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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９０年代以来，日本在国际局势急
剧变化的情况下，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民族优越感及民族主义、大国主义意识急剧增长，加快了政治大国化的步伐，甚至急不可待地谋取政治大国地位，但由于基本态度问题未解决，过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结果引欺人们的反感，欲速则不达，成效不太明显。
一、竭力争当政治大国
日本政界经过７０年代以来的酝酿讨论，日本统治集团确定把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作为日本走向２１世纪的国家目标，８０年代初正式将其提出，冷战后更加速了争当政治大国的步伐。其作法如下：A以金钱铺路，换取政治大国地位如今的日本人财大平粗，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二次大战后，日本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重要任务，经济发展很快，１９５５年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１９６７年赶上英、法，１９６９年超过西德，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１９９４年日本实行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按美元计算的日本ＧＤＰ达４０２０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４％以上，人均ＧＤＰ为３３７６４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出现了"日元升值带动型"高速经济增长。１９９４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０．６％，而日本的ＧＤＰ则高达４．２万亿美元，相当于１９８５年美国的水平，人均ＧＤＰ约达３．４万美元，堪称世界首富。
日本已成为国际上经常收支盈余最大的国家。由于贸易出超不断大量增加，其经常收支已由１９８５年的５５０亿美元猛增至１９８６年的８６０亿美元，约占ＧＮＰ的４．４％，大大超过了１９４７年美国制订欧洲马歇尔计划时期的３．８％水平。
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直接投资到２０００年增至３０００亿美元，即为１９８４年美国直接投资的１．３倍。
日本已成为最大的债权国。１９８５年日本的对外纯资产为１２９８亿美元，１９８７年末达到２８９８亿美元，估计１９９０年可能达到４４７３亿美元，而美国已于１９８５年沦为债务国。
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吴学文认为这些数据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已消失，而日本则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追赶上来。其结果，日、美在ＧＮＰ上的差距也有明显的变化。１９５０年，日本的ＧＮＰ仅为美国的３．８％，到了１９７０年，日本的ＧＮＰ已为美国的２０％，１９８０年追到了３９．５％，１９８５年则追到５０％。如果以人均ＧＮＰ计算，１９８６年已超过美国。
据大藏省统计，１９９４年度日本对世界出口３９６５亿美元，进口２５１５亿美元，贸易盈余达１４５０亿美元。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估计，９０年代日本出口年均增长率为６．７％，进口增长率为８．７％。这样到２０００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将达１０６２８亿美元，出口５５５７亿美元，进口５０７１亿美元。日本在世界贸易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将分别为７．９％和８．３％。
日本对外资本输出包括政府和民间对国外的借贷和投资。１９８９年，日本便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政府对外开发援助国"。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及技术合作等。联合国大会曾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８０年通过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将ＯＤＡ占本国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的比重提高到０．７％以上。日本接受了这一要求，但到１９９１年仅达到０．３２％。当年日本向世界提供的ＯＤＡ为１１０亿美元，其中８０％以上是双边援助，并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日本若有诚意在２０００年实现联合国所提出的目标，其每年向世界提供的ＯＤＡ总额将达４７０亿美元以上。
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最快。１９９４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４１０．５亿美元，北美占４２％、亚洲占２４％、欧洲占１５％。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９０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１３％，２０００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将达８０２３亿美示，仅次于美国的８８６９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的１７．８％。２０００年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达１５３４亿美元，其中１８％投向亚洲，２５％投向欧洲，４６％投向北美。在投资结构上，不动产及商业将有所发展，分别占日本海外投资的２３．４％和１６．３％，制造业中最多的是电器和汽车业，分别占９．３％和３。８％。日本对海外证券投资数量更大，１９９３年累计已达６９６０亿美元。
从以上日本对外债权中减去国外对日本的贷款及投资等负债便是日本的净资产。１９９３年日本净资产额达６１０８亿美元，比上年增加１８．４％，比１９８９年翻了一番，创有史以来最高记录。其中民间净资产为４４８８亿美元，政府净资产为１６２０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成为世界头号债务大国，１９９３年美国净债务为５０７７亿美元。随着日本对外资本借贷和投资的增加，其债权大国地位将更加巩固。按过去５年的速度发展，２０００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将达１万亿美元以上。伴随着日本金融实力地位的提高和日元不断升值，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受到冲击，日元有可能成为未来新体系的一大支柱。
再从金融实力看，不要等到本世纪末，现在日本已经超过美国。日、美银行在全世界的地位，有显著变化。按银行存款额大小排列，在全世界头５００家商业和储蓄银行中，１９８５年美国有１１０家，日本比美国少１４家。１９８６年美国减少了８家，日本却增加了１２家，达１０８家，比美国多６家，占５００家的１／５强。在头２５家银行中，１９６６年美国有１０家，１９８６年只剩下花旗银行一家，居第１７位，而美洲银行则从长期占居的第一位降至第２９位。与此相反，日本则从１９６６年的４家猛增至１９８６年的１６家，占头２５家总数的２／５。在头１０家银行中，１９８５年美国还有一家花旗银行，居第８位，前７名都是日本银行。到了１９８６年，美国的银行已经全部被挤出１０名以外，日本继续保持前７名的地位。另外３家中，有２家法国银行和１家西德银行。
