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克里姆林宫的忧愁第二章中苏小冲突第三章 亲苏败权在伊朗诞生第四章 苏军一百个师侵入中国第五章 迅速占领与抵抗开始第六章 混乱的日本第七章 修复对苏关系的尝试与挫折第八章 苏联断绝对日外交关系第九章 开始武装进攻日本第十章 占领佐演第十一章 新遗平原上的殊死战斗第十二章 进攻东京.3
苏军在日本登陆
第六章混乱的日本政府的中立声明与国民感情之间的距离中苏爆发战争的第二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就在伦敦举行紧急首脑会议。已经脱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机构的法国，也对事态的严重感到吃惊而派了观察员出席。东道国英国首相撒切尔首先发言。这是位被称为铁夫人、受到许多国民信赖的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她说．“对于远东发生的中苏战争，英国，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应该保持中立、不介入的立场，冷静地予以关注。在这个肘候，必须最重视欧洲的和平与安全。欧洲的工厂为了维持其产业活动，欧洲的家庭为了确保其暖气，深深地依赖着中东的石油。在伊朗和波斯湾已经处于苏联影响下的今天，同苏联协调对欧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东欧的大量苏联军队被投入到中国战线，结果，苏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面的军事压力也就减弱了。”撒切尔首相一口气说到这里停下来，喝了一口水，又继续说：“现在正是显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欧洲的和平而团结的时候。希望诸位理解和支持。”会场上响起了掌声，这是首脑会议上很少有的。代表美国出席会议的卡特总统地上同她握了手。过去动不动就不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的法国代表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首脑会议就作出了决定。决定说：“对中苏战争保持中立，防止把欧美国家卷进去而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决定立刻传到了克里姆林宫。苏联政府对此感到欣慰。因为这可以排除罗斯托夫总书记最为担心的事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会趁着中苏战争的忙乱之机侵入东欧。还遗留着一个问题。就是欧美各国对中国出口武器的问题。当然，苏联已经以罗斯托夫总书记的名义要求立即全面停止出口。苏联以强硬的语气说，正在向中国运输欧美国家制造的武器的船舶，应该返回本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和苏联外交部谈判后达成了妥协。妥协的方案是：同意按现有合同向中国出售武器，但是，一概不出售新武器。克里姆林宫勉强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以此换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保持中立。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保持中立的决定，在巴黎发行的亲中国系统的左翼报纸谴责说：“这是欧美帝国主义想通过牺牲中国人民的血来保全自己的丑恶阴谋。”聚集在伦敦召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的各国代表的内心想法，实际上和这家报纸的谴责没有太大区别。几年前，美国的一位保守系统的记者煽动说，“中国是东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十六个成员国”，然而，这似乎是谎言。总而言之，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保持中立，所以，中东出产的原油源源不断地供给欧美国家的工厂和家庭。不过，条件是伊朗的原油优先卖给苏联。现在再次出现了“东是东，西是西”的时代。当“苏联军队从五个方向侵入中国”的消息第一次传到日本时，大部分日本人的看法是。哪会呢？不能相信。特别是政府十分惊慌，因为毫无思想准备。一九三九年九月爆发德苏战争时，平沼内阁完全没能预料到，留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这句话而引咎辞职了。这次政府的情况和平活内阁当时的情况一样。但是，这次内阁没有辞职。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有才能的政治家。在召开紧急会议后，政府发表了首相声明。声明说：“对于这次中苏战争，我国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一样，也保持中立，但是要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希望和平早日到来。”在发表这项声明的首相宫邸见记者时，老宰相那张由于苦恼而显得不端正的脸，被电视灯光照了出来。“你认为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有位记者用兴奋的语调问。“希望早日结束。”老宰相一面用手绢擦拭额上的汗，一面回答。一家经济报纸的记者问道：“国民生活将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呢？”回答是：“政府准备采取万全措施，以避免国民生活发生变化。”在这次记者招待会进行过程中露面的官房长官大岛，看到认识的记者，便坦率地吐露了犹豫不决的心情：“总之，苏联海军控制了波斯湾的石油，我们动弹不得。美国、西欧国家似乎也准备以中立不介入的态度注视形势。日本大概也只能这样做。但是，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来说，是不能对中国见死不救的呀—…·”在一旁听了这席话的另一个记者紧跟着就问：“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也有军事同盟的秘密条款吗？”