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部的电话窃听机构是它的Ａ号研究站。在战争中期，这样的研究站，在大德意志的城市有十五个，在德占区的城市也有十五个。仅在德国，他们就有一千个搭线窃听器，一半在柏林，一半在外地。电线把各邮局的电话线同这些研究站联结起来，多数研究站设在租借的房屋里，但有一部分就设在邮局建筑物里。在柏林，Ａ号研究站设在席勒街，在科隆，设在康斯坦丁街一号；在杜塞尔多夫，设在邮局大楼的第二层。在但泽，设在警察局的三层。在有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研究部干脆接管现成的监听机构，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就是如此。
每个Ａ号研究站有若干监听站，每个监听站负责窃听的搭线最多达二十条。当电话通过搭线时，电灯泡一闪，监听员（被称作Ｚ员）戴上耳机窃听，并把通话记录下来。如果通话太快，他就录音。如果通话用外文，或者他太忙，他可让另一个Ｚ员来监听。监听完毕，他将记录整理成Ｚ员报告，通常使用间接引语，但特别重要或有疑问的部分就用直接引语。这些报告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柏林的选报中心，选报中心再将报告送给合适的估价情报的单位。在晚上、星期日和假日，所有通话都被录下来，等工作人员上班时再放录音。
Ｂ号研究站是无线电接收站，归研究部租借的邮局所有，并由邮局管理。研究部最初只有一个Ｂ号研究站，设在贝利茨，后来数量增多，在德国国内有七个， 在国外有五个。它们集中截收三种无线电报：外交电报（只要能看得懂），新闻（美联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和其他通讯社的电讯），以及经济电报（通常按照具体命令截收）。他们在截收经济电报时，集中注意大型国际银行、军工企业、商船和订有大宗商业协定的企业发出的无线电报。
Ｃ号研究站的无线电截收站监听广播，例如重要政治家的讲话。在研究公开政策声明方面，速度特别要紧：有时候，一篇讲话尚未收完，情报分析员就已经开始对它进行研究了。
在柏林的一个建筑物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大房间，里面的五十台电传打字电报机日夜劈劈啪啪地截收电报。它们联结一些专线，包括经过德国的英国——印度电缆，把通过专线的每封电报都打了出来。后来在维也纳和某些电话监听机构内部也建立了类似的单位。截收电传打字电报的是Ｄｌ研究站，它们几乎全部自动化，需要的人最少。截收普通电报的Ｄ2 研究站的工作人员，需要懂多种语言，他们多半在当地电报局内截收电报，根据研究部总部提供的一份名单进行工作。仅仅柏林每天仔细检查的国内电报约有三万四千封，外国电报八千至九千封，几乎所有这些材料都是为了进行经济研究。
密码材料交给四局破译。四局的老手比研究部其他任何部门都多。四局局长格奥尔格·施罗德，这个巴不得解开使许多人在蒙特卡洛倾家荡产的数学疑谜的人，是沙佩尔的两个最老的同事之一。这个单位当然主要破译外交密码电报，其次是私人密码电报。它的二百四十名工作人员，在霍尔瑞斯型计算机的帮助下，破译出了他们经手的全部密码的四分之三，使他们——在战前——能够看懂经过柏林的外交电报当中的一半电报。在战争期间，他们每月破译大约三千份截收的电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破译的密码中有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高级外交密码，不过英国的绝密密码并没有破译出来。研究部并不比其他单位更能破译俄国的外交密码电报，但它曾经破译出乌拉尔以东各军工中心之间使用的一种俄国密码系统，研究部把这看作是一次最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密码系统被破译后，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所有这些来源提供的大量材料，源源不断送到三局一个大的整理情报的单位，这个单位选掉没有价值的情报，将剩下的情报送给五局的各个处，进行分析研究，并写成报告。
十一处（国际政治处）在它的活动高潮时每月收到：二千五百份经过破译的电报，四万二千份明文电报，一万一千份广播记录，一万四千份Ｚ员报告，一百五十份报纸以及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的电讯稿。十二处（经济处）每天收到大约十万份截收电报中的二万份。这几个处，加上十三处（国内政治处），每天向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提供大约一千条情报。他将这些情报压缩成六十至一百五十篇报告，其中有的是简短的单项截收材料，有的是几页长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力求客观，有疑问的地方都在括号里注明。在淡褐色纸上套套印紫色字体的报告用于对外发行，这些报告成了研究部的有名的褐色活页报告。褐色当然是纳粹党的颜色。 一”这些报告首先送给戈林，除了特别长的以外， 他都要看，包括有关他的笑话，这些笑话常常是很伤人的。然后送给要求提供情报的机构和其他可能用得上这些情报的单位。
但是这些情报的供给有时发生困难。戈林本人有时不让提供这些情报。在德国保安总局，舍伦贝格想以纳粹党对外情报头子的身份，用他的情报换取研究部的报告。可是他什么也不拿出来，而沙佩尔觉得舍伦贝格太年轻，野心太大，几乎也不向他提供情报。当戈林的机构向希特勒递交里宾特洛甫所没有见过的外事报告的时候，里宾特洛甫的心里是很火的。有时候，他将褐色活页报告上的材料重新打印在白纸上，盖上外交部的图章，表明是它提供的！褐色活页报告的运送受到严格的监督。研究部的信使将它们装在邮袋里锁好，送给政府各部，由研究部指名的官员签收。一个月后，材料送还研究部销毁。
