榜的"昭和维新“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政治生活中斗争的焦点之一。
在战后四十多年里，以进步力量为主的护宪派和以右翼为主的改宪派有过三次斗争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５０年末，改宪派的代表人物是岸信介。右翼势力企图明文改宪，以恢复战前的天皇制，废除新宪法的第九条，限制国民权利，扩大内阁职权，进而实行征兵制，逐步复活军国主义。其倒行逆使遭到护宪派的坚决反对而严重受挫。
实际上，从１９４７年新宪法生效实施之日起，就拉开了护宪派与改宪派斗争的帷幕。护宪派是以"拥护宪法之会"为中心的有１３５个团体参加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片山哲任议长，在日本各地举行大规模护宪运动。当时一方面纠集民主党、自由党和绿风会的保守派议员，组成了以广濑久忠为会长的"自主宪法期成议员同盟"。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为自民党后，修改宪法的劲头更大了，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之奋斗目标，便是"谋求自主地修改宪法，重新研讨占领时期的各种法规，并根据国情予以修改或废除"。
鸠山一郎于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２２日第三次组阁后，立即将修改宪法作为头等任务，有计划地分三步进行改宪活动。第一步是成立以山坡巖为会长的自民党宪法调查会，制订改宪方案。第二步是在１９５６年１月底复会的第二十四届国会上提出了宪法调查会、小选区制、新教育委员会和教科书等法案，加紧为修改宪法做准备。第三步是在１９５６年７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企图获得改宪必需的２／３席位，但却以失败告终。
５０年代改宪代表人物岸信介１９５７年２月上台执政。据金戈的文章称：岸信介生于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今年９０岁。
他家几代都是山口县有名的大地主。据说从岸家到山阳线田布施车站约２公里的路程，可以不踩别人家的土地。
岸信介早年就读于被称为是"官僚摇篮"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在同级生中属佼佼者之列。１９２０年他面临毕业，本来凭其优异成绩可以选择去当时人们向往的大藏省或内务省工作，而他却出人意外地决意进农商务剩从此，便开始混迹官场和政界。
在农商务省，他很快便成为出人头地的人物。１９２９年滨口雄幸内阁通过了"官吏减薪一成"决议。当时，岸任文书处首席事务官。但他宁愿冒被罢官的危险，充当了反减薪运动的首领。此举使岸名声大振，他给人的印象已不仅仅是一个"才子"，而且是一个"兼有统帅能力和政治手腕的人"。他"思路严谨"，"口齿伶俐"，因而得到一个"剃刀"的绰号，即指他头脑敏捷，干事麻利，快如剃刀。
岸信介从青年时代起对建立伪满洲国一直抱有野心。他还在东京任职时，就想方设法与关东军勾结。１９３６年他担任了对满事务局事务官后，更是变本加厉。岸信介派出了许多特务去伪满搜集工商情报，以至"东京没有一个官僚能象岸信介那样准确地掌握满洲的情况"。１９３６年他赴伪满任职，先担任"实业部"次长，后又任"总务厅"次长。因为伪满的汉奸部长只是傀儡，所以岸信介实质上是掌握伪满经济的"最高负责人"。
岸信介初到伪满时，由于其貌不扬而被人耻笑。有人形容他"像鸟一样瘦"，还有一颗"大虎牙"。但岸信介在伪满贯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却不遗余力。他一方面进一步密切与关东军的关系，与当时关东军参谋秋永月三"情同手足"，而秋永恰恰是当时关东军与伪满政府联系的"窗口"。另一方面，岸信介竭力推行“满洲产业５年计划"，为维护所谓"大东亚圣战"搜刮资财，输血出力。
岸信介在伪满时，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花钱如水。
其手头资金主要是通过在中国贩买鸦片发的横财。他靠这笔巨款在满洲策划了一个个阴谋。加之，他性情古怪，喜怒哀乐无常，且刚愎自用使人难以捉摸，故一直被人称为"满洲之妖"。
日本战败后，东条英机等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曾充任东条内阁商工大臣的岸信介被列为甲级战犯，但由于美国首席检察官季南建议，不起诉而获释。这一结局，连他本人也始料未及。他的独生女儿洋子回忆说，当岸信介被拘留时，她认为是不可能再回家了。
战后，美国提出的判断战犯的标准是，指导战争的人而不是赞同战争的人。而指导战争的主要标志是出席当时的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和书记官长星野直树被起诉并判为罪犯。而岸信介却因没有参加这一会议而获释。日本不少学者认为，美国的上述判断罪犯的标准显然是要开脱一些人。也有一种说法是，１９４４年由于在塞班岛决战问题上，岸与东条发生了尖锐冲突，尔后岸又拒绝单独辞去大臣职务，以至于东条内阁内部意见不一而不得不实行总辞职。据说这也起到了减轻岸罪行的作用。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岸从东京巢鸭监狱被释放。那天，他身穿工作服，头戴战斗帽，脚着一双帆布鞋，剃着光头，蓄起了胡须。当吉汽车把他送到了他的胞弟佐藤荣作官邸时，女佣人竟以为来了一个乞丐。
