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和周延儒先在朝臣中拉拢亲信，散布流言，还不惜重金收买宦官作为内应。安排停当后，温体仁选择了名单首位的钱谦益作为攻击的突破口，率先发难。他向崇祯皇帝上了“神奸结党”疏，不仅翻出陈年旧账，指责钱谦益在天启二年（1622年）主试浙江省试时曾有“关节受贿”，同时还借题发挥，攻击这次会推有结党营私的嫌疑，给钱谦益扣上了结交党朋、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包藏祸心等罪名，认为不应该让他参与阁臣选举。崇祯皇帝本来就怀疑廷臣有朋党问题，这次他看中的周延儒没有进入会推名单，更是加大了他的怀疑，看到温体仁的奏折，崇祯皇帝感到自己的怀疑果然不错，于是下令第二天于文华殿召对阁部科道诸臣，让温体仁与钱谦益当堂辩论。
第二天，在文华殿上，经过精心准备的温体仁言辞咄咄、气势逼人地说道：“我的职责不是言官本来不应该说，此次会推不与，也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我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因此不得不说。”崇祯皇帝听了温体仁的话频频点头。毫无思想准备的钱谦益在温体仁的攻击面前惊慌失措，显出一副理屈词穷的样子。对于温体仁以陈年旧账为由的突然发难，朝臣们都感到气愤不平，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实属居心不良。温体仁见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皇帝搬弄是非说，这些为钱谦益说话的人都是钱谦益的朋党。周延儒见状也站出来与温体仁一唱一和。本来就疑心的崇祯皇帝勃然大怒，下令将钱谦益罢官论罪，而为钱谦益说话的吏科结事中章允儒、给事中瞿式招、御史房可壮等人都被加上“钱谦益朋党”的罪名，各遭降职处分。
文华殿事件后不久，周延儒便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如愿进入内阁，不久又升任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温体仁因为揭发钱谦益朋党有功，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日益加深，加上有周延儒的鼎力相助，崇祯三年（1630年），温体仁亦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只可怜钱谦益此时还待罪家中。
进入内阁以后，温体仁并没有就此满足，他的目光又落在内阁首辅的宝座上，而当时的首辅便是将他引入内阁的周延儒。为了扳倒周，温体仁开始培养自己的势力，他先是让自己的同乡闵洪学当了吏部尚书，又将御史高捷、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永光等人收为心腹，再暗中支持太监王坤、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最终使周延儒免职回乡。崇祯六年（1633年），温体仁终于坐上了首辅的宝座，而且当了整整五年首辅，成为崇祯朝入阁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最受崇祯皇帝宠信的阁臣。
对于温体仁如何能长期获得崇祯皇帝的信任，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温体仁善于揣摩崇祯皇帝的心意，逢迎有术。《玉堂荟记》即称，温体仁之所以能在位时间最久，关键是他“主于逢迎”。年轻的崇祯皇帝是一个虚荣心很强又十分刚愎自用的人，只对合乎自己想法的意见感兴趣，而不愿听不同意见。大学士刘鸿训只不过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初说了一句“主上毕竟是冲主”，也就是说他年纪还轻，崇祯皇帝便深为衔恨，一心想将他置于死地，只是因为众大臣的力救，刘鸿训才保住了一条命，最终落得个充军边州的下场。既然崇祯皇帝喜欢大臣奉迎，便给了善于逢迎的温体仁以表现的机会。不过，逢迎也是要讲技巧的，不能让皇帝看出端倪，免得弄巧成拙，而温体仁正是个中高手。史载，有一次崇祯皇帝就军饷事宜向温体仁征询意见，温体仁很谦逊地回答：“我一直是以文章侍奉皇上，皇上不以为我愚笨，将我提升到内阁高位，其实我是愚笨无知的，只知道代皇上票拟谕旨时不能欺骗皇上，军饷之类的军国大事我全听皇上的圣明裁决。”崇祯皇帝听完以后，不仅不认为温体仁是有意虚伪，反而觉得温体仁为人“朴忠”，对他大加赞赏。
有人认为，温体仁能坐稳内阁首辅这么长时间，与他过人的办事能力是分不开的。平心而论，作为首辅，如果只有逢迎的本领，而不能为皇帝排忧解难，也是难以得到皇帝长期宠信的。温体仁的才干绝非庸庸碌碌之辈可比。《三垣笔记》称，温体仁精明干练，当时内阁代皇帝起草谕旨时，碰到刑名钱谷一类专业问题，因为头绪繁杂，其他内阁大学士都是一筹莫展，而温体仁只要看一眼便了然于胸，从无差错。温体仁所表现出来的有权有谋、足以统驭六部的才干想必崇祯皇帝是十分满意的。当然，温体仁的才干之所以在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中显得如此鹤立鸡群，也是他一手经营的结果，他专挑庸才进入内阁，目的之一是可以显示自己的才干，二则避免有人争夺首辅之位。当时京城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内阁翻成妓院，乌龟王八蔑片，总是遭瘟。”歌谣中的“乌龟王八蔑片”指的便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温体仁是乌程籍归安人，以乌、归与乌龟同音；王应熊是巴县人，取王、巴与王八同音；吴宗达身为阁臣，没有一点主见，因此被视为帮闲的蔑片。“总是遭瘟”则是表明温体仁在内阁一手遮天，王应熊、吴宗达都是温体仁的党羽。