这个大型机构收集的情报，有很大一部分是经济情报。
它截收的关于外国工业活动的情报，有助于空军；断更新有关未来轰炸目标工厂的档案。空军关于苏联四四七飞机工厂的档案中有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根据研究部的一份报告写的，而研究部的报告又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该工厂要求提供工厂预制构件的电话写成的。研究部的情报还有助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估计敌人的生产能力。
在研究部的所有情报产品中，经济报告大概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它们的趣味性或重要性比不上截收的外交情报，沙佩尔估计两者的这种比率是一比九。
在一九三八年的捷克危机中，当希特勒要霸占苏台德区的时候，研究部利用伦敦和布拉格的电话线经过德国来截收英国和捷克外交官的通话。它经常监听捷克驻伦敦大使扬·马萨里克同他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磋商的电话。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四分，当一九一八年以来最尖锐的国际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研究部窃听到两人之间的下述谈话：马萨里克；我在这里说过，为了和平，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作出各种努力。但我们绝对不能从我们的立场后退。
贝奈斯：我们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劝告对方注意身体：贝奈斯：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忙。
马萨里克：真没办法，你睡得还好吗？
贝奈斯：还好。
马萨里克： 要紧的是睡好觉，大便正常。
戈林把截收的这份情报交给柏林，显然试图散布同捷克人的不和，由于有些话似乎表明马萨里克正同执政党的反对派进行接触，马萨里克否认了这次谈话，但研究部同时监听到了英国特使的评论，评论暗示英国撤消了对捷克人的支持，将允许德国占领军事要地苏台德区。马萨里克对记者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全完了。”当希特勒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对捷克人嗤之以鼻，可心里乐滋滋的。由于他心中有这个底，便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逼着内维尔·张伯伦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以便实现“我们时代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要求举行的紧急谈判，使研究部有机会洞察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手腕。
它窃听柏林的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住宅和外国记者的电话。它窃听到英国大使同本国外交部的谈话，同法国大使的争论，以及他心急火燎地想同波兰大使进行接触。它还窃听到法国大使会见希特勒后对和平表示的悲观，以及他向他的总理表示的决战信心： “如果德国人发动进攻， 我是相信（法兰西）民族的力量的。”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窃听电话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了，破译的密码电报填补了空白。战争期间，破译的密码电报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然而，研究部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却是在和平的最后时刻最富有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的。
瑞典企业家和非职业外交官比耶·巴莱鲁斯，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德国与波兰、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当他正在戈林的乡间别墅卡琳宫同戈林会谈的时候，一个送信的人拿着一个红信封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红信封信件是通报紧急国家大事的。戈林拆开信，念了里面的一封被研究部破译的电报，这封电报是波兰政府在一两个小时前拍给它驻柏林的大使的。电报命令他不得进行任何实质性谈判。虽然戈林意识到表露这封信将毁了“一个实际而又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还是让巴莱鲁斯看了这封信，好让他转告英国大使，因为正如他所大骂的那样，这封信证明波兰人不讲信用，证明德国人的态度是正确的。这并没有影响希特勒的计划，反倒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论点。
