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发生的三件事情，导致西线军队和情报系统指挥发生了变动。当凯特尔看到诺曼底形势迅速恶化，悲叹“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时，龙德施泰特厉声说： “讲和，你们这些笨蛋。”希特勒撤了他的西线总司令的职务，代之以陆军元口巾京特·冯·克卢格。七月十七日，隆美尔乘坐的小汽车为了躲避英国飞机一头撞在一棵树上，使他受了伤。克卢格接替他指挥集团军群Ｂ。又过了三天，在命运攸关的七月二十日下午，元首大本营正在举行形势会议，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把一个黄色手提皮包放在希特勒的旁边，皮包里面放了一颗炸弹。他借故要打一个电话，走了出去，有一个军官因为皮包挡了他的道，把它挪开了。当炸弹爆炸时，虽然别的人被炸死了，橡木会议桌的一只沉重桌脚却保护了希特勒，使他没有炸着。他被震呆了，但没有受伤。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开始在军官团中全面清洗一切被怀疑的反纳粹分子。被处死的人中间有伦内。比尔克林接替他。这丝毫没有改变西线外军处的战略观点。象其他单位一样，它仍然相信盟军将在加来海峡进行另一次进攻。
然而，在七月下半月，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小起来了。另一方面，并没有出现相反的迹象：怀尔德和他的欺骗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让德国人抛弃错误的看法。事实巳七月二十一日，盟军在第十五集团军防区进行了一些紧张的侦察活动，再次吓唬了一下德国人。但是越来越多的部队参加了诺曼底的进攻，德国人很快就发现了这些部队。其中一些部队来自西线外军处认为是留作第二次登陆时用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的，怀尔德的双重特务聪明地暗示，德国人的顽强抵抗招来了这些增援师。这使得德国人更加相信，遏制诺曼底的进攻，是制止盟军在加来海峡登陆的最好办法。
但是从美国第一集团军群撤走军队，就削弱了这个集团军群，尽管给它增加了一些想象中的师。早在七月十日，伦内发现它“在质量上不如”在诺曼底的军队，因此“再也不能让它承担重大任务。”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七日，他才承认／（现在恐怕不大可能让它一俟通知就去攻打一个有坚固设防的海岸防御地段”。同一天，克卢格司令部仔细地注意到，由于新到了美国部队，盟军的兵团总数已增加到九十二个，它第一次说“大批英美兵团将投入诺曼底的战斗。”克卢格要求从他防区里的其他部队中调一些师到这个桥头堡。希特勒答应给两个师。他头一次同意从加来海峡防区的第十五集团军抽出一个师。第二天他又放走两个师。其中一个也是从第十五集团军抽调出来的。但是他仍然很不安；他命令把已经疲劳的步兵师戎装甲师尽可能快地调去支援第十五集团军。尽管如此，诺曼底的现实开始推翻认为加来海峡也是进攻目标的看法。八月三日，美国兵通过阿弗朗什源源而来，克卢格把第八十一师从第十五集团军调到第七集团军。最后，在八月七日，由于他断定第二次大规模登陆是“不大可能的”，于是下令一切可从集团军群Ｂ防区调出的部队都调到战场上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同盟国的欺骗活动到此完结。德国刺探情报的机构失败了，德国的情报军官和他们的指挥掉进了克劳塞维茨在一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的那种陷阱里。克劳塞维茨写道，如果收到的许多报告中出现的矛盾“互相抵销，留下剩余部分以供进行严格的分析”，“那么收到这样情报的军官”是幸运的。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一个报告符合另一个报告，对后者加以证实、夸大、添油加醋，直到一个情报新手不得不匆忙作出决定——但很快发现所作的决定是错误的，如同发现报告都是谎话连篇、夸大其词，谬误百出一样，这种情况对于这个没有经验的情报人员来说，就要糟糕得多了。”
这就是德国人所碰到的情况。只有在他们对自己的错误缺乏认识这一点上，这些参谋官才同克劳塞维茨所预见到的不一样，这些参谋官同世界上其他多数参谋官比起来，在搞情报方面可以说是新手。由于德国人上当受骗很深，以致欺骗所产生的作用早就消失了，而欺骗的内容却在他们的脑子里阴魂不散。直到十月三十一日，西线外军处的形势图上还标着美国第一集团军群，这说明他们一直相信它确实存在。
即使后来他们把美国第一集团军群从地图上抹掉了，地图上仍然标着三个实际不存在的集团军司令部——英国第四集团军，美国第十四集团军和同盟国第一空降集团军。确实，欺骗的主要概念——第二次登陆——一直盘旋在德国人的脑海里，直至希特勒在准备最后一次反攻（后来的隆起地带战役）时，他们还有这种想法。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在柏林第三帝国总理府举行的一次形势会议上，邓尼茨还提出了盟军在荷兰登陆的可能性。他承认在那儿登陆的条件是很差的。但他脑子里想着根本就不存在的军队，说道：正在泰晤士河以南集结的盟军部队，一俟斯凯尔特河被盟军打通，就能迅速开赴前线。希特勒听信了历史上最大一次欺骗活动的最后这一声鼓声，这次欺骗活动，使希特勒输掉了西线的战争。
注： 1 、加来海峡是法国的一个省，该省与英国之间的海峡是多佛海峡，也叫加来海峡。
27.狂妄自大，光荣，感召力，元首
德国就这样在情报战中打了败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战略转折点，她的情报工作都失败了。它低估了俄国，事前对盟军进攻北非一无所知，袖手等待着盟军在巴尔干半岛的西西里登陆，误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佯攻。尽管在考虑作战和战术形势时，它常常预料到了敌人的进攻，但它有时候却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譬如，它没有预料到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对中部集团军群发动的进攻。
