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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本战犯是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１４年抗日战争中，伤亡３５００多万人，经济损失多达６０００多亿美元，以无数的辛酸血泪、生命财产的巨大牺牲，同美国、苏联等联合国各国共同浴血奋战，历尽艰难曲折，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标志，是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胜利的必然结果，可谓二次大战后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
审判日本战犯是正义与邪恶的大较量，可谓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它成为战后世界格局的坚实基矗然而，日本国内总有人跳出来为甲级战犯翻案，树碑立传。……一．三座战犯牌位的阴魂众所周知，战后日本走上和平轨道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日本政府接受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否定了战前的军国主义。正确对待历史已成为关系到日本发展方向和中日关系前途的原则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不时地受到一股逆流的冲击，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同情分子和侵略战争否定论者，念念不忘抹杀日本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一结束，日本右翼势力就猖狂地为东条英机等核处死的甲级战犯鸣冤叫屈，为他们收集遗骨，评价功摆好，为其翻案，并为之树碑立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座战犯碑的出现。
第一座是１９６０年出现的兴亚观音"殉国旗士墓"。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刑场，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次日拂晓，驻日美军用汽车将七名战犯的尸体运往横滨市久保山火葬场火化。获得这一消息的日本律师三文字正平、兴禅寺住持市川伊雄、军人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等，趁美军疏忽的机会，把七名战犯的骨灰偷出来，分别装在七个小坛子里，偷偷跑到火葬场一角烧香祀奉，没想到被美军发现，骨灰坛被收回，放在火葬场后院的"供养塚"中。三文字等并不死心，又乘圣诞节前夕美军戒备松弛之机，悄悄潜入火葬场，从"供养塚"中偷出骨灰坛，然后设法运到东京以南约５０英里的热海伊豆山兴亚观音里，那里也是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故乡。１９５８年，在爱知县前县议员三浦公山和该县幡豆町町长牧野健吉等支持下，于幡豆町三根山选定了建碑地址；次年９月，清漱一郎、三文字正平、菅原裕，林逸郎等联名发出修碑倡议；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７日，在兴亚观音塑像背后的矮树丛中建起一座高４米的墓碑，碑上刻有"殉国旗士墓"等五个大字，墓志由甲级战犯、前陆相荒木贞夫书写。"殉国旗士奉赞会“印发的小册子说，这块纪念碑是在日本自卫队和当地人士协助下修建的。
第二座碑于１９８０年出现。东条英机等七名战犯１９４８年在东京巢鸭监狱里的５个绞刑架上被处死之后，前陆军少将福岛久作、津田耕重等人，在１９５１年就制订了保存刑场"史迹"的计划，要求把刑场遗址从监狱里划分出来，作为让"国民自由参拜"的"圣地"，并请一流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修建石碑。计划经巢鸭监狱负责人川上悍同意后，很快修起了五座坟墓，并从１９５５年４月开始参拜。１９５９年２月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以贺屋兴宣为会长的"日本遗族会”、"刑场遗址保存会"等反复向日本政府提出修墓建碑要求。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６日，东京丰岛区议会建设委员会根据日本内阁会议的批示，公布了官方决定，终于在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７日，在刑场遗址建起高２米的石碑。日本进步人士指出，这是一块"战犯纪念碑"，已向日本法院起诉。
第三座是１９８２年５月３０日在九州出现的"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它建在福冈中央区，高７．３米、重１３０吨，耗资６６００万日元，碑上刻着全面肯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碑文：“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遵为万世谋太平之诏书，吞饮万斛泪水迎终战。尔后，孜孜不倦三十六载、致力于祖国之再建，今已成为世界大国。此次大战乃一场为自存自立不顾日本国之存亡，为解放受虐待之民众、谋救万邦共荣之圣战。虽沉沦于败战悲境，然亚洲民众相继赢得独立与自由之荣光，此乃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庄严历史事实。……我们要把对英灵的的崇高精神与伟大业绩抱有的无限敬慕和感谢之情，永远传祭下去。……"这是一座要为侵略战争彻底翻案的罪证，也是一座要亚洲人提高警惕的石碑。
接着，日本右翼分子就公开叫嚷东京审判是胜者对弱者、败者的不公正审判，明目张胆地推翻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一小撮右翼分子先是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紧接着又叫嚷东京审判不公平，日日夜夜都在为处以绞刑的甲级战犯招魂，妄图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
