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需要使他的机构发生了变化。这个机构被重新命名为轰炸机联队200.它的第一流的飞行员和特制的飞机，在执行非侦察任务——例如向敌人的领土空投特务——时消耗完了。甚至有人说这个联队把卡米卡策斯那样老练的飞行员也甩到重要的敌人目标地区。这个机构原来的作用——不用间谍而从事间谍活动——慢慢地削弱和消失了。使罗韦尔的侦察机群成为世界上最早和最成功的战略航空侦察机构之一的那股推动力量，已经完全消失了，就像多年前他的飞机完全消失在任其翱翔的万里碧空之中那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韦尔在最初建议进行空中侦察的时候，就极力鼓吹这种做法。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这种情报活动的价值：第一批德国军用飞机全是侦察机。那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之所以要违反凡尔赛条约对它的空军施加的禁令，部分动机就是希望既有飞行员、又有飞机来从事空中侦察活动。各个军区的空军军官秘密地讲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战（包括空中侦察）的经验教训。他们的摄影小组利用那次战争中拍摄的航空照片来进行训练。他们邀请从事体育飞行的驾驶员载着他们和接受他们训练的人到处飞行，他们则在飞机上练习航空摄影。在几年之内，这些分散的缺乏统一性的活动，导致陆军在一九二四年任命一位军官负责航空摄影工作，并且建立了主要图片中心，隶属司令部空军处领导。空军处制订了两种（近程和远程）侦察机的规格，让亨克尔公司承包了制造任务。
在二十年代，利佩茨克（现属于俄国）的德国秘密空军基地一直在进行研制和训练。三座城市里的三个小中队的飞机全是侦察机。这些飞机构成了德国在一九三零年敢于在国内飞行的第一批军用飞机。这些飞机形成了日益发展的德国空中侦察机组的核心。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是，民用企业（它们的工作人员常常是以前的军事观察家）也致力于航空摄影，主要是为了绘图和勘测。
希特勒提倡空中侦察是对这种活动的最大刺激。空军定购了续航能力强、速度比较快的新式飞机，以便配合坦克作战。一九三，匕年设立了隶属陆军总司令的将级空军联络官。
他的主要工作是把陆军高级当局提出的侦察要求转告空军，再把空军的侦察结果送交陆军。主要图片中心的分析员在正方形照片上面标出工厂和军事设施。由于他们的工作迅速发展，德国空军部里不够他们施展工作了，于是他们在先前的普鲁土法院的宣判室和审讯室里仔细研究这些明亮清晰的照片。主要图片中心的一些雇员和在德国从事空中侦察活动的其他工作人员，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在佛朗哥麾下工作时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一位照片分析员收获更大：他在西班牙赚了一大笔钱，虽然他只是个下土，却开着自己的漂亮小汽车上班，他的同事十分羡慕他。
到战争爆发的时候，一九三零年时的三个侦察机中队，已经猛增到五十三个中队。它们的六百零二架飞机，占德国空军飞机总数四千一百零三架的七分之一。按规定每个中队应该有十二架飞机，但是每个中队里面的预备小分队（由三架飞机组成）有时也缺少一，两架飞机。
这些中队从二十年代开始分为远程侦察机中队和近程侦察机中队，这个区别至今仍然存在。三十个近程侦察机中队有三百四十二架飞机，为陆军进行战术侦察和战场侦察。二十三个远程侦察机中队总共有二百六十架飞机。
罗韦尔既为陆军、也为空军进行战略空中侦察。但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军种都有为自己从事作战侦察的远程侦察机中队。在空军中，每个大机群和空军师都配有一个侦察机中队。这个中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观察敌人的机场以便确定敌人空军的集结地点，并且拍摄作战轰炸目标，这有助于完成军事条例为空军规定的下述基本任务；摧毁敌人的空军，袭击敌人的陆军兵力来源和截断它们与前线的联系。每个集团军和军团也都配有一个远程侦察机中队。
军事条例宣布，它们的作战侦察“包括监视敌军的下述活动：敌军的集结，尤其是通过铁路实施的集结，敌军的前进或撤退，敌军各部分的前后调动，以及敌军野战防御工事和永久性防御工事的加固。”作战侦察通常是让飞机深入敌人领土，在一万五千至三万英尺高空运用航空摄影技术进行的。这些飞机通常要观察重要的公路和铁路线，虽然命令上很少规定具体的观察地区。
作战侦察的结果常常决定哪些地方需要进行战术侦察。
