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进行这场侵略战争，动员了日本现役军队和预备役军人，特意组织了所谓海参崴派遣军司令部，并于１９１８年８月２日发表出兵宣言，揭开了侵略战争的序幕。
１９１８年８月，日军第十二师先头部队（步兵一个旅，骑兵、炮兵各一个团，工兵一个营）从海上于８月１１日在海参崴登陆。派遣军司令部于同月１８日登陆。从而在海参崴建立了入侵西伯利亚的桥头堡和指挥入侵部队的大本营。
战斗开始时，日军动员了第十二师、第七师、第三师（第七师原为驻满洲部队，第三师九月初出发至满洲）的兵力，分兵两路向苏远东地区发起进攻。一路从海参崴为基地，沿乌苏里铁路线向北，直逼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另一路以满洲里为基地，沿中东铁路线直指赤塔。
当时苏联的情况是：在日本出兵前后只有３０万正规部队，而且都在欧洲方向作战。在远东只有非正规军２．５万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出兵时，西伯利亚铁路除乌苏里和阿穆尔两段外，均在反苏维埃势力控制之下，所以苏维埃在日军侵入开始乃至中期，是无力、也不能对远东进行支援的。
日军以海参崴为军事基地，其原因之一就是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相通，日军沿重要交通线作战，进攻速度快。９月５日日军先头部队夺得苏军用列车一辆（该军列由伯力开出，车上装满炸药，原为破坏铁路桥梁用的）后即搭乘该军列闯入伯力。当时苏在伯力有守备部队总计一万人，但指挥不统一，配合不力，加之警惕性不高，给日军以可乘之机，致使日军轻易地占领伯力，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作战物资。其中有火炮５０余门，步枪、手枪９００余支，机枪２０余挺，客货车２７０余节，各种炮弹子弹５万余发，作战舰只３０余艘，军用地图几万张。日军就是用这些枪支弹药补充了部队，用缴获的火车、战舰从铁路、水路向海兰泡发动了新的攻势。
另一路日军第七师９月８日占领赤塔。继之，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面进攻海兰泡。９月１９日日军占领了海兰泡和斯沃博德内。９月２２日日军几路在斯科沃罗金诺附近会合。
至此，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线全部被日军控制。
出兵不到两个月，日军便占领了当时的滨海州、阿穆尔州、后贝加尔州（现在的赤塔州和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和萨哈林州（现在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大部和库页岛），控制了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西伯利亚铁路和黑龙江、乌苏里江的水上航道，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以后便转入守备阶段。
日军由第十二师驻守滨海州、阿穆尔州和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第三师驻守博尔齐亚以东的后贝加尔州，第七师驻守博尔齐亚以西的后贝加尔州和北满洲（现在的中国黑龙江省）。这时，日军认为战事基本结束，所以向日本内地运回大部分山炮、重炮，解除预备役和后备役的召集，减少兵员，把部队改为准平时编制。
日本在东西伯利亚扶植谢田诺夫组织傀儡政权，企图完全控制此地区。但是，进入冬季以来，苏军采用游击战，主要从事发动组织群众、壮大游击队伍的工作，并利用日军在冬季行动困难的有利条件，借助冬寒广泛展开游击活动，到处破坏铁路，切断电话线，给日军很大威胁。
为此，日军在守备阶段内，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讨伐清剿活动。
（１）阿穆尔州方面的清剿（１９１９年２至３月）第十二师在第二师的配合下，集中兵力在海兰泡以北地区对苏游击队进行了清剿，大小战斗几十次，营一级规模的战斗四至五次。在清剿中，田中营３１０人２月２５、２６日被２０００余名游击队包围全歼。
（２）滨海州方面的清剿（１９１９年７至８月）阿穆尔州的苏游击活动并未因日军的清剿而减弱，滨海州的苏游击队以乌苏里斯克附近地区为根据地，活动日益频繁。日军痛感兵力不足，于是又从本土增调第十四师（３月底）和第十六师（５月）和第五师（６月底）至苏远东地区。
从１９１９年７月开始，日军以第十四师、第十六师一个团、第五师一个旅的兵力，对乌苏里斯克、苏城附近和乌苏里铁路沿线的游击队开始了讨伐，直至８月底。
（３）后贝加尔州方面的清剿（１９１９年１０月）苏游击队在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三角地域力量发展迅速，击败了白俄匪军谢苗诺夫部队（１５００百余人）的进攻，占领阿穆尔铁路的莫戈恰至齐洛夫斯科耶一段铁路，并包围了日军莫戈恰守备队，对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１９１９年第五师于８月开抵后贝加尔接替第三师。１０月，日军第五师和第三师之一部（一个半营）对苏游击队进行了讨伐。
