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胜利以外，他们在一九三七年破译了另外四种英国密码系统，五种法国密码系统，四种俄国密码系统和三种丹麦密码系统，使观察处的机构扩大起来了。一九三六年，观察处在柏林总部的机构只有三十人，到一九三九年夏天扩大到九十人。一九三七年，它的十四个截收站一共、截收了二十五万二千份电报，平均每天七百份。两年之后，又增设了两个截收站。十六个截收站中的每个截收站集中截收离它最近的那个舰队的情报。把各个截收站的工作人员计算在内，到一九三九年夏天，观察处一共雇用了五百多人。
与此同时，特拉诺的势力不断加强。海军领导人每两年一换，比如博纳茨一九三六年就离职了，但特拉诺却稳坐钓鱼台。他的专长越来越重要，这在他的晋升中自然起着主要作用，但他的性格也帮了他的忙。另一个小组的主要领导人，负责法文和意大利文情报的弗兰克，多少有些爱虚荣，而且孤僻。弗兰克一副教授派头，总是把工作揽着自己做。
他的同事觉得他大概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学习和研究上面，因而人情世故知道得太少。他虽然是个很好的密码分析员，却越来越脱离他的同事。而特拉诺似乎是一个理想的领导人。
他总是要求他手下的人多做些工作。他讲究礼貌，会出主意。他总是给他的下级留有时间。当然，譬如去年夏天横渡大西洋的一艘英国巡洋舰叫什么名字，某位海军将领以前的指挥经历如何，他都是一清二楚的。他的技术是无可非议的。所有这些终于使他担负起领导全体密码分析员的责任来，虽然他不是一个纳粹分子，而弗兰克却是一个老牌纳粹分子。
由于特拉诺能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德国人能够看懂英国的主要海军密码，从而知道它的主力舰队的位置。这项工作立即产生了效果。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战争爆发后仅仅只有一个星期，观察处就破译了一封英国无线电报，这封电报透露了布里斯托尔海峡上一支护航运输队的具体集合地点。31号潜艇很快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九月十六日，它用鱼雷击沉了 号在哪里？”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这艘战舰搁在干船坞里进行大修。没有一份无线电报表明修理工作已经完成，战舰重新加入了舰队。但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上级突然听说有一个特务报告《伊丽莎白女王》号停泊在直布罗陀。
许多年纪比较大的军官往往相信特务的发现，而不怎么相信密码分析员的推断。他们冲着特拉诺发起火来了。
“你们这些人，还搞密码破译，谁稀罕？”
特拉诺仍然镇定自若。
“先生们，”他答道： “不管你们的特务怎么说，《伊丽莎白女王》号并不在那里。”
这个问题暂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后来德国人发现一份文件，证明从直布罗陀基地驶出了一艘小渔船，它的名字也叫《伊丽莎白女王》号。
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观察处遭到了一次挫折，英国皇家海军所有密码系统都改变了。比方说，五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变为四位数一组的密码。海军总司令部之所以对入侵英国持冷静态度，或许同密码改变后情报被封锁有关。但是特拉诺和他的小组迅速跟了上来。破译第一个密码是最困难的一步，但是在仅仅七个星期之内，他们就发现了八百五十组密码的意思，其中四百组是普通词汇，四百五十组是舰船的名字。到一九四一年初，舰船的名字扩大到七百个，普通词汇扩大到一千二百个。观察处于是以德国的城市命名英国的密码系统，一半是便于对照，一半是为了保密。原来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系统叫做“科隆”。新的四位数一组的海军密码系统叫做“慕尼黑”，这种密码也被观察处破译出来了，它又分两种，一种叫“棕色墓尼黑”，一种叫“蓝色慕尼黑”。
美国的参战，既增加了观察处的工作量，也给它带来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无线电侦察目标地区，一九四二年年初有一百三十六个，到年底增加到二百三十七个。到了一九四三年，全年共截收三百一十万零一千八百三十一封电报，平均每天八千五百封，尽管有许多可能是重复的。当截收站的电传机收到这些电报之后，仅仅把它们分类挑选出来就需要八至十个人。为了帮助登记、统计和分析数以千万计的密码组，观察处使用了霍尔瑞斯分类机和制表机。原来它使用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的机器，但这些机器从来就不很准确。后来，在一九四三年，特拉诺建立了自己的分报小组，到最后一共有一百三十人，使用六架机器。这些机器可以在六至八小时内将密码号码的另外一种不同的目录打印出来，这是剥去复式加密密码中加在底码上的那一层密码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照道理，本来几百个人可以同时进行这项工作，但观察处并没有安排这么多的人力。只有使用霍尔瑞斯装置才能使德国人及时破译出截收的情报，供海军总司令部使用。