研究部最重要的破译结果必须送给希特勒。因此，他看到了邱吉尔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向日本外相呼吁和平的信件，同一天，这封信也送到了应当接收这封信件的国家德目。他读到了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就伊朗、英国和苏联结盟的计划同伊朗首相进行讨论所写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看到了土耳其驻莫斯科使馆关于军事形势以及苏联的计划和所作的准备的报告。几个月之后，他还看到了研究部的秘密人士编写的、有关同盟国在中东的外交和军事形势的报告。
有时候，研究部提供了未来活动的线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收到了研究部的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证明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罗斯福正计划在某个地方会见斯大林。应当说这个情报仍然相当缺乏事实根据。这个报告或许是根据罗斯福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就举行这种会晤的可能性同邱吉尔和斯大林进行没有结果的通讯写出的。它或许使德国人更加警惕到三巨头会晤的可能性。有时候研究部清楚地看出了问题。 “我从研究部得到了有关邱吉尔访问华盛顿的目的的材料，”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戈培尔写道，当时会谈仍在进行。 “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出，邱吉尔的意图是要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进行斡旋。但是，即使研究部的强有力的通讯情报，也不可能窥探出同盟国的战略计划·虽然研究部在报忧时不费踌躇——比如，它告诉戈培尔，在俄国的外交使团对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接受它的情报的单位总是挑选它们愿意看到的使人高兴的情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同盟国军队在北非登陆后一个月，戈培尔写道： “我在阅读关于达尔朗事件的综合备忘录，里面从头描写了这个法国海军上将的变节行为。”但这不是事实。亲纳粹的达尔朗，只是在看准风向后改换了门庭。
因此，尽管研究部作了种种努力，尽管在编写褐色活页情报方面如此谨慎和客观，尽管这个机构受到了纳粹党的信任，当它的材料违反希特勒和纳粹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时，它就被忽视。负责估价情报的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说；“我觉得它们（褐色活页情报）确实有人读，但是它们并没有作出合适的结论。”
外交部也破译出了外交密码电报。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发现这些密码电报是非常有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我记得，我们是如何知道在柏林的某个国家的大使，表面上总是极力表示尊重和羡慕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实际上，他在向自己的政府报告时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更有甚者，他报告的情况不准确，在某些事情上故意歪曲事实。我们知道了他的报告的内容以后，就明白应该对他讲些什么，并据此确定我们的指示；这还有助于我们确定向德国驻他那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发出什么样的指示。我们也知道了在同他那个国家的外交部谈话时需要特别阐明或强调哪些论点。而且，如果事前知道一个外国代表得到了什么样的指示， 当他按照这些指示拜访我们的外交部时，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这自然是大有帮助的。
外交部是根据德国总理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签署停战协定后不到一个月发布的一项命令进行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负责人，是已经退役的通信兵上尉、三十二岁的库尔特·泽尔乔，同研究部部长沙佩尔一样，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接替福伊特担任参谋总部无线电台的负责人的。他是一个能干的组织家。一九三三年，他的单位大约有三十个文职工作人员；一九三六年，在外交部的一次改组之后，这个单位的名称是人事行政处Ｚ组（Ｚ或许表示机密和密码破译人员同该处其他人员的隔离）。
在战争中期，人事行政处Ｚ组雇用的工作人员最多，约有三百人，在柏林西南达勒姆区的一个花园公寓和附近的一个女子学校里工作。大约只有五十人是密码破译人员；其他人是办事员和支援工作人员。后者当中有一个由一位牧师领导的情报组。它根据无线电广播、外交部备忘录、同盟国的报纸和人事行政处自己收集的情报整理资料，当密码破译人员向他们提出问题，比如“星期四在ＰＯ——这个地方同——Ｎ这个人谈话的那个Ｗ——是个什么人”，它就可以提供答案。
