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是写给母亲的：“不孝儿可法遗禀母亲大人：儿在宦途一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至旷远于定省，不忠不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今以死殉城，不足赎罪。望母亲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儿在九泉亦无所恨。得副将德威完儿后事，望母亲以亲孙抚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儿可法泣书。”
第二封信给夫人：“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书。”
第五封信给副将史德威：“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复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备孝养。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独恨不早从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绝笔。”
因此，一些人认为既然史可法已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说不可能在扬州城被攻破后逃生，而且其部将刘肇基在扬州城陷前就已中流矢而亡，因而根本不可能与史可法一同“缒城潜去”。
之所以出现“缒城潜去”、“不知所终”说，可能归结于史可法死后，尸骨无着。因史可法是“尸裂而死”(《乙酉扬州城守记略》)，由于清兵破城后，屠城十日，杀百姓数十万人。再加上当时天热，扬州城尸骨已腐无法辨认，因而史德威便将史可法生前穿戴过的袍翁及玉带等物，葬于梅花岭旁。另一种可能便是人们心理存在着不愿意史可法死去的情结，总是希望史可法能幸免于难，所以说史可法没有死。
由于众说纷纭，关于史可法的生死仍是史苑疑云。
智者之憾刘伯温死因之谜
刘伯温在民间传说中被塑造成一位卧龙式的传奇人物，他不但武略文韬，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通。其神机妙算，简直有鬼神不测之机。这样一位神仙般的人物，最终的结局却是以悲剧角色退出历史舞台。难道饱读经史的刘伯温不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吗?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县人，自幼聪捷，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得进士，是明初的一代奇人，明王朝的开国功臣，也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据《明史》记载，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刘伯温的阅读视野非常开阔，读书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快乐而不倦之事。知识渊博的他可称是哲学家、谋略家、文学家、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天文学家。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人物，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似神仙一般，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相传预言之作《烧饼歌》就是他所写。
刘伯温像
中了进士后，刘伯温曾在元朝政权内担任宣官职，但他看到元代统治者仇视汉人的种种措施以及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最终愤而弃官还乡。朱元璋起兵以后，多次盛情邀请刘伯温参加义军，于是刘伯温再次离开家乡，投身到反元战争的第一线。刘伯温出山后，朱元璋拜他为军师，由于有了刘伯温的辅佐，朱元璋很快扫平元末群雄，一统天下，刘伯温也被朱元璋称为是自己的“张良”。天下太平之后，刘拍温也曾想过学张良功成隐退，但他对朱元璋的本性似乎还认识不够清楚，最终选择留了下来。然而统一天下后的朱元璋心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那些才华出众的功臣已经不再是他争夺天下的得力干将，而变成了新王朝的心腹大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刚刚从别人手中夺得政权的朱元璋开始担心别人从他手中夺取政权。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对手握大权的丞相李善长心怀不满，有意收拾他，因为李善长与刘伯温关系不睦，便想让刘伯温出面来惩治李善长，刘伯温此时并没有因为旧恶而对李善长落井下石，反而向朱元璋进言，称李善长是开国元勋，在朝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惩治李善长对朝廷不利。刘伯温此举表面上是为李善长开脱，实际上他是不愿看到残害功臣的局面出现，深知唇亡齿寒道理的刘伯温，自然不愿帮助朱元璋开重惩元勋重臣的先河。这以后，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刘伯温心灰意冷，第二年便找了个理由告老还乡去了。
