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献忠屠蜀这一问题上，目前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惊世宝藏张献忠藏银之谜
张献忠在四川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藏银之谜便是发生在张献忠身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张献忠到底有没有藏银？张献忠真的在四川留下了宝藏玛？宝藏在何处呢？
崇祯九年，张献忠率军转战鄂皖等地，但连遭失利，退走湖广一带山区。为保存实力，十一年接受明廷招抚。次年，再度起兵，威名大震。明廷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围剿，但被张献忠突围成功。随后，张献忠率军由湖广进入四川。入川后，足迹几乎踏遍全蜀。十四年二月，率军出川入楚，进入极盛时期。十七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年号大顺。但大西政权并不稳固，很快便遭到当地明朝官吏和地主、士绅武装的攻击，再加上由陕南入川的清军的攻打，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年，清军攻占四川，张献忠战死，起事失败。
据明朝史书记载，张献忠有“放火”的嗜好。他曾一把大火烧掉朱元璋的祖坟和成都。除这一“爱好”之外，他喜欢“抢劫”——专抢巨室豪富、达官贵人。如《甲申朝小记》中记述张献忠仅在武昌楚王的府邸中，就获取了“辇载不尽”的财宝。另外，他还从重庆瑞王朱常浩、太平王朱至禄、襄阳王、成都蜀王等藩王处以及地方府库中获得巨额财富。据说在大西国成立之初，张献忠把他在战争中获得的奇珍异宝，特别是明成都皇室成员宝库中的金银财宝，在皇城举办斗宝大会，二十四间房子摆满奇珍异宝、金器银锭。经过多年的抢劫，积聚起来的财富，即使是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而已。张献忠获取这些财宝后，将其中的一部分应用到军事上，一部分铸成了“大顺通宝”，作为货币流通，在大西政权内使用，其余的则藏在府库中，留作备用。但这些藏在府库中的宝藏，在张献忠撤离成都之时却消失了。对于金银财宝的去向，史书有着不同的记载，不过锦江藏银一说似乎成为公论。在《明史·张献忠传》、张邦伸的《锦里新法》、彭遵泗的《蜀碧》以及彭孙贻的《平寇志》等史书中均有类似的记载，再加上民间许多神乎其神的传说，张献忠藏银之说好像变得毋庸置疑了。
很多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特别是锦江之滨的众多寻宝者，几百年来苦苦寻觅着。最早动手的是张献忠的死对头杨展，他派手下沿江打捞和挖掘。据《锦里新编·杨展》记载，杨展用获取的金银财宝来犒劳军队，因此比其他将领要富裕很多。可见，杨展虽未找到主要的埋藏点，但也获得了不少的财宝。杨展的先拔头筹，使得其他寻宝者坐立不安，肃亲王豪格一面严刑拷打被俘的义军将士，试图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信息，一面派人四处寻觅，但最终未果，后世的一次次寻觅活动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咸丰皇帝为了缓解因镇压太平天国而造成的财政危机，决定悉心访察，博采舆论，但这次精心组织的寻宝之行，最终仍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寻宝之旅一直在延续着，但无果而终的局面也渐渐地冲淡了人们的热情。延至近代，锦江底所藏的金银财宝逐渐为人所淡忘。
正当锦江的藏银为世人所淡忘之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意外发现又勾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1975年在成都市望江公园附近的锦江岸边，发现了一批刻有“大顺通宝”字样的钱币；1976年在成都市南郊的农田中，又发现两处窖藏，里面也藏有“大顺通宝”，大概有百余斤，这两次意外的发现，使人们本已平静的心又激动起来，开始了新的一轮寻宝历程。但是当人们进一步探寻时，结果却一无所获，好像老天爷在冥冥之中作弄人们似的。锦江藏银更加神秘了。
1984年在绵阳市郊的一个工地上偶然发掘到一座墓葬，出土了玉圈、玉戒指等珍贵葬品，其中有两个金戒指上镌有“大顺赤金”字样。有史家推测，这批宝物可能是张献忠撤出成都时随身携带的宝物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他们还进一步推测，张献忠还将这批宝物沿撤退路线作了埋藏，绵阳、盐亭、西充等地都有可能是其埋藏地点。而专家们的推测在地方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据绵阳地方志的记载，绵阳皂角铺荀克孝父子是当地有名的金工，曾为大顺政权炼过金。至于这个推测能否站得住脚跟，还得依靠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
但是一些史家却认为张献忠藏银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张献忠以及大顺政权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根本没有闲心去炼金藏宝；第二，以上发现的张献忠所铸钱币是当地百姓埋下的，据他们推测，张献忠失败后，当地百姓害怕因收藏“贼钱”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只好将其沉江或者埋于地下。日久，也就成为无主之物了。
