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以外，东线外军处还有一些次要活动。有一个时期，六个情报官上完了格伦在波森举办的情报训练班后，到东线外军处作五天的汇报。格伦邀请其他处的军官出席一次介绍红军情况的“内部”报告会。六组举办了一系列讲述俄国历史的报告会。已作的三场报告中的头一场报告，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点开始作的，题目是“彼得大帝和俄国的欧化”。布告栏里贴出布告，规定只许处长和副处长向处以外的机构提供情报，还对未经请假就离开办公室的军官提出了要求： “对每个办事员和每个女助手的要求自然适用于每个军官。”另一个布告暗示了办公室的紧张气氛。 “不许吵闹！”布告强烈地要求。许多人在布告上签了名，包括图书馆首席管理员冯·施佩特一许尔茨堡男爵夫人，她的绿色签名的字体最大，有人在旁边批道： “请象以往那样写小点。”
格伦负责所有这些活动，监督，检查，和军官们一同吃饭，东线外军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上班，格伦有时在深夜向上大夜的工作人员问声好，或者买一壶咖啡给他们喝。
东线外军处的情报既向上交，也往下送。各集团军群每天收到《东线敌军情况报告》，这个文件总结了当天敌军的活动，还收到更为重要的《敌军情况估计简讯》和东线外军处对敌军行动的预测。东线的所有情报参谋收到《红色圣经》，上面列举了所有已知的俄国部队，以便帮助他们确定敌人的战斗序列。 （西线外军处出版了关于英、美军队的类似书籍。 ）东线外军处向情报参谋们提供情报基本知识手册。二组ｅ小组不时地出版系列文件——《东线情报参谋单项报告》，这些报告使德军随时了解到俄军的新战术和新式武器。但东线外军处认为它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上级捉供情报。
这句话的意思是，格伦在每天的两次会议上，要向参谋总长哈尔德、蔡茨勒以及后来的古德里安报告情况。在上午的会议上，格伦向参谋总长口头汇报，在场的还有其他处长，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战处长。在晚间会议上，格伦首先口头简要介绍敌军的情况，然后提交《敌军情况估计简讯》。
参谋总长把这些情报写进自己的报告，在午间和深夜的形势会议上向希特勒汇报。然后元首在作出决策、指挥德国的战争时利用这些情报，或者不予理睬。格伦本人拒绝出席元首的会议。他相信，让参谋总长代替他去受希特勒听到敌军情报后所生的那股气，他工作起来可能更有效率。他在三年中只出席过四次元首的形势会议。
格伦作为一个情报官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他成功地完成了最基本的工作：识别敌军并确定敌军的位置。东线外军处知道德军正面的敌军部队，它们有多大兵力，它们的指挥官是谁。
“（德军）进攻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敌军的编制，”哈尔德在一九四二年对格伦的工作提出了表扬。一年以后，德军参加了库尔斯克周围发生的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战而正被迫撤退的时候，格伦又对他的部下传达了蔡茨勒对他们提出的表扬：“最近几天东线的战斗进程再次证实我们提供的敌情66每一细节是完全准确的，尽管我们在估计敌军兵力分布时遇到了巨大障碍。参谋总长几天以前对此特别提出表扬。”
格伦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是使他的个人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也使德军对情报的消极态度得到改变的若干重要因素当中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他所作的谨慎的宣传。他将他所作的预言汇编成册，印发出去，他说他“在正确识别敌人的意图方面取得了成功——有时候在事情发生之前好几十月就作出了正确的预言。”第三个因素是当时的形势。德军已处守势，这比进攻更需要了解敌人的情况。除此以外，德军的兵力日渐减少，由于情报能使指挥官发挥现有兵力的作用，德军的将领们当然心怀感激地接受格伦的帮助。
因此，他将他们由怀疑情报变为相信情报。他在向他们说明情报的重要性时，使他们相信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未露头角的天才，一个使情报由不重要变得重要的天才。格伦成为少数几个未在前线服役就晋升为将级军官的参谋官当中的一员。他被提升后不久，古德里安在大发脾气的希特勒前面替他辩护。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古德里安希望希特勒将部分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他随身带着东线外军处统计的数字，这些数字说明苏联的兵力十分强大。希特勒勃然大怒，大骂格伦的估计“十分愚蠢”，应把这个家伙送进疯人院。这时轮到古德里安发脾气了。
“作出这些估计的是格伦将军，他是我的最好的参谋官之一，”古德里安火气冲天地嚷开了。 “假如我不同意这些估计，我就不会拿给你看。如果你想把格伦将军送进疯人院，你最好也要证明我是疯子。”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希特勒要将格伦撤职的要求，这位情报官一直呆在职位上，直至战争快要结束时他和古德里安都被免职时为止。
预料敌人的进攻是格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项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他自己吹嘘他常常作出了正确的预料。
有些高级军官甚至说他预料到了俄军的所有大规模进攻。他们认为他是一位天才的预言家，象卡珊德拉一样地准确，可是——唉！——也象她一样地不被人理睬。他应该获得这个名誉吗？