日军的疯狂清剿不仅未能使苏联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苏军游击队利用冬寒展开游击活动，沉重打击了日军。全歼日军田中营就是苏游击队的胜利之一。
１９１９年２月，斯沃博德内一带气温一般为摄氏零下４０余度，２月２５日下降到零下５３度。当时又逢多年不见的大雪，积雪厚达半米多，雪中徒步行军一个小时只能走半里路。
田中营当时兵力为３１０人，炮２门，奉命清剿游击队，结果被游击队分三口全部吃掉。游击队主要是利用了严寒积雪这一有利条件。首先，田中营搜索队因情况不明，撤退缓慢，被游击队从三面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接着，田中营主力增援途中遭到伏击，所乘坐的雪橇全系苏联人的。在战斗打响以后赶雪橇的苏联人全部趁机赶雪橇逃跑了。结果田中营主力１５０余人失去机动能力，成为雪中射击周的靶子。接着苏联游击队又消灭了田中营后卫队和炮兵。
苏联军队的顽强反抗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苏联游击队在战斗中力量日益壮大，整个苏维埃国家在１９１９年底也开始好转，开始有可能援助远东地区。而干涉"盟军"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英美支持高尔察克成立独裁军事政权，与日本支持的谢苗诺夫发生矛盾。日本一方面转而承认高尔察克，另一方面又不愿抛下谢苗诺夫。日、英、美间发生了冲突。１０月间，苏联红军开始进攻盘踞在新西伯利亚一带，由英美支持的高尔察克军事独裁政权，把高尔察克赶至伊尔库茨克，并于１９１９年底消灭了这股匪军。在此期间，国际形势也越来越不利于日本。１９２０年初，美国干涉军开始从西伯利亚撤兵。
日军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不得不收缩兵力，缩小防区。１９２０年２月，被游击队打得体无完肤的日军第十四师放弃阿穆尔州。同年决定将外贝加尔及黑龙江方面的军队向中东铁路沿线、滨海州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集结。
在俄共远东局的领导下，１９２０年２月至３月间，伊尔库茨克、乌苏里斯克、海兰泡、伯力、海参崴相继成立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地方政权。４月６日，苏远东共和国在后贝加尔州宣布成立。这个共和国是列宁为首的苏共中央为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而采取的暂时的权宜之计。
此时，远东共和国拥有军队一万人，炮１３门，飞机３０架。
１９２０年４月至５月，日苏军队作战１９次，日军出动部队多则２０００人，少则七、八百人不等，主要作战地区为赤塔周围。在这次作战中，由于苏军出动飞机，掌握了制空权，使日军处于不利地位。
日军在军事形势下的恶化，迫使日军和远东共和国开始谈判，并不得不于７月份由后贝加尔州撤退。
１９２０年３月，日军为保住最后的侵略基地，制造借口解除了海参崴政府军队和滨海州各地的苏军武装。同时从日本内地调来生力军第十一师、第九师和第八师，并借口所谓庙街事件派兵占领了库页岛。
苏联以远东共和国的形式在远东发展壮大苏维埃力量，利用各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军。１９２２年２月占领水路陆路交通重镇伯力，接着向海参崴逐渐逼近，迫使日军又不得不于１９２２年８月开始从滨海州撤兵，至１０月２５日，日军撤离海参崴从海上回国。至此，日军撤离苏远东大陆，结束了对苏联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一切侵略者都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日本军国主义更不例外。早在１９２０年初，由于苏远东军事力量逐渐增强，日军被迫放弃阿穆尔州，向后贝加尔和滨海州收缩兵力时，就认为苏联萨哈林州力量薄弱，便借口庙街事件，派兵占领了萨哈林州及库页岛。
１９１８年９月上旬，日第十二师派兵占领了庙街（即尼古拉耶夫斯克），控制了黑龙江入海口。１９２０年１月，日庙街守军共有３００余人，加上海军通信队和日在乡军人共４００人。苏当地游击队有２０００至３０００人。２月上旬，游击队攻入庙街，一度和日军达成妥协。３月间，日军对苏游击队发动进攻被苏游击队所粉碎。五月间，日军获悉增援部队将至，于是杀死全部俘虏和协助游击队作战的日侨，烧毁该市，从当地撤离。
日军以此为借口，２月分编成步兵约一个营的庙街派遣队，５月分编成步兵４个营的北部滨海州派遣队，７月分编成萨哈林军，相继占领了库页岛和庙街。
１９２２年９月，日军撤出滨海州和库页岛对岸全部地区，但直至１９２５年２月日苏恢复外交关系后，日军才于５月正式撤出库页岛。至此，日本军国主义对苏十月革命的武装干涉以彻底失败告终。