战术侦察经常集中在某个军或某个装甲师今后两、三天内将要深入敌人领土大约二十至四十公里的一条地带上。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每个步兵军和每个装甲师都配有近程侦察机中队。装甲军往往有几个这样的中队，组成侦察机群。 （步兵师没有空中侦察部队。）他们在七千至一万五千英尺的高空进行目视侦察。观察员有时候用快照拍摄，但冲洗和分析照片通常要花很长时间。军事条例规定： “战术侦察包括就近观察敌军的集结，前进，编制、兵力分布、兵力延伸的宽度和纵深、供应情况、支援设施、空中情况，尤其是新机场和防空的情况。及时报告敌人摩托化部队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和战术侦察结合在一起的是战场侦察，近程侦察机也可以执行这个任务。从事战场侦察的飞机在七千英尺以下的空中飞行，尽可能就近观察地面上的详细情况。这样的侦察“可以提供有关敌军兵力尤其是炮兵的分布、部队的中途短暂停留、预备队和坦克的调动以及敌军后方发生的其他类似情况的情报。这样的侦察监视着战斗过程。”战场侦察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为炮兵确定打击目标，它可以发现例如敌人的大炮、坦克部队和行军纵队这样的目标，然后记录弹着情况，帮助炮兵校正瞄准误差。在进行这样的侦察时，观察员通常是用无线电报告情况，或者投下记录条和地图。
每个空中侦察单位都有一个直接设在机场上的图片小组。它的暗室、照片分析室和照片复制室设在五，六辆大卡车上，这样它就和这个空军单位本身那样具有机动性。随着陆军的前进或撤退，空军单位经常从一个机场转移到另一个机场。图片小组设备齐全，每个小组有它自备的一百加仑水、轻便桌子、放大器、赛璐珞片基，分度钢尺、小放大镜、计算尺、彩色铅笔。它们既处理战术侦察照片，也处理作战侦察照片。具有战略意义的图片材料是在空军参谋总部情报处图片小组进行分析的。这个小组是从曾经称作主要图片中心、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称作主要图片处的那个单位分出来的。这个图片处现在在柏林哥伦比亚大街一座公寓的经过改造的房间里工作，研究新的技术，撰写训练手册和识别手册，擦干净从前方带回的胶卷上沾染的非洲沙土和俄国尘埃，然后把它放在停泊在湖里的船上，使它免受火劫，因为在战争的后期，空袭越来越频繁。
所有这些单位的飞机、观察员和分析员都属于空军。但是陆军控制着那些隶属于它的单位，它给它们分配具体任务，接受它们的报告。为了协调两个军种之间的这项工作，空军在陆军务部队的指挥部里派有联络官和参谋。部队的级别越高，参谋人员就越多，任务就越繁重。这些参谋人员中级别最高的，是派在陆军总司令麾下的将军衔空军联络官。
战争刚开始的头两年中，这种安排非常奏效。但是在俄国战役中却出现了紧张。许多新的军和装甲师要求得到新的侦察机中队。但是飞机的生产远远赶不上建立侦察机中队的需要。大多数中队只有七架飞机，而不是规定的十二架，因而不能满足要求。为了免受英国空军的袭击，有一个飞机制造厂从靠近北海的不来梅迁到深远内地布拉格，这使得空军在半年时间内没有生产新式侦察机。而且事实证明在俄国战役中飞机的损失比预料的还要多。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俄国人发动大规模反攻的时候，德军损失了三百多架侦察机。南方集团军群的一些侦察机中队只剩下一架侦察机。除此以外，人力也日趋紧张。这个战役已经证明，航空侦察活动有时需要同敌人的地面部队交战，因此侦察机需要战斗机护航。这使形势进一步恶化了。
因此，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希特勒暂停进攻的那一天， （这时候战争的持久性已经比较明显了，）陆军总司令的空军联络官保罗·博加契将军会晤了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讨论“彻底整顿”陆军的空中侦察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讨论，达成了协议。侦察机一切活动的指挥权都要移交给空军。陆军再也不能颁布侦察命令，它只能提出要求。陆军和空军各自单独进行远程侦察飞行的浪费做法停止了。从此以后，每次飞行既要为陆军、也要为空军执行任务。在集团军和集团军群里的大批空军联络参谋都将被撤消，也要撤消陆军总司令的空军联络官；因为陆军的空中侦察指挥权已经移交给空军，空军的高射炮部队的指挥权也由陆军转移给空军；他们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些联络参谋的人数迅速增加，反而容易同前线失掉联系。陆军总司令下面的将级空军联络官改为将级侦察官。
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博加契被撤换，由京特·洛曼将军代替，然而洛曼的权力较小，反映出陆军在移交侦察机中队的指挥权。洛曼本人以前是个空中观察员。他现在把大批的联络参谋撤下来，换上年轻的低级空军军官（通常是上尉军衔，担任过中队长），再配上少数助手。这些空军军官及其助手由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情报部门领导，是这些部门的空军情报参谋。洛曼把分散的侦察机中队集中起来，每三个中队，或者大约三十六架飞机，组成一个侦察机群，空军的每个军都有一个这样的侦察机群。各步兵军和装甲师同它们打交道。这虽然节省了人力，但灵活性差了。有些人认为洛曼没有想像力，无所作为，他任职只有九个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被他的作战参谋卡尔—亨宁·冯·巴泽维施将军所代替。巴泽维施本人是个飞行员，得到比较年轻的飞行员的信任。用战斗机进行侦察的主意，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是整个整顿工作的发起人。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
