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个人，尤其是费尔吉贝尔的主持下，德军通讯情报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显著的发展。它为情报组织如何为了响应情报接受单位的要求而得到发展，以及在满足它们的要求方面如何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集团军通讯情报工作在四个方面展开活动：设在措森的中心截收站，向措森和各集团军群提供情报的十个固定截收站，集团军所属的七个流动截收连，以及师内的截收排。但是，在波兰战役期间，通讯情报机构只取得了微小的成功。费尔吉贝尔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中心截收站离战场太远。但是，使通讯情报控制离前线近一些，意味着控制将会分散，而无线电侦察的种种教训告诉人们，高度集中对于取得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费尔吉贝尔作了妥协。他在截收部队中设立指挥官来处理已经准备好了要入侵法国的三个集团军群中每个集团军群的通讯情报工作。
在法国战役和俄国战役期间，这样的组织工作在上面几级是很奏效的。但战术效果仍然较差。因此，在一九四二年，费尔吉贝尔将这项工作集中起来。他将各师的截收排的人员调出来（每排只留一个班），集中组成近程通讯侦察连。每个集团军司令部分配这样一个连。每个连将其所属排分散到集团军的各个防区：两个排截收电报，两个排近程测向，五个排从电话或电报线路上截收情报。费尔吉贝尔重新定了合理的名称：集团军截收连叫做“远程通讯侦察连”，中心截收站叫做“通讯侦察中心站”，截收部队指挥官叫做“通讯侦察指挥官”。 ’每个集团军于是就有一个近程通讯侦察连，外加一个远程通讯侦察连，或者一个固定截收站。再度集中对改善情报截收工作带来了希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费尔吉贝尔将每个集团军的通讯侦察机构统一起来，组成一个通讯侦察营。现存的十七个通讯侦察营组成八个通讯侦察团，每个团由集团军群或战区司令部的通讯侦察指挥官领导。最后，在一九四四年初，唯一没有自己的通讯侦察机构的军一级，建立了只有十个人的小单位，分析估价师级和附近的近程通讯侦察连中各排提供的材料。
一九四四年秋天，普劳恩使所有这些组织工作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终结。他在最上层封了一个通讯侦察将军来协调各单位的工作，改善工作人员和设备的条件。富有魅力和广泛的文化兴趣、一度担任过密码中心负责人的弗里茨·伯特策尔将军，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这使通讯情报机构有了第六级，也是最后一级，从而完成了它的演变过程，变成一个很有系统的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组织卓有成效地为各个部队服务，为德军将领提供了有关敌人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在许多这样的通讯站中的许多军官，是怎样工作的呢？
一位年轻中尉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中尉尽管级别低，实际上却担任了通讯侦察二团——为中部集团军群服务的那个团——的团长。他就是弗里茨·内布，一个五短三粗、天性聪明的维也纳人，十几岁的时候就对破译密码感兴趣。他阅读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里他所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全部书籍，破译了朋友们为他编的密码。由于德军的一个草率的决定，他反而遇上了他最适合的一种工作。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和俄国战役的第一阶段，他在通讯机构中工作。在俄国战役初期，当他还是一三七通讯营的一名成员的时候，他在敌后二十英里的地方俘虏了一百三十名俄国人。
有一天，他的少校上级会见了一位老朋友——中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团上校团长，上校对少校讲了一些碰到的问题。少校回答说，他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在自己的通讯营内解决了上校所碰到的同样的问题。三天以后，内布来到了团部。团部的化名叫“东方海因里希”，设在斯摩棱斯克前俄国秘密警察所的一栋楼房的两层楼里。内布起初只是几名能干的情报分析人员之一，但是，当最先来的一名、接着又是另一名军官离开了、最后头头本人也被调走之后，内布实际上成了拥有四百名工作人员的“东方海因里希”的指挥官，每天向中部集团军群情报官鲁道夫—克里斯蒂安·巴龙·冯·格斯多夫上校递送报告。
内布在晚上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时候所属各连的最重要的报告已经送上来了。他浏览一遍，指示如何处理它们。从凌晨三点至五点，他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准备每日报告，他或者口授，或者只是综合所属各 ·连报告的修改稿。早晨五点至七点，这些报告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传给通讯侦察中心站和所属各集团军通讯侦察连。五份或六份送给他自己集团军群的情报官和其他军官。如果没有紧急问题，内布可以在早晨六点或六点半左右就寝，否则就在七点半。约摸晌午时分，他醒来一次，到军官食堂吃点东西，出一份只有四、五页最重要的新情报的所谓《报告清样》，然后准备下午参加集团军群情报官格斯多夫在他自己办公室里召开的形势讨论会。会议下午四点开始，有时持续三个小时。在会上，各专业侦察机构领导人提交他们的通讯侦察结果，并且进行比较。讨论常常是很有生气的。内布只好完全依靠自己来提供通讯情报，无法求助于任何其他情报来源。大约六点或六点半，有时是七点，他回到家里，随便吃点东西，然后抽空睡一会儿觉。
