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互相竞争的机构的上层，表面上没有磨擦，多半归功于它们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卡纳里斯在《柏林》号巡洋舰上当大副的时候，海德里希是该舰上的伺官生。海德里希在表面上至少总是尊重和亲近年纪比他大的卡纳里斯的。他们经常共进午餐。他们住在柏林西南的一个住宅区内，两家相隔不远。海德里希一家常常邀请卡纳里斯一家玩槌球游戏；卡纳里斯一家经常邀请海德里希一家吃饭，主人亲自烹调，作一些稀罕的佳肴，例如黑面包屑裹猪肋，还有红葡萄酒。卡纳里斯太太和海德里希一起拉过小提琴。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两家曾经在布拉格一块儿度过一个星期。
卡纳里斯还是意识到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所构成的威胁。有一天，他的邻居毛雷尔正往车站走去，突然从拐角处窜出一个人和一条狗。那条狗猛扑过来。虽然那个人吹了一声口哨，把狗唤回去了，毛雷尔却恼羞成怒，警告那个人：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但要开枪把狗打死，还要把人打死。几天以后，卡纳里斯把毛雷尔介绍给一个人，这个人恰好就是那条狗的主人“海德里希先生”。海德里希说他已经认识毛雷尔；他就是曾经想打死他的那个人。卡纳里斯立即问道， “是吗？什么时候？”但是这位满头白发的海军上将似乎缺乏个性力量去同魄力粗犷的海德里希进行斗争。有一次，海德里希告诉他，一位新教牧师（卡纳里斯的一位相识）还在继续进行反纳粹活动。卡纳里斯本当要问，这个人在集中营里怎么能进行这样的活动？但是他却保持沉默。另有一次，海德里希表白自己一直是反对砸玻璃窗那天晚上发生的反犹太人暴乱的， 自己参加那次行动，只不过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他听了以后照样一声不吭。
卡纳里斯面临的另一个紧急问题，是谍报处的机构在迅速扩大。卡纳里斯就任后不到十一个星期，希特勒宣布恢复征兵和扩军。军区数目从七个增加到十二个，每个军区设一个谍报站。不仅谍报站的数目在增加，每个谍报站的人数也在增加。在二十年代，每个谍报站只有一至两名军官。在一九三七年，仅慕尼黑谍报站就有十名军官。另外还有土兵，文职官员和雇员。
卡纳里斯还预见到，自从一九二八年以来一直是军队的“唯一情报收集站”的谍报处，将重新变成纯粹间谍机构。
在他上任的头一年，这个变化过程还未开始之前，谍报处共有六个组：一组，陆军谍报组。二组，密码中心。三组，反谍报组。四组，破坏和暴动组。五组，海军谍报组，包括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六组，空军谍报组。密码中心和罗韦尔的空中侦察中队脱离谍报处，使这个机构不再起非谍报活动的作用。一九三六年的一次改组把几个谍报组集中起来，从而加强了这个机构在谍报方面的工作。这次改组将一，五、六组划归一组组长指挥。与此同时，六组重新编为七组，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编为四组。二组空缺起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谍报处进行的一次新改组，使这个机构朝着专门从事谍报活动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达到顶点，因为经过这次改组，谍报处升为谍报局——级别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其他机构一样得到了提升，目的显然是使这个新指挥机构享有较高威望。谍报局一处专门负责武装部队的全部间谍活动，陆、海、空军的谍报组成为一处的组级机构。七组即破坏和少数民族暴动组成为谍报局二处。三组即反谍报组成为谍报局三处。原来的二组取消。第四组即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并入纳粹党对外处，对外处在同一天划归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对外处最初处理涉及德国武装部队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后来它的作用逐渐加强。它主要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提供有关外国政治局势的情报，只要这种情报是涉及军事问题的。它为最高统帅部分析外国报刊，使最高统帅部同外交部保持联系，并且充当德国军队驻外武官和外国武装部队驻柏林武官的联络处。这个处的处长，从一九三八年夏到战争结束时为止是利奥波德·比尔克纳海军上校（后来升为海军中将）。一九三九年，卡纳里斯在总部增设一个中心组，从而完成了机构的改组。中心组组长是奥斯特上校，就是那个打网球时坐了一屁股泥的奥斯特，从此他成了卡纳里斯的参谋长。这个组处理人事、财政和其他行政问题。比如，它的一个小组集中保管特务的档案，这些档案装在大型金属桶里，桶顶有开口。每个特务都有一张档案卡，如果档案材料太多，一张卡片填不下，就立一个档案袋。
卡纳里斯的工作不仅仅是管理自己的机构，希特勒还利用他作私人使者和收集情报。卡纳里斯在布加勒斯特同罗马尼亚独裁者会谈，在马德里会晤西班牙参谋长和佛朗哥，在罗马会见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倒台后会晤意大利情报头子。
他为了维护自己机构的利益，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斗争。法国陷落以后，意大利人企图独霸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卡纳里斯敦促德国参与霸占，因为那里的港口，为同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联系提供了最优良的交通便利条件，他的这场斗争失败了，但是却赢得了另外一场斗争的胜利。在一次部际会议上，有人认为谍报局特务不应该扮作商人渗入北非，因为这种做法促使法国更加抵制德国的经济活动。卡纳里斯提出异议，他说收集盟军在德国以南地区活动的情报无比重要，外交部终于让步了。