也有人认为，温体仁当上首辅后，十分注意扶植亲信，党同伐异，用尽各种手段打击敢于与他抗衡的正直官员也是他能稳坐阁职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温体仁任阁职期间，文震孟的罢官、郑鄤的被诛，都是温体仁一手促成的。而且温体仁铲除异己时十分注意不露痕迹，造成与自己无关的假象。正因为如此，多疑的崇祯皇帝今天怀疑这个大臣是朋党，明天怀疑那个大臣是朋党，却始终相信温体仁无党。这也是温体仁能够长时期获得崇祯皇帝宠信的原因，而温体仁最终下台，也正是因为崇祯皇帝突然发现“体仁有党”。
温体仁最终露出马脚与钱谦益有关，他进入内阁是靠了攻击钱谦益，而最后被逐出内阁也是因为攻击钱谦益，这恐怕是温体仁没有想到的。
早在崇祯二年（1629年）会推阁臣时，温体仁与周延儒联手，将钱谦益赶回常熟老家，“夺官闲住”，然而，尽管钱谦益已经在家闲住了七八年，温体仁却仍然不肯放过他，企图置他于死地。原来，当年会推风波后不久，就有朝中大臣相继上疏参劾温体仁。先是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居家时倚势压人，强买商人木材，此事败露后，又贿赂阉党崔呈秀为其解脱罪责，得以免究。杭州魏忠贤祠堂落成，温体仁大献媚诗，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御史任赞化随即也上疏告发温体仁娶娼为妾伤风败俗，收受贿赂腐化无德，夺人家产伤天害理。见势不妙的温体仁利用崇祯皇帝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告发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才侥幸逃过一劫。温体仁认定，钱谦益是这次事件的幕后主使，因此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派陈履谦收买了常熟县衙的师爷张汉儒，让张汉儒出面诬告钱谦益侵占地方钱粮、出卖生员名额、通番走私等五十八条罪状，温体仁随即拟旨，将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入狱后，心知是温体仁想置自己于死地，便托人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助。钱谦益曾经为前任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碑文，而曹化淳又是王安的门下，两人有些私交。钱谦益入狱后，巡抚张国维、路振飞曾上疏为钱谦益鸣冤，曹化淳也知道钱谦益这次是冤枉的，便答应帮忙营救。温体仁得知曹化淳插手此事，不想让曹坏了他的好事，就一面让陈履谦编造了钱谦益“款曹击温”的匿名揭帖，四处散发，一面让王藩出面诬陷钱谦益出银四万两求助于曹化淳，温体仁自己则向崇祯密奏，要求办曹化淳的罪。不料这次弄巧成拙，崇祯皇帝将温体仁的密奏给曹化淳看了，被激怒的曹化淳当即要求彻查此案。得到崇预皇帝同意后，曹化淳与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一起突击审讯陈履谦，陈履谦便将收买张汉儒、王藩，捏造“款曹击温”匿名揭帖等事—一招供，并指认温体仁是幕后指使。看到这一审讯结果，崇祯皇帝如梦初醒，惊呼“体仁有党！”下令将张汉儒等立枷死。
此时，适逢抚宁侯朱国弼弹劾温体仁，温体仁像平常有人弹劾他时一样，“引疾乞休”，心想崇祯皇帝必然会下旨慰留他。不料崇祯皇帝已经决定罢斥温体仁，便在他“引疾乞休”的奏疏上批了“放他去！”三个大字。据说温体仁正在吃饭，听说崇祯皇帝在自己奏疏上批了“放他去”，大惊失色，手中的筷子也掉在地上。一年后，温体仁病死在家中。
争夺英雄袁崇焕籍贯之谜
明末兵部尚书袁崇焕在背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卖国贼冤名后，终于被平反昭雪，关于其一生功过的评价也已经基本形成定论。但是近年来，有关袁崇焕的籍贯之争却愈演愈烈：袁崇焕究竟是广东东莞人，还是广西藤县人？
关于袁崇焕籍贯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袁崇焕籍贯是广东东莞石碣镇水南村的说法占据着上风。但随着广西藤县之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双方争执越来越激烈。持后一说者的主要依据为：
