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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间谍 作者:[美] 戴维·卡恩
前言
情报,始终吸引着我的兴趣;德国军队,那个闪光夺目的典范,始终引诱着我的好奇心。把这两者连接在一起的,是德军的军事情报。一支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军队,怎样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中进行军事情报活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或许是有益的。德军装备精良,它的情报是否也首屈一指?德国人讲求效率,素负盛名,德军的情报活动是否同样富有效率?它的情报活动成果,是否和日耳曼人素来自负的学术成就那样实实在在?
这些都是我想调查研究的问题。我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此事,这方法在前人关于情报的著作中从未采用过。我的研究所包罗的不仅是间谍活动,而且有其他各种收集情报的方式。 (书名中的“间谍”一词是比喻用法,代表所有这些方式。)我的研究根据,不是其他作者关于情报的著作,而是原始材料。我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情报活动,而是要进而告诉人们,将军们是怎样利用这些情报,或者是怎样无视这些情报的。
非常有趣的是,这样的研究在德国方面只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前的普鲁士—德意志军队的文件,在一九四五年的一次空袭中毁掉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这样的研究,也是最合适的。虽然许多档案偶然或有意毁掉了,但大量材料仍然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的互相印证,使我相信它们准确地勾勒出了整个题目的轮廓,尽管有的细节难免遗漏,但我相信重大的事件并未漏掉。战后同盟国对战俘的审讯,专门历史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提供了大量的附加情报。况且,许多当事人仍然活着,可以找他们采访谈话,这样的谈话常常有文件作帮助。
人们常常问;文件是否找得到,被采访者是否可信?文件是找得到的。战后,美国人和英国人趁他们占有德国军方的、行政部门的,外交部的和党卫队的档案时,将这些文件统统用缩微法拍摄下来。这些缩微胶卷存放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抽屉里——实际上等于放在开放书架上,任何研究人员都可查阅。原始档案后来还给了德国的三个主要档案馆——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和波恩外交部政治档案馆。一般来说,学者们在这三个档案馆里是可以查阅原始档案的。至于采访谈话,我认为,当被采访的当事人说他持反纳粹的态度,说他如何救护犹太人,如何知道“霸王行动”①的登陆时间和地点,希特勒如何不听他的劝告而输掉了战争,当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是不可信的。但是我并没有用这些谈话作为这些事情的佐证,我只是把它们当作低级的事实性材料,或者用来点缀“色彩”,例如当事人当年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他是如何操起谍报这一行业的,一个典型工作日是怎么安排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认为捉供情况的当事人可以信赖。
在调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事情报的过程中,我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陆军方面。陆军的规模和它的成败的重要性,使其在军事情报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当然,所有其他部门的谍报活动,归根结底都是力求保证战场上的胜利,因为只有战场上的胜利才是决定性的。我的研究排除了若干方面,例如气象、制图、雷达。我之所以要排除,或者由于它们不牵涉敌人的情报,或者由于太专业化,在别处已有阐述。同样,所有反谍报方面也一概删除了,例如共产党“红色管弦乐队”间谍网和反希特勒的抵抗组织,它们有时向同盟国提供情报。本书只研究进入德国的情报,而不研究从德国出来的情报。
所有这些调查研究结果如何?首先是收集到了大量素材,据我所知,这些素材从未见诸书报。这部作品描写了德国情报界的重要人物,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而且有帮助德国进行大西洋战役的默默无闻的密码破译员;不仅有格伦将军,而且有虽担任武装部队情报首脑但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人物。它详细叙述了空中侦察员如何在苏伊士运河上空飞行,拍回英国海军舰船集结的航空照片,在前线活动的间谍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获取有关对面敌军部队的情报。它描述了在提供情报时只投希特勒所好的武官,以及根据坦克下面取出的黄铜名牌就能推算出苏联坦克产量的统计学家。