但是，这些机器和越来越多的截收的情报，对于破译战时美国的密码系统都没有什么帮助。在美国参战之前，观察处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在分析美国的密码。在战争爆发的当天，30号潜艇击沉了《雅典尼亚》号轮船，二十八个美国人丧生。雷德尔海军元帅召见美国驻柏林海军武官，否认他们干了这件事情，九月十六日，这位海军武官忠于职守，用密码电报向华盛顿报告了这个情况。四天以后，观察处破译了这封密码电报，把它送给雷德尔。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突然间出现了希望，观察处发现了似乎可以指望把美国另一个密码系统破译出来的重复电码。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一九四二年四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密码系统，漫长的费时的统计工作表明这是机器密码，破译赶不上这种密码的变化。
十天之内截收的材料，需要霍尔瑞斯机器工作四个星期才能处理完。此外，直到一九四二年年底，观察处的统计人员还没有发现破译这个密码系统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重复密码。
美国这个主要密码系统，始终没有被破译出来。
这些失败，同观察处在破译英国密码系统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观察处破译了伦敦拍给英国驻外海军武官的电报，从而得知英国海军部统计的被击沉的英国船只的数字。尽管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科隆”和“慕尼黑”
两套电码都发生了变化，观察处还是相当快地破译了次要的“慕尼黑”密码系统，不久又破译了“科隆”密码系统。然而英国人却不断地加强密码的保密措施。譬如，某些掌握“科隆”密码系统的最高级人士，只是把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破译的唯一密码——一次一密密码——当作他们的复式加密密码。这就缩小了观察处赖以破译“科隆”密码电报的范围，而这些范围自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观察处成功地破译了一种新的密码系统：四位数一组的英美密码，使上述困难有所减轻。德国人把这种密码叫做“法兰克福”。德国人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投入大量人力破译了这套密码，到三月底，观察处已经能看懂截收到的用这种密码拍发的大部分电报了。是年夏末，同盟国开始在不同的地区使用不同的复式加密密码，然后每隔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就更换密码，使破译工作更加困难了。特拉诺小组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困难，到十二月，事实证明他们的破译成果是极为有用的， “在潜艇战中尤其是如此。”因为“法兰克福”密码系统主要是供护航运输队使用的。
轴心国和同盟国都清楚认识到控制海上交通线的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邱吉尔写道： “大西洋战役是整个战争过程中压倒一切的因素。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其他地方，无论是陆上、海上，还是空中所发生的任何情况，最终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除了所有其他值得关注的事情之外，我们每天怀着希望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这个战役的发展变化。”
在这个战役中，情报是非常重要的。德国潜艇需要知道什么地方能击沉同盟国的运输船只，观察处提供了大量情报，而在这个机构中，特拉诺无疑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曾经说过： “英国的供应线被切断之日，就是它不得不投降之时。”不过这句话没有邱吉尔的那番话雄辩有力。假若切断成功了，那么很大一部分功劳得归于特拉诺。 ‘一九四二年十月三十日，观察处提供一份根据密码分析写的报告，报告说，从纽芬兰的雷斯角往东航行的ＳＣｌ07护航运输队将沿着四十五度的方向航行。与此同时，一艘侦察潜艇发观了这支护航运输队的确切位置。潜艇司令邓尼茨海军元帅立即派遣一队潜艇，采用群狼战术截击它。邓尼茨后来在写给观察处的信中说： “无线电侦察及时报告了这支护航运输队的航行路线，使潜艇可以尽量形成密集队形，在发现敌人船只之后的几小时之内，就有几艘潜艇同敌船进行了接触，”而且很快就击沉了十五艘船只。特拉诺由于在这次胜利中起了重大作用而特别受到了表扬。
密码电报在未破译之前，谁也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为了保证截收到的“法兰克福”系统的密码电报在到达海军总司令部时仍然有用途，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这些电报都要破译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特拉诺将破译工作人员增加一倍。他从处理“科隆”密码系统的那个小组中抽调人员，使这个系统的密码暂时不去破译，因为敌方密码识别小组采用了一种新的密码法，几乎使观察处不能从中得到任何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即使增添了人员，也仍然不够用，特拉诺不得不将原有人员增加两倍，然后让Ｈｏｌｌｅｒｉｔｈ机器承担额外的工作。最后，上白班的有三百六十人，上夜班的有二百人，在施瓦布的领导下工作。
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帮助，他向上级反映了情况。他和邓尼茨在战前就互相认识，当时他们的办公室相邻，虽然他俩不如特拉诺同雷德尔相处得那么好。邓尼茨担任海军总司令之后不久，听说特拉诺干得不很顺利，便召他开会。
