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分析研究情报的能力也在加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参谋部的形成和发展。
虽然古时候军队的指挥官和封建君主，也把他们的助手召集在一起，组成顾问班子，商议军机大事，但是这些机构都是临时凑成的，一旦任务完成就解散了。只是当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君主们可以不再依赖打劫粮秣，可以自己供养他们的正规军，从而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的时候，才开始形成常设的参谋部。在十七世纪，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指派他的军需总监和一些助手预先制订出第二天的行军和扎营计划，进行侦察并起草命令，在这样的计划活动中，孕育着参谋部的萌芽。
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随着战争越来越复杂，指挥官们把各有专长的助手们召集在身边为战争服务。助手们提供所需的情报，以便指挥官作出决定，然后这些助手按照指挥官的总的决定，发布行军、供应军需品等等一系列具体命令。例如，指挥官下令： “进攻右侧！”他的参谋长便喊出命令：第二团前进，第三团改变方向，从进攻敌人左侧变为进攻敌人右侧，然后转入后备队；炮兵开始射击；军需官供应弹药等等。参谋部各不相同，正如指挥官因人而异一样。
腓特烈大帝的参谋部很小；拿破仑的参谋部则比较庞大，但组织得不太好。新创立的诸兵种合成部队的将军们，很快就拥有自己的参谋部，称作“将军的参谋部”。
但是，这些都是战时的临时机构。到了一八零三年，才由普鲁士建立了第一个常设的参谋部。它是一个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在为战争制订计划的机构。
普鲁士的参谋部，就好像工兵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兵种。最初，它有自己的军服，后来，这些军服简化成同陆军的灰色军服一样，只是在裤子上加上深红的条子。参谋部的军官，都是从普鲁士军队中挑选出来的有天才的人，先送他们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再把他们调回。军官团中能获得这样显要职务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一八七零年约二百人，一九一四年约六百人。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在柏林那座红砖建筑物的参谋总部里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在军部、团部和要塞指挥部的较小的参谋部——这些统称为部队参谋部——里工作。不论什么时候，差不多总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柏林工作。
此外，他们还定期离开参谋部，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这样轮换工作，为的是使他们既能接触实际问题，又能在整个军队中宣传参谋总部的作战方针，实施参谋总部对全军的控制。他们多谋善断，训练有素，选拔严格、擢升迅速，使得参谋官员成了军队中的精华。参谋部严谨的作风（一位参谋长说过； “参谋部的军官没有名字。”）工作的秘密性质，一八六六年对奥地利和一八七零年对法国所取得的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胜利，以及德国人对军队的敬畏——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德军参谋部无往不胜、暗中操纵着历史命运的神话。
参谋总部的基本任务，是在一旦同某个国家发生战争时，为德军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这自然需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情报，就像某一支军队需要随时掌握敌情一样，因为一个国家必须能“看到”敌人将要发动进攻。一八—六年颁布参谋总部的基本职责和组织形式的命令，其中开头一段说：“本部（指参谋总部）工作，必须着眼于对本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问题有着最准确的了解，必须为可能爆发的战争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由于这个参谋部是常设的，它的活动从不间断，因此，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使情报活动有了自己的常设机构，从而加强了分析研究情报的能力。
尽管如此，参谋总部的情报活动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活动。它和制订作战计划的活动混在一起。关于某个国家的原始情报材料，通常送到制订作战计划的两个机构（一个负责东部战区，另—个负责西部战区）中的一个。那里的军官将这些原始情报资料和其他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制订战略方案。柏林的参谋总部没有设立常设的独立机构来全面分析研究情报。同样，在部队参谋部里，没有任何军官是专门从事情报活动的。
原因是有人从根本上反对搞情报活动，就象有人反对技术发明一样。贵族军官团担心新的技术人员会夺去他们对指挥官职务的准垄断权。在这方面，德国的军官团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军官团更加惶恐不安。结果，法军的师和师以上的参谋部已经设立了情报部门来全面分析研究情报，英国也设立了情报部，而德国却还没有设立。