它拍摄了一些特写镜头:格伦的情报处谄媚取宠的活动,文件伪造匠为特务伪造文件,谍报头子互相争权夺利,他们如何索取金钱酬劳在国外活动的间谍。它仔细研究了德国情报机构在战争的三个严重关头——进攻俄国、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诺曼底——所表现出的效率。它从许多方面比较了德国和同盟国的情报机构。
从比较普遍的意义上讲,我所研究的是希特勒的情报机构及其活动成果。或者,换句话说,我所研究的是整个德国收集情报的机构。以前似乎没有任何人做过这样的工作(在我完成了这项工作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去做)。
由于情报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作用,我的工作可能有些用处。为什么情报工作常常遭到歧视,这个问题使所有情报组织感到困惑不解。我在调查这个问题的时候,拥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可以把德国军队当作一个例子,因为在德国军队中,这个问题要比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更为严重。在对各种情报制度进行比较的时候,出现了一幅令人惊奇的鲜明对照:所谓富有效率的独裁体制和历来踉踉跄跄的民主体制,在效率方面究竟谁高谁低。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希望本书对政治科学有所贡献。
本书还希望对历史有所贡献。它试图解释为什么情报上升到了现代的重要地位。它力求回答为什么那位如此巧妙地驾驭过现实、后来成了欧洲主宰的人物,却怒气冲冲地把他办公桌上讨厌的情报文件一手扫掉。它调查了德国式的狂妄自大对德国情报所产生的影响,探寻了那种狂妄自大的根源。而且,由于第三帝国情报机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帝国社会的其他部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也发生过,因而情报界这个缩影可能有助于显现整个纳粹社会的面目。
最后,本书为军事情报捉供了一些理论,或许能使公众警惕毫无限制的情报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在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党的情报机构开始越俎代庖,掌管对外政策,结果往往产生了副作用。当今情报机构的许多人也会仿效这种做法。
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和写作的主要结果还是这本书。这本书对于喜欢有关谍报、纳粹德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的男女读者来说,可能具有吸引力。
写作这本书,面临着一个不寻常的问题:德国情报机构和德国枪炮的每一次胜利,正好是正义和自由的一次失败。
我不能以肯定的观点或颂扬的词句来赞美德国的这些业绩;我不能抱着道德胜利感来结束描写这些业绩的故事。倘若我是在写同盟国,我便会抱有这种胜利感。赞美之词每每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记得有些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可以加以使用,例如《失乐园》中的几句诗,就维妙维肖地形容了空中侦察的情景: 彼时撒旦,正沿冥夜这方的天墉而进,身挂在鸿蒙气里,半暗微明。
然而我不能以这样的颂歌来美化纳粹德国的恶棍及其元凶。即使把希特勒比作撒旦,不也就意味着他曾经是一个天使吗?因此,我割舍了可为一个篇章的结尾添姿增彩的褒扬颂美之词,代之以低调的平铺直叙的散文词句。
同样,阅读这本书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许多情报活动是异常体面的。它们只不过是来来往往地传送纸片。可是读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希特勒的德国,这些活动是在双重恐怖背景下进行的。一个背景是战争本身,战争的现实,虽说有威武雄壮的军事检阅、铮铮闪亮的勋章奖牌、使人悦目赏心的电影镜头般的爆炸场面,但更多的是父亲和儿子在流血,在变瞎,在受冻,在挨饿,在死亡。另一个背景是纳粹主义,它的最终现实,不是见之于高速公路,而是见之于毒气室里被屠杀的无数良民百姓。
因此,这本书的色彩不是姹紫嫣红,它的声音不是喇叭的鸣奏,它的形象也不是光耀夺目。这本书的色彩是暗淡的,是纳粹党的色彩,是污泥的色彩。它的声音,是人的肢体被炸断时发出的惨叫,是党卫队的机枪先朝着母亲,后朝着她们的孩子扫射时孩子发出的哭喊。它的形象,是从死者脚上拔下的鞋子堆成的小山,是那瘦骨嶙峋、呆若木鸡的俄国战俘,是戴着黄五星的小男孩在举着他的双手。在一本描写德国情报活动的书中,这些情景不大突出,但它们是绝不会被忘记的。
许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常常只是充当我的意见的共鸣板。有些人特别热情,我愿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首先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及其同事,两年中,他们盛情接受我为高级研究员,使我在与给人以启迪的各界学者的多次谈话中获益非浅。尤其是德国问题讨论会主持人安东尼·J·尼科尔斯,他不仅为我联络了友谊,而且给了我启发。当时的图书馆管理员安妮·艾布莱,允许我在她那儿进行研究,查阅当时还未编目的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土收集的作品。