看起来，德国情报工作成绩差得无比。但对它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最好成绩了。每一个情报机构都在竭力实现使徒路加说过的话： “没有不暴露的事情，也没有不被人所知的事情。”谁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军队部三处第一任谍报头目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将军写道： “甚至最好的成果也满足不了当事人的愿望，这永远是每一个情报机构的必然悲剧。”这样说来，是不是对德国情报机构的要求太多了？它在调查别人脑海深处的秘密时，如果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是否达到了极限？或者别的情报机构做得更好？
别的情报机构确实做得比较好。虽然日本的情报工作同德国的一样糟糕，虽然对俄国的情报工作了解得不够多，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英美的情报工作却远远胜过德国。英美两国估计敌人的实力比较准确。譬如说，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驻法德军兵力的了解通常能深入到一个师的内部。当同盟国在一九四二年华盛顿会议和一九四三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重大决定时，它们对德军兵力的估计数字相当准确。在进攻诺曼底以前，它们的估计只差一个师——它们说有五十八个师，事实上有五十九个师。误差不过百分之二。而德国对同盟国在英国的师的数目的估计，误差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同盟国情报机构预料敌人的意图也比较准确。它察觉出希特勒放弃了进攻英国的计划，发现他转而打算进攻俄国。它充分了解到德国的火箭和原子弹研制的情况，使同盟国能够发动空袭，推迟或破坏了德国的这两项试验。在许多个别活动中，它都预报了敌人的动向。在茫茫的大西洋上进行海战的德国潜水艇，发现同盟国的飞机突然从地平线起飞，用深水炸弹进行攻击。在安齐奥的两个美国师，由于得到一份截收情报，得知希特勒正从希腊派遣九个师去增援防御部队，因而避免了过份分散自己的兵力和可能被切断而全军覆没的危险。
同盟国的情报工作也不是完好无缺的。它们在挪威、阿纳姆和隆起地带战役中犯了估计错误。他们对德国飞机生产的估计，要么过高，高出百分之七十九，要么过低，低了百分之三十三——高低的差距超过百分之一百。战略情报处给罗斯福总统提供的情报，就象卡纳里斯给希特勒提供的报告那样，常常缺乏关于敌人及其意图的内部情报。但是，尽管如此，同盟国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们破译密码的能力比德国强得多，因此它们的口头情报占优势。相比之下，德国人就显然差得多。
五个基本因素造成德国情报工作的失败：一、盲目的狂妄自大，使德国脱离现实；二、侵略活动，导致忽略情报工作；三、军官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使许多将领敌视情报工作；四、纳粹国家的权力结构，严重损害了情报工作；五、反犹太主义，使德国情报机构丧失了许多有才能的人。
虽然人们常常认为反犹太主义只是希特勒的德国的产物，其实反犹太主义早就对德国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起着有害作用。因为它排斥了许多爱国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可以做出大量贡献的。例如，普鲁土军队干脆不任命犹太人为正式军官。纳粹党人强化了这种态度，加剧了恶劣影响。他们要科学，技术和学术机构奉行纳粹党哲学，把犹太人排挤出这些机构。他们制定了一项法律，令人可笑地说是为了“重建专业文职机构”，这项法律命令： “凡不是雅利安血统的官员都要辞退。”尽管这对军事机构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儿几乎没有犹太人可以解雇——例如在海军通讯情报处，似乎没有让谁离开——但是对其他方面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纳粹党人驱逐了格廷根数学研究所的犹太人所长，德国这个第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从此就垮了。这样一些剥夺许多犹太人科学家的职业的措施，加上街头羞辱和仇恨犹太人的气氛，便把他们撵出了德国。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源源不断地涌往大不列颠、俄国，尤其是美国。
他们的才能都是很高的。且不说艾伯特·爱因斯坦出类拔萃，就是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同行中也是鹤立鸡群的：单在数学方面，约有百分之二十的犹太人被选入他们东道国的最荣誉的学术团体。三十年代的德国并不感觉到失去了他们。他们的离去，使德国产生涣然一新、队伍纯洁、未辱使命的痛快感觉。但是，即使是最强大的刺激，也弥补不了让平庸之才取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反犹太主义不只限于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机构也受到了传染。但是他们没有系统地排斥犹太人，他们并未拒绝犹太人在文职方面的帮助。最富有戏剧性的结果是：同盟国在犹太人科学大脑的帮助下，造出了原子弹，而德国人由于失去了他们（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却没有造出来。在情报方面，同盟国拥有许多德语说得很好的人，这些人担任审问者，发挥了非常难得的作用。他们保留了象威廉·Ｆ·弗里德曼那样的犹太人，弗里德曼是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解开了日本的“紫色”密码机的奥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洞悉了德国和日本的政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一方面挖掉了希特勒的情报潜力，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强了同盟国的情报实力，这样就加倍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
