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处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在于建立了一系列的文件夹，这就是它的潜在轰炸目标档案。
部分目标“档案”是一些大幅灰色索引卡片，长约十二英寸，宽约十六英寸，上面列出轰炸目标，它的经纬度以及它的重要性，比如一个工厂就把它的产品列在上面。但是多数档案，包括全部重要目标档案，装在也是长十二英寸宽十六英寸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信封里除了装有介绍基本情况的卡片外，还装有轰炸目标的航空照片和一幅1 ：75，000 地图，地图上有时标出通往轰炸目标的道路、界标和敌人的防空设施。有些档案里还装有按照1 ：100 的比例尺画出的草图，上面标出牵动整个轰炸目标的关键设施——比如锅炉房和供水系统——的位置，只要摧毁这些关键设施，用不着轰炸整个工厂就可使它停产。每个轰炸目标有一个四位数字的代号，数字前面有一个或几个字母，表示这个目标所在的国家。有两套档案。一套按地区归档，一套按产品归档。
许多情报来自武官、已出版的工业手册、官方地图和报刊，有时来自间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提供了许多详细情报。多数航空照片是由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拍摄的。柏林主要图片中心用油光滑亮的图片纸印出了每个工厂或设施的照片。 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每个工厂或防务设施都建立了档案。
根据对一个国家的统计，它共有四万个大中型工厂。五处必须把那些一旦遭到轰炸就会对这个国家的战时生产能力造成最大破坏的工厂选作轰炸目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五处选择了五百个工厂，准备了有关它们的档案。对于法国这个早就料到是主要敌人的国家，施密德的轰炸目标档案组到一九三八年秋天慕尼黑危机时，拥有百分之百的它的炼油厂和主要电站、百分之九十的机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弹药工厂和百分之六十的燃料储存库的档案。 所有这些情报，如果只是放在空军司令部里严加保管起来，就没有多大的用处。必须把它们分发到轰炸机机组人员。外国空军处复印了这些轰炸目标档案，最初复印了三百份，后来复印得更多，封在特大的信袋里，放在各机场的特别档案室，供轰炸机中队亲手挑选。除此以外，五处印刷了一些书，书上介绍了不同国家的主要轰炸目标，概述了其他情报。五处将这些书分发到各中队。
在战争期间，五处经常修改情报，使之符合最新情况。
比如，一九四零年十月中旬，在闪电战高潮的时候，五处印发了一期地图专册，介绍了73—20号轰炸目标，即离利物浦不远的克鲁市罗尔斯一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其他轰炸目标的新情况。一个月前首次对这座工厂进行了航空拍照，照片纠正了先前对发动机工厂厂址的错误估计。这本地图专册刊出了其中一张照片，用红线标出了这个目标。它还登了一幅1 ：10，560 的地图，这幅地图显然是从英国军械调查局按照一英寸比一英里的比例尺绘制的有名的系列图中选出来的。它显示了和照片上大致相同的一个地区，也用红线划出了目标。这幅地图的文字说明指出：“这座工厂的占地面积很大，是空军的理想轰炸目标。它座落在城市的最边缘，靠近大片的铁路设施，为寻找这个目标提供了方便。”
对于在色当的一座有潜在重要性的铁路桥梁，空军拍了一幅航空照片，复制了一幅画有这座桥梁的法国地图，还提供了一幅这座桥梁从哪儿横跨默兹河的极其精确的草图，后来德国装甲部队通过这座桥梁，发起闪电进攻，打败了法国。
当德国后来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施密德把他的努力目标转向了这个辽阔无比的国家。战俘的口供，东线外军处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拍摄的一幅航空照片，都告诉他巴库以南五英里正在兴建一座工厂；给这座工厂取的代号是ＳＵ 74—26. 类似的情报来源（这次没有照片）还告诉他，第二十九号工厂，一座飞机发动机工厂，已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从德军不久就席卷而过的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转移到乌拉尔以东离莫斯科一千英里的鄂木斯克。这儿远在德国轰炸机的航程之外，因此没有为这个工厂编排轰炸目标号码。
确定敌国空军的规模、装备及其飞机生产速度，一直是外国空军处的主要任务之一。施密德在德国攻陷法国之后对他的数字进行了核实，发现这些数字相当准确。然而，他对英国皇家空军的估计远远没有那么成功，德国在大不列颠战役中失败，或许有他的估计错误的一份过失。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虽然无线电侦察提供了有关英国战斗机的很好的战斗序列情报，但是空战转移到英国上空，使德国空军情报机构失去了诸如被俘的驾驶员和被击落的飞机等等情报来源。谍报局的间谍实际上没有提供什么情报。结果五处大概是以慢得多的德国飞机生产速度作为依据，大大低估了英国补充战斗机的速度。与此同时，五处根据德国驾驶员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数字，高估了英国空军的损失。施密德的五处认为，快到八月底的时候，皇家空军只有三百五十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而事实上它共有七百架。这个估计或许促使希特勒和戈林认为他们已经在空战中打败了英国，完全可以停止对英国战斗机中队的袭击。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大不列颠战役中遭到失败。停止袭击使他们丧失了发动入侵所必需的空中优势，闪电战未能使英国屈膝投降，这个海岛王国生存了下来。它后来成了出动轰炸机对希特勒的德国进行空战的基地。