日本军国主义自１９１８年８月向苏俄出兵，至１９２５年５月撤出库页岛，历时长达近７年之久；累计出动兵力达１１师之多（日本当时共２１师），在西伯利亚兵力最多时达７．３万人；广设特务机构，扶植谢苗诺夫傀儡势力，妄图独霸远东，最终招致兵败撤退的下常日本军国主义在苏远东地区掠夺了大量资源，多次进行清剿，残害当地居民，给远东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日军的侵略暴行从一开始就受到苏联人民的坚决抵抗。他们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破坏道路、桥梁，打击日本侵略者。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入侵西伯利亚期间，死亡共１．２万余人，耗费军费达９亿日元以上，而最终却是，彻底失败。
历史再次证明，侵略者决不会有好下场！
A第其次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１９３０年３月袭击到日本，１９３１年达到高峰，工业总产值比前一年下降１／３，外贸减少一半，企业纷纷倒闭，黄海金滚滚外流。
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日本国内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社会严重动荡不安，殖民地朝鲜和中国台湾都出现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运动：朝鲜革命者开始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台中都雾社高山族１５００名居民举行抗暴起义，一度占领全区。
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空前的困境，便企图从发动侵华战争中寻找出路，他们看到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就利用这个机会，调动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１年７月３日，蒋介石作为第三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正在南昌行营指挥３０万大军，按照日、德、英等国军事顾问的筹划，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分击"战术，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毛泽东、朱德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作战方针，巧妙地与敌周施，蒋介石大发雷霆，训斥军政部长何应钦道：“饭桶！国军不曾捕捉到共军，反被共军咬了几口，娘希匹！“这时，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进来报告：“蒋主席，长春发生了万宝山事件！”“怎么回事！”“日本人在长春东北的万宝山非法筑渠，与农民发生争端，农民死二、三人，负伤数十人，被拘捕受刑者十多人，日本人一方面向万宝山增派军警，一方面做'中国人袭击朝鲜人"的反宣传。"蒋介石不耐烦地吩咐：“通知张学良，不得扩大事态，影响我剿共的决心！"蒋介石在７月３日的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已不成国矣！吾之责任更大。……"日本人不懂蒋介石此时的心情，不断煽动朝鲜人掀起反华暴乱，鼓动朝鲜人冲入仁川、汉城、元山、平壤等城市的华侨商店街，烧杀抢掠，导致在朝鲜的华侨死亡１４６人，失踪９１人，受伤５４２。
蒋介石又得到报告，日本自长春向万宝山增派军警７００余人，将中国农民驱赶到数里之外，继续开渠，他即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提出抗议，指出万宝山处于１９０９年《中日图门江界约》确定的特区之外，朝鲜人在这里没有居住权，日本领事馆派军警进驻此地，无法理解，要求制止朝鲜人的暴行，中国保留要求赔偿权，要求日本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１９３１年７月８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来到南京政府外交部，花言巧语转达日本政府的口头答复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书已转达本国政府，关于要求惩凶、赔偿、保护安全各项，俟本国政府训令到后始能答复，但可肯定，日本内阁会议已经决定严惩犯有暴行的朝鲜人。"蒋介右在南昌行营看了宋美龄递上的这个报告，当却做出指示：“一面严与交涉而制止之，一面当派人密查真相，使我人民之冤得白！"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与陆相杉山元密谋诡计，在军方支持下，指示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称：“最近东北发生的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日方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方坚持不妥协态度，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变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的立场。