归隐后的刘伯温深居简出，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口不言功，尽量避免与官府中人交往。《明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青田县令想拜访刘伯温，但刘伯温都婉言谢绝。无奈之下，青田县令扮成百姓去见刘伯温，正在洗脚的刘伯温让儿子把县令带到屋内，还让人做饭招待县令。县令对刘伯温说:“我是青田知县。”刘伯温急忙起身自称小民拜见县令，然后便离开房间，不再见县令。尽管刘伯温已经刻意保持低调，但多疑的朱元璋并不放心，他将刘伯温的儿子留在京城当官，表面上是重用功臣后代，其实却是将刘伯温的儿子作为人质。
然而，小心谨慎的刘伯温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政治斗争的漩涡。早在建国之初，朱元璋曾就丞相人选询问过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认为胡惟庸并不适合这一职位，胡惟庸获悉此事后便对刘伯温怀恨在心，后来终于当上了丞相，便时刻寻找报复的机会。当时瓯、闽间有个叫谈洋的地区，是盐贩、盗贼聚集的地方，刘基委托儿子刘琏上奏，建议应在该地区设立巡检司以加强管理。胡惟庸得知后便让刑部尚书吴云弹刻刘伯温，称谈洋踞山临海，有君王之气，刘伯温是想要在这里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答应，便想要在那里设置巡检司为难当地民众。多疑的朱元璋下令剥夺了刘伯温的官禄。刘伯温害怕会带来更大麻烦，便前往南京当面向皇帝请罪，但朱元璋对此事全然不过问，刘伯温申诉无门，忧郁成疾，很快就病倒了。此时，胡惟庸携带补药前来探望病情，刘伯温吃了胡惟庸送来的药后，顿时感到有如拳头大小的石头般的硬物堵塞在胸口。刘伯温又上奏朱元璋，但朱元璋依旧不管不问。这样，又过了三个月，病情更加恶化。直到这时，朱元璋派人前去问候刘基，得知他已不能起床了，便下令让他返回青田老家。返回家乡不久，刘伯温就离开了人世。随着刘伯温死去，他的死因也变成了一个悬案。
刘伯温墓
关于刘伯温的死因，胡惟庸案发后有人告发说，刘伯温是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后来曾与刘伯温的儿子谈及此事，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胡党”身上。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们蛊了。”，那意思是说刘基是被“胡党”毒死的。他还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公开对外也是这样说:“后来胡家结党，(刘基)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朝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涨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一口咬定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
然而，胡惟庸真的是毒死刘伯温的元凶吗?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朱元璋将刘伯温之死全部推到“胡党”身上，但事实上真正的幕后黑手可能正是朱元璋本人，胡惟庸毒杀刘伯温，很可能是受了朱元璋的授意。之所以说朱元璋才是真正的凶手，理由是:
首先，胡惟庸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因此接受了皇帝的旨意。试想胡惟庸虽然嫉恨刘伯温，但并无深仇大恨，犯不着将其毒杀致死，更何况刘伯温已归隐，不可能对其地位权势构成威胁，做下毒这种风险很大而毫无回报的事，作为高居承相之位、素以精明干练著称的胡惟庸来说，应该不至于笨到这个程度。因此，很有可能是朱元璋授意其将刘伯温毒杀。据吴晗考证:“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朱元璋正是利用到这一点，借胡惟庸之手来杀死刘伯温。
其次，采取毒杀方式来杀害刘伯温符合朱元璋的风格。李文忠、徐达也是这样因病受到探望和赠药之后便不明不白地死掉的。
此外，胡惟庸案后，与胡惟庸同为丞相的汪广洋因为否认胡惟庸是毒杀刘伯温的凶手而被赐死。那么为什么汪广洋会否认刘伯温是胡惟庸所杀的呢?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可以推测，汪广洋无疑是知道刘伯温之死的真相的，也只有如此，他才能断言胡惟庸并不是真正的凶手。然而，说出真话的汪广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知道的真相则再次成为永远的秘密。
刘伯温庙
刘伯温死了，相传能够未卜先知的他不知道是否算出他将被人毒死，是被何人毒死，是胡惟庸还是朱元璋?刘伯温没有留下答案，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未解的谜。
英雄遗恨郑成功死亡之谜
