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两个美国人转眼一想，觉得不对头。他们跳上吉普车追赶，把他们抓住，带到排部。第二天两人坦白了。十月十八日，军法委员会宣判他们犯有间谍罪，十一月十一日，在一个牧师和一个板着面孔的美军中士的押送下，他们走到一个粉刷着白灰的狭窄墙院的尽头，他们的脸上露出谅愕的神色。就这样，在离家数百英里远的地方，在法国阴沉沉的天空底下，行刑队结果了头一个人的性命，接着又结果了第二个。
所有这些特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情报有多么准确？回答多半取决于被问的人是谁。
谍报局的估计自然是最乐观的。谍报局在转交特务的报告之前，本当要淘汰所有明显是假的情报。但是它对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因而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分析情报的机构才能够这样做。而且谍报局根本就不想这么做。没有间谍，哪怕是不管用的间谍，就等于没有谍报局。没有谍报局，那么它的成员就得在俄国前线去送死。因此，谍报局的间谍和他们的上级总是竭力推崇特务们的报告，即使他们明知报告成问题。
结果难怪分析情报的机构认为谍报局的许多材料是废品。
他们的态度和谍报局的态度的差别，在评价每个特务时表现得最明显。谍报局的态度总是比较积极的。Ｖ—314 号特务是运输工人代表，住在伦敦，谍报局说他“经过多年的考验”，是“值得信赖的”，西线外军处则说他的报告“不明确，掺了假”，“值得怀疑”。Ｖ—373 号特务是格拉斯哥的一个学生，谍报局说他“经过考验、值得信赖”，而西线外军处说他仅仅是“可以利用的”。
这是因为情报分析机构以及听取他们报告的指挥官，一般认为特务的报告是他们的重要情报来源中最没有价值的一种。德国空军情报机构中主管对美国和英国空军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认为，特务提供的材料“几乎是开玩笑”；他认为这些材料远远比不上无线电侦察、战俘的口供和敌方的报刊来得实在。他的一个同事恼火地说： “特务的报告只会妨碍工作。”一个海军情报头目声称： “间谍的作用微不足道。”
海军在作战日记中毫不客气地说，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两个预言，即盟军将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占领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后来并没有成为现实。一九四零年法国战役期间，谍报局的情报工作“失败了”，西线外军处的一个头目为此颇发了一通牢骚。南线总司令的参谋长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将军不会忘记，卡纳里斯到他们司令部并且告诉他们，不必担心盟军在不久的将来会进行新的登陆，他走后只几个小时，盟军就在意大利的安齐奥和内图诺登陆。
并不是所有的人总是持批评态度。在盟军入侵前，西线外军处军官所弄到的有关盟军战斗序列的情报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在英国的间谍提供的，他们也比较乐于接收这些情报。在俄国前线，特务情报主要是前线特务的相当可靠的目视侦察结果。虽然情报结果与花费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不相称，但是情报参谋们认为这些结果对于他们正确了解整个情况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九四二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以表格形式，显示了在那一年头五个月里它所收到的谍报局从非洲发来的七十二份报告的价值。它发现有三十七份，或者说比一半梢多的报告“有价值”。其余的报告有的“价值较小”，有的“有意思”，有的“已经知道了”，有的“未必正确”。
尽管这几类中有一类意味着需要对报告的准确性加以检验，战时经济部在分析情报时并没有强调这个方面。如果首先根据这个方面来检查特务的报告，它们的质量就差多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海军对德国保安总局（谍报局已经并入这个机构）提供的有关盟军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在法国的地中海沿岸登陆的一百九十二份报告作了统计分析。它发现只有十五份是“准确的”，这就是说十二份中只有一份是准确的。另外三十二份“部分准确”。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可能准确（经不住检验）”， “太笼统（因此不能用）”，或者是“错误的”。海军说： “无论是从预料进攻时间来讲，还是从预料进攻地点来讲，或者从这两个方面来讲，德国保安总局提供的报告绝大部分是不准确的，或者太笼统，不能用来判断形势。”
几个月之后，海军对有关盟军意图的一百七十三份报告进行了分析，这些报告是在伟大的进攻发动日之前提供的。
结果再次证明间谍们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百分之八的准确，百分之十四的部分准确，百分之十五的可能准确（经不住检验），百分之四的太笼统（因而不能用），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九——或者五分之三——是错误的。