日本前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这方面的主张在日本右翼界很有代表性，他因公开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于１９８８年５月被其辞职，不但不知悔过，活动却更猖狂，在同年７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又发表了题为《关于"侵略问题的发言“有什么不好》的文章。
奥野写道：“我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要从被歪曲的东京审判史的观念中挣脱出来。"因为"今天的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东京审判是违法的。联合国在东京审判之后，以对和平犯下罪行为理由进行裁决，判定日本是侵略国家，并将几个人送上了绞架。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惩罚。在１９５２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可以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战争时期的法庭上被处以绞刑的人，从国际法来说，应该看作是相当于战死。”“说起来，追究甲级战犯的'责任'，并没有明确是追究战败的责任，还是追究开战的责任。如果说是战败的责任，那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如果说是开战责任，那当时煽动得最厉害的是宣传工具。”“作过东条英机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后来当过众议院议长）写道：'东京法庭所说的有一半是谎话，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与之对抗。谎话不仅扩及日本全国，而且扩散到全世界。
审判虽然结束了，但是不消除这种误解就不能够除我的责任。'”“错误百出的东京审判，规定了战后的价值观和战前的历史观，我们必须尽早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在这里，奥野诚亮完全不谈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反而颠倒是非，把给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吹得天花乱坠，竟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做出了贡献。"奥野在东京审判问题上的言论，可谓集右翼论调之大成。
所以深受右翼之推崇。
二、痛斥日本的"翻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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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右翼分子公然为日本战犯
翻案、推翻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世
界各国正义之士纷纷起来驳斥日本右翼
分子的倒行逆施。中国著名日本问题专
家刘江永先生在《跨世纪的日本--政
治、经济、新趋势》一书中，从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系统的
批判――
他们重点拿"东京审判"开刀，做翻案文章。"东京审判"如被否定，甲级战犯便不存在，参拜靖国神社正当化自不待言。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痛斥一：
不足为据的"国家责任"说
所谓"国家责任"说，是一种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完全说成是"国家责任“，使之抽象化，借此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的诡辩。其主张是：战争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责任应由国家承担，而不应对个人判罪。藤尾正行在《文艺春秋》杂志中便称：“究竟何为战犯？国家进行战争，故罪在国家。把国家干的事都推到七八个被处绞刑的甲级战犯身上能行吗？”“这显然超越了国际法，东京审判法庭无权审判。"诚然，日本侵略战争的国家责任难逃，但举世皆知，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美英法在伦敦签署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并附有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中第六条明确规定：“下列各种行为，或其中任何一种行为，皆属于本法庭裁判权内之犯罪；对此等犯罪，犯人应负起个人责任：１．违反和平罪（亦称破坏和平罪）：即计划、准备、发动或从事一种侵略战争或一种违反国际条约、协定和保证之战争，或参加完成上述任何一种战争之共同计划或阴谋。
２．战争罪：即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３．违反人道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歼灭、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裁判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是否违反犯罪之国内法则在所不问"。
据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曾分别对纳粹德国和日本的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在纽伦堡审判时，个别律师曾依据所谓"国家行为理论"，企图证明法庭无权审判希特勒等战争罪魁的罪行。他们主张纳粹德国的刑事责任不应由法西斯头子承担，而应由国家承担。在东京审判时也有少数人以同样理由，企图否定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这些观点当时就遭到法庭的批驳。