岸信介获释后，写下了一首反映他政治野心的诗：“郁屈三年竟始伸，还来今日万象新，谁言邦国妖云蔽，满耳满目总是春。"１９４９年，他在银座设立了一家以他别号命名的公司--"萁山社"。该社会员大都是右翼政客和财界人士以及被剥夺公职的头面人物。１９５２年，恢复了公职的岸信介建立了"日本重建联盟"，自任会长。提出的３项政策纲领是：（１）排除共产主义"侵略"，坚持自主外交，以期建设和平的国家；（２）加强日美经济合作，密切同亚洲各国的贸易；（３）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在５０年代前半起，岸信介一直是以吉田茂的对立面而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的。
１９５７年岸信介终于登上了日本权力的顶峰，取得了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他极力摆脱和改变吉田制定的以经济复兴为主线重建日本的政治路线。他提出要制定自主宪法，大规模扩大自卫队，确立新的防卫体制，并制定警职法，修改日美安全条约。
１９５７年２月岸信介执政后，便想通过解释宪法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其典型讲法是：“为了自卫，即使在现行宪法下也允许拥有核武器。"为此，岸信介内阁采取了四个重大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不顾社会党的强烈反对，在１９５８年８月强行成立内阁宪法调查会，与进步势力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对抗；第二个步骤是在全日本推行对教员的"勤务评定制度"，以压制和分化进步势力，减少修改宪法的阻力；第三个步骤是在同年１０月７日的第三十届临时国会会议上突然提出《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简称《警职法》），给警察以强行拘留、审讯、搜身、随时进入房间搜查的特权，以便镇压反对修改宪法的进步群众；第四个步骤是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加速日本的扩军步伐，以既成事实来修改宪法。对此，日本人民掀起战后最大规模的反对日美反动派的全国性统一行动，岸信介出动大批警察和利用右翼势力，对日本人民进行了血腥镇压。岸信介的倒行逆施派平日本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迫使岸信介在６月２３日辞职。这场斗争中，包括了日本人民反击右翼进攻的重要意义。
护宪派与改宪派的第二次斗争高潮发生在６０年代中，改宪派的代表人物由岸信介改为保守党内的政治集团。
岸信介被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赶下台后，并未停止其推进修改宪法的活动。他唆使宪法调查会１８名委员，于１９６３年９月４日提出名为《修改宪法的方向》的意见书，主张废除战后和平宪法，制定彻底删掉宪法第九条，实行征兵制、可以向海外派兵、天皇为国家元首的"日本人的宪法"。宪法调查会于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向池田内阁提出了《宪法调查会报告书》。由于修宪内容过于露骨，引起护宪派的强烈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岸信介等右翼分子感到尚不具备修改宪法的必要条件，需要改变手法。于是一方面通过自民党宪法调查会在１９６５年１月制订《宪法修改纲要》，企图使改宪活动合法化；另一方面用扩大解释的方法和造成既定事实的伎俩，来达到实际上修改宪法之目的。
经过他们的活动，使日本在１９６７年制订"第三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１９６７～１９７１年）时，军费总额达２３４００亿日元，比第二次防卫五年计划的军费增加一倍。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频频发表否定战后新宪法的言论。
１９６８年２月６日，农林大臣仓石忠雄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日本应有自己的军舰、大炮"，"日本也应该进行核武装"。防卫厅长官增田甲子七又在参院内阁委员会上说"宪法第九条没规定坐以待毙"。
改宪派的这些言行，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强有力反击。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护宪国民大进军，并在东京举行护宪国民大会。在野党则在国会上抨击仓石忠雄，与群众的护宪呼声联成怒潮。当时的佐藤荣作首相深恐形势发展下去造成政局不稳，不得不使仓石辞去大臣职务，并在国会上正式地说：“日本政府尊重现行宪法。"日本企图修改宪法的第三个高潮发生在８０年代，修改宪法的代表由政治集团改为首相。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伊始，便在修改宪法问题上表现出不寻常的兴趣。他在向新闻界散发的《我的政治信念》一书中写道：“日本必须修改美国所给予的和平宪法，这是我的一贯信念。"中曾根改宪的"一贯信念"，还在他任铃木内阁的行政管理厅长官时，已有表露。即通过行政改革实现宪法修改，据《每日新闻》记者岩见隆夫所著《新总理中曾根康弘》称：“中曾根所说的通过'行政改革'实现'修改宪法'是他多年来的愿望。"由于中曾板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其政权的上台，当然对全国企图修改宪法的右翼组织来说是一种鼓励。