“特拉诺，”他说， “出了什么事？你可以随随便便地说——讲心里话。”在场的其他军官全神贯注地听着。
“好吧，元帅先生，”特拉诺答道， “海军可以多帮我的忙，让空军为我们多作些侦察。”他解释说，有些护航运输队用密码电报报告它们的位置，如果知道这些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就能帮助他破译这些密码。
“特拉诺，’邓尼茨回答，“你忘了帝国元帅戈林。他说‘空军是我的’，只要他还在度假，我可以在元首面前替际说几句话，但是一旦他回来了……”邓尼茨后来与希特勒一见面，就谈了这个问题，希特勒答应尽量帮忙。
为了从截收的电报中尽可能多地获取情报，特拉诺自己总是夜间工作，绞尽脑汁想从电报中找出新的意思，或者从复式加密密码中剥去一层密码。用印度名字命名的加拿大驱逐舰参加护航帮了他的忙，因为所有这些名字必须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拚缀起来的。
这样的破译工作在大战期间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最大一次战斗中尤其起了积极作用。那次战斗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此之前不久，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把反潜战当做战争中头等重要的事情来抓。那时候，邓尼茨在海上终于有了足够数量的潜艇，他认为这些潜艇足以切断英国的生命线，而观察处当时在破译“法兰克福”系统密码方面正是最有成果的时候。
三月五日，ＳＣｌ22慢速护航运输队离开纽约港，八日，速度稍快的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也启碇开航了。十二日和十三日，当ＳＣｌ22护航运输队的五十一艘船只，分成十三路纵队，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的三十八艘船只分成十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北大西洋航行的时候，盟军收听到德国潜艇频繁的无线电报通讯，他们判定这些潜艇就在两支护航运输队的航道前方。他们命令这两支护航运输队绕开潜艇所在的地区。三月十三日下午八点，正在北纬四十九度、东经四十度海面上的ＳＣｌ22护航运输队，奉命向六十七度的方向航行。
观察机构截收并破译了这项命令，把它交给邓尼茨。在东经四十度、北纬四十九度的海面上，一经度相当于陆地上七十英里宽，一纬度相当于陆地上四十五英里宽，这意味着，即使护航运输队和潜艇都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那么潜艇离它们的袭击目标仍然可能还有陆地上几十英里远。为了帮助潜艇发现目标，邓尼茨命令十七艘潜艇在这支护航运输队前面南北一字儿摆成一条纠察线。当观察处提供了有关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航线的情报的时候，他同样命令十一艘潜艇在这支护航运输队前面摆成一条纠察线。
海面上掀起山一样的巨浪，能见度平均只有五百码，真正要找到敌船，十之八九要碰运气了。观察机构报告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的航向又发生了变化。后来事实证明这次破译犯了一点小错误：很明显，密码分析员只是根据一些很小的可能性来填空，就好像一个玩纵横填字字谜的人，尽量先填一些可能适合的字，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猜错了。不过当时这个错误对海上的情况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潜艇部队采用群狼战术，在这个致命的地区集合了。速度较快的护航运输队超过了速度较慢的那一队， “它的大批船只散布在一个范围相当·有限的海面上。”邓尼茨喜形于色地说，潜艇“像一群恶狼一样地猛扑”这支船队。在三天的战斗中，鱼雷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运输船只中弹后突然倾倒，船员掉在冰冷的海水里，发出凄惨的喊叫声，深水炸弹不时轰隆一声巨响，掀起冲天水柱，潜艇艇员们紧张得直冒冷汗，在冷酷无情的万顷波涛底下，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在这场战斗中，德国潜艇击沉了二十一艘敌船，自己只损失一艘潜艇。这是德国潜艇在战争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胜利，同盟国担心它们可能要输掉这场战争中的这个重大战役。
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同盟国更多的护航部队，更先进的雷达，以及改进了的密码工作，扭转了大西洋战役的潮流。与此同时，观察处失利了。六月十日， “法兰克福”密码系统的基本电码发生了变化。它始终没有被破译出来。
至于其他密码系统的破译，情况也只是稍微好一点。
“科隆”系统被放弃了。一九四二年九月，当英国试图在托布鲁克登陆的时候，德军缴获了“蓝色慕尼黑”电码本，这本电码本大概是从靠近海岸的地方沉没的《西科》号驱逐舰上缴获的。九月二十九日，这本电码本送到了观察处。第二天上午十点十五分，密码分析员确定了几乎所有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和航空母舰当时在海上的位置。特拉诺将破译其他密码系统的工作人员抽调过来，集中对付这套密码。因此在英国于十二月十五日对这套密码又复式加密的情况下，他仍然能继续进行破译工作。然而，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英国已经不使用被德国缴获的那套密码了。此后，观察处投入大量人力，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去破译新的密码系统。