纽伦堡判决书严正指出：“犯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是人，而不是抽象的范畴，只有通过惩罚犯有这类罪行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则得到遵守。”“断言国际法只审理主权国家的行为，不规定对个人进行惩罚；甚至断言因为受审理的行为是国家，实际执行的人不负个人责任，而应受到国家主权学说的保护，法庭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必须予以摒弃。像对国家一样，国际法同样为个人设定义务和责任，这一点申请已得到公认。"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军国主义德国的侵略罪行，各国便提出审判、惩处德皇威廉二世的要求。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第２２７条中规定把威廉二世作为主要战犯交付国际法庭审判，追究个人刑事责任。这项要求虽因荷兰政府拒绝引渡威廉二世而未能实现，但个人应负战争责任的国际规范的存在却不容否认。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１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肯定了纽伦堡法庭审判所体现的原理为国际法准则。１９５０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又作出原则规定，“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犯罪行为者承担个人责任，并因而应受惩罚"。这样，凡属联合国成员国都有义务遵守这些规范和原则。
就日本而言，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的《波茨坦公告》第１０条明确规定，"对于战争罪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波茨坦公告》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放弃军国主义的最基本的国际法文献。然而，时至今日，藤尾等人仍把自己置于与现代国际公法相对立的位置。藤尾认为东京审判驳回了"国家责任"说，因而是"黑暗的审判"。按照他的逻辑，《波茨坦公告》岂不将被否定，而且纽伦堡审判也是一样，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也是"非法的"。不过即使是像藤尾正行这样的"炮筒子"也不敢公开承认此点。他闪烁其词地提出：“希特勒的战争很明显地有以灭绝犹太人为目的的种族战争的一面。就审判这一点而言，与东京审判根本不同。现在，在历史上将二者同等对待，我认为有问题。"试问，发动灭绝种族战争的国家，其发动者是否应负个人刑事责任呢？如果说不的话，藤尾正行便等于承认了他否定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如果说是的话，藤尾正行否认个人应承担战争责任的所有"雄辩"又均将不攻自破，看来藤尾正行的选择余地是不大的，更何况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德国结盟，在全面侵华战争中实行极端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用中国人作细菌武器实验，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使２０００多万中国人丧生。这些残暴的侵略罪行与德国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痛斥二：
纯系诡辩的"事后立法"说
所谓"事后立法"说，也是当年个别人在法庭上为法西斯战犯开脱罪责的遁词。近年来，原侵华分子田中正明起劲地以此为由，散布"东京审判是无效的"。他在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日本《全貌》月刊上称，"东京审判"是"按国际法和习惯法中都没有的'破坏和平罪'及'违反人道罪'等事后法进行的"；"是无视'无法则无罪，无法则无惩'的罪行法定主义的暴举"。
在现代社会，关于禁止战争，无疑包括禁止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的国际法早已有之。在１９２３年的《互助条约》和１９２４年《日内瓦议定书》及１９２８年国联第六届大会９月２５日决议中都曾指出：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７日在巴黎签署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简称《非战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国人民的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各国如果发生争端，不论系何性质，因何发端，必须用和平方法来解决。"日本是这一公约最早的签字国之一，中国也加入了这一公约，但这一公约正式生效才一年，日本军部便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公开践踏了国际法。
《国际法院规约》规定，审判应"确立争端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的一般或特别国际条约"；按"文明各国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等司法审判准则进行。战后对德日法西斯战犯的审判完全符合上述准则。纽伦堡判决书曾表示如下见解：《非战公约》签字后，"任何国家凭借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就是违反这个条约"；“凡是从事计划和实行这类产生不可避免的可怕结果的战争者，都应该被视为从事于犯罪行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战争狂制造了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犯下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即德国进攻苏联的当天，苏联政府便宣布：“德国法西斯统治者要对强盗式地入侵苏联负全部的责任。"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３０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公报和三国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都宣布，将依法对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加以审判，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明确提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欲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