根据许多类似的估计，东线外军处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按照不同表现将一百三十三名特务（包括西线的一些特务）
列表如下：等级————数目————百分比：非常宝贵——18—————13·5；可以使用——19 —————14·3 ；能力有限——15—————11·3 ；能力非常有限 7—————5 ·3 ；仍然值得坏疑 74 ———— 55 ·6.从这样的回顾检查中可以看到一些倾向，并且判断出一个间谍总的来说是否值得信赖。但是他们事前无法知道某份具体报告是否准确。对此，情报分析人员只有一个办法：他们必须将有关问题的其他情报同这份报告进行对照，看看两者是否相符。这个方法的主要缺点是，某份报告本来是准确的，可是同许多其他情报发生抵触，因而会受到怀疑。可笑的是，事实“愈离奇”，愈令人感到惊讶，它的价值就愈大。
然而，同生活中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碰运气在这方面起着决定作用，情报分析人员没有其他办法来判断某个间谍的报告是否正确。他们对特务的具体报告的评价就反映了这一点。
伦敦的一个化名叫“埃娃”的特务报告，第五步兵师的一个军官曾经说过，该师驻扎在贝尔法斯特的南面。“好，”
西线外军处说， “俘虏的口供证实了这一点。”对特务“古特曼”的一份报告的评价是： “无线电侦察结果证实了第十五军的存在。” “休伯特”报告“第五十九步兵师驻扎在哈里奇地区”，西线外军处可以对照另一份情报来核实这个报告，另一份情报是西线总司令的无线电侦察处处长提供的，这份情报说：证实第五十九步兵师仍然在东南防区它原来的驻地，这个防区包括哈里奇。
使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却使一些报告受到怀疑。一九四四年六月四日，谍报局西班牙处的一个特务详细报告了巴西第五十一师、第七十二师和第八十五师在北非和意大利的驻地位置。西线外军处的里夏德·奥伊勒少校评论说： “这份报告不能用，因为里面的情报完全不可信。巴西根本就不存在这几个师。北非不大可能有巴西军队。”西线外国空军处说，它认为“奥斯特洛”的报告“完全不可信，因为迄今为止发现第三战术空军航空队仍然在远东，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他的评论好象赛马时预测谁输谁赢： “可能性不能排除，” “可能，” “可能是真的。”另外一些评论直截了当： “没有价值，” “骗人。”有些评论相当有色彩， “没有真货色，” “一份十足愚蠢的报告，”而且不止一次地说“尽是臭大粪”。
西线外国空军处最能对特务的报告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检查。它的检查细致而又准确，能够找到重大的毛病所在。
为德国空军提供有关英国飞机生产情报的主要特务之一是“奥斯特洛”。从一九四三年起，在克拉默尔去瑞典之后不久，克拉默尔手下的一个化名叫“赫克托”的特务同样也在提供这些生产数字。西线外国空军处将两人的数字进行对照。在一九四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人提供的数字是一致的。但是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起，两人数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没有哪个玩弄数字“游戏”的人能够演变出这些差别来。
一九四四年六月，这个情报机构开始更加仔细地检查这些特务的报告。有关的各个小组对报告进行评论，这个情报机构还谋求从俘虏那里得到更多的情报。它发现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不符合“奥斯特洛”的情报。它认为，“奥斯特洛”
在一九四三年提供的生产数字大体上是正确的，只不过他后来提供的一些报告比较笼统。但是“赫克托”似乎比较值得怀疑。
他说，贝尔珀的罗尔斯一罗伊斯工厂每月生产一百五十台飞机发动机。一个最近获准回家的战俘否认了这一点。另一个战俘说，莱斯特西边的一个工厂将要装配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赫克托”没有把这个情报列在他的单子上，虽然他说兰开斯特轰炸机的总产量中包括其他一些工厂的产量，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工厂他全都知道。他似乎是在为德国空军所提的问题寻求所需的答案。为了考验他，西线外国空军处撒了一个谎，说从一张航空侦察照片上发现，伍斯特西南四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新工厂，大概是制造飞机发动机的。他们要求“赫克托”弄清楚这个工厂到底生产什么东西。两个月以后，他回答说，一九四四年在伍斯特的西南和南面兴建了一座飞机发动机工厂，该厂雇了两千工人，为台风式飞机生产内皮尔一佩刀式发动机。
后来西线外国空军处终于回忆起来了，当克拉默尔开始工作的时候，为了指导他的工作，曾经交给他一份十页打印的材料，还有英国飞机制造厂的目标档案材料，凡是已经知道的飞机制造厂，材料里都有介绍。此外，克拉默尔能够接触空军武官的材料，能够看到报纸和技术刊物，还能听到各种小道消息。西线外国空军处得出结论说，克拉默尔用不着认真地同大不列颠进行任何联系，就能写出他的报告来。这些报告非常可靠，因为它们是根据德国空军自己的资料写成的，事实上这些报告也被当真了，西线外国空军处伤心地说，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德国空军“对英国皇家空军的力量作出错误的估计”。