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H·R·特雷弗一罗珀,自始至终指导这部作品的论文答辩,使它非常成功地被接受为哲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我对他的鼓励深表感谢。
现任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齐切利讲座教授迈克尔,霍华德,加深了我在军事史许多方面的知识。尼古拉斯·雷诺同我就德国军队问题进行的无数次讨论中,同样扩大了我的知识面。蒂莫西·w·梅森开拓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德国历史中我连想也没有想过的那些方面的内容。
拉迪斯拉斯·法拉戈诚恳地把有关谍报局不来梅前哨站在英国和美国间谍活动的档案的珍贵缩微胶卷借给我。戴维·欧文向我介绍了许多的珍贵资料,不是他,我绝不会看到这些东西。
我在弗赖堡军事档案馆的一年研究期间,该馆工作人员不仅向我提供了大量文件,速度常常很快,而且为我带来了友谊。我的顾问赫尔穆特·福威克特别热情。提供帮助的还有弗里德里克—克里斯琴·斯塔尔,格尔德·桑德霍弗,艾尔弗雷德·博特拉,汉斯约瑟夫·梅尔雷弗,马丁·齐格尔,伍尔夫·诺克,埃里克·克罗克,罗伯特·莫泽和奥斯瓦尔德·宾格。
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罗伯特·沃尔夫档案室总是效率卓著。帮助它和我的是约翰·门德尔松、乔治·瓦格纳、约翰·泰勒和蒂莫西·南尼格。在保存军事史料的军队中心,莫里斯·马特洛夫、查尔斯·麦克唐纳、德特马·芬克和汉纳·蔡德利克总是有求必应地供给我资料。
当我在柏林文件中心进行研究的时候,沃纳·皮克斯和已故的理查德·鲍尔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研究前谍报局成员的工作小组里的弗朗兹·索伊伯特慷慨地为我提供了许多人的住址。前军人和文职人员中,无论是情报界还是非情报界的,有许多人答复了我的信件,并且同意我进行采访,其中我要特别感谢格哈特·马茨基将军、瓦尔特·瓦尔利蒙特将军和海因茨·博纳茨上校。格尔德·布朗施博士给了我许多独到的见解。
如果没有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资料,这本书将大为逊色。
同样,如果没有该图书馆弗里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图书室(我曾在该室作过研究)的友好态度,我也将困难得多。我满怀感激铭记着我的笔友的支持,他们是:罗伯特·A·卡罗,苏珊·布朗米勒,约瑟夫·P·拉希,南希·米尔福德,劳伦斯·拉德,戴维·洛,沃尔德马·汉森,鲁思·格罗斯等等。
我常常感谢我的打字员埃德加·斯特彻魔术般地把简直难以辨认的草稿,打成清楚、整洁甚至漂亮的打字稿。
我感激所有这些人。我对我妻子苏珊的感激之情,更是三言两语难以表达,她一直和德国将军们以及布满灰尘的文件打交道,自从我们结婚以后,她在情报方面给我出了许许多多的好主意。
戴维·卡恩一九七七年九月于纽约大内克
注:①‘霸王行动”是盟国军队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的作战行动的代号。——译者。
1.德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高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点钟左右,1230号潜艇的螺旋桨开始转动了。潜艇从黑压压的大西洋海底慢慢地爬了起来,附近就是美国缅因州的海岸。潜艇还没有冒出水面,就不再往上浮了,而是朝北驶向美洲大陆,也就是它这趟秘密使命的目的地。
海面越来越黑,风在呼啸海在吼。气温一直停留在摄氏二十一、二度左右。几小时之后,潜艇艇长、二十七岁的汉斯·希尔比希中尉,从潜望镜里看见了灯塔射出的大片光芒。虽然是在战时,这些灯塔仍然在导航。它们指引着希尔比希把潜艇驶进五英里宽的弗伦奇曼湾口,弗伦奇曼湾是一个深水海湾,海湾的两岸距离十英里宽。借着晨曦,希尔比希驾驶着潜艇,向着湾口的蛋岩前面的红色罐形浮标航道驶去。潜艇的左岸,荒山岛上群峰突兀;潜艇的右岸,大陆的山峦朦胧可见。1230号潜艇一直躲在潜望镜深度上,从巴尔港的海军巡逻基地和对岸冬港的海军预备队的小型基地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过去。虽然上涨的海潮在推波助澜,希尔比希仍然以每小时一至二海里的速度航行着,一路经过蛋岩、铁封岛、波卡宾群岛、霍普岛和黄岛。大部分航道水很深,超过二百英尺,只是在一个危险的地方,暗礁离水面只有五十四英尺。当他绕过湾口一连串岛屿中最后一个岛屿的时候,他把潜艇调头面向西北,以便靠近内湾的中心,然后他让潜艇沉到湾底的污泥里,等着天黑。
潜艇里冷得结冰。为了省电,希尔比希关了暖气。四周静悄悄的,官兵默不作声,只有在下达命令的时候,他们才讲话,然后又尽量保持寂静。虽然潜艇周围都是敌人的土地,艇上却洋溢着自信的气氛。水手们吃苦耐劳,训练有素,希尔比希觉得他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相当仔细,保证不会出问题。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三。黄昏的时候,趁着天尚未黑,希尔比希让潜艇浮到潜望镜深度,向位于海湾上方、伸出到海里的克雷布特里尼克半岛靠近了几英里。然后他又把潜艇沉到湾底。 潜艇里,有两个人在悄悄地忙碌着。他们脱下七个星期来未曾离身的潜水艇制服,换上便衣。他们从一个扁皮包里的六万美元中取出八千美元。这些美元是用棕色的纸一捆捆地包着的。他们把取出的钱平分后,各自把厚厚的一叠钞票塞在钱包里。然后检查好航空手提箱里的东西。他们讲的是英语。一个是地道的美国腔,另一个带有德国口音。他们有一个十磅重的包裹,里面有一台从大西洋一路带来的显微镜,带不带这个包裹呢?他们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还是留下。
