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之后，又从埃希特丁丹以及莱茵河右岸的其他机场飞到西线。它使用小型的菲泽勒公司的鹳式飞机以及福克一伍尔夫ＦＷ 200和容克Ｊｕｌ88式飞机。它并不小看缴获来的外国飞机。有一次召开飞机生产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在柯尼斯堡附近以机腹着陆的续航能力非常强的俄国四马达ＴＢ—7 型飞机时，一个官员说： “卡纳里斯发狂似地想多得这样的飞机……我们必须立刻把它们交给情报参谋。”在东线还有其他类型的俄国飞机在飞行。在西线，这个中队使用Ｂ—17飞行堡垒式飞机，在机身上涂上道尼尔288 Ｓ的标记，事实上德国并不存在这种类型的飞机。
间谍飞机主要根据气候选择飞行时间。它们经常不得不推迟两三次，使间谍感到更加烦恼。有时飞机已经开始飞行，只是由于恶劣的气候或敌人的行动而被迫返回。加滕费尔德的飞行员几乎总是在夜间飞行，而且宁可在没有月色、阴云密布的夜间飞行。这个联队把它的飞机涂成黑色，把特务们的降落伞染成深褐色。战争初期，特务们的无线电台还很笨重，不得不另外用降落伞把它们投下去。有时候特务们找不到它们，赫尔曼·格尔茨就是如此，当他降落到爱尔兰以后，徒然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寻找他的无线电台。这使得谍报局不得不把无线电台放入磷光袋子里，后来，无线电台体积缩小了，使特务在跳伞时能够随身携带。
特务们当然要被空投到尽可能靠近他将要工作的地方。
比方，有一个特务是英国人，他的目的地是伦敦，空投地点便被选在伦敦以北大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的威兹比奇附近，因为那儿是平原，飞行员在上面飞行比较放心，周围乡村人烟稀少，而且这个间谍熟悉这个地区。这个中队估计空投的准确度是离目标点不超过五英里，根据风力、飞行高度和敌人战斗机截击等情况的不同而不等。但是飞机可能飞得很偏。
有一次，加滕费尔德想把一个特务空投到都柏林附近，结果却飞到了都柏林以南六十英里的地方。爱尔兰人当场抓住了这个人。
飞行的时候，可怜的特务紧缩在一架从来没打算用来运送间谍的飞机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角落里。他身上背着沉重的降落伞和设备，眼睛瞪着机身上的那个小洞，心想他从这个小洞跳下去，不是幸运就是死亡。如果飞往英国，驾驶员常常贴着英吉利海峡水面掠过去，免得被雷达发现。他越过海岸以后，被雷达发现的危险就过去了，然后陡直上升，以便不易被看到和听到。特务经常晕机。当飞机驾驶员躲避敌人的战斗机时，他就更晕了。有时候飞机驾驶员让他从高空跳下，有时飞机俯冲到低空，减慢速度，让他跳下去。有的特务在最后一刻迟疑不前，就要“帮助”他跳出去。有个特务遇到另外一种麻烦，他太胖了。当他发狂地向外扭动时，身子卡在洞口，两条腿在凤里拍打着，飞机飞离目标越来越远，机务人员用脚使劲踩他，才把他踩出飞机。
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的空投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但是英国日益掌握着自己的制空权，迫使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放弃用飞机把特务送到那里。他们转由海上进入英国。
莎士比亚说过，海“象一堵墙，也象一道护城河”那样地保卫着“英王的不列颠群岛。”但是正如荷马说过的那样，海也是神的路，虽然纳粹德国的间谍完全不是神，但他们也利用它作为渗入英国的通道。有些特务伪装来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的难民。他们偷偷地从荷兰启航，在英国公开登陆。然而，能够安全通过警惕性很高的英国港口保安机构的检查的特务，即便有，也是极少，英国港口的保安机构有时甚至把法国陷落后陷于困境、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返回国的本’国人保护性地拘留几个星期，直到他们的申辩被证实为止。
其他间谍乘汽船或拖网渔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快到英国海岸时改乘小船或橡皮筏。
如果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例如到西半球去，唯一可行的是海路。有几次德国人利用潜水艇到北美。至少有两次，德国人利用中立国的轮船，在乘务员的帮助下把特务送到拉丁美洲。有一次，一个德国人因为在厄瓜多尔进行间谍活动被驱逐出境而回到欧洲，他同西班牙《蒙特安博托》号轮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混熟了。后来在西班牙，他说服这个乘务员帮助一个德国人偷乘他的轮船到阿根廷。这个间谍名叫汉斯·茨威格特，将成为当地极少几个德国间谍之一；他将潜入阿根廷社会，但在阿根廷未同德国断绝关系之前，他不准备进行活动，也不发无线电报。在整整七个星期的航行期间，茨威格特一直呆在一个装满了钢材的货轮里。在最初几天中，既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这个乘务员带着他的钱，安装无线电台的图纸，密码和其他指示的缩微胶卷。德国人正确地估计到，船上乘务员在特里尼达通过英国检查站时不会被搜查。一九四三年五月，轮船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茨威格特设法偷偷上了岸。但是警察已经多少得到了消息，逮捕了这个乘务员。他承认将在一两天后的下午八时，在五月大街一零零二号阿莫尼亚糖果店会见茨或格特，把他的钱和文件交给他。当茨或格特出现在约会地点时，警察把他逮捕了。