张献忠究竟有没有藏银？一直到现在没有定论。近几年，一直有专家在积极努力探索。前不久，四川省的一知名专家经过考察论证，认为川江中有历史沉银。这位专家曾于1993年秋冬季前往考察时，获悉1990年8月左右，一名叫邬长福的渔民网得大小银锭各一，大的近1.5公斤，小的0.05公斤；1992年2月，某厂工人黄娃捞得一银锭；1991年12月中旬，修农机站的村民在河边泥中发现明朝翘角银锭2枚，各1.85公斤，银上有“闵杰”二字。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专家一定会揭开宝藏之谜。
疑云重重荥阳大会之谜
荥阳大会是明末农民起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农民军统一了各支武装的作战步骤，由分散行动变为有组织的行动，李自成也逐渐成为农民军的共同领袖。但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召开过这次荥阳大会，到目前为止还是个疑案。
记载有荥阳大会的史籍大约有十几种，主要有《绥寇纪略》、《明史稿》、《明纪》、《明史》、《小腆纪年附考》、《明通鉴》、《见闻随笔》等。从中可以看出，关于荥阳大会一说，不仅在私家撰著中有所提及，即使在官修的正史中也有记载。虽然这些记载在字句上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资料均来源于清初人吴伟业所撰的《绥寇纪略》。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记叙，一六三五年正月，农民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在荥阳召开大会。在大会上，诸家首领发生争论，“老回回”欲渡黄河挺进山西，张献忠认为这是临阵脱逃，是怯弱的表现，整个大会处于剑拔弩张状态，矛盾一触即发。但就在此时，“闯将”李自成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分兵五路。据查，这可能是关于荥阳大会的最早记载。这段材料载明了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出席会议的人，似乎荥阳大会一事已然成为信史。
但很多人认为荥阳大会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他们的理由是：首先，当时、当地人的著述及清初的地方志中均无有关荥阳大会的记载。一般来说，当时、当地人对当时、当地所发生的事情应该比后人、外地人更加了解。但是与吴伟业《绥寇纪略》同时的很多史籍，如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和谈迁《国榷》等，都没有记载荥阳大会一事。在河南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明朝将领的著述中也没有相应的记载。如当时在河南任巡抚的元默，专门负责镇压农民起义军，应该对境内的农民起义军活动了如指掌，但在其所撰写的《剿贼图记》中却一处也没有提及荥阳大会；此外，当时河南籍文人著作、河南地方志等书中也均无记载。其次，荥阳大会一说根本就是孤证，所有的记载均来源于吴伟业的《绥寇纪略》，没有其他的旁证来加以进一步论证，因此没有说服力。再次，否定荥阳大会的人还认为，所谓荥阳大会的具体内容值得商榷。第一，按照诸书所记，所谓荥阳大会是崇祯八年正月在荥阳召开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但据《荥阳县志》、《豫交纪略》、《流土记》等记载，所谓荥阳大会召开时，农民军还未攻占荥阳，此时的汜水、河阳、荥泽、郑州、密县仍为明军所控制。因而各路农民军二三十万之众，要能较顺利进至荥阳，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吴伟业称该年正月初一日，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于荥阳举行大会，实在令人难解。第二，《绥寇纪略》等书基本上没有提及此次会议是谁发起的，这便说明，吴伟业及明史的总纂和史臣们对荥阳大会召开的经过是不甚了解的。虽然也有史籍提到此次会议是由李自成发起的，但它并没有提出李自成作为发起人的根据。以当时李自成在农民起义军所处的地位来推测，他似乎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合情理的”。第三，《绥寇纪略》等书说十三家七十二营都出席了荥阳大会，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在清初河南地方文献中，找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十三家首领此时有的在河南，但大多都不在河南。活动在中州的，仅“闯王将”、“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等几支队伍。而且，他们还认为在荥阳大会召开时，李自成在陕西，不在河南。既然不在河南，就不能参加荥阳大会，更谈不上作为会议的发起者。可是在《绥寇纪略》中却提到李自成作为荥阳大会的主角之一，为农民起义军整体作战战略的出台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荥阳大会持肯定观点的人则认为，在《绥寇纪略》中已经明确指出，消息来源系“有亡自贼中来告状”者。可见，这个记载是根据当时亲眼所见者的口述，因此有一定的可信度。另外，针对否定者提出的《绥寇纪略》关于荥阳大会的记载仅仅是一个孤证，他们认为，否定论者把《怀陵流寇始终录》一书作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惟一可靠依据的做法显然也是不妥的。此外，他们还综合康熙《凤阳府志》、《庐州府志》和《绥寇纪略》等史料，认为张献忠和其他十三家重要农民领袖是参加了荥阳大会的，而且李自成当时也在河南。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确信这次大会是存在的。