有时候，内布不去睡觉，而是去上课或者教课，因为他认识到，对他和上同一个班次的其他人来说，天一黑就想睡几个小时的觉是划不来的。他还为未来的密码分析员准备测验题目，在这段时间内，为了找到他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他对一千五百多人进行了测验。 他曾两次在睡梦中打电话报告情报，他醒来时记不清这件事，但别人告诉他了——他发现报告的情况是正确的，方才松了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在他的电话机上接上一台钢丝录音机。
通讯情报的产生，是从情报官布置任务开始的。有时候这只是要求提供笼统的情报，有时则要求提供具体的情报，，比如关于炮兵或装甲部队的情报。通讯侦察指挥官布置所属各单位获取他为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原材料。在西线，比较高级的通讯侦察指挥官马克西米利安·巴龙·冯·厄尔上校（说他“比较高级”，是因为他领导着两个通讯侦察团），干脆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英美部队的情报。盟军在法国登陆之前，他手下的第十二通讯侦察营，集中收听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同美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盟军在法国登陆之后，他让设在奥伊斯基申的第三固定截收站的十部接收机转收英国的无线电通讯。他让两个固定截收站分担收听英军无线电通讯的任务，一个是设在马利港的第二固定截收站，它专门收听四千五百至七千五百千赫的广播，另外尽可能地收听七千五百至一万千赫的广播；另一个是设在卢夫西恩的第十二截收站，专门收听三千至四千五百千赫、同时尽可能收听一百至三千千赫的广播。在每个截收站或通讯侦察连内部，指挥官可能把人员分成更细的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大约三十六台接收机当中的一台。监听员慢慢地上下调整频率，有时同时收听两个频率，直到听到发报为止。他通知测向队，如果他们告诉他，这家电台现在不向这个截收地区发报，他就继续寻找其他电台，如果正在向这个地区发报，他就继续收听。他留心发报机的语调和发报员的“指法”——发报员发报的习惯手法，和笔迹一样地清楚可辨。仅仅这些就往往可以辨别出是哪个发报员发的报，因此他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的调动——也就是他的部队的调动——是可以跟踪的。监听员在记录截收的情报的时候，还注意其他的细节，例如发射波长、发射台的呼号、接收台的呼号，以及密码识别组等等。
监听员戴着耳机坐在收报室里收报，截收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收报室送到分析中心。各级部队都有这样一个中心，规模同它的工作量和工作复杂程度相适应。分析中心分若干小组，分别进行通讯分析，测向分析，内容分析和最后分析ｊ原始材料往往透露很多情报。长波往往是军以上部队的情报，短波则是军、师两级的情报，超短波是装甲部队的情报。由于并不是每个单位拥有各种密码，因此密码识别组可以帮助弄清敌方的通讯网，并进而弄清敌方的指挥机构。
方向的测定起了补充作用。分布得很广的监听员，转动着他们的专用接收机的活动天线，直到听到敌台最清晰的发报。经过计算可以知道它在哪个方向。他们把这个方向报告给测向分析小组。后者在地图上标出几位监听员提供的方位。这些标线的交叉点就是敌台的位置。
然后，通讯分析员将使用某一频率的所有电台、被某一呼叫信号呼叫的所有电台，以及所有已知的各个电台的位置，全部列在卡片上。他们用图解法表示这些关系，看看出现什么样的格局。一部电台向很少互相通讯的其他许多电台拍发电报；测向队就可以证明这部电台是在遥远的后方。分析员们推断这部电台代表指挥着其他部队的上级指挥机构。
某条线路上通讯突然频繁起来，可能预示着一场进攻，或者是一次撤退，一次换防，或者只是一次训练，但几乎肯定预示着某件事情。分析员跟踪敌台的动向。他们的跟踪往往是非常准确的。有一次，俄国人将一个装甲集团军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把这个集团军的部分无线电人员留在原地，以便造成假象，似乎这个集团军仍然在原地。但是在行进中，一个随队的电报员由于疏忽而拍发了电报。德国人截收了他的发报，认出了他，从而得出结论，这支装甲部队正往南调，很可能是向斯大林格勒。
尽管从通讯格局中作出的这些推断很有价值，它们却很少象敌方电报的实际内容那样能够提供有关敌人的内部情况。许多这样的电报是没有译成密码的。的确，被截收的此类明文电讯，约占通讯情报的百分之九十五。有时候，它们透露了敌人的态度，使人感到震惊。在俄国，第十七装甲师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一千九百六十千赫的频率上收听到了一则谈话： 罗科特； 三十分钟以前，我的巡逻队从十月市巡逻回来报告，那儿没有任何人， 只发现我们自己的伤员。
托斯卡： 为什么向他们开火？你们这群狗杂种，叛徒。
罗科特：炮兵连长没有命令就开火了。
托斯卡：把他抓起来， 用他自己的手枪把他枪毙掉。
罗科特；是。