1661年，郑成功亲率战舰120艘，将士25000余人，在金门料罗湾誓师东进收复台湾。经过激烈的海战，郑军击沉荷军主力舰“赫克托”号，收复了“赤嵌楼”。1662年2月1日，荷兰侵略军被迫投降，被侵占达38年之久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郑成功因此壮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收复祖国宝岛台湾的伟大民族英雄。正当郑成功准备在台湾进一步大展宏图之时，却猝然死去，年仅三十九岁。郑成功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郑成功(1624-1662年)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民族英雄，原名森，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人。其父郑芝龙，南明隆武朝时为“建安伯”，曾组织向台湾移民，积极开发台湾岛。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二十一岁的郑成功在福州受到隆武帝朱聿键的召见，颇受隆武帝的赏识，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因此郑成功又被尊称为“国姓爷”。顺治十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封他为“延平郡王”。身为明末清初重要的历史人物，郑成功的英年早逝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郑成功像
很多史籍都记载郑成功死于疾病，究竟是什么病呢？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感冒风寒”；有的记载“偶伤寒”；有的描述为“骤发癫狂”；也有的说“肺结核病”；一个外国学者乔治·菲力浦甚至认为郑成功得了“疯狂病”。总之，关于郑成功致死病因的记载五花八门。从如此之多的致死病因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郑成功的死因其实并不确定。郑成功的真正死因是什么？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不过从众多的记载中，人们渐渐发现郑成功死得有些蹊跷，如同时代的林时对在《荷闸丛谈》记道:“(成功)骤发癫狂，咬尽手指死”；夏琳则在《闽海纪要》中提到:“(成功)顿足抚膺，大呼而殂”。从这些记载中，可见郑成功死前有一些异常的症状，究竟是什么病情致使郑成功在死前呈现出如此痛苦之状呢？
有的学者根据郑成功临死前的异常症状提出，郑成功可能不是死于疾病，而是被人用毒药害死的。从郑成功死前的情状来看，完全是毒性发作的症状。除夏琳《闽海纪要》、林时对《荷闸丛谈》的记载外，其他很多史籍也描述了郑成功死前的情状，如江日升《台湾外纪》说他“以两手攀面而逝”；吴伟业《鹿樵纪闻》说他死时“面目皆抓破”；外国学者乔治·菲力浦在其所写的《国姓爷的一生》中写道，郑成功临死时曾用牙齿咬破嘴唇、咬断舌头。试想如果是因病而亡的话，郑成功似乎不应出现这样剧烈的反应，以致抓破自己的脸，甚至咬断舌头，这些反应与毒发时的症状极为相似。而且，据夏琳在《闽海纪要》中的记载，郑成功病重时，他的手下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郑成功却将药碗扔在地上，大呼而亡。郑成功为什么不喝药，反而要将药碗扔掉呢？可见郑成功已经意识到有人在给他下毒，所以对手下不再信任。此外，马信此人在郑成功死后神秘死去也是个重大的疑点。马信是清军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临死前一天，马信曾推荐一医师投药一帖，当晚郑成功便死去，郑成功死后五天，他也无病而终。因此，这很有可能是马信为人收买投毒，事成后，真正幕后主谋者又将其处死灭口。
郑成功墓在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
如果郑成功是被人毒死的，那么毒死郑成功的幕后黑手会是谁呢？从当时的局势看，想除掉郑成功的人还真不少。
一种观点认为毒杀郑成功的主使者是清政府。有学者提出，清政府为了剪除郑成功，不惜重金，收买郑成功的亲信，“用一种慢性毒药投放到郑成功的饮食中去”，最后随着毒性积聚，“郑成功中毒身亡”。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清王朝曾收买郑成功的厨师来实施暗杀，准备在点心中投放毒药孔雀胆来毒杀郑成功，但这个厨师几次动手都因为胆怯而放弃。最后经不住内心的折磨，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得知真相后对其痛加斥责，并将他带到郑成功面前负荆请罪，最终郑成功宽恕了他。此次谋杀虽然没有得逞，可见清政府不仅有毒杀的动机，也有过实施毒杀的行动。
郑成功碑林
另一种观点认为，毒杀郑成功的主使是郑氏集团内部的某些人。有学者指出，郑氏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如郑成功的兄弟子侄辈中，有不少是有职权的，就对郑成功政权虎视耽耽，其中以郑泰为首。郑泰长期掌管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握有财政大权，虽深得郑成功信任，但他早存异心，曾极力反对郑成功收复台湾。当台湾收复百废待举，财政十分困难，郑成功为财政犯愁之时，郑泰并没有拿出资金来帮助郑成功渡过难关，反而将三十多万银子存放到日本。可见他希望郑成功被各种困难击垮，然后代替他。但是他并没有如愿以偿，相反，台湾各方面的形势在郑成功的积极努力下，渐渐有了很大的起色。郑泰知道自己在背后的小动作已经让郑成功有所察觉，出于担心郑成功日后算账，郑泰有可能为了一己私利而毒杀郑成功。从郑泰在郑成功死后马上伪造郑成功遗命，讨伐郑成功之子郑经的举动来看，郑泰是幕后策划者的嫌疑很大。
另外，由于郑成功平时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虽然得到了绝大部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但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在外界的诱惑下，可能会铤而走险，参与到毒杀郑成功的活动中。