如果说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末也是在多数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肯定的。格伦的预言是闪烁其词的。首先，他很少具体说出敌人行动的时间，因此，即使这个行动是在三个月以后发生的，他也可以说他预料到了这个行动。其次，他列举了各种可能性。可能性不大的事情，他不去强调，说这些事情“不大可能”，或者“不能排除”，但是，如果俄国人终于做了其中的一件事情，格伦仍然可以说他预料到了。再次，格伦在预料敌人的行动时总是含含糊糊。敌人将谋求“有限的目标”或者进攻有可能“超过局部范围”。无论事后发生什么情况，格伦都可以引伸这些词句来搪塞一通。最后，当这些方法没有一条行得通的时候，格伦会说敌人原来的意图失败了，或者说敌人改变主意了！格伦使用所有这些方法来证明自己永远是正确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向集团军群Ｂ的尾部发动钳形进攻的前一天，格伦的《敌军情况估计简讯》典型地运用了这些方法。
一、集团军群Ａ：……
二、集团军群Ｂ：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根据逃兵的供述，预料将要调来三个新的装甲旅，大概是加强（俄国）第十三装甲军，也就是说，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罗马尼亚第六军对峙的敌军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因此，可以估计，意料之中的进攻， 即使只是为了有限的目标，很有可能要超出局部范围，尽管还不能看出预料将要到达的新装甲部队是投入到罗马尼亚第六军东线的对面呢 ，还是调到别克托弗卡（也在斯大林格勒以南）
地区的南部。
由于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前面只有局部战斗活动，在该集团军中部的对面插进另一个（俄国）师（与德国中部集团军群对峙的俄国第六十一集团军预备队中的一一一步兵师），说明敌军部队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别克托弗卡地区和（或者）罗马尼亚第六军的东线（都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同时发动进攻， 以及在顿河战线对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面）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似乎不能排除。
意大利第八、 匈牙利第二和（德国）第二集团军： 对敌军的估计没有变化。
中部集团军群：第二装甲集团军：无线电侦察确定， 第四十一近卫步兵师（最后一次报告说该师部队正在斯大林格勒北面上火车）出现在第四十八集团军防区， 可以认为该师是补充被撤走的部队，对敌军的估计无须改变。
第四集团军、 第三装甲集团军； 对敌军的估计没有变化。
第九集团军： 对（第九集团军突出部）东线对面的敌军的估计没有变化。
（突出部）北线中部对面的频繁活动值得注意。
在西线，敌军的援军进一步增加（第三十一集团军预备队的三三六步兵师在前线； 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摩托化旅——据逃兵供述——在后方），证实了以前的情况。
第十一集团军： 对敌军情况的估计没有变化。
四、北部集团军群：……
上述估计肯定没有体现出由于第六集团军的阵地面临危险而产生的紧迫感，这个集团军的正面拉得太长，翼侧多半是由薄弱的罗马尼亚军队防守的，而与之对峙的苏军部队正在大量集结。苏军的南北夹击将切断第六集团军，使德军遭受战争中最大的失败，格伦只是说南北夹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格伦丝毫没有暗示苏军的猛攻已迫在眉睫——过不了二十四小时。
格伦估计错了。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俄国人冬季攻势的主攻目标不是集团军群Ｂ，而是更靠北的中部集团军群。
中部集团军群第九集团军的突出部威胁着莫斯科。从战术上说，在这儿发起进攻困难较少，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尽管格伦承认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集结，但他怀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同时在两个地方发动决定性的进攻。若说他们在进攻中部集团军群的同时，也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作战，他无论如何是怀疑的。此外，虽然他说过： “必须估计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俄军即将进攻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目标是要切断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以便使更加靠东的（也就是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陷入危险境地，”但他同时说过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现有兵力恐怕太薄弱，不能进行更多的大规模作战”。但是，进攻发起之后四天，钳形突击的俄军会师了。两天之后，俄军全线进攻中部集团军群，击退了等侯着进攻的德军。格伦认为这场大规模进攻是俄军的主攻，他的这个看法坚持了两个星期，直到第六集团军被困在斯大林格勒之后为止。最后，在十二月九日，他承认俄军的主攻力量投放在斯大林格勒。格伦后来断定，俄军没有料到他们在那个一片废墟的城市赢得了胜利，他们在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改变了主意。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有他自己的更坦率的看法： “我们低估了斯大林格勒的红军的实力。”