大岛官房长官连忙笑着否认说：“不，哪里话。是名副其实的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位官房长官的毫无准备的答辩，却在第二天早版的报纸上原封不动地刊登了，还加了大字标题。好象这成了导火线似的，“挽救中国！保卫北京！”的大合唱作为国民舆论兴起来了。那些性急的人们把日比谷公会堂包租下来，召开了“支持中国的国民总奋起大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亲中国派的政治家、学者、评论家都出席了这次大会，连许多普通市民也参加了。没能进会场的人，便在外面听通过扩音器传出来的演说：“中国是我们日本二千年文化的母亲。在母亲即将被杀的时候弃之不顾，是违背作儿子的道义的。诸位！起来吧！为救中国而奋起吧！”结果，这次总奋起大会谴责了政府的中立政策，并决议暂先由民间对中国提供尽可能的援助。不仅如此，打着中立稳健、不偏不倚旗号的报纸的论调，也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了亲中国的倾向：“日本政府以苏联控制波斯湾的石油为理由，宣布对这次突然发生的中苏战争保持中立，这一点不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一国的外交可以只由资源来左右吗？外交是有道义的。中国显然受了侵略，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难道能保持公平的中立吗？”对政府的中立政策提出了怀疑。好象是和这种报纸的论调相呼应似的，有许许多多的读者纷纷向报纸写信要求支持中国。慎重论只不过是少数。一位五十岁的主妇写信说：“我是北京生、北京长。小时候，我同邻居家的中国小孩一起玩到很晚，这种愉快的记忆现在仍在我的脑海里索怀。满洲事变、日中战争，日本对中国干了残酷的事情。尽管这样，但在日中恢复邦交时，周恩来先生还是说不要日本人民赔偿。中国现在处于存亡的危机时刻，为什么日本政府佯装不知呢？我不明白。希望尽快伸出救援之手。”这时，民间结成了“北平会”。北平是北京的别名。“北平会”是以支持中国为目的的民间的义勇团体。许多对政府中立声明表示不满的亲中国派的起领导作用的人物参加了，不分保守和革新。但是，共产党和社会党极左派却对这个会不加理睬。因为这两股势力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迅速加剧了亲苏反华的倾向。他们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东西方的力量相比，特别是军事平衡正在趋向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他们把中国的“第三世界应该同西方国家合作，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理论看作是“对革命的背叛”。总之，社会上把“北平会”看成是第二个玄洋社。玄洋社是战前积极向大陆扩张的国粹派民间团体。战后，以参与侵略中国为理由遭到谴责，被迫解散。但是，社会上的人们对北平会的看法是好的，认为是想救中国而倾向于中国的民间体。北平会的三名代表在这个会成立以后不久，就拿着请愿书来到首相宫邸。代表高声朗读了请愿书。请愿书说：“应该从高明的客观的中立政策出发，主动为中国做调停中苏战争的工作。”还说：“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支持中国。”老宰相默默地听着，他只回答说：“研究研究吧。”可是，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过去了，查无音讯。这件事被抹杀了。北平会的青年干部听到这个消息很气愤。恰好在这个时候，苏军战斗部队占领了旅顺、大连。并且，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穿过对马海峡进入旅顺、大连的苏联海上补给船也开始活动了。苏军进攻北京的日期迫近了。北平会青年干部青山太郎，原来好象是个船员，他高喊“一定要把这些苏联运输船堵在玄海滩，否则，北京就会陷落”。他召集了同志，并立即开始行动。他和二十个同志一起飞抵九州。还委托在门司经营小机械工厂的内弟用盛汽油等的圆桶制作水雷。火药和引火装置由于同志中有长年在煤矿搞爆破岩石工作的，所以很容易地制作成功了。在市场上买来的圆桶内装满火药，装上引火装置盖上盖，就是简便水雷。青山暗自欢喜地说：“好象一发就能把大型货船击沉。”把这种方便水雷放在包租的渔船上，运到獭户内海进行试验。甲板上五个假人落到海面，它们在海浪中漂漂摇摇地漂浮着，这就证明水雷是有效果的。青山高兴地说：“这家伙真行！”四天以后，他们乘坐的渔船载着二十个自制水雷，出现在对马海峡的咽喉处。在这种用圆桶制作的水雷上，设有与船舶相撞，受到撞击后就爆炸的机械装置。在对马北方十五海里的洋面上等了几个小时后，就看到了六艘船尾挂着苏联国旗的商船成一列纵队开过来了。青山命令从后甲板往海里投放十个水雷。先头从渔船上投入海中的一个水雷由于受海流的推动，当同苏联船队的航线交叉时，便剧烈爆炸，大约六千吨的苏联中型货船，几分钟内就消失在波浪之中了。大概是因为船上装着大量弹药的缘故吧。同行的其他商船，误认为是中国潜艇的攻击，急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朝日本海的方向驶去。护卫船队的两艘别佳级护卫舰，做梦也没有想到渔船投下了水雷。曾暂时在附沂海域探测潜艇，毫无结果，失望地返回了。四五天之后，才知道这次击沉苏联商船事件不是中国海搞的，而是日本的亲中国集团搞的。这是北平会的一名参与在喝醉酒时不小心向他认识的新闻记者透露的。这个事件在上大事作了报道，使苏联对日本提高了警惕。更刺激苏联的事态正在日本发生。自苏军入侵，中国共党声明“将高兴地接受世界上所有自由的人们的一切形式的援”后，出现了以个人身份作为志愿军参加保卫北京的日本人。仅最初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到第二个月就增加到五千人进入第三个月以后，就有一万多日本人渡海前往中国。这些自发的志愿军，一部分是乘飞机飞抵上海，但大部分人大概是为了节约旅费而到长崎集合，从那里乘去上海的定期船。也有的传说，财界的一部分人给了路费。长崎已成为集中日本人志愿军的地方。