岩见写道：中曾根的改宪活动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大力支持，１９８１年曾在自民党的轻井泽讨论会上，谈到与岸信介的关系：“当我受命出任（铃木内阁的行政管理厅）大臣时，我想到前首相岸信介是官场和政界的老前辈，应该去向他求教，于是前去拜访了他。他鼓励我说：'中曾根君，日本历史上仅进行过两次行政改革，一次是明治维新，另一次是战后麦克阿瑟将军搞的改革。如果平时想搞的话，不发动政变是行不通的。事情就是这样困难，所以你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好好干吧！"岩见指出，１９８２年５月３日，在被称为"修改宪法运动实干派"的右翼新宗教团体"生长之家"举行的集会上，中曾根把他的行政改革与修改宪法的关系问题，讲得极为明确：“时代的潮流终于到来了。我想首先要断然实行行政改革，并令其成功。……如果这个重要工作遭到失败，教育的改革也就无法实现了，解决防卫问题也就无望了。因此，我认为，我们的路线应是这样的：通过行政改革进行一场大扫除，把座位打扫干净，然后再把合情合理的宪法请来入席。““把合情合理的宪法请进来"的含意是什么？那就是去掉现行宪法的第九条，不断扩充军备，使日本再度拥有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交战权。然而，尝尽发动侵略战争之苦的日本老百姓，是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和重新走军国主义老路的，他们拥护现行的宪法。这一点连中曾根也承认。他在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在一次谈话中说：“国民讴歌战后宪法所带来的自由，这部宪法在人们心中生了根。特别是在战后诞生的人增多的情况下，抱着怀旧的心情去修改宪法，就只会遭到反对。"在”光明正大"的修改宪法行不通之后，日本又在通过一些具体作法造成既成事实，以谋求在实质上修改宪法。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策划大力重新武装和派兵出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为此，日本右翼分子千方百计要取消战后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在增加军费和派兵出国的问题上进行突破。但是，由于日本在二次大战中曾给亚洲国家造成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在这场侵略战争中堕入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日本社会一直把派兵出国问题视为"政治禁区"。
但是，随着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自民党在１９８６年夏天的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又取得巨大胜利，日本当局便有意要冲破此禁区：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４日的内阁临时会议决定，将防卫费占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的比重修改为可以超过１％（三木内阁的规定不得超过１％），为日后大幅度增加防卫费开了绿灯。同年８月２７日，中曾根首相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上说：“为保护我国的船舶，自卫队前往扫雷等进行保卫航行安全的活动，从法律上讲是可以的。“事后他又对新闻记者说：“如果让我从法律上进行探讨的话，我的判断是，出动自卫队也是可以的。"日本首相的这些言行，使日本右翼受到了鼓舞。此后，很多右翼团体在增加军费和派兵出国问题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大肆鼓吹起来了。
１９９０年８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形势发生危机，战争已不可避免。日本右翼认为派兵出国的时机已经到来，叫嚷得更加露骨。在这种右的舆论支持下，日本执政党企图以"协助联合国维持海湾和平"为理由，向国会提出派自卫队出国参加联合国和平部队的法案。由于遭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这一法案未能成立。但这种意图并未因法案未通过而放弃，他们仍在设法寻找机会，以某种方式使自卫队出国，以期在实际上修改宪法第九条。
二、鼓吹大和民族优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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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日本对外侵略、君临亚
洲、称霸世界的指导思想是大和民族优
秀论。今天，这一思想又以新民族主义
的形式再现于日本社会思潮之中。其核
心是：既然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民族，那么对其他民族来说，就理所当
然地处于领导地位。
日本右翼分子首先宣传大和民族的大脑结构好。为日本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些右翼文人、学者竭尽全力宣传，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创造经济奇迹，是由于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从５世纪统一日本时期，其大脑构造就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认为，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品质、语言甚至头脑构造，都比任何民族优越、高贵。因此，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