同其他情报来源比较情报的办法，使克拉默尔手下的“赫克托”丢了脸，但是同样这个办法却使谍报局在英国的部分特务赢得了荣誉。他们报告的细节，屡屡得到其他不同情报来源——通常是无线电侦察，有时是其他间谍网的特务，有时是报刊——的证实。在英国活动的所有间谍里面，“休伯特”、 “卡托”和三七二五号（汉森）是最能经受得住严峻考验的特务，赢得了西线外军处那些对间谍抱怀疑态度的人的极大信任。
总而言之，在西线外军处看来，德国间谍在英国的活动可以归纳如下：许多无用的特务提供了错误的、自己编造的乃至敌人用来骗人的材料，但有少数高级特务提供了有关盟军及其意图的准确而又有价值的情报，使得整个代价高昂的行动还是值得进行的。
实际上，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在大不列颠的德国间谍没有一个是真心实意的。没有一个向谍报局或德国保安总局提供过完全确切的情报。他们个个都是双重特务，受英国人的操纵。所有的人只是把英国人希望他们提供的真实的或者编造的情报提供给德国人。这是自从特洛伊人把已经离开的希腊人留下的一个大木马拉到他们那个一片欢腾的城中以来的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骗行动。
甚至在战争开始以前，欺骗行动就从一个德国特务那儿开始了。他是第一批到达英国的德国特务当中的一个。名叫阿瑟·欧文斯，也就是里特尔手下的“约翰尼”。三十年代中期，这个人开始向英国海军部报告他同德国人做生意时收集到的情报。一九三六年，谍报局吸收他，后来他把这个情况告诉英国人。他们雇佣他，将他打进谍报局，根据他的名字欧文斯（Ｏｗｅｎｓ）的字母，稍微改变一下顺序，给他取了个化名； “雪”（ｓｎｏｗ）。里特尔把他当成可靠的情报来源。尽管欧文斯并没有把他交给谍报局的每一份情报都告诉英国人，但他基本上是为英国人工作的，因为他从未向里特尔透露他同英国人的联系。当战争刚刚开始，他在汉堡受完训练返回英国的时候，英国人由于还不完全相信他，把他关在旺兹沃思监狱里。他的第一封“来杯啤酒！”的电报，就是从他的牢房里发出的。这几个字成了后来对德国人进行广泛欺骗活动的链套上的第一个环节。
英国反谍报机关终于成立一个小组来管理这些叛变的德国特务，这个小组叫ＢＩＡ，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叫做欺骗委员会，或者叫二十委员会，由武装部队三军和外交部的代表组成，协调这些“间谍”向德国人提供假情报。象汉森这样的特务同欧文斯接触，向他求援的时候，欧文斯把他们交给英国人。当其他的特务跳伞降落以后，要么被农民发现，叫来警察当场把他逮住，要么在几小时或几天以后，被一个怀疑他的英国人抓住，他们同样走进了二十委员会和ＢＩＡ的包围圈。这两个机构向许多这样的特务提供一个选择；要么背叛德国的间谍头子，为英国人工作，当双重特务；要么被处死。 （有些特务不适于或者拒绝作双重间谍，英国人便把他们和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人处决掉，这样做也是想让英国公众和德国人知道：英国的反间谍机关并没有睡觉。）
还有其他一些特务，德国人认为他们是自愿效劳的，实际上他们总是在想为同盟国服务。他们一有机会就投靠英国人。
“卡托”和“休伯特”就是如此。
这些双重特务只是把英国人希望他们提供给德国人的情报发给德国人。有些情报是真的。允许发这样的情报，是因为这样做将显出特务们的诚意。汉森所讲的布莱兹诺顿的地下飞机库确实存在；英国人认为这个情报是无害的，何况德国人通过航空侦察可能已经知道了，因此，把这个情报发出去不会损害英国，却能使德国人相信汉森这个特务。被德国人称作“卡托”，而被英国人称作“加博”的那个西班牙小伙子，同样得到允许，向德国人报告奥金莱克和利特尔顿的任命，报告的日期或许是假的，英国人之所以允许这么做，是因为英国人已经宣布了两人的任命，当宣布的消息到达德国的时候，就等于向谍报局证实他们的特务是可靠的，是安插得很好的。
但是英国人控制的双重间谍送给德国人的多数重要情报是假的。汉森关于美军第十一步兵师和第二十五装甲师通过剑桥的报告完全是捏造的。不仅它们没有通过那个地方，它们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为什么德国人相信这样的情报呢？要么因为这些情报是由象汉森那样得到德国人信任的特务提供的，要么因为它们被其他特务所证实，而这些特务也是受英国人控制的，这对于德国来说的确是不幸的事情。当德国的无线电侦察证实“休伯特”关于第五十九步兵师的报告的时候，德国人相信真有这个师。可是天啦，德国人收听到的盟军的无线电信号，就同“休伯特”和第五十九师一样，也是假的，就这样，同盟国向德国人提供了大量假情报，而德国人，拿邱吉尔的话来说， “确信了我们乐于向他们提供的证据。”
然而英国人并没有控制德国的所有特务。在里斯本工作的ＣＨＢ和“奥斯特洛”仍然是独立的。可是他们也没有给德国人帮多大的忙。虽然两人都告诉或暗示过德国人：他们的特务深深潜伏在盟军高级指挥机关内部，但是两人手下谁也没有这样的特务。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完全想象出来的。
ＣＨＢ和“奥斯特洛”为这些想象的特务领取报酬和用费，然后从报纸上，从道听途说和接触中编造报告，并且声称这些报告是他手下的这些特务提供的。采取这种做法的还不只是他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这种做法没有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可靠的内部情报。