总而言之，历史上荥阳大会究竟有没有召开过，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加以证明。
息影山林李自成生死之谜
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自杀身亡，李自成如愿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一切似乎都在按设想中的进程顺利进行。然而，吴三桂在山海关“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了这一切，功败垂成的李自成仓皇逃离北京，在清军的追击下一路狂奔，不久便传出在九宫山遇害的消息。然而，有关李自成最后归宿的争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息过。李自成是战死沙场，还是削发为僧？死于何时何地？自清初到现在，数百年来，因官私史乘、谱牒、方志所记，人各异词，有的说他是自杀，有的说他是遇害，有的说他是禅隐老死；死地也有湖北、湖南、山西、江西、贵州等几种说法。
有关李自成归宿的各种说法林林总总有十余种之多，但归纳起来看，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二种：一是李自成死于败乱之中，二是李自成兵败后削发为僧，禅隐若干年后圆寂。据此关于李自成死亡的时间和地点也就主要趋向两种说法：一是说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另一说是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死于湖南石门夹山。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一直到现在仍争议很大，没有定论。
李自成在顺治二年死于九宫山的最早记录是清朝将领阿济格向清廷的奏报和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阿济格是追击李自成到通山九官山下的清军统帅，在顺治二年闰六月的奏报中，阿济格称“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认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南明何腾蛟曾两次向唐王奏报。他的第一次奏报说，“斩自成于九宫山”，因长沙府通判周二南死，失首级。在第二次所上的《逆闯伏诛疏》中何又说：“李万岁爷被乡兵杀于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这是依据归附何腾蛟的原李自成部下张双喜、刘何当的口述奏报的。
此后，很多记载均认为李自成是在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的。费密在《荒书》对李自成被杀的经过有着很详细的记述：“李自成独行到牛迹岭，遇大雨，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者以铲杀自成。”在正史以及地方史乘中也有类似的具体记载，如《明史》、《小腆纪年》、《南疆逸史》、《湖广通志》、《武昌府志》以及《通山县志》等。特别是后来《朱氏宗谱》、《程氏宗谱》的新发现，更增加了这一说法的可信程度。建国后的众多史学家如郭沫若、李文治等人均赞成此说、一时之间，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说几乎成为定论。
但此论盛行不久后，一些人指出此说存在着许多可疑之处。疑点主要有：首先，他们对通山九宫山一说进行追本溯源，最早对李自成死讯进行记录的是阿济格和何腾蛟，而二人当时并没有亲眼所见李自成的尸首，而只是在奏报上提到“尸朽莫辨”，他们的消息来源主要是从降兵和降将那里得到的，连阿济格自己也不能肯定，称要再行察访，因此当时在明廷和清廷内部有很多人质疑消息的可靠性。事实上，阿济格便因迟迟交不上首级为李自成验明正身而遭到上司的严加斥责，而何腾蛟也因此被冠以“谎报战功”的罪名，最终被撤职。可见当时清政府和南明小朝廷都没有确认李自成的死亡。另外，如果李自成真的死于九宫山乡民之手，当时在九宫山的李自成部队还有十万之众，一定不会放过九宫山的乡民，但史书并没有此类记载。最令人费解的是像李自成这样一位极具影响的重要人物，他的死亡竟然在朝廷的残档、朱批“红本”中都无记载。而通山九宫山说的另一“力证”《程氏宗谱》、《朱氏宗谱》都纂修于民国年间，所述当年之事并不可确信。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盘龙山上
随着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一些人提出李自成在夹山出家为僧之说。这一说法的依据主要是何璘所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和在夹山出土的一些文物。何璘曾到实地进行考察，据山上一位老僧介绍，夹山灵泉寺早年有过一位古怪的和尚，号“奉天玉和尚”，他就曾服侍过奉天玉和尚。据他说，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说话是陕西口音，并取出一幅奉天玉和尚画像，何璘发现画中的和尚与书所记李自成长相颇为相似，加上奉天玉和尚的法号和李自成的“奉天王”称谓只相差一点，极有可能是故意避讳的，因此他认为这个所谓的“奉天玉和尚”有可能就是李自成，也就是说李自成兵败后最终遁迹湖南石门的夹山灵泉寺，削发为僧。