再按银行的资产额大小排列，在全世界５００家商业和储蓄银行中，１９８５年美国有１１４家，日本有９３家。１９８６年美国增加了１家，日本增加了５家，达９８家，但仍比美国少１７家，占５００家总数的１／５。在头２５家中，１９８５年美国还有３家，到１９８６年只剩下花旗银行，日本则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３家增至１９８６年的１６家，占头２５家总数的２／３弱。在头１０家银行中，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美国只有花旗银行一家，而且名次已从第５位降至第９位，而日本在１９８５年已有６家，１９８６年又增至７家，并且占据了前７名。另外两家是法国银行。
日、美银行的实力相差悬殊。按银行存款额，在全世界头５００家银行的存款总额中，１９８５年日本占３１％，为２１７８６亿美元；美国的存款占１４．４％，为１０１３９亿美元，还不及日本的一半。１９８６年日本的银行存款总额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５３．８％，达３３４９９亿美元，其所占比重升至３６．３％，超过了５００家银行存款总额的１／３；美国的银行存款总额仅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３．６％，为１０５１２亿美元，占１１．４％，还不及日本银行所占比重的１／３。
再从银行的资产总额看，在全世界头５００家银行的资产总额中，１９８５年日本占２９．７％，为２５８００亿美元；美国占１６．１％，为１３９０２亿美元。１９８６年日本的银行资产总额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５３．１％，达３９５００亿美元，所占比重升至３４．５％，也超过了１／３；美国的银行资产总额仅比１９８５年增加８．６％，为１５０９１亿美元，占１３．３％，为日本的银行所占比重的１／３强。
以上情况说明，日本在金融领域赶超美国的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领域，而且是在近两年内决定胜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利用美国出现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弱点和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强点，对美国的金融市场展开强大攻势。１９８６年，日本购买外国债券达６７０亿美元，其中６００亿是购买美国债券，致使美国财政赤字的１／３靠日本资金来弥补。这就预示一种可能：在国际经济这个战场上，如果过去日本是以汽车、彩色电视机、半导体等商品为武器战胜了欧美等国的话，今后它将以金融为武器来取得新的战果。也可以说，过去日本是靠"硬件"进攻取胜，今后它将以"软件"进攻或软、硬兼施地进攻取胜。日本在国际经济社会的地位将升至更高的层次，使迄今惯于摆布人的美国，逐渐在一些领域受到日本的摆布。
日本以其雄厚的实力为基础，以金钱铺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百般拉拢，表示友好，但却被指责为只搞"石油外交"，讥讽为经济动物。
二、争当亚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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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认为亚洲的稳定对日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中曾根任首相时反复宣称：“欲登世界舞台，需以亚洲为选区"，因此积极与中国、韩国、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日本和中国１９７２年邦交正常化后，经济贸易关系不断发展，把日中关系当作日本外交的一大支柱，１９９３年中日贸易达３９０亿美元，比１９７２年增加了３６倍，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截至１９９２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１５９５项，共４５亿美元。
日本与韩国１９６５年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缔结了关于渔业、请求权和经济合作等协定，从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９２年日本对韩国直接投资１９２３项，共４６亿美元。日本很想与韩国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甩掉包袱，不让韩国拉后腿，但由于日本首相和阁僚在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表示"反省"和"道歉”问题上频频"失言"，日本与韩国的关系也不太和睦。
日本视东南亚为启发展经济之生命线，向东盟国家提供大批援助，占日本对亚洲投资的７０％。冷战结束后，日本改变了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极力推动建立亚太安全机制，以增大日本在亚太安全机制问题上的发言权，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日本首相桥本指出：“与各国发展双边友好关系是外交的基本点。我国虽把日美关系视为基轴，但要以在地理和经济上关系密切的亚太地区各国为核心，不把文明和文化上的差异看作障碍，开展心心相印的外交，以求实现共存。"关于朝鲜半岛政策，桥本主张：“继续把发展同韩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基本点。关于日朝关系，基于有利于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观点，在与韩国等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加以发展。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研制核武器问题，今后要与以美国和韩国为首的各国一起对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提供积极合作，以便切实实施美朝框架协议。"桥本内阁一方面支持美韩提出的朝鲜半岛双方加中美的"四方会谈"，同时也在争取重开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
桥本认为，亚太地区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世界经济，其重要性都在逐年增加，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该地区的合作关系。１９９５年１１月，日本主办了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大阪会议，通过了旨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推进经济和技术合作的"行动议程"，亚太经合组织正在从"设想"阶段向着"行动"阶段转变。对亚太合作来说，１９９６年是经受考验的重要的一年。日本将制定一个增强这种合作凝聚力、内容充实的"行动计划"，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关于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核心会议"（ＥＡＥＣ）的倡议，桥本主张最好能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否则日本很难公开支持。在安全保障方面，桥本表示：日本“将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ＡＲE）举行的各种政治和安全保障对话，为增进地区内的信任作出贡献"。