英美空军的大轰炸对德国空军最高指挥部形成了极大的压力。戈林和他的下级之间发生了磨擦。落在施密德肩上的是这样一些并不值得眼红的任务：报告红色空军的侦察活动，揭穿德国空军谎报被击落的敌机数字的欺骗行径，预报同盟国将有更多的轰炸机轰炸德国，证实英国所宣布的第一批一千架飞机对德国进行了空袭。施密德的报告没有受到欣赏。戈林的心腹们使用双关语，称施密德的形势判断是“谎言判断”（将“Ｌａｇｅ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德文形势判断）改为“ＬＳＳｅｎ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德文谎言判断））。施密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武官处小组的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中尉被当作共产党的间谍逮起来了，当然不会抬高施密德的威望。一九四二年十月初的一天上午，他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道命令：五处处长由约瑟夫·克格尔中校担任，施密德调去指挥一个防空部队。他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他从战前就一直苦心经营的一个机构。
克格尔自己也只呆了一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同盟国空军的战略进攻愈来愈猛烈。柏林正在遭到摧毁。汉堡在一场轰炸引起的风暴性大火中化为灰烬。美国的轰炸机把施魏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厂炸个稀巴烂，英国的皇家空军袭击了希特勒的宝贝工程佩内明德火箭研究基地，炸死了七百五十名科学家和工人，摧毁了大量设施。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受到希特勒和戈林的训斥，赌气自杀了。空军最高指挥部进行了全面改组。克格尔卷起铺盖走路了。
鲁道夫·沃达格中校接管了克格尔的机构，这个机构现在被普遍称为“空军作战部情报处”，虽然“五处”或“外国空军处”的名称并没有正式更改。沃达格原来是海军军官，一九三五年调到空军，事实上他从一九四Ｏ年以来一直担任五处副处长。但是他的工作同收集和估价情报没有什么联系。他充当宣传部的空军代表，向戈培尔提供有关空战的情报，并主办空军自己的报刊，领导空军的宣传单位。沃达格三十五岁的时候担任了外国空军处处长；有些下级不太喜欢他，但多数人认为他具有全面权衡的敏锐的判断能力。在一九四零年夏天戈培尔动身访问法国的德占区英吉利海岸的德国空军部队之前不久，沃达格对这位畸形足的宣传家说：“帝国部长先生，伦敦将是我们进行激烈空战的地方。”他果然猜对了。
沃达格以清醒的眼光透视敌人意图的迷雾。他面临的主要奥秘是：盟军将在什么地方登陆？几年以前，外国空军处曾对机场占用情况和铁路运输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即将来临的俄军进攻的主要突击点，外国空军处大概试图以这个同样办法来断定登陆的地点。但是，主要由于缺乏空中侦察，它不能够这么去做。
沃达格离开了，他的位置由前西线外国空军处处长瓦尔特·基尼茨上校填补。奥韦被提升到基尼茨原来的职位上。
他们仍然面临着预料同盟国的行动的任务。一种预料办法是判断敌人的潜在能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见诸敌人的生产。
为了知道同盟国的产量，五处利用了三个主要情报来源。一是分析被击落的同盟国飞机的零件的顺序号码。在空军军备局局长手下负责技术情报的工程师施文克上校，在雷克林敌机检验中心建立了一个三人“揭密小组”，从事这项工作。
他们显然提供了美国人和俄国人的飞机产量的确切数据，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号码是连着顺序的，但是英国飞机产量的数据却不那么确切，因为它的号码中留有漏洞。
五处的第二个情报来源，是以“约瑟菲尼”和“赫克托”的化名在斯德哥尔摩进行活动的德国特务卡尔—海因茨·克拉默尔。施文克认为克拉默尔的计算和他的计算是完全一致的；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克拉默尔间接地从施文克那里取得计算结果。五处将这两个情报来源提供的数字，同第三个情报来源即同盟国官员的公开讲话进行对照检查。
五处还将另外一些数字放进这些等式里，这些数字是空军特别战俘审讯中心的战俘提供的每个中队的飞机数目，以及从无线电情报中得知的中队的数目。随后进行总的计算。
但是原数据的误差导致计算结果出现重大错误。一九四五年二月，空军作战部情报处散发了一篇关于同盟国在欧洲的空军力量的报告。报告列举美国空军第八军的轰炸机和战斗队的总数是五千零一十架，其实只有四千三百零七架。
但是，波茨坦鹿园的情报官们认为，他们最糟糕的问题，既不在于他们必须进行的计算的复杂性，也不在于为了进行分析而获取准确的原始材料的困难性，而是在于如何小心谨慎地向空军作战部部长透露坏消息。作为西线外国空军处处长，奥韦经常在形势会议上讲话，但他很快认识到“有许多事情你只能一点一点地讲出来”。他总是在上午的会议上透露一点情报，在晚上的会议上又透露一点情报。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空军指挥部相信，同盟国已经有了续航能力很强的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可以护卫着轰炸机深入到德国领空，然后再返回去。指挥部总是怀疑情报单位上了敌人宣传的当。这些情报官自己对美国人修建前线机场的速度感到吃惊，他们常常在三、四天内削平整个山头，铺设钢筋网混凝土跑道。但是，尽管对前前后后的航空照片所作的比较使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指挥部还是不承认。有一次，戈林厉声训斥一个情报官： “我一瞧你的图表，就觉得上面只有敌人，德国力量根本就不存在！”结果他把这个人赶出了会议室。