……倘若类似不幸事件仍继续发生，日本政府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结果将产生极为严重的局面。你要警告中方，必须慎重处理这次万宝山事件，否则后果严重！"重光葵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公然发出战争威胁，王正廷受蒋介石之命，义正辞严驳斥说：“朝鲜农民在万宝山承租土地，开通渠道，违犯了中日之间的有关约定，不能予以承认，日本军警公然在中国内地行使权力，开枪打伤打死中国农民，更是违犯国际公法及中日条约的行为，中国方面不能不表示遗憾，并向日方提出抗议！"重光葵扭转粗壮低矮身躯，横眉怒目向中方施加压力说：“对不起，请考虑你们要求谈判的商租权问题！"王正廷严正驳斥道：“至于商租权的使用范围，因为中国方面早已宣告废平日本强加给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所以不能视为根据。”“那不行！日本在华军警有保护日本侨民，包括朝鲜侨民安全的权利。中国废除商租权没有得到日本同意，不能视为有效！况且万宝山的朝鲜农民同中国人订有契约，不属商租权的范围！"王正廷不想为此多作纠缠，又奉蒋介石之命提出请日本保护在朝鲜的华侨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重光葵连声冷笑说：“对朝鲜事件，日本已表示并不负法律责任，仅对暴乱的发生表示遗憾，为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向死者家属提供抚恤金！"王正廷见日本只想掏几个臭钱了事，便气愤地提出正当要求说：“日本在朝鲜的军政当局对制止暴行，没有采取任保措施，日本不能推卸应负的责任。目前在朝鲜的华侨生命难保，衣食无着，所经营的事业又无恢复之望，因此，日本应赔偿他们的全部损失！"重光葵大声叫嚷：“日本不能向中国赔偿损失，中国倒应该取缔抵制日货和排日活动！"王正廷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情况，蒋介石害怕得罪日本，立即声色俱厉下令：“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不准再搞排日活动！"日本见中国各地民众纷纷集会抗议，才同意撤退日本警察，却坚持非法入境的朝鲜人有权在万宝山地区开垦修渠，使中日谈判陷入僵局。
更使蒋介石头痛的是８月２４日，他围剿红军的三个主力师（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八师）三战皆败，大部被歼！
蒋介石正在气恼之时，中统特务头子陈果夫又来报告：“蒋主席，东北又发生中村震太郎被杀事件！”“什么？万宝山事件未了，又出了中村事件？中村是什么人？”“参谋本部情报部间谍！”“这是怎么回事？"陈果夫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份文件说：“这是张学良的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蒋介石接过仔细审阅：６月２６日到达苏鄂公府的中村一行，欲由屯垦队第三团操场附近通过。第三团连长王秉义查阅护照，因无中国通行证，又言语支离，乃引至团部，讯系游历遇匪，追逃至此。为恐该日人等再受匪害，乃留住团部，候请示长官，意在保护出境。
因团内饭食粗劣，及请该日人等到街市饭馆食饭４次，且有长官陪食，直至２７日下午，全以外宾招待。
迨傍晚，代理团长关玉衡（团长赵冠伍出差沈阳）查防归来，始疑该日人等为奸细，乃下令检查起身体，竟从内裤内搜出日、俄文军事地图两张，日记两本，笔记３张，现洋票１１９元，金票２元。一经阅平日记，多系记载调查将来军事上应用各项，知为侦探无疑，即向屯垦公署请示办法，传令略加看守，而仍饬优待。
迨夜深人静时，守兵因困倦睡去，该日人等竟乘隙由团部后门脱逃。不久，守兵察觉，一起出追。
逾时，即闻北山方向有枪声一囝，后乃寂然，追兵亦未归营。该连事务长郭德昌率兵前往搜索，在月光下发现日人尸身，始知追兵因击毙外人，畏罪潜逃。
代理团长关玉衡恐惹起国际交沙，乃命将尸体连同马匹及携带物品除地图、日记、笔记录外，一律焚毁，以灭形迹。对内外严守秘密，亦未报告上官。
