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布鲁塞尔，两个未来间谍住在旅馆里，里特尔在那儿的谍报站会见了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将把这两个间谍空投到英国。他和飞行员摊开一幅地图，寻找合适的着陆点，里特尔满意地看到，他的第一批特务当中有一个叫西蒙的特务所发现的机场有一部分出现在地图上。他们将地形图与人口图和公路图进行对照，最后决定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个地方着陆，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大块空旷地。里特尔画了一幅放大地图，根据这幅地图，两个特务可以熟悉乡间的那块地方。可是后来几天天气不好，无法执行任务。汉森和卡罗利于是游览布鲁塞尔的风景名胜。卡罗利找了一个姑娘，似乎和她有些缠缠绵绵，汉森和里特尔担心他会妨碍执行任务。里特尔派人盯她的梢，发现她原来是个妓女，将她保护性地拘留了几天。
天气仍然不好，为了消除间谍头子和两位间谍越来越紧张的情绪，里特尔带他的两个特务到安特卫普和巴黎旅行。
在巴黎，他们成功地用无线电同汉堡取得了联系。这使两个年轻人感到放心，因为巴黎和汉堡之间的距离比英国和汉堡之间的距离还远。他们返回布鲁塞尔。天气预报说天将转睛，他们再次南下，来到布列塔尼亚的首府雷恩，那儿有一架漆黑的双引擎Ｈｅ111 式轰炸机在等着他们，飞机驾驶员也在机场等候。里特尔同卡罗利最后一次握手。这个年轻的间谍爬进了飞机。飞机开到跑道上，不一会儿，虽然还能听到马达的吼叫声，可是飞机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中。过了一天，汉森也这样地飞走了。里特尔回到鲁布塞尔，陷入幻想之中。
凌晨四点半，飞机驾驶员报告：他低飞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海岸附近又冲到七千米高空，然后穿过云层，俯冲到着陆点上空一百五十米的高度上。他放慢了发动机的速度，汉森跳了下去，驾驶员看到降落伞张开了，然后就往回飞。
里特尔现在只好等着。第二天，他焦急地向汉堡无线电台打了几次电话，得到的回答只是： “还没有消息，少校先生。”只是到了第三天的半夜里，他床头的电话铃才响了起来。
“三七二五号（汉森）同我们联系上了，少校先生，" 电台报告。 “线路很好。魏因（训练他们的电报员）亲自同他们联系，毫无疑问是汉森在发报。”
“他说了些什么？”
“他只是通个消息，让我们知道他活着。他不久还要发报。”
“好，”里特尔说。 “听到他的消息后，请马上告诉我。晚安。”
过了三天才收到第二次发报。卡罗利的降落伞拌在一棵树上，他受了伤。这个高个子间谍躲在一个农场的房子里，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没有降落在索尔兹伯里附近，而是降在牛津以北、离原定降落点相距六十五英里左右的地方。后来里特尔决定派“约翰尼”去帮助他。经过多次通讯， “约翰尼”手下的一个特务在海威克姆火车站会见了卡罗利。他把这个芬兰人带到自己的寓所里，仔细护理他，一直到十月份，卡罗利自己才在剑桥南面找了一处寓所，从那里往回发报。可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他突然停止发报了。 “约翰尼”报告，警察把他包围了，他中断发报，逃走了。根据汉堡的指示， “约翰尼”手下的一个特务取走了卡罗利存放在剑桥火车站行李室的那部电台。
再说汉森，他在伦敦北部巴尼特区安了身，以那里为落脚点，拼命为里特尔工作着。他总共向汉堡拍了一千多封电报，许多是气象报告。另外一些电报详细报告了空袭所造成的损失。一九四一年二月，炸弹扔到了博勒姆伍德，这个地方离汉森在巴尼特的住所只有一英里左右。他用无线电报告下列工厂被炸坏；标准电话电报有限公司，西勒姆实验所以及史密斯父子有限公司等等。几天之后，他到英国各地旅行，报告机场和工厂的情况。 “许多轰炸机配置在牛津地区，主要是在阿宾顿、本森和布莱兹诺顿。请进行侦察，”
他在电报中说。二月二十四日，他报告布莱兹诺顿机场的情况； “新发现一些特别大的土丘，用草盖着，大概是地下飞机库，约两百米长，七十五米宽。”这听起来有些奇怪；汉堡发现它绘制的大不列颠飞机场地图册第一百零四页上没有标出这些土丘。他第二天又报告：进一步观察了布莱兹诺顿机场。昨天报告的六个土丘实际上是地下飞机库。我亲眼看见两架无畏者式飞机如何被推进西北边的一个地下飞机库。这两架飞机上涂着Ｎ3446和Ｎ3479的标记。飞机库的确切位置如下：两个南北走向的飞机库位于布莱兹诺顿以西一百米、从布莱兹诺顿通往卡特顿的公路以北的地方；另外两个飞机库走向相同，但位于公路以南，离通往班普顿的公路有一白五十米。剩下的两个位于卡特顿以南一千八百米、公路以西三百五十米远的地方。通过观察发现高射炮阵地，一个位于卡特顿以东七百米，另一个位于卡特顿以南一百术。
汉森是个自由间谍，没有固定职业。三月，他旅行来到索尔兹伯里附近，调查飞机场，四月来到伦敦西面的远近郊区。有时候收到的他的报告里面，地名奇怪地拼错了，或许是发报时打错了，弄得谍报局的情报分析员气急败坏地翻着地图册和地名手册，寻找“Ｈｅａｔｈｒｏｎ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希恩罗机场）”（应拼为Ｈｅａｔｈｒｏｗ）和" Ｒｏａｄｉｎｇ（雷丁）”（应拼为Ｒｅａｄｉｎｇ）。