有时候，明文电报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情报。一九四三年五月，对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南安普敦附近的一次登陆演习所作的无线电侦察，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两栖作战战术。德国人获悉，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师，于黎明时分在十英里的正面展开登陆，以三个旅作第一梯队发起进攻。尽管遇到“敌人”的强烈反击，该师在下午五点到达了托顿一林伍德防线，完成了原定目标突入内地十二英里的三分之二的路程。最难得的是，截收的明文电报透露了敌人的真实意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意大利的第二十六装甲师，截收了一道布置轰炸任务的命令，命令明文点出的所要轰炸的村庄，是邻近的二七八步兵师师部所在地。第二十六装甲师发出了警告，二七八步兵师因而只受到轻微伤亡。在俄国发生的类似事件，导致一位通讯侦察指挥官在一九四三年年中宣布；“监听无线电广播（近程情报报道）产生了有价值的效果”。
窃听电话比截收无线电通讯所获得的情报要少，而且除了前线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谈话之外，很少能听到任何别的东西。德国军队从自己的堑壕爬到敌人的堑壕，或者把电话线直接接在敌人的电话线上，或者埋上电话回线，接收地线的回路电话，然后加以放大。
在俄国战役期间，第七十二步兵师的电话窃听队，深入到克里米亚，将电话线接在主要道路沿线固定电线杆上的电线上。在德军的一次进攻期间，窃听队通过这些接上的电话线，听到防守的俄军接到这样的命令；务必坚守某阵地，援军正在路上。谈话中还涉及到俄国大炮及其阵地的细节。所有这些使得德军能够迅速派出增援部队，夺取了那个阵地。
类似这样的明文电报的数量，几乎总要超过密码电报。
比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意大利的第七通讯侦察团团长，截收了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份明文电报，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三份密码电报。两者数量如此悬殊的原因，在于一个师的内部简短的电报特别多。越往上面，命令生效的时间越长，因而允许有更多的时间把电报译成密码，密码电报的数量自然就多，到最高一级，实际上所有的电报都是密码电报。它们显然比明文电报重要得多。为了弄明电报的内容，德国人需要对它们进行破译。随着敌人在战争期间加强了密码的保密措施，并且扩大密码电报的范围，德军的破译力量也相应有了发展。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心截收站只有很少的密码破译员——比如破译所有英国密码电报的只有五人。到了一九四二年，它发展到二百人，分成各地区国家组，以及类似霍尔瑞斯型计算机分报组和档案组那样的服务组。它不仅破译敌方高级指挥系统的密码电报，而且破译野战部队破译不了的密码电报，因为野战部队只破译敌方同级部队的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最初德国人在破译俄国密码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北部集团军的密码破译员在一九四四年说，被破译的电报中，“包含有战斗报告，有关集结地域和指挥所的陈述，关于伤亡和补充人员的报告，关于指挥系统和防备进攻的阵地的报告（比如一二二装甲旅二月十四日和二月十七日的电报）。”这些结果只是来自一小部分截收的电报。从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十三个月里，北部集团军截收了四万六千三百四十二份俄国密码电报。它破译了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份，或者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个集团军的通讯侦察指挥官解释了原因：“要想从同一通讯网里得到足够多的按照同样的密码译成的电报，从而能够破译出当前的密码系统，是极少可能的。”后来他又引出另外的理由： “……敌人使用的密码系统越来越复杂……将电文译成密码时更加细心……（避免同样的地址和署名，结尾和形式独特的名字与短语，如果必须用密码形式、并且用单个字母或单音节表示出来的话，那么或者把它们缩成密码，或者穿插在明文中）。”
换句话说，随着俄国密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保密措施越来越严格，德国密码破译的成功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北部集团军的密码破译者，从一九四三年的五月至八月，破译的电报总是占截收的全部密码电报的百分之三十四以上，而从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五月，尽管每月截收的密码电报的数量增加了，可是他们破译的电报从未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
这些破译的电报中，几乎从不包括最高级指挥系统的密码电报。对西方同盟国的密码电报来说也是如此。总之，德国人没有破译出敌方高级指挥网中拍发的密码电报。