虽然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德国仍然可以轻易地破译出“棕色慕尼黑”电码，但形势已经变得更严峻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柏林遭受的一次大空袭，毁掉了观察处的许多档案，这些档案对于这个机构的工作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它被迫在柏林东北二十五英里左右的埃伯斯瓦尔德附近扎营。英国人的密码越来越难破译了。他们现在不用经纬度来报告船只的位置，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指示方法。他们的密码码底改变得越来越快，从十五天一变改为一天一变。他们在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一次一密密码。甚至从布列塔尼半岛附近被击沉的加拿大《阿瑟巴斯坎》号驱逐舰上缴获的密码电报，也使德国密码破译员毫无办法。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一个月，希特勒问观察处，哪些英国密码破译出来了，哪些还未破译出来，观察处不得不回答说，“它只破译出一些次要的密码系统和供掉队的护航运输队船只使用的一种密码系统，而两种主要的英国密码系统却破译不出来，一种是从一九四四年初开始使用的，一种是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初开始使用的。”上级命令观察处开始集中力量破译瑞典、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密码系统。
这在一场对付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战争中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且到那时，特拉诺小组里许多人被拉到前线打仗去了。他们在前线，再也不能象以前坐在海军总司令部的办公桌旁那样击败敌人了。但是，邓尼茨说，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情报，有一半是观察处提供的。第三帝国所有其他情报机构都比不上它的功劳。
15.海军上将和他的谍报局
一七六步兵师急需一名间谍，这个师正在保卫着第三帝国的边界，防御前进中的英军的进犯。时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英军已经占领了荷兰边界城镇锡塔德，这是一个平衍，开阔的城镇，镇上耸立着一座教堂，画有红白横条的教堂塔尖特别醒目。一七六步兵师刚刚给予英军以沉重的回击，英国兵说到圣诞节时他们再也守不住锡塔德了。但是，他们是真撤退，还是换班，或者仅仅是口头上讲要撤退？一七六步兵师需要了解这个情况，只有派遣一个间谍到敌后去，才能了解到这个情况。
在希特勒的德国行将没落的时候，间谍是由党卫队控制的。一七六步兵师向西线党卫队队长的联络官提出了紧急要求。十二月二十日，联络官作了答复，派出一个代号叫“潘”的特务，到锡塔德去侦察英军的动向。当天晚上，一名党卫队队员交给“潘”一个合适的身份证，带他到一七六步兵师。他们从团战斗指挥部来到锡塔德北面苏斯特伦附近的那个营，从那儿，“潘”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前往锡塔德的路上，他发现铁路线西面部署着三辆英国坦克。他在锡塔德和一位熟人住在一起，从锡塔德西面铁路沿线上的房子里，他数了数望见的中型坦克，共有三十二辆。他还发现在锡塔德至利姆布鲁克的铁路线南面有两个轻炮兵连。第二天上午，他两次骑自行车出进锡塔德。侦察两条铁路线两边的中型和重型坦克，他估计共有三百辆。他观察了停在所谓别墅停车场里的许多英国小汽车和卡车，然后潜伏在他朋友的家里，躲避英国在锡塔德对德国间谍的搜查。当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若无其事地向一名英国士兵打听部署在城镇北面的一门重炮，得知那是一门四十二厘米榴弹炮。
他向一七六步兵师报告了他看到的情况，还为他们画了一张草图。虽然他没有带回可以显示英军意图的具体情报，但他提供的情况，或许有助于情报参谋对敌人作了什么样的计划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该师“非常满意他的侦察结果。”
从许多方面来看，“潘”的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事间谍活动的缩影。德国的军事间谍活动，只是从战术方面来讲才是成功的，对德国武装部队的贡献显然很小。
德国的军事间谍机构，最后被它的竞争对手并吞。它的失败，或许同它的前身普鲁士一德意志参谋总部谍报处的失败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是直接继承这个前身的，不象军队的其他许多机构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中断。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战之后六天，陆军参谋总长将谍报处——此时已称为情报处——转交给柏林的代理或看守参谋总部。情报处的任务是从事谍报和反谍报活动。军队遣散之后，情报处缩小为情报组，隶属参谋总部外国军队处。原谍报处处长瓦尔特·尼古拉中校从此默默无闻，他的宣传活动使他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情报组组长是谍报处的老资格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少校。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德国披上了许多伪装。参谋总部改为军队部。外国军队处变成军队部三处。情报组变成军队部三处谍报组（ＡｂｗｅｈｒＧｒｏｕｐ）。