大约晚上十点钟之后,希尔比希再次开动发动机,让1230号潜艇升上来,直到它的闪光发亮的驾驶指挥塔恰好冒出水面为止。这时正下着雪。潜艇大部分淹没在水里,向着克雷布特里尼克半岛西侧的人海口悄悄地驶去。水越来越浅了——八十七英尺,六十七英尺,四十一英尺。在离岸五百码左右,离佩克角码头也不太远的地方,潜艇终于停了下来,然后调头面向南方,准备好随时迅速逃走。海浪拍打着潜艇。几个水手爬出艇舱,准备好了一只带桨的橡皮艇,橡皮艇上栓一根小绳,可以用这根小绳把橡皮艇拉回到潜艇。
他们把上面那两个人的手提箱和扁皮包放进橡皮艇。
这时候,两个人爬出了潜艇,他们光着脑袋,穿着轻便大衣。讲美国话的那个人,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一百五十磅,褐色的头发和眼睛。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威廉·c·考德威尔,但他真正的名字是威廉·c·科尔波,二十六年前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尼安蒂克。另一个人在和潜艇上的水手讲话时,用的是他的本国语德语。他的真实名字是弗里克·吉姆佩尔。他的假证件上的名字是爱德华·G·格林。他身高六英尺一英寸,比较胖,体重一百七十七磅,蓝眼睛,白净皮肤,他三十四岁,到三月二十五日,就比科尔波大八岁了。
水手们在放橡皮艇的时候解开了小绳,两个水手爬进橡皮艇,要把两人送上岸后再把它划回到潜艇。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同希尔比希以及艇上其他的人握手低声告别,然后爬进橡皮艇。两个水手用桨把橡皮艇撑离潜艇。这四个人在黑黝黝的波浪翻腾的水面上划着。前面海岸上一片树林,毫无生气。不一会儿,橡皮艇搁在鹅卵石的海滩上。这时候大约是晚上十一点钟,科尔波和吉姆佩尔跳上海滩,海浪打着他们的脚,风卷着雪花吹过他们的身边。一大片阴郁黑暗的敌国土地威吓着他们。但是,虽然有稀稀落落的几处灯光,却看不见任何别的生机,树林里看上去空荡荡的。两个水手把行李递给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后,也跳上岸去,以便日后向人吹嘘:他们也曾打到美国的土地上。他们唤过“嗨,希特勒!”然后向两人告别,迅速回到潜艇。
科尔波提手提箱,吉姆佩尔挟着皮包。他们转身走上海滩。转眼之间,两人淹没在雪花和树林之中了。第三帝国最高当局派遣的两名德国间谍,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秘密使命。
心急火燎地要执行这次使命的,是帝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此人以前是卖香槟酒的,狂妄自负,并不特别聪明,他最关心的是保护他在损害别的更有权力的帝国部长的基础上所得到的特权。这次派两个人去执行任务,是他想出来的主意,部分是为了加强他在对外宣传工作中的那部分权力。虽然这一工作主要由约瑟夫·戈培尔的人民宣传鼓动部负责,可是他也有某些发言权。德国电台的广播,千方百计地煽动在美国居住的一小部分爱尔兰人、波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的不满情绪。里宾特洛甫特别想测验一下他的宣传在一九四四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的效果。
说得更全面些,他想知道德国对美国的广播,有哪些做得对,有哪些做得不对,以便改进办法,加强效果。他认为这样的事情最好让间谍去做。
他脑子里最初闪出这个念头,是在一九四三年底。这是德国屡受挫折的一年。年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到惨败后不久,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场的一次集会上问听众:“你们想要一场总体战吗?”人们雷鸣般地吼着回答:“要!”
可是,虽然阿尔贝特·施佩尔①一年来全力以赴,对经济实行监督,军火生产确实有所改善,但是德国的军事形势仍然是每况愈下。她的轴心国伙伴意大利已经开小差,盟军正向意大利半岛挺进。她在东线发动的最后一场大进攻,在库尔斯克遭到了失败,现在红军就象一个榔头,狠狠地打击着德国军队,把他们赶回帝国边境。她的城市被炸成瓦砾废墟。
然而,第三帝国的领袖对于取得最后胜利并不担心。阿道夫·希特勒对一位来访的国务活动家说,他希望英国人和美国入在西线发动进攻,这样他就可以消灭他们。他对他的军民谈到古希腊人同波斯人、日耳曼人同亚细亚人作斗争的历史,他讲到要象腓特烈大帝那样坚持到底,直到敌人精疲力竭,举手投降为止。他讲到要在瓦砾废墟上建设光荣、崭新的城市,要制造出报仇雪恨的武器,他说,战争终将导致“德意志帝国取得最伟大的胜利。”
他的战土和国内的老百姓并非一直都那么乐观,前方来信沮丧地说,整团的人打得只剩下一个连,弹药极端缺乏。
在国内,人民啃萝》,因而议论纷纷,如:“我不是动不动就动摇,但现在东线的形势的确严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为德国能取得最后胜利。到处传播着冷嘲热讽的话。
“最短的笑话是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呢?”