格伦的许多预言同样值得怀疑——整个调子是错误的，但也有一、两点正确的地方，凭着这点正确的东西，他可以证明自己判断的敏锐。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德军在库尔斯克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失败之后两个星期，也是在蔡茨勒表扬他之后不久，格伦预言，俄军将继续进行夏季作战，只要这些作战看起来能提供赢得胜利的大好机会。他说，如果这些作战不再有取胜的可能，它们就局限于为冬季攻势取得较好的出击地点。他提到了“突破局部地区”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但是，格伦的这项估计除了提出这个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可能性以外，丝毫未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对俄军向南部集团军群和中部集团军群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有所准备，这场进攻是在九天之后发动的，最终使德军后撤了一百多英里。
格伦的若干预言的错误甚至比这更为严重。它们完全是乱说一通。
比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他散发了一篇十二页长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对德军东线正面的敌军情况以及对估计的敌军的总意图的全面评价”。报告没有一处提到一个星期以后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把德军赶出了克里米亚，使巴尔干面临着威胁，土耳其放弃中立。同日，格伦的《敌军情况估计简讯》预言，俄军将会看到越过中部集团军群向西发起大规模强攻的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他说，俄军将向卢布林和布列斯特的方向前进，越过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将北部集团军群赶出“黑豹”防御阵地。结果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到了暮春，格伦认为苏军有可能发动两大攻势。其一是朝北向波罗的海发动大规模强攻，切断北部集团军群和中部集团军群。其二是向南经过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攻巴尔干。东线外军处认为苏联红军并不具备实施前一攻势的熟练战术，因此断定红军将选择后者——南线的进攻。东线外军处担保
中部集团军群将有一个“平静的夏天”。它虽然发现在这个集团军群的对面有一些活动，但未能突破俄军强大的空防，也未能从俄军前线实施的无线电沉寂的帘幕里取得任何情报，它认为这些迹象“显然是欺骗”，因而不予注意。格伦和蔡茨勒仍然认为红军的主攻方向是南面，在主攻之前对中部集团军群和其他地方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佯攻。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相当于四个集团军群兵力的一支红军猛攻中部集团军群，正好是格伦说不会出事的地方。德军前线崩溃，丧失了好几百英里的领土之后，战斗秩序方才有所恢复。
象这样的预测失误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难于窥探使所有人感到苦恼的黑暗未来。更根本的原因是德国骄横不可一世，一直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这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损害了格伦的预测。有时候，它完全蒙住了格伦的眼睛，使他看不到苏联的实力，导致他低估了俄国人。在另外一些时候，他预料敌人会按照他认为应当采取的做法行动，促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俄军的实力，其实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军事原则行动的。在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下，这些倾向在德国人的脑子里交替占优势。它们有时产生盲目的乐观，因而没有预见到俄军的大规模进攻；有时产生了过分的悲观，导致预料俄军会在老远的范围发动进攻，其实这些进攻始终没有发生。
格伦坚信德军占优势，使他看不到东线战争的一条基本事实：德国可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一再坚持结局将刚好相反的看法。一九四二年六月，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想坚持东线的作战直至最后胜利，我们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八月，他说军事形势的“发展极为有利”。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还认为东线可以拯救。
最初，甚至中立国家也能看出这种信念的荒诞无稽。一九四二年八月，正当格伦认为形势有好转的时候，瑞士一个半官方情报机构的头头汉斯·豪萨曼认清了真正的形势，以雄辩的词句写下了战争中最著名的情报预言：从军事—政治意义上说，德国并没有赢得决定性的东西，它所能赢得的只不过是空间、空间和更多的空间。空间吞灭军队，德军在空间消失，空间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而在另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对德国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空袭， 空袭的势头未见减少； 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 在非洲， 没有可能向隆美尔提供他把英国人赶出东地中海地区所需要的空军力量和陆军力量；在南线，那个轴心国伙伴正在摇摆不定； 欧洲所有国家的人民愤愤不满， 他们的反抗可使强大的军队陷于灭顶之灾。