右翼理论家则更是为这种民族沙文主义大造理论根据，他们通过报纸、书刊、广播电台不断发表大量文章，争相论述大和民族的特性。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京都市立艺大学校长、日本学研究所长梅原猛教授。他和他的同事被称为京都派。他们继承战前哲学家西田和文化历史学家高山等的学说，在"战后政治总决算”“争做政治大国"思想指引下，创造了"独特的京都派新民族主义理论"，即日本民族紧紧地围绕在神圣天皇的周围，形成一个被称为民族政体的实体，个人只是仁爱天皇意志的延续，因而有着自发的社会和谐意识以及同大自然进行交往的意识。
日本许多高级官员对梅原猛等京都派的理论都大加吹捧。中曾根对日本学研究所和梅原猛的学说"怀有强烈的感情"，并且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清酒那样纯洁。"因此，"一般说来，日本人在西方和法国人最相近，不过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
这类论调，在日本日益泛滥。如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号《ＭＩＭＥ》杂志居然用民意测验的方式，说"意大利人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说"犹太人是万恶之源"，因而"使路透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法新社等都有劣等倾向性"。对此，意大利、美国等国的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向日本提出抗议。意大利政治家、学者蒂齐亚诺·台尔察尼在所著《日本人的自负与傲慢》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财富使日本人变得更狂妄，传统的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比以前表现得更为明显。"日本新民族主义者不仅蔑视欧洲人，而且从心底里看不起美国人。中曾根在多次讲话中公开流露出对美国和整个西方特别是西方经济缺乏活力的轻蔑。他１９８６年９月在自民党年轻党员集会上说，日本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压低了总的教育水平，所以美国的智力水平低于日本。受其影响，日本作家马野修二更把美国贬得一文不值，说美国不过是一个由劣等的下层阶级的后裔组成的移民国家。其后，轻视美国的书籍如《美国信得过吗？》、《日美战争尚未结束》等纷纷出版。美国看到日本官方首脑和民间人士如此蔑视美国，朝野人士群情激愤，指责日本放纵民族沙文主义任意泛滥。
对这种新民族主义思潮，许多日本人也有察觉。如新闻记者石塚正彦写道：“日本人对自身优越感的信念，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根深蒂固。新获得的财富和经济实力正诱使日本人要求重新获得他们认为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野村经济研究所一个专家则一语道破了日本的合适位置。他说：“英国１９世纪建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秩序并自封为领袖。美国人在２０世纪也如法炮制。现在是日本设想出能反映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的时候了。"日本京都派的新民族主义理论，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美国学者伊恩·伯鲁马在《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梅原同四十年以前的西田一样，主张输出这样的思想：'一条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则将从我们的历史精神中产生；天皇的方式必须于一切国家。'这些理论曾对日本战争时期的领导人，如东条英机将军之类有过很大的影响。"伊恩·伯鲁马指出：“大和民族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是东京的靖国神社"，"使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正式行动是大和民族主义事业的主要目标之一"。他指出，"关于大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人类学者、血统和土壤论信仰复兴运动分子和靖国神社参拜者，使人感到担心的，并不是他们的人数，因为他们的人数相对来说不多"，"这种不合理性的民族神秘主义的危险，在于这种神秘主义能够导致在国内产生独裁主义和在国外发生冲突"。
其次，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右翼认为，大和民族既然是世界上的"最优秀民族"，他们的文化也就理所当然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世界的出路要到东方文化中寻找，特别是要到日本文化中寻找。