密码破译员将他们的破译结果送给内容分析员，后者又把他们的结论送给最后分析员。最后分析员将这些结论和通讯分析员所作的结论合并在一起。这些分析常常能够得出宝贵的意见。第七通讯侦察营三连的密码分析员，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为第十一集团军提供过这样的宝贵意见：为了征服克里米亚，第十一集团军发动了大规模强攻，把那个半岛上的俄国部队分割开来了。它在半岛西部的塞瓦斯托波尔包围了一部分敌军；但它还没有消灭半岛东部的敌军，东部是细长的半岛，末端就是刻赤市。由克里米亚方面军指挥的半岛东部上的这些俄国部队，继续集结兵力，准备反攻。第七通讯侦察营第三截收连集中很大一部分力量来确定这些部队的组成，因为这将有助于德军知道他们自己需要多少部队才能击退俄国部队对他们后方发起的进攻。
这就是该连在三月十三日早晨七点十六分截收到一份电报时的形势。这份电报发给一个以前没有听说过、呼号是ＳＯＴＯ的电台，它是拍给“第四十四集团军通讯指挥官”
的。由于该连的记录证明：测向队测定ＳＯＴＯ电台是在刻赤附近发报的，因此该连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向第十一集团军情报官报告； “第四十四集团军肯定在刻赤半岛。”这使情报官对敌军情况又有新的了解。
虽然这一系列的假设似乎有可能导致经常性的错误，但不断的观察随时纠正了大胆的推理，并使推理结果越来越接近事实。第三截收连确定第四十四集团军就在刻赤半岛之后几天，它同样根据一份电报的地址，断定呼号是ＯＰＷＣＨ的电台是敌人第五十一集团军空军参谋机构的电台。但是第二天，它辨认出呼号是ＯＰＷＣＨ的电台所属的通讯网，实际上就是第四十四集团军的一个通讯网，这是“根据这个通讯网的结构、频率通知和监听员的陈述”得出的结论。因此ＯＰＷＣＨ是第四十四军团的一个电台，它接收这份电报，或许只是为了把它转发给第五十一集团军。
通过这些细致的而且常常是令人厌烦的活动，德国无线电情报机构为德国的战术情报和作战情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低级或中级情报，预告了敌人的进攻，提供了有关敌军战斗序列和敌军弱点的确切情报，既识破了无线电静寂，又识破了无线电诱骗。
比如在俄国，通讯侦察中心站每天发表一篇报告，列出通过通讯情报而被识别或得到证实的敌方所有部队的名单。一份典型的这样的报告，有十四页谈到了苏联的陆军部队，两页谈到了游击部队，两页谈到了空军部队。这份报告从南到北介绍了漫长的俄国战线，列出了一直到师一级的主要部队。
“第五近卫集团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测向队测定该集团军司令部在斯塔斯宗夫（波兰）东南地区。根据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七点三十分的一份电报，这个司令部正在转移驻地，”报告中有一条目这样写道。另一条目根据莫斯科嘉奖英雄部队的一则广播，列举出了二十个师及其师长的名字，这些师的位置及其所属部队。这份绝密报告印了三十七份，送给东线外军处。根据这份报告和其他一些情报材料，东线外军处就能掌握德军所对付的苏联部队的情况。
一九四四年在法国，通讯侦察部队高级指挥官在确定美军的战斗序列方面，同样达到了极高的准确性。从盟军进攻发起日至六月二十五日，通讯侦察部队确定了美国第一军团、四个军和十五个师（或者是这些师的部分部队）的位置。比如，它正确地列出了第八军所属的几个师：一零一空降师、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九十步兵师的部分部队。这些情报中很大一部分后来写进了西线总司令情报官的战斗序列报告中。临近一九四四年六月底的时候，一位名叫费里。康特罗尔的高级军官在诺曼底英国第二集团军所在地区使用的一部后勤密码被破译出来，使德国人掌握了为建立桥头堡而运抵那里的人员和装备的确切数字。比如，他们获悉，从七月一日下午六时算起的二十四小时内，同盟国卸下了四千三百七十一吨供应晶，一千二百三十二辆车辆，还有一千七百人的部队运抵该地。
更加具有直接价值的，是那些透露了敌军即将采取的措施的通讯侦察结果。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在诺曼底的德国通讯侦察部队证实了美国第十九军的到达，并于第二天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该地区将爆发一场大规模进攻。进攻果然发动了——但由于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而于当天就停止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六月十九日，通讯侦察部队截收了要求盟军空军部队至迟在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在卡昂的西面和西南面进行航空拍照的命令。这等于告诉德国人盟军可能要发动进攻以及进攻的地点；他们作了相应的准备。不出所料，盟军果然发动了进攻，但同样遇到了强烈抵抗，结果，三个星期之后，盟军差不多还是呆在他们发动进攻时的阵地上。
在法国的前线部队最欢迎那些预报敌机将要进行轰炸的通讯侦察结果。德国人截收并破译了英国要求空军支援地面部队的电报。然后他们根据截收的情报，用密码播送警报。
在每个师的司令部里，有一名军士经常守在专门收听这些广播的收音机旁。当他收听到一则密码广播之后，立即交给一位军官，这位军官在半小时之内将它译出，并送到他的指挥官或作战参谋手里。例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下午九点，西部战区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如下警报： “（位于法莱期西北十五公里的）索伊格诺尔斯西南两公里的装甲部队将马上遭到轰炸。”这样的警报每天要广播二十至三十次，由于轰炸通常恰好在预报的时间，或者不出一小时左右发生，德国情报——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的正确——大大减少了伤亡和损失。一位通信兵军官从前线报告， “这些广播警报极受重视，”它们“受到了衷心的欢迎”。 在西线，通讯情报产生了最有价值的作战效果，是在凸出地带战役期间。