“我们正在打胜仗。”
慑于党卫队和警察的淫威,人们不敢公开讲这些话。党卫队和警察都是由动辄训人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的。有一回,一个商人对他的一个熟人说,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称职:戈林是个酒鬼,戈培尔是个色鬼,阿道夫是个疯子,凯特尔(最高统帅部长官)象个老娘们。”结果这个商人被判一年徒刑。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期间,党卫队的统治扩大到德国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包括集中营——并且加紧了对这一切的控制。
党卫队保安处是纳粹党里特许的情报机关。保安处内设立了主管国内活动和国外活动的两个机构,后来这两个机构同政府的警察机构合并成党政合一的总机构,叫做德国保安总局。它的三司就是国内保安机构;四司是盖世太保,即秘密国家警察。保安处负责国外情报活动的机构是保安总局六司。它的首脑是瓦尔特·舍伦贝格,一个英俊的、脸上还带稚气的党卫队将军,他穿着镶银边的党卫队黑制服,显得很精神,虽然只有三十四岁,但他的智慧、他的眼光和他的忠诚,使他三年前就身膺此职。他不仅指挥在柏林的六司的总部,而且还指挥六司在帝国以及被德国征服的领土上各处设立的派遣机构,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后,他又管辖一个新的重要部门。这个部门就是最高统帅部谍报局负责国外活动的那个部分,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它是由几乎是传奇式的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领导的。在谍报局的一个成员叛逃到盟国之后,希特勒对这个机构的无能和腐败极为厌恶,下令将它合并到他的党所管辖的更加敢干、更可信赖的机构之中。卡纳里斯被撤职了;舍伦贝格从此控制了德国所有的谍报机构,包括军事谍报机构和政治谍报机构。
里宾特洛甫要求派间谍到美国收集政治情报的主张,就是向舍伦贝格提出来的。但是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没有这方面的人。前谍报局的几个特务有时用电台发回一些零星的军事情报。在南美,一个组织得很出色的间谍网提供了一些有关北美的技术情报。舍伦贝格早就打算派特务到美国去,但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和面临的困难使他迟疑不决。那次经历就是一九四二年谍报局在美国执行一项破坏任务遭到失败。卡纳里斯曾经派遣一艘潜艇,把八个人送到长岛东端附近的地方登陆。他们的任务是炸掉费城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工厂。…但是,几天之内,八个人全部被捕。这次失败使舍伦贝格望而却步了。 面临的困难是不容易招募新的间谍。党卫队少校特奥多尔·佩夫根博士很早就在物色这方面的人员。佩夫根个子相当高,脑袋却小得出奇。他是德国保安总局六司D处负责人,这个处指挥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德国间谍活动。佩夫根亲自找了十五到二十个从美国遣返回来的人谈了话,他是从国外的纳粹党组织那里得到他们的名字的。这些遣返回来的人有时向他们的祖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从纽约回来的两个人,一个土木工程师,一个隧道专家,透露了纽约城的供水系统中有哪些地方容易遭到破坏。其中一人答应画出暴露的高架渠和导水管的位置,说怀特普莱思斯附近的这些管道设施最容易被破坏。另一个遣返回来的人说,罗斯福总统最近要求国会拨款二百万美元,以便使亚拉巴马的一座弃之不用的氦气制造厂恢复生产和得到扩建;这个人认为,这件事可能同氦能用来制造产生核裂变的铀这一点有关。但是,这两个遣返回来的人在德国帮帮忙是乐意的,要他们回到美国却不愿意。
然而,最后总算找到了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几个人,其中包括科尔波和吉姆佩尔。他们多年来的经历使佩夫根看中了他们。
科尔波出生在康涅狄格州长岛海峡之滨的尼安蒂克,也是在那儿长大的。市民们说,他郁郁寡欢,沉默寡言,喜好孤独,常常独自在树林里漫步,或者埋头书本。到了十几岁,他就开始过清苦的日子。他的父亲也许是为了磨练他,送他到新泽西州汤姆斯河法拉格特海军上将军官学校学习。
同学们认为他是一个“好小伙子”, “是个脑子里有座空中楼阁的无名小绅土”, “几乎成天埋头学习”。毕业后他到波士顿附近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学习船舶工程,后来因考试不及格被勒令退学,这时他已经开始酗酒——虽然大学生联谊会的学友说他非常克制自己。
科尔波的外祖父母是德国人,就从这点出发,他很快就对第三帝国及其军队过份地崇拜起来。他贪婪地阅读报刊上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起闪电战消灭整个波兰的消息。一个月之后,他来到波士顿一家叫做霍夫布劳的德国小酒馆喝酒。在那儿,他同德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和一艘被扣留的德国油船船长聊了起来。第二天他参观了这艘叫做《保