郑成功军队使用过的土炮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郑成功“家族不睦，其子乱伦”是他致死的原因。他们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郑氏兄弟辈便出现了裂痕，尤以郑泰、郑鸣骏为最，父亲反叛，兄弟间貌合神离，使得郑成功痛心疾首。与此同时，郑成功家中也出了件丑事，即其子郑经与乳母陈氏私通，郑成功初不知，后经人告发，“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加贲赏，此治家不正，安能治国乎？功顿时气塞胸膛”，随即下令杀郑经、陈氏等人，郑经得知，与其幕宾相商，不但此事被他一一掩饰搪塞，而且还对郑成功说，若要一意孤行，准备与清军相妥协。遭此打击，性格刚毅，崇尚礼教的郑成功终于在1662年五月初八日(旧历)大呼:“吾有何面见先帝于地下也”，“以两手抓其面而逝”。
以上诸多说法，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要揭开郑成功的真正死因，恐怕仍然是很困难的。
乱
世
枭
雄
“闯”旗飘扬李自成称王时间之谜
1644年，一个原本普通的年份，却又与众不同。因为这一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竟然同时出现了三个皇帝：一个是掌控中原江山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崇祯皇帝朱由检，一个是身在东北觊觎中原的大清王朝顺治皇帝福临，还有一个就是奋战数年、希望取崇祯而代之的大顺王朝永昌皇帝李自成。李自成称帝以前号称“闯王”，但是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称王的，却是众说纷纭。
李自成原名鸿基，陕西米脂县人，因为家境贫寒，小时候曾替人牧羊。少年时喜欢骑马射箭，练就一身好武艺，长大后当了驿卒和边兵，维持生计。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发生了大灾荒，各地饥民纷纷暴动。李自成当时因为驿站裁减人员失去了驿卒的工作，辍业在家的他于崇祯二年在家乡米脂县率领饥民起义，加入了反明的大军，最终成为反明义军的领袖，号称“闯王”。
李自成像
李自成称“闯王”的准确时间，最常见的说法是崇祯九年。李自成揭竿起义后，以英勇神武、作战勇猛著称，后投奔其舅父、当时已称“闯王”的高迎祥，高迎祥对李自成的到来十分高兴，让他担任第八队的将官，故称“八队闯将”，成为高迎祥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崇祯九年七月二十日，高迎祥在黑水峪战斗中不幸被陕西巡抚孙传庭俘获，后押送北京处死，于是众部将推举李自成为“闯王”。李自成在高迎祥死后被拥立为闯王是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此说不仅在野史中被广泛采用，而且《明史》在记述李自成称“闯王”事时也采用了崇祯九年七月说。《明史》在二十四史中修得比较有条理，素以“严谨”著称，又是清代的官修史书，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由于《明史》影响极大，所以后人以至近人，大都以为信史。推其缘由，大概是由于李自成本身十分骁勇善战，已经在士兵中有了相当的威望，加上将士们刚失去主帅，内心里十分沉痛，而李自成深受高迎祥赏识，被认为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于是理所当然拥立他接替高迎祥当了闯王。这种说法在情理上比较合理，因此被多数人接受，几成定论。
不过，对于这种流行说法，也有人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提出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十二月称“闯王”的。其理由是，李自成并不是高迎祥的部下，而是一支独立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在米脂县起义后称“闯将”。据《绥寇纪略》记载，高迎祥死后，部众“推其弟迎恩为长”，可见当时统领义军的是高迎祥的弟弟高迎恩，拥戴已故主帅的弟弟为首领，这也符合人之常情，相较之下比推举李自成更为合理。而且，如果说李自成在高迎祥被俘后被关中起义军共推为“闯王”，明朝负责镇压义军的官员不会不知道，也没有必要掩饰或回避这样的事情。可是在祟祯十三年十一月前，镇压关中义军的明军将领在其奏报、文件中，凡是提到李自成的地方，都称他为“闯将”而不是“闯王”，可见当时李自成并没有称王。还有学者提出李自成根本没有参与黑水峪战役，那时他正率军独立征战，因此从时间上和李自成当时所处的境况上来看，都是不可能受高迎祥部下拥戴而称“闯王”的。所以有人根据《甲申传信录·李闯始末》所载“是年(崇祯十三年)，自成复招集亡命百余人，潜渡入豫，计取洛阳，群盗复聚，自成遂为戎魁，称闯王”，又据记载李自成攻克永宁时(1640年12月)，“恃其众日益强，乃自更其号曰闯王”，断定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三年十二月底于永宁称“闯王”，次年攻破洛阳后，“闯王”之名才广传天下。