德国人也用他们自己的五十英尺长的帆船把特务送过大西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勒阿弗尔站买了一只小帆船，名叫“白西姆”，是按照供私人游弋的扁长帆船的样式建造的。这条船航行缓慢，但是舒适，除了船长以外还有三个船员，船长是海因里希·贺尔斯中尉，他之所以被选上，看来是因为他曾在一九三八年独自横渡大西洋。 “帕西姆”在一九四二年载着破坏者到南非，后来在一九四三年；
18.间谍阵营（上）
一九三七年元旦，一个中等身材，淡黄色头发的人，第一次走进汉堡的一座混凝土大灰楼里，他来到一间办公室，里面空荡荡的，只摆着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空保险柜。这栋大楼是德军第十军区司令部，这些房间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汉堡站的办公室；走进办公室的那个人名叫尼古拉·里特尔，当过职业军官，在美国担任过多年的纺织厂经理，他来这里是为谍报局对英国和美国开展空中间谍活动。 这个任务自然落到谍报局汉堡站头上。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承担过类似的任务。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为从事这项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里特尔是汉堡站空军间谍活动组负责人。
里特尔到达后不久，谍报局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军官把一份通知书交给他，通知书里介绍了一个有可能充当间谍的人的情况。这个人名叫阿瑟·欧文斯，威尔土电机工程师，小小的个头，自称憎恨英国人。德国人并不了解他。实际上欧文斯已经开始为英国人进行间谍活动。每逢他到大陆出差，就收集技术情报，然后向英国海军部报告。但是，他的报酬微薄，别人还用恩赐的眼光看待他，他越来越感到不满。他暗自思量，为何不可以向德国人出卖情报呢？伦敦有一家为德国来的家务女工开办的俱乐部，他开始经常出没这个俱乐部，既是为了挑选一个女工，也是为了同德国人进行接触。至少他后面的这个打算有了成效：俱乐部的经理是为里特尔的同事招收间谍的人。欧文斯后来出访大陆的时候，会见了里特尔的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开始把他当作间”谍使用。里特尔加入谍报局以后，他的同事把欧文斯介绍给他。
他给欧文斯取了个化名，叫做“约翰尼”，代号是3504（3500是谍报局汉堡站空军间谍活动组特务的代号，4 是其中的一个顺序号码）。里特尔从感情上拉拢欧文斯，款待他吃喝，然后从他那里获取有关皇家空军电子设备的重要情报，当然里特尔是要给他现钱的。
在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里特尔还设法在英国安插了另外几个特务。他认为其中的一个“是一个理想的间谍”。
里特尔开始工作后不久的一天，汉堡商会为谍报局物色特务的一位官员，问里特尔是否对一个前货船船长感兴趣，这个人正在找工作，或许可被用来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
“当然感兴趣，”这个间谍头子答道。 “如果你认为他合适，我得见见他。”
他们商定，这位官员和有希望成为间谍的前船长，将在汉堡中心火车站头等餐厅里小饮一杯，里特尔就在旁边一张桌子坐下。到时候那位官员将叫那个人在餐厅里溜一圈，好象是在找一个人，里特尔可以在一旁观察他。几天以后，里特尔坐在餐厅里，喝着摩泽尔出产的白酒，他看见那位官员和一个人来到餐厅，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这个人看上去有五十八、九岁，瘦长个儿，身板却很结实。不一会儿，只见这个人在屋里兜了一圈，当他经过里特尔的座位的时候，他的风度给这位间谍头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步履轻盈，毫不慌乱，看起来充满了自信。他身高约六英尺，脸和下巴刮得千干净净的。里特尔拿定了主意，这个人可以用。他凑到他们的桌子上。
这个人名叫瓦尔特·西蒙。那位官员把他介绍给里特尔，介绍时用的是里特尔的假名兰曹博士。
“你好，博士先生，”西蒙说，他的声音单调嘶哑，里特尔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喉咙开过刀。 “我听你的使唤。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你的情况，你懂些什么，”里特尔笑着说。 “谈谈你个人的情况吧。”
西蒙谈开了，他十五岁的时候如何离开了家，当了船员，航遍了全世界；他的级别不断提升，后来当上了货船船长；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部分原因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扣留在澳大利亚。为了证明这一点，里特尔接着用英文同他交谈。谈话证实了他初次见到他时留下的良好印象。只有那副引人注意的破嗓门使里特尔不由得犹豫起来。他对西蒙说下星期还要见他。