日本不仅要同亚太地区各国，而且应该同世界各个地区的国家积极发展合作关系。桥本特别强调：“欧洲因欧盟的扩大和深化增强了一体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维持和发展同欧洲之间广泛的合作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在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７日里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桥本首相提出通过国际机构的行政改革，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回流，主张在日本举行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增加对非洲的援助。
但却引起东南亚人民的不安，对日本仍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成为日本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重大障碍，使日本很难充当亚洲代表。
三、扩充军备、修改法律向海外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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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的爆发，为日本当局向海外派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１９９０年４月，美国总统布什向海部首相提出，希望日本派遣扫雷艇参加多国部队的行动。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４日，日本政府绕开国会，以政令形式决定向海湾派遣扫雷艇，协助多国部队作业。这虽然不是参加战争，但实际上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向海外派兵。
日本于１９９２年６月５日和１５日分别在众参两院强行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ＰＫＯ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日本自卫队可以以自卫队员的身分，携带武器装备以部队的形式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而且在人身生命受到威胁时可以用武器进行自卫。日本共产党等认为，ＰＫＯ法案与日本宪法第九条存在着根本矛盾和严重对立。可以说，ＰＫＯ法案是对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实质性修改。
在日本，对待现行日本宪法的态度，大体可以划分两个大阵营，即主张护宪的鸽派和主张修宪的鹰派。日本舆论认为，桥本在内心深处属于后者，但又表现得不十分激进。
现在，日本在人员方面作"国际贡献"的内容是：派自卫队出国，甚至要带必要的武器，与联合国多国部队一起参与解决地区纠纷。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持有武器的自卫队被派往海外，是否被认做是武装集团的行动，这是否属于日本宪法所禁止的。
“ＰＫＯ法案"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０日生效，日本迫不及待地于同年９月２３日向柬埔寨首次派出自卫队。日本自卫队在柬期间完成了修路、架桥等任务，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０日撤出回国。
同年５月１１日，日本又向莫桑比克派出一个运输中队的"国际和平合作队"。以此为开端，日本自卫队今后将不断介入联合国的维持和平活动。日本《防卫白皮书》１９９３年版第三章专以《国际贡献与自卫队》为题宣称：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是日本的"国际责任"。这标志着日本战后以来的防卫政策框架已被扩大了。日本将越来越大胆地在国际军事领域充当参与者。
四、急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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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就盯上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认为那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
日本于８０年代初正式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并逐步具体化为争取成为西方世界平等的一员、亚洲的领导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毫无疑问，这是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履却十分艰难。
日本于６０年末成为经济实力超过英国、法国、德国而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于８０年代中期又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也是科技强国。在国际关系趋于缓和、经济和科技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日益突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是有实力成为政治大国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
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于８０年代初期以来外交活动都围绕它进行，日本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打破了战后长期的沉寂，积极地创造各种条件，特别积极插手世界热点问题。在阿富汗问题上，参与对苏联的制裁；在两伊战争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南北朝鲜问题中，积极充当调解人；民主柬埔寨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承认，并帮助其实现自由选举，为联合国驻柬机构提供经费，支援和参与柬埔寨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在海湾危机中，积极支持海湾战争，为多国部队提供经费１３０亿美元，战后又派出海上自卫队和扫雷舰艇参与海湾地区的排雷活动。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主张建立世界新秩序。尤其是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积极推动建立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并表示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积极发展全方位的外交。８０年代以来，日本领导人出访次数明显增多，仅海部首相就出国１０多次，先后访问了３０多个国家。