那么东线的“马克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真正的德国间谍？还是象某些人所怀疑的那样，是一个双重特务？即使事实不能证明后者是正确的，它至少可以证明前者是不正确的。这有几个原因：他的报告，似乎很详细，其实不准确，不全面。其他特务经常提供他们所看见的部队的番号， “马克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提供的关于美国和英国武官出席苏联国防委员会会议的那份有水平的报告，显然是假的。这两个武官谁也没有发电报向国内报告这件事，如果他们真的出席了那次会议，不向国内报告是不可想象的。他捉供的有关斯大林召集的这次国防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没有提到仅仅两个星期以后就要进行的钳形攻势，这次攻势包围了斯大林格勒，终于使德军遭到战争中最大的失败。此外，无线电联系保持的时间太长，叫人不能相信是真的。如果在英国或美国，这样的间谍在几个星期乃至几天之内就会被抓住： “马克斯”居然活动了好几年。最后一个原因，英国人一直注意着考德斯在索非亚和柏林之间的往来，当他们把“马克斯”的情况告诉俄国人时，俄国人并不感兴趣；好象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
可是，如果他的报告经过仔细分析证明是十分蹩脚的，那么为什么德国人如此欣赏他呢？或许因为他把他们迷惑住了。他是他们通往克里姆林宫的一条管道。他报告的情况又多又广，以致他们没有怀疑他省略的东西，即使当他们回过头来寻找这些省略的东西时也是如此。他们把他的战术情报当作他们整个情报图景的一部分。这些战术情报太笼统，不可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不会被发现是假的，德国人也就不必担忧可能发生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对于俄国人来说， “马克斯”是有作用的，他可以浪费德国人的时间，使他们感到非常满足，不再花费心思把另一个特务安插进莫斯科。
德国间谍活动彻底失败的原因何在？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德国对情报工作采取的态度，以及在和平时期缺乏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准备工作。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完全在于战时的间谍处处遇到陷阱。间谍歇斯底里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成为反间谍人员。在交战期间，严格的控制限制了间谍的活动，使他更容易暴露。各国政府可以轻易地询问和扣押任何人。此外，随着形势越来越表明德国将输掉这场战争，越来越多的间谍，却在德国正需要他们的情报以避免遭受盟军打击的时候，纷纷逃离这只正在下沉的船只，这真是一个讽刺。
是不是就没有不变心的德国间谍呢？是不是谍报局和德国保安总局看来十分庞大的特务队伍里没有一个人曾经向希特勒的僚属提供过准确的情报，或者在他们认为是准确的情报呢？这样的人有，但不多。多数是些前线特务，最多不过提供了少量的战术情报。部分人可能在西班牙、瑞典或瑞土工作；少数人显然躲过了联邦调查局的耳目、从美国发回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报。只有一个有名的特务是真心实意为德国人服务的，他就是“西塞罗”。在他的六个月间谍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向莫伊齐施提供了真实的英国高级文件。有一段时间，英国人怀疑有人走漏了情报，后来从截收的一封德文电报中发现了这个人。一个英国打字员在打印文件时打错了一个字，这个文件共有四份，他改正了其中的三份，但送给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休爵土的那一份却没有改。截收的那一份电报中就有这个错字，从而确定了休爵土的这份文件是这位间谍能够弄到手的文件。英国人于是通过这个渠道提供了一些假材料。但是巴兹纳在英国人开始这么做之后不久就停止了活动，因此英国人的行动没有产生多大效果，也没抵销得掉“西塞罗”的间谍活动所产生的着实有害的影响。然而就算“西塞罗”取得了巨大成功，它对德国战略活动的影响也是次要的。它充其量不过是把轰炸被德国占领的巴尔干地区的时间推迟几个月，同时推迟了土耳其停止向德国供应铬矿石。真正决定土耳其局势的是战争的重大事态发展，“西塞罗”对此是没有影响力的。
谍报局和德国保安总局前成员，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机构的工作时承认，这个机构没有为德国提供非常重要的情报，也就是说，辜负了寄予它的希望。当时的情况其实比这还要糟糕。因为英国全力进行欺骗，提洪大量确实要命的假情报，谍报局和德国保安总局不仅没有帮助他们的国家，反而是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国家。
注：1 、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爆发的芬苏战争。——译者。
2 、亚历山大城曾经是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的中心，圣经《旧约全书》就是七十位犹太学者在这里翻译成希腊文的。该城有两座著名的图书馆。据说曾藏书四十九万卷，后来均被毁坏。——译者。
3 、详细故事见莎士比亚剧本《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
4 、埃米尔和下面的弗朗茨都——译者。
5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量建造的一种万吨左右的商铅。——译者。
6 、世界著名轮盘赌赌城。——译者。