人事行政处Ｚ组存在期间，破译出了三十四个国家的密码，虽然不是那些国家的全部密码。它们包括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梵蒂冈。最初它集中破译法国的密码电报，在一九四Ｏ年法国被打败时大约破译了一万五千份。后来破译法国密码电报的工作放松了，尽管法国及其在北非的领地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意大利密码电报的破译加快了速度。从开始计算时起到一九四Ｏ年十一月底，人事行政处Ｚ组虽然只破译出了大约六千七百份意大利密码电报，但在后来的十六个月中，它又破译了三千七百份——耐人寻味地标志着一个独裁者对另一个独裁者的不信任。美国密码电报的破译一直处于第十位的水平。奇怪的是，人事行政处Ｚ组破译的美国密码电报，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四个月比在这个事件之后的四个月耍多得多——五百四十份对一百二十九份。后面这个数字表明每天只破译一份，而美国国务院每天发出的电报肯定是大量的。
在破译数量上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在破译质量上显然比其他密码的破译质量要高），是人事行政处对土耳其密码电报的破译。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入侵俄国之后，截收的土耳其电报占了外交部呈送希特勒的人事行政处材料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土耳其人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这个强大而又危险的邻国，他们在莫斯科驻有第一流的外交官和武官，为他们提供了有关苏联所发生的事件的具体而又准确的报告。破译这些电报，就可以使德国人了解在这个敌对的国家里一个敏锐而比较不带偏见的观察站的观察。
土耳其人从俄国发回的、被德国人截收后送给希特勒的电报包括；关于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军事检阅中展出的作战装备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德军的进攻在莫斯科城前被制止之后不久，斯大林对前线形势感到满意的情况，斯大林艾登会谈的结果；苏联关于召开莫斯科会议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苏联在斯摩棱斯克周围发动进攻（实际上那场进攻己在展开）的计划；以及美国的坦克和飞机运抵俄国的情况。
一九四零年，人事行政处Ｚ组开始破译美国国务院的一种主要密码。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它能够全部破译当时正同北非的法国人进行微妙谈判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非拍发的电报，并把破译后的电报送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有一份电报的内容是，在法属北非担任指挥官的法国将军马克西姆·韦冈的一位助手，要求美国保证提供军事援助。德国人知道韦冈不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只有当他们握有维希政府一位人士所说的他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真凭实据”之后，他们才迫使维希政府撤了他的职。因此，人事行政处Ｚ组的破译结果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活动，为德国赢得了时间和有利条件。
一九四一年秋天，人事行政处Ｚ组破译了涉及到最高级国务活动家的两份美国电报，并把它们送给希特勒。在一份电报中，伊朗国王在一次特别会见中对美国驻伊朗大使说，他“对德国人不抱同情”。然而，希特勒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英国和苏联军队实际上占领了伊朗，使德国在那里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发挥作用。第二封电报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加急密码“私人电报”，罗斯福在这封电报中向斯大林保证： “将会找到办法来提供在各条战线上同希特勒进行战斗所需的物资和供应品。”十月八日，希特勒看到了他的主要敌人之间的这次通信之后两天，德国的新闻机构大概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利用这次通信掀起一场宣传攻势。它发表了这封“从可靠人士那里”获得的电报，借以揭露“美国总统把整个欧洲，因而也就是把整个欧洲文化和宗教信仰双手捧给布尔什维克的意图”。
这个事件无疑表明德国人破译了一种美国密码，但美国国务院并没有改变它的密码系统。因此，德国外交部人事行政处Ｚ组继续窥探美国的外交机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之后五天，人事行政处Ｚ组向他提供了一封罗斯福六天前拍给维希政府首脑亨利·贝当元帅的电报，这封电报谈的是大西洋海战。罗斯福敦促贝当亲自下令禁止法国船只从西半球法国殖民地的任何港口开出。第二天，当时担任代总理和法国海军部长的达尔朗同意下达这样的指示。但是罗斯福后来的一次尝试就没有这么成功。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警告贝当，如果贝当把强烈亲希特勒的皮埃尔·赖伐尔重新拉进政府，美国将“断绝现存的关系”。当华盛顿的某个人在这封加急电报上盖上“此电报用密码拍发，在无论向任何人拍发之前，应仔细将它译成密码”的印章之后四天，希特勒就读到了这封电报。这个威胁既没有吓唬住他，也没有吓唬住贝当，因为几个星期之后，赖伐尔当上了总理。美国撤回了大使，但没有断绝关系；最后反倒是维希政府在同盟国军队进攻北非之后同美国断绝了关系，赖伐尔还大大方方地告诉美国驻维希代办：美国“暂时还有使用密码的自由”。
