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也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前美国居民乔治·Ｗ·达奇也在湖滨楼从事监听工作，后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他抽调出来，派遣他乘潜艇去美国从事破坏活动，他到美国很快就被捕，审判后被处决。在国外呆过的德国人毕竟是少数，湖滨楼不得不另想办法解决人员问题。雇用外国人就是一个办法。达格马尔·盖斯勒的被录用则体现了另外一种办法。
商业美术家盖斯勒太太厌烦了为赫尔曼一戈林公司绘制生产图表的工作。她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湖滨楼的工作，听起来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在一次玩牌的时候，她同这个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见了面。盖斯勒太太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过国，对政治和外国事务不感兴趣，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她芳龄二十三，身材苗条，金发碧眼，同丈夫刚刚离婚。这位负责人答应在他的机构为她找一个工作，这个差事就是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准备湖滨楼的简报。就这样，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雇用在湖滨楼的一个责任最重大的机构里工作。
正如有心的听众一样，湖滨楼熟悉外国广播节目的时间，它分配监听者收听主要电台的广播。它总是力不从心，满足不了各方面对它的要求。当戈培尔要求提供有关莫斯科用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和爱沙尼亚文进行广播的报告材料的时候，湖滨楼说它可以提供这些报告，但不得不放弃收听另外八种广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调拨，让各个监听者收听即将开始的广播。监听者常常两人一起坐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各人收听自己的收音机。他们收听实况广播，还将它们录下来。遇到重要广播，监听者逐字逐句将它翻译出来，或者由他口授，让一位打字员把大意打下来。遇到紧急情报，就用电话报告情报分发中心。湖滨楼估计，一个监听者，假若在两则广播之间还有时间进行口授，而又不至于耽误新闻的时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期间，就可以报告六条广播的收听情况。
达格马尔·盖斯勒在这座相当破旧的旅馆的二楼工作，这一楼有三间互相连接的房间，从窗口可以凭眺湖光景色。
两样东西使人们回忆起它们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乐椅，盖斯勒总是雍容风雅地斜躺在上面；一个反向信号器，有了它，楼底下的监听者可以传唤情报分析人员到某种语文监听小组去看紧急情报。她上午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接着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如此循环反复。她每天到达后，通常要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然后回到她的办公室，阅读上一班的监听记录。这能使她了解最新情况，免得把已经提供过的情报再递送上去。
有一个情报分析员和她同一个班次工作，万一两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个替手。两人的主要工作，是将一页页索然乏味的新闻广播、宣告和讲话的打印材料压缩成简报，送给里宾特洛甫。平均每天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将三份简报发给他的总部（总部通常和希特勒在东普鲁土的大本营呆在一起）。三至四页长的主要报告，早晨七点钟发出。稍短的报告下午三点和晚上七点发出。上述材料的文本还要送给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上面总是期望这些简报着重刊登正面消息。
如果有一则新闻断定： “德军兵力肯定没有枯竭，他们还有很多后备队没有投用，”这则新闻就要列在报告的头条。报告在递送之前，要经过达格马尔的顶头上司赫尔穆特·阿尔布雷希特这个曾经在美国居住过的纳粹分子的删改，他和其他地方的编辑一样，在删改的时候总要增添一些错误。这个单位的其他人，帮助情报分析员正确拚写盟军进攻的岛屿的名字，向他们介绍其他背景知识。整个报告组（盖斯勒太太小组的称呼）的负责人是马尔库斯·蒂姆勒博土，他是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经常向情报分析员讲一些鼓舞土气的话。
报告组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沉闷的夜晚。突然，信号器嗡嗡作响。意大利语监听小组在传唤他们。这就奇怪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盖斯勒太太和另一个情报分析员赶忙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那儿只有一位女监听员。她吓得脸色发青。
“墨索里尼辞职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两个情报分析员起初不相信这个消息；空中电波传播假消息，就像马厩牛棚里的苍蝇一样屡见不鲜。