一九四三年飞行的德国侦察机已经是第五代了，以前的侦察机不是被敌人击落，就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损失掉了。战斗机的损失率更严重（那时的战斗机已经是第八“代”了），但轰炸机的损失较少，因为那时的轰炸机还只是第二代。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制造了六千二百九十九架侦察机——占飞机生产总数十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五架的百分之五点五。所有的侦察机在整个德国空军力量中所占的比重历来是下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占百分之百，到那次战争快要结束时只占三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占七分之一，到战争即将结束时只占八点五分之一。
然而，在任何一个时候，服役的侦察机的数量一直比较稳定。远程侦察机的数字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二百六十架，一九四二年一月四百一十二架，一九四三年五月三百七十七架。同时期的近程侦察机的数字是：三百四十二架、二百九十四架、四百零二架。
不过飞机的类型自然是各式各样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主要远程侦察机是道尼尔Ｄ017 Ｆ式飞机。这是一种中型轰炸机的改进型，最初是在一九三五年左右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种长机身、双引擎、双尾飞机，可载一个驾驶员，一个观察员兼摄影员和一个无线电话务员兼炮手。但是它的实用升限相当低，只有一万八千英尺。为了对俄作战，德国空军用容克Ｊｕ88Ｄ式飞机替换它，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基本的中型轰炸机。它的实用升限几乎高出百分之五十，达二万六千英尺，而且速度比较快，续航能力强得多，达三千英里，而道尼尔Ｄｏｌ7 Ｆ式飞机只有一千英里。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容克Ｊｕ88Ｄ式飞机基本上一直为空军执行远程侦察任务，虽然其它类型的飞机也担任这种任务。
近程侦察机经历了三个阶段。大战开始时使用的是单引擎、双座位的上单翼机亨舍尔Ｈｓｌ26式飞机。在俄国战役初期，德国人开始用福克一伍尔夫Ｆｗｌ89式飞机更换它。这是一种双引擎通用飞机，可载三个空勤人员，最高时速二百一十三英里——几乎比Ｈｓｌ26快六十多英里。在两年之中，这种飞机曾经是进行战场侦察和近程侦察的理想飞机。但是俄国战斗机速度的加快，最终使这种飞机遭到厄运。虽然直至战争结束这种飞机一直从事夜间侦察，但是德国空军白天飞行的飞机是敌人的战斗机追赶不上的德国战斗机。德国空军在几种类型的梅塞施米特Ｍｅ109 式飞机上安装了照相机。
这种快速小型飞机的液冷发动机安装在尖尖的机头上，它可以在敌人领土三万七千英尺上空以每小时三百八十英里的速度飞行，躲开敌人的战斗机和高射炮火，拍摄照片。速度比较慢的飞机是做不到这点的。但是它有两个主要的不利条件。这种飞机只有一个座位，驾驶员同时要当观察员，这样去观察具体目标，比如火车站和桥梁，就非常困难。而且它不能携带长焦距照相机，它却要在非常高的高空拍摄出和短焦距照相机在低空拍摄的照片具有同样解象力的照片来。因而它拍的比较细小的目标在照片中就看不清了。
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德国在战争期间没有象改进他们的飞机那样去改进他们的照相机。他们觉得自己的照相机已经足够好。他们对缴获的照相机经过一番研究后总是觉得“敌人在这个领域的发展水平差得远。”德国的主要照相机是Ｒｂ 75 ／30型照相机。这种自动照相机（德文Ｒｅｉｈｅｎｂｉｌｄ ａｐｐａｒａｆ，或者缩写成Ｒｂ）的焦距长七十五厘米（约二十九点五英寸），底片三十平方厘米（约十二平方英寸）。它里面装的软片暗盒里的胶卷有六十米（几乎二百英尺）长，可以拍摄一百八十张照片。进行近距离拍照，德国空军使用Ｒｂ20／30型照相机（焦距八英寸，底片十二平方英寸），和Ｒｂ50／18型照相机（焦距20英寸，底片七平方英寸）。如果需要清晰度特别高的照片，比如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德国空军使用焦距长四十、五十乃至六十英寸的照相机进行拍摄。由于蔡斯公司的照相机镜头非常好，因而在实验室条件下，整个照相机的质量好到足以使胶卷达到每毫米三十条线（每英寸七百五十多条线）的解象力的程度。
同照相机一样，在战争期间胶卷的质量也没有提高。彩色胶卷的试验表明，彩色并没有给高空拍摄的照片增添多少情报，因而没有被采用。红外照相和紫外照相甚至没有怎么谈论过。德国人从来没有研制出类似柯达公司爱克培克罗姆牌那样的彩色红外胶卷，在这种彩色胶卷上植物的绿叶是深红色，人工涂上的绿颜色是紫红色，使照片分析员很容易辨别。