莉妮·弗里德里希》号的油船。后来他就在这艘船上工作,漂洋过海,度日他乡。有时,他邀请水手们到尼安蒂克度周末。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波土顿德国领事馆的新闻稿和小册子。这个领事馆的总领事赫伯特·朔尔茨博士不惜一切为德国进行宣传。 一九四一年五月,朔尔茨要求已经当了美国海军预备队队员的科尔波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去当船员,并且把英国护航队活动的情报带回采。科尔波立即答应要他当间谍的要求。
他来到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很容易地在《雷诺兹》号货船上找到了工作。五月九日, 《雷诺兹》号启航驶往苏格兰,科尔波仔细观察护航队中有哪些巡逻艇,它们怎样护航。返航途中,他同样仔细地进行了观察,货船于七月底抵达波土顿。但他的间谍头子已经走了:在美国的所有德国领事馆全都关闭了。
他仍然想方设法帮助德国。他和瑞士的《安尼塔》号轮船签订了雇用合同,并乘这艘船来到南美。在同情德国的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跳下了轮船,请求德国使馆允许他去德国参军。但使馆官员说他们无法使他到达德国。
他灰心丧气,只好又当了几次水手。在去费城的一次航行中,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扣了起来,因为他没有把更改地址的情况通知征兵局。后来,他终于获准参加海军。但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服役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体面地退役了。退役的正式理由是“为了美军的利益”;实际理由是他对德国抱有同情心。说实在的,在一九四三年整整一年中,当他最初为一个手表制造商、后来又为一个饲养家禽的农场主工作的时候,他要到德国参军的计划仍然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着。一九四四年一月,正是里宾特洛甫要求舍伦贝格物色间谍的时候,他在一艘驶往葡萄牙的《格里普舍尔姆》号轮船上当船员。这一次,他按照规定把新地址通知了征兵局。但当他到达里斯本的时候,这份证件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他从那里跳船逃走了。
几天之后,他对里斯本的德国领事说,他是朔尔茨的朋友,渴望参加德国军队。那一天是星期一。到了星期五,当领事请示了柏林并获得批准后,科尔波用了一个假名,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务陪着他乘上了一列开往德国的火车。
在德占区的第一大站法国的比亚里茨,他同德国情报机关进行了第一次接触。党卫队的一位军官会见了他,问他为什么想参加德国军队。科尔波答道,他一直想参加德国军队、喜欢德国军队的军容纲纪。这位军官问他愿不愿意回美国。他问答说: “不!”这位军官于是把他托付给一位从美国遣返回来的人,这个人把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带到萨尔布吕肯。在那儿呆了两个星期之后,科尔波来到柏林。在比亚里茨会见过他的那位党卫队军官,把他安排在埃克斯策尔西奥尔饭店居住。他还把科尔波介绍给德国保安总局的一位党卫队上士。
舍伦贝格的部门对科尔波非常感兴趣。他可以成为到美国执行这趟使命的理想特务。他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这意味着他讲话不带外国口音,熟悉地理环境,他可能还有一些显要朋友。他具备的这些条件,不但被捕的风险较小,而且会有更多的机会提供有用的情报。但是,如果说因为科尔波是个美国人而更能当好间谍,那么也更担风险。他有可能是个双重间谍,被美国反间谍机关派来打入党卫队保安处负责国外情报活动机构的。因此,德国保安总局对他的调查、考验和监视,足足进行了三个月之久。
党卫队的那位上土三番五次地盘问他为什么离开美国,为什么想参加德国军队,战争结束后打算干什么,对德国政府和希特勒的看法如何等等。他几乎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只是偶尔让他外出一两小时。他从这个美国人的嘴里套取美国定量供应的情况,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的情况,以及美国人民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在幕后,舍伦贝格或许正同朔尔茨一起从《保莉妮·弗里德里希》号船员以及其他可能找到的人那里调查有关他的各种情况。
最后,党卫队少校奥托·斯科岑尼亲自找他谈话。斯科岑尼身躯高大,长着一副富有表情的、讨人喜欢的脸庞。他已经成了党卫队里传奇式的人物。一年前,舍伦贝格责成他在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内组织一个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新处——s处,负责处理各种特殊任务——例如化装渗透到敌人的防线里去——并且训练人员来执行这些任务以及六司的其他一些任务,他由于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一举扬名。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被撵下了台,关在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上一座漂亮的旅馆里。斯科岑尼和他的伞兵部队,乘着滑翔机和一架小飞机,降落在这个滑雪胜地上,他们的突然出现,使看管墨索里尼的宪兵警卫吓得惊慌失措,他们救出了这个感恩不尽的领袖,把他塞进小飞机一块飞走。喜出望外的元首授与斯科岑尼骑士十字勋章,褒奖他这次令人赞叹不已的成功。