经过保安机关检查，证实西蒙所讲的都是事实。他的长处弥补那副破哑嗓子的不足是绰绰有余的。里特尔把他雇下了，亲自对他进行训练。他觉得西蒙对英国的情况比他了解得还多，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位特务将来所耍承担的任务上面；精确地观察各处机场，包括由谁占有，飞机类型，机场防守情况；报告某些弹药武器工厂的情况。他们进行实地训练，参观德国的机场和军工厂，里特尔一面参观，一面教他应该观察哪些东西，怎么观察。里特尔还讲了如何从地方报纸上挖掘情报。西蒙学得非常快。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在汉堡闹市区那栋建筑物的办公室里同里特尔握别后，启程前往英国，他用的是他自己的海员护照，护照上盖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章印。
四个星期以后，他回到了德国，间谍和间谍头子还是在那间办公室里见面，这一次有一位秘书记录他汇报的情况。
他掏出一个笔记本，谍报局的两个人不觉吃了一惊，等到他说笔记本里只记了一些地址和日期，两人才平静下来。接着他讲了五个新机场的确切情况，谍报局和空军只知道英国有这五个机场，却不知道它们的详细情况。他还汇报了空军根本就不知道的几个工厂的情况，列举了其中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具体产量数字，这些数字是从那个工厂里他所认识的一个工人那里获得的。柏林喜欢他的报告。五月，里特尔把这个高个子海员派到英国的另一个地区进行活动。
这次花了六个星期，和第一次一样完全取得了成功。空军的胃口越来越大。它希望西蒙第三次去英国。但是里特尔有些担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三番五次地去英国，将引起英国移民局的怀疑。他把这个挺不错的特务闲留了一段时间。
然而后来的压力太大了。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决定再次使用他。这一次，西蒙为了掩护自己，随身带着他的朋友的手稿，他说他要把这部手稿交给英国出版商出版，手稿里写的是他在英国南部那个小孤岛上过的鲁滨逊式的生活。英国哈里奇移民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看见这个人来得这么勤，感到有些奇怪。不过那部手稿似乎消除了他的疑虑，他放走了西蒙，但是他显然向反情报部门报告了西蒙的情况。
西蒙在白教堂的一个海员旅馆里租了一间房。白教堂是伦敦的一个区，位于伦敦塔以东，离大型西印度浮坞很近。
他以这个旅馆为落脚点，在英国东南部到处逛，对新机场进行间谍活动，通过鹿特丹的一个掩护地址定期报告情况。他还吸收了几个威尔土民族主义分子，将来可以拿他们当破坏分子使用。但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当他在肯特郡汤布里奇一家旅馆住宿的时候，忘记以外国人的身份登记。警察把他逮捕了。他不是被罚几个钱了事，而是被判六个月的徒刑，他经常受到审问，但从不供认。警察没收了他的笔记本，在释放他的时候又还给他了。
他回到汉堡之后不久，战争爆发了。里特尔当然不能再把他派到英国去，不过还是把他当作备用人员留下，照样发给他薪金，直到一九四零年初海军要求“借用”他时为止。
海军需要有人从爱尔兰报告护航运输队和当地气候的情况。
西蒙和里特尔虽然都不喜欢这个主意，还是答应了。西蒙学习了收发报技术和谍报局特务使用的一种标准密码——简单的柱式变位密码。他的密码索引是雪莱的“Ｇｌｏｃｋｅ”那首诗的第一节。他在启程之前，得到一本浸过隐显墨水的黄色便笺簿，他可以把它缝在上衣里子里；他领了几份伪造的证件，证件上填的名字是卡尔·安德森，瑞典人，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他还领了一千九百一十美元、二百一十五英镑十五先令十便土（其中有一百二十英镑是伪造货币）；他还听取了有关爱尔兰情况的部分详细介绍，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那里。一九四零年五月底，他乘一艘潜艇离开了威廉港。
六月十二日夜晚，潜艇偷偷溜进了绿宝石岛西南端风光绮丽的丁格尔湾。潜艇上的人用救生橡皮筏把他送上岸。
他掩埋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然后徒步来到一条铁路线上，沿着这条铁路线往东走。第二天上午，他碰到了几个铁路工人，向他们打听下一趟火车何时开。
“这儿最后一趟火车是在十四年前开走的，”一个铁路工人说。后来没有发生什么情况，西蒙走着走着，来到特雷利车站。当他在月台上来回溜达的时候，发现有三个人在注意他。他们同他交谈，和他一块儿坐火车到都柏林。他们问他是不是在等候爱尔兰共和军的某个人，他嘲笑地反问道：“你们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人吗？”这一问，反使他们觉得他形迹可疑，以为他同那个非法的组织有联系；凭着这个借口，加上他的靴子又湿又脏，令人可疑，他们就把他逮捕了。警察从他携带的棕色纸包里发现了钱，后来他们挖出了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他被判刑，关在都柏林芒特乔伊监狱里。
西蒙就这样完蛋了。对于里特尔来说，这意味着丧失了“一位理想的特务。西蒙凭着谨慎、热忱和勇敢，完成了交给他的全部任务。我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典型的特务，是一个深思熟虑、机智聪明、每个情报军官都梦寐以求的值得信赖的侦察员。”