“谁说的？”他们问。
“罗马，”女监听员答道。
两人怔住了——然后才恍然大悟。
“罗马！”他们惊叫了起来。慌忙跑回房间，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将这个消息报告里宾特洛甫，他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第一次抢在新闻机关的前头获得了重要消息，而通常总是新闻机关首先得到这些消息。
蒂姆勒小组提供湖滨楼压缩得最短的报告。只有偶尔用电话向重要官员报告的紧急情报才更简短。湖滨楼还出版每日文摘《电台镜报》（只有几页厚）以及《每周电台镜报》，专供并不需要看全面报道的政府机关阅读，同时也出版单项问题报告。但是它的基本出版物，却是截听到的所有重要广播的全译或摘译的文本。这就是旅馆后面湖滨楼自己的印刷厂每天出版的《电台截听报告：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在战争期间的大多数时候，这份刊物每天都有一千多页。它共分六个部分，而且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代表不同的来源：卷 标题 内容Ｉ 敌台， 第一部分 伦敦的英语广播（红色）。
Ⅱ 敌台， 第二部分 伦敦的广播以及其他敌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广播， 它们在第Ⅲ卷和第Ⅳ卷中没有出现过（红色）。
Ⅲ 敌台， 第三部分 俄国的广播（蓝色）。
Ⅳ 敌台， 第四部分 美国的广播（绿色）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
Ｖ 盟国和中立国的 意大利的广播（象牙色）， 西班电台 牙、 葡萄牙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以及其他国家的广播。
（白色） .Ⅵ 外文原文 外文广播的如实记录（颜色同工至Ⅵ卷的一样）。
每一卷有一英寸那么厚，按照电台、语种和广播时间的字母顺序来编排报告的次序。报告多半是新闻广播，包括像爱德华·Ｒ·默罗和查尔斯·科林伍德那样的电台新闻记者向他们国内的广播网播发的无线电话广播。
每天上午，卡车将湖滨楼的报告送到柏林各政府机关。
一九四一年底，湖滨楼每天发行八十八套《电台截听报告》。每日文摘和每周文摘发至四百三十家订户。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迈尔被提升为湖滨楼负责人。 （后来发现他在申请加入纳粹党时，隐瞒了他在一九三二年由于犯有欺诈行为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的历史。他被开除出党，撤消职务。 ）湖滨楼监听所成立时的成员、四十一岁的律师汉斯·维尔姆斯接替他领导湖滨楼，但他只工作了两年，后来得了精神崩溃症。阿尔布雷希特接替他。
在维尔姆斯就任的时候，希特勒减少了有资格收听这种毒害人的外国情报的监听员的人数。拿戈培尔的话说，这些情报是地地道道的“失败主义”的源泉。外交部原来可以领到二十八套完整的《电台截听报告》，二百零四份每日文摘，现在分别降为十八套和一百零七份。后来，戈培尔将发给政府各部门的全套报告的数目降为十三套，并且具体规定了发给哪些部门。但是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发行的数量又回升到五十套。收者包括海军总司令邓尼茨，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和日本大使馆。
一位订户总结说，同其他监听机构相比，湖滨楼的报告“没有德国新闻局的蓝皮报告（这家通讯社为可以信赖的官员提供的秘密报告）来得快，但比它全面；没有研究部的报告完整可靠，但也比它来得快。湖滨楼的报告是中不溜的，对于满足分析报刊的需要来说是很有用处的。”
许多机构进行这样的分析。每一机构根据它自己的利益阅读报刊。纳粹党的德国新闻中必有十五个人浏览二百份报纸和杂志，寻找“国内外报刊记者对党的工作的反应”。戈培尔和他的助手们废寝忘食地研究外国报刊，以便利用它们宣传中的弱点。无数研究机构、政府机关、专业协会和企业，从外国报刊中选取大量的经济情报。在外交部，施密特的新闻司第十组的十个选报人，剪呀，剪呀，不停地剪辑外国报纸。这些剪报都按国家和题目编入索引。拥有一百二十五位雇员的新闻司第十二组，向外交部认为需要这些情报的官员发送贴在专门表格上的这些剪报，以及《外国报刊报道》， 《政治情报特辑》， 《军事情报特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对外政策需要剪辑下来的。这些材料中，有些是每天都向国内寄送报告的驻外使馆新闻处提供的，有些是新闻司第十组提供的，有些是湖滨楼提供的，大量的是由德国新闻局和其他通讯社提供的，这些通讯社向政府机构提供新闻消息，不是象美国那样通过“滴答滴答响”的电传打字机，而是通过发送油印活页材料。外交部官员有时来到新闻司，索取他们所需的情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六日，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询问新闻司是否从外国报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上发现过有关“利用铀进行爆炸”的情报，原来他的儿子卡尔是一位核物理学家，正在从事研制德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施密特提供了一些从瑞典发回的报告，但是说他还没有从美国那里找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军队的机构也利用报刊材料。驻外武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驻美国的武官伯蒂歇尔从美国报纸的报道中啜取了大量情报。在国内，卡纳里斯部门负责纳粹党国外组织的机构成立了一个外国报刊组，作为它所承担的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报告政治军事局势的职责的一部分。曾经当过记者的汉斯·冯·席尔勃兰特中校，在整个战争期间领导着报刊组的十五至二十名翻译和情报分析员。同外交部不一样，外交部处理比较广泛的问题，而他的报刊组强调速度。