希特勒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阿登地区发起进攻之后，美军赶紧调运部队，以便击退德军。美国第一集团军驻防地区的宪兵营指挥很大一部分调兵工作。调兵是根据上级当局确定的路线进行的。德国人很快发现，这个宪兵营用密码向它的所有控制点广播这些路线——德国人知道了三十五个这样的控制点，确定了其中二十二个的位置，它们多数设在法国两条全国公路的交叉点上。广播介绍了调运部队的名称、出发时间和地点、路线，平均速度、车辆数目、行军纵队数目、目的地和到达时间。通讯侦察部队估计，它截收了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广播，几乎百分之百地识别出了所有按照预定路线调运的部队。通讯侦察部队说，没有预定路线或者绕过这个地区的那些部队没有被发现。这使西线德军司令部准确地掌握了敌军有哪些部队将被调来，从何处调来，使哈佐·冯·曼特菲尔将军能够转移他的第五装甲集团军，避开了盟军的打击。
但是，通讯情报并不是总能使德国人赢得胜利。有时候它的情报在递送的时候虽然是正确的，但当敌人的计划改变了，它却没有察觉出来，情报就变成过时的了。比如，一九四三年，北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指挥官报告： “六月二十五日察觉出俄国打算对旧鲁萨发动进攻，进攻将于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时发动，参加进攻的有六个装甲营和其他部队。然而进攻并没有实行，大概因为气候条件不利。”
通讯情报还经常由于许多决定战斗成败的非情报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因素而变得无效。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通讯侦察中心站在它的一份报告中透露； “第十一近卫集团军奉命改善服装和衣着用品，领取新的内衣，检修全部飞机并准备飞行，改善伙食，每日三顿热腾腾的饭菜。”第二天，正准备换斑的德军从无线电情报中获悉，第十一近卫集团军的两个师，奉命在下午五点以前作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当德军在八月十六日发起强攻的的时候，第十一近卫集团军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了反击。但是这次预先警告并没有使德军能够阻挡得住俄军的进攻，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这支俄国部队第一次使地面战争的战火在第三帝国的土地上燃烧起来。
有时候，通讯情报完全遭到失败。它所依靠的证据是虚无飘渺的——只是监听员耳机里听到的东西——而且可能被隐瞒，或者是捏造的东西。德国人偶尔上了无线电静寂的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法国的第七集团军情报官宣布，无线电静寂意味着盟军在准备进攻，但是在北非，英国人在离前线很近的地方成功地隐藏了一个师，他们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完全停止无线电通讯。无线电静寂还使盟军多次出其不意地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无线电诱骗也被用来愚弄德军。俄国人每隔几个星期就要使用一次这样的方法，但德国人似乎都把它们识破了。而英国人在诺曼底战役期间，却成功地利用无线电诱骗将三个装甲师从前线的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
最常见的失败或许是分析错误。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参谋总长约德尔认为，一份截收到的关于司令部转移的电报，可能意味着英国人即将占领整个爱尔兰，以夺取西部港口。
他完全错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北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指挥官在列宁格勒前线报告： “五月的头几天， （俄国）第八集团军只有少量的无线电通讯，不久就完全停止……除了第八集团军的无线电静寂之外，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无线电通讯没有规律，电报比较隐晦，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转移了……所有这些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
可是进攻根本没有发生。
但是许多成功的例子抵销了偶尔遭到的这些失败。除此以外，通讯情报提供了大量的有关敌方部队的存在、位置和动向的情报，敌军的这种战斗序列基本情报，透露了许许多多关于敌方力量和意图的情况。一九三九年，野战部队指挥官不信任通讯情报，当这些情报不是来自电报的内容，而是来自根据电报的数量和来源所作的推测的时候，就尤其不予信任。可是由于上述原因，到了一九四三年，他们反而把通讯情报当作他们最好的情报来源了。第四十装甲军情报官指出，该军通过一九四三年二月提供的“非常出色的”通讯情报， “几乎始终确切地掌握了敌人的态势、位置和实力。这些了解对全部消灭波波夫的装甲集团军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诺曼底战役期间，西线情报官获得的情报中，百分之六十来自无线电情报，百分之四十来自所有其他情报渠道。