侦察飞行员执行任务，不仅是跳进飞机座舱，加快发动机转速，飞出去看看他们看得到的东西。陆军或空军作战部队的情报参谋，为了进一步掌握敌人的情况，发出指示要求提供情报。侦察机中队的中队长接到命令后，立即向飞行员布置任务。比如在德军集结准备入侵希腊时，第三十军的情报参谋为一个近程空中侦察小分队规定了下述任务： “进行战场侦察，重点首先放在四号公路至克蒙蒂尼一线……以便确定：可以进行有效抵抗的敌军在什么地方？敌人在什么地方主动退却？第五十步兵师的先头营在什么地方？那些地方的公路和桥梁已被毁坏没有？敌人的炮兵阵地在什么地方？”
战争的第一天就规定好了的侦察形式从来没有发生变化。在进攻波兰的时候，观察员许特尔中尉奉命观察（1 ）
敌人是否在某一城镇筑垒固守，（2 ）在某个湖泊地区是否挖掘了堑壕体系并设置了路障，以及（3 ）敌人是否在这座城镇和这带湖泊之间集结和行进。许特尔应当在凌晨四点半在边界上空飞行。在凌晨四点二十分起飞前不久，他和他的驾驶员爬进了Ｈｓｌ26式飞机。驾驶员（由于某种原因被人称作“埃米尔”只顾开飞机。观察员“弗朗茨’’负责拍照。在半敞开的飞机座舱里，他坐在驾驶员的后面。许特尔的飞机和他那个小分队的另外五架飞机准时起飞，呼啸着冲往灰蒙蒙的东方。另外几架飞机很快就转头不见了，各自寻找目标地区去了。许特尔向下眺望，首先看见——些小墨点一样的东西，偶尔出现一道明亮的小河，或者闪烁着一盏农家灯火。
但是，随着天边逐渐明亮起来，地面开始呈现轮廓。他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敌军的调动和野战防御工事。
他期望从空中用肉眼能看到什么呢？在不超过二千五百英尺的高度上，他可以发现地面上站着或躺着的人。如果他们走动，他在四千英尺的高空也能看得见。密集行进纵队和车辆，根据地形和它们扬起的灰尘，在不超过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度上都能看得见。眼睛尖锐的观察员可以在四千英尺的上空发现地面上的机关枪和反坦克炮。但是军队通常把它们伪装得很好，即使在比较低的空中也难以看到它们。
许特尔的飞机嗡嗡地飞行着。波兰的战斗机没有迎击它；波兰的高射炮没有向它开火。许特尔对照铺在他的膝盖上的沾满了发动机溅出的汽油的地图，察看着地形。突然，他发现前面就是那座城镇和一连串湖泊。这架亨舍尔式飞机在它们上空三千英尺的高度上盘旋着。许特尔使劲地瞅湖边有没有路障和集结的敌军，结果两者都没有。但是在城镇周围，他却发现了田野上纵横交错的堑壕。他迅速地在地图上作了标记，用他的袖珍照相机拍了照片。这时底下响起了高射炮！亨舍尔带着它的珍贵的侦察成果，调头就往回飞。
在北非的一天，体现了近程侦察的效果。这一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隆美尔刚刚撤退到阿杰达比亚，英国军队正在进逼，准备向他在那里的防御阵地发动正面进攻，圣诞节的第二天，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进行了六次侦察飞行。德国侦察机在那天凌晨发现某一地区大约有一千辆坦克，大部分停在那里，而在萨卢什村庄只发现三十五个大概是英军的帐篷。意大利的侦察机在上午九点至十点之间在姆苏斯周围发现了五百辆车辆。那天较晚的时候，拉姆斯中尉驾驶的一架飞机在八个村庄的上空兜了一大圈。飞机上的观察员对照着一幅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察看地面上的情况，他只发现一样重要东西；下午十二点半在埃尔哈色阿特有三百至四百辆车辆。下午四点四十分，冯·魏劳赫中尉从他的飞机上投下一张记录条。在萨卢什和森迪马他只发现帐篷，没有发现车辆。这些和另外一些空中观察以及其他的情报，向隆美尔透露：正在挺进的两支英国部队之间有一条空隙。他利用这个情报，在三天的坦克战中从翼侧包围并击退了英军。这使他解除了他的阵地所面临的威胁，并且为他的部队下一步前进作好了准备。
炮兵侦察可以更好地满足空中侦察者的及时要求。在俄国，有一次许特尔中尉发现敌人的一个炮兵连从未曾伪装的阵地发射炮火，支援企图进行突击的俄军。他用无线电话报告了敌人炮兵阵地的位置，然后闪回到自己的航线上。当德军炮兵连用无线电报告“准备完毕”的时候，飞机又返回来，对地面站喊“放！”当炮兵连报告“放”的时候，这位飞行员看见离俄国炮兵阵地一百码的地方腾起一片黑色蘑菇云。许特尔作了纠正。第二次炮火齐射在敌人炮兵连阵地中央开花。 “命中了！打得好！”许特尔喊了起来。当这 架飞机在俄国阵地上空转着椭圆圈的时候，一阵又一阵炮弹在它们中间爆炸着，敌人的尸体飞到半空，大炮只剩了架子。不一会儿，许特尔喊道： “敌人炮兵连被摧毁。”炮兵回答说： “提供新目标！”
并不是每次侦察任务都是成功的。在法国战役期间，炮兵观察员帕佩奉命侦察某条公路上的敌军纵队。但是法国的战斗机把他的侦察机撵跑了。第二天。炮兵要求对比利时穆尔盖姆附近的地区进行侦察。帕佩发现敌人的一个长长的纵队在毫无掩蔽地行军。他们大概是法军，但是他们这样暴露自己，岂不是发疯！他们或许是德国人吧。由于弄不清楚，他转而执行另一项任务去了。于是敌人的伪装、尘土、烟雾和云块使他毫无收获。此外，恶劣的气候常常使飞机无法飞行。不过，每个中队平均每天要完成两项飞行任务。