斯科岑尼告诉科尔波,同意他在党卫队保安处服役。一九四四年六月底,这位美国青年进了海牙附近的间谍学校,斯科岑尼就在那所学校里任教。也就在那里,科尔波认识了他后来的同伙间谍埃里希·吉姆佩尔。
吉姆佩尔出生于梅泽堡,这是柏林西南一百英里远的一个说小也不算小的镇子。他中学毕业后,在大学里学的是高频技术,然后从事变压器的设计工作。一九三五年,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决定前往神秘的印加文化的故乡——遥遥万里而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秘鲁,在那儿的德国无线电器材公司工作。然而,按照希特勒恢复的义务兵役制的规定,吉姆佩尔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德国。他最后总算得到了地方军事当局的允许,但有一个条件;他到达利马后,必须到那里的德国公使馆报到。他照办了。公使馆的武官命令他留心观察到港的船员和货物。这个算不了什么的活动就是他后来比较正式的间谍生涯的开始。
一九四二年一月秘鲁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吉姆佩尔和其他德国人被扣留。通过美国进行的遣返工作已经开始,六月,他被送到得克萨斯的收留营,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被撇在秘鲁。在新泽西州的泽西城,他搭上中立国瑞典的《德罗特宁霍姆》号轮船,来到瑞典的哥德堡,一九四二年八月初,他从哥德堡到达德国。
根据遣返规定,他不能在德军服役。他在汉堡找到一个设计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工作。一九四三年七月的一次大空袭,引起一场大火,把这个古老的汉萨同盟港口烧个精光②,他的公司也被毁坏殆尽。他走投无路,只好来到柏林。德国外交部听说他会西班牙语,雇了他三四趟,让他担任往来柏林和马德里之间的信使,一次是让他把二十五万瑞土法郎交给在西班牙的德国人。另外几次,他想得到在西班牙坠毁的盟军飞机的速调管,但是一直没有碰上机会。他不当信使的时候,就在柏林工作,登记被遣返的德国人的名字,检查他们政治上是否可靠,并且帮助他们找工作等等。大约从一九四四年二月起,他开始翻译西班牙文报刊中有关航空方面的技术资料。由于他担任这样的情报工作,一九四四年夏天有人建议派他到国外去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
同科尔波的情况一样,这个建议来自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里一位负责人要求吉姆佩尔到葡萄牙、西班牙或者瑞典去搜集技术情报,尤其是吉姆佩尔擅长的无线电方面的技术情报。这位负责人说,舍伦贝格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德国没有得到足够的技术资料,送来的那些资料中的大部分,既来得晚,又不充分。德国眼前需要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够从图书馆里找到这些资料,以较快的速度将更多这方面的资料弄到德国。吉姆佩尔同意帮忙。于是他走访了六司。
德国保安总局的其他部门座落在柏林市中心普林茨——阿尔布雷希特大街八号。一提起这个地方,人们不觉毛骨悚然。六司却单独设在略靠西南的贝尔克大街和霍亨索伦达姆大道的拐角处。它的办公室都设在一座用砖和混凝土盖起来的曲线型的四层建筑物内。这座建筑物是一九三零年为犹太老人之家修建的,一九四一年,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把住在里面的人统统撵走,霸占了这所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对面是几畦蔬菜园。在建筑物里面,德国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大都穿便服,但也有许多穿灰色军装的军官出出进进。吉姆佩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经过一些挂着办公人员名字’牌子的房间,最后找到了佩夫根的办公室。
这位身材修长的党卫队军官,一开始就对吉姆佩尔说,这场战争越来越成为一场比赛技术的战争,谁能制造出更尖端的武器,谁就享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他的话题渐渐地转到一些中立国家和美国的政治形势方面,最后,他要求到过美国(虽然只是作为一个扣留人员),因而英语比以前讲得好的吉姆佩尔能够到那里从事政治间谍活动。吉姆佩尔极不愿意。佩夫根倍加劝导。他说,假若吉姆佩尔是位军人,他就不得不服从命令,但他知道他是一名遣返人员,因此不能强迫他。不过,他向吉姆佩尔申述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吉姆佩尔这个懂技术的人就会被俄国人带往苏联。吉姆佩尔在这种雄辩面前让步了,终于同意到美国去进行间谍活动,但捉出了一个条件:至少要接受一下间谍训练。他从德国保安总局六司那里拿了路费,几个星期之后,就坐上火车到海牙附近的间谍学校去了。