西部战区参谋长称通讯情报是“弄清敌人情况的最重要手段”·西线外军处的一个头目称它是“所有情报人员的宝贝”，东线外军处负责人格伦把它列作他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哈尔德则直截了当地宣布它是“最丰富最好的情报来源”。
实际上整个德国空军是迫不得已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参加了这个魔术般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四年五月，当官方仍然替空军保密的时候，空军已经设立了通讯主任一职，任命沃尔夫冈·马蒂尼少校担任这一职务。他在自己的部门内成立了三处（无线电处），三处Ｃ组处理无线电情报。组长是库特·戈特施林。他的第十项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机构。
到了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建立了十个流动截收连和十四个固定截收站。后者的掩护名称是“气象台”，通常是在一栋石头平房里进行操作，平房附有汽车库和营房。底层是无线电收报室、测向控制室、资料分析室、通讯室和行政管理处。顶楼是会议室、应急厨房、休息室和储藏室；地下室里安装着动力和供暖系统，还有车间和作坊。平房顶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木塔，支撑着闪闪发亮的蜘蛛网天线。每个固定截收站监听一个指定地区。比如，德国西南角的特里尔截收站，监视着法国、比利时和荷兰。
空军通过它的四个大机群执行作战任务，每个大机群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每个大机群配备一个无线电侦察营，每个营由两个流动连组成，和大机群一起在战地进行操作。每个大机群在德国有一个支持性的固定截收站。战争期间，无线电情报越来越有价值，以致有三个无线电侦察营扩充为无线电侦察团。三五三团侦察俄国，三五二团侦察地中海——该团的一个连在阿蒂卡的最南端苏尼翁角设立了一个监听站，在这儿的海岸峭壁上，有一座破旧的海神庙，在波涛汹涌的爱琴海上显得巍然高大。三五一团集中对付西线的盟军空军。
该团多半在夜间工作，各营有具体的分工，比如三五七营，专门监听重型轰炸机方面的无线电情报。
指导整个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是三五零营，它包括空军总司令的密码中心和无线电侦察战地中心台，前者设在波茨坦新宫前皇家马厩里，后者设在特罗伊恩布里岑空军战斗机第一军附近。这个营的营长，因而也就是整个五千人的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首先是乌尔里希·弗罗伊登费尔德少校，他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死，死前由于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和令人垂涎的骑士十字勋章，一九四二年之后是鲁道夫·弗里德里希上校，他业余时间酷爱打猎。
这个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谋求弄清敌方空军的机构、补给和作战活动——这在西线的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味着预告盟军的空袭。德国人通常是靠监听盟军轰炸机上的无线电人员在飞机起飞前测试仪器设备来判定他们是否进行空袭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监听员打开一套德国监听设备，对准皇家空军轰炸机的频率，逐渐听到多重的尖啸声和嘁嘁喳喳的声音。德国人很快判断出，约有十六架轰炸机将从赫姆斯韦尔起飞，约有二十四架从沃丁顿起飞。他们立即通知了夜间战斗队大队。
同盟国时而企图用不只是在将要起飞的飞机上调试仪器的办法来欺骗德国人。但是德国人通常识破了这一手法。无线电人员的谈话有时候暴露了目标；测向仪每隔两三分钟进行一次测向，将每个测定点串联起来就是敌机的飞行路线。
有一个无线电侦察连，让无线电监听员坐在挪威沿海远程巡逻机的空中射击员的位置上。这些飞行监听员及时预报了皇家空军的许多次空袭。但是伤亡率很高，必须不断地训练每架巡逻机上十名机组人员的伤亡补充人员。
在美国轰炸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期间，空军无线电侦察取得了一次最大的成功。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一百七十八架四引擎解放者式飞机在班加西隆隆起飞，进行一次航程最远，从潜在意义上讲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空袭，因为普洛耶什蒂是希特勒饥渴的战争机器的主要石油来源。在希腊的一个德国空军无线电侦察单位察觉了这个行动，向所有的防空部队发出了警告；一大批轰炸机自从凌晨以来在班加西地区相继起飞。这使普洛耶什蒂的防空部队（欧洲最强大的防空部队）有充足的时间作好准备。当轰炸机贴着油田的井架，飞过油田及其油井、炼油厂和储油罐的上空的时候·遇到了美国轰炸机在战争期间所遇到的最猛烈的高射炮火。五十三架飞机，或者几乎是每三架当中的一架被击落，几十名美国飞行员丧生，而油井照样出油。 