盖吾人坚持非将滥不负责之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天皇及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中表示接受包括上述条款在内的《波茨坦公告》。
远东军事法庭正是依据上述国际法程序和规约，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正式开庭的。这怎么能被说成是事后立法呢？
国际法本身是用于调整和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法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演进而发展，随着世界局势的变迁而变化的。
人类进入２０世纪以来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波及３０个国家，造成４０００多万人伤亡和２７００亿美元的物质损失。空前的战争灾难促成世界上第一次出现要求惩处战争罪魁的条约，第一次订立了《非战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更造成了人类社会空前的浩劫。先后有约６０个国家卷入，仅死亡人数就达５０００万之多，物质损失４万亿美元，国际公法面对这一严酷现实能无所作为吗？"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提出，正是人类维系和平和生存秩序的客观需要；是对以往人类现代社会反对侵略战争等国际法规约的集中、概括与发展。
田中正明等人把东京审判说成是"事后立法"，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痛斥三：
强词夺理的"战胜国审判"说
所谓"战胜国审判"说，是日本少数人否定东京审判的又一"根据"。他们称"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没有中立国参加"，"战犯罪名是战胜国任意强加给东条等日本政治和战争领导人的"，故不合法。
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涉及对东京审判的评价，也直接涉及到对纽伦堡审判的评价。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策源地。法西斯军队以最惨无人道的战争手段肆意侵略别国，战火烧遍近４０个国家的国土。当时，世界上平均每５人中就有４人被卷入战争的苦难。侵略者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成为世界公敌。截至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加入１９４２年《联合国家宣言》，对德日意轴心国宣战的国家就有４７个，遍布五大洲，，这意味着，除去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以外，当时世界上７０％以上的主权国家都行动魄来，反对侵略。正是由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投身于这反法西斯战争，才保证了正义最后战胜邪恶。
战后，对罪大恶极的侵略战犯进行国际审判是天经地义的。它不仅是战胜国对战败投降者的审判，而更本质的是国际正义对侵略罪行的审判。战争战犯只有当侵略国家彻底战败后才能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由１１国法官代表组成，但它是代表所有受害国立场，代表除轴心国以外全世界人民进行审判的。在法庭宪章中规定了公平审判的法律原则与程序。在法庭上，受理证据约４３００余件，先后有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有７７９人书面作证。经过长达两年零七个月、８１８次开庭的认真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举了详细的判罪理由，才做出最后的判决。判决书长达１２１３项，其正义性、合法性与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裁判，一般分为国际仲裁与国际司法审判两种。国际仲裁需要当事国双方以协定方式选择第三者作仲裁人。它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方式。对于业已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来说，国际仲裁已不能阻止其战争行为，等待着它的只能是国际法庭的司法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仲裁法庭，而是代表世界人民的国际审判法庭。造成战胜国对战败国审判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本身。
是他们丧心病狂地对几乎所有邻国发动战争，与全人类为敌。
因此，他们失败后遭到受害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审判是理所应当，势所必至的。这一审判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
与此相关联，日本少数人认为，东京审判实为美国所控，"是占领政策的一部分"，是"政治措施，而非法律措施"。的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特别宣言设立的。从东京审判到"冷战"政策的出笼，美国一直企图利用其对日本单独占领的特殊地位，贯彻其政治意图。但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对惩处战犯和在日本铲除军国主义的不彻底性上。例如，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处死东条英机后，美国便宣布释放１９名甲级战犯，不再审判。１９５０年３月７日，盟军最高司令部颁布第５号指令，规定在刑期终了前释放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这完全是出于美国"冷战"政策的需要，破坏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由于美国的一些消极作用，东京审判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不能据此否定东京审判本身的法律地位。因为东京审判绝非只是按美国特定的政治意图，而是根据世界反法西斯各国的意志和国际公法开庭的。