“Ａｂｗｅｈｒ”一词丝毫没有情报或消息的概念。一Ｗｅｈｒ这一部分是由印欧语系的一个词演变而来的，近似于英语的" Ｗｅｉｒ" （堤坝）一词。它的实际意思是“防守、保护”，用在" Ｗｅｈｒｍａｃｈｔ' （国防军）这样一些词中。ａｂ—与意思是“脱离”的英语词“ｏｆ”为同一词源的词，在这里加强—Ｗｅｈｒ这一部分所含有的拒绝、抵制的意思。因此，“Ａｂｗ—ｅｈｒ”一词的意思是“避开、防止”。用它作为反谍报机构的名称是合理的。德国军队使用它，部分原因是谍报组确实在御防外国间谍，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词掩盖了谍报组自己的间谍活动。这个词因而一直沿用了下来。
这个小单位的四名军官，首先谋求弄清东方的混乱局势，因为东方的波兰人，赤俄分子和白俄分子正在互相混战。
其次谋求建立一个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大概首先以法国为活动目标。谍报组还指挥陆军密码破译机构——密码中心——的情报活动，接受它破译的密码，虽然不负责它的行政管理。格姆普领导谍报组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他晋升为将官，方才离开这个职位。京特·施万特斯少校接替他。施万特斯原是一个骑兵，调到谍报组刚满一年。
这时候，国防部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很快就对谍报组的组织地位产生深刻影响。一位新国防部长上任了，此人颇受他的下级库特·冯·施莱歇的影响，施莱歇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朋友，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喜欢和人一起耍弄阴谋，眼巴巴地想当总理。施莱歇极力怂恿他利用部分下级机构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当然也就加强了施莱歇本人的权力。谍报组就是这样的一个下级机构。它的情报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于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这位部长已经把谍报组和海军谍报单位分别从军队部三处和海军总司令部里抽调出来，联合组成谍报处，直接归他领导。后来密码中心也合并过来了。这位部长还命令，海军截收的全部情报材料都要送交谍报处。收集情报的活动如此集中，使他能够宣布谍报处是“国防部唯一的情报收集站”。自然这并没有满足施莱歇对权力的渴望。不到一年之后，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这位部长将以前直属他领导的几个机构，包括谍报处，集中起来组成部长部，部长不用说当然是施莱歇。由于部长部最终演变成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两项措施使谍报处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德国的陆、海、空三军处理谍报活动的超级机构。
施莱歇认识到完全控制一个收集情报的机构的好处，到了年底，他撤掉了施万特斯，换上他的亲密朋友费迪南德·冯·布雷多中校。布雷多在一九二一年是谍报组的校官，但是，这与其说是促使施莱歇让他负责谍报处的一个理由，不如说是一个借口。他是一个健壮、快活的男子汉，只要有聚会，他就准备参加，总想显露一下自己的重要身份，这与特务机关头目应有的缄默和谨严是格格不入的。他改组了谍报处，扩大了机构，到法国和比利时招募特务，尤其是吸收德国军火企业的代表当特务。但是，他的实际工作是为施莱歇服务，据说他通过他的妻子与报业巨头、右翼政治家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取得了联系，他为施莱歇效劳，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联系进行的。施莱歇后来终于当上了国防部长。他立即任命布雷多为部长部部长。三天以后，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日，他打破了六十六年的传统，任命一位海军军官担任谍报处处长。
海军中校康拉德·帕齐希，是一个正直的军官，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一九二九年被派去领导海军谍报组。他是去接替另一个人的，这个人同布雷多合不来，而且使海军丧失了影响。在基尔一同服役时就认识帕齐希的海军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认为帕齐希和蔼可亲的态度将会消除这个问题。事实很快证明他的这个看法是对的。虽然帕齐希愿意继续呆在海上，他来到谍报处后，工作却很卖力。布雷多离开之后，帕齐希确实被认为比其他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全是陆军军官）更适合领导整个谍报处。帕齐希具有这个能力，再说施莱歇需要安慰一下海军，给它一个职位，补充刚被陆军夺走的一个，于是施莱歇就任命帕齐希为谍报处处长。然而，人们并不认为谍报处非常重要；它的领导不是一个要职，假若是的话，在一个大陆国家里规模最大、影响最甚的军种陆军就会把它留给自己，而给海军另外扔一点残羹剩饭。