不过贵族军官团对新的现实还是作了一些让步。随着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零年战争的爆发，德国军队动员起来了。
参谋总部变成了总司令部。它的职责迫使它不能象和平时期那样按地区来进行组织，而只能以活动方式来进行组织。因此，它的组织机构里包括一个全面分析研究情报的部门，直到一九一四年参谋总部不复存在时为止。这个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大量的情报资料（在战时收到的这种资料，比在平时收到的要多得多），从中挑选出重要的情报，判断它们是否可靠，将它们写成综合报告，送交作战部。作战部再据此发布野战军参谋总长的命令。后来，随着和平时期的恢复，反对情报工作的意见又占了上风，情报机构被解散了，情报工作又成了可有可无的次要工作。
然而，有一个方面，在普鲁土同奥地利发生战争前取得的某种成果，到了和平时期还是保留了下来。这个方面就是间谍活动。这个间谍活动组织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传奇式的谍报局的前身。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陆军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康特·冯·毛奇根据紧急情况成立了情报处，专门收集他需要的有关未来敌人的各种情报。五月底，也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情报处收到当时正在维也纳的一个出生于德国南部的青年军官提供的消息。消息说：奥地利正组织北部集团军，由路德维希·冯·本尼迪克担任指挥。这是告诉毛奇；奥地利军队将以一支联合部队向一个方向前进，而不是进行包围或发动钳形攻势。他根据这个情报改进了自己的计划。两三个星期后，另一个特务向柏林提供了奥地利军队的战斗序列情报和奥地利军队中比较重要的指挥官的传略。这个特务成了德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特务。
他就是巴龙·奥古斯特·施卢加，二十五岁，修长的身材，黄头发，蓝眼睛。他出生于匈牙利的兹索尔纳（今捷克斯洛伐克日利纳），在维也纳工业大学念过书，参加过奥地利步兵团，在一八五九年的马让塔战役和索尔费里纳战役中表现叫“非常勇敢”。大家认为他有当参谋的才干。但是他在一八六三年借口要结婚并经营自己的地产而辞了职。不久，他投考奥地利军官学校。他得到了该校的毕业证书。这显然能使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打进奥军司令部，获得他后来向柏林提供的情报。毛奇只用了七个星期就打败了奥地利。这样，毛奇才发现情报处的可贵之处，因而把它作为常设机构直接由他自己管辖。
情报处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没有固定编制。它在参谋总部的各个部门中被来回扒拉。一八八九年，随着任命了一批副参谋总长，情报处划归第三副参谋总长（主管情报）领导。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成了著名的大本营情报处。就在那些年，情报处的经费增加了，除了俄国以外，在欧洲首屈一指，机构也逐渐扩大起来了。到一九零一年，一百二十四名文武官员指挥着在比利时、瑞士、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卢森堡、丹麦、瑞典和罗马尼亚等地军事情报站的特务活动。
他们的目的，首先是搜集敌人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可以透露敌人为集中兵力进行首次决战而制订的部署计划。
他们对德国的夙敌法国所进行的此种活动取得了部分成功。
施卢加在一八六六年战争之后到巴黎，在普法战争前向普鲁土驻巴黎武官提供情报。参谋总部情报处给他取的代号是“十七号特务”。
德国人逐渐把施卢加看成是“一个理想的大特务”。他是个漂亮、有教养、有贵族气派的人物，他的头长得象俾斯麦。对参谋总部情报处来说，他多少还有点神秘。情报处从来不知道他的情报来源，不知道他另外还有些什么活动，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巴黎用的是真名字还是假名字。他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他争辩说，情报处只能过问他完成任务的情况。
从一八七零年战争结束，到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四十年和平时期中，参谋总部情报处基本上把施卢加打入了冷官。
虽然他继续打报告，经常报告一些令人可笑的情况，情报处每年仍然只同他谈一次话，为的是使他不被人怀疑，以便在紧要关头听候使用。
这个计划十分奏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 “十 七号特务”向德国提供了间谍头子们梦寐以求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详细说明了法国人在战争动员的第五天将如何部署他们的部分军队。这是间谍史上最得力的情报之一。这个情报显然证明参谋总部情报处必不可少，它的经费完全没有白花。因为它为德国提供的这份情报，对于在后来必然发生的事变中打败法国军队的反攻，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一四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成了那个重大事变的导火线。
德军一九零八年制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生效的野战勤务条例宣布——和以前宣布的一样——最确切的情报来自目力观察，主要由骑兵来获取情报。但是，德军的十个骑兵师未能在战争开始时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深入敌后侦察情况。后来，堑壕战更使得这种希望成了泡影。