在夹山附近出土的文物，更是为夹山一说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在澧州发现奉天玉和尚的墓地中出土了与米脂县地方传统的随葬符碑内容十分相近的符碑，此外还在夹山附近出土了“永昌通宝”铜币、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铜制熏炉等。“永昌”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的年号。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一个铸有隶书阳文“西安王”字样的铜制马铃。这和李自成家乡陕西米脂县出土的、上面铸有“自成王”字样的马铃，形制相同，字样一样，花纹相似。这一切都表明夹山地区与李自成存在着某种联系。此外，有学者还认为当年服侍奉天玉和尚的弟子野拂是李自成义军中的将领、李自成的侄儿李过，这也证明了李自成在夹山出家的可信性。此外，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出现的诗集《梅花百韵》也被认为与李自成有关。
但此说也遭到了通山九宫山说者的质疑，认为这一说法存在着诸多硬伤。首先，他们提出何璘所述并不可靠，如奉天玉画像，其实与史书并不一致。《明史》称李自成“状貌狰狞”，且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在作战时左目中矢，因此当时被称做“瞎贼”。而画像中的和尚左目未眇，老僧在叙述中也没有提及他眼瞎，可见与李自成无关。其次，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并不能证明李自成终于夹山，而只能证明确有奉天玉其人；没有确凿证据、仅凭《梅花集韵》诗集中个别诗句的口气，无法判断诗作者就是李自成。第三，湖南大学者王夫之与李自成是同时代的人，他撰写的《永历实录》所记李自成至九宫山“为土人所杀”有很大的权威性。同时《程氏宗谱》尽管出于民国，但关于程九伯杀害李自成之事是依据旧谱转录的，绝不可能是杜撰，而且该谱与《朱氏宗谱》以及顾炎武的《明季实录》所载一致。
总之，关于李自成逃出北京城后的生死问题一直以来是个谜团，它吸引着众多的专家和李自成研究的爱好者的注意力，各种说法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自号奉天奉天玉和尚身份之谜
关于李自成兵败后的下落，三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段历史悬疑。在众多说法中，有一说就是李自成兵败后在湖南石门夹山出家当了和尚。特别是随着一些考古工作的展开，在夹山发现了奉天玉和尚墓葬骨灰、砖刻《塔铭》以及《梅花百韵》木刻版，关于奉天玉和尚的身份问题一时之间成为争论的焦点。奉天玉和尚真的就是李自成吗?
李自成禅隐夹山，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说法早在清朝就已经出现，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何璘。何璘是河北宛平人，曾任澧州知州。何璘任职时期得知澧水流域广为流传着李自成禅隐夹山的说法，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决定进行实地考察。何璘利用自己澧州知州的身份优势，在当地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何璘在考证的过程中，见到一位曾服侍过奉天玉和尚的老僧。据这位老僧介绍，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来寺的，说话是陕西口音，并取出其画像，画像中人“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通过询问老僧，察看画像，并辅以考订史迹，最终何璘得出李自成禅隐夹山的结论，并在地方志中写了《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介绍了奉天玉和尚的情况，指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从此这一说法开始广为流传。到了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章太炎也到澧州采集了大量传说，还考证出李自成在夹山时留有《梅花百韵》，其中一首《东阁梅》有“金鞍玉镫马如龙”、“徐听三公话政猷”之句，认为口气完全像是帝王所作，与普通和尚迥然不同。章太炎的研究也使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观点为更多的人所认同。
而考古发现似乎也印证了奉天玉和尚与李自成的关系。从澧州发现的奉天玉和尚墓地中，不仅出土了奉天玉和尚的骨灰，更重要的是从中出土的符碑，与李自成老家陕西米脂县地方传统的随葬符碑内容十分相近，而这种符碑在石门当地其他墓葬中没有发现过。在夹山附近还出土了“永昌通宝”铜币、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铜制熏炉等。“永昌”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的年号。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一个铸有隶书阳文“西安王”字样的铜制马铃。这和陕西米脂县出土的、上面铸有“自成王”字样的马铃，形制相同，字样一样，花纹相似。