7 、纳粹党又称褐衫党。——译者。
8 、系指密码术中底码用过一次即行销毁的密码。——译者。
9 、英国港口。——译者。
10、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宫。——译者。
11、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使希腊获胜。——译者12、哈姆雷特是莎土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此处比喻沉思而无决断的人。——译者。
13、旧时德国货币单位。——译者。
14、希腊神话故事中底比斯国王卡德摩斯将龙牙播在地里，后来龙牙破土而出，变成武士，互相残杀。——译者。
15、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亲纳粹的奸细组织。
16、古罗马官员，作家。他著的《自然历史》是最重要的拉丁文献经典著作之一，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共有三十七卷。——译者。
17、指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普鲁土和奥地利争夺西里西亚的战争。
——译者。
18、绿宝石岛是爱尔兰的别称。——译者。
19、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
20、匈牙利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六年的货币单位。——译者。
21、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已成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治家的代名词。——译者。
22、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译者。
23、这两处的中东指的是英国驻埃及军事司令部。——译者。
24、德文词水闸（Ｓｃｈｌｃｕｓｃｎｄｅｒ）的读者和他的名字（ＳｃｈＩＣＵｓＵｎｇ）的读音差不多。——译者。
25、德国与法国交界的一条河流。
19.军事经济家
有一件事情，瓦尔特·尼古拉上校是要承认的。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情报头子，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并没有让他的情报机构作好对敌人进行经济谍报活动的准备。而经济实力，尤其是在美国参战以后，对打败德国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德国从此之后认识到经济情报的重要性。一个潜在的敌国能够供养一支多大的军队，它能够向这支军队提供多少武器，这是工业化国家之间发生的现代化战争的基本问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军队部情报处开始分析研究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这项工作改由另外一个部门领导，这个部门也正在德国进行经济动员。
这个部门就是战时经济和军备部，后来划归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个部门的长期领导人是格奥尔格·托马斯。一九四二年，施佩尔取代他担任军备部长，但是没有接管战时经济处这个对外情报机构。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战时经济处是这个部的五个处当中的一个，整个部有三百二十二个小组，这个处占了七十三个。整个部的人员缩减了，这个处的规模也缩小了，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它只剩下二十二个小组，五十二个人。但是它以所有官僚机构的同样方式，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升为战时经济部外事局。
它的领导人一向是军事行政人员。实际进行情报分析的是聪明能干的下级非军事人员，他们几乎都是应征从事这项工作的文职经济学家。举一个例子，俄国组组长库尔特·青内曼，就是一个专门研究苏联的人口学家和出色的统计专家。他们的办公室设在柏林格奈森奥大街一座老建筑物院子中所盖的营房里。一九四三年，这些营房遭到空袭，炸得一千二净，只剩下五六十只保险柜立在一片灰烬之中，他们后来搬到东面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战争使战时经济处的任务复杂化。敌人的经济迅速膨胀，意味着战时经济处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战争加强了保
密，堵塞了直接的情报渠道，迫使战时经济处通过辅助的办法搜集真实情况。战时经济处习惯于接收武官的报告、官方的统计材料、旅行的德国商人的笔记和载有丰富资料的出版物（这个处订购了一百种技术报刊，五十种日报，以及工业手册和经济图表册）。战争使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情报来源枯竭，还使外交部商务处、经济部三局（外国经济局）、食品部和财政部、法本化学公司的经济情报处以及其他私营与半公开研究机构的报告质量下降，尽管数量有所增加。比如，法本化学公司经济情报处很大一部分情报送到战时经济处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