在堑壕战中，关于敌人的大量情报，同以往一样，是作战部队用肉眼观察获得的。多数情报是眼睛看得清的。堑壕里的士兵报告敌人在挖新战壕了，敌人在筑机枪掩体了。他们派出侦察小分队，到更近的地方去侦察，去抓俘虏，也许还能缴获文件。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们能发现敌人的新阵地，侦察敌人的新战术，抓住俘虏，缴获新式武器。
他们的基本情报由新的测向方法加以补充。譬如，声测队和光测队确定敌人炮兵阵地的位置，以便德军炮兵能够瞄准它并加以摧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最快的侦察工具当然是飞机。使用飞机进行侦察的活动发展得非常迅速，以致仅仅在战争爆发后八个月，总司令部就不得不对它进行集中指挥。在炮兵弹着观察和战斗进行期间，速度都极为重要。侦察依赖视力。观察人员在炮弹落下时用无线电报告，或者用笔记下敌人的活动情况。
但是，使空中侦察成为最有意义的情报手段的原因却是由于摄影术的应用。一九一五年首次拍摄的垂直航空照片证明，它们所获得的情报，比肉眼看到的要多得多。到了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许多照相机每周从空中拍摄的地面的面积，比康涅狄格州还大。航空摄影成了德国军事侦察的主要手段。这个新的情报手段，对双方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下述事实中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一九一七年以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吓得不敢在白天调动军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天，东普鲁土柯尼斯堡德军要塞的无线电台，截收了俄国军队的几封明码电报。这几封电报披露了俄国军队向东普鲁土大举进犯的意图。电报内容非常详细，使得东部战区德军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对于敌军动向的了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由于掌握了敌军意图，德军就在塔内贝格战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少数几个决定性胜利之一）中包围、分割并全部消灭了俄国军队，从而使俄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遭到惨败。它还打开了德国人的眼界，新的情报活动方式，对德国人来说，真是见所未见。
塔内贝格战役以后，德军统帅部设立了无线电截听站。
新的情报来源，主要是由德军电讯侦察之父路德维希·福伊特提供的。一九一四年年底，福伊特三十二岁，担任了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台长。他在电台内设立了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密码分析所。虽然它的破译密码能力不如法国（例如，法国破译了德国的外交密码，而德国从未破译过法国的外交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分析所对东方的电讯侦察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德军高级将领说过： “俄国参谋部的无线电报，总是预先告诉我们他们的部队集结的地方和新的行动计划。”由于预先了解情况，德国军队打败了俄国军队。
敌军堑壕里的电话提供了更多的口头情报。一九一五年初，三十二岁的电报监察员奥托·阿伦特发明了一种装置。
这种装置可以接收接地回路的电话，并放大它的声音，从而能收听到电话中的谈话。到一九一八年，德国用二百九十二个这样的装置来偷听电话。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大本营情报处是由一个普通参谋瓦尔特·尼古拉少校领导的。他三十五岁，中等个子，黄头发，精力充沛。他象在战场上率领一个团的人马那样领导这个间谍机构，因为他是一名普鲁土军官，服从一切命令。但他远不是一位神秘的间谍头子，就象他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间谍，也从来没有同一个间谍谈过话。”他常常说，他认为他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监督间谍活动，不如说是协助他的上级想办法，提建议，处理间谍提供的情报。
到一九一七年，他指挥着大约一百五十名情报军官。其中许多人在总司令部直接受他领导，另外一些人在柏林、在军区情报站、在西线的下级指挥部、在东部战区和东南战区司令部里工作。大部分特务由九个军区军事情报站领导。其中安特卫普情报站大概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这个情报站从一九一五年初开始，是由著名的“博土小姐”埃尔斯贝特·施拉格米勒领导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安特卫普情报站控制了大本营情报处在西方的三百三十七个特务中的六十二个；三个月之后，施拉格米勒博士几乎使她的特务人数增加了一倍，并且使积极活动的特务人数由三分之二增加到四分之三。
大本营情报处里最著名的间谍，当然是玛塔·哈里。使用这位享有盛名的舞女当间谍的主意，是大本营情报处驻克勒弗的军官巴龙·冯·米尔巴赫想出来的。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初，尼古拉在科隆的多梅饭店遇见了她。他把她安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法兰克福特·霍夫饭店，对她进行训练。当时杜塞尔多夫军事情报站负责人勒佩尔上尉（他谨慎地住在另外一个饭店里）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指导她。施拉格米勒博土替她安排旅程，并教她如何观察事物，如何写报告。安特卫普情报站的哈贝扎克先生教她如何使用隐显墨水。然后，她以Ｈ—21的特务代号，偷偷潜入敌国。勒佩尔收到了她用隐显墨水书写的、从掩护地址邮寄的两三封信，信里没有重要内容。一九一七年初，法国人截获并破译了德国驻马德里武官要求付钱给她的一封电报。他们逮捕了她，并在一天清晨，在可怕的万森碉堡的院子里把她枪毙了。