以梅原猛教授为首的京都学派通过对欧洲哲学的广泛研究，得出一种奇怪的结论：西方的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唯一的医治办法是“要到东方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即日本精神中寻找"。梅原把日本文化一直追溯到太古时期的绳文陶器文化，说这种文化始于１．２万年以前，"早在中国的文明改变日本的面貌以前"，在诸如阿伊努人和冲绳人之类的少数民族中既已存在。梅原说：“重新估价绳文化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对全人类都是极其重要的。“为了宣扬日本文化，文部省于１９８６年拨款２０００万日元在京都设立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还提供１０亿日元的经费，供６０位学者从事日本文化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在东京文部省大楼的七层楼上，一个由精选出的官员组成的小组正在梅原猛教授的领导下，研究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的计划。梅原猛说：“我们的任务是找出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并传授给人类。……外国人必须能引用松尾芭蕉（日本江户前期的诗人）的话，就如我们能引述里尔克（德国作家）的话那样。"东京大学医学系教授角田忠信最近出版了一本在日本很畅销的书《日本人的大脑：特殊性与其遍性》，用彩色计算图片和图表论证说明，中国人、朝鲜人和所有东南亚人，都通过大脑的右半球接受元音，而唯有日本人既用大脑的左半球接受元音，也用它接受辅音，因此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造就了日本人闻名世界的含而不露的语言风格，使日本文化比其他民族文化达到更高度的统一和和谐，更能表达声、色、情、思的细致差别。因此，他们竭力鼓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快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固有文化，设法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
日本国际政治学家舛添要一曾明确地谈到日本文化的作用。他在《宝石》月刊１９９０年１月号上发表的题为《９０年代日本的生存之路》中说：“９０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不亚于明治维新或战败那样的重要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开始发生两大变化"；"美苏将从和解发展到勾结，而日本将成为它们的新敌手。美国将抛弃日本。”“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日本摆脱困境、谋求霸权的出路在于确立并输出日本文化。"他认为，"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拥有军事、经济、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如今，日本已基本拥有经济、金融两方面的优势，而且，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困难。因此，在上述四个要素中，对日本来说，关键是'文化'，换言之，即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一旦某种价值观或生活方式在世界普及，成为人们所羡慕的文化，那它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他得出的结论是：“必须用某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令人羡慕的'日本哲学'，这是９０年代日本的重要课题。能否在今后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将决定日本今后的命运。"右翼鼓吹日本文化特殊论，是为了使日本文化发挥"称霸世界"的"特殊"作用。
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已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东南亚舆论指出，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实际上和战前的"大和魂"是一路货色。战前的"大和魂"挑起了罪恶滔天的侵略战争，今天的新民族主义思潮也会导致出现政治和军事大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驻东京记者卓南生，１９８９年２月在东京举行的"外国记者眼中的日本及日本报章"座谈会上，发表了引人重视的意见。他说：“对日本是否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亚洲各国都有同样的忧虑，相信美国最近也已发现问题不妙。对于我们来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所提倡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路线，其实就是对战争不清算的路线。"关于过去的战争，"在我们看来，主要的责任固然应由日本的领导人承担，但日本国民也不等于就没有责任。日本人的意识是不是真的有了改变？由于有过去的惨痛经验，这是一个不仅是邻国，而且也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的问题，都担心日本走老路。"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认为，由于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９０年代日本修改宪法的议论升温，日本右翼分子加快了修宪步伐。
