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人乃王家桢先生之大号。在此我先稍稍说明我和王家桢的关系，我自清末亲奉总理孙公指示，在日本办理国民外交。十三年我和李烈钧先生合作，迎接总理赴大阪，完成某项外交工作。以后李先生嘱我多多为"满蒙问题"尽力。张大元帅作霖被日本炸死后，我向王树人先生（时任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主持东北对日外交）提供炸弹破片。多年以来，经常把所知日本内幕政情，纯义务地供给张学良将军，都由王先生经手。王先生每到东京，都下榻本人经营的蔡丰源行内。
不采间谍手段利用国民外交
接到饼信之后，很是惊愧。我虽然知道田中决定武力吞并东北，但并未注意外面所传田中秘密奏章上给天皇。这是日本最高机密，绝对不容易拿到的。万一事败，在日本法律立场（我系日本臣民，时台湾已归日据），我非牺牲生命不可。
经过仔细考虑，我认定不可使用"间谍手段"，因为这不单性命危险，万无一成，而且空费金钱；必须运用国民外交，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使民政党拿出政友会（田中）的秘密文件来。
办法决定后，我私人分别宴请前内务大臣属于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本人多年的老朋友，在金钱上频有往来。原来日本改革首领都是很穷的，对外又不能不讲排场，开销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下文将要谈到的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都有鸦片烟和五加皮酒的嗜好，这是中国式玩意，只有我能源源供给，所以大家相处得很好。此嗜好皆由近卫及犬养老传授的。
日本政界矛盾促成任务完成
我先向永井提议，要他拿出田中奏章，在我主持的《日华》杂志上发表，藉以"发动舆论，一心向满蒙跃进。"永井立地谢绝。我又要求床次，为了民政党要打倒政友会，应该揭发田中奏章所持武力占领满蒙政策，必将招致中日绝交，两败俱伤。床次说：“田中奏章对满蒙虽然利害，无如国民舆论不容何？你如果必要，我当为你打听线索。"不出数日，床次来说：“保皇党（皇道派）元老级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田中，必要引起少壮军人革命。
元老中现正在进退两难阶段。我可利用这个机会以谋取田中奏章，岂有成功的可能性。请你准备高等中国菜和五加皮酒，作为宴请元老之用"。我即约请梅兰芳的旧厨师崔某，给以五千日金，预备最上等菜，在床次邸内开席。席上床次致词云：“田中武力吞并满蒙，终必惹起国内革命，危及天皇。"我的演说也和床次呼应，以敷衍之。
六七日后，床次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公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我接到床次传达来的牧野所提条件后，立即利用东京每夕新闻纸，硃点要字，把这条件秘密函告王树人先生。
又过四五日，王先生以"王川"名义电汇五千元来，并有一电文曰：“病床费五千元奉返（按此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其余是答复牧野所提的条件。我和床次持电往谒牧野伯爵。伯爵见电大喜，拍髀言曰：“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长了。"当即命令其妻弟山下勇，约妥日皇室书库官，布置本人夜间入内，抄取田中奏章。
偷渡断足桥涉入日禁宫
日本皇宫有大门二十四，偏门三十六，皇警多名，穿长衫，持长刀，日夜守望。各门前设有长桥，日本人呼为"断足桥"，如有人潜渡门桥，皇警必挥长刀，砍断其足，然后再处以不敬之罪（死刑）。
民国１７年６月某日的一个夜间，１１点５０分钟，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片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圆，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携带牧野伯爵交来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号码７２号），由山下勇领路，到达皇城。原来预定从"西丸大手门"入营，因皇室书库便在这个门内，后来决定由"红叶山下御门"进入，因为"西丸大手门"外"断足桥"很长，四面树木不足遮掩。"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时５０分。
田中奏章采用日本内外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制而成，共六七十张，标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炭酸纸装铺原件中，用铅笔以描写。所用炭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费时两夜，细心抄观。
抄出田中奏章后，欢天喜地，致电王家桢先生曰：“我务既果，明去赔罪。”我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夹底里面，亲往沈阳。到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王先生手收，王先生大喜，无暇招待本人，立即亲送给张学良将军，回来方为我洗尘。次日王先生便去南京，我也返回东京。
二十八宿归天两百万美元没收
以后，田中奏章成国际联盟座上中日代表舌战的大问题。日本代表松罔洋右指陈田中奏章系由我国伪造，我代表竟也泄漏田中奏章系由皇室书库抄出。松罔代表电之日本政府追究责任，结果皇室书库官山下勇等全体二十七八人一律免官，当时日本报纸大字标题云：“蒋介石驻日二十八宿归天！"我当时幸逃法网。但山下勇等免官以后，生活费二万五千日元由我私人拿出，不久又强行占去我的私宅，至今仍然未能索回，迁延许久，我也入狱，在日本的全部产业约值二百万美元也被没收。
重述这段历史不胜感慨之至
事隔２０余年，重述这段历史，不胜感慨之至！
田中奏章是日本军阀断送日本，断送自身，也断送中国的疯狂政策的结晶；若不是我蒋总统极力主张战后保持日本天皇制度，这一文件也便断送了天皇。
牧野和床次先见及此。藉我国之手泄之于外，原为打倒田中政策。从一切断送之后的今天看来，牧野和床次应该是见谅于日本君民的。我为此件遭受的产业牺牲，固然很大，和牧野床次名声牺牲似乎不同。牧野床次因安定天皇，不惜泄漏机密！我则是为了中日和平共存共荣才从事国民外交，日本朋友应知道，我蔡某不是"间谍"，而是一个九分爱国民之中国却也一分爱日本的人。但他们却连十分之一的产业也没有给我留下。