对于第三帝国的领导者来说， 形势毫无希望！他们别无他途，只有作殊死战。如果今后几个星期内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将完蛋得更快；如果“第二战场”不能开辟，德军迟早还是要完蛋的。所有这些丝毫不是由于俄国人神经坚强，能够严格执行战略计划，不怕丢失土地，能够把他们的战略预备队留到一九四三年，或者甚至留到一九四四年——就象俄国人镇定自若地所说的那样：留到俄国发动战略反攻的时候。
格伦的眼光却不象这样地明澈。深信德国不可能失败的，不仅仅是他一人。希特勒和整个高级德国军官团的信念和格伦的一模一样。他们的前程和他们的自身系之于这一信念。我们不能责备格伦落得个本世纪的可笑人物。但是他却自命不凡，一个没有幻想的人，一个正视现实的人，一个预见一切的人——一个十全十美的情报官。其实他并不是这样的人。
注：1 、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得阿波罗帮助，能预卜吉凶，但因拒绝阿波罗的求爱，受到诅咒，从此无人再信她的预言。——译者。
24.最大的错误
当希特勒决心进攻俄国的时候，英国仍然在同他进行斗争。他当然总是打算进攻俄国的。从地缘政治学来说，他想为德国赢得为了统治整个世界而必须予以夺取的这块腹地，赢得为使德国在世界上繁荣昌盛而必须具有的生存空间。但是，为什么要在英国仍然同他一决雌雄的时候去进攻俄国呢？为什么要开辟两条战线呢？开辟两条战线，不是德国参谋总部自从成立以来最担忧的事情吗？希特勒之所以决定进攻俄国，是因为他认为打败了俄国，就会迫使英国最后投降。希特勒说，征服苏联就会使英国如下的最后希望遭到破灭：有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的支持，英国最终能打败德国。
希特勒毫不怀疑进攻俄国会取得成功。他的参谋总部，在战争的每一个重大关头，总是反对他的天才军事方略，每一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次却例外地同意了他的观点。
在得出这些结论方面，情报机构没有起任何作用。许许多多的事件证明，先入之见取代了情报工作，形势就是这些事件的最好写照。进攻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能否取得成功，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情报机构的全面意见，从来没有人要求它们证实可以阐明这个基本问题的详细情况。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颁发第二十一号作战指令——“巴巴罗沙计划”，决定进攻俄国，只是在这一决定已经具体化之后，情报机构才被召见。最高统帅部向它们布置任务，要求它们查清敌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德军制定详细作战计划，一举摧毁敌军。
德国能否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胜利，仍然没有人征求它们的意见。在计划进攻俄国方面，德国情报机构只是处于辅助的、只过问技术性问题的地位。
德国可以打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这种并非完全站得住脚，然而却是根深蒂固的傲慢信念，决定了对情报机构必然采取这种轻视态度。在进攻俄国时，两个额外因素加强了德国的这种优越感，这两个因素就是反斯拉夫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
希特勒的军官们从小就学会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憎恶信仰卡尔·马克思的理想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人，自然而然地流露了这种仇恨心理。这些军官，都是上层中产阶级或贵族的子弟。他们的家庭仇恨社会主义分子，是因为工人状况的改善，意味着他们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劳动所得。虽然它们的代表——俾斯麦、陆军，工业界和德皇——密谋压制工人，但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仍在不断增长。这些富家子弟还在吃奶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就向他们灌输了对工人的恐惧，他们自己当上了年轻军官之后，这种恐惧就越来越变成切身的恐惧了。他们意识到，正如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理想将会剥夺他们所继承的遗产一样，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理想与和平主义的理想将会剥夺他们的灿烂前程。
他们认为，这些疑虑在一九一八年得到了证实。他们相信，四年的昏天惨地的牺牲，到头来落得个什么？不是战场上的体面失败，而是背后挨了工人和犹太人的一刀。由于失败，他们丧失了地位；他们同退位的德皇之间的准封建联系瓦解了；他们的权威，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损害；工人士兵的起义破坏了德国国内的安定；凡尔赛。条约，使许许多多的行伍弟兄失去了工作，使德国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军官们的所有这些凄情苦意，尽可以一股脑儿往叛徒们的头上泼泄。