随这些文物出土的还有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拂立的“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通州知州王大猷撰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这都与何璘所述相印证，似乎在显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通过考证，有人认为野拂即是李自成的侄子李过。从奉天玉和尚的法号也可窥见一斑：他的法号是“奉天玉”，而李自成曾自称为“奉天倡义大元帅”，“奉天玉”可能隐含“奉天王”之意。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分析，李自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联合其他武装力量来抗清的夙愿。当时，对于李自成等人而言，与明王朝的矛盾已降为次要矛盾，而与清统治者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因此要和其他力量进行联合，但李自成考虑到曾与其他力量之间有着种种恩怨，于是想出一个变通的方法，即由高氏和李过出面，来完成与何腾蛟的联合，共图抗清大业。
李自成陈列馆
但也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奉天玉和尚根本不是李自成。他们从何璘的观点以及夹山文物着手，一一进行了分析。首先是他们认为后人对何璘的观点存在着种种误解。何璘当初是鉴于野史、正史对李自成死因记载不一，本着求实精神，故“周谘遗事”、“旁询故老”，搜集到“李自成实窜澧州”、“独窜石门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等传闻，这使他产生了兴趣，因此决定去实地考察。由于在观念上先入为主，他在夹山寺见到野拂所撰《奉天玉和尚碑》碑文有“和尚不知何氏子”句顿时产生疑问：“夫‘奉天’岂和尚所称?”并推测：“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他将自己推测奉天玉和尚可能是李自成的想法“遍问寺僧，对不甚详”，这是当时寺僧不认可何璘这种推测的铁证。何璘根据李自成当初号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认为“奉天玉和尚”大概是以“奉天王”自寓，大概“王”字加点以讳之，但他没有把握断定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他还将《书李自成传后》编排在《澧州志林》艺文志中“辨”的部分，这意味着何璘并没有否定李自成九宫山遇害的说法。但后来众多的史书记载，将何璘这一本具有探讨性的提法，变成肯定性的观点，例如澧州、石门县、米脂县方志等文献均采用了这一观点，从而以讹传讹。
持反对意见者还根据夹山文物来驳斥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观点。他们认为夹山出土的文物无疑为研究奉天玉和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是并不能表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他们认为，指认奉天玉和尚为李自成的人在有意无意间歪曲了文物的史料价值，如他们为了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连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中“奉天老人”、“老人”、“奉老人”的称法都不放过，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奉天王”的隐讳词。而事实上将名高望重的老和尚称为“老人”极为平常，夹山寺康熙碑中“奉天老人”等称法，并不能与李自成联系起来，只是主张奉天玉和尚是李自成的人自己牵强附会罢了。
此外，关于奉天玉和尚的身份还有很多说法。据一些史学家考证，奉天玉和尚是从四川云游到石门县夹山寺来的。他到夹山后，觉得这所建于唐朝的古刹十分残破，于是便沿门托钵，并得到清朝官绅的多方资助，终于使得夹山寺在其死前初具规模。种种事实表明，奉天玉和尚不可能是“逃禅隐居”的李自成。
还有人提出奉天和尚是明朝的遗臣。首先，他们依据《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认为奉天玉应该是明朝的遗臣。这是因为《塔铭》的作者刘萱是忠于明朝的遗臣，他是不可能为农民领袖李自成写铭的。其次，从野拂墓碑上可得到证明。在墓碑上有着“久恨权阉”、“敢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的词句，通过这些词句可看出，野拂可能是痛恨宦官的明朝武官，因此与野拂交往密切的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是明朝遗臣。
此外，还有人认为，由于李自成的死始终是个谜，不免引发人们的种种的猜测，因此一些同情李自成遭遇的人，不希望李自成结局十分凄惨，于是便想像出了李自成削发为僧的结局。
奉天玉和尚究竟是何人?
喋血关外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之谜
一位西方学者曾说过，西方人最关注的中国古代英杰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父祖都曾在明朝担任官职，他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之初的最高理想，大概就是与大明朝分据东西吧。他为什么要起兵反明呢?