在谍报局内部，那些并非从事收集情报的单位所承担的任务，使他不能专心致力于谍报工作。他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⑩磋商如何进行破坏。他亲自承担谍报局对外处在武装部队和外交部之间执行联络的任务，向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报告一位高级美国外交官访问罗马和柏林的情况。看起来，他提供间谍情报，的确还没有他做其他事情来得经常。他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频繁递交的报告，很少涉及间谍情报。他时常向哈尔德报告总的形势，他会见希特勒有几十次。他参加过讨论如何攻打比利时要塞，例如“坚不可摧的”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历时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他向执行破坏任务的部队介绍了荷兰军服是什么样子。在波兰战役期间，希特勒问西线有什么情况，卡纳里斯说法国正在准备进攻萨尔布吕肯，希特勒不相信这个消息。 “我不相信法军正好要进攻萨尔布吕肯地区，因为我们在那儿的阵地最坚固。”
希特勒猜对了。另有一次，卡纳里斯把一件不该泄露的事情，泄露给意大利人，被希特勒臭骂了一通。
卡纳里斯反倒觉得“同希特勒可以谈论问题，他是讲道理的，如果你说得得当，他是能够理解你的观点的。”这是因为，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卡纳里斯一直是拥护希特勒的。
卡纳里斯在那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半带自传体地写道：“正如战前军官必然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一样……今天他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德国军队将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意志的发展工具。”希特勒并吞奥地利之前一个月，卡纳里斯亲自导演了一些欺骗活动，给人造成德国正在为这次入侵进行认真的军事准备的印象。几个星期以后，他对一群情报参谋官说，他希望他们按照纳粹方式行动，他还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脱离纳粹党，将会受到惩罚。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抛弃纳粹主义。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反对污辱犹太人的。他批评党卫队审问有同性恋嫌疑的陆军总司令的“卑劣作法”。后来他大概发现，迫使这位总司令辞职的上述指控，实际上是纳粹党的一次卑鄙陷害，目的是要让一个比较亲纳粹的人来代替他。最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是两个强烈反对纳粹党的军官（奥斯特是其中的一位）来到他身边，担任他的四名直接下级中的两名下级。
在英国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卡纳里斯和三位下级正在访问一位负责反谍报的盖世太保官员的家庭。那位官员及其妻子担心战争将旷日持久；他的三位下级认为德国能很快赢得胜利。卡纳里斯没有说话。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他的同事明显看到他对战争深切地表示悲观，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德国没有作好准备，注定要失败。这显然使他更加坚定地反对这场大规模破坏战争的制造者。不久人们就把他当成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成员。
但是，他并没有做反对希特勒的事情。原因在于虽然他憎恶希特勒，却热爱德国。然而为德国效力也就意味着在帮助元首。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在折磨着他。他本来和蔼可亲，讨人喜欢，现在却变得郁郁寡欢，神色紧张，越来越向他的那对小狗寻求寄托，喝酒也比平常多起来了。他的绝望，如同他的处事方式一样，有时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
每当他的下级向他汇报情况，他非常仔细地进行询问，弄得下级开始怀疑自己的消息是否可靠的时候，他总是说： “明白了吧，孩子，当你很仔细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就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一九零五年，俄国一位海军上将明明知道注定要失败，还是毅然绕过半个地球，来到对马海峡同日本人进行海战，卡纳里斯经常拿自己和这位俄国海军上将相比，可是他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困难处境，他逃避它，不仅心里打退堂鼓，人也溜掉了。他抓住每个借口往外溜，跑遍了半个欧洲，从一个国家的首都来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从一个战地谍报站来到另一个战地谍报站。 “他怎么老不在家”，这样的批评也不能把他留在家里。因为只要呆在慕尼黑、马德里、威尼斯或阿尔赫西拉斯，他就不必天天参加会议，免得在是帮助希特勒还是祸害德国这个问题上作出痛苦的决择，免得在处理行政问题时碰到同样的麻烦，也用不着向元首递送报告，免却无论受到表扬还是遭到训斥时都耿耿于怀的自我憎恨。当他回到柏林，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回避它们。到了一九四二年，他把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汇报形势的差事交给一位下级。他极力回避希特勒，自从战争中期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甚至拒绝接受通常无法拒绝的宴会邀请。他遇事绕道走，避免作出重大决定。一位观察家说：“他直到最后还是犹豫不决。”虽然一位相识把他比作奥德修斯，另一位相识把他比作流浪的犹太人，一位独具慧眼的人却把他看得更透： “他是保守的德国的哈姆雷特”。