虽然玛塔·哈里成了“间谍”的代名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成功的德国特务，却是至死没有被敌人发现、死后若干年还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十七号特务——巴龙·施卢加。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向德军统帅部提供了关于在法国进行战争动员的第五天里部分军队部署的情报。这份情报并没有满足德国的间谍头子们本来对它所寄予的莫大希望。因为德国的指挥官还是不清楚法国是否正在实施他们所怀疑的ＸＹⅡ号计划方案，这种担心使他们不敢利用施卢加的情报。
施卢加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失败了，由此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可能促使七十三岁高龄的施卢加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回到德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他又返回巴黎展开全面活动。他的通信系统，利用法国和瑞士之间边境控制的漏洞，每隔两天送回一次报告；这些报告常常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达大本营设在德国西南部，隔着边界与瑞士的巴塞尔遥遥相望的南方情报收集站。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所写的报告，情报收集站在六月十一日就收到了。这份报告透露： “英军抱怨缺乏弹药。由于弹药不足，他们不能履行诺言去支援法国在阿拉斯北部发动的攻势，并对此表示歉意。”
施卢加的情报，主要来自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的情报是不完全的，主要因为总司令约瑟夫·若弗尔和国防部长亚历山大·米尔朗不让立法机关的成员知道他们的计划。一般来讲，施卢加只能提供战术方面的情报。除此以外，他的报告时真时假，反映出他不能及时报告法国高级当局瞬息万变的观点。不过在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方面，施卢加的消息确实是非常灵通的。他的报告看来是准确的。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几乎引起一场大灾难。
这么一个老练、可靠、安插得天衣无缝的特务，给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坚持亲自看施卢加的报告。他不是把它们当作参考情报（这些情报只说明部分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决定性的情报来看待。施卢加呢，则有意无意地反复强调法国领导人和法国政府的弱点。这使法尔肯海因更加倾向于低估法国发起进攻的意图和力量。结果，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他漠视法国可能发动进攻的明显迹象。那时法国正在集结军队，修筑工事，准备发起进攻，甚至俘虏也供认法国确实在准备进攻。协约国在那年仲夏按兵不动的表面现象，以及施卢加的报告，使他坚信总的形势对协约国完全不利。假若他继续完全依靠施卢加的报告，他本来是要遭到惨败的。但是，后来无可争辩的隆隆的重炮声，宣告了这位间谍的情报可靠性的破产。法尔肯海因被迫调兵遣将击退协约国的进攻。
施卢加一直工作到他的身体支持不住时为止。一九一六年三月五日收到他的最后一份报告。他回到德国，在大本营领取了退休金，一年以后便死了。他的上级认为他是“间谍史上空前杰出的间谍”。
倘若说大本营情报处在施卢加身上取得了成功，刀口么它在三个关键方面却遭到了失败。一个是对美国。尼古拉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他认为获取美国军队可能调驻欧洲的情报， “不是情报机构份内的事”。在美国已经参战几个月之后，大本营情报处甚至才开始准备对这个新的敌人展开间谍活动。而且，直到最后，搜集美国情报的只有七个间谍，而美国军队却将最后打败德国。
大本营情报处的第二个失败，是经济方面的间谍活动不得力。而在这场战争中，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情报处不知道、因而也没有向德军和德军统帅部报告战场上出现的一种划时代的可怕的新式武器——坦克。
德意志帝国海军自然也利用情报。海军部参谋部门有四个情报机构：一个负责侦察和负责管理谍报人员，一个负责观察和密码分析，一个负责军政事务，还有一个是分析研究外国海军情报。通讯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机构。
出生于德国北部的马丁·布劳恩中尉，在他四十来岁的时候，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建立了一个由四百五十八人组成的机构，总部设在德国北部的新蒙斯特，那里有一个大无线电台。另外还有二十多个截收站和定向站，分布在德国海岸线一带、内地和德国海军舰艇上。在日德兰战役中，他的密码破译员向德国公海舰队提供了关于大不列颠大舰队的位置和动向的大量情报。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
3.控制机构