但对这种说法也有人认为难以成立，不足为信。因为《豫变纪略》上记载李自成称“闯王”是在他攻克永宁之后，攻克宜阳之前，而事实上攻克永宁是在1640年12月27日，攻克宜阳是在12月20日，这在时间上是说不过去的。可见《豫变纪略》的记载有问题，不足为据。还有一种观点是李自成在崇祯十四年正月攻克洛阳后，才始称为“闯王”的，此说始见于明末清初人的著述。邹漪的《明季遗闻》说：“自成既入洛，撰九劝九问诸词，勾引饥民，遂为闯王”，张岱《石匮书后集》称：“流寇李自成破河南府……称闯王，独雄一部”，等等。此外，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谈迁的《国榷》中也持此种观点。这种说法似乎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当李自成农民军突入河南，攻克洛阳前后，为适应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认真总结了过去长期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陆陆续续提出了许多新措施、新政策，开始制定出正确的政治纲领，提出了明确的斗争口号。诸如：均田、不当差、不纳粮、赈济贫困、除暴恤民、任用好官、平买平卖、通商贾、抚流亡……这支农民军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时，为进一步号召贫苦人民起来造反和便于领导起义队伍，李自成在洛阳公布“九劝九问……遂为闯王”。李自成似乎有意于以洛阳作为建国京城，在此称“闯王”，又为尔后正式称王称帝作准备。在李自成打入洛阳后，伴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发展，使他在农民军中的威望大为提高；而起义军保护贫苦人民利益各项措施的提出与实行，也使他愈益博得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和热烈欢迎。到了这个时候，李自成称闯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而，当李自成一称闯王不久，在河南各地立即开始流行有关闯王的歌谣，如“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闯王”这个名字也开始在百姓群众中广泛传播。这一观点近年来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
子虚乌有红娘子李岩存无之谜
在明末众多奇女子中，有一个女子的身世一直以来是个未解之谜，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这个奇女子就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高级将领李岩之妻——红娘子。相传红娘子原来是位绳伎，也就是杂技演员，后来举兵起义并参加了李自成的队伍。然而红娘子真有其人吗？她所嫁的夫婿李岩又是何许人？
最早对红娘子做过一番研究，并认定红娘子确有其人的是郭沫若先生。他在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引用了《明史·李自成传》中的记载：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说的是江湖卖艺的红娘子造反后，看中了杞县举人李信(即李岩)，一定要嫁给他。李岩开始放不下举人公子的身份，不肯就范，在被迫做了新郎后又逃脱，尽管他已经同“反贼”红娘子划清了界限，但官府却并不这样认为，于是李岩还是被官府抓进监狱，并判了斩监候。红娘子自知单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救出李岩，于是她把杞县饥民组织起来，揭竿而起，攻破杞县城，救出李岩。最终李岩丢掉幻想，死心塌地地与红娘子结为夫妇。在红娘子的劝说下，李岩投奔李自成的起义军，并逐步成为了起义军骨干，一直升到制将军。这个故事颇具有戏剧性，因此郭沫若一直念念不忘，曾想把它改编为历史剧。后来他在无名氏的《梼杌近志》和吴伟业的《鹿樵纪闻》中发现了有关李岩和红娘子的一些记载，内容与《明史》所述无甚出入。因而郭沫若认为，《明史》中的记载可能就是根据吴伟业等人的著作写成的。
解放以来的种种研究表明，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的故事，确实如郭沫若所言，最初见于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即《鹿樵纪闻》)。吴伟业是明清之际的大诗人，声望很高，他的《绥寇纪略》又成书较早，故此红娘子和李岩的故事影响较大。有人认为《明史》中的《流贼传》系毛奇龄主稿，他根据《绥寇纪略》等书，将这一故事写入了《明史·李自成传》。由于一般认为能进入官修史书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是可靠的。因而红娘子在官修史书中受到推崇，这个故事也就流传更广了。
当今的一些研究明朝历史的专家也持这种观点。如明史专家谢国祯也认为红娘子确有其人，在他所撰写的《红娘子与卦子陈四》一文中，便引用了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中有关红娘子的记载。另外，在其编纂的《明朝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中，收集了毛奇龄的《后鉴录》，该书称红娘子为“踏绳妓也”。而这些史料均为郭沫若先生当年所未见，但内容上却和《明史》中的记载无多大出入。
上述所有的这些记载都表明：在明末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红娘子这一人物。不过，《绥寇纪略》等书中对红娘子的身世和起事始末，都语焉不详，以至于大家至今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仅知道她是一个“踏绳妓”，走江湖的杂技表演者。她之所以称为“红娘子”，恐系以穿红色衣服为标志。这在明末农民起义军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崇祯十二年十二月，有一支活动在山东、河南、河北的地方起义军，就都头戴红头巾。因而有些研究者认为，红娘子率领的大概是一支白莲教起义军，因为身穿红衣，所以被称为红娘子。