他优柔寡断，最终事败身亡，事败是由于他的迟钝，身亡则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虽然他的特务机关提供了无数机会，他却从来没有密谋暗杀希特勒，甚至没有密谋把希特勒撵下台。 （他充其量不过是庇护了一些反希特勒分子。 ）他从未向同盟国泄露机密。然而仅仅由于他同反对派有交往，就使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密谋用炸弹炸死希特勒之后三天被逮捕。密谋败露后，那些积极参与密谋的人很快丧了命，而他的性命却保留了好几个月。只是等到第三帝国本身行将覆灭的时候，希特勒才把他送上了西天。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在墓尼黑北面的弗洛森比格监狱被处决。临死前的几个月，他阅读了恩斯特·坎托罗维奇所写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威武雄壮的一生，这位中世纪最显赫的德国皇帝，反对罗马教皇势力的最坚强的斗士，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最好女色的男子之一，被人称作“声威震世”的伟人的一生，同卡纳里斯的一生比较起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的麻痹迟钝毁了他的谍报局，他没有把它办成功，致使这个机构在一九四四年二月被德国保安总局并吞，他被撤职降级，调去领导经济战争特别委员会。卡纳里斯的那些品质，开始时显得难能可贵，可是从来没有发挥作用，简直可有可无。他机诈权变，很受众人称道，可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这种本领在敌人领土上策划过一起成功的暴动。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判断才能，遐迩闻名，可是在谍报局这个小圈圈内，尤其是在希特勒这么一个人的控制下，压根儿没有发挥‘出来。谍报局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干才。它需要这样的一位头目、这个头目能与其他机构争夺最能干的人员，而不是让自己的机构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避难所。他能认识到谍报对象重复所造成的浪费，而让每个谍报站只分管一个地区。他能检查手下特务的密码并加以改进。他将督促负责通讯工作的人设法缩小特务使用的无线电台的体积，增加无线电电波传播的距离。这些事情，卡纳里斯一件也没有做到，即使做了，也差得很远。相反，他对自己的机构听之任之，同积极进取的党卫队保安处相比，就尤其显得如此。结果，早在第三帝国覆灭之前，谍报局就遭到失败，在第三帝国覆灭的时候，它甚至已经不存在了。
在卡纳里斯担任谍报局局长的八年中，谍报局一处处长几乎一直是汉斯·皮肯布罗克上校，因此他是第三帝国通过间谍搜集军事情报的主要直接负责人。皮肯布罗克出身名门望族，是埃森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富家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入伍，当了骑兵，凡尔赛条约签订后，仍然审在军队里，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在军队部三处工作。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他调到谍报局，担任老一组少校组长，当时这个组开始领导全部间谍活动。一年以后，他仍然怀着对谍报局前途的乐观展望，和骑兵团老战友、驻贝尔格莱德武官法贝尔·杜·福尔一起游览了地中海。战争爆发的时候，只差一个月就是他四十六岁生日。他高个儿，面色黝黑，头发稀少，双耳突出，聪明，快活，老于世故，宽宏大量。他的聪明才智掩盖了他精力的不足。他是卡纳里斯最亲密的合作者，很可能是他最好的朋友；卡纳里斯不对别人讲的话，却对他讲，卡纳里斯开玩笑，别人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却早就悟出了其中的奥妙。他称卡纳里斯为“阁下”，这是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德皇在位时只有将官才配享有的称号。看起来他是专心致志地在谍报局一处工作，把对外接触的事情留给卡纳里斯。在三年战争期间，他只有一次向哈尔德汇报过工作，只有很少几次参加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的会议。
他偶尔接受特殊任务。德国入侵挪威的前五天，他在哥本哈根会晤了维德孔·吉斯林。皮肯布罗克在一九三七年升为中校，一九四零年升为上校，但是要升为将军，就需要在前线指挥军队。因此，快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底的时候，他离开谍报局，来到前线，首先指挥一个步兵团，后来指挥二零八步兵师，同年八月就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将军头衔。后来他一直留在东线。
接替他担任军事间谍头目的是格奥尔格·汉森上校，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三十八岁，浅黄头发，又高又瘦，面目清秀，同性情闲雅的皮肯布罗克不一样，他同士兵弟兄们打得火热。有时候，他有些招摇，妄自尊大，声称自己无所不能。
有些人认为他野心太大，卡纳里斯的邻居赫尔穆特·毛雷尔就有这样的看法，这或许是由于一起事件造成的。有一次，毛雷尔被派去请汉森，在柏林皮肯布罗克的家里，汉森和司机坐在一起·正在大口大口地喝酒，突然他大声吼叫起来：“毛雷尔，我要开着车把你们全都撞死。”