在火车站上,党卫队一名成员迎接吉姆佩尔,把他带到学校。这所学校叫做西部间谍学校,座落在海牙和斯赫维宁根之间的一座名叫佐尔格夫利特的庄园上。学校的房子是十七世纪的一位诗人盖的,后来无人居住。一位富商把它修整了一下,并在主要房屋旁边加盖了一些小屋子,挖了一口游泳池,筑了一道围墙。这所学校的许多教官,曾经和斯科岑尼一起参加过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他们到了学校,吉姆佩尔被带去见了由一位党卫队少校担任的学校校长。学校给他一间房,发给他训练时穿的衣服:工人穿的衬衣,裤子,大衣和皮靴。
就在这里,他和科尔波认识了。起初,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因为同所有的学生和教官一样,他们都是用的假名,科尔波的假名叫威廉·考德威尔。
学校禁止任何人在校外讲学校的情况。晚间,学生只有在一名教职员工的陪同下才能外出,陪同者随时可以检查他们的言行。他们不拿工资,花钱实报实销。训练分小组进行。科尔波小组有五至六人,吉姆佩尔小组连他在内共三人。在校学习的时间长短各不相同。吉姆佩尔来到学校时,有些学生已经在那里学习了三个月。但他自己只呆了四个星期,因为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掌握了所要掌握的技术知识,但科尔波在那里学习了八个星期。其他的学生中有两个南美人和一个冒充爱尔兰人的人,这个人常常替科尔波当翻译,因为科尔波的德语讲得不好。
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在体育训练方面花了许多时间。他们学开摩托车,练习射击,练习用右手和左手使用各式手枪以及德国和英国制造的各式冲锋枪。吉姆佩尔已经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科尔波却没有掌握,他练习每分钟收八十个字的收报技术。他学了两天的发报,但从未真正掌握这门技术。他和吉姆佩尔都学会了如何发现和摆脱盯梢。他们还上了纳粹的政治课。由于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六司中负责进行破坏的那个处,所以学校花了许多时间进行爆破训练,尽管他们两人将来的活动并不需要使用炸药,他们还是学会了使用两种可塑炸药。2 号可塑炸药粘在要炸毁的物体上,向各个方向爆炸。这种炸药常常用来炸毁火车铁轨;另一种炸药——808 ,容易在脆弱的地方爆炸,因此特别适用于炸毁砖石建筑。 德国保安总局决定,科尔波和吉姆佩尔应当作为一个小组被派到美国,他们给这个小组取了个名字:喜鹊行动。总局认为,二人同行要比单独行动好:两个人可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比较喜欢挑剔、也比较认真的吉姆佩尔,并不盲目地把科尔波当作他的伙伴。但是,当他听说科尔波渴望成为一位德国公民,当他看到他对德国的一片热忱,并且得知他母亲是德国人以后,就断定“他将是我的一个好伙伴”。
他希望科尔波在美国能够作他的前哨,而他自己准备收集和翻译情报。他似乎并非不好意思编造一些故事来树立他在这个年轻而又轻信的伙伴心目中的形象。他说,他曾经被派到慕尼黑去调查一个讲现政权坏话的伯爵夫人,他一句话,就把她枪毙了。他夸口说,他曾经使用炸药,冲进英国驻北非一个国家的领事馆里,偷走了一些文件。他还暗示:他在西班牙的时候,曾经和美国大使馆里好几个姑娘幽会,并且从她们那里弄到了作战情报。科尔波果然天真地相信了他的这些话。
吉姆佩尔学完了课程后,参加了毕业考试。考试题目是;查出海牙的德国警备部队司令的名字,部队的人数,以及其他各种详细情况,并用电台把这些情报发往柏林,自己还不能被人抓住。他通过了这次考试,然后回到柏林,过着每月花五百帝国马克的生活。
当他在柏林等待科尔波的时候,盟国的军队攻入了欧洲,而且——同希特勒所作的保证相反——拒绝从战场上后退。他同党卫队负责对外事务的一名上校,就分配给他的任务商谈了好几天。上校对吉姆佩尔说,如果美国知道德国和欧洲现在所发生的情况,将是饶有兴趣的事情。他多次提到希特勒的重要预言:如果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欧洲将变成共产主义的天下。因此,美国的真正利益所在,应当和德国携起手来消灭红军。如果美国不那么做,她很快就会卷入另一场战争——同苏联的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将会再次在被征服的一片废墟的德国领土上进行。这位纳粹分子说,美国和德国之间没有真正理由要打仗。德国从未真正把美国看作敌人,两国之间的战争,仅仅是因为德国的核潜艇和美国的驱逐舰发生了一些冲突而引起的。他说,最近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冲突。据悉美国从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起停止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坦克、飞机和其他物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是苏联要求美国撤走它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实际上,这两件事没有一件是真的)。上校似乎是想让吉姆佩尔同美国高级当局进行接触,向他们晓以这种利害关系,然后向德国报告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吉姆佩尔反对这个主意,他说,他不认识任何美国有势力、有地位的人。这次使命之中的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吉姆佩尔始终不确切知道这个人究竟想让他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