每天上午送来三十或四十份报纸。席尔勃兰特将英文和法文报纸匆匆浏览一遍，将重要文章划上记号，然后交给组里的人翻译。其他报刊由各语种专家进行研究分析。席尔勃兰特还收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截收的情报。他将所有这些材料集中起来，让组员作出摘录，然后编成《外国报刊报道》。这份刊物出两版。较薄的一版只有两页，几乎是用电文体报告新闻，电头是新闻来源； “《世纪报》：几百架美国飞机星期一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飞行。”较厚的一版大约有十二页，将上述的简明新闻加以详细说明： “正在向西方列强提供飞机吗？葡萄牙报纸《世纪报》报道：一艘葡萄牙轮船上的乘客说，星期一早晨几百架美国飞机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飞行。”外国报刊组还提供下午版的最新消息。
有一次，席尔勃兰特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他奉命亲自向希特勒报告。一九四零年一月，两名德国军官携带着进攻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作战计划，乘坐飞机时在比利时失事了。他们是否烧掉了文件是一个大问题。最初报纸上的消息使德国人放心。比如， 《安特卫普日报》在飞机失事的第二天，在中间一版快到最下面的地方刊登一条简短报道，说这两名军官当即烧掉了带上飞机的文件。可是第二天，这家报纸在显著地位报道比利时政府抗议侵犯它的领空，在这条主要报道的附注里，该报对头一天的报道作了更正。两名军官确曾企图烧掉文件，但比利时士兵将文件抢了过去，因此文件只被轻微烧坏。
席尔勃兰特把这份报纸带到总理府，把报上所讲的告诉他的元首。希特勒问席尔勃兰特是否以为文件真的被烧掉。
希特勒叫人递过来一叠打字纸，他想点火把它们烧掉，但是纸并不着火。希特勒谢了谢席尔勃兰特，把他打发走了。第二天，希特勒发布了第一号基本命令；除了工作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知道更多的情报。这使第三帝国情报的传播受到了极大限制，也为战后许许多多的战犯声称不知道内情、以便开脱罪责提供了合理借口。进攻本身推迟了，即使到了五月终于发动进攻的时候，它的战术完全改变了模样。
席尔勃兰特通常只提供新闻，但有时候他附带提供重要文章的摘录。他对于邱吉尔要英国对意料中的入侵作好准备的那篇讲话就是这么做的。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的这篇讲演的激昂慷慨的结尾，给德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显然打算将这段话全部译成德文，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作了一些奇怪的删节和压缩；
德文译文 原文我们想勇敢地承担责任，以 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便英帝国存在一千年之后， 们的责任， 我们妥这样勇敢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最 地承担，以便在英帝国和它光辉的时刻。 的联邦存在一千年之后，人
们也可以说： “这是他们最
光辉的时刻。”
席尔勃兰特将上、下午版的《外国报刊报道》送给大约三十个军事机关，包括陆、海、空军三个总司令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但是希特勒限制报刊材料的发行也对这个刊物产生了影响：一九四二年以后，它只送给少数高级官员。
外国报刊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另一个机构密码处的工作互相重复的。密码处第四组（后来的第二组）在四个监听站监听外国广播，将监听结果压缩成五、六页书面材料。这些材料编成《监听消息》，每天分两版出版，一版是关于军事的，另一版是关于政治局势的，分别于上午八点和晚上十一点出版。同《外国报刊报道》一样，这份刊物也送给三十个机关，其中部分机关同时得到这两种刊物。两个刊物经常刊登同样的新闻。比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两个刊物都刊登了俄国官方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报道，密码处认为这个报道是俄国情报机关写的，外国报刊组则认为是苏联军方写的。因为《监听消息》完全依靠的是电台广播，所以它们比《外国报刊报道》的消息更新，报道面更广，而后者的单项报道比较全面、比较具体。
海军和空军都有集中的报刊和广播新闻报道的分析机构。陆军此类机构更加普遍。东线外军处三组Ｈ小组收听俄国广播；三组Ｄ小组阅读俄国报纸。每次大型战斗以后，这些报纸几乎都要点名嘉奖立功的指挥员及其部队，这些名单便成了研究敌军战斗序列的专家们的意外收获。但是，毫无疑问从报刊分析中获益最大的是西线外军处。它从“疏忽大意的”美国报刊中可以挖掘情报。美国报刊上的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要鼓舞国内的民心和作战部队的土气。新闻检查官或记者本人多半已经把报道中的机密内容删掉。
《纽约时报》刊登的汉森·鲍德温关于伞兵训练的一篇报道，以及《华盛顿邮报》关于立体地图的一篇报道，未能使德国人得到真正的情报。