帕齐希继续扩大谍报处。他的宽厚为人，使谍报处亲如一家。可是他每天向施莱歇提供的情报，通常只不过是密码中心截收的两三条可靠消息，而间谍的报告却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价值。此外，希特勒上台以后，帕齐希碰上了普鲁士的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他的长处也就不起作用了。
它们的权力之争过于短兵相接。帕齐希尤其同秘密警察的反谍报处发生了冲突。对此，希特勒一手挑选的新任国防部长、 “橡皮狮子”维尔纳·冯·勃鲁姆堡陆军元帅，是不会感到高兴的。接着，勃鲁姆堡得知，罗韦尔的高空侦察机根据谍报处同他们达成的协议进行飞行，拍摄了波兰的港口和要塞。这种行动如果被发现，就会危及希特勒在外交上迄今为止最高明的一着：同讨厌的波兰签订出人意料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希特勒在莱茵兰采取行动时，波兰是他的后方。
空中侦察队的轻率行动，为勃鲁姆堡安抚希姆莱提供了所需的借口。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解除了帕齐希的职务。帕齐希后来担任了新造袖珍舰《格拉夫斯皮》号舰长。雷德尔任命威廉·弗朗茨·卡纳里斯上校取代帕齐希担任谍报处处长，卡纳里斯后来成了传奇式人物。
卡纳里斯一八八七年一月一日出生于阿普莱贝克，当时那儿还是鲁尔流域多特蒙德市的一个郊区。虽然他后来喜欢说自己是十九世纪希腊独立战争的大无畏英雄康斯坦丁诺斯·卡纳里斯的后裔，他的家庭实际上是在十七世纪从意大利移居到德国的。他的父亲，一个铸造厂的厂长，把家搬到杜伊斯堡，卡纳里斯在那儿上的中学。十八岁的时候，卡纳里斯作为伺官生参加了海军。他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浅蓝色眼睛，纤细的头发。他的上级说他“虽然有些腼腆，却讨人喜欢”。他的“英语讲得相当流利”，后来又学了法语和一些俄语，在加勒比海巡航期间又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说得很流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德累斯顿》号轻巡洋舰上服役，这艘舰是在福克兰群岛海战中唯一没有被击毁的德国舰艇。它在太平洋上一路劫掠商船，后来被一艘英国巡洋舰追得无路可逃，只好在智利领海里放水把舰沉掉了。舰上人员被扣留在靠近那个菜豆形国家海岸的基里基纳岛。大约五个月之后，一九一五年八月四日，卡纳里斯取得了舰长的同意，扮作当地人，划船到达岸上。他凭着会讲西班牙语，上岸后就逃之天天了。他首先南下三百英里到达奥索尔诺，然后骑马奔了三百英里，越过安第斯山，到达阿根廷的内乌肯，他从那儿坐了六百英里的火车，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持着发给雷德·罗萨斯的假智利护照，搭上了荷兰《弗里西亚》号轮船。这次航行对卡纳里斯的神经是一个考验：到达目的地中立港口阿姆斯特丹之前的最后一个停靠港是敌国的法尔默思港。一九一五年十月四日，他回到柏林，离他逃走的那一天整整两个月。
第二年，德国海军部将他派回西班牙，他持的是同一护照。在德国驻西班牙海军武官的监督下，他挑选从事特殊任务的特务。在这一年中，他不仅取得了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而且打下了关系的基础，这种关系在二十年后被证明对德国的谈判大有帮助。但是卡纳里斯渴望参加战斗，雷德·罗萨斯便大胆地取道敌对的法国和意大利回国，他在意大利被捕了。有影响势力的朋友将他释放出来，让他回到西班牙。下一次他再也不冒从陆路返回德国的风险了；海军派出一艘潜艇接他。
他在一辆从马德里开出的火车上甩掉了盯梢，然后潜伏在地中海港口卡塔赫纳。一九一六年八月底，接他回国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海军第二次派出Ｕ—35号潜艇接他，约定时间是九月三十日晚上或者十月二日晚上，地点在距离附近的蒂诺索角灯塔五英里的一百八十度方位的海面上。卡纳里斯和其他几个也要返回德国的德国人，乘一艘小船前往约定地点，西班牙的巡逻艇没有阻挡他们。大约半夜里，他们携带着获准前往马略尔卡岛帕尔马的证件，换乘一艘较大的帆船，船员都是西班牙人。在两个半小时中；他用暗淡的灯光向海上发出了莫尔斯识别信号，但是没有得到回答。就在这时候，Ｕ—35号潜艇靠近了蒂诺苏灯塔，从索利特罗湾上许多点着灯火的渔船中，发现一艘渔船顶上的一盏灯闪着识别信号。潜艇离它有三百码远，向它至少发出了十次莫尔斯Ｋ信号。但是卡纳里斯没有看到信号。十月一日凌晨，卡纳里斯在船上挂起一面红色三角旗。过了不久，他报告道：我发现西边有一艘汽船，我立即辨认出它是敌人的一艘拖网渔船。它先停了一会儿，然后向我们开过来。我一认出拖网渔船， 马上降下红色三角旗，然后，为了装得不怎么可疑，便以缓慢的速度向马萨龙的方向驶去。拖网渔船迅速靠近。我们藏在船板下面的压舱内。拖网渔船在靠近我们那艘船的尾部停了下来。 由于他们只看到我们船工的西班牙船员， 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向东南方向，朝着那儿出现的一艘船只驶去……拖网渔船上的船员穿着法国海军制服。
卡纳里斯重新将船往约定地点开去。与此同时，Ｕ一35号潜艇从水下到达那里，发现并赶上了这艘帆船。帆船上有一个人发现离左舷船尾不远的海面上露出一个潜望镜。卡纳里斯把船调到朝西的方向，在船帆的后面亮出那面红色三角旗，以免让拖网渔船发现。他根据约定的办法，反复升降主帆。这时候，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Ｕ—35号潜艇从刚刚还是碧波一片的海面上冒了出来，那情景总是使人感到惊讶的。两艘船只靠近的时候，海水从潜艇顶上泼泻下来。早晨六点四十分，卡纳里斯和其他人跳上潜艇，钻进内舱，潜艇窜入水中，驶向德国。