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事行政处Ｚ组的破译数量下降了。虽然土耳其的电报仍在破译，从瑞典发出的详细报告苏军编制的那封电报就是一例，但美国人以所谓滑片式密码系统代替了原来的密码。人事行政处Ｚ组设法破译了这个系统，但花的时间太长，当密码破译出来以后，它已经过时了。当密码改变以后，人事行政处Ｚ组就完全傻眼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没有关系。因为纳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讨厌的情报。虽然人事行政处Ｚ组在送给元首的非常重要的电报上标上一个绿色的Ｆ，里宾特洛甫并不总是把坏消息送给他看的。即使是希特勒看过的截收电报，他也并不总是欣赏它们的。在一封详细介绍俄国农业状况的长长电报上，希特勒拦腰潦潦草草地批道： “这不可信。”正如人事行政处Ｚ组的一个密码破译人员后来哀诉的那样： “即使我们有一份最好的情报，别人也不把它当好情报看待。”
13.电子侦探
一个德国翻译猫着腰，全神贯注地收听着耳机里俄国人的谈话。谈话是从电话窃听小组的成员为了截听苏联战地电话谈话而在两个星期以前埋设的一根电话回线传出来的。
这是一九四二年初的一个冬日，在他的周围，德军更加紧紧地从四面八方咬住黑海主要港口塞瓦斯托波尔。但是俄国人坚韧顽强地守卫着他们的克里米亚堡垒。象一只能用爪子猛抓折磨它的人一样。他们向德军发动了一系列反攻。在过去一个星期里，这个翻译所在的部队第二十四步兵师。就遭到俄军许多次反攻的打击。
在这场阵地战中，电话窃听小组的主要职责，就是窃听敌人的将会暗示俄军意图的谈话。从而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电话窃听小组的成员在德军暂时停止了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的首次系统进攻，预料俄国人可能展开反攻的时候，于一月七日偷偷爬到俄军前线，埋了一根电话回线。这是所埋的三根电话回线当中的一根，它实际上没有和敌人的电话线连接上，而是接通地上的电话回路，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监听电话的阿伦特装置一样。因此，这根电话回线截听到的不是一条线路上清楚的谈话，而是大约二十个电话站串在一起的谈话声和嗡嗡的响声。在第一个星期里，它提供了关于敌军的装备、补给、补充兵员、命令、观察活动、土气、伤亡情况以及战斗措施等一般情报。它曾经两次使德军得以保全他们的侦察兵的性命，一次免受敌军的火力袭击，一次免受包围，因为它将俄军发现这些侦察兵的情报预先报告了德军。
一月十五日，俄军开始为期一周的一系列进攻，主要目的是夺取可以俯视德军后方的观察哨所，并且牵制和削弱德军。德军的这些电话窃听者提供了线索，帮助他们所属的那个师密切注视俄国人的动向。他们听到一个打电话的人问：“我从哪儿可以搞到一些杜松子酒？”还听到另一个人保证从机枪掩体里“扫射，拚命地扫射1 ”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俄军开始发动进攻。两军在主要堑壕沿线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有一个地方被俄军突破，但很快就把他们打退了。晌午之后，双方停战。步兵们在等待着，心中没有底，不知道这天的仗是打完了呢，还是俄军突然间就要向他们发射密集炮火，接着再次发动进攻。
下午四点，这位翻译听到俄军第二十一号指挥所呼叫各连连长收听电话。他刚开始的时候听不清楚，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听到第二十一号指挥所的指挥官清楚地喊道；“还剩四十五分钟。”
十分钟以后，一个俄国人在电话上问另一个人；“乌西纳！我们什么时候再次开始Ｙ”
回答说：“三十五分钟以后。”
这个翻译将这段谈话报告了师部情报官，后者正确地判断出敌人准备再次发动进攻。德军有了戒备。当俄军正在集结各连兵力的时候，第二十四步兵师和邻近的第五十步兵师的炮兵，以及军部直属炮兵部队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当他们最后成营地发起进攻的时候，只有少数主力部队才接近了德军的主阵地。步兵用轻武器将他们击退。俄军接连发动了几次配合得不协调的进攻，每次都被打退。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们终于放弃进攻，撤回原地，德军因此牢牢控制了主阵地。
第二天，第二十四师情报官宣布； “电话窃听侦察在一月二十一日敌人的进攻中再次取得了重大成果，为胜利击退这些进攻打下了基础。在防守中，电话窃听侦察可以发挥重要控制作用，这一作用得到了作战部队的普遍承认。”
同政界不一样，军方欢迎通讯情报。实际上，在战地，通讯情报是获取敌军情报的最重要渠道。