但也有很多研究者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认为上述观点并不能站得住脚。他们的依据是在记载红娘子的时候，总是将其和李岩放在一起，二者紧密相联，密不可分，讲述的都是红娘子破杞县救李岩这件事。但史学界对是否有李岩其人，还不能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李岩不过是某些人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李岩本人都不存在，红娘子的存在自然也不可信。明末清初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就矢口否认杞县有李岩其人。他家离杞县仅百余里，他的朋友中有许多杞县人，他本人包括其他一些被李自成部队捉去过的人，都未听说李自成部队中有个来自杞县的李将军。此外，康熙《杞县志》中，还专门附有一篇《李公子辨》，否认李岩是明朝大学士李精白之子，也否认有举人李岩的存在。
但有人根据河南博爱县唐村清康熙五十五年李元善修《李氏家谱》的传抄本指出，这份家谱虽然是后人抄写的，但谱系完整，还有康熙五十五年的序言，应该是可信的。家谱中记载李岩的生父叫李春茂，字庭壁，号叶蓁。李岩兄弟四人，老大李伦，字山，号大用；老二李仲，字峰，号仲元，又号大亮；老三，李俊，字岭，号政；老四就是李信，字岩，号威。李岩有个叔叔叫李春玉，字精白，号晶白，在开封杞县城内开粮行，他没有儿子，李岩过继给叔叔为子嗣。根据这份家谱，不仅可以证实李岩确实存在，而且证实李岩不是杞县人，而是河南怀庆府河内县(今博爱)唐村人。
而有些研究者指出，即使李岩不是李精白之子，也不是河南杞县的举人，但并不等于无其人和无其事。因为，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塘报(明朝专门用于刊载战况、军事动态及消息的官方传播媒体，类似今天的军队内部报纸)及一些在北京的目击者的记载看，在李自成的农民军中，确有一个被称为“李公子”的担任都督制将军的李岩存在。不过他们认为，即使有李岩这个人，红娘子破城相救之说也不足以为信。因为据乾隆《杞县志》记载，在崇祯年间，杞县从未发生过饥民攻破县城并杀死知县之事。另外，在一些记载李岩事迹的史籍中，也不见红娘子的“蛛丝马迹”。如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彭孙贻的《平寇志》、计六奇的《明季北略》等都没提到红娘子。《平寇志》、《明季北略》成书比《绥寇纪略》晚，可是也绝不提红娘子，显然是有意删去的。
关于有无李岩和红娘子其人的争论仍在继续。究竟孰是孰非，只能留待专家们进一步考证了。
叛逆绅士牛金星起义之谜
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里，有许多谜一样的人物，牛金星便是其中之一，在他身上留有众多未解之谜。他是举人出身，可是他不去追逐功名利禄，反而加入到农民起义军的阵营。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参加农民起义的？李自成起义失败后，牛金星又到哪里去了？他有没有降清呢？
牛金星，河南宝丰人，天启年间的举人。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投入李自成农民军，以智谋而获取信任。十六年克襄阳时创官爵名号，任左辅。次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牛任天佑殿大学士。进京后，牛金星热心的是讨论登极礼仪，教习登极仪式，不断劝李自成即位。他身穿玉带蓝袍圆领，手里摇着用洒金写有“内阁”字样的折扇，坐着八抬大轿，俨然一派太平宰相的风度。李自成退出北京时，他进谗言让李自成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在众多历史记载中，对其评价都不高，认为他是一个人言人殊、藏头露尾的小人。
关于这个人物，至今还有一些未了的争议。首先，在牛金星是何方人士这一问题上，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他是河南卢氏县人，另一种则认为他是宝丰人，后经众多学者的实地考察，觉得牛金星系宝丰人的说服力似乎更大一点。另外，对其是否是举人出身，史书也有着不同的记载，以至于有的辞书在描述牛金星时，只能使用模棱两可的词语：牛金星，河南卢氏(一说宝丰)人，贡生出身，一说举人出身。
不管他是举人出身，还是贡生出身，像他这样有着一定社会地位的地方绅士，为何会放弃安逸的生活，投奔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清朝的史书至少为后世提供了七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牛金星是个好酒使性之徒。一次喝醉酒后，牛金星将其亲家、祥符县进士王士俊的“闺门之丑”给抖了出来，这便使王士俊怀恨在心，后来王士俊借牛金星酗酒后打县吏一事，会同邑令编织罪名，然后上报，最终使牛被革去功名，并陷入大狱。所以当他被李自成破城救出后，便投到其帐下。
第二种说法提到牛金星通晓“六壬”之术，喜欢替别人卜占祸福。中了举人后，因为得罪了邑令和巨绅，因而被革去举人，投入狱中。在狱中，他遇到了一个姓刘的汪洋大盗(有人说此人可能是刘宗敏)，他们谈得非常投机，牛金星为其卜占祸福，并为其出谋划策。最终在牛金星的帮助下，这个姓刘的大盗得以获释。他获释后，对牛金星感恩戴德，并在李自成面前极力推荐牛金星，说其精通“阴阳避异风角之术”，李自成因而破城将其救出。
第三种说法提到，牛金星一向与当官的亲家王某关系不好。牛金星的儿媳死后，他的亲家勾通官府，使牛家父子二人陷入牢狱之灾。牛金星的好友为救他，愿意代为受过，代替牛金星入狱，而让牛金星去向“兰阳梁宦”求救。但牛金星没有搬回救援，他无处可去，只好投奔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