德国人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狂妄自大，就这个民族对现实的感觉来说，这个指责是正确的，而情报工作只不过是这种感觉的具体化的一小部分。狂妄自大使德国人对世界具有不真实的看法，从而导致这个国家作出了许多有害的决定。
这个缺陷似乎是由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造成的。在德国，民族优越感比在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强烈。思想更僵化，独裁主义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明显，这就妨碍它根据现实情况来纠正错误。这个心理因素，来自马丁·路得的学说。德国疏远西方，是有着极端沙文主义的根源的。
在鼎盛的中世纪，在西西里出生和长大的霍恩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卡纳里斯被处决的前夜还阅读他的传记），为了世代推行他更感兴趣的意大利和地中海政治，把他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德意志诸侯。这些权力有助于各侯国在六个世纪中维持封建割据，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集权，反对普鲁士蒸蒸日上的统治，反对知识分子要求统一政治和文化的强烈呼声。这种允许各封建诸侯割据的政策，使现在叫做德国的这一地区，同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国和法国显著不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拿破仑把普鲁土打得一败涂地，并且征服了其他德意志侯国，消灭了有一千年历史的第一帝国——罗马帝国。
拿破仑自称是法国革命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的继承者。
为了鄙弃他，德意志各侯国人民也反对自由、平等和博爱，因为这些东西已以各种形式形成了民主西方的理想。他们孤芳自赏，赞美德国的举世无双和无与伦比。这种民族主义的提倡者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他的《致德意志》一书中，极力反对“不共戴天的外国精神”，直言不讳地宣称“德国人只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就能永远比外国人优越。”随着拿破仑被击败，随着一八六六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并并吞了几个毗连的邦国，统一指日可待，随着它在五年以后击败法国、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德国人也就越来越狂妄自大。看起来德国似乎不可战胜。她的独立发展成功了。德国的一切都比别处的好。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她的经济发展繁荣，军事胜利令人瞠目结舌，但她的人口和工业，同她所有潜在的敌人相比，绝不能说居世界第一位。她不承认这一点，这就使她脱离现实。别的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一个美国人顶十个日本人”）。但德国脱离现实的程度要严重得多，主要是因为她的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加剧了她的优越感。这确实是危险的。然而最致命的，还是她的僵固不化，她无力改革，适应不了现实。
这种僵固不化起源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开始的专制主义。马丁·路得和约翰·卡尔文把人们从罗马教皇的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虽然卡尔文的神学正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所表现的那样，也允许反对俗权，路得的神学却反对抵制俗权。他的教义认为，人不是靠辛苦劳作得到拯救的，而是只有靠信仰崇拜才能得到拯救，这种教义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幽灵。他明明白白地教导说，在世间，人们必须服从合法统治者的统治。他说： “即使那些掌权的人是邪恶的，或者是没有信仰的，权力当局和它的权力也是好的、是上帝声援的。”他大声疾呼； “造反从来就是不对的，有人喊造反，最好的回答是一拳头把他的鼻子打出血。”盛行路得教的国家（如普鲁士）的父母们，愿意吸收这些思想，以便加强和帮助他们对家庭的控制。德国的专制统治比其他地方厉害。德国的革命从来没有成功过。
独裁人物之所以要独裁，原因之一是需要遏制潜在的忧虑，或者至少不去加剧这种潜在的忧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种办法，是严格控制周围的环境，避免发生引起忧虑的事件。这样的独裁人物自然有一套符合他的需要的观点。由于这些观点深深埋在他的心灵里，仅仅外部的因素是改变不了这些观点的。它们不会向现实屈服。
许多德国人就是这样背上了盲目的优越感。他们的冥顽不化，使得现实无法冲淡他们这种无法遏制的过份的优越感。结果便是狂妄自大。这样极端顽固地过高估计自己，使得德国对于世界的看法，比其他奉行沙文主义的国家对世界的看法要歪曲得多。结果，当她最后同现实发生冲突时，后果自然有害得多，有时是灾难一场。
