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审问还有其他好处。好处之一是这样得来的情报有用途——只有及时的审问才能使俘虏供出可以及时利用的真实情报。好处之二是这样得来的情报准确。俘虏刚刚被擒，惊魂未定，他意识到他在敌人面前毫无防备，亲友和他天各一方——一个人处于这种境地是不能充分控制自己而编出一套谎话来的。他离前线很近，因此他的招供容易得到检验，更加使他不能编造谎话了。在意大利战区，情报官认为师一级对战俘的审问而得到的情报，百分之八十是可靠的。在东线，战俘提供的情报同样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一场战斗打下来，通常能够得到足够的可以提供情报的俘虏和逃兵。当前方静寂，没有战斗的时候，德国人利用袭击队或宣传来获取所需的情报。 俘虏被抓的时候，德国人统统将他们缴械，将军官、军士和士兵分开，并且没收他们的文件和证件。在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里，选择少数战俘加以审问；他们属于哪些单位，反坦克阵地、机枪阵地和地雷区在哪里，前线是否有坦克，有什么样的重炮，哪儿有这样的重炮，以及有关战斗形势的其他问题。这些指挥所并不记录审问结果，不过它们将重要情报用电话报告师司令部。然后它们将俘虏和他们的文件证件送给师部。
在师一级，才开始有一位情报官，才开始进行彻底的、系统的审问。除了负担过重时以外，师一级通常要对所有的战俘进行相当彻底的审问。根据情况或个人爱好，或者由情报官和他的助手，更经常的是由翻译，对俘虏和逃兵几乎总是个别地进行审问。双方通常坐在师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
审问方法因战区而异。
在东线，用不着讲究方法：俘虏的担惊受怕解决了问题。俄国人清楚地知道，日内瓦战俘公约不会保护他们免受侵略者的暴行，纳粹蔑视下贱坯俄国佬，因而对俄国俘虏虐待、毒打、施以酷刑，在作战地带枪毙、在后方集体或个别屠杀。因此，在俄国战役初期，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虏坦白交待，希望求得宽大，不会使人感到奇怪；同样，另外一些俘虏打着不同的算盘，起初闭口不言，希望拖迟意料之中的处决，也不会使人惊讶。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当战争潮流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俄国战俘才真的保持沉默，也只有到这时候，德国人才注意讲究审问的方法。
在西线，多数战俘的担心似乎在被俘后不久就消除了，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人道的待遇。同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们得到了这种待遇。因此，在西线，德国人遵守了他们签了字的规定： “每一战俘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他可以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情况。”甚至党卫队的一个师下过这样的命令： “必须严格遵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处理战俘。许多同盟国俘虏只交待自己的姓名、等级和军号。英国士兵爱德华·乔治·贝斯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诉第十装甲师的审问者，他的军号是6922109 ，一九四一年入伍，但“没有作进一步的交待”。军号是6916635 、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维·梅尔纳， “根本拒绝讲话。”
但是有些人讲了话。对于他们来说，大概是担惊受怕的铁拳头粉碎了他们的抵抗，而审问者表面的温和消除了他们的紧张，使他们提供出情报。有时候，审问者递给他们食品或香烟，让他们放松。虽然审问者的方法因他们和战俘的性情不同而各异，但多数审问者一致认为，温和的客观的口吻效果最好。严酷的惩罚使许多战俘负隅顽抗；而过分的友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审问者偶尔巧设场面，或者玩弄花招。
有时候，他们和俘虏一道散步，开始谈些“我们都是一块儿当兵的”或者“穷人打仗，富人赚钱”之类的话题，慢慢地话题转到盟军和德军作战方法的比较上面来了。邀请一位俘虏军官赴宴，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口讲话。俘虏们会听到这样的劝告：如果他们不愿讲出他们的部队单位，就不可能通过红十字会把他们被俘的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些计策只是偶尔奏效。直接审问则是常用之策，开始时可能只谈些个人问题，以便俘虏开口讲话。审问者借其优越得多的地位——俘虏的生杀予夺，由他决定，他的智力通常要强得多，知识丰富得多，他心里是相当镇静的——足以利用俘虏的弱点，让他们供出所需的情报。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师级情报官是根据陆军总司令部颁发的内容相当简单的标准问题单进行审问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五十步兵师有一张表格，询问姓名、等级、参加的党派、所属团、所属师、以前所属团和所属师的番号、初次参战的地点、所属团通往前线的行军路线、所属师的行军路线、装备、战斗任务、土气、补给、服装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然而这个师从战俘瓦西里·克拉斯尼钦那里得到的情报只是他的等级（土兵）、所属团（第二十骑兵团）、所属师（第二骑兵师）、行军路线（出发地敖德萨）以及参谋部地址。