里特尔还有“约翰尼”。一九三九年夏天，里特尔把这个小个头的威尔士人，连同个儿比他高得多、年龄比他小得多的金发女友带到汉堡进行训练。谍报局汉堡站负责收发报的特劳特曼少校教给他莫尔斯电码，如何安装无线电发报机，如何巧妙地将它隐藏起来。战争爆发的时候，欧文斯回到英国。他在南安普敦火车站取回了自己的无线电发报机，这个发报机，是由一艘渔船上的一个船员从德国带来并存放在这个车站上的。不久以后，他进行无线电联系试验，发了第一封电报。 “当“约翰尼”的电报嘀嘀达达地传来的时候，特劳特曼的助手高兴得举起一只手欢呼： “他发报了！”特劳特曼在一旁看着。助手将电文记在便笺上。突然间他们大笑起来。电文上写的是“约翰尼”唯一会讲的一句德语： “来杯啤酒！”这句话还是他在汉堡秽声四闻的雷珀巴恩酒巴间里度过的几个快活的晚上学会的。
“约翰尼”后来的电报比较认真，他报告了下述情况，船只的活动，皇家空军在英国和法国的集结，美国提供的战争物资，海岸防务的加强，阻塞气球的使用，以及建有储油库的农场的位置及其伪装情况，这些情报可为空中侦察提供参考。他甚至报告了英国主要雷达站的确切位置，虽然他不知道也不可能说出这些雷达站是干什么用的。德国人更加信任他了，因为空中侦察发现了这些雷达站的位置，一架策佩林式侦察机在战前的一次间谍侦察飞行中，还发现了这些雷达站的用途的几条线索。 “约翰尼”还为里特尔吸收更多的特务。有一次，这个间谍头子想在北海当中的一条拖网渔船上同他和他的一个新手见面，这是在战前就安排好了的。但是这次约会没有成功。不久以后，两人在里斯本会了面。里特尔对他有些怀疑。欧文斯在国防部门工作，里特尔不相信象他这种地位的人能够离开英国而不让英国反间谍机关知道。后来，当欧文斯在另一次出访的时候，能够把一个新特务从英国带出来，里特尔才不怀疑他了，欧文斯说这个新特务是前皇家空军军官。
那是在第一次会面之后几个星期， “约翰尼”又在里斯本露面，并且把一个名叫布朗的人介绍给里特尔。这个人果真是前皇家空军飞行员，共产党员。但是他没有为里特尔工作，而是不见踪影了。在这件事情上，里特尔不能完全责怪欧文斯，欧文斯继续提供报告，德国空军情报机关经过检查核实，证明这些报告非常准确，里特尔的怀疑逐渐消除了。
后来他得出结论：虽然英国人可能怀疑欧文斯，但这个小个头的人耍了一些花招，使英国人相信他是忠于他们的，实际上他基本忠于德国人。 “约翰尼”的情报，拿里特尔的话来说， “对德国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
德国在西方的最有名的特务，间接说来也是里特尔手下的人，因为这个人是他的一个下级发展的。这个特务的化名叫“约瑟菲尼”，他在德国陆军、空军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里已经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约瑟菲尼”是无意之中当了德国特务的；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德国传送情报。
他从伦敦向他的祖国中立的瑞典政府提供的报告，在斯德哥尔摩被人偷走，交给里特尔的那个下级，这个下级是统帅部谍报局里的一个奇才。
他就是卡尔一海因茨·克拉默尔，个儿非常高，长得很漂亮，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青年律师。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出生在汉诺威的一个名叫奥本基尔申的小村庄。据说这个地方的德语讲得最漂亮。他在汉堡上的大学。一九三九年，当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加入了纳粹党，党证号码是4 ，174 ，743.他在伦敦为里宾特洛甫工作了一段时间。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应征参加了空军，当了专业军官，中尉军衔，被分配在里特尔领导下的谍报局汉堡站工作。他负责处理在低地国家，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的间谍活动。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吸收了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帮助土耳其安装了一个电话网，可以窃听英国使馆的电话。他回到汉堡以后，或许得到了里特尔的一些帮助，但主要是通过在斯德哥尔摩的特务和其他联系，获得了英国飞机制造者协会的每月生产总结。到了一九四二年九月，这个情报成了德国空军“最重要的情报”。空军说他的报告是“它袭击英国兵工厂目标时最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克拉默尔以前经常到瑞典去会晤他的联系人，不过旅行越来越困难了。空军不希望他中断报告，极力建议把他调到瑞典。最高统帅部向外交部作出保证：它将不再要求把谍报局的人派到驻外使领馆里去，但是这一次是特殊情况。里宾特洛甫本人同意了。十天以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克拉默尔到达斯德哥尔摩，再过几个星期，他的妻子埃娃和十一个月的女儿海迪也到了那里。克拉默尔担任使馆秘书，在新闻处工作。
他精力充沛，工作几乎立即有了效果。他在汉堡提供的报告主要是介绍英国飞机生产情况，他在斯德哥尔摩提供的第一批报告也是介绍这种情况。他到达斯德哥尔摩后仅仅十一天，就向谍报局空军组提供了他的第一份综合报告，里面包括许多项目。平均每份综合报告包括二十项；有一份达到三十项。除此以外，他还发回了无数单项报告，介绍个别方面的情况，有的谈运往英国的战略物资，有的讲从这个岛国弄到的战术和战略情报，等等。