蒋介石看罢，当即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对日本的无端指责不能接受，予以否认！"不一会儿，陈果夫送来日本关东军关于对中村间谍事件态度的情报，他们反对通过外交交涉途径解决。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８月１２日致函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称：“由外交当局严重抗议，以谋迅速解决的办法，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凡有理智的国民，意见正逐渐趋于一致--除去军部实力解决之外，别无途径！"这时，宋美龄从里间屋飘然而出，神情严肃地说：“根据美英朋友提供的消息，日本关东军已在东北完成临战准备！"蒋介石若有所思：“我估计，日本人的用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宋美龄猛地抽口香烟：“美英朋友说，日本人要在东北制造新的事端了！"蒋介石脱口而出道出心中埋藏很深的机密话：“动武不见得是坏事！”“难道是好事？"宋美龄惊得舌头吐出老长。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早在神户有马温泉你我男女同浴之时，我就如同盼着早日和你结婚一样，盼着日本早日对我动武！"此话大出宋美龄预料之外，惊诧地询问丈夫：“中日开战是你预料中之事！"蒋介石像手执教鞭的大学教授一样，给他的学生上启蒙课：“如你所知，日本东方会议确定的侵略纲领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我前年公布《田中奏折》，不是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吗？”“日本矢口否认有《田中奏折》存在！”“他们干的，和《田中奏折》完全吻合！我蒋某人认为，日本征服世界是吹牛，根本无此可能；征服中国是野心，而征服中国的第一步征服满蒙，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宋美龄若有所悟道：“怪不得美国朋友说，只要日本把矛头对准苏俄，把东北三省全送给日本也未尝不可！"蒋介石诡诈地道出肺腑之言：“共产党是我的心腹大患，日本人动武对我蒋某人来说，反而大大的好处！"宋美龄百思不得其解：“日本人侵略中国，对你反倒有好处？异想天开！"蒋介石笑着说服宋美龄：“夫人请细想，日本人一在东北动武，张学良无力对抗，就必然向蒋某人告拢，听从本主席的指挥！”“副司令听总司令的，顺理成章！”“我强调先对付心腹大患共产党，就是先安内；再对付日本人，则为攘外。把二者连起来就是我们安邦定国的大计：攘外必先安内！"宋美龄恍然大悟道：“这不是要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扣到张学良的头上？岂不是有点儿太不仗义了吗？"蒋介石奸笑说：“古语说得好，无毒不丈夫！不这样，能收拾得了东北军？"这时，警卫团长王世和手持电文地来请示道：“报告，南京发来急电，外交部长王正廷紧急请示对日外交精神！"蒋介石匆匆阅毕，递给宋美龄，唤进秘书长杨永泰问道：“你前几天拟定了对日本进攻东北的上中下三策，很有道理，再说说看！"杨永泰受庞若惊，掏出文件说：“我替总司令代拟的三大方案是：如果日本进攻东北，我方还击是下策！"蒋介石脱口而出道：“我早就说过，关东军是'皇军之花'，战斗力无与伦比，美国兵不是对手，东北军就更甭提了！
同关东军打交道，要退避三舍，一旦动武闹出事来，事情就麻烦了！且记！且记！--中策呢？”“我方且战且退为中策！”“因为我们无意同日本开火，他要打，打好了，是非自有公论！--上策呢？”“全面不抵抗为上策，因为反正打不过，何必费力不讨好，白白蒙受损失？干脆一百个不理，兵不血刃，不伤中日两国和平。……"蒋介石见杨永泰这样善于理解他的意图，连连夸奖道：“杨秘书长说得不错，我们按上策办！"蒋介石稍加思索，对杨永泰说：“你通知外交部，可按此精神办理：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才联合进攻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此次如无粤中叛变（指汪精卫、陈济堂、李宗仁等人建立的广东国民政府），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惟攘外应先安内，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则不能攘外！"杨永泰记录完毕，恭恭敬敬请示道：“总司令，你还应将此精神，对张学良再做专门指示，他年少气盛，又首当其冲……"蒋介石连连点头，吩咐道：“杨秘书长所见极是，你再发电汉卿，嘱他万事克制，力避冲突。要知道，战则必败，日本就要中国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万万不可逞匹夫之勇，动摇我的剿共大计！"８月１６日，张学良从南京急电南昌称，日本政府为转嫁政治经济危机，正大肆调兵遣将，准备进攻东北，相继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间谍事件，使东北形势更为紧张。为此，紧急向蒋介石请示对日方针。
蒋介石拟电指示张学良：
汉卿兄：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姓郴〈樱保梗常蹦辏冈拢保啡湛迹毡揪揭运嗜颂诺谋实鳎柰虮ι绞录椭写迨录笏列蟹讲疑比毡揪伲室庵圃煺秸眨咏糇髡阶急浮*