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他们一到上海，就被收容到外国人志愿军训练营，接受一个月的短期教育。有开动车辆、操作通讯机、医疗技术等特别技能的人尤其受欢迎，被委派到第一线。其他人则接受一个月的训练，在这期间，受步枪射击和反坦克无后坐力炮的应急训练，而后安被插到中国的民兵师中，战斗在保卫北京的第一线。以这种个人身份参加的志愿军之一木崎安夫，目前呆在设于北京东方一百二十公里的玉田的中国防线最前面的堑壕里。他不会讲中国话。参加志愿军是他自己决定的，父母、兄弟全都不知道。因为自己在那里工作的中小企业倒闭了，在找职业的过程中知道了志愿军一事．以为这似乎能得到有趣体验，他就是在这种简单动机的支配下到中国去的。他在身边的中国民兵指挥员的突然催促下跳出堑壕，同大约五十名中国民兵一起，开始在地上匍匐前进。苏联兵什么样？不清楚。只是有从叔父那里听来的一点点知识，叔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苏军的装甲车部队在晨雾中靠近了。他握紧了手中的小型反坦克无后坐力炮。在中国军队的炮兵部队从后方进行的齐射停止后，这支民兵部队便朝着至关重要的敌装甲车的纵队突进了。但是，从一辆只能认为是在炮击中被打环的装甲车的残骸中，还有一挺自动步枪在吐火舌。带着护自镜的红发士兵的脸，刹那间映入了青年木崎的眼帘。他想：“啊，那就是敌人苏联兵呀！”就在他闪念的一瞬间，这个日本志愿军的头盖骨飞上了天。中国民兵对这位异国人牺牲者不予理睬，继续向前突进。对于这种日本志愿军参加保卫北京的事，苏联驻日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这是违反中立政策的。日本政府予以默许。希望停止结去中国的日本人发护照。”外务大臣对这一抗议的回答是：“志愿军和以其他目的去中国的人很难加以区别。另外，即使停发护照，也有秘密去的可能，这是不能取缔的。”事实上，在年轻人中，不等政府发给护照，就从冲绳方面雇船，集体秘率她讲人巾围．当上志愿军的人正在增加。志愿军问题已成了苏联对日政策进一步恶化的原因。要求中断中日贸易中苏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断加强。政府和财界领导人多次访问中国，作了提供贷款的保证。陆续向中国各地派遣了实行这些保证的业务工作者和技术人员。整个中国呈现出好象过去的“满洲帝国”一样的情景。仅仅不同的是，这次主动权完全由中国方面掌握着。日本经济界非常高兴：通过同中国贸易，弥补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口下降。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日本向中国市场蜂拥而入的现象，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钢铁、机械产业、化学工业、电子装置及其他所有产业，都向中国出口了产品和成套设备。作为回头货的中国原油，则是从比较远离战火的南中国海的沿岸新发现的油田获得。就是广东省珠江海面的海底油田。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日美中三国就联合开发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在已经大量生产轻质油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合作，不只限于物质方面。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日本的经济学家就已经被邀请到中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去对中国制定经济计划提了建议。与其说是提建议，还不如说是实际上参加制定计划为恰当。目的是传授日本过去高速度增长的秘诀。在资金方面，日本也对中国进行了大力的合作。日中和平条约得到批准后不久，中国就向日本试探了高达三百五十亿差元的超大型经济合作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经济合作，日本在七十年代末，设立了也可以说是准国策公司的、由官民联合出资的“向中国贷款法人”。通过这个贷款法人，资金就流入了中国需要资金的各个建设部门。这个国策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巨大的输血体系，其贷款额年年增加。在宣布美中建交后不久（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中国对外贸易部长李强在同香港的中国系统工商业者领导人会谈时，就已经说过：“历来的不接受政府贷款和外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的两个戒律已经撤除。”根据中国人的历史体验，有着痛苦的回忆，那就是：十九世纪由于接受了这两项戒律，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但是，现在在以反苏为目的的现代化面前，这样的原则论就行不通了。吸收日本的资金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提供知识和资金，最终便导致在中国建设工厂了。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成了中国战力的基础，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唯有正在推进对华经济合作的日本，却正式否定这种看法。但是，苏联却以同日本完全不同的眼光注视着这个日中经济合作。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经济力量，无非是军事力量的基础。新日本钢铁公司给上海郊区的宝山钢铁厂安装的最新轧钢设备就是一例。这个成套设备能大量生产过去在中国不能生产的优质钢。钢材的厚度也能通过电子计算机控制自由地改变，即从一毫米以下的薄钢板，到二十厘米以上的厚钢板，都能轧出来。厚度十厘米以上的优质钢，可作坦克的装甲板，或者作潜艇耐水压的内壳用耐压钢材。另外，厚度一至三厘米的钢板，是作装甲车的装甲板不可缺少的材料。既然中国现代化的主要自的是充实防备苏联的国防力量，那么，一毫米以下用于制造提高生活水平的群众用轿车、冰箱、洗衣机的极薄板的生产，就被放在后面了，而主要是生产造武器用的厚钢板。在这里生产的军需钢材立刻被运到长春郊外的坦克工厂。