一、在袁崇焕父亲袁子鹏的碑文（墓在广西平南县白马乡）中，记载了袁崇焕之祖袁西堂是在嘉靖初年由东莞迁往藤县四十三都白马讯的。二、在广西藤县《袁氏家谱》中，明确地记载了袁崇焕之祖袁西堂是于正德元年（公元1560年）由东莞迁往藤县。三、在北京孔庙内明清进士题名碑上袁崇焕的名下刻有“广西藤县”。四、《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明季北略》等诸书中，均记载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如《明实录·崇祯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癸亥条云：“崇焕，藤县人，万历己未进士。”《国榷》卷九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云：“崇焕，字自如，藤县人。”另据《明季北略》卷二“袁崇焕守宁远”条云：“袁崇焕，号自如，广西梧州府藤县人。”五、连袁崇焕本人也说自己是藤县人。他在《天启五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属西江”，西江即浔江，指藤县。六、袁崇焕被杀后，他的妻子黄氏在藤县投水自杀。当黄氏听到袁崇焕被杀的消息后，便在住宅（上文谓藤县白马有袁崇焕故居）江岸飞鼠岩石台上纵身投江。由此，可推断认为袁崇焕系广西藤县人，要不然他妻子为何会在藤县投水自杀呢？七、在藤县白马乡有袁崇焕遗迹和故里纪念碑。
依据上述论据，持广西藤县一说者认为，袁崇焕籍贯为广西藤县有足够的证据。但持广东东莞论者对上述种种理由—一进行驳斥。他们认为在广西藤县论者提出的七大理由中，第一条和第二条理由之间有自相矛盾之处，既然袁崇焕的始祖袁西堂是由东莞迁广西的，可是墓碑上记载是嘉靖初年，而《袁氏家谱》记载却是正德元年，既然同出一家，为何会有出入？他们认为“藤县说”的第三条理由也站不住脚，不足以为据。他们以碑中与袁崇焕同科的刘存慧、杨世芳、张辇三人为例，这三人名下均刻“锦衣卫”，难道“锦衣卫”是他们的籍贯？查证《明史》卷七七《食货》，认为在每名进士所题的地名之下，均有“民籍”、“军籍”、“儒籍”、“官籍”、“匠籍”、“盐籍”（或“灶籍”）等字样。因此他们认为在《明进士题名碑录》中题袁崇焕是广西梧州藤县民籍，只能说明袁崇焕的户籍在广西藤县而已。《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明季北略》等书所记载的，均与明进士题名碑所镌的是同出一源，都是根据袁崇焕考试的试卷来认定的，因此也不足以为有力证据。
此外，他们还对其他几条理由进行了驳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的种种依据：第一，袁崇焕曾说过自己是东莞人。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七月，因遭到魏忠贤的陷害，袁崇焕回到东莞水南。此时，正值水南父老重修三界庙，于是他们便请袁崇焕写疏文。他在《重修三界庙疏文》中写道：“予请告以还”。袁崇焕疏文中的“予里”、“吾乡”、“同乡”、“里人”之“乡”与“里”，均指东莞水南，袁崇焕自署“里人”，即是说自己是东莞水南人。此外，袁崇焕还在《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中说道：“去冬，余告归。”归到距罗浮不下四十里的水南。另外，一些钱别诗句亦可证明。如水南人陈杓，有《朔夜与袁大司马话别》诗。这位不出里门的布衣陈杓，也只有在自己的家乡，才能有与袁大司马话别的机会。根据这种种证据，可见袁崇焕是东莞人。第二，袁崇焕的部下大多是东莞人或东莞以外的广东人。袁崇焕在辽作战时，其幕宾、部将，很多是东莞人或东莞以外的广东人，可考证者很多，而且这些同僚、下属、好友都认为袁崇焕是东莞人。如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四月，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有司再三敦促在东莞家乡的袁崇焕上道。这时，休致居家的翰林院编修陈子壮约梁国栋、黎密、邝瑞露及袁崇焕幕宾邓桢、梁稷等十九人在广州举行盛大的饯别会。会上，各人都作诗来送别，并由赵口夫绘成《袁督师督辽饯别图》，各人将所赋的诗写于图右，最终形成《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而且，在这次饯别会上，和袁崇焕同科进士的陈子壮让邝露在“袁崇焕”之上冠以“东莞”二字。由此可见，这些人都认为袁崇焕是东莞人。第三，一直为袁墓守墓长达372年的佘氏家族认为“广西藤县论”是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并指出从众多史书中的记载到1785年乾隆皇帝给袁大将军平反，再到1952年叶恭卓、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等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袁墓，都十分明确地认定袁崇焕的籍贯为广东东莞。第四，有专家还考证出，袁崇焕有妹妹嫁给水南紧邻的唐洪村人唐庸行。
广东东莞袁崇焕纪念园
目前，“广东东莞论”和“广西藤县论”各持己见，争论仍在继续。
亘古一人徐霞客生率年与墓地之谜
徐霞客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一生壮游祖国名山大川，被称为世间“奇男子”，在中国唯“亘古一人”而已。但是人们对他的研究却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丁文江先生开始才真正有系统地对他进行研究。因此，直到现在，关于徐霞客的生平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其生卒年和墓地便是未解的谜之一。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是我国明朝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探险家、游记文学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江苏江阴人。他一生不慕功名，不求富贵，从二十二岁开始，三十四年间以“老布衣”身份步行十万余里，遍游祖国相当于现今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为祖国地理地质考察和游记文学事业奉献了一生。他在旅行沿途遇到种种人们难以想像的危境困境，却始终“鼓勇而前”，并以惊人的毅力，随时随地坚持著述。他的著作包括日记、专论、诗词、书信，由后人汇编为《徐霞客游记》，被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游记》约60多万字，是一部涉及多学科的珍贵的科学文献，也是别具一格的游记文学巨著。