蒋介石以特有的敏感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将重要谋士张群、戴季陶、宋子文请进南京总统官邸客室，商议嫁祸于张学良的措施，决定由蒋介石亲自会见张学良，巧施妙计。……蒋介石９月１１日深夜乘警备森严的指挥专列由武汉北驰，１２日中午到达河北平原重镇石家庄，见张学良的专列早已久候多时，便命侍从传令：“快请张副总司令前来议事！"不一时，副官谭海搀扶着面黄海肌瘦的张学良走进蒋介石的指挥车，蒋介石客气地把病中的张学良扶到沙发上，关心地询问病情。
张学良见偌大的指挥车上空无一人，也知趣地命谭海退下，接着就迫不及待地请缨抗战：“关东军野心勃勃，凶相毕露，正把枪口对准东三剩三千万东北父老义愤填膺，几十万东北军同仇敌忾，东北的形势极其严重！"蒋介石点点头说：“东北形势的确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我已获得可靠情报，关东军在东北就要动手！“张学良大惊，顿时满腔热血，汹涌奔腾，霍然站起请战：“只要蒋主席一声令下，我就率东北军征杀疆场！”“不许胡来，不能打！"蒋介石声色俱厉，下了严令。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打？”
“我们力量不足，打则必败！”
“难道我们要把东北拱手相送？”
“怎么是拱手相送，明明是日本人用枪炮从我们手中抢去的嘛！”“这不行！我何以面对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以何理由回答全国民众的质询？"蒋介石故意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这全都和你无关！
我是一国主席，责任由我来负；不抵抗的罪名，也由我来承担！"蒋介石又张学良严厉训斥一通，末了甜言蜜语哄骗说：“你身体不好，和日本打交道的事交给中央管。你安心休养吧，万一社会上出现了不利于你的舆论，由我替你承担！"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心存幻想，以为蒋介石也可能有应付之策。岂知回到北京就接到部属告急的电文，南京专电更使他胆战心惊：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海沿线各军，相机做紧急有效的处置。
在蒋介石催逼下，张学良９月６日向留守在沈阳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下达命令称：“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剑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为要。张学良鱼子秘樱"蒋介石仍对张学良不放心，９月１２日再次电示张学良，严词命令：我以国民政府名义向东北军发出如下通令：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要满足日方的一切要求，尽快处理完中村事件，防止日方以此作为起事的口实。
９月１７日，荣臻奉蒋介石、张学良之命，会见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过我方第四次调查，已将兴安岭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即关玉衡）扣押，即为负责处理，可以协商解决。"蒋介石通过特务系统得知他的指示已经落实，认为足以安定日军之心，便在９月１８日偕宋美龄前往江西，督促国民党军队加紧围攻红军。
当夜，蒋介石和宋美龄沐浴后躺在舒适的席梦思双人床上酣然入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蒋介石夫妇的美梦。蒋介石一跃而起，拿起话筒质问：“喂，这么晚了，你有何军国大事汇报？"电话里立刻传来沉重的浙江奉化口音的紧急报告声：“蒋主席，我是王正廷，刚刚收到北平张汉卿副总司令的报告，关东军突然在今晚１０点３０分左右，将沈阳北部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为借口，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沈阳，汉卿急电南京国民政府请示对策。"蒋介石大吃一惊，随即下达指示说：“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告张汉卿：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东北军奉蒋介石、张学良之命不作抵抗，但爱国团长王铁汉却率领他的六二○团奋勇抗击侵略者，毙伤日寇４０余名，王团长向部属发出抗击日寇的铮铮豪言壮语：“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轰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辽宁省长臧式毅激于爱国义愤，派人到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质问新任总领事森岛守人：“日军攻击沈阳的理由何在？"森岛守人推托说：“本馆正向军方查询中，现在还不明情由，所以无法奉答！"臧式毅派出的中国官员提出严正要求说：“望于五分钟之内制止攻击，并将日军行动真意见复；如果逾时未得回答，我方则将通告驻沈各国领事，不能负保护外侨之责。"五分钟之后，森岛守人回答说：“正在进行制止中，请再待五分钟！"森岛守人当即赶往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据森岛回忆情况如下：特务机关内，电灯煌煌，皎如白昼。以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中心，参谋们都在忙碌不停。板垣大佐对我说：“中国军队破坏了我方重大权益的满铁线路，我军已在出动中。"他要求总领事馆协力。