1559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生于明建州左卫一个女真奴隶主的家庭里，其祖父觉昌安、其父塔克世，都曾在明朝担任官职。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明军攻破古埒城，杀死古埒城城主、觉昌安的孙女婿阿太章系。当时觉昌安、塔克世正在古埒城，一并遭了池鱼之殃。此时的努尔哈赤刚刚二十五岁，为报杀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努尔哈赤像
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并没有将进攻矛头指向明廷，而是仍臣服于明朝，每年向明朝皇帝进献大量的贡品，但另一方面加紧战备，开始了统一女真的战争。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战，努尔哈赤先后统一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女真人空前强大和统一。1616年，即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的时候，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感觉根基已扎实，决定起兵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进攻明朝。1618年正月，他对各位贝勒大臣宣布今年即起兵反明，为此积极开展各项战争的准备工作。考虑到备战工作一旦被明朝政府所察觉，可能会导致失败的命运，因此，便借口为诸贝勒修马厩为名，派遣七百人砍伐木材，制作起兵所需的各种器具。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四月他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七大恨”的内容大意是：我的父亲和祖父没有折取皇帝(系指明帝)边境上的一草一木，没有扰害一寸土地，而明政府无故生事于边外，杀了我的父祖，这是一大恨。虽然有杀我父祖的仇，我仍然愿意和睦相处，曾经与边官划定疆界，立石为碑，共盟誓言：无论明人还是女真人，若是有越过皇帝边境的，看见了就应该杀，若见而不杀，则罪及不肯杀的人。明政府违背誓言，命令兵卒出边，保卫叶赫部，这是二大恨。自清河城以南，江岸以北，明朝人每年偷过边境，侵夺女真地方。我以誓言为据，杀了出境的人，理所应当。而明政府不顾盟誓，责备我杀人，逮捕了我派往广宁的大臣刚古里、方吉纳，以铁锁加身，迫使我送去十个人，杀于边境，这是三大恨。明廷派兵出边，捍卫叶赫，使我已经聘定的女子转嫁给蒙古，这是四大恨。把我数世耕种的柴河(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南柴河堡)、三岔儿(今辽宁省抚顺城东北铁岭县三岔村)、抚安(今辽宁省铁岭东南抚安堡)三路，女真人耕种的谷物，不许收获，派兵驱赶，这是五大恨。明政府偏听叶赫部的话，以种种恶言诬害我，这是六大恨。哈达部人两次帮助叶赫侵犯我，我发兵征讨，得哈达部，明帝必令我返还。后来，叶赫部又数次侵犯哈达部。天下各国，相互征战，哪有死于刀下的人，复令他更生，已经得到手的人、畜返归的道理?大国的君主，应当作天下共主，怎么偏偏与我构怨。先前扈伦四部会兵九路攻我，我始反击得胜。明朝皇帝却帮助叶赫部，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加剖断，这是七大恨。
在“七大恨”中，努尔哈赤列举了明王朝干涉和压迫女真的种种表现，因此它是一篇起义的宣言，是对明王朝进行民族压迫的控诉书。当时东北的女真人长期处于割据混战的局面，这种局面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女真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迫切要求结束分裂和残杀，统一女真各部，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但明朝却不希望女真统一，希望其仍“分而治之”，于是极力阻挠和破坏女真的统一。因而一些人认为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之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广大女真人的共同愿望。
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修建的皇宫
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认为努尔哈赤不过是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女真人的不满引向明朝，从而满足自己的私欲。“七大恨”只不过是他发动战争的借口。他们认为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后，黄衣称汗，就是背叛明朝，因而他这次起兵根本就是非正义的。
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后金只不过是个民族政权。这种在中央集权下的民族政权古已有之。况且，当时称汗者不只努尔哈赤一人。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酋长，明廷封他为龙虎将军，他亦自称汗，统辖四方。况且，当初努尔哈赤虽然称汗，但一开始并没有取代明帝的想法，让明朝居山海关以西，后金居辽河以东，将辽西作为中间地带，这大概就是努尔哈赤的最高理想了吧。他们甚至认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地方官僚掠夺压迫，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努尔哈赤所领导的民族起义，即使以推翻明王朝为目的也应该说是正义的!