明朝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关于徐霞客的生卒年，过去一般沿用徐霞客的挚友陈函辉在霞客逝世后所作《徐霞客墓志铭》中的观点，即认为：“霞客生于万历丙戌（公元1586年），卒于崇祯辛巳（公元1641年）”。但是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一记载失之笼统，没有确切的月日时间，而且在历法换算时也容易出现错误。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发现了经过他人整理的《徐霞客游记》重抄本，其中保留了徐霞客对自己生日的自述，成为了人们订正他生卒年的最佳材料。根据这本游记的记载，崇祯十年时，徐霞客正在广西游历，当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有这样的记载：“是日为余生辰，乃所遇旧州夫既恶劣，而晚抵铺司复然，何触处皆穷也。”霞客的一生碰到过很多困难，比这大得多的也不少，但由于这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感触特别强烈。因此把农历的十一月十七日这一天认定为霞客的生日是有根据的，同时跟其他的记载也是相对应的。如丁文江作《徐霞客年谱》，说他崇祯九年“时年五十一岁”，再如钱谦益在《徐霞客传》中说徐霞客崇祯十四年中历正月逝世，“死时年五十有六”。
徐霞客故居
也就是说，徐霞客生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换算成公元纪年则徐霞客的具体出生日期应该是公元1587年的1月5日。以前由于不知道他的具体出生月日，因此长期以来误将其生年定为1586年。
至于他的卒年，根据发现于江阴的《徐氏宗谱》，上面记载徐霞客的卒年是崇祯庚辰正月二十七日。但这一记载却与其他人的相矛盾。因为陈函辉的《徐霞客墓志铭》与钱谦益的《徐霞客传》都说他是卒于崇祯辛已，而另外一个徐霞客的朋友吴国华在《圹志铭》当中也说徐霞客“西游归，在崇祯庚辰之六月，而请余圹志，在归之十月”。一般都认为家谱记载有误，而以后者为准，即徐霞客应该是卒于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换算成公历为1641年3月8日。
徐霞客墓
关于徐霞客最初的坟墓在什么地方，也曾经有人进行过研究。无疑，江苏是徐霞客出生、成长和病死的地方，他的一生除出外壮游外，其余的时间都一直生活在江阴南旸岐，今天还有徐霞客的后裔居住在那里。当地有一座晴山堂，据说就是徐霞客的故居。在晴山堂后院，有一座坟墓，就是徐霞客墓。墓坐西朝东，竖有清初花岗石原碑，碑高1.20米，宽40厘米，碑顶横书阴刻“十七世”三字，中间直书阳文“明高士霞客徐公之墓”。但事实上这只是一座移葬墓。那么，它又是从哪里迁来的呢？
在江阴南部有一条短小的河流叫做璜溪，徐霞客故里南旸歧则位于璜溪的中游南岸，但他最初的坟墓却并非是在南旸歧。上世纪三十年代，文人王维屏在《徐霞客之故乡》中曾提及霞客的墓地：“出南旸歧，北行过前马桥，复向东北行，里许至沈村……村后数百步，黄土隆起者，霞客之坟墓也。冢高五尺，墓前有碑，倾斜如醉翁，题曰十七世高士霞客徐公之墓。”而陈函辉在《徐霞客墓志铭》当中也说“马湾有鬣，德心是崇”。可见，璜溪北岸的沈村（马湾）是霞客最初的墓地所在。
贵州盘县境内的丹霞山、丹霞湖，徐霞客的足迹也曾到过这里
不过，岁月沧桑，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雨，到上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坟墓逐渐荒芜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侯仁之先生在《访徐霞客故乡》这篇文章中曾经对徐霞客的墓地进行过描述：“1958年大兴水利的时候，靠近墓地新开了一条河道……坟墓是最近还经过了培筑的，虽然仅仅是一杯黄土，然而很丰满，也很整齐。和坟墓看来很不相称的是东面立了一块小石碑……字迹已经有些漫漶了，或许是清初时候立的。”到了“文革”期间，全国兴起了“破四旧”的运动，徐霞客坟墓被夷为平地，上面居然盖起了猪圈。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后，徐霞客的坟墓才从马湾迁建至今天的南旸歧晴山堂，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仿明式迁建墓。
魂归何方郑和葬地之谜
2004年3月，南京某报报道“雨花台区铁心桥又现一座‘郑和墓’”，在郑和研究学界激起了不小的轰动。虽然最后经过专家共同考证。证实铁心桥明朝墓并非郑和墓，该墓墓主是明守备南京司礼太监郑强。不过，为什么这样一则报道会引起轰动呢？事实上关于郑和的墓地及其生卒年月至今仍然是郑和研究中的一大谜团。