但是，战争扩大了老的情报机构，创立了新的情报机构。战时经济处及其后续机构越来越依靠这些情报机构。
在这些情报中，截收的通讯情报的数量最多。一九四二年九月检查的信件透露，西班牙正从葡萄牙购买铬和锰。研究部截收的俄国国内通讯，透露了非常详细的情报，例如，四四七飞机工厂（德国人替它编的号）在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头十天使用了五万度电。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一日，提供了一份监听广播材料的摘要，这则广播报告美国陆军部命令减少解放者式、雷电式飞机和运输机的生产，增加超级空中堡垒式飞机的生产。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战时经济处五组ｂ小组（研究法国战时经济）的一名军官在访问北非时，偶尔发现了空军的无线电截收活动，而这种活动“迄今为止还不被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所知道”。在那里的第九无线电侦察连既使他感到惊讶，也使他感到高兴，因为这个连拥有关于美国经过非洲的供应路线、关于护航舰队的活动、敌人空军部队的实力和其他详细情况的“特别好的”情报。比如，九连报告，三个月前，至少有一百五十架飞机从美国或英国途经阿克拉、拉各斯、拉密堡、喀土穆、卢克苏尔和开罗飞抵埃及。空军在波茨坦的截收总站，每月提供了关于敌人的供应活动的“异常清楚的”报告，还画有图表，这些“对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来说是很有用的”。这位军官极力敦促索取这些报告，因为“谍报局是绝对搞不出这样的报告来的”。
他基本上是对的。战时经济处对来自非洲的大量间谍情报发表评论说： “太笼统，证据不足，因此未必确实。”尽管如此，战时经济处并不鄙弃谍报局以及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有德国保安总局这两个情报来源。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战时经济处向谍报局经济情报组提出了希望得到有关英国的情报的新要求。这份旨在作为向特务下达指示的依据的要求，勾掉了已经解答过的问题，添加了一些新问题。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谍报局报告，十八艘载着战争物资开往埃及的美国船只，已经到达波斯湾。有一次，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经济组提供了一份关于使用菜籽油作为火车头润滑剂的备忘录。备忘录说，这种油可用来润滑车轮和活塞，但是不能用来润滑温度超过摄氏四百度的汽缸。
在战争初期，战时经济处主要依靠从其他机构大量索取情报来获得原始资料。除了阅读报刊外，它自己不获取情报。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托马斯将军得出结论，俄国即使丧失了从列宁格勒经莫斯科至克里米亚的全部领土，“也不一定导致俄国战时经济的破产。”或许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关于剩下的工业的情报，战时经济处向前线派遣了专家。第一批派往南部集团军群，负责人是罗伊斯亲王，他是一位少校，曾在亚洲作过商人；后来的几批派往中部和北部集团军群。
最初他们审问战俘。具有杰出组织才能的罗伊斯，有一份俄国最重要的工厂及其地址的清单，他手下的人挑选来自这些工厂所在城镇的战俘进行审问，每个月有七、八百战俘滔滔不绝地交代他们在自己老家工作时所了解到的问题——厂址，产品、产量，工厂的需求、矿山以及其他生产来源。
这些很快被证明是所有情报中最有价值的情报。军事经济学家将战俘交代的每个工厂的Ｔ—34坦克的日产量加起来，再乘三十，就得出每月的产量，一九四三年春季的月产量约为一千辆，夏季和秋季约为一千五百辆，一九四三年总计为一万五千辆。青内曼的东线小组根据其他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九四二年俄国的煤炭需要量达到一亿零一百三十万吨，到一九四三年或许要上升到一亿二千三百万吨，该小组说这个产量恐怕达不到。
战时经济处对缴获武器的连着顺序的号码所作的分析，产生了数量虽少却是同样可靠的情报。战时经济处前线小分队受权准许任何从俄国坦克底下取回黄铜号码牌的士兵享受休假。不久，他们的小分队和总部里堆满了五英寸长八英寸宽的这种牌子；有些军官把它们当作压纸器来用。这些牌子上写着顺序号码，制造工厂和出厂日期。战时经济处的年轻统计学家约尔丹博士，将这些号码同发动机，炮筒和底盘上的顺序号码穿插起来使用，例如下塔吉尔的一个工厂出产的九辆Ｔ—34坦克，上面的铜牌号码是Ｔ47，068 至Ｔ49，181.他推算出Ｔ—34的年产量是一万六千五百辆，比战俘提供的数字准确百分之九。
这种情报很全面，经过计算更加完善，使战时经济处能够以令人惊讶的准确性推断出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物资的数量。譬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战时经济处推断，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根据租借法案向俄国提供的客车、卡车和原动机的总数是二零二零零零。实际数字是二零零七九三，误差只有百分之零·六。
经济情报本身并不能使德国人赢得战场上的胜利。但它有助于作战方案的决定。