于是，我便询问：“是谁发布出动军队的命令？"他答称：“此系紧急突发事件，因司令官（本庄繁）在旅顺，所以是我代行。"我虽然感觉到日本军队的行动有点奇怪，但由于没有证据，所以不便提及，而只得一再强调：“有循外交交涉途径和平解决的必要。"可是板垣大佐则以相当粗暴的语气反诘我说：“眼看着统帅权已经发动，总领事馆还要来插嘴，是不是想干涉统帅权？"而且，同时在场的花谷正（在饭店中把建川美次灌醉之后赶到此处）甚至在我的面前拔出军刀，摆起威吓的态度说：“干涉统帅权者，不能宽恕！"辽宁省长臧式毅等了一个多小时，得不到日方的回答，见沈阳重要地点迅即丧失，又催促日方制止军事行动，森岛守人的答复是：“正召集军官会议，商讨办法；会议结束，即行通知！"过了一会儿，森岛守人回答臧式毅的质问道：“现在日本军队既已出动，制止甚为困难；且军方行动，总领事无权制止，只有向军事当局提出要求，不过该不致于进入城内。"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在９月１９日上午６时占领沈阳全城，臧式毅、荣臻万般无奈，含泪向侵华日方质询真意，森岛守人巧言推诿说：“一切都要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到达沈阳，才能接上头！"９月１９日上午１１时，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幕僚和前来增援的步兵第三十联队耀武扬威进入日军占领的沈阳，森岛守人忙去请示回答中方质问的方策，本庄繁冷笑道：“不能与沈阳军政当局谈判，尽快张贴日军管制沈阳的布告！"日寇占领沈阳的报告迅即用民报传到南昌，蒋介石在行营仔细阅读：照得昭和六年（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午后１０点３０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悍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是彼开始敌对行动，自甘为祸首。
抑我南满铁道者，往年日本帝国依据条约，正当获得，归属我所有，其他国一指尚不敢染。今遇民国东北军，不但敢犯之，更竿头进一步，至于对帝国军队发枪开炮，是彼东北军自对我军来求战也明矣。……本职（本庄繁）夙负保护铁路之重责者，因为拥护既得之利权，确保帝国军之威信，兹方执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蒋介石看罢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发动侵略战争的宣言书，拍案而起，气极而骂：“一派胡言，无耻之尤！"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办公室狂怒奔走，既而狂笑连声，提笔在日记中疾书：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拚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正在这时，总参议张群来到行营进言道：“蒋主席，这次围剿三战，尽遇挫折：第一仗上官云相师被歼，第二仗郝梦麟师失利，第三仗毛炳文师遇难，我军被歼７万，失枪５万多支，断难再打下去，不如回师南京，对付日本侵略，才是得民心之举！”
这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儿上，忙说：“岳军兄言之有理，传令驾返南京！”９月２１日，蒋介石风风火火由南昌赶回南京，立即召开高级军政官员会议商讨对日政策。国民政府审计院长于右任抖动花白胡子慷慨陈词道：“本人认为，日本军队既已发动攻势，就应该先行抵抗，而后再议其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热血沸腾，强烈主张停止内战，唤起民众，准备抗战。教导二师师长张治中要求杀奔疆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蒋介石听了将脸一拉，对刚跟他从江西返回的"剿共"军前线指挥何应钦说：“敬之，你有何高见？"何应钦当然知道蒋介石的真意，叹口气说：“当前我们国力不支，军备不足，财务薄弱，工业落后，不足以言战，只能采取不抵抗方针！"蒋介石对何应钦的主张极力支持，又特别寻找论据说：“据日本官方消息，认为此次冲突实属不幸，已电令日军长官不扩大事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贸然反抗，就会使问题复杂化，更难解决！"众人对蒋介石的主张多持怀疑态度，但谁也不敢反驳，蒋介石环视众人一眼，以严厉的神表大声宣扬不抵抗主义：“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提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四方面的决定：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以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陈立夫、孔祥熙、丁惟汾、于右任、颜惠庆、李石曾、罗文干等为委员。