他们的厌恶情绪大极了，当一位指挥官不得不向魏玛共和国总统递交报告的时候，那才是他同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党人的首次接触，而他想象中的这个国家元首，八成是个穿着工作服、戴着便帽的家伙。他们本来就担心和仇恨国际上的阴谋，俄国在革命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使得他们的这种担心和仇恨凝固起来了。凡是他们看不起的东西，他们一概加以反对。 另一个舆论因素，是觉得他们比斯拉夫人优越的种族主义感情。这个观点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播下的，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认为，其他种族比日耳曼族天生的低劣——智能差，意志力薄弱，只是不值钱的生命中那些动物本能要强盛一些。许多德国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俄国人所取得的胜利，证明他们的这种偏见是持之有理的。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随着纳粹主义的鼓吹，这种偏见越来越顽固了。第四集团军参谋长京特·布卢门特里特上校在一九四零年所作的一项评价充分显示了这种偏见：我们这些随同作战部队的步兵军官充分认识到，尤其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充分认识到，俄国军人的力量在于他们一半是亚细亚式的冷酷的顽强精神。
在那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德国步兵师必须对付两至三个俄国步兵师。在俄军十分喜欢的夜战中，常常是十至十二排步兵一排接着一排地向我们防守兵力薄弱的阵地发起进攻。我们的步枪和机关枪不停地射击，直到枪管打红了， 不能阻住为数众多的顽固的敌人时为止。
希特勒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说： “俄国人就是低劣。”他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仇视，以及同俄国人相比所抱有的优越感的根源，一半在于外部环境（这种环境使他的将军们也对共产主义仇恨厌恶，认为自己比俄国人优越），一半在于他那歪曲了的灵魂。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写道： “俄国垮台的时候到了。”没有出现任何事情使他改变这个观点。相反，一系列事件似乎证实了这个观点的正确。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斯大林从红军中清洗了大约两千五百名军官。红军中每四名军官就有一名被清洗，其中包括能干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转战沙场的许许多多的将军。这个损失几乎使苏联的武装部队成了无首之众。希特勒幸灾乐祸地说： “俄国军队没头了。”
接着，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Ｏ年的冬季战争中，俄国熊足足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从小小的芬兰那里夺得一小块土地和一个海军基地。希特勒得出结论， “俄国军队不足挂齿。”
这样的态度导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确信他们会取得胜利导致他们在德国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打败俄国这个问题上普遍作出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元首夸口说：“如果把这个巨人抓到手，它垮台的速度将比全世界所想象的还要快。苏联将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他的将军们跟着起哄，表示赞同他的观点，言辞虽然不那么激烈，却比较确切。他们作了一番研究，估计对俄作战可能要花九个星期，最多十七个星期。陆军总司令推测，战役的开始阶段将持续四个星期，接着只要进行扫荡战就行了。过于偏激的布卢门特里特预料，整趟子事只需要十四天的战斗，战斗当然会是残酷的，血腥的，但这场战斗过后，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征服几乎可告结束。
这就是当时德国情报机构进行活动时的气氛。正如这种气氛影响到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在对俄作战上的观点一样，它也影响到他们对情报机构所布置的任务。虽然希特勒始终想征服俄国，虽然他在上台的八年中，本来可以对他原来作出的“俄国垮台的时候到了”的判断重新进行全面的坚持不懈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此外，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比俄国人优越，既影响到情报机关的上级，也影响到情报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过分的乐观使他们变得懒惰起来了。
人们承认，在俄国收集情报，比在其他地方收集情报更为困难。希特勒担任总理以后，德俄两国在二十年代建立的军事联系和友谊消失了。苏联的报刊是受控制的。到那儿旅行是受限制的。德国驻苏联武官对卡纳里斯说； “一个穿着飘飘然连有头巾外衣的阿拉伯人漫步柏林街头，还不如一个外国特务在俄国行走时容易被人发现。”但是德国情报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并没有把这种情况当作激发他们进一步努力的鞭策。相反，他们反而不如以前那么努力了。原因在于，同他们的上级一样，他们觉得把间谍工作加之于俄国，并不真正是必要的。
比方说，德国军方报刊没有促使读者重新进行考虑，没有对苏维埃俄国作新的介绍。虽然军方报刊对苏联武装部队的某些方面，例如摩托化部队和空军力量的增长，伞兵部队的发展以及苏联军事理论的现代化，作了充分客观的报道，但却贬低那些将要挥舞这些工具的军事领导人物，从而使所有这些报道失去了作用。在苏联的大清洗之后，德国主要专刊《军事周刊》宣布红军的领导人全被搞掉了。一位军事官僚在一家供军事管理人员阅读的杂志上指出，按照他的有条理的日耳曼人思想来看，共产主义已经腐朽透顶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俄国人甚至连日常文书工作都做不好。德国军方报刊没有把共产党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告诉它的读者，这个胜利就是一九三八年在蒙古发生的边境冲突中，俄国人打败了日本人。军方报刊所做的，只是向读者重复宣传读者早有的推测，而从来没有做过报刊应做的一项实际工作；鼓励它的读者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问题。