在那里制成豹式11型坦克的车体钢板。一些被派往上海钢铁厂的日本技术人员多少知道一些这个情况。可是，他们考虑到日本政府的声明——“日本政府没有对中国进行军事合作”——便把这件事藏在心中，没有声张。日本的某电炉厂家成功地向中国出口了设置于中国鞍山钢铁厂的大型电炉。在出口成套设备上获得成功的日本厂家很高兴，单纯地认为“工作由此可以得到保证了”。但是，苏联驻日使馆武宫在经济报纸上发现了这条消息皱起了眉头，立即报告了本国。大型电炉以大量的废钢铁为主要原料，可以生产质量很高，均一性良好的钢材。制造大炮的炮身要求用纯度高、质量好的钢材，而电炉炼出的钢最为合适。电炉的容量越大，越能制出长大的钢材（炮身）。中国迄今拥有的小型电炉，顶多可以制造口径为一百五十毫米的大炮。但是，如果使用这次从日本进口的大型电炉，则肯定可以制造口径超过二百毫米，甚至可制造三百毫米的大炮。日本和苏联对于出口成套设备的看法完全不同。座落于南京郊外那个全套是日本出口的机械制造厂对苏联剜激更大。这是一个拥有数百台采用了电子计算机的最新式数据控制式中削旋床、球轴床、铣床等精密机械的工厂。由日本的机械厂家一揽子接受订货，于中苏战争爆发一个月后举行了竣工移交式。对外宣传说是工业机械制造厂，然而那显然是兵工厂。巨大的最新式中削旋床可以准确地，与设计图不差分毫旋出豹式2型坦克一百二十毫米主炮炮身。这种机床使用的超硬度刀具也是从日本出口的。这是远远超出民需制品要求的硬度的超硬度刀具。其精密度也相当高，超过通常民用制品的一百倍。除军工以外，这样高的精密度是没有必要的。在武汉附近，日本的某建筑机械厂家向那里出口了一整套的推土机工厂。那里可以同时制造可称之为推土机的生命的强有力的发动机和油压机械。但是，中国则另有打算。这个工厂不仅制造推土机的车体。而且把它的发动机作为豹式2坦克的主发动机源源不断地运往长春的坦克工厂。在这里制造的油压机也作为坦克炮塔转动的动力而被运往长春的坦克工厂。这类事实已经通过从中国归国的日本技术人员在国内传播开了。终于也传到了苏联大使馆武官的耳朵里。这加剧了他们对日中经济合作的不安和愤怒。除此之外，日本某电子厂家还接受订货，在广东郊外建设了成批生产集成电路的工厂。虽然中国强调说是民用，可是那里生产的集成电路的性能远远地超过了民用所必要的性能。显然是为生产军用电子仪器而建的。由于有这个成批生产高性能集成电路的工厂，使中国方面制造小型轻量的军用通讯机、雷达、野战用情报处理装置和反坦克导弹等成为可能。显然，中苏战争爆发后也仍然继续的日本对华成套设备的出口，对于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事实传来传去，也都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克里姆林宫的苏联首脑耳朵里去了。罗斯托夫总书记的不满和愤怒日甚一日。“日本厂方面宣布中立，一方面又对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令人担忧。”在他们看来，二万或三万非武装日本青年作为志愿军加入到中国军队中去，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他们估计，那样的做法对加强中国的防卫力量几乎不会起什么作用。尽管这作为同属于蒙古系的汉民族和日本民族的种族团结的一种表现令人感到不愉快，但是苏联～直还是佯装不知。“但是，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是另外一回事。对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起着重要作用。几百万的中国士兵已用在日本出口的工厂里制造的武器武装起来。这是严重的。”苏联首脑皱起了眉头。其后不几天，苏联驻日大使波利诺夫斯基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直到中苏战争结束为止，停止日中贸易。”这是遵照莫斯科的命令。日本外务大臣冷冷地顶回了这个要求说：“不能接受。”并反驳说：“欧美各国现在还在向中国卖武器。日本迄今一直没有出日武器。出口的只是机械工业的设备。为什么只要求我国停止对华贸易呢？”波利诺夫斯基大使严肃地回答道：“不对。欧美各国从中苏战争爆发以来，已经向我们保证不再对华出口武器。作为交换条件，这些国家得到了稳定地向他们提供中东原油的保证。并且，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在向我们苏联提供资本和技术，在提高我国的国力上发挥着作用。”说到这里，波利诺夫斯基大使的语气更加强硬起来。“可是，日本对我国老早就想开发西伯利亚的问题，不仅不予合作，而且对正同我们苏联交战的中国进行着全力的经济合作。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成套设备最多。这实质上是军事合作。这对苏联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外务大臣否定说：“日本不记得向中国出口过武器工厂。”波利诺夫斯基并不理睬他的话，又说：“贵国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对中国进行的政府贷款已经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我们认为，不仅事实上出口武器工厂本身，而且这也是违反中立义务的。如果日本真心想贯彻中立的政策，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中断日中贸易。”转达完克里姆林宫的意向之后，波利诺夫斯基大使歇了口气，又补充了一句。“当然，并不是永远中断日中贸易，只是在中苏战争结束前这段时间。”外务大臣对事情之严重为之～惊，但是又振作精神说：“提两三个问题可以吗？”他一边盯着波利诺夫斯基大使的眼睛，一边在头脑中赶紧整理提问和反驳的词句。“请。”“如果拒绝贵国的要求，苏联打算切断从波斯湾提供给日本的原油来源吗？”。“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被授予进行明确答复的权限。改日，我将听取国内的指示。不过，如果就我个人见解来说，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东亚的两大民族建立反苏联盟，苏联是不会容忍的。”外务大臣经过一番应酬之后，单刀直入地问：“你想说的，一句话，是黄祸论吗？”“也可以那样认为。”波利诺夫斯基大使不客气地回答。