为了获取通讯情报，陆军、海军、空军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根据各自的需要建立了自己的通讯机构。其中最老的，从理论上说协调所有同类机构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瓦解了德军的通讯情报机构，把这些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抛到街头。为了保存这个有价值的工具，为了使人们就业，一位只有二十四岁、骨瘦如柴、开朗坦率的中尉，在同德国和来自俄国的共产党人作斗争的准军事组织——自由军——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情报机构。这个中尉就是埃里希·布申哈根。他从一九一五年起就担任电报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军总司令部负责通讯情报分析，还在意大利前线同奥地利人一起从事无线电情报工作。他所在的志愿人员情报分析所，是在一九一九年初开始工作的，这个所设在柏林腓特烈大街二零三号那栋房子的顶层。起初，它只是翻译从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无线电通讯中截收到的普通文字材料和电台广播。一九一九年春天，密码分析人员参加进来了，到了五月，这个机构开始提供密码分析结果，俄国的一种野战密码被部分破译就是一例。不久以后，防务部门接管了这个机构。陆军为了把收集情报的机构集中起来，作了一次值得称道的尝试，将这个机构附属于军队部三处（情报处）。它取名为密码中心，搬进了本德莱尔大街陆军总司令部。
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天，布申哈根离开的时候，密码中心的工作人员增加到三十二人。他的继任人都是一些军事行政管理人员，除了一两人之外，并不大懂通讯情报工作。长期的专职负责人是威廉·芬纳。他高高的个头，一副温文尔雅的教授气派。一八九一年，他出生于彼得斯贝格，在那儿上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俄语翻译和大本营几个参谋机构的情报官。后来，他在近东当了短时期的德国特务，被英国人抓获，关押了一年。凭着他同情报机关的联系，他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密码中心，第二年担任了密码分析组的负责人，是一个对工作胜任愉快的技术领导。他虽然富有组织天才，但还是过分强调了他的密码分析组的工作的重要性，从而损害了整个机构。他的一个下级认为，他之所以拒绝合作，是由于他的态度基本上是消极的。这个下级把他比作歌德笔下的“否定一切的魔鬼靡非斯特”，但也把他誉为德国密码分析人员的“灵魂和灵感”。
一九二八年，一位新任国防部长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将谍报局划归国防部，将所有情报机构交由谍报局集中领导。早就为国防部和陆军破译密码的密码中心，同谍报局一起从陆军总司令部搬到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谍报局二处。
同国防部没有工作联系的海军密码破译机构，只在谍报局建立了一个联络处。这种安排持续的时间不长，到了三十年代谍报局改组的时候，就把这两个联系统统取消了。密码中心虽然同谍报局保持独立，但仍然留在国防部。海军保留了它的密码破译机构。陆军则正在建立自己的通讯情报总部，因此，密码中心可以集中精力为国防部工作了。一九三八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接管了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武装部队通讯机构的一部分。快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已经扩编为密码处了。
密码处办公楼的大门在蒂尔皮特楚费尔大街八十号——武装部队在这条大街上占领的许多私人住宅当中的一家，这条大街毗连两岸树木成行的兰德韦尔运河，就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附近。这栋楼被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一次大空袭摧毁之后，密码处总部搬到波茨达默尔大街五十六号的一座半圆形现代化办公大楼里。这座大楼的名字引起了许多难听的笑话，因为它的德文名称Ｈａｕｓ ｄｅｓ Ｆｒｅｍｄｅｎｖｅｒ—ｋｅｈｒｓ，不仅可以当作旅游问讯处讲，也可以当作同外国人发生男女关系的房子讲。
密码处在柏林以外的地方设立了截收站。有的特别秘密，例如藏在马德里、塞维利亚和索非亚的私人住宅里的那些截收站。每一个这样的截收站里都有十几个工作人员；战争期间，在德国和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上纷纷建立了许多辅助截收站，但是主要的截收站设在柏林西南二十五英里的特罗伊恩布里岑，以及汉堡附近的佩格尼茨河畔劳夫镇。在这里，一座漂亮可爱的中世纪城镇外面，有一处被宽阔的田野环绕的山坡，山坡上面耸立着六个围成圆圈的无线电接收塔。总共一百五十个无线电人员坐在绿荫遮蔽的低矮房子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戴着耳机，收听指定国家的广播，这些国家是埃及、阿根廷、巴西、法国、意大利，梵蒂冈。瑞士，西班牙和美国。特罗伊恩布里岑监听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广播，并且帮助劳夫收听埃及、美国和瑞土的广播。
密码处极盛时期大约有三千名雇员，比战前计划动员的三百七十四名多百分之八百左右。多数在截收站工作，其他的人在总部工作。总部工作人员分为八个组。中心组负责行政管理，一组负责筹划指导，六组负责分析外国广播和电讯，七组负责材料的分发、归档，二组和三组合并为Ａ室，负责研究德国密码术，四组和五组负责密码破译。四组研究新的破译方法，五组由二十二个分管小组组成，真正破译外国密码的，还是这些分管不同国家的小组。四组和五组合并为Ｂ室，由芬纳领导。