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接替奥韦担任Ｄ组组长的阿尔布雷希特·蔡茨施克上尉，一个非常聪明、具有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明确判断的罕见才能的职业军官，对空军的情报工作提出了严厉的确凿有据的批评。他写道：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年底，德国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失败了。”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情报军官的年纪太老，挑选不严，人数太少，间谍欺骗了他们，工作重复（至少有十个不同单位从事高频无线电的工作），上级指挥部的过分乐观使军官们不敢在汇报会上发表他们的真正见解。他得出结论：指挥部“不把情报工作当一回事，”“实际上毫不重视情报机构的发现，”最后主观地“作出了他们自己对敌人的判断”。
或许这根本没有关系。到盟军登陆的时候，西线强大的德国空军，这些几年前以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震慑世界的骄横不可一世的银鹰，已经减少到只有几百架可以作战。空军情报机构——西线外国空军处的三十或四十人，西线战地指挥部情报站数目大致相等的一批人，总共将近一百人——就是为这几百架飞机工作的。也就是说，每个情报工作人员为两至四架现有的飞机工作。奥韦说； “我们有时不免觉得好笑。”
由刁：空战打打停停，短期之内，空军情报对作战的影响比陆军情报还要有限，海军情报的影响甚至更加有限。这部分由于一种类似空军的情况：任何人不能占有海洋。部分由于没有出现大型舰队行动，而且这种结果也是由海军总司令部内部情况逐步形成的。因为外国海军处敌不过陆、空军情报机构中的任何一方。
外国海军处伴随着海军作战指挥部于一九三九年底成立（海军情报活动当然早就存在），不久，海军情报就开始不值钱了。本当是外国海军处的一个主要提供情报的机构无线电侦察组，几乎立即脱离了该处。在后来直至战争结束的一段时期，海军通讯情报处成功地保持了它的独立性，成为海军作战指挥部的一个自成一体的与其他处平等的机构。与此同时，应当是海军情报的主要接收者之一的作战处，竟然自己承担一项基本情报任务：判断敌人的情况。由于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报提供者和接收者，海军作战指挥部三处外国海军处的作用，实际上已经缩小到微不足道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陆、海、空三军情报机构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情报机构。
除了向各舰队指挥部发行例如“美国海军和海军航空队在进行登陆作战时的任务”（五页，一九四三年）这样一些题材的简报外，外国海军处剩下的工作只不过是统计敌人有多少商船。这涉及到一个大问题：敌人船舶的总吨位是多少，被德国的潜艇击沉了多少，德国的潜艇多年来一直企图切断英国的供应线，使它不战而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小舰队指挥普劳泽海军上校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外国商船组统计出了数字。它的统计资料来源是海军通讯情报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处和空军研究部，但主要来自对外国报刊的仔细选材。有一篇报道讲，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提交美国国会众议院审批的一项拨款议案，要求拨出大约六十亿美元的款子来建造船只，这篇报道还透露了一个背景：根据这项船舶建造计划，将要建造四千四百零三艘船只，总吨位四千四百万吨。这为外国商船组提供了可以进行计算的可靠依据。这些计算是由该组的Ｈ0 ｌｌｅｒｔｈ计算机进行的，这些在计算时发出一片卡嗒声的计算机，最初放在蒂尔皮茨沿河大街七十二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一座沙岩建筑物内，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遭到空袭轰炸后，搬到萨克森巴特劳特的一个疏散站，约有五十人看守着，他们占外国海军处的这个分遣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些人使用机器跟踪他们所知道的每一艘远洋货轮、油船和运输船在海上的活动，这样的船只数以千计。这些机器还能作出统计，算出不同航线上——沿着美国大西洋海岸，抵达英国不同港口，横渡北大西洋或南大西洋——的船只的吨位。它们还能计算出同盟国已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
在这方面，外国商船组的分析家们的计算是非常准确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外国商船组报告，一九四二年美国建造了五百九十二艘自由轮和六十二艘油轮。实际数目是五百九十七艘和六十一艘。但这是依据事实而作的报告。在预料时，他们就不那么准确——连美国的船舶建造者也不能精确地预料将会建造多少船只。最初，德国人高估了美国的造船能力。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德国估计美国在一九四二年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在七百二十万至九百三十六万吨之间。实际上有七百七十七万吨位的船舶交付使用。但是在那以后，德国人大大低估了美国的造船能力。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似乎是外国商船组认为要保持所传每五十五天就建造一艘自由轮的速度是“不可能的”，该组认为建造这样一艘商船平均需要七十天。实际上平均建造时间降至五十天零几个小时。根据这样的推测，海军作战指挥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估计，美国在一九四三年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将达一千四百一十万吨，造船厂实际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几乎达一千八百万吨。