汉森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从事情报工作，首先在外军处，领导一个小组，研究英联邦、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后来在东线外军处。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他领导东线外军处一组，研究一些国家包括大多数巴尔干国家和近东国家的情况。一九四一年五，六月期间，德国空降兵入侵克里特岛，英军袭击维希法国控制的叙利亚，伊拉克反英国的部队举行起义，赢得了希特勒给予支持的诺言的时候，汉森访问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回来后直接向哈尔德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了多次汇报。一九四二年，他被调到重要得多的俄国战场，向哈尔德报告有关苏军战斗力的各项数字。他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判断力。在雅典庆祝德军突破斯大林防线的胜利的时候，他对谍报局的一位军官说： “还有多少道斯大林防线需要突破？”
他接替皮肯布罗克的职务以后，负责谍报局一处几乎达一年之久，直到卡纳里斯被撤换时为止。这时，谍报局正为它并入德国保安总局作准备，汉森被任命为整个谍报局的临时负责人，但仍然主管谍报局一处。一九四四年六月德国保
安总局接管了谍报局以后，他留下来领导谍报局剩下的一部分人。但是汉森早就积极密谋暗杀希特勒。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和一些年轻的密谋者在一个人的家里开会。这个人四天后安放了一颗炸弹，炸弹在希特勒的会议桌下爆炸了。又过了四天，当汉森在维尔茨堡探望快要生第五个孩子的妻子的时候，他接到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回到卡尔滕布龙纳的办公室。他回来后只活了六个半星期。
柏林护城河北岸，有一条蒂尔皮茨沿河大街，街道两旁栽种着树木。谍报室的办公室，就设在这条街上原来的一排豪华楼房里。要进入这些楼房，必须穿过毗连的一座砂岩砌成的四层楼房，这栋楼房的门牌号码是七十二至七十六号，它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所在地，也是自从德皇威廉二世即位以来历届国防部的所在地。所有的建筑物都有后走廊，和本德莱尔大街上的武装部队总部的凌乱建筑物连接在一起，本德莱尔大街南北走向，与蒂尔皮茨大街成直角。谍报局的楼房里有弯弯曲曲的过道，还有楼梯，过去的餐厅，厨房，女侍房间，卧室和起居室。这地方很不适合办公。
然而卡纳里斯从来不想搬走。他的办公室有—‘个面向护城河的阳台，外间还有一个办公室，供两个秘书工作。他自己那间办公室不大不小，稀稀落落地安放着一张办公桌，一个沙发，几个公文柜和一张帆布床。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他的前任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列长长的题词，还挂着日本武官送给他的一幅日。本油画，画的是一个凶神恶煞的魔鬼。卡纳里斯就在这儿工作，召开每日碰头会，有时也在这里午休。后来柏林越来越频繁地遭到轰炸，迫使谍报局和其他许多机构一起撤出首都。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谍报局搬到柏林南面大约二十英里的措森陆军司令部。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战争爆发之后一个半月，谍报局总部完成了组织发展工作。它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部门。
它的三个处仍然是卡纳里斯的独立下属机构，但是人们一般把它们合称为谍报局。
一处（谍报处）最大，最重要。一九四三年三月，它在柏林总部有六十三个军官，而二处（破坏处）只有三十四个，三处（反谍报处）只有四十三个。一处的七个组负责敌区的谍报活动，根据谍报性质，这七个组分别取名为：一处陆军东线组和一处陆军西线组，这两个组是以挪威东部至意大利这一条线为界线，根据特务进行活动所在的国家，而不是根据谍报所涉及到的国家划分的；一处陆军技术组；一处海军组；一处空军组；一处空军技术组和一处经济组。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一处不具体管理特务，一般也不指挥谍报单位的实地活动。它基本上只起协调作用。它向谍报局从事实地谍报活动的单位传达其他机关希望它们出去搜集情报的请求。情报搜集回来之后，它将它们送给请求机关。它除了把明显无用的情报扔掉以外，一般不分析估价情报，但它可以决定从事实地情报活动的单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如果一个间谍网的头目有陷入危险之嫌，它可以命令这个间谍网进行改组。有时它可以决定一个间谍网是否能买一辆小汽车。它可以询问某项工作是否已经完成，能否再接受其他工作。它还清查间谍网的帐目，或者确定从事实地情报活动的各单位特务之间的联络暗语。它负责处理这些单位提出的派遣人员和提供物品的要求。在进行后面这项工作的时候，它得到两个小组的帮助；一处机密组（伪造证件、制造隐显墨水、微粒和其他间谍活动设备）与一处通讯组。
真正负责间谍活动的，是在实地从事间谍活动的单位。
二十一个军区各有自己的谍报站，通常设在军区司令部大楼里，例如第十军区谍报站，就设在汉堡僻静的哈费斯图德住宅区，离两旁栽种了树木的索菲因大街尽头不远的那栋灰色三层钢筋水泥建筑物里。较大的谍报站有三种下属单位：谍报分站、前哨站和报告中心。谍报分站是真正较小的谍报站。前哨站的活动范围更加有限。报告中心是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它们帮助谍报站的特务到达活动地区，并且报告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战争期间，这种办法普及到德占区。新型谍报单位纷纷建立起来。战区谍报站称作谍报主站。非常小的谍报单位称作“前哨分站”。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季，纳粹德国的征服取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功的时候，谍报局一共有三十三个谍报站{ 包括两个主站），二十六个谍报分站，二十三个前哨站。（这不包括当时拥有谍报局机构的唯一战区东线里面的由谍报局东线主站领导的机构。 ）在战争期间，谍报站的级别时升时降。瑟堡在一九四二年是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反谍报前哨分站，到一九四四年面临盟军入侵威胁时升为前哨站。塞萨洛尼基曾经是前哨站，后来降为前哨分站。随着德国领土的丧失，这些谍报机构也就纷纷解散了。