克拉默尔说运送战略物资的报告是“西格弗里德Ａ”提供的，在汉堡空军机构特务的花名册上，这个人的编号是ｖ一3569. 他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一个代表（也是谍报局特务）在一九四零年发展的。他在布罗马机场工作，监视着重要战略物资启运英国的情况。后来他吸收了两个瑞典人，一个是货运经理，名叫斯瓦尔温克；一个是机械师。为了吸收他们，他付给每人七千四百克朗。克拉默尔到瑞典去的时候，把这两人也带了去，他把他从他们那里搞到的情报送给德国。比如，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他报告：瑞典航空公司在四月六日已准备好运往英国的七批货物，四月十二日又准备了五批货物。这些货物中有七十五包快速钢钻，共重一千五百四十九点二公斤，交货地址是考文垂罗彻斯特路二十一号布鲁斯一布朗有限公司。克拉默尔的另一个联系人是瑞典航空公司负责人卡尔·弗洛曼，此人非常精明，好出风头。不过他只向克拉默尔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
既然有“西格弗里德Ａ”，那么一定还有其他的“西格弗里德”。克拉默尔果真有一个“西格弗里德Ｂ”，而且还有一连串的“西格弗里德”。其中有些人在英国，他们提供的大部分情报是通过瑞典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和其他雇员送过来的。克拉默尔坚决拒绝向他的上级透露这些联系人的名字，但是他暗示，他们都是很有地位的英国人和经常到英国旅行的瑞典人。他们还通过邮政系统和往来于瑞典与英国的渡船上充当信使的水手传递情报材料。情报往往两至四天以后到达。克拉默尔只同把这些情报带给他的中间人接触，而不直接同英国的真正提供情报的人会面。
他在瑞典却同实际提供情报的人会面。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接触了一位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意大利人；这个人后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克拉默尔通过他认识了日本驻瑞典陆军武官小野寺将军。他是日本在欧洲的情报头子，非常能干。他们认识以后，经常互相交换情报，彼此都捞到好处。
克拉默尔还同匈牙利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处副武官弗茨科增蒂·拉斯洛经常进行接触。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克拉默尔把弗茨科增蒂的妻子送到机场，替她的丈夫为她送行。他们主要是互相比较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弄来的情报。克拉默尔的另一个情报来源是一家瑞典贸易公司的老板安东·贝拉·格伦德贝克。这家公司向德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外交官廉价出售东方地毯、收音机和其他难买的物品。尽管克拉默尔反复强调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情报是格伦德贝克提供的，可是其他情报人员却认为格伦德贝克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情报，他们还认为，格伦德贝克对克拉默尔施以小恩小惠，克拉默尔为了酬谢他，吸收他当特务，为他到欧洲各地做生意提供方便。
报刊是这个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大个子喜欢对他的上级隐瞒的一个情报来源。每天上午他要在使馆呆上几小时，浏览瑞典、英国的报刊杂志，包括技术报刊杂志。他是搞新闻的，这个职业为他提供了极好的掩护。他时而提供一份报告，比如，他看到一张报纸上的一条报道和另一张报纸上的一则新闻配挡得上，就根据这两样东西写一份报告，并且说它是“西格弗里德Ｂ”写的。他做这种事情而没有被上级发觉，原因在于他比德国各个情报分析机构要早四天得到这些报纸。
“西格弗里德Ｂ”既报告盟军的意图，也报告英国皇家空军的编制。比如，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六个星期，克拉默尔告诉柏林，不用担心盟军会在挪威登陆，而这正是希特勒主要担心的一个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到“西格弗里德Ｂ”十二月十八日的下述报告：从英国方面获悉，盟军在挪威北部采取重大行动的谣言是有意制造的。这些谣言正往瑞典驻伦敦使馆流传，以便通过它再传到斯德哥尔摩。
据说，传播这些谣言的目的，是要使德国人感到气恼，同时似乎也是为了推迟人们预料的德国将在西班牙采取的军事行动。为什么说不会在挪威登陆呢？因为又有一部分战斗机编队从第十三和第十四战斗机大队撤出，英国海防部队的一些战斗机编队也已撤出第十八战斗机大队。“西格弗里德Ｂ”的报告证实了“西格弗里德Ａ”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提供的报告。此外，Ａ·ｔ' ｔｌ认为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船舶总吨位完全不足以承担这样的登陆作战行动，预料突击队将加紧进行活动。 克拉默尔还有一个特务，名叫“赫克托”。“赫克托”