汉森自作主张，大概使他们更加感到恼怒。他不时地宣布他在度假，因为他暂时不愿搞任何间谍活动。另外，汉森有时发牢骚，大概也惹得他们生气。
“你们对我的工作如何评价，从来就不让我知道。哪怕偶尔给我一点安慰也是好的，我毕竟是人。”
在英国，食品实行配给制，当他奉命报告面包贵不贵，好吃不好吃的时候，他反问道：“难道你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可问？这儿的面包照样好吃。”
“你们答应派人送钱来，为什么迟迟不送来？我开始觉得你们全在撒谎。”
事实上，谍报局给三七二五号特务送钱有很大困难。他被空投的时候，他们只给他两百英镑。原来指望登陆部队不久接踵而至。但是登陆越来越往后推迟的，他钱花完了。
“约翰尼”给他寄了一百英镑。德国人原来准备给他空投五百英镑，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告诉他，他在汉堡的一个朋友将把钱送来，还将给他带来新晶体管，装在他的电台上。他们原来安排了一连串复杂的会晤，地点在摄政宫饭店、培特美术馆和大英博物馆。但是没有一次办到了：英国人把他的这个朋友逮捕了。后来汉堡指示他下午四点在维多利亚车站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等候，听从指示。汉森回答说，十一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已经不在那里，他建议改在十六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经过几次往返电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双方终于按照计划采取行动。汉森扎一条红领带，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和一本书，上了十六路公共汽车。有一个日本人也上了车，左手拿着一份《泰晤土报》和一本书。到了第五站，两人都下了车，等候同一条线上的下一趟车，后来两人一块上车，并排坐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他问那个日本人：“今天报纸上有什么有趣的消息？”
那个日本人扫了他一眼。
“你拿着看吧，”他说。 “我下一站就要下车。”
报纸里夹着八十张五英镑一张的票子。那个日本人是副武官，赶忙回到自己的使馆。汉森发报：“两三天内不发报了。今天晚上我喝醉了。”
汉森还通过里斯本的一个重要德国特务安排的复杂金融交易得到更多的钱，这个特务是南斯拉夫人，名叫杜斯科·波波夫。波波夫说他认识一个有钱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是一个剧团的老板，由于担心英国输掉这场战争，想把手中的英镑换成美元。谍报局抓住了这个建议。它派遣谍报局财务处处长特彭去里斯本了解这个建议，然后作出具体安排。波波夫将把美元交给这个犹太人，犹太人再把兑换的英镑交给波波夫在伦敦的指定人，这个人当然是汉森。事情就这样地办妥了，只是谍报局的官员显然克扣了大量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伦敦的汉森得到了两万英镑，相当于十万美元。
这个问题虽然解决了，其他问题又发生了。他现在腰缠万贯，阔起来了，德国人于是对他施加压力，要他进入上流社会、结识更有地位的人。可是他报告，警察局调查他服兵役的情况，他找来了一位朋友，证明他正在农场从事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才免了他的兵役。虽然他现在只能在周末出去走走，但是他通过他的雇主的女儿，扩大了间谍活动范围。她在政府一个部门的密码处工作，因此可以看到大量重要的往来情报，有时候她到农场看他，向他透露这些情报。
后来，她的部门慷慨大方地把她借给美国人，汉森又以同样的方式从她那里弄到不少美国的情报。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汉森继续如实报告情况。一九四四年一月，艾森豪威尔飞到英国，指挥盟军登陆部队，汉森在通讯社广播这个消息之前几个小时就把他到达英国的消息报告给国内，谍报局的指挥人员认为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当登陆的日期临近的时候，他们指示他开始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他的报告很快就来了。两万加拿大部队已经抵达多佛地区。美国的先遣步兵已经到达阿什福一多佛地区，这支部队，据他几天之后说，是第八十三步兵师的一部分。在肯特郡的东南部，除了离法国最近的多佛以外，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大量部队在树林里隐蔽宿营。当盟军越过海峡开始登陆之后，他提供了更多的情报。他说，他看见美军第十一步兵师经过剑桥，沿着公路往东开。在那个大学城的火车站，他看见美军第十军往西开；第二十五装甲师往南开，平板货列上载着坦克。后来他在诺威奇看见这个师的土兵。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他郑重地来电： “值此拍发我的第一千封电报之际，请你们向我们的元首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并热切希望尽快胜利结束这场战争。”