一九四二年夏天，经济情报提供了埃及同它的邻国进行贸易所需要的船舶吨位数字，有助于海军决定是否要把潜艇派到东地中海。经济情报告诉空军，轰炸哪些目标在经济上最划得来。据战时经济处在一九四三年七月所作报告认为，轰炸在德比，克鲁和希林登的罗尔斯—罗伊斯发动机工厂，可以起到阻碍生产流程的作用，轰炸目标号码分别是ＧＢ73 19，ＧＢ？3 20 和ＧＢ73 58. 战时经济处还警告，轰炸英国的轻金属工业，阻止不了它的飞机生产。 “（大不列颠）国内的原铝产量估计为五万至六万吨，由三个工厂出产。即使这三个工厂全被彻底摧毁，每月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五千吨填补上去，是不成问题的。”东线外军处根据约尔丹计算的坦克产量，加上根据租借法案进口的坦克，结合战时经济处对坦克从工厂和港口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运到前线这一情况的了解，参看红军坦克兵力编制表（东线外军处根据对这些部队是否满员的了解，可对编制表进行修正）。从各部队所分到的坦克数量，一次又一次地估计出苏联部队的实力乃至在哪一天就会得到新的坦克，准备再次发动进攻。
如果说战时经济处的情报在作战部队几乎总是受到欢迎，但在元首那里却不是这样。当情报符合他的想法时，他就接收，甚至夸大它的作用。一九四三年春天，战时经济处证明，守住轴心国在北非的桥头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丢掉这个桥头堡，就会使同盟国腾出大约二百万吨位的船只。这正是希特勒当时对他的海军将领们所讲的事情，只是他把吨位数提高到四至五百万吨。但是，当战时经济处的报告不符合他的看法时，他就不予理睬，或者加以反对。托马斯曾经提醒他，即使征服俄国工业化欧洲部分的大半领土，也不一定能搞垮俄国的战时经济。几天之后，希特勒却大吹大擂： “俄国已经丧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铝矿，百分之九十的铁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后来的报告越来越多地提供了他所不喜欢的情报。当他获悉同盟国有足够的铬，用不着依靠土耳其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感到高兴。凯特尔越来越不让把这样的情报送给希特勒看。有一份报告讲了根据租借法案向俄国提供了多少物资，他在报告上面潦潦草草写上“元首……会怀疑……这个情报。”的批语后，将报告退了回去。
最后他干脆命令战时经济处停止向元首呈递这样的报告。
20.在空军和海军里
报告是在夜间和清早送来的。当赫伯特·奥韦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报告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这座象棚屋一样的木头房子，立在韦尔德尔鹿园的中央，附近就是波茨坦，柏林也离这儿不远；在一九四四年初夏的这些日子里， 奥韦凭着窗户，可以眺望外面碧绿的景色。战争有时似乎离得很远很远。
在这一天，秘书照样把文件送到他跟前，他开始阅读起来。奥韦外貌悦人，长得结实，中等身材，沉着、明智。他是一个职业军官，一九三六年加入空军，那时他才二十多岁。战争爆发时，他在一个轰炸机中队服役，可是不久，他驾驶的Ｈｅｌｌｌ式飞机在一次夜间起飞时坠毁了，他负了伤。他的飞行能力受到限制，被调到空军学院接受参谋训练。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结业，以一级参谋的身份，分配到当时正在俄国作战的第一空军师，担任情报参谋。这个师是由两至三个轰炸机联队和一个侦察机中队组成的。奥韦的主要工作，是向作战参谋报告敌方的情况，并告诉作战参谋为了轰炸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以便他（作战参谋）能发布准确的侦察命令。
奥韦迅速地掌握了情报工作的一套做法。他干得非常出色，上级司令部也知道了他的能力，不出一年， 他接到命令，要调他到“库尔菲尔斯特”。这是设在鹿园的空军参谋部的代号，意思是“（神圣罗马皇帝的）选帝侯”。一九四四年初，奥韦来到鹿园，不久担任西线外国空军处Ｄ组组长。
他领导着半打军官，三名文职官员，四或五个办事员和制图员，以及三，四个女秘书。虽然Ｄ组下设有土耳其、近东、法国空军，西班牙空军和葡萄牙空军小组，但它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同德国作战的英国和美国空军部队。奥韦因此是空军里研究第三帝国的空中劲敌的专家。
奥韦在这个平常的上午阅读的文件中，有空军战俘审讯中心审讯战俘的结果，有无线电情报机构和间谍的报告，还有他的工作人员根据他们自己对这些情报所作的详细研究而写成的备忘录。大约在十点半，他开始为出席晌午的空军作战部部长召集的形势会议作准备。他作了笔记，同身边的军官进行了磋商。尤其是在诺曼底登陆以后，他们试图确定出盟军的主要突击点在哪里。他们的做法是对各机场拍摄的航空照片进行比较，从统计数字中看看哪些机场的飞机最多。他们根据自己部队的报告，分析了敌人的进攻战术。他们从被击落的敌机里捡到的文件中，挑选出有关敌军装备的最重要的新情报。奥韦带着所有这些情报参加形势会议。
外国空军处处长主要介绍了敌人的情况，他的下级，西线外国空军处和东线外国空军处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下级，象奥韦这样的组长，回答了对一些具体情况所提的问题。但奥韦和其他人并不是只提供情报。他们还听取对整个形势的介绍，这些介绍有助于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中哪些方面最重要。