的报告所讲的多半是同盟国飞机生产情况。有些人认为，这些报告是德国所收到的这方面最有价值的情报。
克拉默尔腿脚勤快，到处奔走，这使他了解了更多的情况，不至于中任何圈套，并能向他的间谍头子提供他们想要的情报。他每个月至少要旅行一个星期，到瑞士、法国和哥本哈根；他每隔一个星期去一趟柏林，在那里会见吉泽尔黑尔·维尔辛博士。维尔辛是《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的发行人，舍伦贝格的助手，德国保安总局特殊情报汇编《埃格蒙特报告》的编者。维尔辛和克拉默尔交换情报，维尔辛发现克拉默尔的情报很有价值，因为克拉默尔很能干，又是在德国境外活动，而且他能独立思考问题。
克拉默尔除了主动提供情报外，还回答德国空军通过谍报局向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陆军航空队的哪些编队被调往中东？” “新建立的四个战斗机小队里有英国或美国的战斗队编队吗？”
所有这些同“约瑟菲尼”提供给他的重要情报比较起来只是小意思。
谁是“约瑟菲尼”？随着他的名声在情报界中越叫越响，有些人也就渐渐知道他的底细。 “约瑟菲尼”是个化名，没有什么意义，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瑞典驻英国的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空军武官。作为一个多少被认为是亲德国的国家的代表，他们每到一处，虽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更不会参与同盟国的秘密，但他们在与德国交战的英国的首都，还能享有中立国所享有的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只要他们人在那里，就能收集到在其他地方收集不到的大量情报。
他们把这些情报进行综合归纳，写成报告，送给斯德哥尔摩国防部，然后又被克拉默尔所获取。
怎样获取呢？这是克拉默尔最大的秘密。他的社会交往，没有超出使馆外交官通常的活动范围。他没有举行许多聚会，结交的瑞典朋友廖廖无几。他本人不愿说出他有哪些情报来源，他扬言宁可辞职，也不愿披露那些人，为了揭开秘密，舍伦贝格甚至派人盯他的梢。
“结果不管用，”舍伦贝格说。 “他白天总是什么也不干，不同任何人接触，但他每星期可能出去两三次，参加聚会，他总是知道如何隐没三至四个小时，然后在第二天早上返回来，开始发号施令。”
他有时外出，似乎是到他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三处安全寓所之中的一所里去了。他能一忽儿就不见踪影，一半是因为池开着那辆经过改装加大了马力的小轿车，快得简直到了危险的程度。可是他常常把小汽车停在正对着他寓所门口的地方，使得自从他到达瑞典三个月之后就一直盯着他的瑞典警察，能够认出这些寓所和他所接触的人。
他接触的人中有三位年轻瑞典妇女，都在瑞典国防部工作。克拉默尔常常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他最喜欢的一家饭馆里，或者在西郊一座舒适的小酒店里，和她们一起吃吃喝喝。有时候，他将其中的一个带到一个幽会的地方，在那儿，女方把瑞典驻伦敦的几位武官的报告，或许还有其他文件，交给这个漂亮的外国人。
由于有一条情报渠道通到敌对的交战国首都，克拉默尔提供的情报，似乎能使如饥似渴地想获取情报的德国人直接窥探到同盟国的意图。比如，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 “约瑟菲尼”报告了刚刚收场的魁北克会议。鉴于意大利快要退出战争，罗斯福和邱吉尔在这次会议上制订了跨过英吉利海峡实行登陆作战的重大计划。 “约瑟菲尼”说：迄今为止，盟军的战争计划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预料在明年春天之前，盟军不会在法国北部采取原来打算要解决这场战争的重大行动。盟军将在北非和西西里建立主要活动据点，以便对意大利和地中海诸岛进行作战。
所有这些情报虽然不算新，却是准确的。任何空想战略家都知道，在欧洲大陆登陆，需要有一个夏季的时间进行宣传，只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开始登陆。德军在两个星期之前就撤出了西西里，盟军极不可能不予以占领。尽管如此，间谍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告还是比臆测为好，因此，德国人得到这份报告是很高兴的。 “约瑟菲尼”后来提供的一些报告却不怎么准确。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他报告美国成立了八个空降师，实际上只成立了五个。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宣布到那个月底，美国第十四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将到达法国，实际上这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存在。