甚至在十二月希特勒的阿登攻势失败以后，汉森仍然对德国忠心耿耿，毫不懈怠。他有一个朋友，在一艘布雷艇上工作，战争初期曾经向他提供过情报，这次他又碰见他。这位朋友对他说，盟军正在设置一个新的布雷区，阻止德国新型通气管潜水艇进入该水域。德国海军情报分析员证实了他的报告的真实性和价值，因为有一艘潜艇报告，它触到一个水雷，不得不赶忙逃窜：水雷的位置正是三七二五号特务报告的布雷区。为了保护潜艇，德国海军封锁了三千六百平方英里的海域，不让潜艇进入。汉森的忠诚总算得到了报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下午五点五十分，也就是汉堡落入英军之手之前几个小时，他收到了他的上级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
汉斯·汉森是在英国活动时间最长的德国间谍。
并不是所有在英国的特务都取得了成功。在一批特务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女间谍，她金发碧眼，具有北欧日耳曼族人特有的漂亮。她的名字叫做薇拉·德沙尔贝。她逃离了在丹麦的家庭，在巴黎的情场上颇出了一番风头，最后认识了特奥多尔·德鲁克，德鲁克是一个手头阔绰的花花公子，差一点没堕入下流社会。他把薇拉带到布鲁塞尔，可是一到那儿，这个漂亮姑娘很快就被里特尔的同事汉斯·迪克斯拉过去厂。迪克斯虽然模样丑，却具有非常强烈的性感，女人象发情的母兽那样地追逐他。但是迪克斯很快就把她玩腻了，为了把她打发掉，他建议她到美国为他当间谍。起初她不同意，后来看到事情已弄到这种地步，只好勉强同意了。迪克斯又为她凑了两个人，一个是德鲁克，他愿意和她呆在一起，另一个是瑞土人，名叫维尔纳·海因里希·瓦尔蒂，他曾经当过法国驻汉堡领事的司机，并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对这位领事进行过间谍活动。
进行了例行训练之后，这三个间谍和迪克斯为了庆祝一番，晚上到外面吃了一顿。他们喝酒一杯接一杯，在开车回来的路上，迪克斯酩酊大醉，把握不住方向盘，发生了事故，迪克斯一命呜呼，不过其他人只受了点轻伤。几天以后，他们飞到挪威西南端的斯塔万格，从那儿乘一架双引擎Ｈｅｌｌｌ水上飞机，随着带着假证件、干粮和就着吃的香肠。
飞机飞到苏格兰北部海岸附近的海面上，当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爬下飞机，走进橡皮艇的时候，不小心把自行车掉到海里。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了。几分钟以后，他们登上了敌国海岸礁石嶙嶙的海滩，他们踢掉了橡皮艇，分头走开了。瓦尔蒂向东，德鲁克和薇拉向西，薇拉现在改名为薇拉·德科塔尼一卡尔布。早上七点三十分，他们走进了波特戈登镇只有一间小木屋的火车站，波特戈登镇位于班夫和因弗内斯之间的海岸铁路线上。
“请问这个车站叫什么名字？”薇拉问。
车站站长约翰·唐纳德有些怀疑。当他看到那个男的裤脚管湿淋淋的，就更加怀疑起来了。他让工友约翰·格迪斯同他们谈话， 自己去叫当地警察，警察把这两个间谍扣留起来了。
他们被捕了，不久英国人在海面上发现漂浮着他们的橡皮艇，开始逮捕可能和他们一块登陆的其他人。在询问附近的车站时，了解到有一个男的当天早上买了一张去阿伯丁的火车票。警察终于在爱丁堡抓到了瓦尔蒂。 几个月以后，德国人听说那两个男间谍被处决了，可是仍然不知道薇拉的下落，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玛塔。
哈里的间谍生涯，或许只不过持续了两百分钟。
许多其他间谍也和汉堡的这三个间谍一样，很快就被捕了。三十七岁的比利时人阿方斯·蒂默曼以难民身份来到英国，照例要送去接受盘问。检查人员在他身上搜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白色药粉，几根棕色棍条，一撮棉花。检查员一看见这些东西就联想起“隐显墨水”，这就宣告了蒂默曼的“死刑”。有一个名叫约翰内斯·马里尼斯·德龙克斯的荷兰人，也冒充难民。他和另外两个真正的难民乘着帆船刚到达英国海岸就被捕了。德龙克斯由于自己愚蠢的行动而引起了怀疑；一位反情报人员仔细地检查他携带的物品，发现他的荷兰文—英文词典的一些字母下面用针扎了一些小孔，这些字母拚起来是一些掩护地址。他后来被绞死了。 ”
此外一些人活动的时间稍长一些。有的由于运气，或是由于不知疲倦地工作，爬到了关键岗位上，或者在关键岗位上物色培养了特务。高级情报，甚至偶尔还有些能够洞察同盟国重大战略的情报，就从那里送到德国。
罗曼·加尔比一切尔尼亚夫斯基上尉是波兰人，一九三九年德军入侵他的祖国的时候，他奋起反抗，他输了。他在巴黎加入了法国的抵抗组织，他又输了。德国人俘虏了他和他的抵抗组织里的许多人。他是被他的密码员出卖的，这个密码员是一个年轻女子，由于妒忌他爱上了这个组织的另一位姑娘而把他出卖了。
谍报局后来知道，在德国牢房里关着的这个波兰人是个职业军官，他三十多岁，当过飞行员，运动员（他是优秀滑雪运动员），有着在波兰参谋总部情报局工作的经验。不久德国反情报机构建议加尔比—切尔尼亚夫斯基到英国去，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如果同意，德国人将把被俘的抵抗组织成员当作普通战俘、而不是当作特别战俘加以处置。起初他拒绝了。但是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后，他逐渐相信德国是在同长期以来一直蹂躏着波兰的俄国作战，真正符合他的祖国的利益，他终于同意了。