当下级参谋机构承担了战场初步审问的任务以后，师一级便扩大了审问的范围，从一九四二年夏天，格伦担任东线外军处处长之后不久起，审问就根据东线外军处的非常全面的问题单进行。问题单开头的问题是俘虏的家庭生活、职业、入伍时间以及他整个的作战活动，不仅涉及一些基本问题，例如部队的任务、编制、兵力、条件、补充人员、指挥官、指挥系统，以及炮兵阵地、火箭阵地、地雷区、弹药堆集所和燃料库的位置，而且询问德军的火力效果、每次战斗部队的伤亡情况，以及毒气战的准备情况。西线外军处也印制了这样的问题单，但没有这么详细。除此以外，许多部队留有它们要求俘虏回答的问题单。
这些审问主要弄清了战术上和编制上的问题（通常是敌军的战斗序列），这些情报对于师一级具有重要价值。一九四三年夏季防守奥廖尔的第五十六步兵师，从审问一个俄国中尉逃兵中得知，四七五追击炮团在俄军第三集团军二六九步兵师附近投入了战斗。德军二九九步兵师发动的一次进攻抓获了一百六十五名俘虏，这些俘虏证实了一零二步兵团和其他部队的存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北非，入伍前是田纳西州农民的二十六岁的二等兵詹姆斯·Ｓ——，供出了第一装甲团他所在的那个营的编制和装备情况。他的战友、二十四岁的俄亥俄州二等兵罗伯特·Ｄ- 一说，该团属于第三十四步兵师。这是假的——是证明战俘的情报大约只有百分之八十可靠的例子之一。但这个二等兵可能没有撒谎。无论是第三十四步兵师，还是第一装甲师（第一装甲团的实属单位），都分散驻扎在同一地区。要末发生了临时改编，要末第三十四步兵师离得比较近，这位二等兵就认为他所在的那个团属于这个师。
一九四三年一月，驻北非的第十装甲师的情报官报告了“美国的一种新式反坦克武器”。他说，这个情报是一月十五日审问一个被俘的美国军土时获得的。这个战俘说他自己所在那个防区的美军，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迈杰兹巴卜北面的二九五高地战斗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的。这位情报官写道： “这显然是一种火箭炮，可由单个步兵发射，据说有极强的穿甲能力。这个武器有一根大约一·二米长、八厘米口径的又薄又轻的钢管。”他不仅作了详细的描述，而且画了草图。这就是火箭筒。俘虏提供的这个情报，是德国所知道的关于美国这种使人感到惊讶的强大武器的最初消息当中的一部分。
每个师通常将每次审问口供印制五份。自己保存一份，另外四份寄走或送走。军和军团各收一份；集团军收两份。
师一级的彻底审问实际上排除了就战术问题进行进一步审问的必要性。军部很少审问。军团司令部大体上只是审问特别重要的战俘，比如高级指挥员、一般参谋和专家。军团情报官常常亲自参加这些审问。由于这一级翻译的语言能力高超得多，加上这一级所掌握的在审问中可以加以利用的情报要全面得多，因此军团司令部战俘情报的可靠性增长到百分之九十。集团军接受和分析这些情报，一般来说很少自己进行审问。
然而，在法国，指挥着两个集团军的西线总司令，在盟军入侵之后，在马恩河畔夏龙建立了一个审问所。它能容纳六千战俘，但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头几天，它只关押了大约四百名战俘。战俘们是在这个所的三十间单独牢房里分别进行审问的。总司令情报官手下的审问者，就军事和战术问题对他们进行初步审问。十月十二日在亚琛被俘的三十四岁农民，中士阿诺德·Ｆ·Ｃ——详细供出了第九步兵师第九侦察队的人员装备：五名军官、一百五十名士兵，两部半履带式车辆、两辆吉普，一辆载重量为两吨半的军用卡车，第一侦察排有九辆吉普，三挺零·三英寸口径机关枪、三门两英寸口径追击炮，三部火箭筒，以及其他侦察排的诸如此类的装备。
有专门知识的战俘交由专家审问者审问。专家审问者有四名，两名来自外交部，两名来自纳粹党对外情报部经济情报处。当盟军的推进迫使夏龙战俘营转移之后，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迪茨成立了一个特别审问队，由三十六人组成——十名行政人员和情报分析员、十二名翻译和十四名警卫。
在这一级以上，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建立了它们自己的审问单位，获取对它们有特殊用途的情报。东线外军处三组Ａ小组有一个小型审问营，约有八十名重要战俘，例如高级军官或被降级的军官，原来设在勒岑（今波兰的吉日茨科）附近，离东普士元首大本营不远，后来设在柏林附近的卢肯瓦尔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它的八名德国工作人员和十九名俄国工作人员进行了六十三次审问。部分战俘就他们所了解和德国人想获得情报的问题写了详细的交待。谢尼克夫少校列出了一个步兵补充团的编制表和一份情报人员的名单。鲍罗丁下士描绘了红军的医疗工作和训练情况。