在驱逐法西斯势力的过程中，作为政治性行政措施，日本褫夺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和"解散了财阀"，而东京审判则是法律措施。这一点在日本学术界也已得到公认。
痛斥四：
牵强附会的"和约生效无战犯"说
所谓"和约生效无战犯"说，更是偷换概念的无稽之谈。
１９８６年９月号日本《民族与政治》月刊登载日本青山学院教授佐藤和男文章：《从国际法角度批判中国干涉内政》。文中称：“按惯例，一般审判战犯的判决在和平条约生效的同时便失去其效力。国际法上战争被作为合法手段，只是在违反战争法规者被战时的对方交战国俘获时，才作为战犯交军事法庭审判，并科以刑罚，但当交战国之间旨在恢复'和平状态'的和约生效后，对战犯的审判便告失效才是合理的。"其根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交战各国在和平条约中设有'解除违反交战法规者责任的规定'是惯例"。据此，佐藤和男主张：对日本所有战犯的判决"本来也应随着１９５２年旧金山和约的生效而告失效"，"恢复了独立权的日本政府，根据国际惯例当然可以期待立即释放作为战犯审判结果被迫服役之人，而（对日和约）第１１条正是为了阻止这一点而设立的"，但它"绝没有要求恢复独立权的日本政府承担继续承认东京审判或判决理由正当性的义务"。
关于对战犯的判决何时失效，这首先涉及到惩办战犯的时效问题。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６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战争罪犯和破坏和平罪不适用"法定时效”的决议（第２３９１××１１１号决议）。该决议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１日生效。根据该决议，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判决的战犯均不适用法定失效。不论犯罪日期，有关罪犯都须承担责任。１９６５年９月３０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纳粹战犯，无论犯罪时间过去多久，都须受到审判与惩罚。欧洲各国至今仍在追寻漏网的法西斯战犯，并有权予以判决。这与国家间是否缔结和约没有关联。
从历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要求审判德皇威廉二世的规定，恰好是在凡尔赛和约中做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也是以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为一前提的。由此可见，佐藤和男的说法不仅与现代国际法原则相悖，而且与史实也相去甚远，无论从法规条文或实际案例上都缺乏根据。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交战国之间经常在和约中"规定解除违反交战法规者责任"为依据，很难说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约以及和约生效后的结果也应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体系属于近代国际法。最初，战争在国际法上曾被作为国家的政策手段得到承认；而第一次大战后，特别是《非战公约》签订后，战争作为国家政策手段便不再被国际法所承认。这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在现代，仍然套用近代国际法的过时定义，从方法上讲便是错误的。更何况即使在近代，也同样是，如果和约中规定了解除战犯责任，那么和约生效后。战时违反交战法规的责任才能得到解除，否则便不行。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法惯例。
战后日本与外国的所有和约中根本没有解除战犯责任的规定。和约生效后谈何免去战犯罪责呢？
相反，《旧金山和约》第１１条明文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对此等人犯赦免、减刑与假释之权，除由每一案件科刑之一政府或数个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之建议外，不得行使。如该项人犯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决，该项权利除由参加该法庭之多数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之建议外，不得行使。"日本政府签署这一和约，已表明其向其他缔约国承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并接受其判决。不言而喻，日本必须对此承担国际义务。因为国际公法和日本宪法都明确规定：缔约国须忠实履行其缔结的国际条约。而且国际法庭审判本身，对当事国也具有约束力，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常识。
痛斥五：
难卸罪责的"侵略定义未定"说
所谓"侵略定义未定"说，是藤尾正行、田中正明等人大加宣扬的又一谬说。田中正明在１９８６年９月号日本《民族与政治》月刊上发表题为《东京审判史观的虚实与毒害》一文。文中"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东条和其他人在东京审判错误地受到审判……连侵略战争的定义都没有，是否构成犯罪尚属未定，但却把东条等人作为侵略者审判。"田中在１９８６年１１期日本《全貌》月刊上还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自己是侵略"，"侵略定义可由各国自行解释"。
按日本《广辞源》等辞典中的解释：“所谓侵略，即侵入别国，并夺取其土地。“日本国际法学会所编《国际法辞典》中指出：“侵略，通常是指一国为实现对别国的要求而试图以使用武力的手段来达到改变事态的目的行为。"且不论有关侵略的定义在国际上是否完全一致，即便根据日本本国对侵略所下的定义，也足以证明日本对华战争是地地道道的侵略。
在国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侵略，便已成为非法使用武力的法律概念。１９２３年国联大会第三委员会起草的《互助条约草案》的附件是《关于侵略定义的注释》。１９２４年《日内瓦议定书》、１９２８年《布拉格备忘录》和同年的《非战公约》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侵略的定义。１９３３年７月苏联与其周围１２个邻国缔结了《关于侵略定义条约》。当时，"虽未经宣战而以武装力量侵入他国领土者"已被认定是侵略。即便依据这些当时国际上公认的侵略定义来衡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日本侵华战争判为侵略也是准确无疑的。