会议通常持续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随后有一段休息时间，奥韦和其他人午休一会儿。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开始阅读新的材料，准备晚上的形势会议，晚间会议在晚上八点举行。会议结束的时候，关于德国空军部队当天活动的大部分报告，以及谍报局、空军战俘审讯中心和其他机构的情报报告陆续送达，奥韦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当天的活动，夜间他和他组里的人起草分发给部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做“西线空军情报处专题报告”，每隔几个星期送出一次。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送出的第七十六号报告，长达十四页，还配有介绍图片，这篇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盟军伞兵和空降兵投入作战的新情况”，它详细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空降部队在阿纳姆空降，即“市场一花园”行动的一部分遭到惨败的情况。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和凌晨一点之间，奥韦和他手下的人完成了工作，下班回去了。第二天上午从头开始忙起来。
同空军的多数专业活动不一样，空军的情报活动在空军成立的时候就开展起来了。一九二零年三月一日，陆军总司令在军队部建立空军单位的那一天，同时指定一个人在军队部情报处对外国空军进行研究。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空军情报组撤出军队部情报处，加入正在扩大的空军机构，成为该机构的六组。六组负责人是希尔默尔·巴龙·冯·比洛少校，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退役军官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他很快扩大了六组的规模。到了一九三一年，六组建立了轰炸目标档案。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经过长期复杂的组织酝酿，成立了空军参谋部，参谋部五处就是空军情报处，后来称作“外国空军处”。比洛在巩固了这一进展之后，离开了外国空军处，到罗马担任空军武官。接替他的汉斯·耶顺内克中校，任职不过一年，就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被提升为空军参谋长。
一位情报官提升到如此重要的职位，在德国军事史上很可能仅只这一次，这大概反映了对空军的技术能力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陆军没有这种技术能力，因而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
这个态度还表现在这样一点上，即接替耶顺内克的人又来自空军参谋部作战部。此人就是约瑟夫（贝波）·施密德中校，他宽宽的肩膀，方方的脑袋。人们认为，与其说他聪明，不如说他狡猾，但他精力极为充沛，具有组织天才。他还具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有利条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当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店政变的时候，身着全副军装的步兵学校学员，行进在希特勒及其主要支持者、在大战期间指挥德国陆军的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后面。夺取巴伐利亚政府的政变企图遭到惨败，希特勒锒铛入狱，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一书。参加了这次希特勒每年都加以纪念的重要政变的那些人，后来获得了特殊勋章。那些人中包括前步兵学校学员，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瑟夫·施密德。这使他同元首之间建立了个人联系，这个联系既可以保护他，又可以使他进行特殊接触。
条令规定，施密德那个处的任务是“分析外国情报，估量这些国家的军事政治形势，尤其是要分析有关空军作战部队方面的各种问题”，还要进行“目标研究”。这个处还要从事各式各样的辅助性工作，这是因为空军的情报机构同所有其他情报机构一样，常常被当作“任人玩弄的少女”。
一九三九年，战争临近的时候，施密德有二十九名军官执行这些任务。多数是前军官，由于懂一门外文而作为“补充人员”召回部队。他们分为五组：一组负责行政管理，五组负责飞机型号，二至四组分管不同国家。 （在一九四零年以前不包括美国。）军官们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外国报刊和德国空军武官。二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组长佩特保尔·冯·多纳特少校经常声称，他的最好情报员是法国的隆热隆少校，这位少校在法国右翼日报《巴黎激进新闻》上撰写空军问题的专栏文章。隆热隆在报上透露的人事调动和提升，空军中队从一机场往另一机场的调动，以及关于新型飞机的情况，比在法国的所有德国间谍告诉多纳特的还要多。据多纳特解释，基本原因是因为隆热隆熟悉他所谈的事情，而德国的间谍却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