德国从它的盟国或同它友好的中立国中，几乎没有听到有关苏联红军的重大消息。俄国的夙敌土耳其似乎没有提供估价苏联的重大情报。日本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扼守远东要地的军队的情报，但是德国驻东京的武官却认为这些情报“实际上常常是没有价值的”。伊朗和阿富汗除了拥有在各自的边界上同苏联军队闹磨擦的经验和教训之外，大概没有更多的情报了。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尼古劳斯·冯·霍尔蒂海军上将没有提供事实性的情报，只是反映和支持希特勒的意图；（，苏联现在有许多加盟共和国；如果所有这些加盟共和国都变成独立国家，那么（共产主义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德国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人类这项最重要的事业，并因此而留芳千古。至于英国，仍然可以用飞机、潜艇等等同它进行斗争。”
芬兰是提供丰富情报资料的潜在源泉。它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Ｏ年的三个月中同苏维埃俄国作过战。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德国的盟国，后来又允许德国以它的领土作基地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但是在苏芬冬季战争爆发之前三个月签订的德苏条约，已使德国不能为芬兰提供支持，芬兰当然再也没有心思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来报答德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后来，若干因素促使芬兰重新靠近德国。第一，芬兰越来越孤立了，起初由于德国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征服了挪威和丹麦，它同英国和法国断绝了联系，继而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失去了往来，因为那几个国家在几个月之后被苏联并吞了。第二，德国需要芬兰佩萨莫出产的镍，需要利用芬兰铁路来为占领挪威北部的德军提供供应品。第三，芬兰自己需要武器，而它只能从德国得到这些武器。德国和芬兰重新和解了，从一九四零年秋天开始，芬兰向德国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俄国的情报。例如，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德军总参谋总长得知：从芬兰来的情报表明，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红军比原来估计的要多十五个师。芬兰还提供了普斯科夫周围苏联的装甲部队以及苏联伞兵部队的详细情报。然而，尽管这些情报确实可靠，却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类似材料的补充和证实，因而使人怀疑它们是否准确地描绘了整个红军的情况。而芬兰人总是觉得德国人低估了他们的许多情报的价值。
特奥多尔·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从一九三四起开始侦察苏联。各种型号的双引擎飞机，装上附加油箱，在最高达三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拍摄了喀琅施塔得和附近的列宁格勒的海军基地，俄国西部普斯科夫和明斯克的工业区、以及黑海军港尼古拉耶夫港的照片。在喀琅施塔得上空，连续拍摄每隔几星期或几个月就在船台上建造的军舰的照片，从而提供了关于苏联海军舰只建造速度的宝贵资料。其他照片似乎主要提供了有关俄国工厂的情报。
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也对其他国家进行侦察飞行，随着战争的爆发，侦察的重点似乎已转移到这些国家，它们是波兰、大不列颠、法国和挪威。但对苏联的侦察飞行仍然在进行，苏联察觉了这些侦察飞行活动，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它渴望着取悦于德国，或者至少不要冒犯德国，因而向戈林保证，只要这些间谍飞行不太频繁，就不打这些飞机。一九四零年九月初，希特勒正忙于准备入侵英国，显然不想去触怒苏联，因此下令停止对苏联进行的各种航空侦察。禁令持续了一个月。可是陆军强烈要求提供航空侦察照片， 十月初，希特勒推迟了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的作战计划，开始认为征服俄国是迫使英国投降的一种办法，于是撤消了他的命令。他现在允许从东普鲁土和德国占领的波兰的边界上空向苏联进行纵深几乎达二百英里的侦察飞行。德国的侦察机马上开始在俄国边界上空飞行。俄国人再次察觉了它们。比如，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一架侦察机越过苏联边界，飞到大约十五英里纵深的上空，沿着与边界线平行的方向几乎飞行了一百英里，然后返回德国。三月三日，苏联红海军司令下令击落这样的侦察飞机。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架侦察机在拉脱维亚利巴雅港上空遭到射击；其他飞机立即出现在黑海西北部的上空。后来斯大林取消了海军的命令，显然是为了避免激怒德国人，他命令这样的飞机不要击落，而应迫降。