西线外军处宁愿建立流动审问队。有一个这样的审问队，提供了一份关于一九四三年在突尼斯的英军土气的报告。另一个名叫弗里茨分遣队的审问队，提供了有关美国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它审问了战略情报局彼得·Ｓ——中尉，让他交待如何执行从德国在意大利的俘虏营中救出盟军俘虏的任务。三十二岁的纽瓦克林木护理师Ｓ——，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和他的小队空投到大萨索地区，携带的物品除了一枚美军中尉徽章以外，还有一个假身份证，两卷烟纸（德国人对它们作了隐显墨水检验）和大量意大利钞票。
按照计划，他和他的小队将把救出的战俘带到亚得里亚海岸。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战俘营，十月底，ｓ——命令他的小队化整为零，各自穿过前线。他自己在山中住了六个月，睡在小棚屋里，吃的是面包土豆，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当他前往比森蒂的时候，被德军俘虏。除了弗里茨分遣队以外，还有三个流动审问队在盟军入侵诺曼底的初期，在阿朗松的一个俘虏拘留所里审问过盟军俘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共有四个这样的审问队，直属西线外军处处长领导，在西部战区进行活动，每个军团司令部分配一个。
在战争初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审问战俘以获取作战情报当作它的一项职责。在法国战役期间，当德军正在埃纳河休息的时候，谍报局的一位军官在审问两名战俘时发现，法军在它们的阵地里坚持了十四天，一直没有换防，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情报促使德军作出了立即前进的决定——三天以后他们渡过了埃纳河。
后来，为获得作战情报而进行的审问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寻求经济和技术情报的审问。一九四三年，谍报局在俄国有四个战俘审问队（每个集团军一个），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在离哈尔涅科普大约一英里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俘虏审问营。俘虏审问营里有一个藏有大量参考材料的图书馆，有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档案（里面载有敌国具体工厂的详细情报），还有一些可供撰写审问报告的房间。俘虏审问营把这些报告提供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部的外国情报处，该处在东线也有自己的专家审问队。有一个专家审问队是由罗伊斯亲王少校领导的，罗伊斯亲王是十二世纪德国中部一个皇族的后裔，人们传说这个皇族的家系就和它的小小的领地一样地复杂。这位殿下的审问队和另一个审问队为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提洪了最有价值的情报。
在西线，为了获得经济情报而进行的审问成果较少。意大利人将战俘关押了一年多以后，才第一次允许谍报局经济处的一位军官对他们进行审问。多数战俘对于他们经过的港口和道路，要末没有注意，要末忘记了。即使地图也不能唤起他们的记忆。后来，在突尼斯被俘的一百零八名美国俘虏被押到卡普亚俘虏营，事实证明他们太年轻，太低微——都是农民、工人、学生，提供不了有用的情报。
战俘提供的情报对上级司令部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它的最简单的情报；证明他们是敌军哪个部队的。个别来看，这些证明意义不大。说实在的，在整个战争中，似乎从来没有哪一次审问提供过对高级司令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但是，许多个别的证明集合起来，却帮助了情报官和东线外军处与西线外军处掌握敌军的战斗序列。
在多数情况下，这只能使他们了解敌军刚刚在干什么，并能使他们推断出敌军能够干什么。比如，从一位俘虏那里了解到，美军第八十八步兵师不是像德国人想像的那样在法属北非洲，而是自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以来一直战斗在意大利。这就能证明美军在意大利的实力和潜力比原来估计的要大得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战斗序列情报帮助德国人得出了战略结论。一九四四年三月，一位战俘透露，美军第一步兵师正在大不列颠。把一个久经战斗考验的师从地中海战区调到英国，再次表明盟军入侵在即。但是即使在作出这种决定中，战俘提供的情报对于高级司令部来说仍然是第二位的情报来源。一九四零年法国战役期间，被西线外军处确定了位置的盟军的一百二十三个师中，只有五个师是通过审问战俘确定的。在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上，同其他情报来源相比，战俘提供的情报是不大被人提起的。
那末为什么要对它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呢？原因之一是它在战术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帮助作用。东线部队指挥官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敌军情报来源。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同其他情报来源相比具有特殊的优点。