芬纳不断设法扩大Ｂ室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开始使用ＨｏＬＬｅｒｉｔｈ密码机（一种穿孔卡分类机），使工作实现机械化。战争期间，他利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子零件制作出了特殊的机器，这种机器在分析电报中不规则的数字时，发出响亮的卡嗒卡嗒声。他让光线透过凿有小孔和画有密密麻麻的交叉阴影线的半透明方格纸；最亮和最暗的光点的位置所显示的数理关系，可以帮助破译超级密码。他请来数学家研究新的密码破译技术。拓扑学家沃尔夫冈·弗朗茨根据排列不规则的字母之间的距离，破译了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使用的一种密码。他破译的第一份电报，是告诉华盛顿伯尔尼没有香烟了，请他们再运来一批。
密码处所承担的任务，要求它破译“外国政府、武官和特务”的密码。军事密码电报看来是它的专门破译领域，但它除此以外还破译外交密码电报。这可以追溯到战前同外交部达成的一项协定。密码处破译外交密码电报是为了备战，外交部人事处破译它是为了获得当前情报。这项协定掩盖着两件事实。只有外交密码电报才能被大量截收，供密码处破译人员进行破译练习，其次是历届国防部长喜欢得到这些情报。战争期间，习惯势力、不想失去这块官僚主义地盘、以及希特勒不愿只看到一个情报渠道提供的情报，这三种因素使密码处不断破译出外交密码。鉴于优秀密码破译员极其少见，密码处象这样重复外交部人事处和研究部的工作，明显是整个德国情报工作中最浪费人力的一种活动。
密码处最大的成功是破译了美国武官使用的一种密码。
美国人称这种密码是“黑”密码，因为这种密码本的颜色是黑的。意大利人从美国驻罗马大使馆中偷走了一本，利用它破译密码电报，但他们没有送一本给他们的轴心国伙伴（虽然他们有时候提供破译的密码）。德国人经过分析自己破译了“黑”密码（反过来他们也没有将它送给意大利人）。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他们怀着特别的兴趣，用这种密码表破译美国驻开罗武官邦纳·费勒斯上校发出的密码电报。
当时，英国军队和隆美尔率领的德国军队，正在北非大沙漠上进行激烈的拉锯战。费勒斯上校作为英国迫切希望对它提供援助的国家的代表，能够知道英国作战计划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正如一位称职的武官应做的那样，他跑遍了各地，看到了一切——并且用长长的电报向陆军部作了详细汇报，以便它能吸取沙漠战的教训。
但是，当莫尔斯密码电波在空中传播的时候，在劳夫绿荫遮蔽的监听所里的一位德国监听员，以及为了保证这样有价值的电报丝毫不被漏掉，因而在另外一个截收站里被指定同时监听的一个监听员，正在收听它们，将它们译成文字，然后记录下来。截收的电报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柏林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密码处迅速将它们译成英文，再译成德文。为了安全起见，通常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将它们从柏林发往各个情报站，包括隆美尔司令部的情报官，这些情报在隆美尔司令部里是“很吃香的”。
这是有道理的。费勒斯的电报，为隆美尔提供了整个战争期间所有轴心国指挥官所能得到的有关敌军情况的图画中最全面、最清楚的一幅图画。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二月期间，当他在沙漠中撤回三百英里的时候，他从费勒斯的电报中得到了如下的情报：一月二十三日：从北非撤走二百七十架飞机和大量高射炮，增援远东的英军。 一月二十九日：英军装甲部队完全精疲力竭；仍然可以使用的装甲车辆的数目，损坏车辆的数目，现有车辆的数目以及所在地；前线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位置和战斗力。
二月一日：即将采取的突击队行动，英军各部队的战斗力；在二月中旬以前还不可能使用美国Ｍ—3 型坦克的消息。
二月六日； 第四印度师和第一装甲师的位置与战斗力；重述英军在阿克鲁马—比尔哈希姆防线固守的计划。
二月七日：英国部队在艾因贾扎拉—比尔哈希姆防线稳定下来。
五月，当隆美尔的装甲部队轰隆隆地前进、正在作出最大努力，以便征服埃及、直捣巴勒斯坦，同将从俄国挥Ｕ币南下的德国部队会师的时候，截收的电报告诉他英军原来准备在什么地方建立防线，以及他们后来改变计划的情况。
但是，如果没有燃料，即使最勇敢的将军也不能前进。
对他的生命线的最大威胁是马耳他。这个棘手的小岛，英国在地中海上位于西西里与北非之间的一座堡垒，成了英国舰船和飞机袭击他的供应船只的基地。轴心国打算日夜空袭马耳他，把它炸个稀巴烂，使它屈服；英国则要加强它的防务、使它武装起来。虽然德国人非常清楚这个小岛的重要性，当他们听到费勒斯在四月底发的一份报告的时候，却感到高兴。这份报告说，由于缺乏弹药，一半的高射炮不能发射，空袭使岛上居民死伤殆尽，如果德国继续进行空袭，护航运输船队又不能到达的话， “马耳他的陷落指日可待。”
一九四二年六月，英国决心进行大规模尝试，解救这个岛屿。他们计划同时从东面和西面将护航运输船队开往这个小岛。 （那年春天早些时候，罗韦尔空中侦察中队的西格弗里德·克内迈尔拍摄了集结在苏伊士运河的部分船‘只的照片。 ）为了消灭可能袭击这些船只的轴心国部队，英国轰炸了一个关键的海军基地，并且计划轰炸一些空军基地，组织突击队进行袭击。六月十一日，东面的那支护航运输船队驶出亚历山大港的那一天，费勒斯起草了他的第11119 号电报：六月十二日和六月十三日晚上，英国破坏小分队计划使用连续投掷炸弹、对轴心国的九个机场同时进行袭击。计划使用伞兵和远程沙漠巡逻队接近目标。
这种袭击办法极有可能摧毁敌人目标， 同可能取得的成果相比， 所冒的风险是较小的。如果袭击成功， 英国将准备立即动用全部皇家空军，支援陆军的协同进攻。