从国际上看，近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日本宪法产生了两种相互抵触的影响。８０年代末，东西方冷战结束，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情况下，日本的和平宪法得到日本国民的进一步肯定，但是１９９０年底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日本在战争中只出钱而不出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而日本不出人也并非是其本意，恰巧是受到了宪法的制约。冷战后，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了，但地区性冲突明显增多，维持和平活动在联合国的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联合国秘书长和西方大国要求日本要与西方大国一样，不仅出钱，也要出人。实际上就是要求日本向海外派兵，这显然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相抵触，这使日本人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国际贡献与日本宪法的矛盾问题。
从国内看，日本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增大，迫切要求在国际上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追求的重要而具体的政治目标。西方大国则把日本是否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当做是否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条件之一。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认为应该在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二款后追加第三款，其内容是：“根据第二款之规定，拥有维护和平活动的自卫队，接受邀请组建在联合国指挥下活动的国际联合机动部队，并不妨碍这个国际联合机动部队在联合国指挥下的活动。"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之下，日本国内各种势力纷纷响应，自民党内修改宪法势力积极支持。当时的自民党最大派竹下派的实力人物小泽一郎率先表示赞同。１９９３年初，自民党前干事长梶山静六表示：应把修改宪法作为中、长期的课题加以研究。渡边美智雄前外相也赞成修改宪法。在野党的护宪阵营发生动摇，并作了不同程度的政策调整。社会党前委员长山花贞夫认为，修改宪法虽有大国主义之嫌，但在重视宪法为日本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点上，进行议论是有必要的。前公明党书记长市川雄一则强调，应首先讨论日本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如何生存，然后再讨论宪法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才有价值。民社党的态度与自民党相仿。支持革新势力的一些工会的领导人也敦促反对修改宪法的革新政党顺应时代潮流，投身到宪法议论中来。财界代表人物也纷纷就宪法问题表态。日本经济同友会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６日发表《争做新和平国家》的建议，提出讨论宪法，使"保持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和对国际和平、救援活动做贡献"，以易为国内外理解的形式法制化。日本一些学者更是积极发表议论，在可以就宪法问题进行议论这点上基本取得共识，连以拥护宪法而著称的宫泽喜一前首相也认为众多的人参加宪法议论是有必要的。
从日本宪法颁布至今，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的国民意识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日本护宪与改宪斗争的焦点是宪法第九条。截至９０年代，主要围绕自卫队的存在是否违反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不拥有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一点，由于日本自卫队的发展壮大和日本朝野普遍认为其符合宪法而名存实亡。９０年代以来，关于宪法第九条的争论已转向日本能否在国际上运用军事力量及如何运用的问题。尽管如此，日本宪法仍像当初一样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支持，反对修改日本宪法的力量多年来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日本的"改宪论"此起彼伏，但时至今日未能修改宪法，这体现了日本人民对和平的衷心希求。但是，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也在加紧制造舆论和声势，以在今后的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宪法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增强防卫力量有密切关系。由于日本人防卫观的变化，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得到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承认。早在５０至６０年代，为了不让战争重演，在日本曾出现过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进入７０年代之后，由于苏联在远东增强军事力量，特别是在日本的北方四岛修建军事设施，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甚至直接出兵阿富汗，引起日本各界的警惕和关心，促使日本人的"防卫观"进一步发生变化，当时认为日本应增强防卫力量的人明显增加。