虽然许多接收克拉默尔的情报的人欣赏他的情报，却也有一些机构对他的活动看不顺眼。谍报局空军组驻斯德哥尔摩代表、空军副武官弗里德里希·布施，由于妒忌克拉默尔能够经常出去玩，和女朋友寻欢作乐，在饭馆里吃吃喝喝，因而认为这个漂亮的间谍头子之所以拉一批特务进行活动，与其说是为了从不同来源那里获取情报，不如说是为了领取大量的经费，布施认为，如果德国空军不再相信某个情报来源，克拉默尔为了保护自己就把它抛弃掉。布施相信克拉默尔的很大一部分情报是假的，布施还认为，谍报局的官员之所以庇护他，是因为他在他们的不正当货币交易中帮了忙。盖世太保也怀疑他在耍两面派。盖世太保觉得他若不用其他办法，不会干得这么漂亮。盖世太保的一位最能干的工作人员，写了八十页关于这个高个子特务的材料。他认为，克拉默尔将德国空军作战部的文件和其他机密德国文件，卖给在斯德哥尔摩的俄国人，然后从俄国人那里换取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材料。这笔交易八成是通过小野寺安排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盖世太保头目米勒在德国保
安总局各司负责人会议上趁机嘲笑舍伦贝格说： “难道你也是英国特务？你那个克拉默尔给你找麻烦了。你可得解释清楚。”不久以后，他把克拉默尔召到柏林，审问了四个小时，克拉默尔否认了所有的指控；米勒无法证实这些指控。
克拉默尔又返回斯德哥尔摩，舍伦贝格直接为他承担了责任。直至战争结束，克拉默尔一直呆在斯德哥尔摩，有些人非常赞赏他，也有一些人怀疑他。
德国在西方的最著名的间谍是“约瑟菲尼”，在东方最著名的则是“马克斯”。两人都披上了神秘的色彩。正如多数情报人员只知道“约瑟菲尼”是在英国提供情报的人一样，他们也只知道“马克斯”是在俄国提供情报的人。但是“马克斯”还有有趣的一面。 “约瑟菲尼”同德国之间的联系人是一个响当当的纳粹分子， “马克斯”的联系人却是一个犹太人。
他就是又矮又胖的弗里茨，考德斯。考德斯一九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维也纳，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据他说原是雅利安人，改信犹太教，后来又成了浸礼基督教徒。考德斯二十四岁的时候，离开维也纳到苏黎世，在那儿当过体育记者。他在巴黎和柏林干过同样的工作，他在柏林时还做过私生意。希特勒上台以后，他到布达佩斯当记者，但是他也从事在上流社会似乎盛行的一种活动；他把合适的匈牙利官员介绍给既需要他们又能收买得起他们的那些人。他还设法获得象居住许可证和签证这样一些有时很难弄到手的证件。他声称，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经过别人介绍，他结识了布达佩斯最有地位的非官方人土和最高级的官方人士，尤其是外交部的人士。此外他还兑换货币。
他在布达佩斯认识了那里的德国谍报局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向他布置任务。他同驻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市的美国领事约翰·迈利的交往最有成果。考德斯是在匈牙利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认识迈利的。这位新闻司司长也在萨格勒布市当过领事，从那时起他就认识迈利。考德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冒充荷兰人，当迈利和他的妻子到布达佩斯买东西的时候，他帮了不少忙。考德斯为迈利兑换货币，帮他寻找古式手枪和刀剑，迈利喜欢收集这些东西。考德斯希望利用这个交情捞点好处；替那些想离开布达佩斯的犹太富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
考德斯还利用这个交情从迈利那里窃取文件。他多次访问萨格勒布市，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那次访问中，他偷窃了英国的宣传材料和一份关于南斯拉夫缺乏汽油的报告，把它们交给谍报局。后来，他从迈利的办公室里偷偷拿走美国的军备报告，迅速地拍照下来，放回原处，然后把照片送给德国情报机关。迈利有时让他捎信给布达佩斯的美国领事，他把信拆开，拍下照片，把照片复制信件送给谍报局。当布达佩斯的美国领事让他捎回信的时候，他也这么干。他偷窃的材料中最有用处的，大概是美国国务院关于颁发签证的规定，这份材料八成落到了谍报局制造假证件的那些人的手里。 考德斯或许也向党卫队保安处提供一部分这样的材料，因为在一件牵涉到迈利的事情上，他同德国保安总局的巴尔干问题专家或廉·赫特尔保持着接触。为了这个问题，他追踪过赫特尔，从维也纳一直追到柏林。在柏林，他的主要消遣是玩弄女人。他认识了德国保安总局的雇员弗劳莱因·蒂尔。他带她出去玩，结果给她惹下麻烦了，因为和她一起玩的是一个犹太人。赫特尔见到考德斯并不高兴，但还是让他捎一封信到萨格勒布，交给赫特尔手下的一个名叫海因里希·施利的特务。回到萨格勒布以后，考德斯一面办事，一面寻欢作乐。当他在武装部队通讯中心打长途电话的时候，偶然认识了弗劳莱因·霍尔特豪斯。他同她的交往似乎不太妙；他只会见过她两次：每次都有一个朋友陪着她。当他返回布达佩斯的时候，运气要好些。新成立的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贝洛塞维奇小姐似乎喜欢他。她交给他一些情报，并且打算到萨格勒布去找他。但是后来他倒了霉，被扣留了，他和这个小姐的关系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些情况大都发生在希特勒开始进攻俄国的时候。就在这时候，同俄国内地的某些联系正在发生变化。