德国人加快了侦察飞行。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八日的三个星期中，俄国人平均每天发现了三架以上的飞机。比如，四月四日，他们发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的一架飞机，在下午一点二十分从普热梅希尔附近侵入苏联领空，深入苏联占领的领土达七十五英里，然后在一点五十分飞回德国。他们对这些飞行的目的不抱幻想。四月十五日，一架飞机在罗夫诺附近降落，他们从这架飞机上搜出了一架照相机，一些已经曝光的胶卷和一幅苏联地图。这架飞机可能就是罗韦尔派去拍摄乌拉尔地区主要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从挪威北部基尔克内斯起飞来回航程几乎达三千英里而始终没有返回的那架飞机。但是俄国人只是提了一下抗议。甚至在六月初，当他们的战斗机迫降了一架由于发动机出了故障而下降的Ｊｕ86式飞机、缴获了飞机上的照相机和全部胶卷之后，也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
从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侦察飞行更加系统化，仍然保
持着差不多每天三架的同样出动率。这些飞行的主要目的是拍摄最新照片，从一九四Ｏ年五月至十月拍摄的有关俄国筑垒工事的照片已经有点过时了。紧急需要重新拍摄的地方，从靠近德俄分界线的地区（这是最紧急需要拍摄的地方），一直到俄国西部的罗夫诺和卢茨克周围地区，最远到达内地的基辅。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俄国大炮的炮口。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拍摄的十二英寸见方的部分照片，清楚显示了苏军占领的波兰东南部博布罗夫卡、沃尔卡·扎帕沃夫斯卡和布茨齐纳这几个小城镇周围的炮兵掩体，反坦克堑壕和野战筑垒工事。
这些照片中，没有哪一张对于全面估计红军兵力的规模起到如同透露红军兵营的数目和大小那样所能起到的较大帮助作用，没有哪一张对于全面估计苏联的工业潜力起到如同披露苏联全部工厂的占地面积那样所能起到的那么大的帮助作用。苏联幅员如此辽阔，无论怎么照也无法把它全部照下来。所以说，罗韦尔的侦察中队，虽然提供了一些详细的经济情报，为轰炸目标档案增添了一些材料，而且证明了俄国的道路比德国人预料的还要好，但是提供的主要情报，还是有关预定的德军入侵路线沿途俄国的筑垒防御工事的情报。
这些情报虽然有价值，但不是最基本的情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完全掌握了沙皇的军事通讯，这对于它打败俄国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陡然间扬名显身、加官晋爵的塔内贝格战役的巨大胜利，之听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德国人截获了俄国军队的电码。战争刚一结束，刚刚成立的德国陆军密码局，立即把正在波兰作战的共产党军队的密码电报当作主要破译目标。虽然随着波兰和苏联局势的逐步稳定，在破译它们的密码方面愈来愈不容易取得成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先例促进了德国战后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这项工作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俄国的军事演习方面，谋求从苏联武装部队的无线电通讯联络中获取情报。
但是事情再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俄国人自己也从塔内贝格战役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大大改进了联络程序和密码系统，尤其是大大改进了无线电通讯训练。说实在的，他们在无线电通讯方面以假乱真的手法，在欧洲是最高明的。这一点大体上抵销了外国截收密码的机构所拥有的一个优势：俄国幅员广大，相当贫穷，使它不能象西方那样打那么多的电话、电报，尤其是不能开辟象西方那么多的线路，这就迫使苏联红军比其他多数国家的军队更多地使用无线电通讯。
德国人逐步增加了对东方开展活动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建立了三个截收连。但是定向截收只是在东普鲁士试行，而这块狭窄的盆地使得无线电定位形成了如此小的锐角，以致德国人不能准确地找到俄国发射机的位置。此外，一般来说他们还不能破译红军的密码系统。他们顶多只能在苏军举行演习期间收集到点滴的情报。
入侵波兰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主要是因为战争所弓1 起的激动情绪，使得俄国通常是严格的无线电操作程序遭到破坏。进入波兰南部的德国无线电截收连，截获了从东面开进波兰的俄国军队的无线电通讯。德国人证实了许多单独部队的存在及其配属情况，证实了空军乃至秘密警察的存在。
但是，或许由于他们没有进行密码分析，或许由于俄国无线电保密极好，或许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们不能发现入侵波兰的苏军的整个编制情况。当俄国人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的时候，由于某种反常现象，在波兰南部的同一地区可以极其清楚地收到他们的短波发报。这使得德国人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入侵波罗的海三国的俄国作战部队的编制。在苏芬冬季战争中，德国人和芬兰人相当好地注意到苏联主力部队的动向。后来，在为执行“巴巴罗沙”作战计划而进行军事集结期间，德国人把以东方作为截收目标的无线电截收单位增加到八个。原有的截收单位，尤其是中部集团军群的截收单位，迅速地把新建的单位带了起来。但是，部分由于它们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们的二百五十台收报机面对着大约一万台俄国的发报机；部分由于俄国无线电系统对于它们来说仍然十分奥秘，虽然它们获得了有关边界附近的军队的局部情报，但没有收集到红军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的确切情报。