谍报站和谍报分站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谍报局总部的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每个谍报站和谍报分站都有从事谍报、破坏和反谍报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同样有和谍报局总部相对应的分支机构。每个谍报站及其下属机构平均拥有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不过每个独处一方的谍报机构的人数有的多，有的少，多的像巴黎站有三百八十二人，少的像瑟堡前哨分站只有三人。
这些谍报站虽然在行政上属于所在军区，它们的活动却直接受卡纳里斯本人的指挥。任何个人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够有效地监督分布得很广的三十三个谍报站的工作，何况卡纳里斯也不愿意这样做，这就使这些谍报站实际上独立进行活动了。有的谍报站甚至不往下派遣特务，柯尼斯堡、卡塞尔、波森、但泽等谍报站就是如此。其他谍报站发挥了唯一的协调作用，是由于遵守了一条松散的原则，即各个谍报站以它面对的敌人领土为目标开展间谍活动。德累斯顿谍报站的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斯图加特和威斯巴登谍报站的目标是法国，汉堡谍报站的目标是英国和美国。但是，由于个人兴趣不同，即使这样松散的原则，也被打乱了。慕尼黑谍报站的军官只顾搜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经济情报，其他情报几乎完全不管，尽管慕尼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都不能为该站的这种做法提供正当理由。在德累斯顿谍报站，精力充沛的经济组组长蒂洛·德内中校，从他在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特务那里取得了许许多多的经济情报，以致他很快就得到了提升。他一离开，这个谍报站的工作就全垮 ’了。
这些波动，以及由于几乎完全缺乏集中领导而造成活动目标的重迭，妨碍了谍报站之间的互相配合。每个谍报站各干各的。
柏林（谍报站，而不是谍报局总部）：主要是犹太人和瑞士特务从事军事与经济情报活动，没有特定活动地区。特务活动目标广泛。该站一处处长活动积极，他在一九四四年调到巴黎之后，整个谍报站的工作迅速瓦解。
斯图加特站；能干的军官以及与外国有密切商业联系（斯图加特是旅居国外的德国人的“首都”）的当地企业界为它提供高级间谍。法国陷落以后，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从事经济和军事情报活动。
蒙斯特站：从事陆军和空军技术情报活动。它在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界的昂代建立了一个谍报分站，收集在西班牙活动的特务提供的报告。但它同福克中校领导的集中从事经济情报活动的科隆分站相比，不免相形见绌了。
布雷斯劳站：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时还在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从事一些经济情报活动。
汉堡站ｃ活动目标是大不列颠、英国的海外领地和美国，主要从事海军情报活动，其次从事陆军情报、技术情报和经济情报活动。它着重从事海军情报活动，有两个原因：一，它地处港口；二，该站站长，博学多才的赫伯特·维希曼上校，以及它的两个分站领导人都是海军人员。它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活动对象，是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形成的传统，同时也因为它的无线电人员擅长海外通讯联络。
它除了有特务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活动外，还在下列地区建立了间谍网：拉丁美洲，报告同盟国的航运和战争活动；土耳其，报告英国在近东的军事部署；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后来在西属摩洛哥，巴利阿里群岛和法属里维埃拉。汉堡站的活动范围比其他任何谍报站都大，因而它的规模也就比多数谍报站要大。
维也纳站，活动目标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通过当地德国人渗入罗马尼亚政界和军界。在土耳其利用烟草公司掩护间谍活动。
萨尔茨堡站：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这个效力低、没有指导原则的组织体系只有一个优点：安全。你即使打入谍报站的某个特务网，并不能使你深入到整个组织的心脏。但这是由巨大代价换来的。 德占区的谍报站主要为其他谍报站吸收特务，很少自己派遣特务。它们的工作从不象国内谍报站的工作那么重要。