卡纳里斯后来奉命指挥ＵＢ—128 号潜艇。但是这艘潜艇活动的地方——地中海——条件太差，为时也太晚，使他不能赢得任何荣誉。
在停战之后的德国的一片混乱之中，卡纳里斯坚定不移地奉行一条右翼路线。他曾经在一个军事法庭中工作过，这个法庭免罪释放了杀害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大部分凶手。后来他帮助一个被判犯有渎职罪的犯人逃走。他担任国防部长助手的时候，站在反对国防部长的一边，支持沃尔夫冈·卡普博土领导的夭折的军事暴动。他为这件事坐了几天监狱。当国内局势稳定下来，尤其是当他在一九一九年结婚之后，他平静下来了。但是在重建德国海军的过程中，他仍然作为一名特务在神秘的走廊活动。二十年代末，他写了一篇关于使用鱼雷快艇的备忘录，西班牙国王对这篇备忘录很感兴趣，用德国的钱在卡迪斯修建了一个鱼雷快艇制造厂，使德国人更加提高了有关这个武器的技术知识。通过同这位国王和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私人关系，卡纳里斯打下了在卡迪斯建造一种新型潜水艇的基础。后来他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试图说服阿根廷帮助德国实施制造潜水艇的计划。
在这些年中，他不断提升，轮流在海上和陆地服役，总是获得好评； “实属罕见，具有肩负要职的优秀军官的各种品质……不知疲倦……判断准确……能力最强”（—九二一年）， “出类拔萃”（一九二七年）， “他的下级信任他”（一九二八年）； “感觉最灵敏，很会动脑筋”（一九三一年）。一九二六年，他的一位上级说他在“海军、陆军和政治方面”有能力，夸奖说； “由于他能非常敏锐地洞察外国人的心理，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因此他在同外国人（从下层人土到社会名流）打交道方面堪称模范，能够很快地取得外国人的信任。假如他要负起这样的责任，他是不会遇到障碍的，任何不测都不能使他退缩，不管什么地方，无论封锁如何严密，他都能挤进去，同有关的人进行接触，这样他就可以凭着他那孩童般的天真面孔，在短时间内把局面操纵起来。然而，许多军官——包括未来的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并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狡猾。
一九三二年十月，他担任《施勒辛》号战列舰舰长，希特勒一上台，他就开始向舰上人员宣讲纳粹主义的不朽。“他作了充分的非常认真的准备，讲解通常通俗易懂，在这方面起了模范影响，”他的上级写道。他不失时机地巴结纳粹新统治集团中的权力掮客：当他的下级军需官向希姆莱写信的时候，他顺致问候。 （这位下级是奥斯瓦尔德·波尔，后来是集中营的总管。 ）卡纳里斯在《施勒辛》号战列舰上服役了两年，但是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台阶，他却没有爬上去。他没有被提升为舰队司令。他的上级对他作了尽可能保留的正面推荐： “应该说卡纳里斯是称职的。”
即使这个推荐，也由于下面这条建议而变得没有多大价值了；他的“才智，使他更适合于向军事政治方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方面发展”。因为卡纳里斯虽然勇敢、能干，却根本不具备高级指挥官必须具有的冷酷无情的进取个性。再说雷德尔也不喜欢他。舰队司令的职位当然被别人抢走了，卡纳里斯只捞到一个闲职：波罗的海斯温明德海军站站长，就在那里等着告老还乡了。
但是，他到达那儿几个星期之后，帕齐希被解职了。帕齐希推荐卡纳里斯接替职务。卡纳里斯的级别相称，他的服役记录是优秀的。他熟悉外国。他的上级多次强调他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有能力的，而且也有间谍工作的经验。他是亲纳粹的，这将有助于消除曾使帕齐希陷入困境的磨擦。从各方面来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只有雷德尔不喜欢他。雷德尔拒绝了帕齐希的推荐。只是当帕齐希指出，不这么做，海军就得把谍报处交给陆军，因为谍报处里再也没有更合适的海军军官可以继任这一职务，雷德尔方才同意。一九三四年深秋，雷德尔把卡纳里斯从斯温明德召来，派他到柏林去熟悉他的新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卡纳里斯上校担任了德国间谍和反间谍机构的领导人，那天他正好四十八岁。
他年纪不算很大，头发却过早花白了，人们因此称他“白发老头”。他的风度不象军人。他动作轻，不引人注目。在他的办公室“狐狸窝”里，他总是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没有听到他到来的动静。他不修边幅，喜穿便服，不爱着军装，即使穿军装，总是捡最旧的穿。他把他的勋章扔到抽屉里，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他的下级听说他曾经获得金质德国十字勋章，却无法从他那里得到证实。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中将和上将，还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和他一样，不注重仪容。一天晚上，他参加大型招待会，会后穿着一身礼服回到家里，一个女儿见了就嚷开了： “瞧您这别扭1 ”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他的家庭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然而他很注重社会礼节，非常客气，遇有约会，总要提前到达。