１９５５年９月２９日，６８岁的蔡智堪在台北病逝前，仍不忘向亲友讲自己从日本皇宫获取日本侵华机密的经历，驳斥日本当局否认《田中奏折》的言论。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王家桢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中，发表了题为《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叙述了《田中奏折》的背景及翻译、公布的经过：这年年尾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日籍台湾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国观念很强），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来信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来的，只能分批寄来。原来这个文件，就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呈奏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田中奏折》。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的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因为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而且语气夸诞。……但是后来才逐渐觉察到，这个文件不是个寻常的伪制品，因为内容所提到的好些具体事实，以及为了推行它的侵略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合乎逻辑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满蒙的经济开发，全是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加以阐述的；对于某某蒙古王爷的密契也全是事实。我这才将寄来的稿件交给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然后再将意义不明了或是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这次我将原稿面呈张学良，说明了它的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就请他当时批准了。因为是机密文件，特在官银钱号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共只印２００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４本（当时共发出１２０本，其余存在我家）。
蔡智堪、王家桢两位重要当事人的文章的发表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田中奏折》的真相至此大白于天下！
日本当局大为恐慌，下令开动庞大宣传机器，抓住蔡智堪、王家桢文章中的某些细节差异，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桥川文三于１９６５年分别在《人物往来》、《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日本各派对《田中奏折》的观点，分析《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我国学者章伯锋、培棫、高殿芳、赵连泰、俞辛、沈予、甄容、师堪等，也纷纷发表有分量的文章，证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
《田中奏折》中译本的组织者王家桢生前对此问题极为重视，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４年逝世，曾５次与研究《田中奏折》的学者高殿芳谈此问题：由于我与《田中奏折》结下不解之缘，所以我很关心它，也有责任尽我所能给予协助。国内外的文章，我都阅读，访问我的人也不少。谈的还是一些老问题：真假问题、呈奏方式、非田中手迹等等。
我知道的有关《田中奏折》的基本事实都写在《两个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那篇文章里，对这个历史事实，不能轻易地无根据地否定，《田中奏折》是确确实实实存在的，既不是臆说也不是伪造。公布以后引起国人和世界舆论如此强烈反响，对日本当局震动如此之大，对日本侵略者打击如此之重，更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确确实实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确确实实博得了全世界舆论对我国的深切同情。日本的一些当权人物极力否认它，还硬说是中国人伪造，是我王家桢伪造，真是岂有此理！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是欲盖弥彰！
王家桢说到这里非常气愤，然后又很有远见地说：“我们中国人研究它的目的是设法解释它存在的矛盾，发现新材料，去科学地论证它。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舍本求末。要看日本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史实。他们进行侵略的实际步骤，完全与《田中奏折》的主张相吻合。再说《田中奏折》是一个未公布的绝密文件，侵略意图很露骨，如果不是蔡智堪秘密抄到手，中国不予公布，日本是绝不会公布于世的。我国公布以后，中日两国哗然，全世界哗然。日本统治当局矢口否认，这是自然的！"时至今日，仍未发现《田中奏折》的原件，中外学者对此一般有两种看法：一是毁于战火。１９４５年３月９-１０日，５月２４-２５日，美军对东京发动两次大规模空袭，共出动Ｂ-２９轰炸机１３２８架次，投下五六千吨燃烧弹，在东京引起冲天大火，皇宫作为重要轰炸目标也烧起大火，灭火时被烧死５０余人，文书典章损失无数。《田中奏折》原件很可能便毁于两次大火之中！
二是日本统治当局为销赃灭证秘密烧毁。苏联学者A．Ｈ斯米尔诺夫、Ｅ·Ｂ·扎伊采夫在所著《东京审判》一书中，对此有如下看法：日本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同意无条件投降，但直到８月３０日美国第一批空降部队才开始在东京着陆。在这１６天内，东京保全下来的政府大厦顶上浓烟滚滚，这是在烧毁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绝密文件，因为那些文件能暴露日本帝国首脑们破坏和平、违反人道、践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的滔天罪行。
不仅首都销毁秘密文件，而且外地，凡是有日本陆海空军兵团与部队司令部的地方都在销毁文件。各战俘营、监狱、省府、警察厅、宪兵厅都把文件烧毁了。因此，被告人和证人自然就是异口同声地断言政府根本没指示过要销毁国际军事法庭需要的文件。
但这只是托词，目的是为被告人开脱对这一事实应负的责任。极端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日本政府机关（第二次大战时尤甚）一向等待上边指示，下边从来没有主动性，在对待销毁事关国家且属绝密的文件这类重要问题上，尤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