所有的情报来源取决于敌人让你掌握多少物质的东西。
无线电情报取决于敌人发射了多少无线电，航空拍照取决于敌人伪装得是否巧妙。战俘情报同样受到这些限制。它不能超过俘虏所知道的东西。但是审问所受限制的伸缩性要大得 多。同电台监听或航空拍照不一样，审问者可以向敌人提问题。
10.文件和钢铁的泄密者
最具体、最可靠的情报是缴获来的敌人文件。它确凿地证明了它是可靠的，纸，打字机和墨水都是受得住检验的。
不过德国人并不进行这样的检验，因为文件是在哪里发现的，通常就足以证明它是否真实了。但是，尽管缴获来的文件十分可靠，却从来没有成为情报的主要来源，主要是因为，这种文件极少事先提供敌方计划的情报。不过，它们有别的用途。最普通的用途就是帮助审讯俘虏。
身份证、薪饷簿、命令或报告的分发单，这一切都向审讯官提供了俘虏的单位及其邻近单位的线索。这样，审讯官就能提出只需要作出证实性回答的问题，以便使俘虏讲话，审讯官经常能用这种办法来核对自愿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
这一类的工作在空军过渡战俘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文件部门是由海德尔堡的一个汉学教授领导的，这个部门从俘虏身上或飞机上发现的文件和照片中挑拣情报：信件可以提供有关飞行员的大量个人情况，使得审讯官好象对他了如指掌。信封上经常写着他的完整的地址，包括他所属中队的名字。飞行员在长途飞行中阅读的空军报纸证实了原单位的名字，透露了新单位的名字。报纸上经常透露有关人员、装备、设施、活动等情况。军官的身份证透露了他们曾经在何处任职，偶尔还透露他们曾经在何处受过训练。弗吉尼亚州兰利作战训练区或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签发的身份证，表明持证人大概接受过盲目轰炸训练。有一个掠夺者式飞机飞行小分队在从美国飞往英国的途中迷航，在法国上空丢失了三架飞机，飞行小分队队长的日记中写着全体队员的名字，还写着每架飞机的堪用程度。
甚至没有文字记载的文件也能提供情况。虽然欧洲战区全体土兵的供应卡片都是同样的格式，但是第一百轰炸空军大队的消费合作社的管理员，总是在粗木板柜台上，用深黑色铅笔在卡片上画勾，粗木桌面的纹理被映衬出来了，德国人很容易辨认出那个单位的成员。为了便于飞行员潜逃而发给他们的伪造身份照片，有时候给敌人更大的帮助。第九十一轰炸空军大队的照片具有一种独特的棕色光泽。第九十五轰炸空军大队的队员在拍照时都穿有格子花的外衣。
在前线，从俘虏身上搜到的文件具有同样的用处，虽然美中不足的是不能象空军过渡战俘营那样对这些文件进行煞费苦心的核对。部队可以到处找到文件——在俘虏和逃兵身上，死人身上，坦克和被击落的飞机里，战壕和野外工事里，军事指挥部里，电台里，铁路指挥台上，车辆里，邮局里，电报局和电话局里，邮筒里，政府机关和报馆里。他们收集地图、命令、报告，军事条例、薪饷簿、支付帐、作战日记、私人日记、笔记本、编制装备表、供应清单、休假名单、伤亡人员名单、花名册，传单、报纸、照片、信件、无线电代号和呼号目录以及密码。
师和军缴获的一些次要的地图（比如敌方布雷区或壕沟的地图），或者对审讯有价值的个人文件，有时候被保存起来。但即使比较重要的文件，他们也只能浮光掠影地看看，寻找例如敌人部队番号这样一些作战情报。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好翻译，也没有可以进行富有成果的分析的相互关联的情报。因此，他们把缴获的文件送回到军团司令部，那里对文件进行主要的检验，并常常把它们翻译出来。
军团在经过研究之后，把比较能够普遍应用的文件，如手册，送到集团军或东线和西线外军处。这些单位翻译许多文件，并把它们复印后分发出去。
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第十六军团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一月九日发出的有关使用滑雪营的命令的译文发给所属各军。滑雪营主要是对敌军翼侧和后方进行纵深作战侦察，以确保永远不受敌人的突袭，他们还袭击敌人参谋部，破坏敌人的交通，炸毁敌人的桥梁和在敌人后方公路上布雷，等等。当英国的一份文件谈到“双重用途”高射炮营时，西线外军处发出警告： “现在重高射炮连也可能用作地面火力。”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西线外军处公布了“美国第三加强步兵师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在利卡塔（西西里）登陆”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根据缴获的该师部分登陆命令，并根据该师的一个加强步兵旅的登陆命令而写成的。例如，文件说明该师将占领港口，列举该师已加强的各单位，指出该师已划分为“蓝”、 “黄”、 “绿”， “红”等战斗队，并规定了各个战斗队的作战任务，文件还极其详细地开列了作战时间表：进攻发起时前四天到进攻发起时前一天——夜间轰炸袭击；进攻发起时前三十分钟到进攻发起时前四分钟——军舰炮轰沿岸炮兵连和战斗设施；进攻发起时前二分钟——登陆舰迫击炮火掩护；进攻发起时前一分钟——空袭海滩；进攻发起时——第一梯队登陆，占领并守住炮兵阵地，准备向利卡塔推进；发起进攻到发起进攻后三分钟——军舰炮火任意轰击目标，在发起进攻三分钟以后，只在需要时才开炮；发起进攻后十分钟——第二梯队登陆；等等，直到发起进攻后七个半小时——第十一梯队登陆及其组成情况。德国人希望，这样一份文件将告诉部队，一旦盟军再次登陆入侵，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以便他们作好精神和物质准备。