对美国造船速度的估计，大概对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部将领的头脑里常常打转的一个数字的形成起了帮助作用。这个数字就是“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德国潜艇平均每月击沉的船舶的总吨位，必须超过同盟国新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这样才能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这个数字一般在七十五万吨左右浮动，虽然在一九四二年，当时还仅仅担任潜艇总司令的邓尼茨，一时过分盲目乐观，把这个数字降为四十万吨。奇怪的是，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似乎同德国对同盟国造船速度的估计没有关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估计的数字，比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估计的数字还要高，然而所定的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却降低了。原因似乎是这个数字仅仅是一个指标，一个适合于一时情况需要的指标，一个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部的将领们在向来访的政治家或者下级作宣传时，或者在进行内部政治斗争时，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随意增减的指标。
这个数字对海战没有产生影响。此外，对美国造船速度的错误估计，同德国海军情报机构面临这个首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两个原因相比，是相当无关紧要的。德国情报机构试图确定同盟国在某一时期拥有多少吨位的船只，进行作战又需要多少船只，这是预料同盟国行动的基本情报。第一，轴心国声称击沉的船只总比实际数目要多。比如，海军总司令部相信，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潜艇和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击沉的船只的总吨位是八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吨。实际上同盟国损失的船只的总吨位是五十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七吨。第二，德国人大大高估了从海上运兵所需要的船舶吨位。外国海军处推算，运一个美国步兵师，需要三十万总吨位的船只，但实际只需要十二万二千吨位。换句话说，外国海军处估计的船只吨位，比实际需要的几乎高出百分之二百五十。这意味着它相应地减少了它认为可以运到登陆地点的口币的数目，从而危险地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
这一次又一次地导致毁灭性的估计错误。 “Ｃ同盟国的）
船舶吨位……不能满足运输一支大型远征军及其后续供应的需要，”海军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作出了如上的预料。三个星期之后，同盟国部队在北非登陆。雷德尔不得不向希特勒承认：这“证明同盟国尚不缺乏从事战略行动所需的船只”。但是几个月之后，德国人重犯了错误。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一份形势报告宣布： “目前的吨位情况无论如何表明，敌人极其不可能迅速地将大规模作战行动所需的大量人员和物资运出集结地域。”七个星期以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并开始向意大利半岛挺进，促成这个国家叛离轴心国集团。
海军作战指挥部作战处作出这些预料所依据的统计数字，来自外国海军处。在一九四二年被任命接替戈特弗里德·克吕格尔海军上校担任外国海军处处长的前驻莫斯科海军武官、圆圆胖胖的诺贝特·冯·鲍姆巴赫海军上校认为，虽然向作战处提供有关敌人情况的情报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但只是他的工作中相当少的一部分。他的统计数字，总是得不到间谍或截收材料的纠正，如果间谍或截收构·料对同盟国的计划有较深刻的洞察，本来是可以作些纠正的。因此，作战处谋求根据一般战略原则，或者根据吨位数字，从地理角度上预测同盟国的行动。但是前一个根据由于同盟国出其不意的行动而站不住脚，后一个根据则已证明是灾难性的错误。
虽然希特勒式的估计逐渐渗透到形势报告中，非常亲希特勒的邓尼茨取代了雷德尔之后尤其如此，但并没有澄清海军对外界形势的看法。作战处在一九四三年说： “美国对德国和苏联采取同样敌视的态度。”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鲍姆巴赫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调到陆军参谋总部海军联络处（部分是为了保护这个反纳粹分子），以及比较投合邓尼茨心意的奥托·舒尔策海军少将取代了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倾向。