但是有些军事情报的细节透露出来了，例如关于五十英尺长的机械化登陆艇的细节，它有四名艇员，还有机枪手以及它的载重量的具体数字。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到一九四三年底，美军总人数将达八百二十万，这句话大概有助于西线外军处计算美国有多少个师。后来，英国广播提到护航运输队的到达，宣布蒙哥马利将军从地中海战区调回英国担任新职，以及一位美国官员关于增加登陆船只的生产的讲话——所有这些表明英国正在进行军事集结，准备登陆作战。
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也注意搜集外国报刊的情报，其结果有时候对它们的部队有间接帮助。同盟国报刊报道，英王乔治六世在视察卡西诺战场后，在一个加拿大军的司令部里进午餐，德国人正确地推断出这个军正在那条战线后方进行休整。当驻守意大利的第十四集团军的情报官从报刊上得知，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师已经到达，后来又从同一报刊上得知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访问过这个师的时候，他推断这个师很快就要投入战斗。
最贪婪地阅读外国报刊情报的人或许是希特勒本人。所有这些情报必须翻成德文，因为他不懂任何外文，当他想说外文的时候，也是乱说一气，别人无法听懂：有一次，希特勒象他惯常所说的那样，把美国（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一词的音发错了，变成了合众社（Ｕｎ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弄得他的一位懂英文的下级哭笑不得。
许多人向他提供他最喜爱的情报：大型画报，例如《生活》杂志。这些画报经常刊登盟军装备的大幅照片，有时候。
是在刊登骆驼牌香烟的彩色广告的地方刊登这些照片，希特勒喜欢看这些照片，并且喜欢发表评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施密特知道，每当他拿着一本《伦敦新闻画报》到希特勒那里去的时候，就准能引起希特勒的兴趣。希特勒通常站着把它翻看一遍，让人把图片说明翻译出来。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一次形势会议上，邓尼茨既投合了希特勒的这种兴趣，也迎合了他爱听敌人失败的消息的癖好，他拿出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一期的英国《图画邮报》，上面有一篇关于大西洋战斗的用图画加以说明的文章提到， “仓促建造的”自由轮“简直不能顶着风暴前进”。
另一方面，希特勒的一个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外国报刊消息，是通过一个单独的渠道向他提供的，这个渠道就是德国新闻首脑奥托·迪特里希。无论迪特里希是在柏林，在贝希特斯加登，还是在元首大本营里，这些报刊消息总是通过他非正式地建立的一个机构送给他先看。
一九三六年，迪特里希和希特勒一起出巡的时候，随身带着德国新闻局二十三岁的速记员海因茨·洛伦茨。洛伦茨的差事是记录德国新闻局用电话报告的新闻，把它打印出来交给元首。在战前，向元首提供材料的这个机构只是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活动，因为希特勒在首都的时候，有迪特里希向他提供材料。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材料数量的增加，迪特里希在柏林的时候也让洛伦茨和另外两三个人搜罗材料，然后送交给他。当他和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时候，洛伦茨通过电台和电传打字机向他提供情报。德国新闻局选择材料的根据是报纸上的一般看法和迪特里希想要的新闻：主要政治家的政治宣言、议会或国会的重要辩论以及严肃报刊的评论。迪特里希阅读这些材料，最后决定哪些应该送给希特勒。每天早上，他将这些材料送给希特勒的贴身男仆，男仆必须把它们放在元首的寝室外面，以便他一早醒来就可以看到它们。然而通常是在早饭后将新闻消息和报纸一块儿送给他。这些消息是原文的译文，不过有时候原文被删节。一天从早到晚，希特勒能够不断地读到最新消息。迪特里希不停地向那个贴身男仆送材料，男仆总是站在元首的附近，当元首要材料的时候就递过去，而元首是经常要看材料的。他经常每次阅读一百份。
这些新闻材料和画报为他提供了有趣味的、有时是重要的事实。但是他和他的下级一样，不能从这些报纸中得到关键的军事秘密或政治秘密。严格控制着自己的报刊的希特勒，承认战时报纸的报道是不全面的。
“比方说，如果在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英国的反对派的力量有多大，谁参加了这个反对派，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有一次他说道。“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读报纸后所了解到的那些东西。”
而且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过份依赖报刊的严重危险。有一天，他在形势会议上谈到意大利战线的时候，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说道： “英国人散布消息说，他们在这个地区作好了向我们这里进逼的各种必要准备。这显然是记者的胡说八道。”
12.窃听外交官谈话
在荷兰海岸，离大海两百码的地方，有一座改建的青年招待所，技术人员正在里面监听一批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活动的最耸人听闻的成就：窃听到了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和温斯顿·邱吉尔的无线电通话。为了防止窃听，两人的通话改变了频率，电子设备自动快速地将变频通话还原。秘密通话的录音翻译出来后，立即送给元首本人。