希特勒上台之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多少有些死气沉沉的对苏情报工作重新活跃起来。活动中心设在东普鲁土首府、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柯尼斯堡。自从一九二七年以来，谍报局柯尼斯堡站一直在邻国立陶宛的情报机构里设了一个联络官。德国同俄国没有共同边界，德国希望利用立陶宛同俄国的边界——大约三百英里长的森林和沼泽地——把它的间谍渗透到苏联。但是效果不大。谍报局指责立陶宛情报机构，说它既没有伸出一个指头来帮助德国人，自己又不对俄国进行间谍工作。在这次无力的尝试失败后，谍报局实际上放弃了从立陶宛向苏联派遣特务的做法。一九四Ｏ年六月，苏联并吞了立陶宛，排除了德国在这方面的任何进一步的努力。
皮肯布罗克在一九三六年担任谍报局间谍头子之后不久，曾经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谍报机关进行联系，试图从它们那儿向俄国派遣间谍。他还试图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中国和日本派遣这样的特务。但收效甚微。谍报局柯尼斯堡站让它在波兰的联络人进行活动。它找到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虽然不愿背叛他的祖国，却憎恨俄国人。可是他的努力，以及其他这样的特务的努力，却碰到了不易通过严密监视的边界这样一个困难。只有在芬兰和土耳其操纵的谍报局的间谍，才提供了一些稍微值得一看的情报。
谍报局采用了其他花招。访问苏联港口的舰只可以派遣特务。访问苏联的德国商人，受到爱国主义感情的激发，可以就近观察事物，回国后向谍报局报告。在德国的苏联外交官和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可以加以策反。这些办法中没有一种办法产生了重大效果。舰只上的特务被抓获。多数商人要么拒绝伤财害命的合作，要么证明他们当间谍不中用。虽然少数被讹诈而就范的俄国人提供了点滴的军事情报，但他们没有拿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同反斯大林的俄国流亡组织的接触才稍微有些结果。在格但斯克有一个被称作绿橡树的俄国流亡者组织的一个小组，有一天，柯尼斯堡谍报站的一个成员同这个小组进行了联系。这个小组的成员声称同仍然留在共产党俄国的朋友们有通信往来。谍报局核实了这件事，然后把格但斯克绿橡树小组的头头发展为谍报局特务。他很快就提供了几位高级红军军官的名字，他说，这几位军官准备进行破坏活动。谍报局证实他们是前沙皇军官。一切似乎可靠可信。但是，当绿橡树组织只愿提供他们从波罗的海诸国同俄国发生的联系，拒绝透露在此以外的联系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产生怀疑了。
谍报局访问了布加勒斯特绿橡树总部负责人，让他提供俄国部队和其他方面的情报，并就此写了一小叠报告。谍报局把这叠报告送给外军处，外军处送回了评价：从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绿橡树小组那里已经得知这些材料；大部分真实消息是俄国报纸提供的；剩下的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假的，或许是虚构的。这便宣告了绿橡树的破产。
乌克兰流亡者受到谍报局的注意。其中有一部分同德国友好，因为德国可能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再度帮助建立独立的乌克兰。谍报局让他们之中的部分人为德国搜集军事情报。一九三七年，卡纳里斯扩大了这项工作，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进行了接触，为此举行了会议，进行了准备活动，但是几乎还是没有收效，收集的情报仍然少得可怜。
在俄国的最大的潜在的特务源泉之一，是居住在俄国的一千二百多万日耳曼族人。作为苏联公民，他们受到斯大林消灭富农政策的野蛮迫害，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人被杀害。
但是他们也享有同样的机会：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块地盘上，拥有自己的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许多人通过德国外国研究所和其他为国外德侨建立的机构同祖国保持着联系。然而，他们提供的全部东西，除了一些新的剪报外，没有更多的关于俄国的东西。虽然谍报局因此可以知道这些日耳曼族苏联公民的名字和地址，但它始终没有帮助其中一位爬到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上，甚至也没有对一位身居要职的俄国官员进行策反，让他替德国进行间谍活动。
一九三九年八月签订的德苏条约，解除了希特勒对苏联的后顾之忧。条约签订后，希特勒下令停止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可能激怒俄国人。可是，随着德国消灭了西线的一个又一个的敌人，它对俄国干涉的担忧减弱了。消灭共产主义的兴趣增加了，间谍活动重新开展起来了。在波兰战役之后缴获的文件，使得德国人可以同波兰在白俄和乌克兰的间谍网进行接触。现在德国有史以来首次同苏联享有的共同边界，对于偷偷向苏联派遣特务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谍报局在边界附近建立了特务支持点和训练营网，并把大批的特务派了过去。第一批特务的训练和装备很差。许多人领受了同样的任务，因为德国人预料许多人将被捕。确有几十个人被捕了。但其他人带着有关苏联设施的详细情报返了回来。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Ｖ—19540 号特务手下的一个小特务报告，在乌克兰西部莫纳斯特里克小镇的东北面发现了一个机场，机场的西边有四个飞机库。这个特务数了机场上有二十架飞机，还注意到那儿每天都在进行轰炸和跳伞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