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专程前往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犯，蒋介石抱定不抵抗宗旨，９月１９日指示中国代表施肇基在日内瓦向国际联盟求助，要求国联为使日军退出侵占地区而采取最适当的措置。９月２１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了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锡曼。
拉锡曼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当时正奉命在中国视察疫情，蒋介石请他帮助解决沈阳事变问题。这位国联大员拍着胸脯说：“只要是国联采取干涉态度，则日本军队必会撤退，所以问题不难解决！"蒋介石听了哭笑不得，耐着性子给这位洋大人解释说：“君须知日军既进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以轻易视之！"蒋介石送走拉锡曼，被"九·一八事变"搅得痛心至极，夜不成眠，提笔在日记中写道：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
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
９月２２日，国际联盟通过一致决议：“致紧急通知于中日两国政府，请各防止有使事态恶化或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这个决议更助长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更大讲特讲：“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蒋介石以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天真地在９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部统一之良机。
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由于蒋介石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来"主持公道"，英法等国又对日本侵略东三省采取绥靖主义，日本侵略者便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和逆来顺受态度，北攻齐齐哈尔和黑龙江，南攻锦州，"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十八天，东三省大好河山便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反蒋运动，蒋介石处境困难，便玩弄权术，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再次发表下野通电，将好话说尽：……。……现在国事至此，若非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实无以策对外之胜利，慰国民之期望。……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蒋介石下野后，通过他的心腹仍牢牢掌握军政大权，新上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理行政院长陈铭枢、行政院长孙科寸步难行，只得联名请蒋介石复出：“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蒋介石）及展堂（胡汉民）、季新（汪精卫）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气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蒞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来奉化请蒋介石复出，请他出山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蒋介石得意在对宋美龄说：“国事危殆至此，唯余赴京，尚有挽救之望，而个人之毁誉成败，则概不应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