结果是外国海军处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产生了几乎完全消极的影响。它的虚假的吨位数字，尽管是它对了解敌人的情况所作的仅有的重要贡献，却使海军得出了致命的错误结论。要说外国海军处有啥最好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没有它，海军总司令部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或许就是鲍姆巴赫在别人问他那个处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作了什么贡献时，他的答复“贡献就在于有这么一个机构”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
21.第四副参谋总长和武装部队
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处库特·冯·蒂佩尔斯基希将军是一位参谋官，四十五岁，矮个子，粗脖子，留着平头。他出身一个老的军人家庭，他父亲也是一位将军。他一九零八年参加了精锐的伊丽莎白女王禁卫步兵旅。一九一四年，他在马恩受伤被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被关押在法国。大概由于他学会了法文，或者按理说他学会了法文，军方在一九二四年安排他到军队部三处工作。两年以后他离开三处到野战部队，但在一九三二年返回，一九三三年担任三处意大利组组长和主任参谋。一九三六年，他再次回到三处，这一次他担任三处处长。三处是陆军参谋总部情报处。蒂佩尔斯基希相当孤僻，至少有一个下级认为他软弱，但权欲熏心，不切实际地乐观，有一个外国人认为他没有志气，仅仅满足于能够对敌军进行分析估价。
但是在一九三八年担任参谋总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却喜欢他，信任他。不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当哈尔德把研究情报的机构分为两个处，并且设立一个副参谋总长来监督这两个处的时候，他任命蒂佩尔斯基希担任这个职务。副参谋总长的职务首先是在一八八二年设立的。已经有了三个副参谋总长；第四副参谋总长负责情报，哈尔德让担任此职的人领导以下机构：两个情报处（西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军处），武官处以及后来成立的另一个处，这个处主要调整军方同纳粹党的关系。
身任第四副参谋总长，蒂佩尔斯基希处理的是高级军事情报，这是要牵涉到政治的。他本人并不分析原始情报，也很少写报告，而是谋求工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处理各个处解决不了的问题，协调它们的工作，并把它们的工作归纳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战争爆发以后，他有时在每日形势会议上向哈尔德提供情报，有时私下提供。比如，蒂佩尔斯基希在不同场合向参谋总长汇报了如下的情况：东线的总的形势，俄国显然对巴尔干不怀意图，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布伦内罗的会晤，法国的作战方法和战术，在德国进攻法国的前一天法国将显然是三个师的兵力从东部调往巴黎，比弗布鲁克勋爵被任命为英国空军生产大臣，以及法国陷落后欧洲的形势。此外他还忙于非情报工作。他到罗马尼亚视察驻那里的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就宣传工作提出建议，向陆军总司令汇报在波兰枪杀妇女和儿童的情况。
在波兰、挪戒和法国战役期间，蒂佩尔斯基希一直担任第四副参谋总长。但是，同许多其他军官一样，他实际上想指挥一个师。一九四零年秋天前后，由于他在参谋部的工作干完了，眼前又没有作战任务，哈尔德于是告诉他，一俟接替他的人从东京回国，他就可以去那里担任陆军武官。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两人交换了工作。
新的第四副参谋总长是格哈德·马茨基上校，四十六岁，高个头，是一个使人愉快的步兵军官。他是在二十年代同哈尔德一起在慕尼黑的一个军参谋部共事时互相认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东线和西线都打过仗，在几所大学学过哲学、经济、历史和国际法。他曾在国防部国联处工作过，他是除了上过著名的参谋总部军官学校以外，还上过武装部队军事学院的少数德国军官当中的一名。俄国战役开始后，他随同哈尔德一起搬到参谋总部东普鲁士大本营。
每天上午，他从副官或下级处长那里得到有关敌人情况的情报后，便在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召集的上、下午形势会议上，和各处处长一起介绍这些情报。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将这些情报写进各自的报告里，在元首每日两次召集的形势会议上进行汇报。马茨基本人从来没有出席过元首召集的形势会议。同蒂佩尔斯基希一样，他向哈尔德提供特别高级的报告：英国共有多少军队，日本能否对英国宣战，德国期望俄国的德占区的收成能有正常年景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以及维希法国会不会发生危机等等。由于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提供了基本情报，他认为他的工作主要是进行综合平衡。在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东线的情况下，他力求使西线和对德国的战略可能产生影响的政界的情报赢得人们的承认。但他失败了。尽管他作出了种种努力，证明地中海同样重要，希特勒却告诉哈尔德： “我对这个边缘地区的战争不感兴趣。”
一九四二年九月，希特勒撤掉了哈尔德，换上蔡茨勒。