远距离侦察有时用目视。在一九四Ｏ年的法国战役期间，有两架飞机在五月二十八日一早就出动了。一架由于气候恶劣返回了。另一架飞机上的观察员在清晨六点五十五分用肉眼看见从茹安维尔到布里思的铁路线上有五列火车在运行，十五分钟之后，在第戎和尼伊圣乔治（布尔戈尼的著名的科多尔，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园）之间的铁路线上有两列火车朝北开，五列朝南开，朝南开或者就是离开前线。
在东方，及时的侦察飞行有时能发现敌人的秘密行动。
俄国人想掩盖部队到达某地，有时部队在离前线还有一百英里就下了火车。这样就消除了因为火车开到主攻地点而泄露军情的危险。部队下车后分成小组，在夜间行军到达前线，他们常常避开大路，越野行军。但是有时候行军距离很长，他们往往黄昏时出发，到天亮时才停止行军。这样，在黎明和黄昏时进行空中侦察就可以发现这些艰难跋涉的部队。
即使这种办法不行，侦察者也能发现他们。俄国士兵夜间要露营，他们的营火堆升起的烟柱，就象伸向无风的晨空里的巨大的手指。
但是多数远距离侦察飞行是为了进行拍照，主要是因为飞机在敌人领土纵深地区，需要在很高的空中飞行才行。飞机驾驶员可以沿着好几条航线接近他的目标，这个目标通常是一条公路或一条铁路线。根据照片需要多少重叠部分
9.审讯敌人
美国陆军航空队少尉霍华德·Ｇ——把他的雏鸽式飞机，停留在德国西南部里特尔附近离地面一千英尺的空中。他正在转发无线电报。突然，一阵还不算厉害的高射炮火打坏了他的飞机。Ｇ——好不容易才在两军前线之间着陆了。他用火柴点燃了那架小型单翼机，然后向美军方面奔去。在到达一处无线电哨所的时候，他向他的部队发出了呼叫，然后在路上等着吉普车把他接走。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一个德国巡逻队，把他抓起来了。几天以后，这位三十四岁的得克萨斯州人被送到空军过渡战俘营。空军过渡战俘营是所有德国武装部队中管理最好、最巧妙、而且是最成功的审讯中心。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北数英里的丘陵乡间，有一个名叫奥伯鲁泽尔的小镇，那儿有一排排低矮的营房，这就是空军过渡战俘营。它有两百个单独牢房，每个都是隔音的，都有单独的电暖设备，而不是使用串连的汽暖系统，以防战俘轻叩汽暖管道，互相传递信息。在战争期间，它的正式名称是西线情报分析中心，但大家仍然叫它空军过渡战俘营，因为战俘在送往永久性战俘营之前，都要暂时关押在这里。正如审讯红色空军战俘的东线情报分析中心一样，它隶属于空军的外国空军处。西线情报分析中心在布达佩斯和维罗纳设有分站。
但它的奥伯鲁泽尔站更是最重要的一站。
俘虏被击落之后几天至几个星期便被送到这里。Ｇ——是在被击落之后十八天才到达的。一个飞行员，在被击落和被俘获的时候，通常要被立即带到空军基地，进行初步检查和审问，如果他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德国人的兴趣与其说在于索取情报，不如说在于邀功请赏：德国飞行员巴不得杀他报功。不过，对轰炸机机组人员的初步审问，往往能得到即将进行的空袭的直接情报。
俘虏连同从他身上和他的飞机上搜出的各种文件和证件，往往由空军过渡战俘营直接支配的车辆，从他被俘的地方一直送到过渡战俘营接受审问，交代范围比较广泛的和技术性的问题。他被接收后，关在一间单独牢房里。他在这儿要填一张表，表的上端印着红十字，下端有“瑞士印制”字样。这不是红十字会的正式表格，而是德国人耍的圈套。有些战俘拒绝填写。一九四二年在法国北部上空的一场混战中被击落的战斗机驾驶员Ａ·ｐ·克拉克中校，就是这样的一个战俘。再说他身上也没有带证件，因此使审问者无法得到可以帮助他们打破俘虏的顽固抗拒的许多线索。他的经历在许多处于同样境地的战俘中具有代表性：我进入牢房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走我的皮夹克和粉红色裤子，说它们不是军服。他们让我穿一条带吊带的英国战地军裤，这条裤子大约是五十号，非常不合身。我在空军过渡战俘营被关押了大约三个星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磨破嘴皮子要他们交还我的军服。拿走我的军服， 当然是他们玩弄的鬼把戏， 目的是要挫伤我的士气和自尊心；他们还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试图从我这里获取情报。
我对第一轮正式审问有了思想准备， 因为有人事前已经告诉我，一位戴红十字袖章的小个子工作人员将要见我，他真的不是在为德国人工作， 而“完全是为战俘服务”。他对我说，红十字会将通知我的家属，说我还健在。他有一张通常的卡片（事前已经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卡片），上面填写的项目比许可我们填写的项目还要多， 包括中队的番号和其他项目。我照例说了一通我们没有奉命填写此表的话。他反驳说，每个战俘都填了这张卡片，还说我交待了这些情况对我有利，这样就能保证红十字会的包裹能够迅速邮寄和收到。战俘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他们不晓得他们的家属是否知道他们还健在；红十字会提这个建议，就是相当苯拙地企图利用这种担忧心理。