关于郑和的卒年，一般通行的看法是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理由是这一年跟随郑和出使的王景弘单独出使苏门答腊国，因此当时郑和可能已死。上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伯希和在《郑和下西洋考》一书中便曾提到这一点，并且认为当时国外流行的关于郑和死于1431年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过也有人坚持认为，郑和的卒年应该是宣德十年，根据是宣德九年十二月，皇帝命令罢采买营造诸使，郑和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其内；至宣德十年正月，南京守备出缺，以黄福参赞南京机务，九月司礼监出缺，以王振为司礼监太监。他们之所以能够继任这些职位，正是因为郑和已经去世。
另外还有人认为，郑和死于宣德八年。因为根据明朝天顺年间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郑和于“宣德庚戌（五年），钦奉上命，前往西洋，至癸丑（八年），卒于古里国”。而祝枝山在《前闻记》里也记载道，郑和的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宣德七年到达古里，宣德八年回国，当年七月六日回到南京，而他就是死在回国途中。
那么，郑和去世后究竟葬在哪里呢？上世纪三十年代，罗香林在《牛首山之行》中说“郑和墓在牛首山西南三里狮子山乌石村”。朱偰则在《金陵古迹图考》中谈到他曾经在南京南郊遍访郑和墓而不得。解放后，南京市文物工作者经过多年考察，于1964年公布了郑和墓的确切位置，是在今天江宁的牛首山风景区。该墓位于牛首山南麓谷里乡，当地群众称之为“马回回坟”。整座墓坐北朝南，北对牛首山顶古塔，南望长江，风水极好。据传说当年墓区还有神道石刻、巨石碑座等等。
不过根据清康熙二十二年所修的《江宁县志》所载，则郑和墓又在牛首山西麓，而且由于郑和“卒于古里国”，因此该坟墓只不过是郑和的衣冠冢。南京的郑和后裔曾经提到过，回民的风俗是人死了以后三天内必须加以埋葬，并且以白布裹身，深埋而不附棺，如果死在海上，那么必然举行海葬。而且在当地还有这样的谚语：“三宝下西洋，自身难保”，可见郑和多半是死在海外，而遗体则不可能运回安葬。当时他的随从中有一个叫“黑大人”的，很可能就是古里当地的土著，是他把郑和的发辫以及衣物等等带回南京，葬于牛首山，因此牛首山墓就是一个衣冠冢。
郑和故乡云南省晋宁县的郑和墓
还有一种看法是，郑和的墓址是在牛首山弘觉寺塔的地宫。这是一个融佛教和伊斯兰教丧葬制度为一体的坟墓，出土文物十分精美，证明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地位。不过根据墓中铭文记载，该墓主名叫李福善，是宫中御用太监。有专家认为，李福善就是郑和。那么郑和为什么用李姓呢？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因为牛首山还有明太祖李贤妃的墓，李贤妃是回族人，郑和原本也是穆斯林，他追随回族王妃，并冒用李姓，希图借此得到荫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关于郑和墓地最吸引人的一个说法是说郑和死于古里国，而葬在南洋爪哇的三宝垅。今天印尼爪哇还有三宝垅、三宝洞，并且供有郑和像，三宝洞旁还有三宝墩，相传即为郑和墓。但也有人提出，郑和葬在三宝垅的说法仅仅是一个传说罢了，不足为信，而现在的三宝墩其实是郑和的副手王景弘的坟墓。
这个名叫姆瓦玛卡·巴蒂·谢的肯尼亚妇女，据说就是数
百年前郑和船员的后裔，在她生活的村子里，还有很多人
像她一样，认为自己的祖先是随当年郑和船队到肯尼亚的，
所以他们的故乡在中国
国外学者威尔莫特在《三宝垄的华人》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时，舰队行至印尼爪哇北岸，副手王景弘病得很严重，郑和下令舰队在一港湾下锚(即今三宝垄湾)，把王景弘安置在靠岸上不远的一个山洞里疗养，并留一艘船和十名随从照料。王景弘在休养期间，指挥随从开荒种地，建房居住，直至完全复原。他未回中国，他用他的船来往贸易。他的部下也和印尼妇女结婚，这个华人区逐渐繁盛起来，许多印尼人也在他们附近建立农庄，成为华人区的一部分。王景弘像三宝一样，是一个虔诚的回教徒，他在洞中置一尊郑和塑像按时率众礼拜。这个地区越来越繁荣，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三宝垄’，把那个山洞称为‘宝洞’。王景弘八十七岁才死，丧葬采用回教仪式，他死后被称为‘三宝可敬的航海家’，按照爪哇历规定的日期，印尼和华人共同进行礼拜……三宝垄城终于建立起来，人们就把三宝作为保护神来祀事。”显然，他也不认为郑和的墓地就在海外。
以上说法林林总总，各有道理，看来郑和的去世年月和去世地点以及死后埋葬的墓地仍将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谜。
疑云难消陈圆圆生死之谜
在明清易代之际，大概没有一位女性比陈圆圆更加著名，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使得她成为身系一代兴亡的关键人物，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然而，吴三桂山海关起兵以后，陈圆圆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她到哪里去了?她的人生之路又是如何?