这天的会谈到此结束了。结果，政府为了不更加刺激苏联，决定不增加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的政府贷款，但是拒绝了中断日中贸易的要求。因为如果接受这个要求，日本经济就将崩溃。即使这样，还是向苏联政府发出通告说：自我约束，不向中国出口明显有益于武器生产的成套设备。日本政府的计算是，即使拒绝中断日中贸易，苏联也不会阻止从波斯湾向日本运送原油。如果这样做，产油国本身将遭到经济破产。除日本以外，不可能再找到每年进口四亿吨石油的大消费国。如果中东产油国经济破产了，其结果将产生政治和社会的混乱，在这些国家，对于造成混乱的根源——苏联的反感将高涨起来。对于国中苏战争已投入全部力量的苏联来说，不会希望在中东国家发生这类具有反苏倾向的混乱。日本政府估计：不管怎样，苏联恐怕不会做出自己放弃好容易搞到手的对伊朗和波斯湾的控制权的傻事。日本政府拒绝中断日中贸易的决定立刻传到了莫斯科。由此，克里姆林宫的对日感情更加恶化了。即使到这一步，日本政府连做梦也没想到苏联会对日本行使武力。只不过是认识到有必要比以往更进～步地谋求对苏联和对华经济合作的平衡，采取避免刺激苏联的方针。历史经常给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带来灾难。
苏军在日本登陆
第七章修复对苏关系的尝试与挫折改善对苏关系的失败中断日中贸易的要求直接反映了苏联对日本的不信任。为缓和苏联的不快感，日本政府开始急急忙忙在对苏经济合作上投入全部力量。因为迄今比较忽视了这一点。外务六臣问苏联驻日大使波利诺夫斯基提出了如下四点：一、签订期限为二十五年的日苏经济合作协定。二、向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投资。三、参加扩建苏维埃港。四、向开发萨哈林海底油田投资。其中，关于期限为二十五年的长期经济合作协定曾经有过一段复杂的过程，一九七八年苏联曾向日本提出过这样的请求，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现在，日本方面又要急急忙忙提出这件事。其基本内容是日苏间的长期贸易、投资（仅限于日本对苏投资，没有相反的投资）、技术援助（这也几乎全是由日本单方面向苏提供）等等。一九七八年日本拒绝苏联提出签订这类协定的要求是有缘由的。那就是日中关系的急剧发展。当时，日本的资本和技术一窝蜂似地涌向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对苏联市场有些失去了信心。苏联万面由于政治的理由单方面中断了交易；苏联外汇情况吃紧；因劳动力不足推迟建设工程（在苏联国内建设成套设备的时候）等等，影响恶劣。并且，更重要的是对二十世纪的“沙皇制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感在起作用。但是，这次却截然相反，日本为消除苏联对日本的恶感，自己提出了过去所拒绝的事惰。可以说攻守的形势变了。可是，这次苏联的反应又全然不同。一周以后，波利诺夫斯基大使把苏联方面拒绝签订日苏长期经济合作协定的答复转告给了外务大臣：“理由是简单而明了的。我们苏联正在同中国展开大规模的战斗，重要的经济建设几乎全部停止了。直到战争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终之前，不会制定长期的经济计划。不过，苏维埃政府注意到日本提出了这种要求。”会见简单地结束了。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即使到了一九八X年也还没有完工。中苏战争开始后，施工也还在进行，冬季降到零下四十度以下的严寒气候，劳动力不足，建设器材短缺，这些原因造成了工程的推迟。莫斯科为赶紧完工采取了各种措施，可是都不见效。当地的条件恶劣，并不是上面一道命令就能使工程取得进展那么简单的问题。还有资金也不足。本来，资金计划就须多够搞铁路建设用的，至于用来开发埋在铁路沿线地下的铁矿、铜矿、铀矿、金银矿等矿物资源的资金，从一开始就没有列入计划。在此，日本为了多少消除苏联对日本的恶感，提出要为建成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和开发沿线的矿物资源投资。波利诺夫斯基一听非常高兴地说：“苏联的党和政府一定会感到满意。”脸上浮起罕见的笑容。但是，想不到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障碍。就是中国。从正展开对苏作战的中国看来，日本向西伯利亚投资将导致苏联战争力量的加强。特别是现在正是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保卫北京的时候。中国不仅向日本的保守政党，甚至向在野党做工作，对日本国内的亲华派进行总动员，开始了猛烈的阻止工作。甚至包含着一种威胁，即如果不听从中国的要求，现在正进行中的日中经济合作的一部分就有可能被废弃。因日中经济合作而获得利益的日本企业作出了响应。他们发动平时培植起来的政治势力，同亲华派政治家一起，担负起阻止日本向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投资的工作。这回连平时不表示明确意见的报纸社论的调子也不同了：“正当中苏战争进展到白热化，北京陷落迫在眉睫之际，不管怎么说是为了改善日苏关系，可是，有必要向显然会加强苏联战争力量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投入巨额资金吗？如果有那些多余的钱，恐怕还不如把它分给在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日本志愿军的遗族更好些。”显然，这是亲华派政治家对宣传机构做工作的结果。这使外务大臣陷入了窘境。外务大臣已经感到老总理也不象过去那样支持自己了。他左思右想一夜也没有合眼，最后还是下了停止向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投资的决心。第二天早晨他刚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总理，便立刻得到了同意。为中止这个计划而施加了压力的亲华派政治家欢喜雀跃。受到外务大臣的召见而来到外务省大臣室的波利诺夫斯基大使听到意外的拒绝答复，面色苍白。追问道：“为什么？究竟为什么停止日本自己提出的对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的资金合作？