五、桥本龙太郎标榜自立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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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所谓"自立"外交并不意味着日本要摆脱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走中国式的独立自主外交道路。其实质是要在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基础上，使日本在全球拥有更大发言权，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一些人不仅主张应对美国采取相对独立的外交立场，而且对中国也应采取更加强调本国意志、增大本国影响、贯彻本国意图的外交。
桥本指出，如今日本不应像过去那样，只是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为前提而采取行动，而应该比以往所作的国际贡献更进一步，确立一种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理念，成为世界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他确信，这是在国际上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形势下，为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所选择的最佳道路。
在全球问题上，日本首先要努力推进联合国改革。１９９６年是日本加入联合国４０周年。日本将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合作，继续作出努力，以便使联合国在财政改革以及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安理会改革等方面尽可能地取得具体成果。
关于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桥本强调，日本“将根据联合国改革的进展情况以及亚洲邻近国家等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国民的进一步理解加以对待"。
其次，日本还要为解决地区争端而努力，桥本认为，"地区争端是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和平构成的一种威胁。地区争端不仅是该地区的问题，也是影响到确立整个国际社会框架结构的一种全球性问题。为了预防和解决这种争端，我国正在作出外交努力，并且提供人道和复兴援助，与此同时，还在人力和财政方面对联合国诸如维护和平行动等活动作出积极的贡献。"在前南斯拉夫争端问题上，为了使一揽子和平协议取得的巨大进展能够导致实现永久和平，日本继续参与国际社会为和平与复兴所作的努力。在中东和平问题上，１９９５年拉宾总理遇刺，给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为了协助巴勒斯坦民主权利机构选举，派员参加了国际监督团，并提供了物资。１９９６年２月日本还派遣自卫队部队参加部署于戈兰高地的联合国脱离武力接触监督部队。
日本还积极致力于裁军和核武器不扩散。桥本强调：“我国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为最终销毁核武器，向一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呼吁要认真地全力对待裁减核军备"。
１９９５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日本提出的裁减核军备决议和停止核试验决议。桥本执政后强烈要求停止核试验，并敦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ＣＴＢＴ）能在１９９６年秋签署，年内生效。
尽管日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日本距离政治大国的目标还很远，而且阻力很大，特别是对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的增大，世界各国的反映始终比较冷淡和谨慎，赞同者不算多，抱有戒心者却不少。尤其是对于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的增大，世界各国格外关注。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日本军事力量参与海湾排雷活动和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表示保留，有的表示不悦。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１９９１年５月在欢迎海部首相的宴会上告诫说：“有的国家对日本如何行使力量感到担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指出，许多亚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日本向海外派兵。提醒日本，从朝鲜半岛到东南亚，人们对日本在亚洲的意图私下感到不安。菲律宾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则称日本派遣扫雷艇去海湾是为了炫耀军事实力。韩国总统卢泰愚１９９２年１日在同宫泽首相会谈时也指出：“综观亚洲各国的想法，我认为大家都希望日本在经济方面而不是在军事方面对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定做出贡献。"（日本《实事解说》杂志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国总理李鹏也郑重地指出：日本自卫队去国外活动，这在中国尤其是一个敏感问题，希望日本方面更为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对于日本谋求通过经济影响使自己成为亚洲的"领导国"或"代言人"的愿望，亚洲国家也并没有予以认可。虽然日本关于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共同体"、"环日本海经济圈"等的呼声甚高，日本又是亚洲的第一经济强国，但和者盖寡。至于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也没有赢来多少赞同的声音。英国、法国称联合国成立以来，其机构运转良好，目前尚无改变之必要，这无异于对日本的愿望公开表示反对。据日本《每日新闻》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对驻东京的１０８年国家大使进行的通信调查，赞成日本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只有４个国家。
日本为了跻身政治大国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该花钱的时候大把花钱，但却距目标十万八千里，其原因很值得深思。
六、企图遏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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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对中国包藏祸心，处心积虑地抵制中国的巨大影响，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中国。
日本的"中国威胁论"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他在１９９０年５月号的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认为８０年代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开始发生大的变化，不顾事实说"中国正计划同美苏一样，建立一支专业化和机械化军队，进而推断中国要称霸：中国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的模式"，即有力量者将成为霸主和统治世界。因此，邓小平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希望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成为２１世纪的世界大国。其国家领导人总是在努力创造可以成为霸主的条件，他们绝对不允许放弃作为霸主的条件。