柏林。本德莱尔大街。一座现代式的钢筋混凝土办公大楼。大楼正面的棕黄色拉毛粉饰，四排大小一样的窗户，为大楼增添了生气，使它看起来不那么森严可怕。后面，许许多多的厢房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构成一块块大大小小的庭院。
这座建筑物就是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在地。它本当是德国军事力量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报活动的中心。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说实在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甚至从来没有自己的分析研究情报的机构。这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的态度。
纳粹德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一体化的国家。德国的情报工作却不是这样，它不是由某一个高级机构统一指挥的。
各种各样的收集情报的机构各行其是地进行活动。它们的发现最终只汇集到阿道夫·希特勒一人的脑子里。
德国的情报机构范围广泛、名目繁多。德国作为现代化工业国所拥有的各种收集情报的机构，包括像外交部和各个政党那样通常为和平目的或者为国内服务的那些机构，都被用来为战争效劳。但是，尽管是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下，这些情报机构的组织却有些混乱，不是那么严密和井井有条。
有时候，几个机构进行同样的活动，因而彼此竞争；有时候，属于某个指挥系统的一个机构，却把它收集到的情报送给了另一个指挥系统。
德国的情报机构并不是在一九三九年突然羽翼丰满起来的。它的某些部门是在产业革命时期逐渐形成的。军事情报工作的格局，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头十年间，没有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和束缚住，按照原来那个格局恢复了军事情报机构。希特勒上台以后，这些机构就和陆海空三军那样，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得到扩充。情报机构里最新的成份，是在一九三零年和以后才成立的纳粹党的情报机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机构存在于社会的四个方面：武装部队，政府各部，纳粹党和私营部门。
仔细探讨一下这些具体部门以及它们的活动机构，就像一次奇妙的快照那样，会使我们清楚看到整个体系和各个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关系，就不可能知道它们的活动过程。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名义上统率整个武装部队。他手下的国防部长掌握着实际指挥权。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到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里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当上了总理、因而也就是担任了政府首脑时为止。第二年，在陆军元帅冯·兴登堡总统去世的时候，希特勒将总统职务和总理职务合而为一。他因此在名义上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是他对武装部队取得绝对控制权的第一步。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当盖世太保凑巧发现战争部长（国防部长的新头衔）同一个妓女结了婚之后，希特勒取消了战争部，把整个武装部队的“直接的亲自的”指挥权揽在自己手里，并且在战争部的主要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他命令“作为直接由我指挥的军事参谋部”
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负责“根据我的指示对帝国防务的各个方面作好统一的准备”。这是第二步。
威廉·凯特尔将军担任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身体结实，年近六十，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平平庸庸的人。当希特勒想找一个人领导他的新参谋部，并且向战争部长征求关于他的意见的时候，战争部长回答说：“啊，凯特尔不成问题，他正是领导我那个部门的合适人选。”希特勒采纳了这个意见，说道； “他正是我要找的人！”凯特尔坚信希特勒是德国的救星，对希特勒提拔他感恩不尽。而且，他经常接近希特勒，颇受他的影响，他对希特勒一片忠诚，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当一颗谋杀希特勒的炸弹爆炸之后，凯特尔从烟尘中爬起身来，使劲抱着他的主子，大声喊道： “我的元首，您还活着！您还活着！”那年的下半年，当武装部队的成员可以合法地加入纳粹党的时候，他加入了。凯特尔认为，支持希特勒，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是他应尽的责任。在形势会议上，他常常插话，表示同意希特勒的观点。他从不反对希特勒，大概只有一次是例外，也从不支持反对希特勒的指挥官。他不让希特勒看到令人扫兴的情报，怕他看了后感到不安。他对希特勒唯命是从，即使他本人认为希特勒的命令对军事行动有害，或者同希特勒刚刚发出的另一道命令相矛盾，他也不去管它。一位观察家一语道破地说：他只知效忠，没有个性。话又说回来，如果他没有这样一副奴才相，他早就被撤换了。