陈圆圆本名陈沅，是吴三桂的爱姬，以美貌著称。陈圆圆虽然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明清易代之际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但史籍中对她的记载却并不很多。《明史》、《清史稿》中都提到了陈圆圆，但却是一笔带过，只是称吴三桂因为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愤而起兵与李自成激战山海关，但对陈圆圆的结局并没有提及。
首先提及陈圆圆结局的是《甲申传信录》，该书称李自成进京后，刘宗敏向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取陈圆圆，吴襄声称陈圆圆已经送到宁远吴三桂处，而且早就死在了宁远。这是有关陈圆圆死亡的最早记载。然而，尽管以后的《国榷》、《明季北略》等史籍都采信了《甲申传信录》中陈圆圆到宁远的说法，但都未提到陈圆圆死于宁远，可见当时人们就并不认为陈圆圆死于宁远。后来姚雪垠据此推论陈圆圆崇祯十六年死于宁远，但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证据不足。可见陈圆圆宁远死亡说的支持者并不多。
近年来，有人提出陈圆圆死在贵州岑巩县，她的墓就在寨子边的狮子山上
如果陈圆圆没有死在宁远，那么她到哪里去了呢?虽然史书中再也找不到陈圆圆的踪迹，但在文人的笔下，陈圆圆却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
吴伟业的《圆圆曲》是较早以陈圆圆为主角的作品。作者根据时人的传说，记述了陈圆圆在李自成进京后被李自成所得，后来又复归吴三桂的经过。如此说来，陈圆圆死于宁远的说法似乎是有问题的。《圆圆曲》中还有“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之句，表明吴三桂进攻陕西、四川时，陈圆圆都是与吴三桂在一起的。但对于陈圆圆的最终结局，吴伟业并没有叙及。
康熙年间，陆次云作《圆圆传》，由于当时吴三桂已经在三藩之乱中败亡，作者所述的陈圆圆的故事也涉及到了陈圆圆的最终结局。根据《圆圆传》的记载，陈圆圆在吴三桂受封为平西王后一直与吴三桂在一起，而且深得吴三桂的欢心，甚至吴三桂起兵反叛也是陈圆圆参与策划的。而陈圆圆的结局，则是与吴三桂一起“同归歼灭”。作者虽然没有明言陈圆圆是如何死的，但显然认为陈圆圆死于清军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事之中。这是有关陈圆圆死亡的第二种观点。
然而，在清人钮诱的《圆圆传》中，人们却看到了与陆次云《圆圆传》中完全不同的陈圆圆。按照钮琇的记载，吴三桂晋封平西王后，陈圆圆婉言推辞了王妃之位，独居别院。当吴三桂准备谋反时，有所察觉的陈圆圆便借口年老，向吴三桂请求为女道士，以后便离宫入山，幽居静室，与药炉经卷为伴，晨夕焚修，远离纷争。吴三桂兵败后，陈圆圆不知所终。钮琇在论及陈圆圆结局时写道:“其玄机之禅化耶?其红线之仙隐耶?其盼盼之终于燕子楼耶?已不可知。”可见在钮琇看来，陈圆圆的最终结局已经是一个难解之谜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陈圆圆最终是自杀的。道光年间，大学问家阮元携儿子阮福到云南，阮福沿途考察陈圆圆的遗迹，到商山寺莲花池考察陈圆圆墓，并得以滇中耆老相传的文献，事后作《后圆圆曲》一首，诗中提出陈圆圆在吴三桂起兵失败后在莲花池投水自尽。
近年来，又有一种观点提出，认为陈圆圆死于贵州岑巩县马家寨，葬于寨边的狮子山上，而马家寨的吴氏家族正是陈圆圆之子吴启华的后代，狮子山上除陈圆圆的墓外，还有吴启华和吴三桂大将马宝的墓。
陈园园墓纪念碑
根据马家寨吴氏的说法，吴三桂兵败后，陈圆圆为免遭诛灭九族之祸，便在马宝的保护下，带着儿子吴启华途经广西，绕道贵州毕节、威宁，到达狮子山麓的马家寨隐居避难。到马家寨时，还有金杯、玉簪、两柄大刀和一柄方天画戟等物，玉瞥后来遗失，大刀和方天画戟则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当成废铁卖了。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家寨吴氏对陈圆圆墓的存在一直严守秘密，族中也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真相。“文革”时有族人不慎失言，漏了风声。“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派人到马家寨调查，陈圆圆墓才逐渐为人所知，岑巩县政府还将陈圆圆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陈圆圆墓公布不久，就发生了盗墓案，马家寨吴氏族人在收拾骨骸时，发现其36颗细密的牙齿依然完好。骨骼修长，完全与本地农村妇女的骨骼不同。这似乎也进一步证实了墓中之人确是陈圆圆。
不过，这一说法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根据史书记载，吴三桂的儿子是吴应熊、吴应麒，属“应”字辈，不应该是“启”字辈。而吴三桂的大将马宝，则早在清军攻破昆明时就已经投降，后在北京被杀，史籍中也有明确记载，他又怎么可能护送陈圆圆来到马家寨呢?看来，笼罩在陈圆圆身上的疑云依然未能完全消解，这一个谜还有待后人去解开。
红颜薄命董小宛生死之谜
在无锡市博物馆里，有一幅《彩蝶图》，画面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旁边还有二方图章印记和几行题诗，诗句清新飘逸。这幅画不是出自什么名家，题诗也不是什么大诗人、大词人所做，而是一风尘女子所画所题，她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古人言，“自古红颜多薄命”，小宛也难逃命运多舛，一生充满了离奇色彩。关于她的生平，至今仍有许多谜尚未解开。