他似乎一年四季总是感到不够暖和。即使在夏天，他也时常穿一件大衣。他打网球的时候，穿一件厚毛衣。他有点儿患失眠症和疑病症。他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在街上碰到他的邻居、钢琴家赫尔穆特·毛雷尔时，总要带点妒忌地问： “你睡得好吗？”而他自己需要服用大量的环巴比特鲁和溴异戊醯脲，才能安静地睡上几个小时。他总是劝别人服用他常吃的这种安眠药。他休息的办法是骑马和打网球，出其不意是他打球的致胜秘诀。
他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虽然在战争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巴伐利亚阿梅尔湖，而他却留在柏林，每年探家两三次。他秉性和蔼，关心手下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星期天，他请一位年轻女秘书替他打一份备忘录。她带上眼镜打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他便问： “孩子，为什么要戴眼镜？”她回答说她近视了，他说，这么年轻不应该戴眼镜。
谈话虽然不长，却使她看到：他在关心下级，把他们看作人，而不是一群仅仅替他卖命干活的劳力。他在和人打招呼时总是喜欢称“您”，更证明了他的友好态度。
他喜爱动物。除了家里养了一只鹦鹉外，他还有一对小猎狗，成天在办公室里跟着他转。他常常和它们说话。有时候，他关心它们似乎胜过关心他的下级和他的工作。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一次打电话到柏林，询问其中一只生病的小狗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以致一些意大利人认为他是在用暗语讲话，其实这是真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喜欢狗，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信任。他本人说过，他相信动物甚至胜过相信人。希特勒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悲观的。他常常一脸忧伤。除了同朋友们在一起时外，平时很少讲话。为了养精蓄锐，应付极沉重的工作负担，他每到晚上十点整就撇开由他照管的一大堆事务。有一次，他向一位下级解释说： “晚上十点以后，谁也讲不了正经话。”这位军官轻声答道； “十点以前也是这样，上将先生。”他的文化兴趣广泛，手不释卷，尤其喜欢阅读外事方面的东西，但也喜好纯文学；他常常将哲学和史前学方面的书籍馈赠同事。谁都说他聪明。他善于迅速抓住别人的思想，讨厌开长会。
他的性格中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不过并不伤人感情·他在每日召开的碰头会上，当一位下级汇报情况的时候，他总要挖苦地评论几句。当他和他的副手、非常讲究衣着的汉斯·奥斯特，在他家后面的网球场上比赛的时候，他喜欢把奥斯特逼到土质地面网球场的潮湿角落里，较量个没完，直到他最后使奥斯特滑倒了，把刚刚烫过的白色长裤子坐上一屁股泥方才罢休。他听下级口头汇报的时候，有时不停地追问细节，下级只好承认自己也弄不清楚。
但是，他的下级似乎觉得他的讥讽挖苦不带尖酸刻薄，反倒具有内在的幽默和善意，因为他们喜欢他，甚至热爱他。他们喜欢听他讲述如何对付爱发火的上级的故事。上级发火，就要骂人，他对付的办法，就是上级骂一句，他就重复这句中的最后一个词。上级骂“你们的舱面军官是个蠢猪！”卡纳里斯答道“蠢猪！” “这家伙干事恬不知耻！”
“恬不知耻！”一骂一答，上级的火气也就慢慢地消了。
这个方法是纯粹卡纳里斯式的。同他一样，它是在兜圈子和玩弄词义的细微差别，使上级的火气转到他自己身上。
卡纳里斯很少直截了当地说是或不是。他常常以反问来回答问题。他讲话总是半吞半吐，含含糊糊。他不喜欢强迫。他不适于当行政官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他不善于负领导责任。
他对不同的下级下达互相矛盾的指示。他在视察部下时常常招致混乱。他挑选的一些下级是很糟糕的，他能容忍那些不能胜任职务的人。当外面批评他们时，他却极力替他们辩护。然而总的说来，他的性格有些怪，他的一位直接下级说他是自当军人以来所共过事的上级中最难相处的一个。空军情报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一个好的情报人员，但不是一位杰出的领导。
他在接替谍报处的领导职务时面临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曾经使他的前任丢掉了职务的那个问题：同纳粹党及其控制的机构的磨擦。他用简单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破除了帕齐希的观点，开始同希姆莱的人进行合作。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担任谍报处领导两个半星期之后，他和一个下级从下午三点至六点，在国防部会晤了海德里希及其三名军官，就谍报处、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分工达成了协议。五天以后，大概是在卡纳里斯的敦促下，国防部长勃鲁姆堡要求内务部长和财政部长采取一些安慰海德里希的措施。海德里希则撤掉了盖世太保里一位反谍报处的官员，换上一个比较讲究策略的人，这个人同卡纳里斯相处很好。两年以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签订了“十诫”，进一步划分了谍报处和盖世太保之间反谍报活动的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