一九一七年，她认为美国太弱，离得太远，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而开始了无节制的潜水艇战争，以致美国对她宣战。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弗里茨·菲舍尔教授写道： “德国对美国的政策，充分显示了二十世纪初德国的世界政策基本特点的原始色彩。德国人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昏头昏脑地低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结果他们打了败然而，即使在一九一八年春季德国的最大攻势失败以后，狂妄自大使德军的将领们不承认他们输掉了战争。后来的真投降也没有能使他们吸取教训。他们不相信别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了德国军队。为了保持他们对自己的过高估计，他们死抱住这样的神话不放；他们是由于背后中了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暗箭才失败的。
二十一年以后，狂妄自大又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甚至不作调查研究，就断定德国能迅速征服苏联。几个月以后，他蔑视美国的巨大工业力量，对美国宣战。
如此脱离现实所造成的后果，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影响了情报工作，使情报机构所做的一切黯然失色。而狂妄自大本身把渺小的东西看得很伟大。阿尔贝特·施佩尔承认，德国在生产上赶不上同盟国。然而他又认为，德国武器质量的优势超过了同盟国武器数量的优势。这是一种错觉。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在讨论同盟国在北非登陆后的战略形势时说，敌我力量势均力敌，还说存在着“胜利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赖因哈德，格伦认为德国不会输掉战争，这个荒谬的观点——它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前辈的观点——多半来自狂妄自大，同他的前辈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一样。
就这样，狂妄自大预先决定了整个德国的态度，指导着德国的尸切行动。它必然使情报工作预先受到制约。它使得德国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一下情报工作可能是必要的。一九一四年，德国军队认为胜利十拿九稳，因此许多部队把他们的情报军官扔在后面。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俄国时，没有进行真正的情报准备。狂妄自大既使德国脱离实际，也妨碍情报机构谋求恢复同实际的接触。影响德国情报工作的其他一些因素，没有一种象狂妄自大那样根本抛弃情报工作的。它们只是损害了情报工作本身。
希特勒决定用向别国开战的办法来解决他认为是他的国家面临的问题。德国得先动手。她将是侵略者——尽管有苦衷，尽管有理由。
现在进攻和防御对情报工作有着不同的态度。当然，两者都需要情报。但是只有在防御时，情报对于取胜才是必不可少的。情报在这两种作战模式之间的差别，在于各自特征不同，一个是从属性的，一个是限定性的。象可能都是灰色的，但是灰色并不是象的限定性特征，只不过是一种从属性特征。情报工作对防御来说是限定性的；对进攻来说，它只不过是从属性的。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克劳塞维茨问道。 “是回避打击。它的特点是什么？是等着别人打过来。”那么一支军队只有在相信别人准备打过来，它才会等着别人的进攻，而只有得到有关敌人的情报，它才会有如上的想法。防御需要情报。换句话说，没有情报就没有防御。
防御还承认主动权操在敌人手里。确实，进攻是主动的，防御是被动的。进攻制约敌人；进攻作出基本的决定。
克劳塞维茨说，进攻“本身是完整的”。因此有关敌人意图的情报，虽然是有帮助的，而且常常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应急的，对进攻取得胜利却不是必不可少的。 （克劳塞维茨说，必不可少的是突然袭击，或者是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作战计划。这就进一步说明，情报——它意味着对敌人意图的了解——对防御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也就是，对防御来说，情报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对进攻来说，它只不过是应急用的。结果——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强调进攻往往忽视了情报。
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一九四零年德国进攻法国。
根据作战计划，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从阿登森林向西南突击，象一把向西北弯曲的镰刀，从翼侧向盟军部队发起强攻，把盟军部队夹在他们同海峡以及他们同其他德国部队之间予以消灭。最大的危险是法军预备队的反攻。因此德军在他们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翼侧部署了对外的防御部队。问题在于他们的部署并没有以情报为根据，他们并不知道法军的预备队是在南部。他们出于自己的意志作出部署。敌军的预备队现在在哪里，将会在哪里，这个情报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对德军的计划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制订计划忽略了情报。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希特勒在制订战争的全面计划时也是这样。他喜欢将他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它们的命运就得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他不需要情报。他全神贯注于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兵员、枪炮、坦克、飞机、燃料。他说： “有了坦克、飞机、防坦克炮和高射炮，我们就能打胜仗。”他把他的精力，钱财和人员全部投入军备，而忽视情报。