他手下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此人薄薄的嘴唇，瘦削的面庞，沉默寡言，机诈权变。如果有谁称得上是希特勒的参谋长，那么这个人就是他。一九三六年，他不肯当德国新建立的空军中的参谋总长，宁愿继续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第一任部长。他也相信希特勒，但不是像凯特尔那样毫无保
留地相信。有时候，他挖苦希特勒，有时候又硬顶他几句。但是在通常情况下，他比较讲究策略、比较圆滑。他在报告有关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问题的形势会议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些具体事件的时候，有时不经意地透露了整师部队后撤的令人不愉快的消息。他常常先回避困难问题、只是等到后来才把它们提出来，并且奉劝希特勒作出让步，甚至改变主意。
一九四四年，他也参加了纳粹党。他会耍笔杆子，希特勒的许多作战命令和德军的许多公报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最后的墨迹之一，是在兰斯的一所学校里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所拥有的权力，似乎使它能够运用协调一致的战略为陆海空三军制订作战计划，就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那样。但是它没有做到这一点。首先，它是一个参谋部，没有指挥权。凯特尔的权力只限于统帅部内部；他不能对陆、海、空军的三个总司令发号施令。只有希特勒才能那样做，虽然他常常通过凯特尔来发布这些命令。第二，三个总司令互相妒忌，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陆军的力量最强大，德国是大陆国家，因而陆军是最重要的军种。海军不会让一个门外汉来处理它的特殊问题。空军是由赫尔曼·戈林指挥的，在党内，他同希特勒交往甚密，这使他比凯特尔拥有更大的权力。陆、海、空军的三个总司令从未聚集在一起联合制订过作战计划。第三，希特勒想把制订如此重要计划的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他担心不这样做就会大权旁落。他基本上把统帅部，尤其是把统帅部的作战部，当作宣传他的观点的喇叭筒。他让它处理许许多多的紧急事务，忙得它团团转，无暇考虑长远计划。他一直使它保持一个小小的规模，大约只有五十至六十名军官。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个堂堂皇皇的名称，同它实际拥有的权力是不相称的。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作了一系列决定，将前线划分为东部战区和其他战区。他指定西部战区（法国）、南部战区（意大利和非洲）、东南战区（巴尔干地区）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东部战区（俄国）则由陆军总司令部指挥。这就是说，陆军总司令部同苏联作战，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同英国和美国作战。实际上，希特勒的目的是要削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权力，从中分出一个陆军总司令部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让这两个互不协调的机构成为平等的因而也就互相竞争的机构。这就中断了以西方同盟国为对象、因而也就是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服务的陆军情报机构的指挥系统。
在原来的战争部里，有几个机构从事情报工作。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保留了这些机构，在战争期间又增添了一些机构。
——军事谍报工作是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Ａ—ｂｗｅｈｒ）一处负责的。 （Ａｂｗｅｈｒ这个词的意思是“防”，在这里指的是反间谍，反情报，这是谍报局的作用之一，但不是它的唯一作用。 ）谍报局是由三个处组成的（二处处理破坏活动和少数民族起义。三处处理反谍报。 ）这三个处反过来又是对外情报和反情报部的一部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由于谍报局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有关间谍的一切活动，例如吸收和派遣间谍、指挥和通信，都是由谍报局一处替陆、海、空三军统一负责。
——卡纳里斯的谍报局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外情报处（一般叫作Ａｗｓｌａｎｄ）。它的各个小组收集、分析、估价并发送情报，尤其是外国报刊上关于其他国家的可能影响军事形势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情报。
——密码处截收外国的新闻、外交和军事无线电报，破译其中的密码电报，并且分发破译结果。这个处隶属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下面的武装部队通讯局，人们常常称它为" ＯＫＷ／ｃｈｉ" ，或者只叫“ｃｈｉ".这是德文名称" Ｃｈｉｆｆｒｉｅｒ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密码处）的简称。
——战争期间的邮件检查是由对外情报和反情报部下属各站负责的。
——同军事问题有关的外国经济情报，是由战时经济和军备部的战时经济处负责收集和分析研究的。从一九四二年开始，这个部为负责军火生产的新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所接管，它换了好几次名称，就象这个部的对外情报处换了好几次名称一样。