是因为中国的压力吗？”外务大臣一句话也没答出来。两天以后，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怠报》立刻就日本这个决定发表了评论。“这是难以容忍的变节和叛变行为，它将使日苏关系走向彻底崩溃。”——严厉地谴责了日本方面的决定。惊慌失措的日本政府想单单在扩建面向日本海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终点站苏维埃港的计划和开发萨哈林海底石油方面投资，想努力设法在这方面达成妥协。由于中国在这两项投资方面也没有进行明显的阻拦，日苏间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样便决定在今后三年间，对这两项计划投入五亿美元的资金。日本方面这才松了口气，外务大臣也好象彻底放下心来。可是，苏联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苏联的看法是，抱最大期望的向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的投资被拒绝，只是在第二流计划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的说法是，无论是萨哈林石油还是扩建苏维埃港，最终还不是为了日本。结果，日本想通过扩大对西伯利亚投资来减少苏联对日恶感的尝试几乎全部落空了。改善对苏关系的第二项内容就是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妥协。日本一直主张：齿舞、色丹、国后、择捉这些北方领土是日本固有领土，苏联是非法占领，因此应该尽早归还给日本。苏联当初也承认日苏间存在着领土问题，一九七三年十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田中、勃列日涅夫会谈中也确认了“在日苏间存在的各种悬而未决问题中包括北方四岛问题”。可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一九七六年二月第二十五次常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突然做了如下发言：“日本有些人，有时在外部的直接教唆下，想要对苏联提出毫无根据的非法要求。”提出这样的批评，采取了日苏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态度。所说的“外部的直接教唆”，显然是指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权条款”那部分。因为，当时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已经在进行。苏联为使控制和占有北方领土成为既成事实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是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底开始的。譬如，约可搭乘二百三十人的登陆舰，每次两艘，两次通过宗答海峡驶向择捉岛。十一架可搭乘九十多名全副武装士兵的中型运输机从哈巴罗夫斯克飞向择捉。四架约五十人搭乘的中型直升飞机经宗谷海峡上空向择捉方面飞去。防卫厅根据以上的结果于一九七九年～月底作出判断，认为苏联在国后和择捉两岛上部署了达数千人规模的地面实战部队。已经发现，在国后岛罗臼山麓建设了铺有长达三千五百米跑道的大型空军基地。战斗机自不必说，轰炸机、大型运输机等所有类型的飞机都可以在这个基地起降。还构筑了地对空导弹阵地、地下弹药库、雷达站、兵营（三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等。在北海道东岸野付半岛对面，即国后半岛东部建设了一个可驶入二万吨级轮船的巨大港口。它同野付半岛隔着根室海峡遥遥相望，其间距离仅有二十海里，即如果乘每小时二十海里的船，一小时便可到达对岸。这是在巩固千岛列岛的防御体制，要把鄂霍次克海变成苏联湖，同时也表明了克里姆林宫绝不把北方领土还给日本的不退让的决心。一九七九年二月初，外务省向苏驻日大使提出了抗议。其内容是：苏联正在我国要求归还的固有领土国后、择捉两岛上增强军事力量，希望立即撤回这种军事设施。对此，驻日大使反驳说；“日苏间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北方四岛是苏联的领土，想要在那里干什么是苏联的内政。对此说三道四是干涉内政。”苏联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说不能接受日本政府的抗议，并反过来抗议说日本干涉苏联内政。其后，苏联的这种态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中苏战争开始以来，尽管日本政府发表了中立宣言，日苏关系还是日益恶化。其原因是支援中国的民间团体——北平会积极活动；日本人志愿军参加北京保卫战；日中经济合作越来越密切等等。这时开始出现了新的动向：在某种程度上追认苏联对北方领土问题采取的措施，以打开日苏关系的局面。“在将来也没有希望归还给日本的北方领土问题上，即使对苏联的要求让步，实质上也没有所失。这样做有助于改善当前的日苏关系。”在接近保守派的学者中间出现了这样的意见。他们的主张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永远放弃北方领土，而是当前先把它搁置起来，为缔结和平睦邻合作条约而尽最大力量。对此，苏联非正式地表示赞同。这种意见首先道到了官民一体的促进归还北方领土联盟的强烈反对，他们严厉谴责说：“这是要把迄今的归还运动付之东流。”外务省尽管是非正式的，也同促进归还北方领土联盟持同样态度。进而，中国也认为应该让日本停止实行对苏绥靖政策，发动亲华派的保守派议员对日本施加了压力。他们说：“在因苏联的侵略，中国的领土被掠夺的时候，缔结了日中友好条约的日本在领土问题上向苏联让步，成何体统。”虽然同苏联举行了谈判，但是得不到日本国内的同意，谈判最终不了了之。结果，日本想通过向西伯利亚大量投资和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让步来改善对苏关系的尝试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从拒绝克里姆林宫提出停止日本贸易的要求以来，急急忙忙采取的这些改善对苏关系的措施，不过是日本外交一贯的格局的重复而已，即平时什么也不干，真正到时候大吵大嚷一番，最终毫无成果。