他的特务代号是ＧＶ—7167，ＧＶ是德文词“反特务”的缩写。他的这个代号是供双重间谍使用的，他的任务是要渗透到英国特务机关里面去，这个代号恰好反映了这一点。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德国人还要他从英国收集军事情报。
他假装逃出德国，经过迂回曲折的路线，从西班牙，葡萄牙，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达英国。他用的化名叫“休伯特”。
他通过了对难民的盘问，这多半是由于他的生平背景是真实的。不久他就架机飞行，在波兰空军中队中担任中队长。
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开始发报。很快就达到平均每天一份。一九四四年初，对德国人来说他的价值提高了，因为他被任命为美国登陆地面部队指挥官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参谋部的波兰联络官。“休伯特”的报告是用法文写的，看来这是因为他不大会讲或者根本不懂德文，而波兰文会使谍报局难以看懂。他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盟军为了发动入侵而进行的集结。比如，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他起草了五封电报，但是一直等到二十九日黄昏才发出。那时他在南安普顿地区，他报告说，他在汉布尔河看见了大约三十艘小型和五艘中型登陆艇。三月十日，他报告： “据一位英国军官讲，驻扎在诺威奇东部地区的那个师（以熊作为识别符号）的番号是第四十九装甲师。”他还大发牢骚： “你的二七一号，我非常失望，空军帮帮忙既不危险，也不困难。我冒着最大的风险从事活动……我的工作受到了极大限制，你们如果不帮助，我就不能提供更多的情报。宁可停止工作，也不愿马虎了事。我从来没有受到你们帮助的鼓舞。”
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活动，五月十九日，他被调到最重要的岗位：乔治·Ｓ·巴顿将军的第一集团军群司令部联络官。联络官虽然不是决策人物，但他们常常居于关键岗位。
“休伯特”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报告了第十一步兵师和第三十三军的驻地，传回了第十七步兵师的识别符号。他报告了第九集团军的使用和第二十一空降师的情况。他说：“布伦特伍德驻扎着第三十五步兵”币的部分部队，他们属于第十二军，已调到肯特。哈里奇驻扎着第二十八步兵师，属于第十二军。那里正在举行两栖作战演习。一直到盟军登陆，甚至登陆以后，他仍然在提供这样的情报，数量甚至更多。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他的第八七七号电报中报告： “诺丁汉地区一切都很平静。有一些识别标志表明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驻扎在那里。第九和第二十一空降师已撤离这个地区。”
西线外军处最后阅读他的报告的“主顾”喜欢这些情报。他们说： “这些了不起的报告对我们弄清敌人的情况大有帮助。”西线外军处英国组负责人罗格尔·米夏埃尔少校评论道； “好。” “非常了不起。”米夏埃尔少校只是偶尔才表示不太热情的看法： “不太明确，” “可以相信”同他对其他间谍尖酸刻薄的评价比较起来，这样的批语实际上是在赞扬他。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突然结束了。一九四五年一月， “休伯特”突然停止发报。英国人显然把他抓起来了。
其他的特务开始当自由间谍，表示愿意为谍报局提供情报，他们很快就成为大型间谍组织的负责人，在这些间谍组织里，主要特务、下级特务、生财有道者以及联络员层出不穷，宛如实业界的联锁董事会和有限公司。多数这些间谍组织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中立气候的保护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最早的一批特务当中有一个名叫保罗·菲德尔米的人。
他出生于德国苏台德区，曾经在奥匈帝国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过。他的化名叫ＣＨＢ，他建立了一个遍及全世界的特务网。
特务们被称为ＣＨＢｌ，ＣＨＢ2 ，等等。他们之中有些人曾经在谍报局汉堡站工作过。至少有三人在英国工作过。其他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卡纳里斯本人曾经把拿破仑使用过的一个镶着珠宝的鼻烟盒赠给菲德尔米。比方说ＣＨＢ1 ，谍报局认为他“久经考验，值得信赖”。但是西线外军处的评价比较冷静：“好；需要提供有关军队的比较准确的细节。”后来说：“最近情报的价值下降了，”又说“整个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不准确，”甚至说：“简直是个骗子！”而ＣＨＢ1 是这些特务中最好的。