当然，如同国际法本身一样，侵略的定义要想概括国际冲突中所有复杂情况是困难的，它自然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国的要求得到充实和发展。所以，１９４５年旧金山会议上又提出给侵略下定义的提案，并授权安理会自由裁决，而不是由当事国"自行解释"。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４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其中第１条规定：“侵略是指国家用武力侵犯别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这与历史上关于侵略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概括的面更广了。可以预言，今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侵略的定义还会有所发展，但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在２０世纪所犯下的侵略罪行是永远也无法开脱的。
痛斥六：
不打自招的"国家意志矛盾"说
所谓"国家意志矛盾"说，是前几年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同情分子提出的一个新论点。它的提出有这样一个背景：１９８６年８月１９日日本官房长官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答辩时说，日本"根据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１１条，在国与国关系上，接受审判是事实"，作为政府统一见解承认了东京审判的正当性。１９８６年以后，中曾根前首相也中止参拜合祀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明确表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能否认"，又罢了文相藤尾正行的官。迄今，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同情分子总以为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主张在思想上与他们是一致的，认为中曾根可以代表他们说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事态发展却相反。这令他们大失所望，于是又开始说中曾根内阁的坏话了。"国家意志矛盾"说便是其中之一。
其主要意思是说，战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未公开承认侵略，而是把战犯作为战争"牺牲者"。这代表了日本的国家意志，而现在政府的统一见解则与之相抵触，故须"收回或搁置"。
曾与甲级战犯、日本右翼运动头子大川周明关系密切的中谷武世等人便持此主张。这位《民族与政治》月刊的编辑发行人列举了下述事例，说明日本的国家意志：（１）日本政府、国会于１９５３年第１６次国会通过决议，修改对战争伤亡者遗属援助法，支给其养老金；１９５４年修改"恩给法"，给以战犯名义在拘禁中死于狱中或被处死者的遗属发放扶助金；１９５５年再度修改该法，对受刑者本人，将拘禁期间也作为在职期计算在内，发给抚恤金。这等于日本政府和国会正式否认了"战争犯罪"的存在，而都作为"战争牺牲者"对待。所以日本今天“根本没有战犯"，靖国神社中合祀的"都是战争牺牲者"。（２）１９５７年５月，岸信介任首相出访印度时曾表示：“作为日本首相，对印度政府及国民从内心感谢的有两件事"。
其中之一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印度法官帕尔是在１１国法官中唯一宣布日本无罪的这一事实"。此后，"佐藤荣作内阁还曾授予帕尔二等勋章。这是政府或政治家谈及东京审判时必须考虑的史实"。
这里暂且认为中谷武世说的均为事实，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造成日本"国家意志矛盾"的究竟是谁？那恐怕并非是中曾根内阁，反而是吉田茂、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内阁。而且，与一国在国际上正式签署的条约和该国国内宪法相比，任何政府或国会的本质上与其相左的决定，任何首脑的个别言行都不能代表国家意志，１９４６年日本国宪法第９８年规定；"日本国缔结之条约及确立之国际法规，必须忠实遵守之"。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它规定了签字国应负的国际义务。
鉴此可以认为，作为日本政府及其成员，任何违反国际条约的言行不仅谈不上代表国家意志，而且是违反日本宪法的。
中谷武世的一番话倒是告诉了人们：现在日本出现的"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和"藤尾发言"都不是偶然的，这股逆流是有它的源头的。
痛斥七：
反咬一口的"干涉内政"说
所谓"干涉内政"说，是日本少数人拒绝邻国及亚洲人民忠告的借口。自从中国政府对日本教科书中歪曲历史及日本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提出忠告后，日本少数便开始攻击中国"干涉内政"。８０年代，日本一些"少壮议员"还组成了所谓"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要求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坚持"不许干涉内政，尊重自主独立"，意在敦促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上我行我素。
要求"不干涉内政"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些要求是针对中国及亚洲人民批评日本有关方面而做出伤害别国人民感情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首先必须澄清一些基本概念与认识。