这些联系人原来属于白俄将军安东·图尔库尔。在俄国内战期间，图尔库尔曾经指挥一个师，共产党人巩固了政权以后，他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希特勒的反共的德国避难。他成了白俄流亡者的首领。他一面等候着红色政权的垮台，——面同苏维埃俄国境内的人保持联系，甚至派遣他手下的部分军官替他进行宣传，并为此寻求波兰参谋总部的帮助。希特勒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之后，图尔库尔在俄国的一部分人似乎同德国人进行了接触，并且主动提出通过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这项任务交给了谍报局。谍报局找到了一些白俄无线电电报员，供给他们设备，建立了定期通讯联系。德国人为俄国的这些电报员取了化名，根据推测有一人在克里姆林宫，给他取的化名叫“马克斯”，另有一人在乌拉尔以东，给他取的化名叫“莫里茨”。 “莫里茨”
后来退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马克斯”则在整个俄国战役期间出了名。
卡纳里斯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此人就是维也纳谍报站站长鲁道夫·康特·冯·马罗格纳一雷德维茨上校。自从阴谋暗算密如牛毛的奥匈帝国时代以来，维也纳就是对俄间谍活动中心之一。一九四一年年底左右，维也纳情报站把图尔库尔的那一摊工作转移到索非亚，大概因为保加利亚的这座首都离俄国比较近，更便于无线电联系；也许是因为有人希望从苏联驻索非亚的庞大使馆里获取更多的情报。为了进行这项工作，马罗格纳一雷德维茨为他的谍报站建立了一个前哨站。他把这个前哨站设在索非亚埃夫蒂米大主教大道的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的底下几层是办公室，顶层是电报员进行秘密技术工作的地方。这个前哨站独立于谍报局保加利亚谍报站，该谍报站的负责人是精明强干的奥托·瓦格纳上校，他的总部就设在这条大街的下面，这个前哨站的站长原来就是考德斯。他是怎样挑选上的，为什么挑选他，在索非亚的谍报局工作人员始终弄不清楚。不过有一点非常清楚：他得到了谍报局上自卡纳里斯本人等高级人土的绝对支持和全力保护。卡纳里斯当着瓦格纳的面对考德斯所作的评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同谍报局里大多数人一样，考德斯也用化名，他的化名叫克拉特。他称呼自己是“工程师”。应当承认，这个头衔在奥地利并不总是同实际职业相称的。他中等身材，圆鼓鼓的脸，食不厌精，穿着讲究，他机智聪明，但不太好动；有些人认为他相当滑头。他的弱点是喜欢女人。不过瓦格纳进行了观察，发现他虽然是玩弄女人的老手，但并没有象其他许多人那样堕落下去。他总是保持着警惕，总是在迫切地打听会发生什么情况，别人会对他说些什么。他到达之后不久，就开始到处花钱。白天他呆在办公室，或者到外面活动，似乎也干一些秘密勾当，贿赂保加利亚警察，以便不找他的麻烦。晚上他上饭馆或咖啡馆，好好吃一顿，和女人幽会。
尽管“马克斯”搞了这些非职业活动，他的报告却源源而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考德斯把它们送给维也纳，维也纳送给谍报局总部，谍报局总部再转给东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国空军处，这两个机构又把它们下发到各集团军群和各大机群。几乎每天都拍来一封电报，许多是关于军队调动的情况。比如， “马克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报告：六月二日，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团，一个中型坦克团已从克拉斯诺达尔到达季霍列茨克，大概将调往罗斯托克。六月三日，二百辆重型和中型坦克从斯大林格勒运抵克拉斯诺达尔，然后再运往塔曼半岛。
有些电报远远比这重要得多。看来它们是由苏维埃政权的心脏——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人发出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或者十五日，他报告：七月十三日晚，莫斯科国防委员会会议结束，沙波什尼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英国、美国和中国的陆军武官以及·其他一些人出席了会议。沙波什尼科夫宣布苏军将一直撤退到伏尔加河，这样德军必须在伏尔加过冬了……。看来将从两个地方发起进攻：奥廖尔以北和沃罗涅日以北； 空军和装甲部队显然要参加进攻，为了牵制敌人，可能在加里宁附近发动大规模强攻。
东线外军处评论说，“过去几天整个敌人情况的发展变化表明这份报告是可信的。”
四个月以后，当俄国人正在集结部队，准备给予德军中部集团军群和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先头突击部队以毁灭性的打击的时候， “马克斯”似乎取得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谍活动中登峰造极的成就。有一次，斯大林亲自主持军事会议，并且作出了决策， “马克斯”在当天就透露了这些决策。德国在西方的特务，例如“约瑟菲尼”，曾经自称披露了罗斯福和邱吉尔的会谈结果。但是，没有哪份情报比得上“马克斯”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一封令人惊讶的电报来得快和来得准确；十一月四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