这些设备属于德国邮电部研究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邮电部研究所一直在为德国邮局研究保密通话方法，·因为德国邮局同多数欧洲国家邮局一样，管理着自己国家的电话系统。战争开始时，德国邮电部长断定还原敌人的变频通话将对德国有更大的帮助。他将二十九岁的技师库特·Ｅ·费特尔莱因，从变频通话研究小组调到还原变频通话研究小组。费特尔莱因觉得英国和大西洋彼岸美国之间的无线电话联系最有趣，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方面。
为了防止他人用短波接收机窃听这条线路上的通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英国邮局在发射时故意将声音弄得含混不清，在接收时用一种叫做Ａ—3 的电子装置将声音还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Ａ—3 装置，安装在纽约沃克街四十七号一间锁着的房子里，所有无线电话在发射到大西洋彼岸前，都要先经过这间房子。
德国邮电部也有Ａ—3 装置，同美国进行无线电话通讯，因此，费特尔莱因知道这种装置的操作原则。但是他不知道笼罩着美国秘密通话的变化。费特尔莱因和他的助手们，在柏林环行街德国邮电部棕褐色大楼里，利用示波器、摄谱仪、滤波器，耐心地分析在法国德占区波尔多附近窃听到的美国发射的通话。到了一九四零年底，他们分析出了Ａ—3 装置的秘密参数——次能带的宽度、分频点和每隔十二分钟变化三十六次的频率转换。
为了解开日常变频通话的奥秘，费特尔莱因打算制造一种装置，这种装置能使变频通话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把它们还原出来。这就要求要有一个极准确的时间标准，因为Ａ—3 装置在三十六次变动的变频周期中，每二十秒钟就变换频率一次，掌握准确的时间，是应付大量变频通话的唯一方法。
费特尔莱因在寻找设立截收站的地点的时候，发现荷兰海岸诺德魏克附近的接收效果最好。那儿既能接收英国发射机的地波，又能接收它发往美国的无线电波束的回波瓣。费特尔莱因接管了青年招待所，开始安装设备，这些设备足足摆满了两三个起居室；三四个单旁频带接收机、滤波器、调制器、转换器、磁带录音机和计时器。这些设备以一部石英晶体稳定计时器为计时标准，还原变频通话的功效非常接近于Ａ—3 装置，即使一整天没有通话，一旦通话重新开始，这些设备漏收的也只是一个音节的一小部分。
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费特尔莱因的单位——有时被称作研究站——已经开始截收和还原变频通话。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邮电部长威廉·奥内佐格，这个表面上和蔼可亲、持有四十二号纳粹党证的老头子，向希特勒报告了研究站在荷兰海岸的惊人之举，并且呈上一份截听材料样品。不久，费特尔莱因手下的十几个技术人员，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监听同盟国的通话。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变频通话，是由两个菱形天线截收到的，当即被安装的设备还原出来，而且录了音。每日的通话常常多达六十次，从来不少于三十次。五六个颇能胜任的翻译监听这些通话，把其中有情报价值的挑选出来。最初他们当场翻译出来，将翻译的德文用密码发往柏林。但是同盟国的变频措施，使通话的质量下降，加上无线电干扰和偶尔翻译得不准确，导致后来的通话就按英文原文发往柏林。由于奥内佐格同党卫队戈特洛布·贝格尔将军要好，通话就直接发往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再由舍伦贝格转报希特勒、外交部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研究站与元首大本营之间还有直通电话线。
这个活动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有一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技术人员改变了波段，迫使费特尔莱因作了一些重复分析。一九四三年，同盟国突击队缴获了海岸线上的部分德国雷达，德国人担心研究站也有可能遭到类似的袭击，于是，它迁到荷兰东南部城镇瓦尔肯斯沃德。在城镇北面尼尤韦·沃尔雷塞韦格和德黑兹拉这两条街交叉的林地里，德国为研究站修建了一个直角形砖石和钢筋水泥坚实掩体。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在由一英寸厚的钢门防护着的工作室里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做饭，在安有老虎窗的房间里睡觉，在有壁炉的起居室里休息。掩体四周围着篱笆，篱笆上安着带刺铁丝网。一九四四年秋天，研究站撤退到巴伐利亚。那儿离敌人的发射台太远，大大影响了接收效果。
截收的电话，多数是同盟国中级官员讨论一般性问题。
很多通话是请求增派部队、飞机和其他供应品。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五十分英国商务部三位官员之间的通话。这三位官员是同时在华盛顿出差的负责工业供应的赫伯特·陶特次官和负责商业关系与条约的约翰·斯特林次官，以及在伦敦的负责商业关系与条约的拉尔夫·诺埃尔次官。英文通话的部分内容如下（德国人用Ｂ表示英国，用Ａ表示美国，在美国讲话的显然是斯特林）；Ａ：是我，我之所以要和你通话，是因为美国方面不出一个月，就肯定地认为英帝国是以如下的方法来估计根据租借法案提出的援助要求的。英帝国的每个成员国向伦敦提供一份该成员国对它的全部要求所作的估计的清单， 然后伦敦说能不能提供那么多的东西……如果不能提供那么多，就根据租借法案提出补助要求。你听明白了吗？