另一个比较早地加入间谍组织的特务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个德国商人，化名叫“奥斯特洛”。他手下有十七个特务，每个特务又有许多情报员。他是对英国进行活动的最受重视的间谍之一。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空军生产部长的技术情报官迪特里希·施文克上校在一次会议上说， “奥斯特洛”第一次提供了从缴获的文件中早就知道的一种新型飞机的产量数字。两年以后，他仍然在提供情报。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指出，有些迹象，尤其是一位英国空军武官提供的迹象表明，美国即将对布列塔尼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九月三十日，他转达了从“议会和卡尔顿俱乐部”得到的下述消息；司令部受到压力，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对西壁的北翼发动大规模进攻。
但是最成功的自由间谍是一个化名叫“卡托”的间谍。
古罗马元老院有个议员名叫卡托，他每次讲话结束时都要恶狠狠地说“必须消灭迦太基”，这个间谍的名字大概是仿照他的名字取的。希特勒嘲笑英国人说这次战争就象是第二次布匿战争，取这个化名或许是受了这种嘲笑的启发。当今的“卡托”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前额很宽，三角脸。他说他深深憎恶当今的迦太基妨碍德国统治世界，德国人相信他的话。他向德国人建议让他对英国进行间谍活动，他家经营一个纺织晶公司，他将以该公司机器采购员和巴伦西亚一家桔子出口商的代表的身份去英伦三岛。
德国人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他曾经为了逃避加入西班牙共和军而躲藏了一年，他被发现后遭到逮捕，并被强征入伍，后来叛逃到佛朗哥的军队中。他学过电机工程，在服役时学会了使用莫尔斯密码，这对一个特务来说是最宝贵的本领。最后谍报局西班牙处把他吸收了。他的上司是负责和监督这个处在国外的最重要间谍的专业军官卡尔—埃里希·库伦塔尔。库伦塔尔对他进行训练，付给他报酬，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把他派到英国。
一九四一年六月，“卡托”报告了从一位波兰飞机驾驶员和他的英国女朋友在伦敦布雷维特俱乐部谈话时偷听到的一些情报。这位波兰飞行员对女友说，六月二十三日他不能和她一起吃饭，“因为他已奉命执行一项重要任务，驾机运送一位内阁部长和他的助手，以及印度陆军参谋总部的一批军官。我猜想他将经过直布罗陀和（加纳的）塔科拉迪飞往喀土穆。”库伦塔尔发现直布罗陀的特务已经报告有一批戴着参谋红领章的军官打从那儿经过。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奥利弗·利特尔顿被任命为驻开罗的中东国务部长，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将军被任命为中东的新的总司令。 “卡托”预先报告的就是他们上任的情况。
“卡托”除了施展个人才能以外，还建立了一个特务网。他吸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一个乘务员来把信件从英国送到马德里和葡萄牙；吸收一个住在格拉斯哥的富有的委内瑞拉人来报告苏格兰的情况；他还吸收了肯特军营餐厅里的一个招待员，此人是直布罗陀人。他发现一个拒服兵役的英国人，宁愿在偏僻的农场工作，而不愿服役，他入迷地爱上了业余无线电活动，为“卡托”发报，因为他相信“卡托”是在为西班牙共和军工作。他物色了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他还看中了一些外国雇佣兵。有一个雇佣兵是退休的商船水手，住在威尔土南部海岸上的斯旺西，他成了一个特务网的核心，这些特务报告港口里来了多少准备进行登陆的登陆船。他把一个在新闻部工作、因而有机会接触许多战略情报和政治情报的官员拉进他的圈子里。 “卡托”从来不说这个人是谁，但库伦塔尔猜出他是新闻部伊比利亚处处长。 “卡托”甚至使用了间谍的传统绝招，勾引了一个女秘书。他对库伦塔尔说，她三十刚出头， “穿着邋遢，远远谈不上漂亮，”可是她是在邱吉尔的战时内阁，或者是在接近这个内阁的部门里工作。他说她很快就变得“有点忘乎所以，不那么守口如瓶了”。
“卡托”是一个挺不错的间谍头子。有一次，一个新特务报告多佛发生的一件事情，“卡托”在报告上加了一句，说现在还不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他将设法核实他所提供的情报。一个星期以后，他来电说情报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可以列为“好报告员”。最后他一共发展了十四个特务，他们都在积极活动，多数住在英国南部港口城市，他还同十一个很有地位的人进行接触。
当盟军登陆作战临近的时候，他象“休伯特”一样，开始传递有关盟军战斗序列的详细情报。比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他用无线电报告；英国第五十二步兵师，即苏格兰低地师，驻守在苏格兰的敦提。后来，他同“休伯特”一样，提供有关盟军战略计划的零零碎碎的情报，德国人觉得这些情报非常准确。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为止，他一共向德国人寄了大约四百封隐显墨水信件，发了二千封长电报，提供了不少情报。他从德国人那里收到相当于两万英镑的钱。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没有停止活动。