——一九四三年一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情报机构，为统帅部挑选重要的情报，并把这些情报送给约德尔。这个情报机构自己很少分析、估价情报，只是根据各军种的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简报提出它自己的报告。
除了作战部下属的那个小小的情报机构之外，所有这些组织郡是上有总部，下有分部。它们的总部都设在本德莱尔大街或元首府附近的地方。
希特勒所领导的除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外，还有陆，海、空三军。每一个军种有自己的总司令部。一九三五年，当希特勒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开始迅速扩军的时候，发生了两起组织机构上的重大变化。从那年三月一日起，希特勒公开建立了空军，作为德国军队的第三个军种。六月一日，陆、海、空三军各自的最高指挥部有了统一的名称：陆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每一个总司令部有自己的总司令。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兼任航空部长和其他重要职务。
以前，这几位总司令向战争部长汇报工作。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亲自执掌三军指挥大权，从那时以后，他们就直接向希特勒汇报。在大战期间，这种指挥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希特勒在俄国发动的闪电战的失败已成定局之后几天，撤掉了陆军元帅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的陆军总司令职务，由他亲自担任作战指挥。不过他没有正式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希特勒征服陆军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步骤。从此以后，他掌握了绝对的直接指挥权，向前线的司令官们下达作战命令。
陆军总司令的直接下级是野战部队的司令官和总司令部各部门的长官。在和平时期，后者包括陆军军械部、陆军行政部、陆军组织部的负责人，各军兵种监察官，以及在这些地位平等的军事领导人中间名列前茅的那位陆军参谋总长。
在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陆军参谋总长下到野战部队之中去，总司令部任命一位负责陆军装备和兵员补充的指挥官，替他承担为战时陆军征召、训练和装备部队的繁重任务。除了组织部以外，总司令部里其他所有部门都由这位指挥官领导。像陆军参谋总长一样，他的唯一上司是陆军总司令，在后来就是希特勒了。
陆军参谋总部后来移到野战指挥部里。野战指挥部的代号叫“策佩林”。它设在柏林南面二十英里远的措森。这是两个半圆形的Ａ字屋顶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它从这里指挥着作战部队。
尽管换了名称，这个机构仍然是和毛奇和施利芬的参谋总部一脉相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陆军参谋总部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被遣散。凡尔赛条约规定它“应当解散，不能以任何形式重新建立”。一九一九年十月一日，也就是在陆军解散它之后的第二天，它被改组为军队部。陆军总司令说； “形式改变了，精神仍然不变。”在整个二十年代规避凡尔赛条约的过程中，军队部保持了凡尔赛条约规定不能保持的参谋总部的传统。军队部三处负责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军队部卸下了伪装，重新以陆军参谋总部的名称出现。这个名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直保持着。陆军部三处变成了陆军参谋总部三处，即外国军队处。
一九三九年的陆军参谋总长是弗朗茨·哈尔德。他是炮兵出身、矮矮的个子、留着平头，戴着夹鼻眼镜，喜欢思考问题，讲话的声音小。他是巴伐利亚人，曾经在普鲁士参谋部内当过军官。虽然他不得不纸上谈兵，缺乏象德国人所说的“振臂一呼，三军雷动”的英雄气概，但他工作得非常得心应手，颇有战略头脑，受到下级的崇敬。在形势会议上，他体现了参谋人员知识渊博，判断准确和雷厉风行的优良传统，但是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性格显然使他无法和他志同道合，并且使他有些忿忿不满。他恨希特勒，但愿意为德国效力，他内心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往往使他无法工作。他同希特勒的争论越来越频繁了，但哈尔德始终没有勇气提出辞职。他等待着，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希特勒终于因为他在达豪战役中反击作战迟缓，解除了他的职务。
接替他的是库特·蔡茨勒。他比哈尔德活跃得多，在开始时对希特勒也比哈尔德顺从得多。在对法作战和对俄作战期间，他在解决复杂的后勤问题上，表现了超群的智慧和过人的精力。他性格直率，不太敏感，讲话粗声粗气，执行命令雷厉风行。他在担任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的时候，就象希特勒所说的那样， “好象一只大黄蜂嗡嗡地飞来飞去。”元首认为，一九四二年夏天加拿大军队在迪埃普的试验登陆是企图入侵欧洲，他认为盟军那次登陆企图被挫败，主要是蔡茨勒的功劳。因此，他在解除了哈尔德的职务以后，将蔡茨勒连升数级，让他担任陆军参谋总长。他的无以复加的感激，他比哈尔德略逊一筹的威望，以及他对俄国前线的缺乏了解，都使他在一开始时不宜过份同希特勒作对。但是到后来，他越来越对希特勒的军事计划提出异议，有时甚至发火。希特勒对他日益冷淡，到一九四四年七月，就撤掉了他的职务。