Ｂ：听明白了。
Ａ：……我想请你证实一下事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久前的一天，我们给你拍了一封电报，关于提供补助的第917 号电报。你收到了吗？
Ｂ：是的，我收到了。
Ａ：你可以忘掉这件事。 Ａ：917.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桑德斯在我离开前给我一个条子，条子……讲的是物资委员会分配钢铁的办法。莱恩（？）在条子底下附了一句话，暗示不应把这张条子的事告诉另一方。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告诉，……
舍伦贝格在致外交部的说明信中，将此事夸张了一番。他说， “美国方面充满了怀疑和不满情绪，因为这些国家既要根据租借法案要求提供物资，却又不愿提供有关它们自己产量的情报资料。”但是，即使舍伦贝格夸大其词，弄虚作假，截收的情报很难说是非常重要的。
高级官员的通话也没有提供比这多得多的情报。研究站截收了同盟国许多高级官员的谈话，他们之中有邱吉尔、罗斯福、马克·克拉克将军，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
它窃听到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前往莫斯科担任驻苏大使这一新的职务，途径伦敦时与刚被任命主管对外经济事务的利奥·克劳利之间的通话。它收听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同当时正在华盛顿、刚被任命为他的外交国务大臣的理查德·劳讨论货币问题的谈话。但是这些窃听的收效甚微。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下午五点零五分，德国人窃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最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同邱吉尔的谈话。
（邱吉尔使用约翰·马丁的化名，但德国截听者听出了他是何人。）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一直在讨论意大利即将对德宣战的问题，霍普金斯与邱吉尔谈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但是没有透露肯定的线索：Ｂ：我是约翰。
Ａ；什么事？
Ｂ：你能给我一个有希望的答复吗？
Ａ： 可以。
Ｂ：好。
邱吉尔接着说某件事“可以敞开来谈，并且……”霍普金斯回答说， “是的，”邱吉尔又不得不重复好几次。接着ｓＡ：报告（或纪录）还未发出，但即将发出。
Ｂ：我明白了，好。
Ａ：好吧，再见。
Ｂ；再见。
透露情况最全面的，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邱吉尔同纽约一位官员的谈话。谈话译成德文后，送给了希特勒。里面有一句最有意思： “你们会加快作出最大的努力。”
这些谈话缺乏实质内容，可以肯定，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承认变频通话并不安全。大西洋线路的话务员经常提醒通话者注意这一点。通话者多半是在需要迅速得到某一个问题的答复，或者在需要作些讨论、但又不至于泄露任何机密的情况下迅速解决某个问题，或者在他们有时只是想听听对方的声音的时候，才不顾安全而进行通话。
尽管如此，邱吉尔和罗斯福并不总是象他们应有的那样谨慎。事实上，邱吉尔酷爱打电话，一天到晚动不动就拿起话筒叫罗斯福，而罗斯福也是言谈轻率，使德国人感到惊讶。和较低级的官员不同，罗斯福、邱吉尔和其他几位高级官员在打电话时，电话员并不提醒他们通话保不住秘密。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迹象：当没有这样的提醒时，就是一位重要人物在打电话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部分由于邱吉尔和罗斯福的重要身份，两人之间的一些通话所透露的情况，比截听到的其他通话所透露的情况更为重要。有一次通话暗指的是为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而进行军事集结，证明登陆的日期更临近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一次通话，使德国人推测出同盟国一直在同墨索里尼下台后的意大利新政府打交道。虽然这仅仅是推测，截收的这份情报更加坚定了德国人的决心；要尽快地把军队派到意大利，不让同盟国因为意大利反戈而占便宜。德国人的这个决心坚持了三天。
但是，这些结果充其量是勉强的旁证材料。最后，就连这样的材料也越来越少了。窃听同盟国高级官员的无线电通话的绝技，实际上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德国人并没有非同寻常地洞察出·同盟国的计划。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一捆截听材料上大失所望地批道那样： “一般来说，从这些材料中得不到多少东西。”