新任参谋总长反对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即主管作战问题的第一副参谋总长和主管情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在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哈尔德取消了第二、第三副参谋总长的职位，他觉得他们碍他的事。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把蔡茨勒和各处处长隔开了。由于同样原因，他将原来由第一副参谋总长领导的作战处改为直接归他领导。在和平时期，副参谋总长们将参谋总长直接控制的下级处长从十几个减至五个。但是，取消剩下的两个副参谋总长的职位，虽然意味着参谋总长表面上大约有十六个直接下级，其实真正同他打交道的几乎只有三个，即作战处长，东线情报处长和军需处长。
在战争期间，由于分别开辟了陆军总司令部战区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其他的处退到幕后了。但是蔡茨勒的反对意见也有不那么公平的地方。第一和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资格都比他老，他似乎感到尴尬。他或许觉得，如果他把哈尔德指定的两个高级领导人的职位取消了，就会削弱参谋总部内反对他所信任的希特勒的那股势力。由于开辟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马茨基的工作中有一半是蔡茨勒不感兴趣的。马茨基未能使东部战区以外的诸种因素引起指挥机关的注意，证明情报工作普遍缺乏效率。此外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七月，当时仍然担任西线德军参谋长的蔡茨勒，由于大肆宣传同盟国对迪埃普的袭击是一次被挫败的登陆行动而赢得了一些荣誉，因为这个观点符合希特勒的看法。而马茨基的声誉却受到了损害，因为他根据被缴获的命令，证明迪埃普袭击只是一次试探。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蔡茨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盟军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北非登陆的第二天，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职位。马茨基被调去指挥第二十一步兵师。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和武官处直接归蔡茨勒领导。武官处处长霍斯特·冯·梅伦廷上校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马茨基承担的报告政治军事情况的任务。
情报机构能够通过第四副参谋总长这个职位很高的共同上级，向搜集情报和使用情报的机构施加压力，这一职位被取消大概减轻了这个压力。马茨基的比较全面的综合看法渐渐消失。但是这点无论如何够勉强的长处，同取消这一职位、同两个战线可以进行对比、同两个情报处服务的各个机构可以呈现出差别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相比，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组织工作方面，损害德国军事情报的各种奇怪现象中，最奇怪的恐怕是在最上层长期缺乏一个估计敌人的能力和意图的机构。在战争的大半时期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没有建立自己的这种机构。然而当时的形势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完全不负有责任。
武装部队最高统口巾部实际上有一个机构在分析一种形式的情报，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作用一样，这种情报超出了个别情报机构的狭隘利益。这种主要是政治性质和军事性质的情报，来自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外国情报局，该局反过来主要是从情报收集机构提供的材料中挑选这些情报的。战争爆发前，外国情报局局长比尔克纳海军上校、比尔克纳的上司卡纳里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约德尔、约德尔的副手瓦尔特·瓦尔利蒙特上校以及最高统帅部其他各部门负责人每天举行会议，保证作战部能够得到它所需的全面的情报。战争期间收到的情报更多，于是外国情报局在最高统帅部作战部设立了一位联络官。联席会议继续举行，但不是每天都开。如果作战部想要比较具体的军事情报，外国情报局就设法获取关于敌人的情报，了解敌人搜集到了哪些关于德军的作战、编制和给养的情报：它是从每个个别情报机构的能干的情报人员那里获取这些情报的。个别的情报机构主要是指西线外军处，因为它的活动领域正好适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的战区。作战部运用获取的情报制订计划，帮助约德尔在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上汇报情况。
这个安排在战争的头三年是适用的。曾经考虑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建立一个中心情报分析机构。比如，在一九四二年，西线外军处处长乌尔里希·利斯曾经反复提过这个建议。他认为将东，西线外军处隶属卡纳里斯领导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这将使收集和分析估价情报的机构统一在最高参谋部情报首脑一人领导之下。建议成立的这个机构也将为陆军总司令部服务。但是，虽然利斯得到了第四副参谋总长马茨基的支持，他却不能说服哈尔德，后者对他的势力范围是寸步不让的。与此同时，比尔克纳把估价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讨论能否建立一个跨单位的情报委员会。