提供了当前情况并且通常是在下级指挥部加以分析的文件，更加具有眼前的价值。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文件的内容是部队编制和作战命令。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法国缴获的一项命令，纠正了对法国两个军团的番号的混淆。西线外军处命令在地图上将“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的番号“互相调换”。当俄国第三装甲近卫军团的炮兵司令员在战斗中被击毙时，德国人在他身上找到了他的军团的全体编制一览表。在诺曼底，根据信号情报，怀疑美国第三军团在那里，后来党卫队第十八装甲步兵师发现了美国第十二集团军各部队代号名单，名单上包括美国第三集团军，证实了它在诺曼底。
能够提供具有直接用途的战术情报的文件极少。德国人在进攻法国的第一天（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缴获的一项命令透露，在比利时南方的敌人的两个师将要撤退，同时进行阻滞战斗，不让德国进攻纳夫夏托一阿尔隆。这个文件使得同这两个师作战的德军指挥官放心地作出了决定。一九四一年九月四日，德军击落了袭击第三装甲师师部的一架俄国飞帆。飞行员跳伞，在离师部驻地不远的地方降落。情报参谋赶忙骑一辆摩托车追上去。飞行员想逃跑，但是被冲上去的士兵击毙了。情报参谋在飞行员的口袋里搜出了驻扎在该师前面的苏联军队的详细地图。这张地图表明，该师正对着苏联两个集团军的交界处，而交界处常常是一个薄弱点。根据这个情况，师长下令次日进攻。
缴获的文件中，暴露敌人未来意图的最少。即使缴获到这样的文件，它也并不是完全不掺假的。它可能是骗人的玩意儿。即使文件是真实的，敌人也可能改变了计划。或者战术情况和敌军兵力发生了变化，使这份文件无法加以利用。
一九四三年一月，击退德军的俄国主攻部队之一、俄国第一近卫集团军的参谋长和一个将军驱车到前线。他们迷了路，在驻地不固定的情况下，慌乱地撞进了德军炮兵阵地。将军被打死；参谋长被俘，他们所带的地图均被缴获。其中最重要的一张是作战地图，上面标明了苏联各部队的番号、分界线、前进方向和今后四天的作战任务。师和集团军指挥部以飞快速度将地图送给集团军和东线外军处。但所有这些情报对德国人没有丝毫帮助。俄国军队依旧势不可挡地向前、推进。
从来就没有一份文件是骗人的吗？从来就没有一份文件捉弄过德国人吗？
在一次至关重要的事件中，它们捉弄了德国人，这次事件是牵涉到这种情报来源的一桩最重要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 英国反情报部门编造了假文件，故意让它通过一个西班牙人的尸首落入德国人的手里，这个西班牙人看上去象是个信使，因飞机坠毁而死在海上。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时已经很明显，盟军将很快征服整个北非，然后在地中海进一步发动攻势。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决定动摇意大利，打通地中海的航道，把位于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岛作为下一个进攻目标。假扮成英国皇家海军少校的西班牙人尸体飘流到岸上，身上带着高级指挥官的来往信件。这些伪造的文件故意不提这些地方，却间接提到在东地中海，尤其是在希腊，以及在西地中海，主要是在撒丁即将开展的作战行动。
几个月以前，希特勒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显然只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担忧，就得出了结论，认为盟军下一步将进攻希腊，威胁东线，把德国在巴尔干的盟国吓跑，剥夺德国在土耳其的铬矿和在罗马尼亚的石油。当德国人获得上述文件时，更加相信他们的预见。柏林无法察觉出这些文件是假的，部分是因为他们只有照片可供检验，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至少那封主要信件是由签字的指挥官起草的，而且是由他的秘书在他自己的信笺上打的字。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德国人怀疑这些文件，另一方面促使他们相信这些文件，因为文件上说的正是德国人爱听的话。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西线外军处和海军作战指挥部情报处迫不及待地吞食了诱饵。他们都相信文件是真实的。而且他们从这些文件中得出的结论，正好是英国用骗术要德国人得出的结论。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在几个星期以前曾经预言，盟军可能进攻西西里和撒丁，现在却认为它们将向希腊和撒丁推进。西线外军处发表了一篇评论，实际上也是这么说的。