这种担忧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每一个战俘来说， 刚开始被关押的那段时期，的确是一段非常困难的再调整时期。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我真的成了一名战俘。
这种认识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 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个战俘……
后来，我遇到一些非常老练的审问者，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获取情报。这些专业军官中， 有一个名叫冯·席林的人，他性情温和，想方设法和战俘建立一种随和的亲密关系。战俘断然拒绝他的提问，他不计较，仍然平心静气地追求他的目标。我记得有一天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包列罗舞曲”这个名称的意思。 “包列罗舞曲”是第一批美国空军联队飞往欧洲的行动计划的代号……我只是耸了耸肩膀。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紧紧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
一般说来，德国人不硬逼着不愿开口的战俘讲话。他们审问许许多多的战俘，总能找到一个愿意开口的，这比纠缠一个死活不讲话的俘虏要划得来。何况他们觉得刑罚是不会产生效果的。因此，他们总的来说遵守了一九二九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第五条的规定。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在这项公约上签了字：“每一战俘，当其受询问时，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或其部队编号。……对俘虏不得施以任何胁迫的方式借以获得有关其军队或国家的情报。对拒绝答复的俘虏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
德国人偶尔违反这条规定。他们威胁部分战俘，要把他们当作间谍枪毙掉，或者一连几天不给他们饭食，不让他们洗漱，或者让他们受轻微的刑罚。当英国一级准尉罗伯特·特朗布尔·Ｌ——在他那份假红十字会表格上划一道横杠的时候，审问者恼羞成怒，他离开之后，Ｌ——的牢房热得叫他受不了，他不得不只穿内衣裤，躺在地板上，脸朝着门，试图呼吸一丝清凉空气。他终于向一位审问者讲出了他的中队的编号，他房间的暖气也就关小了。但是德国人没有采用任何比这更强烈的手段。他们拥有更讲究和更能奏效的方法。
他们首先从战俘身上或他的飞机上搜出的任何文件、或者从他所填的假红十字会表格提供的情况着手。负责审问的情报处长海因茨·容格根据这些情报，把战俘交给他的审问者审问。他的审问者都是行家里手。有的是战斗机专家，有的是研究轰炸机驾驶员、轰炸员、炮手和无线电报务员的行家；有的专门研究过四引擎飞机；有的专门研究过战斗机。
容格根据战俘的这些专长，或者类似的背景，或者所担负的文职，分别交给相应的审问者审问。空军过渡战俘营的成功，有容格的很大一部分功劳，因为他把整个审问过程组织得非常严密。容格的一个下级认为他“极富幽默感”。他快五十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飞行员，在一九一八年被击落，先后被法国人和英国人关押过，后来担任德国航空工业部门驻南美洲的代表，战争期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过短期的空军副武官，一九四二年，应一位曾是他战前好友的司令官的请求，他被召到奥伯鲁泽尔。
审问者收到战俘填写的假红十字会表格（现在表格上面有被击落的飞机的号码）的时候，把它送到伤亡登记处。
他在那儿将会看到空军过渡战俘营里是否还有其他战俘也是这架被击落的飞机上的人员，还会看到伤亡登记处能否向他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然后他来到证件检验处，向它提供被击落的飞机的号码，同时也向它索取情报。他从证件检验处来到情报室，情报室将证件和审问结果进行对照比较。审问结果和分析报告的案卷就放在桌子上面。显示最近空袭办法和参加空袭的机组人员名单的图表就钉在墙上，审问者阅读了所有有关的情报。如果他怀疑某位战俘属于某个中队，他可以到中队档案处查找这个中队的档案。档案里记载有这个中队历任中队长的名字，它发生过的事故、曾经驻扎过的具体地点，以及通常是报刊处的剪报上刊登的有关这个中队的杂七杂八的情报。
每天晌午，容格向六十五位审问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作简要介绍。他告诉他们晚间轰炸袭击的情况，他平均每天收到的一百封电传打字电报向他报告了这些情况。他告诉他们要问哪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空军总司令部、战斗机中队和高射炮部队的情报官提出的。工业部门有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西线外国空军处告诉奥伯鲁泽尔，根据特务提供的报告，英国第八十五战斗机大队配置在沃什，已编入战术空军建制，配备有台风式、喷火式和野马式战斗机。需要通过审问战俘来证实这个情况。