第四种说法记叙了与上述不同的说法，说牛金星与李自成帐下的名医尚絅过从甚密，在尚絅的引荐下，牛金星得以见到闯王。李自成为牛金星的雄辩口才所折服，与他谋议帐中。这样牛金星便投靠到李自成的麾下。
第五种说法是《明史·流贼传》中的记载，说牛金星之所以投靠李自成是因为考试作弊，被革去功名才投入农民起义军的。
第六种说法称，牛金星的亲家确实姓王，但不是王士俊，而是同县大营人王之晋，牛金星的女儿是王之晋之媳。牛金星之所以投奔农民起义军是与亲家关系不好，遭到官府迫害，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李自成。关于他与王之晋失和的原因又有两种说法，一说牛金星之女在王家受到虐待而致死，牛金星亲自前往王家含殓，但误将亲家推倒并致伤，王之晋认为牛金星不怀好意，纯粹是恶意报复，于是便罗织其罪，下金星于狱，革去功名，金星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李自成；另一说则指明二者反目是因“年饥，议市价不合起衅，遂相水火。”
第七种说法则述说牛金星是经李岩的举荐才投奔了李自成。当初，牛和李二人是在杞县时结交的。后因牛金星有罪，被斥革功名，又被罚戍边，不得已前去投奔李自成。李岩向李自成推荐时，说他“有计略”。可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牛金星在农民起义军中，并没有向李自成提过一条真正有价值的建议，只会阿谀奉承，贪图权位，嫉贤妒能，忘恩负义，是一个十足的卑鄙小人。他看到李岩深得李自成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而且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于是便掉过头来陷害对他有举荐之恩的李岩，最后导致李岩被杀。
无论牛金星因何种原因参加了义军，李自成显然对他是十分看重的，大顺政权建立后，牛金星被任命为天佑殿大学士，其实就是承相，帮助李自成建设政权，筹划进军北京。起义军进京后，牛金星身为丞相，忙于筹备登基大典，建政设官，迎来拜往，风光一时。然而，大顺元年(公元1644年)，吴三桂与清军勾结入关，李自成在山海关阻击失利，四月三十日，义军被迫撤出北京。在大顺政权迅速分崩瓦解的时候，一些文职官员纷纷降清或脱逃，牛金星也在大顺政权瓦解后，不知所终。
关于牛金星的结局，清朝的史籍多未记载。直到《清史稿》问世，人们才在《季开生传》中寻得他的踪迹，原来他投降清朝做了“贰臣”。《季开生传》中所附的给事中常若柱奏疏中有这样的文字：“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觍颜朝右。其子佺，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巨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通过常若柱的奏疏，可以看出牛金星已经降清。但清朝政府对于常若柱的奏疏置之不理，反而将其罢官，从中可看出牛金星及其子牛佺已被清列为“真心投诚”之列。此外，杭齐苏也曾上奏称：“乃有天下元凶如伪丞相牛金星及其孽子伪府尹、今黄州知府牛佺，伪尚书、今漳南道兵备张嶙然是也。孽党三人，均当一例骈斩，以泄神人之愤。”杭齐苏的这次上奏，同样也没有使牛佺遭到杀身大祸，相反因祸得福，被提升为湖广粮道副使兼右参议。种种的记载均表明，牛金星及其子牛佺已经降清，并且深得清廷的信任。赵翼还在《檐曝杂记》中，对牛金星父子降清的原因进行了推理分析，认为“及阅王阮亭《池北偶谈》，则金星又尝为我朝京卿。盖奸宄之雄，见自成势盛，妄思为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归，则背伪主而仕兴朝，尚为得策也。”
但近些年，一些史家对此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牛金星并未降清。他们的依据是清道光十七年《宝丰县志》主纂人耿兴宗在《遵汝山房文稿》中所写的《牛金星事略》。持这一观点的史家认为，《清史稿·季开生传》所录的常若柱奏疏不实，牛金星并未降清，而是在李自成死后，仍奋力与清兵作战，因此在常若柱的奏疏里只有“牛金星从闯为逆，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的记载，而这并没有明确指出牛金星降清一事。并且他们还指出，牛金星最终藏在其子牛佺的官署中，牛佺虽官至清湖广督粮副使，但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因而得以安享晚年。牛金星临终前嘱佺曰：“赖弥缝之巧，得不膏荆棘，可幸。要，不可恃也，吾死，必葬香山之阳，闭门教子勿再出。”牛佺遵其遗嘱，葬牛金星于宝丰香山之阳，即致仕旋里。另一个依据则是根据《明史》记载：“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而且清初众多的记载均未提及牛金星降清之事。
但也有人认为《牛金星事略》是孤证，不能成为牛金星没有降清的有力证据。他们还从常理上来进行分析，如果牛金星不降清，他的儿子非但不能做官，而且还会性命难保。可是他的儿子后来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应该与牛金星降清有一定的关系。
血染巴蜀张献忠屠蜀之谜
近百年来，一些专家和学者惊奇地发现，很少有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口的急剧减少，很多史书和学者将其归结为张献忠的农民军在四川大肆屠杀所造成。事实的真相到底怎样?对此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张献忠(1606-1646年)，字秉吾，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陕北地区出现连年旱灾，农民纷纷暴动，张献忠率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起事后，克凤阳、焚皇陵、破开县、陷襄阳，胜战连连。崇祯十六年克武昌，称大西王，次年，建大西于成都，即帝位，年号大顺。1646年，清兵南下，张献忠战殁于西充凤凰山。