这些文件使希特勒更加相信自己原来的观点。轴心国的军队在非洲投降后的一天，墨索里尼曾预言，盟军下一次将进犯西西里，因为打通地中海上的航线，二百万吨的货物就可启运。希特勒反对这种论点。 “被发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命令，”他说， “已经加强了”他认为盟军将要进攻巴尔干的信念。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信念。七月九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又提出警告：盟军要从东西两个方向发动进攻。第二天盟军全力进攻西西里。这次战役虽不轻松，但并不象德国人所预料的那样难打。
不仅纸上的标记向德国人提供情况。坦克和大炮上的记号也为德国人提供情报。
一九四五年二月，在第六集团军驻防地区缴获的武器，泄露了俄国第四机械化近卫军用动物来做识别符号——鹿代表第十三团，马代表第十四团，象代表第十五团。这种标记以及其他情报帮助德国人确定出对峙的敌军数量，辨认出许多从遥远的前线调到那里的军队的番号。分析武器编号，就可知道敌军的编制，估计到敌军补充兵员的速度，推测出某支部队修整的时间，指明制造武器的地点和时间，计算出大致的生产数量。有许多次，武器本身提供了一些最有价值的情报。德国人在柏林郊区库默斯多夫的坦克试验场检查并驾驶一辆缴获的美国谢尔曼式坦克，以便弄清这种坦克的弱点和优点，找出它的弱点，使德国军队知道从何处最能将它击毁；找出它的优点，以便德国军工部门改进自己的装甲车辆。一九四二年，希特勒命令用炮火检验俄国Ｔ—34型坦克。一九四三年九月西线外军处报告：“在俄国缴获了一个迄今为止我们所不知道的显然是英国制造的地雷。”它的直径和高都是二十英寸，呈倒立锥形，锥尖可插在地上，里面似乎有十一个较小的地雷，这些形状描述，有助于德国军队识别它，以便回避或毁掉它。
德国空军在获得敌军装备方面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飞机经常坠落或降落在德国及其占领区境内。对于严重毁坏的飞机，德国空军就在现场检查。一架俄国ＴＢ—7 式飞机在东普鲁土以机腹着陆后一个星期，德国的一位空军将领希望根据对飞机零件的分析，写出将会提供甚至象飞机的续航能力有多强那样详细情况的报告，对于别的飞机，德国空军常常以极大的努力来使它们飞起来。当一架斯特林式轰炸机在荷兰紧急降落时，德国空军把几个战壕填满，建成一个跑道，用一个新的马达替换毁坏了的旧马达，然后把飞机开到柏林以北雷希林的一个研究站，英国这种起着重要作用的四马达飞机连同全部设备，完整无损地落在德国人手里，这还是第一次。德国人从坠下的轰炸机残骸中找到诺登轰炸瞄准器，把它擦洗干净，修好以后对它进行研究。德国专家认为这些轰炸瞄准器是使美国轰炸机投弹准确的原因之一。缴获并经过修理的同盟国的飞机被开到德国飞机场之后，德国飞行员驾驶它们飞行，以便更好地熟悉如何驾驶这些敌机。
这些缴获的材料，由上校工程师迪特里希·Ｈ·施文克负责处理。施文克在空军军备头目艾哈德·米尔希元帅手下负责技术情报工作，是一个漂亮英俊、吃苦耐劳的飞行员，学过工程学。他当过驻英国助理空军武官，在德国进攻苏联前夕，参观过苏联的飞机工厂，拥有国外工作的丰富经验。
一九四零年法国战役期间，他系统地收集缴获的敌机，把这些飞机送到他在雷希林建立的战利晶中心。后来，施文克打发两百个俄国战俘拆卸飞机，以便他的专家对它们进行洋细研究。他把研究结果写戍报告，发到部队和外国空军处，并且在同米尔希元帅（次于戈林的另一名德国空军高级军官）
及德国制造商开会时口头汇报这种研究结果。
德国人看来对波音Ｂ—17飞行堡垒式飞机特别感兴趣。
一九四二月八月，第一批波音Ｂ—17式飞机当中的一架坠落在东线，德国空军派遣一个小队去把它取回来。但是这架坠毁的飞机离俄国战线太近，逐渐被俄国的炮火打得支离破碎。
这个小队尽管努力了八天，还是不能把飞机弄到手。不过，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德国人对打下的另一架同类型的飞机作了成功的研究。这架飞机上的设备说明美国人正在改夜间轰炸为白天轰炸。施文克亲自驾驶着一架，发现它飞起来“特别轻松。你可以在飞机座舱里和同机飞行员正常地交谈。”
把Ｂ—17Ｆ式同以前的Ｂ—17Ｃ式飞机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后者能多载一吨半重的装甲。这一点，以及德国战斗机长时间射击这些飞机而不产生明显效果的事实，导致在一次空军军备会议上就如何最有效地击落这种和其他种轰炸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这方面，施文克的仔细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名望。
“如果我可以把研究结果拿出来的话，”他说： “这就是我对六架目前英国和美国使用的四引擎飞机和一种俄国飞机里的（燃料）箱的各种装置所作的研究的结果。”米尔希把这份研究报告拿了起来，说道，有一种很有成功希望的打飞机的办法，就是看飞机的“油箱在哪里？现在可以说：在四个引擎的飞机中，油箱是在两个引擎之间。只有（美国的Ｂ—24）解放者式飞机的两个引擎之间没有油箱。”
米尔希还想知道，哪种枪弹能打穿Ｂ一17式飞机的装甲。施文克解释说： “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枪弹的直径越大，射击惯性就越大，偏斜的可能性就越小。枪弹的直径越大，就越不会弹跳回来，击穿的可能性就越大。”
“多大的直径才好呢？”米尔希追问到底。“两公分（一英寸）能打穿吗？”
“不是都能打穿，但是两公分直径的枪弹效果很好。”
“我想三公分（一又二分之一英寸）的直径总是比较有把握、比较好。”米尔希说。 “我将提议，当我们有足够的装甲的时候，我们将邀请战斗机将领以及他提名的飞行员到雷希林战利品中心来，用各种枪弹从不同角度射击飞机的装甲。我们将从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得到原始装甲板。”