简要介绍完毕，审问者分头同战俘谈话。多数战俘只审问一次，极其巧妙的刺探，往往先从所收集到的有关这位战俘及其中队的大量情报人手。审问者显然莫名其妙地熟悉战俘的个人情况，战俘感到惊讶，骤不及防地承认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比如他父母的姓名或者他家庭的地址属实。一旦他开口讲话，审问者首先只是让他证实已经知道的情况，然后逐渐地让他提供新的情况。于是战俘们常常觉得他们多讲一些也没有关系，因为德国人反正已经知道了全部的情况。
他们很少问自己；为什么德国人在这时候还提问题。这种办法是很巧妙的，在审问发生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必要就反复使用这种办法，这种巧妙的办法解除了俘虏的疑虑，加上战俘觉得有人在问他问题，是有求于他，尤其是在单独禁闭了几天之后，同对方的一个了解情况的家伙聊一聊，是有乐趣的，所有这些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关于Ｇ——的报告有五页单行打字纸那么厚。这份报告介绍了炮兵观测飞机驾驶员的情况，简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受的训练和被派遣到欧洲的情况；然后详细介绍了炮兵观测飞机驾驶员的编制，任务、无线电设备以及飞机的情况。报告还额外用了几段介绍Ｇ——对德国野战炮的评价（“在射击控制方面大大劣于美国的野战炮”），以及Ｇ——凑巧知道的他在得克萨斯老家附近的一座战俘营的情况。审问者不放过任何事情； “雏鸽’式飞机安装有600 型军用无线电台。
这个设备是用石英晶体控制的，有Ｂ、Ｃ、Ｄ三个频道。频率在四十至五十千赫之间。审问者说应当是四十至五十兆赫，这位战俘则坚持他的意见，但又补充说，他是驾驶员，毕竟够不上无线电专家，不敢担保说的完全对。”
另有一次，审问者利用Ｇ——来证实他从一份文件中所作的推断： “根据这位战俘的交待，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联络机中队，有十架‘雏鸽’式飞机。尽管审问者根据缴获的炮兵观察员小册子的分发名单给了一个暗示， （根据分发名单，每个军只能得到十份，）这位战俘仍然坚持说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联络机中队，拥有上述型号的飞机十架。”这份报告油印以后，发给西线外军处，那里的一个读者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每师配备有十架雏鸽式飞机那句话旁边的空白处批道： “正确！”
许多其他报告同样非常详细。副排长威廉·Ｆ·Ｃ——交待了他那个空降师的战斗序列情报，甚至供出了反坦克火箭炮队的人数，以及他那个伞兵营的编制表。一份报告的摘录具体介绍了美国的炮兵观测飞机如何以动作来表示必须作出的射击修正（昂一次机头等于缩短射程一百码）。有一次，一位战俘解开了德国空军无法解开的一个奥秘。什么战斗机武器在非洲上空将德国飞机的装甲板打穿一英寸半的洞孔，为什么总是打穿一个洞孔？通过一次审问，方才知道英国皇家空军部分台风式战斗机安装有机翼固定机枪，但为了减轻重量。卸掉了重新装弹设备，每挺机枪只能射击一次。
空军过渡战俘营每天准备了一百份报告。它为空军作战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空军对它的工作看起来是满意的；戈林在一九四三年圣诞节亲自表扬了战俘营的指挥官。
西线外国空军科的一位军官在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空军过渡战俘营审讯的价值：敌人的新的作战方法以及新式飞机和武器的使用，几乎完全是通过审问战俘而了解到的。这种了解在德军的作战活动和防空中立即得到了考虑。它增加了我们在防守上获得成功的机会， 节省了部队的人力和物力……
一次彻底的审问可为空军提供有关调动和集结变化的可靠情报， 有了这种情报，就可以对敌军在改变主要突击点和攻击准备这两个方面的意图得出结论，根据以此种方式获得的对敌军的判断，最高方面就可为全军领导集团作出决定性的结论。
空军过渡战俘营作为空军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获得了十分显著的、越来越大的成功。但是，伴随着成功的是一种使人痛苦的反常现象。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往的战俘和文件的多寡。过往战俘的数目，从一九四一年的五百人，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八千人，最后在一九四四年达到二万九千人。这一年的战俘太多，只有一半受到了审问。同样，审问者的人数，从一九四一年的四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大约六十五人。对于空军来说，战争已经转移到德国领空。只有当盟军的轰炸机对德国摧毁得越多的时候，空军过渡战俘营才能提供较好的情报。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形势同前线的审问结果明显不同。