黄祸论与亚细亚主义的激烈冲突大岛官房长官对从外务大臣那里听来的“黄祸论”发生了兴趣。这是波利诺夫斯基驻日大使在转达停止日中贸易的要求时提出来的。大岛官房长官决定会见在东京住了十多年的苏联《消息报》特派记者多明斯科。对于大岛来说，多明斯科是唯一可以坦率交谈的苏联人。多明斯科记者是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现代日本外交史获得过博士称号的知日派。到东京就任后第二年同日本女人结了婚，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大岛首先开了口：“今天想就俄罗斯民族所持黄祸论听听你的见解。”多明斯科笑着答道：“大岛，你知道鞑单的夹板这句话吗？”这话大岛第一次听说。多明斯科继续解释说：“鞍醒人在我们俄国人看来就是东方的野蛮人的意思。他们过去曾是蒙古人。但是，今天蒙古共和国是苏联的亲密朋友。夹板就是套在家畜脖子上的‘枷’。这一句话使我们想起从前蒙古人征服俄国、统治俄国的时代，把人当成家畜一样对待的残酷统治。”多明斯科的嘴角露出微笑，但是他的眼睛却发着冷彻的光。“那么，现在的凝龌人是指谁呢？”对于大岛的提问，多明斯科稍停片刻后开口说：“锥越的夹板这句话决不是历史上的一个废词。坦率地说，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作为我们俄国人看中国人时的形象，这句话还继续有用。”讲到这里，多明斯科点着香烟，有滋有味地吸起来。“那么，同我们日本人没有关系娄。”大岛官房长官好象松了口气似地说。“也不能这样说。确实，我们俄国人所抱的潜在的对数越夹板的恐惧心是对中国人而言的。但是，中国一国能干什么呢？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中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我们看来同鲢越是一派。”哎呀。日本人也是顿鞭人的一派吗？大岛官房长官心里一惊，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又去问别的问题。“汉民族也被蒙古人征服过。那就是元帝国。把现在的中国人与过去的鲢靶（蒙古人）等同起来，这样讲对中国人来说不太合情理吧？”大岛以有点要为中国人辩护的心情反驳了一句。多明斯科表示赞同地点了点头，可还是以肯定的口吻说；“我一半是学者，一半是实务家（特派记者）。从我的体验来讲，历史并不单单是根据逻辑来演变的。俄罗斯民族对于遭受蒙古人残酷统治的那段历史至今记忆犹新。已经印象化了的民族的体验，特别是当这种体验同恐惧心联系起来的时候，即使经过几百年也无法消除，它可以成为历史的推动力。这件事现在仍对我们俄罗斯民族的想法和行动产生着巨大影响。”记者多明斯科又变成了历史学者多明斯科，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们俄国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多次遭受过外敌侵略。从蒙古帝国的征服开始，土耳其的入侵，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十月革命前后列强的干涉战争，日本向西伯利亚出兵，纳粹德国的侵略等，举不胜举。这种历史体验造成了对强大的外国势力的甚至是病态的不信任和戒心，它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国民性，也不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你是说俄国人随着国力的增强，出于防卫的本能，在不断进行着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增强军事力量的生理运动娄。”多明斯科对此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微笑从他那柔和的面孔上消失了。大岛最后抱着叮问的心情问道；．“就是说，日本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将勾起俄罗斯民族的对外恐惧心，使他们想起刚才说的鲢鲢的夹板委。也就是说，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黄祸论的中心内容，对吗？在俄国人看来，日中两国协作是恐惧的核心，是吗？”多明斯科点点头，表示同意。“确实，我们俄罗斯民族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心，以为有那么一夭，现代化了的东洋民族可能来危害我国。现在，那个热中于歇斯底里反苏的中国就是在这样做。日中合作越取得进展，我们的恐惧和反感也就越要转向日本。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对于期望日苏友好的我本人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想避免的事态。”谈到这里，两人起身，在即将分手时，多明斯科说：“我本人并不喜欢黄祸论这句话。挑逗性太强了些。可是，全是俄国人在一起时有人讲这个话。特别是喝上两杯的时候。”两人到此分手了，其后就再也没有见面。欧洲人对于包括亚洲人在内的东亚各民族抱有潜在的恐惧心。特别是心中总有一种不安，即中国人和日本人可能有一夭会联合起来征服欧洲。譬如，日清战争刚结束后不久，俄国主张三国干涉时，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曾给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这两个人是表兄弟）写了如下一封信：“对于陛下为教化亚洲，以及为对抗蒙古族和佛教的侵略，捍卫基督教和欧洲文化所采取的行动，欧洲应该表示感谢。”这里指的蒙古族是捐包括日本人、中国人在内的东亚整个民族。进而在日俄战争开始两年前，德国皇帝又更具体更明确地说：“由对基督教怀憎恶感的日本军将领指挥的二十个乃至三十个师的清朝精锐部队是一种不能不令人感到忧虑的现象，将来并不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态。事实上，这种事态作为黄祸正渐渐出现在眼前。”