11.公开因素
报刊一向是所有情报来源中最便宜、最充分的一个来源。因此战前谁都使用它。参谋总部外军处的军官们，整上午整上午地阅读目标国家的一般报刊和技术报刊。威廉街的外交官们，仔细翻看伦敦的《泰晤土报》和巴黎的《时报》。
纳粹党的机构也浏览外国报纸，寻找对上级有用的点滴情报。专门从事报刊情报工作的机构纷纷建立起来。
直到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在获取所需的报纸和收听所需的电台广播方面，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满腹才华、样子却象老鼠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拥有禁止德国进口外国报纸、并且命令盖世太保没收这些报纸的权力。战争开始以后，他更经常地行使这个权力。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禁止公众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泰晤士报》停止输往柏林，法国陷落以后，英国禁止向大陆出口任何报纸。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外国报刊情报的官方机构，不得不作出特殊努力，利用特殊机构来获取这些情报。设在科隆施托尔克街二十五号的外国报纸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拥有进口外国报纸的垄断权。进口中立国家的报纸从来构成多大问题。比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拥有九种报纸，共五十一份，包括十七份《新苏黎世报》，十份《国民日报》，六份《巴塞尔新闻》，都是从瑞士进口的。
敌对国家的报纸虽然比较有趣，却难于弄到手。为了得到这些报纸，政府机关经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渠道。许多英美报纸是从葡萄牙和荷兰渔民那儿买来的。他们在海上从英国渔民那里把这些报纸买下，回到大陆后转卖出去，从中捞一大笔外快。一份《纽约时报》的最高索价达一百德国马克（四十美元），不过比较通常的价格是一点一零英镑（七点五美元）。德国驻葡萄牙大使馆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购买这些报纸。通过这个以及其他的渠道，英国报纸出版后一个星期能到达柏林，美国报纸需要四至六个星期。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保罗·Ｋ·施密特博士，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把新闻司办成了一个消息总汇机构。他发现了一个能够更快更省地获得美国报纸的办法。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提供许多报纸。由于原版报纸太占地方，份量太重，飞越大西洋的快速班机不便于携带，因此它们都被缩微。在里斯本，美国人雇用当地一个摄影师将它们放大。施密特得知这个情况后，买通这个摄影师替他另外放大一份，他在柏林收到这份报纸后，在本部门内复制许多份，分发给有关机构和个人。
战争的潮流发生了不利于德国的变化，对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麻烦，获取外国报刊情报越来越困难了。间谍们帮了一些忙。他们从拉丁美洲送回了被缩成微片的技术刊物，例如《铁时代》。法本化学托拉斯在葡萄牙的一个子公司提供了许多刊物，该公司在国外的代理商搜集报纸和书刊。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数量有限的期刊，为了节省外汇，汉堡一家新闻机构向指定的订户出售外国报刊杂志的影印件。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也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外国出版物。最后，德国保安总局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它在柏林成立了德国文献编集社，将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以来德国所收到的各种外国出版物编了目录。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该社公布了它的第一份二十九页目录单，列举出《电子世界》那样的杂志的出版地址。当然，不会有人泄露自己的最有价值的出版物，上述办法也不能代替一期期的杂志的进口。到了一九四四年，盟军攻入法国，切断了里斯本对德国的报刊供应，德国人转而向瑞典进口英美两国的报纸。他们对报刊的渴望非常强烈，以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专门设法搜集这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同印刷品不一样，无线电波可以跨越国界， 自由地进行宣传，而且速度快如闪光。为了截收它们传播的情报，数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官方监听站监听着外国的新闻广播。这样的监听站，仅仅陆军就有几十个。荷兰德占区第三帝国长官在海牙建立了自己的监听站。在柏林市中心附近一家私邸的两间低小、潮湿的屋子里进行工作的德国无线电公司，只提供该公司的消息材料。德国新闻局——德国的一家通讯社——向它的订户发行经过删节的油印监听材料。外交部新闻司监听站每天从早到晚发送报告，因为这些报告太重要，必须及时发出。它还用电话向官员们报告所收到的紧急短讯：外交部就是首先从它那里得知突袭珍珠港的消息的。研究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都有无线电监听站。此外还有其他的监听站。