不论是他，还是他的最高统帅部，从来没有指示谍报局进行重大活动，也从来没有向它提供能够使它对欧洲各国进行重大间谍活动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谍报局本身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它必须努力搜集情报。它懒懒散散地混日子。它在这儿放几个间谍，在那儿放几个间谍，却不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瑞典、土耳其、法国本土的政府上层安插间谍，而这些国家的态度对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搜集英国情报工作上是拖拖拉拉的，不得力的，完全不起作用。
在别的地区，它确实搜集了少量情报——法国的动员情况和部队番号，苏联边界沿线机场的位置，诺登轰炸瞄准器，挪威沿海的部分炮兵阵地，法国海军的一种不太重要的密码。
但它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大的成功。
相比之下，同盟国的情报工作虽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毕竟获得过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对战争起到了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影响。德国军队密码中心的一个意志薄弱而又懒散的成员，被法国间谍机关策了反，当了法国间谍，出卖了德军的作战命令和德国主要密码机（Ｅｎｉｇｍａ密码机）的部分密码的真正码底。有了这些码底，波兰的密码破译员造出了这架机器。当战争爆发时，同盟国能破泽Ｅｎｉｇｍａ密码机拍发的密码，对于取得大不列颠战役和大西洋战役的胜利，对于通过欺骗来控制在英国的德国间谍，以及对于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在欧洲赢得许多战斗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最终使以上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间谍活动成就，并不是侥幸取得的。法国密切注视着德国，特别是向她自己提供了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准确情报：她担心德国人进行侵略。同样的恐惧从来没有驱促德国人去调查他们的邻国。因此他们也从来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
德国情报机构的组织状况也显示了对情报的忽视。在大战爆发以前和大战期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有好几年没有一个情报参谋机构。而英国的参谋长们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建立了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早在战争爆发以前，英国海军部建立了作战情报中心，它在战争期间善于推断德国潜水艇的动向，因此使同盟国能够击沉德国的潜水艇，或者能为它们自己的护航舰队确定安全的航线。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然而，在战争初期希特勒取得胜利的狂热中，任何这类疏忽都没有关系。波兰、丹麦、挪威、法国、低地国家以及南斯拉夫相继被德国打败，全都证明希特勒的如下信念的合理性：决定胜负的是进攻和进攻部队。武装部队当然需要情报机构告诉它们敌人在哪里，但这些情报对胜利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德国军队到底想打到哪／Ｌ就可以打到哪儿。一位研究工作者对此作了形象的概括，他说，在战争开始的几年中，德国军队把谍报局当作一个“快活的寄生虫”带在身边，·战争初期德国的全部经验证明情报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希特勒进攻俄国。随即他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
整个战争翻了个儿。德国很快被迫处于守势。情报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德国开始用各种办法寻找情报。邮件检查员以前只是抽查经过德国的邮件，从一九四二年年中开始检查所有的邮件。里宾特洛甫以前指示他的外交官们搜集情报；现在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了。哈尔德觉得再也不能忍受东线外军处金策尔的散漫工作，让精力充沛的格伦取代了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增加了一名情报军官。希特勒和他的陆海军将领们以前在形势会议上很少谈到敌人，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谈到它们。
但是为时太晚了。他们的情报仍然水平低、数量少。德国的间谍混不进同盟国的高级会议。德国的密码破译员攻不进同盟国的坚不可破的密码壁垒。以前对情报工作的忽视现在得到了报应。