德国皇帝的这个说法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它证明了欧洲人（包括俄国人在内）是以恐惧的念头来看待日中两国的合作的。今天，日本对中国实际上是全力以赴地给予协助（在俄国人看来），正在使他们潜在的黄祸论受到刺激和诱发。另一方面，从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列强统治亚洲以来，日本就存在着“亚细亚主义”。即是亚洲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击败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的想法。具体的就是以日本的力量来拯救中国的主张。中国是欧美列强侵略东亚的最大掠夺物，而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是与它接壤的俄罗斯帝国。其他列强与中国万里波涛相隔，没有直接派遣大批兵力的地理条件。在中国人看来，今日的苏联不过是继承了帘俄的衣钵而已。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后，这种看法在日本人中也赢得不少赞同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内，这种亚细亚主义曾遭受过批判，理由是它是日本侵略大陆的思想背景，它已被人们忘却了。然而，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使日本人潜在的“亚细亚主义”死灰复燃。日本政府的中立声明和“拯救中国”的国民感情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无法遮掩了。苏联政府从这种亚细亚主义中看到了黄祸论的影子，陷人莫大的不安。俄国人的黄祸论和日本人的亚细亚主义在八十年代的远东舞台上将再次发生激烈冲突。这已势不可挡。市民生活依然如故大岛有一个观赏街头来往行人的嗜好。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日没有休息了。在会见了多明斯科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一个人来到原宿的一家阳台式吃茶店，坐在一张椅子上。这家吃茶店位于明治大街和表参道交岔路口人行道附近，是一家露天吃茶店。大岛常常到这来，这是因为在这里用不着同谁打招呼。在永田阿一带，他作为总理的左右手是无人不晓的。他想，“那么到原宿怎么样。”没有必要戴上墨镜加以化装。到原宿来的年轻人对大岛官房长官既不感兴趣，也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大岛认为在这里有被无视的乐趣和自由。对于他来说，尽管在混杂的人群之中，却是最自由的时间。大岛一边慢悠悠喝着他非常喜欢喝的热咖啡，～边看着来往的行人。看着看着就好象沉浸在把社会都吸收进来了的气氛当中了。“这同永田叮简直是两个世界。虽然乘车仅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却仿佛置身于别的国度一样。”对于数年前妻子故去，五十三岁仍是独身一人的大岛来说，坐在这个原宿的街头吃茶店的椅子上，眺望人们来来往往，这也是最好的恢复年轻活力的办法。他自言自语地说；“和老人们一块打高尔夫球，我可没兴趣。”某在野党年轻议员曾把保守政党总部说成是“高级养老院”。从那以后，大岛一直在想，“看来也不全是造谣。”初秋的阳光，透过浓郁的林荫树那繁茂的枝叶，把柔和的光线洒向街头。几对情侣及一些妇女三三两两地从透过林荫的光线下穿过。“这里同往常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大岛一边回忆中苏战争开始前在这里看到的情景，一边这样想着。“在原宿，女的似乎比男的更有威风。”大岛总是这样想。事实也是这样，从眼前走过的好象是公司职员的三位女青年人同中国人（和一些日本人）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流血毫无关系地快活地边讲边从大岛眼前走过去了。“确实是和平得过分了。”大岛喝完热咖啡后便沿着人行道向青山方向走去。其实也并非有什么要去的地方。在人行道的角落里，外国的嘻皮土象往常一样在卖着摆在地上的一些破烂东西。虽然说是些破烂东西，也多是些手工艺品，其中也有极其精巧的东西。其中有一块长宽各三十公分左右的铜壁挂，上边刻着龙。“做得真不坏。这是你做的吗？”大岛问那位外国嘻皮上。“其他的全部是我和我的伙伴们做的，只有这个龙不是。是从中国弄来的。”“这是从中国的什么地方弄来的？”“不清楚，恐怕是北京吧。”外国嘻皮士回答说。“嗯。这是从即将陷落的北京来的吗？”大岛这样想，却没有说出口，他买下了那个雕着龙的雕金。然后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向银座方面驶去。在那里他第一次碰见了类似中苏战争的伤痕的事情。这就是为去中国的日本志愿军战死者的家属募捐。是北平会主办的。大岛无意识地掏出一张一万日元的票子。并不是因为强烈支持北平会派遣志愿军，而是因为突然感到胸前挂着街头募捐箱的那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怪可怜的。旁边站着的那位三十五、六岁的北平会会员大声说；“多谢了！”大岛想；“多亏那个男的不是北平会的干部，如果是干部就会认识我。那就可能遭致误解，以为日本政府也终于要支援北平会了。”大岛向附近的百货商店走去。因为是秋高气爽的初秋的星期天下午，百货商店里相当拥挤。与以往不同的是，历年都在这个时期举行的中国物产展览会不搞了，取而代之的是澳大利亚物产展览会。干酪、黄油、非常便宜的做烧牛肉用的牛肉卖得极快。大岛又来到卖玩具的柜台。他头脑中一边想着有时到他们家去的上小学的外甥的面孔，一边津津有味地围着陈列台看。在陈列台上放着几辆豹式D型坦克的模型，是塑料制的，可是做得非常象，看上去有同真坦克一样的重量感。“中国如果有这么三千辆，中国的命运就会改变吗？”大岛一边想着听陆上幕僚长讲过的关于这种坦克的威力，一边喃喃自语。这里摆着这种玩具恐怕也是受中苏战争的影响吧？他的思绪又飞向了遥远的中国。出百货商店时，天已经黑了。人也稀疏起来，是一个寂静的夜晚。大岛突然醒悟过来。“苏联到底要把日本怎么样呢？”眼前一如既往的光景使他感到这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