在德国人看来，间谍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由少数长期潜伏的战略情报特务提供的。但是进行短期活动的战术情报特务——所谓的前线特务——所提供的情报比前者要多得多。
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特务埋伏在敌后。这种做法极为符合卡纳里斯的不要只依靠少数超级间谍的主张，也符合在这场战争中投入大量人力从事大规模非人性的间谍活动的主张。这种做法在俄国战线上自然发展到最完善的程度，德国在俄国前线的间谍活动是由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负责的。这个处的特务同在英国的特务不一样，都是进行短期活动的特务，但是他们自己也分为近程侦察特务和远程侦察特务两类。
由每个集团军谍报局军队管理的近程侦察特务，调查最多不超过敌后三十英里范围内的详细情况——常常是装甲部队和炮兵集结的情况。然而他们经常只是在敌后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活动。他们因此被称为“前线活动分子”。他们走着去，呆一个星期，又走着回来，亲自报告情况。远程侦察特务由每个集团军群的谍报局军队指挥部管理。他们在敌后三十至两百英里的范围内活动，主要是搜集有关敌人的后备兵力、上级指挥机关以及运输能力的情报。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比较长，用无线电报告情况。他们被空投到敌后，只有接到命令才能返回，通常是由飞机接回，或者是当德军占领了敌人的那块领土以后再返回，偶尔也有步行越过前线返回的。
把一个近程侦察特务送到侦察区执行间谍活动任务，一般需要三天至一个星期。然后等待他返回报告情况。远程侦察任务需要作更多的准备。因此，只有当比较快和比较省事的手段——例如无线电侦察或审问战俘——行不通时，情报参谋才使用特务。情报参谋还须考虑特务返回时提供的情报是否过时。但是某些重点侦察任务和调查某些具体问题，则非派遣特务不可。情报官于是需要从谍报局军队及其指挥人员那里了解能否执行这个任务。或许一时找不到特务；或许前线没有漏洞可钻，不能穿越过去；或许苏联的防空甚严，不能把特务空投到敌后。但是，如果特务可以进行活动，那么情报参谋就把下述事项告诉谍报局领导人：主要任务、次要任务、侦察的地段、军事形势以及特务返回的最合适的日期，对于远程—侦察特务来说，还有发回第一封无线电报的合适
日期。详细计划由谍报局领导人制订。他挑选特务。选出的特
务必须研究地图，记住道路和地点的名字，熟悉苏军的武器装备、徽章和其他特征。他还需弄一些合适的衣服和假证件。只有到这时他才算准备好了。
短期活动特务通常由施洛伊松派遣。他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人们管他叫“水闸”。他把这样的特务——最好一人，最多三人——送到前线的一个合适地段。这个地段当然最好是没有连绵不断的堑壕，敌人兵力薄弱，而且尽可能没有铁丝网、地雷和其他障碍物。这个特务偷偷越过主要作战线，通过敌人的前哨站、岗哨和地堡，进入阴森可怕的敌人领土。他通常装作逃跑的战俘。
为了收集集团军情报参谋希望得到的情报，这个特务既亲自进行观察，也询问士兵和居民。当他收集到了想要收集的情报以后，就返回去。当然他和他的指挥者或者施洛伊松事先作好了安排，通知德军他将何时从何地返回。他返回后，被立即带到师部，师部情报参谋询问他对该师的驻防区了解到了哪些情况。然后他来到谍报局军队部，他将受到仔细询问，趁他记忆犹新的时候把他的情报统统掏出来。这些情报将通过电话报告给集团军情报参谋，然后还要对他进行几次询问，以便让他讲出在他看来不太重要的细节，然后向参谋总部情报参谋提供一份完整的书面报告，报告里还对这个特务是否可靠作出评价。
谍报局规定，一个特务只能使用一次。实际上许多特务不止去一次。中部集团军群有一个名叫索尼娅的女特务，是一个俄国贵族的女儿。她曾经七次空投到敌后，七次返了回来。德国人惊奇地发现女人非常适合当特务。许多女特务随时准备执行各种任务，甚至包括暗杀。
特务的报告通常很详细。东线外军处散发了中部集团军群五二三号特务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提供的一份非常典型的报告摘要： “已经确定（俄国的）一个近卫装甲军于十月二十六日在热莱胡夫一加尔沃林公路（华沙东南）上朝加尔沃林的方向调动。约有一百二十辆坦克。”前线特务偶尔预料到敌人的行动。中部集团军群四二二号特务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报告：华沙北面正在准备一场新的大规模进攻；该地区有十八个步兵师，四个装甲军和若干骑兵部队。