德国空军无线电侦察机构预告了盟军的许多次空袭，空军所收到的有关敌人的情报，百分之七十的确是由它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敌人情报也的确是由它们提供的。可是德国的高射炮和战斗机的威力往往太弱，对付不了没完没了倾泄而来的盟军轰炸机。空军无线电情报最终只不过再次证明了这样一条道理：没有实力，情报一钱不值·许多高级军官对军事通讯情报的夸奖，只限于它的战术和作战效果。因为在战略方面，德国通讯情报遭到了彻底失败。同盟国能够破译德国各级密码电报，直至元首本人的指挥密电，而德国人呢？虽然他们有时破译了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外交电报，但从未破译同盟国的机密或绝密军事密码。同盟国常常知道德国全面指导战争的计划，而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始终不知道同盟国的这种计划。对同盟国机密电报的探查证明，它们是无法破译的。对所有这些电报进行统计检查，找出密码员可能犯有的一处错误，从而破译出十几份这样的电报，是有可能的，但这样做势必要把过多的密码分析员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抽调出来，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比较低级，取得成效的把握却比较大。因此，德国人并不谋求破译这些机密电报，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甚至放弃截收这些电报。他们默认在秘密战争的这个最重要的领域遭到了失败。
14.协助潜艇纳密码破译员
如果说德国情报机构有一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掌握过致胜的钥匙，那么这个人就是威廉·特拉诺。
他是一个替海军工作的中级文官，好象有用不完的精力，有时走路似乎不是走，而是连蹦带跳。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一直做着同样的工作，级别不断提升。他是官僚机构中很少见到的那样一种人：不仅自己所做的那份技术工作值得称道，而且领导他手下的人也卓有成效。他高高的个头，直挺挺的腰板，严肃的脸庞，谈吐有力。但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记忆力，他的脑瓜子。对海军的许多人员来说，熟悉外国军舰是很有帮助的；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特拉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国皇家海军大型舰队中每艘主力舰的活动、沿途停靠的港口和目的地，完全了如指掌。这对他的成功帮助极大。特拉诺是德国海军密码破译单位英语组的负责人。
一九一四年夏天，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无线电报务员、在有三个烟囱的《波梅恩》号战舰上值班的时候，收到了地中海上《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发出的一封密码电报。他把这封电报交给了舰队司令部。几个小时以后，司令部说看不懂这封电报，需要将它破译出来。特拉诺并不掌握这封电报的密码码底，但是他在以前的演习期间对密码术感兴趣。他立即埋头破译这封密码电报，两三个小时之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使司令部能够看懂这封电报。德国海军的直接反应显示了它的盲目。它既没有采取步骤修改它的复式加密密码，也没有看看英国的密码电报是否同样也能破译出来。相反，它却告诉特拉诺不要去管机密事务。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丁·布劳内中尉建立了海军截收和密码破译机构。特拉诺就在他那个中队里服役。中队总部设在新蒙斯特，中队成立了这个机构之后，他马上就把特拉诺派到那里工作。特拉诺到了那里，参加破译英国皇家海军的三字密码电报，这些电报可以告诉人们日德兰海战之后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队舰只的位置；把这些情报提供给了潜艇，但潜艇却没有找到敌舰。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海军解散了密码破译单位。德国的公海舰队被扣留在斯卡帕弗洛，海军没有了舰船，也就用不着密码分析员了。但是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事情似乎并非那么糟糕。海军仍然没有忘记这种情报的价值，开始召回它的密码分析员。这时特拉诺还没有被遣散，因此被布劳内劝留了下来。新机构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柏林正式开始工作，一共有八个工作人员。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国无线电作业程序发生了变化，新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可能从原来中断的地方恢复工作，不过他们最后还是闯进若干密码系统里研究起来了。由于德国的舰船被扣，海军无线电台没有进行联系的舰船，这一点帮了他们的忙；他们可以把省下的大量时间用于截收无线电。在这个单位的几个军官的成功领导下，三个人逐渐成为主要密码破译员：特拉诺专门处理截收到的英文材料，洛塔尔·弗兰克处理法文材料，保罗·奥古斯特处理意大利文材料。