同盟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尤其是英国，他们一开始处于守势的境遇，迫使他们建立起情报机构，以便预告侵略者的意图。他们派了较多的人到情报机构，在情报工作上花的钱也比较多。情报有助于他们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尤其是如此，那时英国似乎除了情报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后来，当德军处于守势，盟军转入进攻时，同盟国尝到了广泛建立情报机构和较多的经验所带给它们的甜头。同希特勒的情报相反，同盟国的情报水平高，数量多，而且可靠。他们利用情报加快了胜利的进展。 不过德国人不能把轻视情报工作的责任推给希特勒一个人。轻视情报有着久远的历史。普鲁士——德国承认，她被夹在潜在的敌国之间，自然资源贫乏、人口稀少，这使她不能在消耗战中取胜。这些因素，加上国内种种困难问题（压制这些问题的最容易的办法是奉行对外侵略政策以达到民族的统一），注定了她要以战略进攻作为她的军事学说。一九一四年席卷中立国比利时然后击败法国的施利芬计划，就是这种军事学说的最残酷的体现。经过四个恐怖的年头，德国在一九一八年遭到失败，这使全体国民意识到在下一次战争中必须以进攻战迅速取胜，希特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结果，他创造了闪电战，给情报工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不列颠的领袖们也不配得到因为建立了情报机构而给予的各种赞扬。英国的环境使他们在开始建立情报机构的时间上大大占先。她的岛屿的位置，使她很难象法国那样依靠陆军直接统治欧洲。她把国家的力量投入到欧洲大陆上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就可以决定谁输谁赢，以此来间接统治欧洲。这种力量均势政策，无论是主动办法，还是被动办法，都需要情报才能获得成功。情报也有助于经济扩张，而经济扩张是英国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因此，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开始，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更早的中世纪末英王爱德华三世时代开始，英国就注重情报工作了。
那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国家对待情报的态度，可以被看作是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动态的反映。英国是个海上国家，基本上是要防守：皇家海军未被称作英国的矛，而被称作英国的盾。她需要情报。德国是个大陆国家，国内局势异常紧张。她的军队是进攻型的，不需要情报。因此，她没有能发展情报工作。
这种根本忽视情报工作的状况，完全适合德国军官团中社会精华的胃口。他们相信，侵略——他们就是靠侵略起家的——保护德国和他们的生活免受外来威胁。 而在德国内部，在军队里，他们不仅仅忽视情报。他们同情报工作作斗争。因为情报工作威胁着他们的职业。
技术的进步自然产生技术人员。比方，在军事上，就有炮兵专家、铁路专家和研究外国军队的专家。他们的知识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主要是他们可以拿保留自己的知识相威胁，从而削弱他们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样的权力使他们能够首先要求至少在军事部门内找到工作，然后进入军官团，然后再往上爬。现有的军官抗拒这种侵犯，因为它夺走了一度属于他们的职业。
普鲁土一德国军官团比别的军官团要强硬得多。它的年轻德国贵族更害怕被免职，因为他们既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生活，也不愿经商，他们别无去处。此外，自从十七世纪末勃兰登堡选帝侯让这些反叛的贵族在他的军队里当军官，以便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享受军官职位的世袭垄断权。只要他们来到人世，就能获得军官职位。他们认为：唯恐丧失荣誉，指挥官们才不当怕死鬼，只有贵族才享有荣誉，因此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领导部队；资产阶级炮兵专家，不论受过多好的训练，顶多只能干瞄准大炮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年轻贵族正谋求禁止他人争夺军官职位，尽可能不费力地将职位留给他们自己。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他们坚决反对将权力世袭制度改变为论功行赏制度。
如同整个军官团那样，参谋部对技术专家在它自己的令人眼红的领域里争夺职业的威胁进行斗争。在有些情况下，技术的压力太大，它只好屈服：铁路专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参谋部反对情报比较成功。在整个十九世纪，它似乎使自己的一方拥有一些权利。四千年的军事史告诉我们，情报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参谋们相信，赢得战斗的胜利，要靠士兵、武器和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当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看到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使事物发生变化，因而它们在自己的参谋部内建立专门的情报机构的时候，德国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参谋部照旧对情报采取利己的反对态度。