谍报局只在一个盟国里建立了谍报站，这个国家就是罗马尼亚，它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被占领，五十万德军呆在它的领土上，强迫它进行合作。（另一个特殊例子是维希法国及其殖民地和海外属地，尤其是北非，谍报局利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内的一个小组，以及在法国领土上的前哨分站对这些地方开展活动。）在所有其他盟国和中立国家，未设谍报站和从事公开军事间谍活动的分支谍报机构，这些国家的谍报站称作战争组织。第一批战争组织当中，有一个是卡纳里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正值西班牙内战中期——来到西班牙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谍报机构的时候成立的。中日战争爆发后，大约在那一年年底，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谍报站。一九三八年在荷兰也设立了一个。但是多数战争组织显然是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
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共有十个战争组织，分别设在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芬兰、保加利亚、萨格勒布（为克罗地亚傀儡国）、北非（在卡萨布兰卡）、近东（在安卡拉）和远东（在上海）。同谍报站一样，它们的内部组织结构是仿照谍报局总部的内部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它们直接受卡纳里斯指挥，在外地设有分支机构。西班牙战争组织共有三十个这样的分支机构，少数几个比较大，但多数是小的，设在西班牙各港口。 这种机构重迭的现象，典型地说明了谍报局工作的混乱和重复，因此，战争组织对它们所在国家的谍报活动没有完全的控制权。谍报站经常通过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把自己的特务派到目的地。谍报站的军官有时陪伴着这些特务。许多谍报站和前哨站在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设立常驻代表，他们以商业作掩护进行活动，科隆站在马德里和里斯本的代表，维也纳站在土耳其的代表，就是例子。有些代表同战争组织密切合作，有些代表保持独立，同他们的上级谍报站保
持着自己的联系。此外，无论是谍报站，还是谍报站一处——尤其是它们的经济组和空军技术组——都往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派遣商人，执行短期间谍活动任务。战争组织大概不会喜欢对它们领域的这种干涉，但是它们咽了这口气，尽量按照要求提供帮助。然而，在战争后期，它们越来越多地同谍报站发生冲突，迫使后者日益收敛在中立国的活动。
这是因为，战争组织面临一个谍报局所有其他机构不曾面临的问题：它们必须指望东道国的宽宏大量。卡纳里斯和外交部一致同意在驻外机构里“安插”战争组织的人员。他们有了公开身份，就可以享受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特权。比如战争组织可以设在驻外大使馆里。在西班牙，他们的大量人员住在享有外交保护的使馆建筑物内。战争组织里比较大的前哨站常常设在领事馆。西班牙战争组织的前哨站，以圣塞瓦斯蒂安、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摩洛哥的得土安和西属摩洛哥等地的德国领事馆为驻点开展活动。虽然它们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军人，却身着便服。
战争初期，这样做并没有造成困难。即使当地战争组织几乎公开地进行活动，东道国也不提出抗议，因为它们害怕德国。德国驻外使领馆对于小小的谍报机构也不介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当皮肯布罗克指出，美国的参战缩小了特务的活动报告区，提醒外交部谍报局可能要求安插更多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外交部一口应承下来。但是外交部没有料到后来人员增加得那么多。随着盟军进攻的威胁不断增长，谍报局的人员不断膨胀。后来西班牙战争组织仅在马德里就有八十七人，每人持一张外交护照。此外，其他各种机构，例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无线电截听站、武官处和德国保安总局等，使安插在马德里的外交人员人数增至三百一十五人，几乎为使馆原有一百七十一名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倍！
这就引起了磨擦，起初是在使领馆内部。一九四四年，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抗议使馆内谍报局的人太多，理由是这将对他的工作带来危险。他说，战争组织的十名领导人走掉一半，也不会影响情报效果。其他地方使领馆的大使或领事，抱怨谍报局的人到来之前从不先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始终不知道谍报局在当地到底有多少人，从未见过谍报局的报告，而这些他们都有权知道和看到。
享受外交豁免权的不利的一面逐渐变得明显了：战争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掩护，他们同特务不一样，只要东道国提出要求，就能被驱逐出境。随着战争转移到德国的领土上，随着同盟国对中立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驱逐出境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多了。战争组织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同东道国外交部争辩交涉，结果总是不妙。到一九四四年十月，西班牙将同盟国捉交的一百四十九人名单上的八十二人驱逐出境。
最后，战争组织在中立国领土上进行活动的主要有利条件已多半丧失了，这个组织已经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了。
谍报局的机构不仅包括柏林总部，各谍报站和各战争组织，它还在作战地区建立机构，指挥前线特务进行活动，在作战地带及其所分管的地区收集情报。