张献忠在统治四川时期，留下了很多难解之谜，最大的谜可能要算“张献忠剿四川”了。据《明史·地理志》和《清文献通考》载，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四川省尚有人口三百一十万，到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锐减至九万，出现了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明会要》以及嘉庆《四川通志》中也都有四川人口锐减的记载。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甚至还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湖广填四川”，从外省迁来的。四川人口的急剧减少，很多史书和学者将其归结为张献忠农民军大肆滥杀所造成。张献忠在四川有无大肆滥杀，四川人口的急剧下降和张献忠有无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献忠在四川确实大规模杀过人。支持这一观点的历史记载很多，如《明史·张献忠传》中称，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就觉得闷闷不乐。一次借开科取士，将应试的士子集于青羊宫，然后全部杀掉……还将成都民众活埋于中园。此外，还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余人。另派遣四将军，分别对各府县进行屠杀。又如费密的《荒书》记载，张献忠“尽一省而屠之”，全省人几乎都被杀光了！吴伟业《绥寇纪略》等书也记载了张献忠及其部将曾先后“屠成都”、“屠重庆”、“屠广元”、“屠保宁”、“屠锦州等州县”……张献忠为何要对四川人大开杀戒?一些史书通过对史料分析，认为张献忠屠蜀的原因可能在于报复。如清刻本《蜀碧》便持这一看法。《蜀碧》系乾隆进士彭遵泗所撰，他是四川丹棱人，非常想弄清楚明末家乡发生的这一重大变故。为了写好这本书，彭遵泗收集了大量史料文献，其中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五种。可以说，《蜀碧》中所引证的书目几乎囊括了当时记载张献忠据蜀的所有史料。据《蜀碧》记载，张献忠年少时，随其父前往内江做生意时，受到凌辱，于是张献忠便发誓，当我再来此地时，要将你们全杀光，这样才能泄我心头之恨。另据民间传说，张献忠率军由湖北入四川时，在野外解手，不巧手抓着活麻，手和臀被刺痛，他十分生气，曰:“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于是便出现了“千里无烟，空如大摸”的剿川惨状。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献忠在四川并没有杀人，相反却非常注重军队的纪律。如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起义军由重庆向成都进发时，张献忠下令，如果对方投降，就不能伤害他；在攻打泸州时，发布檄令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害(《张献忠屠蜀记》上册)。大顺二年(公元1645年)三月，《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又明令严禁“扰害地方”、“妄害良民”。还有记载表明张献忠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不错的。《石匮书后集·盗贼列传》中记载，崇祯十三年，左良玉大败张献忠于太平县之玛瑙山，杀死张献忠部队万余人，张献忠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几乎被全歼，只剩下千余人。此役使得张献忠元气大伤，但在当地民众的帮助和支持下，很快他便重整旗鼓。顾山贞的《客滇述》中，也有一段谈到当初张献忠败走梓潼，后面追兵紧追不舍，张献忠余部死伤惨重。但张献忠为了数百姓，亲自去救援。由此可推断，张献忠并没有在四川大肆杀人，否则民众也不会欢迎他，相反有些地方老百姓在张献忠牺牲后，特在庙宇中塑张献忠像，以示纪念。持这一观点的专家们认为，导致四川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明统治阶级与当地少数民族间的连年战争，明、清官兵和四川地方地主武装对起义军的屠杀，清军与明军、清军与吴三桂之间在四川长期战争造成的杀戮以及天灾频仍、瘟疫流行等。当然，张献忠在四川确实也杀过不少人，但所杀的主要是明宗室、官员及顽抗的明军，并未滥杀百姓。之所以说张献忠是杀人魔王，完全是清政府为了隐瞒真相，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张献忠虽然没有滥杀，但确有杀戮扩大化倾向。在他所杀的人中，便包括一些无辜民众，如他在四川杀掉投靠李自成的人，甚至把俘虏全部杀死；在镇压地主阶级反抗时，也不分青红皂白，冤杀了一些人；撤离成都时，杀后妃宫女以及那些不愿随其一同撤离的人。此外，在占领区还杀了不少乡绅士子，如顺治二年十二月应张献忠开“特科”前来赴选的进士、举人、贡士，被张献忠称为“谋图不轨”，一次屠杀就达五千人之多。另外，他还杀过医僧匠役和士卒。大规模杀戮使得上至士绅阶级，下至贩夫走卒之流对张献忠都颇有意见，但张献忠并没有将四川人杀光，而且明朝、清朝政府也在四川杀人，所以四川人口锐减不能完全归咎于张献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