研究站只是德国通讯情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点不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时，德国从事这种活动的大型机构不下九个：1 ·研究站；2 ·赫尔曼·戈林领导的一个独立机构——研究部，从事窃听有线电话、截收无线电报、破译整个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密码情报；3 ·破译外交电报的外交部人事行政处；4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指导武装部队的密码工作，破译高级的军事和外交密码；5 ·陆军无线电情报机构，6.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7 ·海军无线电情报机构；8 ·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无线电观察站，破译外交电报，一九四三年解散；9 ·信件电报检查机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机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个原因是情报分工；陆军破译陆军的密码，海军破译海军的；信件电报检查需要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同于截听大西洋两岸之间的无线电话的机构。另一个原因是贪权：戈林、里宾特洛甫和陆军死死控制住各自的情报机构，其实这些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提供同样的情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特勒不愿只让一个情报机构控制他的情报，他总是宁愿不怕重复，也要几个最好是互相竞争的不同机构为他提供情报。这样的重复工作，使通讯情报同其他形式的情报，例如间谍情报比较起来，就更加廉价、更加不费力气，而且更及时、更可靠。
尽管这些机构互相竞争，有时免不了算旧帐，因而关系一直比较冷淡，但它们在技术问题上却合作得相当好。
这些机构中最大的机构，对德国的对外情报活动的贡献却最小。在德国和德占区，有时有二十多个信件电报检查站从事检查工作，雇用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信件电报检查站先由谍报局、后由德国保安总局领导。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检查站，专门启封检查德国和瑞士、德国和法国的德占区之间来往的信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该站有九十七个军官、一百二十个文职官员和二千五百八十个雇员，每天检查的信件达十二万至十五万封。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每天平均检查的信件下降到不足二万封。工作人员数目也下降了。
对大量信件电报进行检查，从中挑选出零零碎碎的情报。信件中包括经过德国的中立国信件，最初是抽查，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改为全部检查。每个检查站将它认为对以后有用的信件电报送给柏林的一个中心估评站，中心站将它们分为政治、军事和经济几大类，然后把它们转给有关机构。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心站告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经济情报处、卡纳里斯的对外情报处和海军情报机构：英国国防运输国务大臣接受了法国的《多里兹舰长》号轮船。中心站还报告了下述情况；葡萄牙向英国出口甜面包；美国并不缺水银，同盟国大麻供应面临严重困难。经济情报处说它从每天收到的两三百封信件电报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
战争爆发之后三天，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组召见三十九岁的约瑟夫·戈特洛布谈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特洛布只有十几岁，就在前线担任电报员，后来在电子公司和其他公司任职，担任出口谈判代表，在工作中掌握了技术专长，学会了外语，取得了对外国的第一手的了解。这样的多面手是不可多得的。党卫队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他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就在好几个纳粹党机构担任翻译和语言教官。
党卫队要他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站。他照办了。由于几个星期以后成立了德国保安总局，他的情报站成了德国保安总局Ａ组六小组，后来的登记名称是Ｆ组六小组、Ｆ组七小组、Ｆ组二小组，但始终称为无线电观察站。戈特洛布本人从党卫队中尉晋升为党卫队少校。
这个单位的核心是由一批奥地利密码破译员组成的。为首的是安德烈亚斯·菲格尔上校。他被称为奥地利密码员的鼻祖。菲格尔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创建了奥匈皇家和帝国陆军密码破译局，为该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又为内务部长做同样的工作。鼻祖的称号是由另一个奥地利密码破译员阿尔贝特·朗格尔博土替他取的。朗格尔在奥地利被并吞后加入了党卫队。最后戈特洛布的单位共有四十七名专家和助手，单位地点在柏林雅戈夫大街十八号。
他们的截听破译材料来自宣传部设在海牙的一个监听站。一九四二年，该站每天提供十页外国外交电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朗格尔在一九四一年前后离开了观察站，调去伪造英镑。无线电观察站在破译一些小国家的密码术方面仍然取得了部分成功，尤其是当一些截收材料难住了其他人，憋得他们只好退到后屋，抱着一壶浓咖啡大喝起来的时候，菲格尔接过截收材料，一举将它们破译出来。但是观察站没有取得令人难以忘却的破译成果，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瓦尔特·舍伦贝格不得不向其他机构乞求截收材料的破译结果。