谍报局是在德国进攻波兰时建立这样的作战地区谍报机构的。它发现这些机构在波兰以及法国和南斯拉夫都能有效地进行工作，不仅监督特务，而且缴获敌人文件，审问战俘ｏ，但是在俄国战役期间，谍报局一般只限于进行间谍活动。卡纳里斯命令向每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分配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特务部队，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近程侦察部队，另一部分是远程侦察部队。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近程侦察部队，侦察敌后三十英里以内的地区，送回战术情报。另外一些特务，主要是波兰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身着敌军服装，驾驶缴获的车辆，携带无线电，在敌后三十至两百英里的地区行驶，搜集作战情报。
为了指挥俄国战线上的全部谍报工作，卡纳里斯建立了谍报局东线主站，任命赫尔曼·鲍恩担任主站谍报处处长。鲍恩当过骑兵，又矮又瘦，抽烟一支接一支。他于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敖德萨，既会说乌克兰语，也会说俄语，战争爆发时来到谍报局一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鲍恩在德军向华沙附近的苏莱奥韦克村发起进攻之前三天走马上任，他的工作岗位代号是“瓦利工”（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瓦利Ⅱ和瓦利Ⅲ分别处理谍报局二处和三处的工作。 ）“瓦利工”和德军一起前进，但是后来固定在林木茂盛的斯皮丁湖（今波兰斯尼阿尔德湖）畔一栋很不整齐的房子里，这栋房子原是一个假日供膳寄宿处，此地靠近元首在拉斯滕堡的大本营。“瓦利Ｉ”后来发展到五百人，其中包括俄国的志愿人员。
谍报局前线机构经过改组，已经演变成两级结构。每个集团军群有一个谍报指挥部，它主要指挥远程侦察特务，这些特务现在不是驱车进入，而是空降到敌部纵深地区，搜集集团军群情报官要求提供的情报，每个集团军有一个谍报队，指挥在前线附近进行活动的特务。它们的番号是一个三位数，头一位数是1 ，表示这个单位属于谍报局一处。（谍报局二处和三处单位的番号分别是以2 和3 打头的三位数。 ）
意大利（南部战区）和希腊（东南战区）后来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在法国（西部战区），由于盟军入侵威胁在即，卡纳里斯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按照东线的做法，将固定谍报站和谍报分站改为流动谍报站。谍报局巴黎主站的名称后面加上“西线”二字，以便和“瓦利Ｉ”的正式名称谍报局东线主站相呼应，因此它被称为谍报局西线主站。在法国的谍报站，和前哨站改称谍报指挥部和谍报队。从巴黎谍报主站一直往下的谍报机构的活动，改由西线司令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这几级的情报参谋指挥。它们的特务分为两部分，在德占区活动的特务仍然由在法国的谍报机构指挥；在中立国或敌国活动的特务转归汉堡、科隆、威斯巴登和斯图加特谍报站指挥。在法国的谍报机构现在集中物色、训练和派遣特务，这些特务将深入敌后，在盟军经过他们所在地的时候，用无线电发回情报。五月中旬左右，随着盟军入侵在即，情报官命令各谍报单位进入战斗岗位。比如，集团军群Ｂ的一三Ｏ谍报指挥部，就从巴黎进入西边的塞纳河畔芒特拉若利。
一九四四年六月，谍报局的大部分机构也并入德国保安总局。然而各战区的前线谍报组织仍然由军队领导。它们的行政领导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参谋。最初它们属于作战部一处，后来由一个负责前线侦察和反谍报活动的比较富于幻想的军官领导—到了夏天， 盟军入侵开始，“Ａｂｗｅｈｒ—”这个含有防护意思的名称，改为中性的“Ｆ—ｒｏｎｔｔａｕｆｋＬａｒｕｎｇｓ—”（“前线侦察”）。于是在法国地图上总共有一个前线侦察主站，五个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十三个前线侦察队。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军队最后保存的这些谍报机构，同东线前线侦察部队一起并入德国保安总局，组成保安总局军事部六处。
这些谍报机构里约有九千二百名军官和土兵，加上谍报局总部的几百人，战争组织的一千人左右，以及各谍报站的五千人（在西线，由谍报局人员转为前线侦察人员的不到两千人），谍报局共计有一万三千多人，还不足军队的一个师，但肯定多于谍报局间谍的人数。
16.机构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成为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的第一个成员和第一任领导人。
他中等身材，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般， 一百五十四磅；相貌并不讨人喜欢。性格也不突出：有点含蓄，但却友好。他容易受影响，不敢顶抗上级。他的创造能力不显著，没有很大的野心驱使着他。他除了有这些局限性以外，还有一条，那就是从未出过德国。
他就是海因茨·马里亚·卡尔·约斯特， 三十岁，律师。他出生在法兰克福以北大约六十英里的霍尔茨豪森村，他的父亲在那儿开了一个药店。当第一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德国举国称快的时候，他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当德国遭到惨败，他的梦想化为泡影的时候，他已经十四岁，成了思想容易接受影响的青少年了。他后来说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那次战争的失败，以及战后艰难的岁月，唤醒了我对我的祖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兴趣。”约斯特的政治思想，是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定型的。他得出结论：工人阶级，这个据他自己说在中学与他们一起从事体育活动时逐渐认识了的阶级，一直被他自己那个“孤傲清高的”资产阶级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在他看到这个裂痕的同时，他开始认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其他政党早就看出了德国社会的这个弊病和其他种种弊病，但是约斯特没有接受它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温和方案，而是信奉了希特勒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反犹太人的纲领。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他加入了纳粹党，党证号码是75946 号，说明他入党相当早。