村井友秀对地理政治学的理论推崇备至，他在分析日本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国力后得到一个结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具有给邻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它们正在摆脱对美苏力量的依赖，转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明确双方的上下位置关系，因此日本和中国若同时对第三者施加影响，就很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对已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
村井友秀的文章说出了日本右翼分子心里的话，纷纷吹捧他的文章，不惜歪曲事实，造谣污蔑，千方百计设法寻找"中国威胁论"的证据，有的甚至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制造证据、力图掀起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狂潮。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９日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０周年纪念日，日本各大报纸便纷纷发表文章，更为起劲地兜售"中国威胁论"。
事实胜于雄辩，村井友秀之流自己也觉无趣，逐渐消声匿迹。１９９６年初又有人就此大做文章，声嘶力竭地叫嚷、宣传"中国威胁论"，引起一些日中友好人士的关注，他们纷纷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文章，批驳这一谬论。
现任日中经济贸易中心会长和国际石油公司社长的木村一三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办公室内挂满了他与中国领导人的合影，最突出的是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与他握手的照片。木村先生不顾年近８０高龄和繁忙事务，连续向日本有影响的杂志《财界》投稿，批驳"中国威胁论"的谬论，畅谈发展中日友好之重要，最近他又约中国驻日记者陈志江座谈。
对于日本的"中国威胁论"产生的背景，木村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一味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十数年内经济一直高速增长，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可能追上或超过日本、美国。因此引起一些人对中国的恐惧，千方百计想抑制中国发展，日美两国重新审定日美安保条约和散布“中国威胁论"其原因盖出于此。
木村先生指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竞争共存的新时代，人类社会从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竞争。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也从超级大国向普通大国过渡，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转换时期，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虽然不安定因素和局部战争依然存在，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和平。正如一位美国军事专家所说，中国在遥远的将来也不会在军事上对美构成威胁，同样也不会对日本和周围诸国构成威胁。日美应积极扩大同中国的对话，这样就能避免对立。中国真心希望同美日友好，以保证中国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一直没有稳定、连续的对华和亚洲政策。美国１９９２年提出一个重视经济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一年后又进行了政策大调整，改重视经济为重视安全保障。中美建交时，美国作出了只承认一个中国，不接受台湾要人访美的承诺，但去年美国却违背诺言，接受李登辉访美。今年，美日签定联合声明，把以苏联为假想敌的防卫型日美安保体制转向对付威胁型的地区安全保障型体制。日美职合行动范围也从维护日美安全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这一切当然要引起中国的警惕与反对。
木村批评日本不应一味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美国自己也正在不断地积极修补对华关系。日本应作为美中粘接剂，起促进政治对话的桥梁作用。日本历史上给中、韩等亚洲国家造成的战争创伤还没有完全愈合，因此日本发挥上述作用，从起码的道德角度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木村先生对中美关系前景表示乐观，认为２１世纪中美将迎来相互竞争、共生共存的从未有过的亲密时代。现在中美之间虽不断出现矛盾，但每到关键时刻，双方都必然作出妥协和让步，因为中美都知道，只有相互妥协才对双方有利。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相互的合作强度也很大。中国经济越发展，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时还从物质和道义上支援过中国，这些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目前仅中国在美国的公费留学生就多达４．５万人，为在日留学生的两倍。日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盲目地跟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后面，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日本自己。
木村先生严厉批评了日本的防卫政策。日本在不为日本国民觉察的情况下发展为世界军事大国。正当美、法等国因冷战结束而大幅度削减军费的时候，日本非但没有在裁军问题上提出任何具体目标，反而不经国会审议，把防卫作为神圣领域而增加军费，提出了"防卫新时代"扩军计划。照此发展，日本的前途和令人担扰。
木村先生说，日本因侵略过中国，对台湾有长达数十年殖民统治，所以日本在处理台湾和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时一定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强调，中国人民对被列强侵略、欺辱的历史，一直怀有强烈的民族激愤。但从历史看，中国人历来就富有国际主义精神，从不排外。
木村先生说，他长期同中国人打交道，得出一条经验，即一定要持有坦诚和谦虚的态度。他最崇拜高碕达之助先生和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廖承志副委员长曾指点他，“中国人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民族，要办好事情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高碕达之助坦诚、谦虚，有卓越见识和宽大胸怀，所以他与周恩来总理成了亲密朋友。两人的友谊应成为今天日本政治家处理对华关系时学习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