他们非常迅速地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突破。特拉诺破译了英国的浩繁的政府电码，德国人很感兴趣，因为发往英国海军部和从英国海军部发出的关于外国舰船活动的报告，用的就是这种电码。二十年代后期，当英国炮舰向上海和广州的反英示威群众开火的时候，这种电码可使德国人密切注视英国炮舰在扬子江上的活动。特拉诺的后一个成功，是破译了英国的四字海军密码，这使德国人能够窥视英国皇家海军的演习，尤其是在地中海的演习和在大西洋上护航的情况。一九三二年，特拉诺曾经密切注视过英国在大西洋的一次护航演习，直到紧盯着最后一艘船只的位置。与此同时，弗兰克破译了三种法国密码；一种是供所有法国舰船使用的，一种是供军舰使用的，一种是战术信号密码。
这个单位初期的成功，使它的机构逐渐扩大起来了。现在人们都称它为海军观察处。为了更好地截收地中海舰船发出的电报；观察处于一九二五年在德国南部黑森林的菲林根镇建立了一个监听站。监听站人员慢慢增加。其中有一个人叫威廉·施瓦布，以前是无线电报务员，他借助特拉诺对《迪凯纳》号军舰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首次破译了法国的复式加密密码。工作并不是没有受到干扰。最初的一个队员奥古斯特走掉了，他的上级认为他不适合做这项工作。他擅长的意大利文电报的破译工作被放弃了。观察处的人员虽有增加，但数量仍然不够，不得不把截收到的重要目标之一波兰的电报送到国防部密码中心破译。当德意志帝国国会坚持要海军精简总司令部的时候，海军总司令部把观察处撵到基尔的鱼雷水雷检查处去了；在基尔，观察处向海军学院讨房子。尽管如此，从一九二八年以后的十年中，观察处在国防部情报处仍然一直保留一个联络官。
观察处在外地呆了四年之后，于一九三三年秋天返回柏林，与海军总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它成了海军总司令部通讯情报处的三个机构之一。一九二四年，它有一个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海因茨·博纳茨少校。在他的领导下，观察处增添了工作人员，增设了监听站，并且把它的工作人员派遣到巡航的船只上，这是德国重新武装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形势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使这种情报活动越来越重要了。
对于德国海军来说，主要目标当然还是头号潜在敌人——英国皇家海军。但这一点同希特勒的想法发生了冲突。
他认为从种族方面来说，英国是潜在的盟友。因此，在一九三五年年中，当他同意英国的要求，将他的海军力量限制在只有英国海军力量的三分之一的时候，他相信这将消除英国人的疑虑和敌对情绪，使他可以放手制订其他的计划。他希望他的海军参谋人员把精力转过来策划如何对付更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国家——法国。因此，他禁止准备制订对付英国的战争计划，同样，他命令密码破译的主要针对目标应该从英国转向法国。特拉诺听说这个命令后大笑了起来，没有依照命令去办。不久他的上级问他目标转移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说他还未开始。但上级叫嚷“现在该是时候了”！
“先生们，”特拉诺回答， “我不想过问重大政策；‘但我的确想说一件事情，你们知道英国人用这些密码报告他们在世界各地舰船的活动。假若他们的地中海舰队开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英吉利海峡乃至北海，难道你们不想事前知道这种情况吗？” 德国海军的上级，一想到他们的战略、他们装有炮塔的灰色军舰和他们的前程，可能要给毁了，不由得害怕起来。
他们重新考虑了一下，不再坚持让下级执行元首的命令。他们让特拉诺继续从事原来的研究工作。 就在那一年底，特拉诺取得了一项重大进展。他和他的助手破译了英国皇家海军使用最广泛的五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他们之所以能破译出来，有一半靠的是将有关商船活动的密码报告，和《劳埃德每周航务报告》上所刊登的这些船只的航行路线进行对比。但是观察处在破译保密保得更厉害的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复式加密密码方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复式加密，是对密码文件再经过一次加密的作业，破译起来就更难了。 ）现在，英国人为了确保在红海上巡逻以监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海军中队的电报不致泄密，开始对五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进行复式加密。显然为了数理逻辑上的简便起见，他们使用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复式加密密码。由于特拉诺已经破译了五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他可以轻易地剥去加在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上面的那层密码。然后，凭借他所熟悉的一些外来因素——例如这些舰船在红海干什么，它们叫什么名字等等——他也可以把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破译出来。这使德国人可以掌握英国海军部的主要密码系统，窥知英国皇家海军使用的术语以及它们的航行路线，当然还可以窥知英国舰船的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