他在几个城镇的法庭从事法律工作的时候，同时为纳粹党进行各种志愿性事务活动：散发传单，管理现金，处理地方问题，主持地方宣传。当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时候，他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仍然留在黑森从事文职工作。六个星期以后，纳粹夺取了黑森州的权力，约斯特有一个纳粹党员朋友，担任了黑森州高级警察官员，这位朋友任命约斯特为小小的历史古城沃尔姆斯的警察长。不久，这位朋友把他调到吉森，离他的家近多了。但是这位朋友在同一个地位更高的纳粹党徒的斗争中失败了，被解除了职务。后来，他的许多朋友，包括约斯特，也被解除了职务。约斯特被撤职的借口，是他未能镇压一九二九年他所加入的纳粹党街头队伍褐衫队与警察在吉森发生的一场冲突。不久，纳粹党在柏林德国劳工阵线为他找到了一个工作。
这时候，约斯特的那位朋友来到纳粹党情报组织党卫队保安处工作。这个组织的头目是阴险毒辣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当时，他正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头，火箭般地往纳粹权力顶峰上蹿：一九三四年夏天，在约斯特来到柏林之后不久，他为党卫队保安处赢得了纳粹党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权。他的下一步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为这个纳粹党机构夺取政府中的情报部门。他首先选择的夺取目标，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渗透的反间谍部门。谍报处和他自己的一个机构——普鲁士秘密国家警察局——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这个情况并未使他有所顾虑。他正在物色一个人来领导这项新工作，他从约斯特的那位老朋友那里听说过约斯特。约斯特受过大学教育，是一名律师，恰好是正在招兵买马、自称是国之精萃的党卫队保安处所要雇用的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可以随便让他加班加点地干。在纳粹党还未掌权时，他就参加了这个党，他讨人喜欢，非常聪明。但是，他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创造力，更没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那末为什么海德里希选中了他呢？原因恰恰在于约斯特缺乏这些东西。他对海德里希的威胁比较小：当时海德里希的机构还未变成后来那样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恐怖力量，他不愿冒把控制权丢给别人的风险。因此他要把这个差事交给一个极普通的人。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党卫队少校约斯特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毫不费劲地开始了一番最重要的事业。
最初，他的公开任务并不是向国外派遣间谍，而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进行活动。为此，他需要研究“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组织，他们的方法，工作的分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工业被认为是最有吸引力的情报目标，最需要得到切实保护，防止这些假定存在的敌特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只是提提建议。它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但这并没有阻止海德里希在一九三六年前的某个时候建立了党卫队保安处三组，即对外情报组，由约斯特担任实际领导，后来担任了正式领导。党卫队保安处的工作之所以不得力，或许是因为它需要依靠纳粹党的金库，而纳粹党的金库从来没有政府的金库那么满。工作不得力还表明，海德里希的兴趣，与其说在防止外国特务进行活动，不如说在国内积聚权力。因为他还向约斯特分配了其他任务。他交给约斯特一个盖世太保总部的政府职务：反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朋友）。他任命约斯特担任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前往西班牙，与佛朗哥的警察部门缔结了合作协定。后来，他命令约斯特负责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一个联合组织，这个组织是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的。固然约斯特担任这些职务，需要他把全部时间花在反间谍活动方面，但这样做巩固了他的地位，也等于巩固了海德里希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