德军的参谋部认为采取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它说，既然有关敌人的情报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指挥官应该把它当作自己整个任务中的一部分来处理。情报工作被列入作战行动之中。既然参谋部指挥作战，它就负责情报方面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情报工作是否应该作为一个专门部门分出去，参谋部排除了分出去的可能性。它不需要军官学校的学员上情报课；有关敌人情报的种种问题一并列入战术教案之中。它强调了超脱个别部门的特殊问题的重要性，把这些问题看做整个作战形势的一部分。它认为，在战斗期间敌方出现不明情况时，激烈的作战将会澄清这些情况。它排斥同间谍打交道的军官，理由是同这些骗子的交往已经毒害了他们；一个研究工作者曾经说，它宁可要“高尚的无知，也不要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有用情报。”它贬低情报，为了弥补，就过分强调指挥官的作用。因此陆军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康特·冯·施利芬宣布， “要确定敌人将从集结地域开到哪里去是困难的。骑兵和飞艇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告一般都来得太晚。指挥官必须猜测或估计敌人的意图。”
然而，情报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惊人的发展以后，即使德国军官也不能再压制它了。他们看到，如果继续压制，将危害国家，由此而危害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在野战参谋部设立情报军官，在司令部建立情报机构。但是他们是勉强这么做的。他们的更大的保守性，既迫使他们，也使他们得以尽一切可能抓住他们旧的权力不放。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继续拒绝给予情报工作以正式地位，而在别的国家的军队里，情报工作早就有这样的地位了。他们为了使这种态度形成制度，把情报参谋置于作战参谋之下。为了维护这种态度，他们几乎不开设讲授情报工作方法的课程。
而且他们认为必要时就大力宣传这种态度。专家们取得的进步加剧了他们的紧张不安，使二十年代的陆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把施利芬的观点更尖锐化了。 “捉摸不定和碰运气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特点，任何了解也把握不了它们，任何聪明才智也看不清它们，只有指挥官的意志才能支配它们。……明确的意志是驱散黑暗的迷雾和照亮不可捉摸的未来的唯一光明。”真正使他烦恼的是，如果情报机构能赢得战争，那就没有人需要将军了。
现在毫无疑问，情报只不过是整个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作战参谋控制自己的人员和物资，比由情报参谋提供的有关敌人的情况更为重要。
但是德国的制度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它自己的情报的质量。因为德国人觉得情报是战术的一部分，他们常常让一般参谋担任情报官。由于作战参谋的职责更重要，他们让比较优秀的军官担任这种职务，于是担任情报参谋的都是些次等军官。如果他们奉行不同的原则，本来是可以安排受过训练的专家担任情报工作的，作战参谋本来可以在估计整个作战形势时参考这些专家提供的情报。比方，同盟国甚至让召募来的文职人员担任集团军群的情报军官而获得很大的成功。
第一流的智囊成为研究敌人的专家；由于用不着担心前程，他们既能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职位，也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德国人蔑视技术人员，称他们是“技术负担”，他们觉得技术人员妨碍了作战（比如，装电话线耽误了指挥官的时间，使指挥官丧失了主动权和势头）。他们没有认识到搜集和筛选情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因为这样就迫使情报要千方百计地通过一个额外的指挥层次，而且削减了情报参谋在同作战参谋观点不一致时可以向参谋长表达他的观点的权力。同别国的军队相比较，整个德国制度不重视情报工作，在别国的军队里，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都是参谋长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级。
有两个因素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战时缺乏一般参谋，促使军队让预备役军官担任许多师的情报参谋，这些人实际上发展成为情报专家了。格伦极力要求情报参谋至少同他们的作战参谋地位相等。不过前者总是被认为违背准则，而且从未占据军以上情报参谋职位，后者并不调整作战参谋同情报参谋的主从关系。只是在后来，防守的形势使格伦和情报参谋们能够不时地帮助司令官们保全人员和物资，军队才真正开始缓慢地、勉强地、部分地改变它对情报的态度，但是改变得太少了，而且为时也太晚。
一个相当不同的因素，削弱了纳粹国家的高级情报机构。这就是它的权力结构。纳粹党人称它为“元首至上原则”，但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早就把它说成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它损害了情报工作，既减少了情报的数量，又降低了情报的质量。
在纳粹德国，唯一的权力源泉是阿道夫·希特勒。这纯粹是个人权威：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这种权力来自群众和领导人对他的信仰，把他当做革命使命的化身。韦贝尔将这种权威同另外两种权威作了比较。世袭权威保持了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古代埃及和满清中国就是这种典型。