此外，舍伦贝格不信任戈特洛布，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这些因素，加上戈特洛布不适合当领导，导致该站在一九四三年被解散。戈特洛布前往马德里；这些密码破译员由破译密码改为编造密码。
九个机构中最有钱、最机密、最纳粹化、最有影响势力的是戈林的研究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时，它有六千雇员，其中一半是纳粹党员，在柏林有专门的工作场所，数以百计的线路向那儿提供原始截收情报。但是它在一九三三年开始活动的时候只有五、六个人，在一个顶楼上工作。
研究部的创立者是戈特弗里德·沙佩尔，四十多岁，小个头，红头发，精力充沛，容易感情冲动。他早就想为德国建立一个如实反映情况的中心通讯情报机构。他最早有这个想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接替德国陆军无线电情报机构创立者路德维希·福伊特、担任参谋总部无线电台及其密码破译机构的负责人的时候。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鲁登道夫，建议在战后办这件事，但德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使这一计划破产。沙佩尔本人经常失业，所有的心思用于谋生糊口，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被国防部密码中心雇用。他不喜欢密码中心多管闲事、从事政治密码分析。希特勒上台后，他看到实现他的梦想的机会来到了。沙佩尔憎恨犹太人，一九二零年加入纳粹党，一九二三年暴动失败后脱党，但在一九三一年又重新入党。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同纳粹密码中心另外两个雇员一起，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认识的戈林提出了他的建议。 他本来希望将这个机构附属于总理府，因为总理府缺乏部级的专门机构，但希特勒担心有人垄断情报，打破了他的这个希望。戈林马上意识到这个建议对他自己有利，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答应了沙佩尔提出的条件：使这个机构独立于政府各部，隶属不是作为部长而是作为个人的戈林本人领导。戈林喜欢沙佩尔将这个机构取名为“研究部”的建议，因为“你们确实是研究真实情况”。沙佩尔唯一感到失望的，是戈林要他提名一位负责人：他不好意思提自己，只好提汉斯·席姆夫海军少校。席姆夫性情开朗，讨人喜欢，曾经担任海军密码机构驻谍报局的联络官和所有德国情报机构的中心联络官，同戈林是老相识。戈林接受了沙佩尔的提名，席姆夫于是立即退出海军，加入纳粹党。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研究部开始在戈林的空军大楼的顶楼上工作。到了七月，它吸引了大约二十个电报员、电话技师、密码破译员和情报分析员。它开始使用一个邮局无线电台监听无线电广播，它从国防部那儿把窃听有线电话的那一摊工作抢了过来，国防部至少从一九二五年就开始从事这项活动。到了一九三三年底，它不得不搬到一个前饭店里，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又搬到一组经过改建的住宅建筑物——席勒柱廊，这组房屋座落在席勒街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四号，但离街面有一段距离。以前的房屋变成了办公室，地下室里摆满了一排排电传打字电报机和充气管花彩。研究部一直呆在那儿，直到空袭摧毁了其中的许多建筑物，它又被迫向一些分散的地点作了一连串的搬迁。
研究部有六个处，到一九四一年，处升为局：一局，行政；二局，人事；三局，分发收到的请求信件和精选收到的报告；四局，密码破译；五局，情报估价；六局，技术设备研制和保管。研究部部长席姆夫在一九三五年因为一起恋爱事件自杀，继任人是克里斯托夫·冯·黑森亲王，他是戈林的一个老朋友的弟弟，基督教徒一个最老家族的成员。一九三九年他自愿服役，行政局局长沙佩尔担任代理部长。当克里斯托夫于一九四三年在意大利上空被击落后，沙佩尔终于实现了他的野心，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担任了研究部部长。
研究部的情报完全来自电讯。（短期冒险从事间谍活动，在遭到了可耻失败后，就没有作进一步的尝试了。 ）有些方面，比如新闻或外交无线电报，研究部尽可能多地收集，但在例如电话通话这样一些提供的情报的数量非常巨大的领域里，它只是挑选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的那些情报。有时这样的请求指名要有关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情报，于是研究部就监听这个人或这个组织的通话。有时这样的请求比较笼统，比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情报处要求提供与经济有关的政治军事情报。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窃听电话的情报时，需要得到戈林的批准。通常他在一天之内就批准了，在情报材料上写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Ｇ，”，有时候，他不批准提供这些材料，在材料上写上“不能提供”。研究部搜集情报的机构有一部分在柏林，但有许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以便获得较好的无线电接收效果，或者窃听地方上各组织之间的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