董小宛(1624-1652年)名白，字小宛，又字青莲，别号青莲女史，是因仰慕唐代大诗人李白而起，可见小宛自小便气质非凡。
董白出生于苏州一户经营刺绣生意富商人家，容貌秀丽，聪明可人。父母视为至宝，悉心教她琴棋书画。苏绣艺术的高雅和技术的精湛又从小培养出董白的高雅气质和心灵手巧，可谓难得的才德俱全的富家千金。可是命运总爱捉弄人，在她十三岁那年，不幸父亲暴病身亡，撒手人寰，母女两人只得相依为命。时值明末，天下动乱，乱象迫近苏州，董家绣庄的伙计又从中作祟，绣庄负债累累，濒临破产，董母气急攻心，病倒在床。生活重担一下落到了年仅十五岁的董白身上，生活费、母亲的医药费以及绣庄欠下的债款，每项都迫在眉睫。而世态炎凉，亲朋好友都各有打算，顾不了这对孤儿寡母。董白自幼养成孤傲清高的性格，怎肯低三下四地去乞求别人的可怜呢
？于是她改名小宛来到南京秦淮河烟花之处，以卖艺为生。小宛不仅姿色艳丽，而且才艺双全，再加上她超凡脱俗的气质得到了文人雅客赏识，很快成为秦淮名妓，慕名而来的客人络绎不绝。但她孤芳自赏的性格也得罪了不少客人，鸨母自然对她冷嘲热讽，小宛负气离开南京回到苏州，但为生活所迫，又在苏州半塘妓院重操旧业，但她始终只卖艺不卖身，挣钱供养母亲。
正值情窦初开的董小宛也梦想能遇见令她倾心的郎君，早日从良嫁人，过上平静的生活。但对未来生活还抱有美好希望的小宛却再一次地经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世上惟一疼她、爱她的亲人——母亲又离她而去。此后，小宛心如止水，万念俱灰。也许是上天悯怜小宛的不幸身世，这时一位才貌双全的男子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当时人称“四公子”之一的如皋冒辟疆。才子冒襄(字辟疆)赴金陵应试，从吴伟业(梅村)、侯方域等人口中得知秦淮佳丽首推小宛，遂产生仰慕之情，恰逢小宛在苏州半塘，冒辟疆专程前往拜访，双方一见倾心。冒辟疆欣赏小宛清高孤傲，自怜自爱，小宛也仰慕其品性谈吐。二人相识一段时日后，小宛遂以身相许。但由于董小宛在半塘名气很大，不论出多少银子，鸨母也不肯放走这棵摇钱树，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经江南名士钱谦益的调解，冒辟疆才得为其赎身，成全了这一对才子佳人。由于冒辟疆屡试不中，又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于是放弃仕途，携小宛回到如皋老家。因冒辟疆已有正室，小宛只得屈做小妾，但董小宛并未因家庭地位而感到委屈，而是知书达理，贤惠有加。细微周到地侍候着公婆，对丈夫更是关照得无微不至。冒辟疆的原配妻子秦氏体弱多病，董小宛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理家主事的担子。小宛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烧得一手好菜，善做各种点心及腊味，使冒家老少大饱口福，其名并列于“历代十大名厨”。现今扬州名点“灌香董糖”、“卷酥董糖”，香甜可口，相传即为她所创。
如皋水绘园是董小宛和冒辟疆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正当小宛为找到幸福的归宿而欣慰，准备在冒家平静地过完一生时，清兵入关南下，江南一带燃起熊熊战火，冒氏举家南逃避难，途中冒几度生重病，全赖小宛精心护理得生。战乱过后，冒家辗转回到劫后的家园，由于家产在逃难中丢失殆尽，日子变得十分艰难，多亏董小宛精打细算，才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可祸不单行，此时的冒辟疆却又病倒了。小宛时刻不离、无微不至地照顾大病中的丈夫，在冒辟疆病愈后，小宛却因极度劳累而面容憔悴、骨瘦如柴，年仅二十七岁的董小宛就在这种饥贫交困中死去。
董小宛之死一直是一大悬案。历史上流传董小宛是因肺病复发不治，逝于如皋。但后人发现如皋董小宛墓中随葬之物俱在，唯独不见骨骸。那一代名妓董小宛是怎么死的，死后又葬于何处呢？
冒辟疆的结拜好友张明弼曾写过《冒姬董小宛传》，书中写到董小宛之死时，用了“以劳瘁病卒”和“其致病之由和久病之状，并隐微难悉”等词句。后人据此猜测，书中张对小宛生活遭遇和嫁后的生活细节都描写得很细致，但为何对小宛的病情却只有几句轻描淡写的话
？张既然是冒的好友，对董的病情不会一无所知，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冒辟疆著的《影梅庵忆语》中有对冒家一路逃难的回忆，其中有一段着重描写了“秦溪蒙难”的情景:“蒙大兵，杀掠奇惨”，“姬之惊悸瘁瘏，至矣尽矣”。历经磨难的董小宛怎会如此惊恐过度，是遇到了什么大灾难了呢
？后人推测其时董小宛可能被匪军掠去受辱而亡或因此下落不明，这正好和冒自己所写的“至今望秦海，鬼妾不曾归”的诗句以及吴伟业《题冒辟疆明姬董白小像》中“高无赖争地称兵，奔迸流离”时董小宛表示“苟君家免乎，勿复相顾，宁吾身死耳”等词句相佐证。因为董小宛的悲惨遭遇对世代官宦的冒家来说，是有辱脸面的丑事，所以对外的公开说法只能是因病而亡了。
如皋水绘园
历史上人们还将董小宛和清宫四大疑案之一“顺治帝出家”联系起来，说顺治帝出家就是为了董小宛。传说冒辟疆纳董小宛为妾后，在逃难中两人不幸失散，董被降清名将洪承畴掠去，改名董鄂氏献给了顺治帝。董小宛深得顺治帝的宠爱，封为贵妃。前夫冒辟疆得知董小宛在皇宫后，便混入宫中与小宛私会，但被皇太后发现，勃然大怒，将董小宛白绫赐死。顺治帝因此悲痛欲绝，愤而出家了。