空军的反对使这个建议破产。但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内未能建立一个情报机构的主要原因是：现存的安排还是适用的。
同盟国在北非登陆以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首次爆发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作战部意识到，现在它要密切得多地卷入作战，而这反过来要求更详细地了解敌人。如何才能提供关于敌人的情报呢？
盟军登陆之后两个星期，负责日常工作的作战部副部长、极其精明干练的瓦尔利蒙特向利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对外情报处既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具备的知识。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利斯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的折衷方案，那就是干脆把西线外军处——或许再增加一些空军军官和海军军官——并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职位，使这一改组更加可行。但是新任命的参谋总长蔡茨勒，就象哈尔德否决原来的建议那样否决了这个建议。利斯于是象比尔克纳一样，试探能否建立某种形式的情报负责人委员会。
他发现外国海军处向海军总司令部提供的情报，只是一些如他所说的“统计”数据，而没有对敌人的情况作出判断。他还发现，空军情报机构（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势必要同它一起工作），即韦尔德尔鹿园只能提供它的负责人允许提供的情报，这位负责人经常不在家，而是在鹿园驻东普鲁土希特勒大本营的一个小小的“前进”基地里，同戈林一起工作，这种局面简直令人无法容忍。利斯只好放弃建立委员会的计划。
剩下的唯一出路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设立自己的情报官。被选中的人既不是利斯，也不是马茨基，大概因为这两人资格比较老，不好屈就在别人看来只是同对外情报处联络站打交道的工作。比尔克纳提出了一名新的联系人，这个人可以同时担任情招·官。
此人就是弗里德里希一阿道夫·克鲁马赫尔，四十五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二十年代他同凯特尔和瓦尔利蒙特一起在第六炮兵团服役。一九二九年，他前往中国，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他在中国呆了九年，旅行，打仗，担任前德国陆军司令、被人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汉斯·冯·泽克特将军的助手，慢慢地爱上了中国，这种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一九三八年他回到柏林以后，有时大清早穿一身鲜艳的中国衣服，他的同事——他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傅堤夫——见了简直眼花缭乱。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光棍汉，喜爱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欣赏悠然自得的东方生活方式，难怪他那些活动过度的普鲁土同事中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懒惰。但是他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博得了青年军官的羡慕和神往，他和蔼可亲，坚定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对外情报处处理有关西欧和英联邦各国武装部队的情报，积累了经验，因此瓦尔利蒙特同意他担任对外情报处联络官和他自己的情报官，最初，克鲁马赫尔的情报官工作是和他的联络活动紧密结合的。经过他的办公桌上的许多文件，既可属于这一类，也可属于另一类。他的比较纯粹的情报活动，在开始的时候是分发西线外军处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起每天提供的形势报告。
但是随着经验的增多，克鲁马赫尔展开了他的翅膀。几个月之后他就开始每隔几个星期发布一批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
他的报告，并不是象其他高级情报分析机构那样根据原始情报整理出来的，而是根据西线外军处，西线外国空军处，外国海军处和对外情报处关于敌人情况的报告汇编而成的，有时加上一些新情况。这些报告结构紧严，清楚明了。
报告的开头通常用一句话概括形势。比如，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之前一个月，克鲁马赫尔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写道： “总的形势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敌人准备在地中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接着他用五、六页的具体材料来证明这个论断。