到了一九四零年，有一个新机构参加进来了，表面上是为了填补监听的空白。上述监听站只是收听容易接收的、用普通欧洲语言广播的电台。新机构将集中力量收听遥远的、以及用汉语、阿拉伯语和兴都斯坦语这样一些比较稀有的语种广播的电台。但是新机构参加进来的真正动机是赤裸裸的野心。
首先捞到好处的是这个机构的缔造者。一九三五年，库特·亚历山大·迈尔从奥地利来到斯图加特，担任哈尔瓦格出版社社长。哈尔瓦格出版社以出版汽车驾驶方面的地图和书籍著称；迈尔本人写过两本有关小汽车的书。一九三八年，他自称当纳粹党在奥地利还处于非法的时候，他就为该党工作过，因而被接纳为纳粹党员，不久以后加入了外交部的无线电小组。一九四零年，他从宣传部的一位打算把许多其他监听机构合并在一起的官员那里，摸到了成立一个统一的情报监听机构的主意，并且把它兜售给里宾特洛甫。这位外交部长是争夺权力的第二个主要获益者，他想从戈培尔手里夺回这些权力，因为在一九三三年成立宣传部的时候，外交部的若干职权被戈培尔抢走了。
迈尔是一个漂亮的多面手，富有组织天才，眼界开阔。
他马上着手寻找新机构的合适场所，德国一些监听站的技术人员，在柏林市区和市郊的各个地方进行测试，寻找无线电接收效果良好的地方。在柏林西南一处丛林地带、汪西湖之滨（哈弗尔河的一个河湾），他们找到了一座以前办过饭店和旅馆的大型建筑物——瑞典阁，它坐落在大汪西湖畔二十八至三十号。一九四零年七月，迈尔把它租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监听工作开始了。这个新机构根据它的坐落，取名为湖滨楼特别监听所。几个月之内，它的雇员几乎增加到五百人。
戈培尔马上就要动手抢它了。官司打到希特勒那里，他命令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自己解决这场纠纷。因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他们商定成立一个联合机构——德国联合对外广播公司。这个公司将主要从事宣传广播，但也将把湖滨楼作为“部际机构”合并在内。大概由于合并的结果，湖滨楼先后吞并了外交部监听站和德国无线电公司监听站。
迈尔在湖滨楼总部安装了带有特别放大器的全向天线。
由于外国广播经常以几种不同的频率同时向外广播，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收听得到，每个监听者于是同时操纵两台短波收音机，这样他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波长收听同一广播，减少由于干扰而造成的错误。为了更全面地接收，迈尔建立了前哨站。湖滨楼曾经先后在巴黎、布加勒斯特、马赛、罗马、格拉茨、普福尔茨海姆和梅拉诺设有大型监听站，在其他地方设有小型监听站，并且同奥斯陆、哥本哈根、海牙以及上海当局的监听站进行合作。一九四二年年初，湖滨楼经常收听三十三个国家、偶尔还有另外十四个国家的总共三十七种语言，包括一种南非公用语、冰岛语、兴都斯坦语、波斯语、盖尔语、马格里布语和拉丁语（对梵蒂冈）的广播。一九四二年二月，它收听到了五个新电台。比如，它在二月十二日收听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控制的纽约一家电台的广播，这家电台和另外两家电台同时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至十一点，用波兰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以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千赫的频率向欧洲广播，以六千一百七十千赫的频率向南美广播。那年稍晚的时候，在海牙进行的一次检查证明，由于短波和中波耦合发射，湖滨楼收听到了全部英国广播，但它估计漏掉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北美对海外的广播。
尽管如此，湖滨楼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收听到了八千二百六十六则新闻广播，六百四十六篇政治家的讲话和重要评论。
监听目标不断增加，导致监听人员不断增多。一九四二年二月，湖滨楼有五百二十七个雇员。一九四三年三月有六百三十个，一九四四年八月超过了七百。监听者必须懂一门外语，熟悉它的现代表达方式，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能够将收听到的东西翻泽成德文。因此，湖滨楼尽可能地雇用曾经在国外居住过的德国人。
湖滨楼北美组有一个监听者，名叫弗雷德里克·Ｗ·林格，出生在美国泽西城，父母是德国人。大萧条期间，他们回到德国，因为希特勒正在重整军备，借以解决就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