然而，董小宛和董鄂妃究竟是否同一人其实还是很可疑的。董小宛生于1624年，而顺治帝1638年才出生，根据常理，顺治帝不应会爱上一个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女人的。之所以有人将董鄂妃与董小宛联系在一起，恐怕还是因为冒辟疆等人对董小宛之死的含糊其辞，让世人产生了太多的疑问，因此才产生出这样的传说。
尽管众说纷纭，但董小宛最终的真实结局，至今人们仍然无从知道。
尸骨无存史可法生死之谜
扬州市史可法路南端梅花岭畔，有一座史公祠，它是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的祠堂，祠内建有史可法衣冠冢。为何在史可法的墓中只有其衣物呢?这是因为史可法殉难后，其义子史德威遍寻遗骸不得，遂依史可法遗愿，葬其衣冠于梅花岭下，这便是衣冠冢的由来。史可法到底有没有战死?如果不在人世，他的遗骸又在什么地方?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在明降将许定国的引导下，抵达扬州。扬州是南京的屏障，一旦扬州被占，清兵将会沿江而上，南京必将不保。于是，受马士英排挤，以兵部尚书、大学士督师扬州的史可法立即发出十万火急的军书，希望各路将领能率兵前来保卫扬州，不料竟无一支部队前来增援。而清军那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先后五次下书劝降，史可法置之不理，还把前来送信的人抛进护城河里。清军见劝降不成，便将扬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史可法在外援断绝、军晌不济的情况下，率领扬州军民，坚守孤城，终因寡不敌众，扬州失守。由于清军在攻城中伤亡惨重，攻城将领多铎恼羞成怒，竟灭绝人寰地对扬州人民进行了持续十天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屠杀过后、扬州城内尸体堆积如山，史可法的部下潜入城内，寻找他的尸体，但是遍寻不着。由此产生了很多传说。
有的说史可法缒城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详细地记道，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史可法下命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即攻击明军。史可法在城上见此状况后，知大势已去，拔剑自刎，他的手下连忙阻止，于是他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也持此说。有的记载竟然还称史可法是跨骡出城的。乾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言，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许旭还就此赋诗：“相公(即史可法)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汗青录》)
有的说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便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一次，计六奇外出，途中坐船时，偶遇一个嘉兴人。在闲谈中，这个人提到自己是扬州之战的幸存者。计六奇便向他打听史可法的下落，这个嘉兴人说城破时，史可法下落不明。
除了上述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如战死说，沉江说等。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史可法自杀未遂逃出城后，与部将在离扬州城数里的宝城寺，稍作休息。清军追寻至此，双方又展开一场激战，结果史可法战死。沉江说则说史可法出城后，渡河时因马蹶落水溺死。也有人说他出东门遇清兵堵截，自己感觉逃生无望，于是赴水自尽。康熙年间孔尚任所著的《桃花扇》就采用了“沉江说”，因而沉江说广为流传。
史可法衣冠冢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史可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的。清朝官修史籍大多如此记载。如《清实录》记载道，清军攻克扬州城时，俘获史可法，并将其斩于阵前。再如《明史》也提到，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将拥至小东门，为清军抓获，这时史可法大叫道：我就是史督师，于是清军将其杀掉了。其他如《雪交亭正气录》、《史外》等野史也都有类似记载。甚至史可法嗣子史德威在其所著《维扬殉节纪略》中也记述道，扬州城陷时，史可法自刎未遂，为清军捕获。多铎对史可法相敬如宾，口中直呼其为先生，并提出丰厚的条件来诱降史可法。史可法怒斥道：我作为大明朝重臣，怎么能苟且偷生，难道想让我做万世罪人么！今日你们可以砍掉我的头颅，但绝不会让我屈服……我将与扬州共存亡，既然扬州城已被你们攻破，我活在人世间也无任何意义。于是他被清军杀死。史德威的记载可谓是关于史可法下落的第一手史料，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而且，一些目击者也谈到史可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的，原史可法的幕下杨遇蕃及清军将领安珠护就亲眼目睹了史可法被杀和被肢解之情形。其实，史可法早就抱定一死之心，他在写给母亲、夫人的绝笔信以及五封遗书中，就有“一死以报国家”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