第一，什么叫"内政"？联合国宪章第２条第７款规定：“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为内政。一般认为，按其本质而言，凡属国内管的事务，如确立政治和经济体制、立法、社会文化发展等都是内政问题。但"内政"不是一种纯地域的概念。一个国家在本国国内的行为也可能是破坏国际法的行为，例如，前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统治便是违反国际法的。因此，凡属践踏国际法准则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都不能解释为“内政"。再有，提到内政就不能不涉及"国际关心事项"（ｍａｔｔｅｒｏe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日文称“国际关系事项"）。这是由联合国提出，并得到各国旗遍承认的国际法概念。日本《国际法辞典》在"国际关心事项"辞条中也明确指出：虽属一国国内管辖权内的事项，但根据条约该事项成为国际法的限制对象而国家对此负有法律义务时，不言而喻，该事项便成为该国不能自由决定的问题"。日本国际法学界也认为：“达成国际协议，该事项即不再是国内问题"，"不产生违反不干涉义务的问题“。
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又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些国际条约和声明都构成了日本政府在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放弃军国主义问题上所须承担的国际义务。１９８６年７月７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就教科书问题而言，日本选用什么教科书，以及怎样编写、审定教科书，完全是日本自己的事。但是，当日本的某些教科书涉及对别国关系的记述，甚至肆意歪曲日本向外扩张的历史事实时，这就超出了日本'内政'的范围”。这即是说，它已构成"国际关心事项"，自然不再受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任何保护。
第二，什么叫干涉？这里权且引用由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寺泽一主编的《国际法基捶一书中的定义：“干涉是以行使武力、断绝外交关系及其威胁等强制执行为背景，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行为。因为干涉是强制的，所以提出建议、斡旋或调停等不是干涉。"中国政府对日本某些教科书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错误记述和有违中日联合声明之举提出忠告，完全是出于旨在建立中日两国真正相互信赖、世代友好关系的真诚善意，这怎么能被称为"干涉"呢？针对"国际关心事项“，提出本国的正确主张，这完全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第三，日本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为何会引起亚洲各国警惕，对此有些日本人表示不解，认为人已故去，参拜一下又有何妨，况且其中不仅有战犯，还有战争期间其他的死难者。笔者认为，日本国民确有祭祖习俗，但靖国神社与其他社神或庙宇不同，其性质不容模糊。靖国神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工具。明治１２年（即１８７９年），该神社由东京招魂社改为靖国神社后，日本先后对外进行了侵朝战争、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又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忠魂碑、护国神社等，专门祭祀对外侵略的战死者，宣扬出征战死者可成为靖国、护国之神，从而使靖国神社成为日本军阀强制国民“忠君爱国"的又一精神支柱。特别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大举全面侵华招兵买马，曾以"富国强兵保险相互会社"社长根津嘉一郎的名义在靖国神社正门外两侧立碑。两碑各有６幅浮雕，颂扬日本军人的勇武。其中一幅刻写着：“上海事变爆发，昭和平年一月二十八日，我海军陆战队击败八十倍于我之敌人，发扬了武威。"这些浮雕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那些既是日本侵略历史的见证，也是靖国神社性质的写照。靖国神社内供奉的牌位分为"维新前后殉难者"、"幕末殉难者"和"昭和殉难者"等几类，包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１４名战犯均被作为殉国的"昭和殉难者"于１９７８年起合祀在其中。所谓"上海事变"，即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日军对上海的狂轰滥炸，造成中国军民几万人牺牲，约６０万人无家可归。凡是了解一点日本侵华历史中血腥罪行的中国人或日本人，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或日本人，都有权对靖国神社、对这段历史发出正义之声。
日本人对死都是有区分的，那种称凡是死都不分好坏，可一同祭祀的说法难以成立。日本人受佛教影响很深，对死者有特殊的观念。日本家庭中大多设有佛坛，纪念去世的父辈，甚至连上野动物园也为死去的动物修墓纪念。然而，日本人对死都并非不分界线。靖国神社最初便是明治政府为了祭祀为明治维新建功立业而死的人所修建的，而当时叛军死者的亡灵是被绝对排斥在外的。他们被单独收放在上野动物园附近很不起眼的永宽寺内，作为历史遗物保存。与气势庞大的靖国神社相比，那只不过是一个不大有人问津的小舍。现在日本将东条英机等大小战犯放置靖国神社供奉，从观念上讲，显然是将战犯列入为国牺牲的靖国神之列。这直接涉及如何评价、对待过去战争历史的问题。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国民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在相当多的日本人家庭中都有在战争中被抓去当兵而客死他乡者。他们父辈的亡灵有些也奠于靖国神社之中。作为遗属，他们希望国家的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以慰亡灵兼慰自己，。一些日本政客为争取更多选票，也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只有作了首相或外相之后才"为照顾亚洲各国的感情"而暂时停止参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