今天，英国正从叙利亚往利比亚大量调兵。
费勒斯：他把电文译成密码，让开罗埃及电报公司发往华盛顿。
六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劳夫截收站从空中截收了这份电报。
九点，一位密码破译员开始对它进行破译；十点，它被破译出来；十一点三十分，隆美尔收到这封破译的电报，他还有充足的时间通知他的机场作好戒备。
十三日晚上，果然不出所料，突击队的飞机从东面的北非轰鸣而来，另外一些突击队员在克里特附近下了潜艇。正在等候着的德国和意大利部队把他们消灭了。有些飞机被摧毁，但总的说来，英国的这次行动失败了。第二天，由于得·到及时警告而免遭摧毁的飞机，对护航运输船队疯狂轰炸，迫使它调头回窜。通往马耳他的海道仍然被封锁。隆美尔的燃料供应线依然畅通无阻。
两三个星期以后，德军几乎兵临亚历山大城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下令攻克该城。又过几天，希特勒在一次晚宴之后说： “新加坡丢了，只会使有钱阶级提心吊胆，亚历山大城丢了，将会激怒所有的英国人，（迫使他们）起来造邱吉尔的反。现在只希望美国驻开罗的武官，通过他那容易被破译的电报，继续乖乖地向我们报告英国的军事计划。”
但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多少已经听到轴心国破译了费勒斯电报的风声的美国人，用一种新密码代替了“黑”密码。密码处作出了种种努力，也没有把它破译出来。隆美尔失去了这个主要情报来源，又没有足够的补给，无法赶完到亚历山大城的最后六十英里的路程，只好转入防御。英国开始秘密地集结部队。隆美尔由于没有了原来的“吃香的情报”，对英军的集结一无所知，竟然跑回家休息去了。当他正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的上千门大炮向一个叫做阿拉曼的铁路枢纽站开火了。这是后来邱吉尔所说的标志着盟军命运转折点的一场进攻的开始。
这也是密码处的转折点。同盟国加强了密码保密措施，密码处破译的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电报也就越来越少。自从三十年代初期以来，密码处从未破译过苏联的任何高级密码。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它破译的情报——称作“ＶＮ”，由印在每页上端的两个大红字母而得名，这两个字母代表“Ｖｅｒｌ—ａｓｓｌｉｃｈｅ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 （可靠消息）——只是些区区琐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可靠消息》，可算是一个典型。它是六天前破译的美国国务院的一封电报。这封印有“机密”（最低的保密级别）字样的电报，只不过是一道旅行命令，它告诉美国驻突尼斯领事馆，该馆工作人员马塞尔·Ｅ·马利奇被任命为美国驻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经济事务参赞，并且具体指示如何付给他旅行费用。如同对待所有的《可靠消息》一样，密码处将它升级为“绝密”，命令这份情报的接受者看完后立即将它寄回。
虽然这封电报似乎不值得破译，其他电报却被证明比较有价值。墨西哥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告，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准备承认波兰临时政府。日本外务省将中国新内阁的情况通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然而这些破译结果几乎不可能对德国的战略方针产生影响。
凡尔赛条约只有一处提到情报机构。它开列的德国步兵师兵力表，允许通信兵建立截收情报的单位。德国陆军没有让这些人从事原来打算要做的低级工作，而是把他们分配到陆军的十二个大型无线电台。一九二五年，随着德国越来越不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陆军成立了六个专门截收站。每个截收站有三至四部接收机，大约二十个无线电人员昼夜二十四小时在那里工作。这些截收站的地方是固定的，难以截收外国机动的无线电情报，因此，一九二八年在边界附近架设了流动测向器，两年以后成立了流动截收班，后来发展到流动截收连。指导这一工作的，首先是密码中心，后来是陆军总司令部大约在一九三六年组织的一个新机构：中心截收站。 ’截收机构是通信兵的一部分，领导通信兵的是埃里希·费尔吉贝尔将军。战时他是参谋总长的下级；他同时负责武装部队通信兵，因而也是密码处的上级军官。费尔吉贝尔是前密码中心负责人，五十刚出头，离婚后又结了婚，戴一副眼镜，为人和气，是一位深受喜爱的军官，博得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高度赞扬； “目光远大，富有组织天才，精力充沛，是他那一行的著名领导人物……甚至能够满足最出乎意料和最困难的要求。”但是凯特尔又说，费尔吉贝尔喜欢对纳粹主义“乱加批评”。的确，费尔吉贝尔参与了一九四四年那一次谋杀希特勒的行动。炸弹爆炸以后，他犹豫不决，没有封锁元首大本营的通讯联系，致使阴谋破产，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密谋者也因此丢了性命。他在通信兵和密码处的职务都由艾尔贝特·普劳恩将军接替。普劳恩矮个头，和颜悦色，是一位极其能干的通信兵军官，曾经率领过一个步兵师，参谋长古德里安说他是：- 个，严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