社会舆论发生微妙变化。１９８１年《法律时报》就自卫队是否违反宪法问题进行舆论调查时，持否定态度的人为７１％，持肯定态度的人为２７％，反映出当时多数人认为自卫队不合法。但是，进入９０年代，特别是海湾战争后，日本人观念发生重要变化。１９９１年３月同样调查结果表明，对自卫队持肯定态度者上升至６１％，而持否定态度者降至２２％。
《读卖新闻》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９日、２０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有关国民宪法意识的舆论调查"。其结果显示：认为"放弃战争，维护和平"和"天皇作为国家象征使人感到亲近"的各占４２％，"基本人权受到尊重"的占３０％，"过着健康的文化生活"的占２６％，"拥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的占１７％，但是"公正迅速的裁判"的仅占３％，"国民的意志在政治上得到反映"的占４％。"国民主权在政治上得到反映"之低，表明作为宪法支柱之一的国民主权没有受到重视，也表明国民对政治和选举的不信任感已经根深蒂固。"天皇令人感到亲切"是由于皇太子前一年成婚，使人们对皇室的关心和亲切感增加。在战争结束５０年临近之际，日本国民的８０％对宪法在战后到现在所起的作用给予正面评价，其中"高度评价“占２２％，"一般评价"占５９％，但是认为"修改宪法为好"的占７９％。
中曾根康弘前首相１９９４年组织完成的报告《日本的综合战略大纲》，将开展国民对宪法的议论列为面向２１世纪推进国家改革的第一项内容，提出要在内阁设立审议会，从各种角度重新评估宪法，并就宪法第九条提出"缺少有关联合国等集体安全的规定和同盟方面义务的规定，是否合适"等问题。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９日，读卖新闻社邀请各界名流创立的"读卖宪法问题调查会"（猪木正道任会长）第一次提出动议，提倡为使自卫队存在的意义明显化，纠正诸多有关宪法的混乱解释，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
主张坚持宪法前言和第九条一款的和平主义宗旨，但认为就第九条第二款应该进行修改，以利积极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活动。关于修改宪法具体事项，争取在１９９６年宪法制定５０周年之前提出对策方案，并在本世纪末得以实现。
主要内容与具体目标是：
（一）将修改宪法第九条作为重点。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规定：“为达到前款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多年来，宪法第九条遏制了日本的扩军，自民党几次提出修改宪法，均因在野党的反对而未果。报告强调，日本今后不应回避日本的军事力量参加国际协调，应积极参加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集体安全保障措施，并不失时机的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与之不相适应的内容。
（二）为"海外派兵"合法化提出新论点。联合国维持和活动不与宪法第九条相抵触；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是制定宪法时未能考虑的新事物，因此不能说其违反宪法；日本作为联合国的一员，有义务帮助受侵略的国家。
（三）将"安全保障基本法"作为向修改宪法过渡的第一步。其主要内容是：（１）日本拥有主权国家固有的个别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２）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可与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国家缔结安全保障条约，与条约缔结国采取共同的防卫行动，按该防卫条约进行，但是，这种行动仅限于在日本及该国受到紧急而不正当的侵害后，在联合国集体措施取得效果之前所采取的必要而最小限度的实力手段。（３）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４）自卫队可拥有用于日本防卫所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其任务包括上述１-３的活动。（５）自卫队实行严格的文官统制。（６）日本在注意周边国家的军事平衡的基础上，在军控、裁军，特别是在废除核武器方面作贡献。（７）对日本进行经济合作对象国的军事预算、武器贸易、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拥有情况充分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