下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坦克将军海因茨·古德里安。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剥夺了他的指挥权；现在又把他召了回来。在一些人看来，这项任命是这位德国装甲部队创始人兵旅生涯的顶峰，但它却使另外一些人感到震惊，他们认为古德里安只有一技之长，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行，但要担任参谋总长，却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性情急躁，作风粗暴，甚至在情况介绍会上讲话的时候也是盛气凌人。虽然他同蔡茨勒一样，要求参谋人员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但他并不怕同希特勒争论，有一次，他甚至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希特勒暴跳如雷。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希特勒早就把具体的作战指挥权攥在自己手里。在纳粹寿终正寝之前的一个月，古德里安嘟嘟嚷嚷要求和平的时候，希特勒撤了他的职，让汉斯·克雷布斯取而代之。
这些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德国陆军参谋总部的人物。他们是陆军参谋总部的十二个部门——作战部门、组织部门、制图和地形测绘部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的领导人的直接上级，也是在战争动员时隶属这些部门的机构——例如交通、通讯和气象预报部门——的负责人的直接上级。
有两个部门分析估价情报。它们是三处（西线外军处）
和十二处（东线外军处）。十二处的最成功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赖因哈德·格伦将军。 （十二处这个奇怪的数字的由来，是由于原来只有三处从事情报工作，称为外国军队处。随着德国和外国重整军备的工作迅速取得进展，三处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因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另外设立了一个处。这个处就叫十二处，原来的三处依然不变。 ）这两个处是按照“衬衣扎在裤子里的人属于西方，衬衣放在裤子外面的人属于东方，”这个原则来分管世界的。向它们提供关于外国军队的情报的有各种各样的渠道——间谍、密码破译，战俘审讯、前线观察等等。它们分析这些情报的真伪，衡量它们的重要性，然后从中得出关于外国，尤其是敌对国家的军队的编制、实力和意图的总的估价。它们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高级机构。有一次，一位上级在概括它们的任务时说： “我想从你们这里了解的是：敌人正在干什么？”
在这两个处成立的当天，任命了第四副参谋总长，担任它们的上级。他的目的是统一情报分析估价工作，通过分析来比较全面地掌握情况。这种打算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是由于行政、政治和人事方面的原因，另一部分是由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各自负责不同的战区，这使得第四副参谋总长的一半工作对参谋总长来说毫无意思，因为参谋总长只管对俄国的作战。蔡茨勒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九日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这一职务。从此以后，这两个处就直接归他领导。
隶属参谋总长领导的其他一些机构也搜集和估价情报。
通信兵设有无线电情报总部。驻外武官收集情报，通过外交部将这些情报送到参谋总部。
野战部队同样收集和估价情报。有些人员和机构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巡逻兵、侦察分队、炮兵观察员、战俘审讯员，缴获文件的翻译工作人员，以及通信情报单位。
另外一些人是在作战过程中附带地进行情报活动的。他们抓俘虏，从死人身上搜查文件，报告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所有这些情报都提供给战地指挥部的情报官。
最初，这样的参谋部只在师一级才正式设立，后来扩大到军，军团和集团军。虽然它们的规模有大有小，它们的组织方式实际上是一样的。在集团军、军团和军这几个级别上，参谋长指挥着参谋部的工作，起着司令或军长的代理人的作用。参谋长的主要助手是第一参谋，主管部队的作战。
师参谋部不设参谋长，第一参谋代行参谋长的职务。参谋部的情报军官是第三参谋。 （参谋部其他军官包括：训练参谋，军法参谋、兽医参谋、通信参谋、炮兵参谋，以及纳粹党训导主任。德国本土上的参谋部设有军需参谋，但在前线，一位专职军需军官负责处理这种事务。）参谋长、第一参谋和第三参谋（师以及有时候军这两级除外）通常是参谋部的成员。
空军和海军不象陆军那样需要大量的情报，因为它们同敌人的接触既不广泛，也不频繁。因此它们的情报机构比较小，正如它们本身机构比较小一样。
空军本来是从陆军中派生出来的，因而它的情报机构非常象陆军的情报机构。空军的分析估价情报的主要机构是外国空军处，也就是空军参谋总部第五处。在战争期间，空军作战部应运而生，成为空军参谋总部的主要机构，第五处于是被普遍称为作战部的情报处。另一方面，它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东线外国空军情报，另一个负责西线外国空军情报。条令规定第五处的任务是分析估价涉及到空战的外国情报。其中包括收集有关轰炸目标的材料。图片中心处理和研究具有战略意义的航空照片。空军特别战俘审讯中心是第五处的一个战地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