较好的情报不是在战争的后期而是在战争的初期获得的，因为在战争初期，前进的德军俘虏了成千上万的敌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逃兵。审问者不是依靠煞费苦心的花招来瓦解俘虏的抗拒，而是依靠一种更为厉害得多的溶剂：怕死。由此获得的情报很少具有广泛的、长远的或背景性的价值，而是常常只能直接应用于当前的战术情况之中。逃兵伊万·科茨乔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夜晚，他和一个朋友离开了他们的哨所，向德军投诚。党卫队第四师第一团第三营接待并讯问了他们。他的朋友只是说他们属于二九六步兵团四连。科茨乔夫讲得比较详细。他说他一直驻扎在纳粹以前不知道的一个前方哨所里。三营营长科恩少校派出了一个巡逻队，巡逻队发现了这个哨所，证实了科茨乔夫的话。第二天上午，科恩把这两个俄国人带到前线，观察俄军前方哨所的情形。然后他组织了一个战斗巡逻队去摧毁这些前方哨所。科恩主要根据科茨乔夫的交待，辅以自己的观察，向战斗巡逻队讲清了这些哨所的兵力，接近它们的最好路线，以及向它们发起进攻的办法。战斗巡逻队晚上十一点出发，科茨乔夫随队而行。
他们身着风雪大衣，默默地前进，穿过两个星期以前被击毁的俄国坦克，在茂盛的灌木丛中行进了半英里，找到了俄国人走出的小路。他们割断了一段电线，抄到哨所的背后。十一点五十分，一座俄国机枪哨所问他们的口令，科茨乔夫和一个会讲俄语的德国兵用俄语回答： “巡逻队！”机枪手们不再作声。德国兵用刺刀结果了他们的性命，没有遇到抵抗。但是在通过后来的三座掩体时，发生了短时间的交火。德国兵迅速战胜了骤不及防的俄国人，打死了十个，俘虏了六个。他们缴获了武器和文件，炸毁了掩体，然后返回，人员装备无一损失。
这个插曲说明了俘虏和逃兵提供的情报的主要特点：非常具体详细，但极其狭窄。多数俘虏鼠目寸光。整个部队的调动，上级指挥官的计划，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知道他们的部队单位，他们的阵地，他们的指挥官，他们的作战经验，他们的武器，他们通往前方的路线，他们在和平时期的职业和工厂，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们知道的情况并不全是同样重要的紧急军情。因此，德国军队——同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是在各级部队分别审问战俘的，每一级榨取对它那一级有价值的情报。
在战争期间，随着德国人认识到或者重新认识到迅速审问战俘的重要性，随着可以得到更多的翻译，审问工作一直向下扩展，直到接近于战场。战前的规定，以及进攻俄国之前的那些规定，预料主要的审问工作将在集团军司令部一级进行。在一九三九年，只有它们才拥有真正合格的翻译。师一级的翻译，虽然具备语言能力，但缺乏军事知识。波兰战役后举办的三个月的训练班纠正了这个缺陷。到了俄国战役的时候，事实证明师司令部的审问产生了最有用的效果。这大概主要由于审问与俘虏被俘之间的时间间隔更短，其次是由于到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翻译力量，而且有情报官的指导。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审问是在师一级进行的。师以下各级指挥部更接近于战场，在战争初期，它们通常太忙而顾不上审问战俘。即使它们有时间，审问也很仓卒草率，由团部，营部或连部随便哪一个懂点俄语的人应付了事。但是，当一九四一年征服了大片领土，提供了更多的翻译，前线稳定战事减少了之后，德国人把不太合格的翻译分配给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而且常常往那里派遣一位副官或特种任务执行官，收缴文件、指导审问和分析审问结果。同师一级的审问比较起来，这些审问的次数是有限的，但从战俘被俘到受审问的时间间隔却要短得多。
如此强调迅速审问战俘，是因为担惊受怕将使战俘开口讲话，而一位俘虏被俘后活的时间越长，这种担心就会越来越少。当他被俘的时候，他最害怕不过了。一想到他可能当场被刺刀刺死，就觉得不寒而栗。片刻之后，恐惧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他跌跌撞撞地走着，刚才还想杀死他的凶狠的士兵动不动就推他、戳他。这时候，他唯一的念头就是： “他们现在要拿我怎么办？”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这些敌人几分钟以前拿枪威胁，将他从睡梦中猛然推了起来，或者将他骂得狗血喷头，或者开着庞大的装甲车碾过他的战壕，或者用步枪和机枪向他开火。如果他稍微不顺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有可能马上干出他们刚才错过了机会而没有干成的事情。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他离开了炮火纷飞、硝烟滚滚的战场，来到比较安静的司令部，他毕竟还能活下去的信心重返他的心头，有了这种信心，赶快交待以图保全性命的强迫念头就会慢慢消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