法制权威力求合理地履行法定准则；这种权威通过一批有专长的官员实施，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来组成一个官僚机构。西方民主政体就是最好的典型。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来自他人的信仰，希特勒的感召力在德国人中间唤起了狂热的激情——远远超过世袭王朝或合理的宪制政府所能做到的。由于信仰他们的元首，德国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修建高速公路，举行火炬游行，重建陆军和空军，征服了大部分欧洲，撵走劣等人，净化了欧洲大陆。希特勒经常吹嘘他的政策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由于信仰他，精疲力竭的士兵即使在绝望的一九四五年还是奋力作战。
感召力就是这样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有它的不利之处。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是没有力量的，最后，它不起作用了。
表面看来，严格服从元首的原则使得纳粹德国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由一个组织严加控制，显然，这个组织的指挥系统上自希特勒，下至最低层的领导人，这就是常说的“铁板一块”。然而它的内部却象一个繁衍的蛇窠，每一条蛇都想把别的蛇吞掉， 自己没有明确的任务或职权，只想赢得希特勒的垂青，以便加强自己的权力——这就是希特勒至上的原则的实质体现。
由于民众不能对希特勒行使权力，他就不受法制或传统的权威的限制。他可以任意安排他的人员和机构。他所希望的，事实上是要人员和机构重叠，让他的下属互相竞争，他这么做可能出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因。第一，他相信通过竞争，强者就会爬到上层。他在党内和党与政府之间运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二，使机构重叠可以保障他自己的权力，便于他控制。如果让一个下级在某个领域里独揽大权，那就是把知识所赐予的权力让给那个下级；希特勒就成了那个领域里的那个下级的俘虏。另一方面，把一个领域里的权力分散开来，让几个下级担负同样的责任，就迫使他们为了有权而都来找他。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当冯克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希特勒任命戈林领导四年计划委员会；在戈培尔担任宣传部长的时候，他任命迪特里希担任他的新闻秘书，他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为陆军总司令部的竞争对手，本来武装部队和纳粹党已经有了间谍机构，他又让里宾特洛甫建立自己的间谍机构。
但是这种办法效果不好。在情报方面，它使三方的机构浪费了宝贵而有限的政治密码破译专家。它使互相竞争的这三方情报机构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耍阴谋·施诡计、互相中伤和划分权限上面，目的是为了讨好希特勒，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敌人。它窒息了本来可以帮助各机构作出决策的情报。希特勒不让施佩尔把情报送给陆军总司令部；当邓尼茨想看外交部的文件时，还须得到特许。希特勒在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基本命令”中规定： “任何人，担任任何职务的，任何军官，如果并非绝对需要，不得打听保密的事。”这一切使情报数量逐渐减少。
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最终是不起作用的。它判断政策和情报的依据，不是理智，而是（纳粹党的）信仰。希姆莱在萨尔茨堡对谍报局的军官们说，情报工作不是基于对事实的忠实、客观的评价，而必须“依赖同一种族，同一血统的人民。”伯蒂歇尔从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他表达了犹太人在控制美国的观点。这个纳粹国家的思想行为就是这样不合理。来自更强烈的感情力量的思想占了优先地位，就保证了在发生争端的时候，思想性最强的权威总是取胜。因为这样，纳粹党外交事务首脑里宾特洛甫撵走了担任外交部长的职业外交官冯·诺拉特。因为这样，反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哈尔德被亲纳粹的蔡茨勒所取代。因为这样，施佩尔代替了托马斯。因为这样，希姆莱的党卫队首先把势力扩展到外交领域，损害了纳粹思想不太强烈的外交部的利益，然后又扩展到军事方面，希姆莱担任了补充军司令和一个集团军群的司令，损害了缺乏政治色彩的陆军的利益。也因为这样，党卫队保安处并吞了谍报局。
虽然这种做法至少暂时在纳粹德国严密的制度内部行通了，但是在制度以外却失败了。情报越是符合事实越好。但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却背离了通往外界现实的最有效的途径：理智。这样就不灵了。即使是希特勒的青年对元首的不折不扣的信仰，也不能阻挡盟军的子弹击毙他。即使在思想上最相信斯拉夫人的低劣和共产党人的懦弱，也不能因此击败苏维埃俄国。具有感召力的权威降低了德国情报的质量。
现在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达不到完美的形式。法制权威的强有力因素一直存在着。正如德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所表现的那样。当这个官僚机构内部发生争端时——如谍报局和外交部在派遣特务到北非去的问题上——他们就以合理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并不局限于纳粹德国。在德皇统治时期，陆军三个部的首脑和几位野战司令官都可直接谒见他这位最高军事领袖；海军方面也是如此。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初期，他的行政办法包括重叠管辖权和多任命一些官员，让他们互相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