克鲁马赫尔还用具体问题的备忘录来补充这些报告。比如，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他向约德尔和凯特尔提供了一篇关于“葡萄牙参战的可能性”的报告。这篇报告主要根据德国驻里斯本武官处的情报，以及德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对这些情报所作的评论，得出了如下完全错误的结论：如果葡萄牙政府得不到西班牙人的支持， “可以肯定葡萄牙至迟在九月底就会对德国宣战。”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他接到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元首经常担心敌人可能在葡萄牙登陆，瓦尔利蒙德要求克鲁马赫尔最好在当天向他提供一批材料，由他交给希特勒，这批材料是；关于葡萄牙重要港口以及从这些港口通往东方和经过西班牙通往比利牛斯的交通路线的地图和情报，关于葡萄牙武装部队的情报（“三行字”），以及可能有助于判断敌人是否登陆的情报。克鲁马赫尔（这时他已有三至四名助手）当天就按要求将这批材料交给瓦尔利蒙德。然而要求只写三行字的却写了一页半，每逢材料中有一处暗示盟军可能登陆的迹象，克鲁马赫尔就举出一个刚好与此相反的迹象，把两种可能性摆乎——这对于作出决断所起的帮助作用，大概没有元首对于他的情报人员所希望的那么大。但是瓦尔利蒙德觉得，总的来说，克鲁马赫尔满足了他的要求。
一九四四年春天，德国保安总局吞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时候，有少数吞咽不下去的机构残存了下来。这些机构包括前线间谍活动组织、部队里的反间谍组织和欺骗敌人的组织。克鲁马赫尔的单位形成了这些残存组织的自然核心。然而到了八月，它们反倒把它们的主人吞掉了，克鲁马赫尔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新机构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个部分。这个新机构专门处理情报问题，称作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处。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前线间谍活动组织，这是谍报局老手鲁道夫上校领导的一小撮监督者；二，敌情分析，由克鲁马赫尔领导，他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卸掉了联络官的职务，集中从事军事情报活动；以及三，军队反间谍活动和军事欺骗，这一部分规模最大，几乎有三百人。
负责所有这三个部分的是胡戈，巴龙·冯·聚斯金德一施文迪上校，他的头衔是德国军队情报首脑，这个称呼比他的实权堂皇得多。他是一个块头虽小却很机灵的参谋官，具有相当多的情报经验。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他在外军处法国组工作；战争期间，担任在俄国作战的北部集团军群的情报官。他还从事过非情报工作，参加过德法停战委员会，在非洲和俄国担任过师作战参谋。
聚斯金德—施文迪的主要工作，是保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不会忽视重要情报。他大部分时间在东普鲁土元首大本营工作，每星期向凯特尔和约德尔提供一次或两次情报，向瓦尔利蒙德提供情报的次数更少；他偶尔出席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他从克鲁马赫尔那里得到了一部分情报，后者继续象以前那样工作。他继续强调前线间谍活动的效果，即使那项工作转归德国保安总局军事部领导以后也是如此。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领导着第三帝国最高情报分析机构的聚斯金德一施文迪，遇到了所有其他机构所遇到的同样障碍：他的情报遭到反对。他在战争末期才发现其他情报头子在战争初期就已经领教了的一个情况：希特勒虽然理会他的工作，但“多多少少是勉强的，因为他认为最后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说敌人的力量强大，这是他不想知道的事情”。
22.第三参谋官
军队打敌人，他们在战争中的整个目的就是消灭那些敌人。因此乍看起来，似乎指挥官主要考虑的是敌人。似乎他们脑子里反复琢磨的是关于敌人的情报，似乎情报官实际上控制着参谋部。
但是不论军队有多少关于敌人的情报，如果没有部队去打仗，就取不了胜。因此指挥官的主要任务是让部队进入阵地，指挥他们进行有效的射击。他的考虑和决定，针对他自己军队的问题的，比针对敌人的兵力和意图的要多得多。情报只是次要因素，一九四一年八月，当参谋总长哈尔德的军队胜利地长驱直入俄国时，他在同下级讨论后记在日记本上的一百五十条事项中，只有二十五条是专谈情报的，另外还有十一条部分谈到了情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不久，在法国的德国高级军官之间的电话谈话，有二百零六次谈的是德国部队，只有六十四次谈的是敌人。同样，部队指挥官比情报军官更重要。难怪一位师长曾经说，如果一定要他选择的话，他宁可要一个优秀的上校来指挥他的三个团之中的一个，也不愿要一个优秀的情报参谋来为他的师工作。
原因在于指挥自己的军队远比了解敌军重要得多，作战总是支配着情报。而德国军队比别国的军队更相信这一点。
它不仅象别国的军队那样，认为情报同作战相比是次要的，情报只是为作出决策提供参考材料。它还明确地规定情报从属于作战。这就损害了别国军队参谋部的情报部门所享有的那种独立性。
德国军队在一九三八年颁发的第九十二号基本条例《战时参谋部工作手册》把情报工作的从属地位表达得最为赤裸裸。它首次指出：作战参谋处理德军作战问题，在司令官和参谋长不在时，可以负责一切。接着关于情报官即情报参谋的那一段的开头说： “情报参谋是作战参谋在判定敌方情况时的助手。”德国军队用另外许多更微妙但更加彻底的办法来进一步表明它对情报工作的轻视。比方说，德国军队同法国或英国军队不一样，它从来没有就情报工作出过一·本手册或条例，直到打了一年半仗以后才有。而当它发下条例时，这个条例又没有改变情报工作的从属地位。好象是为了赢得在仍然不信任情报工作的军队里对情报工作的承认，这个条例不仅肯定了传统的观点，而且过分强调了这种观点：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在了解敌人情况时是作战参谋的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