尽管许多情报看起来很琐碎，但这些报告和其他一些报告确实具有足够重大的价值，以致约德尔向卡尔滕布龙纳写信，表彰前线特务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国发动华沙攻势期间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有时特务提供的情报确实十分重要，可供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作参考。比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谋总长蔡特勒告诉希特勒，有一位特务报告：三十三列俄国军车正开往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是希特勒当时正在竭力据守的地方。
虽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使用了许多特务，但是在大规模派遣特务方面做得真正到家的还是党卫队保安处。
一九四二年二月，当初对俄国开展的闪电战已告失败，德国在那里的情报活动显然同样遭到了失败。舍伦贝格想出了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的主意。特务们是从德军俘虏的成千上万战俘中挑选出来的反共分子。这就是“策佩林”计划。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有一万至一万五千名候选人在进行训练。为了向他们灌输反苏观点，他组织他们参观德国最了不起的成就；工业、农场、高速公路。最后挑选了两千至三千特务，准备执行任务。可是由于缺少飞机和无线电设备，实际执行任务的只有几百人。一九四三年初，当俄国不能被打败这一点已经变得比较清楚的时候，执行“策佩林”
计划的志愿人员急剧减少，舍伦贝格不得不放弃大规模行动，改为有重点进行间谍活动。那一年，南线“策佩林”行动派遣了十九个特务小组，一共一百一十五人，深入到苏军前线后方，其中大约只有一半人提供了情报。舍伦贝格还为执行这个计划采取了特别安全措施。返回的特务，如果对他来说不再有什么用处，就被枪毙掉。
尽管“策佩林”行动的规模在缩小，一九四三年在俄国前线后面进行活动的德国特务的总人数，比一九四二年增加了半倍，或许是因为德国人越来越转入防御，而防御需要更多地了解敌人的意图。间谍学校的数目达到六十个，为了对付苏联加强的反间谍活动，训练时间有时持续几个月。
在战争中期，大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东线德军始终有五百至八百个特务在俄军前线后方活动。仅仅中部集团军群每天就派遣八至十个特务，并非不同寻常。损失相当惊人。证件弄错了，衣服穿错了，不合地方口音，地理位置不熟，忘记了自己该是哪儿来的，或者由于行迹可疑，都有可能被俘，然后通常被枪毙。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有一个特务穿着红军少校的军服？携带着证明持证。人叫Ｐ·Ｉ·塔夫林的证件，胸前佩挂着苏联英雄金质勋章，骑一辆摩托车，边坐上带着一个妇女，在斯摩棱斯克附近被两个苏联保安警察拦住了。两个警察觉得有些不对头。在边坐里面，他们发现一部电台，密码车，手枪和手榴弹。这个冒充塔夫林的特务是当天晚上空投过来的；他在俄国土地上还没有呆上二十四小时就被俘虏，在此之前他几乎接受了一整年的训练。由七人组成的“策佩林”行动小组——“乌尔姆”小组——乘一架飞机，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在乌拉尔附近着陆。一人在着陆时被击毙，小组长自杀：无线电话务员也自杀，一个特务精疲力竭，累死了，另一个被他的队友杀死了，一人被苏联保
安机关俘获，另外两人显然跑掉了。从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的十二个月中，谍报局一零四号指挥部派遣了一百五十个特务小组到苏军前线后方，每个小组有三至十人。只有两个小组的成员返回了。鉴于这种活动要求特务具有非常健全的体魄和惊人的智力，许多特务没有完成任务也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正如一个德国情报军官所说的那样； “如果损失不超过百分之九十，我们就感到满意；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数字降低到百分之六十，我们就可以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西线，情况差别不大。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沿岸地区，谍报局建立了若干Ｉ（Ｉｎｖａｓｉｏｎ（入侵））网，一共约有三十五至七十五个特务，在这些国家的内地建立了若干Ｒ（Ｒｅｓｔａｎｔ[ 坚持），或者是Ｒｕｅｋｚｕｇ（撤退））网，有一百四十个特务。诺曼底半岛是盟军真正入侵的地方，可是这个半岛上的Ｉ网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德国保安总局军事部只同在法国的六、七个特务保持无线电联系。这几个特务最初发报只是报告笼统的情况，然后就要钱。其他特务要么害怕发报，要么被迫撤离；少数特务在轰炸中丧命。设在巴黎的前线侦察主站控制着前线特务组织，它在六月八日，也就是盟军登陆之后两天，收到了工网特务从勒阿弗尔发来的有关盟军登陆的第一批电报。Ｒ网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它的特务提供了他们亲眼——有一次是用望远镜——看到的盟军船只的登陆、军队的调动，汽油库和油管的位置等情况。在争夺瑟堡港的战斗中，那里的Ｒ网特务保持沉默，当盟军攻占了这个港口的时候，他们却经常发回电报，报告登陆的盟军和他们运送上岸的物资的详细情况。尤其是在马赛的“艾克斯”
和“诺曼迪”这两个特务，他们发的电报几乎占斯图加待和威斯巴登无线电台平均每月收到的Ｒ网的一百封电报当中的一半。斯图加特和威斯巴登无线电台为谍报主站处理通讯联络。
负责前线侦察的埃里希·赫利茨中校早就预见到盟军会突击。为了尽自己的责任，他想把他的前线侦察指挥部和侦察部队撤退到遥远的后方，这样他们将有时间来准备建立新的Ｒ网。但是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情报参谋反对这样做， 因为他们害怕被人骂作失败主义分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了一点准备，结果并未挨骂。负责一二三号前线侦察小分队的一位少校，把五十万法郎交给在巴黎的一个朋友，作为特务们将来活动的报酬。可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人提供过情报。
盟军准备进入法国首都巴黎之前，一位德国情报军官想把电台交给在那里的几个受过训练的特务，还交给他们钱，但他们拒绝了，说现在的形势太危险。有一个前线侦察指挥部把五部电台埋在靠近莱茵河的孚日山脉附近的地方。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这五部电台的声音。
这些失败，迫使前线侦察部队，在盟军以闪电般速度向法国推进时，主要依靠前线活动分子。从一九四四年秋天以后，每月平均派遣了十五至二十五个前线活动分子。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由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负责指挥。这个指挥部凭借着孚日的相当有利的地形，为Ｇ集团军群进行活动，把它的十至二十个特务安置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北面维尔加茨维森村的学校和庄园里。它所属的一三三前线侦察小分队把特务派到萨尔河对岸，一三二小分队的几个特务在孚日疗养城镇热拉德马附近越过了盟军前线。
最初，前线活动分子是一些相当低级的特务，他们通常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具体任务。后来，比较高级的特务穿着便衣，进入盟军后方，活动两至四天，有时候接上敌人的电话线，进行窃听。低级的前线活动分子主要被用来为比较高级的前线活动分子寻找最合适的路线。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德国人开始把特务空投到法国北部，这些特务几乎都是同德国进行合作的法国人。
这些特务只为德国提供了零碎的战术情报。一九四五年一月“诺曼迪”从马赛报告：两万美军在那里登陆；西线总司令的情报参谋认为这批美军是第七十八步兵师。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一个化名叫“高蒂尔”的特务从梅斯报告：美军一个装甲师，或许是第八装甲师，正开往北方。一三四前线侦察小分队的一个前线活动分子证实德国境内布雷达附近驻扎着波兰第一装甲师。
这些小小的胜利付出了惊人的生命代价。每四个前线活动分子中大约只有一人成功，一半人丢了性命，另外四分之一侥幸逃命。维尔加茨维森营地的负责人估计，只有百分之五的前线活动分子返回来了。一九四四年秋天，默兹河前线的情况更糟糕：没有一个前线活动分子生还。一三四前线侦察小分队队长在带一个特务偷越前线的时候被击伤，一三九小分队队长和一个特务在试图囚渡默兹河时淹死了。空投的特务中几乎从来没有人进行过无线电联系。
特务们常常开小差，重新回到法国社会的怀抱。但是他们也常常被俘。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夜晚，一架飞机载着九个训练有素的特务离开斯图加特。九个人在离他们的目标地区三十五至九十五英里的地方空投下去，有一人甚至被空投到无人地带，结果九人还没有来得及发情报，就很快被捕了，无一漏网。
并不是所有被捕的前线特务都被处决。卡尔·阿尔诺·蓬茨莱尔就是一个。虽然他被宣判有罪。为他的德国同胞提供有关美军活动的战术情报，应处死刑，但由于他只有十六岁，结果减了刑。不过多数被俘的特务还是没能逃脱间谍历来遭到的死刑惩罚。
应征参加德军的两个波兰人斯特凡·科塔斯和约瑟夫·温德，奉命身着便衣，冒充波兰的奴隶矿工，渡过摩泽尔河，观察他们那个连对面美军的兵力。他们必须当天返回。
除了连长交给他们便衣以外，他们没有作任何准备。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早，两人渡过了摩泽尔河，到达美军占领的西岸，渗透到敌人后方。他们沿着一条小路走着，可是没有走出多远，就被三个巡逻的美国兵喝住。来自芝加哥的罗伯特·Ｔ·斯卡博罗中土问他们到哪儿去。
“我们是波兰人，是……是……波兰人，”他们咕哝着。斯卡博罗叫来了五级技师弗兰克·Ａ·格洛夫钦斯基，他也是芝加哥人，会讲波兰话，一个特务对他说，他们“只不过是穷苦的波兰工人”，想到附近的农场找工作。那个地区有许多波兰劳工，他们是被德国人赶来干农活的，因此这个回答是可信的，两个美国人放他们走了。温德和科塔斯又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