努尔哈赤宣布“七大恨”起兵反明以后，在军事上取得一连串的重大胜利，攻占明边重镇抚顺和清河二城，屯堡五六百处，俘获人口三十余万，这不仅鼓舞了后金广大军民的战斗意志，而且狠狠打击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此外，他也创造了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作战奇迹，如1618年明朝与后金之间发生的萨尔浒战役就是非常著名的军事战役。在明朝势力占优的情况下，努尔哈赤采取逐路击破的策略，将明军主力击溃，损兵折将，从而使得辽东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廷被迫由以前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态势，而后金军队则由过去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冲冠一怒吴三桂降清之谜
提起明末的吴三桂，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他引清兵入关的史实，他也因此而遗臭万年，成了人们唾弃的卑鄙小人。对于此种结局，吴三桂想必早有心理准备，可是他为何甘冒身败名裂之险，投降清军呢?
吴三桂(1612-1678年)，辽东人，武举出身，以父荫袭职军官，明末任辽东总兵，驻守宁远。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初，李自成率领大顺军逼近畿辅，明廷诏令吴三桂与蓟镇总兵唐通率兵入卫京师。三月十一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唐通投降。此时，吴三桂率辽东明军约四万人及八九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李自成于是命唐通率本部兵马，带着银两和财物，到山海关去招降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此时，明朝眼看即将灭亡，明廷的大臣们都在积极寻求出路，其中投降大顺是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因为这并不违反礼教。改朝换代，自古亦然。既然明太祖贫僧一名竟是真命天子，那么李自成这个驿卒又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呢?并且，大顺政权对吴三桂的政策是积极地招降。李自成曾派人给吴三桂送去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侯立功日升赏”。这对于已缺晌一年多的吴军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可以说，吴三桂当时确有降大顺之意。但后来吴三桂为何会投降清廷呢?古往今来，人们对此谜团大致有如下几种解释：
有不少文人才子和百姓人家相信促使吴三桂降清的原因是为了一个女人——陈圆圆。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攻陷京师，明帝崇祯自缢，使得正在赶赴京师途中的吴三桂立刻没了主意，本来是进京保护皇帝的，可现在皇上突然死了，明朝说完就完了，自己该怎么办呢?这时占领北京的李自成派人给吴三桂捎了话来：如果归降大顺政权，将提供给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吴三桂思前想后，觉得明朝既已灭亡，但自己和所率部众还得生存，因此便打算投降李自成并处理了相关事宜，继续向北京行进。但正在行进途中，有人送来密信一封，告诉吴三桂，其父吴襄被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严刑拷打，勒索二十万两白银，吴襄已交了白银五万两，但刘宗敏仍不放过他。吴三桂闻听老父遭罪，不禁生出怒气。再读下去，得知自己的爱妾陈圆圆竟被刘宗敏霸占，立刻感到忍无可忍，把李自成派来的两名来使一人斩首，一人割去双耳，并宣布与李自成势不两立。而当时除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势力，还有正处于上升趋势的满清势力，舍去了前者，吴三桂自然要投靠后者了，否则他将处于双夹板中，很难生存。
吴三桂像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吴三桂降清实在是为形势所迫。当年京师西边的门户——大同陷落，使崇祯帝乱了方寸，于是他顾不了许多，急召肩负北防重任的吴三桂来保京师。获令后的吴三桂立即带着人马赶赴京师，谁知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接获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京师，崇祯帝自缢的消息，同时得知明蓟镇唐通已降大顺。李自成本来也想招降吴三桂，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遂愿。李自成认为既然不能招降吴三桂，就要立即除去这股势力，便下令亲征。于是，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吴三桂得知李自成此举，大惊。他自知凭自己的力量绝对难以对抗大顺军。为求自保，吴三桂只得提出给予满清钱物和部分地皮，向其借兵，后又为李自成攻势所迫，多次向清军求援。多尔衮等人大喜，便顺势招降了吴三桂。因此，这一观点认为吴三桂降清实为形势所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吴三桂本意并非降清，而是借清兵来讨伐大顺，从而光复明室。吴三桂离开驻防地，前往北京去保护崇祯皇帝。但行至途中忽闻噩耗，京师已为李自成所占，皇帝自缢而亡。后又闻知自己的父亲遭大顺将领的严刑拷打，爱妾被大顺将领霸占。国恨家仇坚定了吴三桂讨伐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决心。但鉴于势单力薄，不借助外力难以对付大顺。环顾宇内，当时最具实力、而且可以和大顺军相抗衡的非清兵莫属。于是吴三桂向清兵提出，愿给予清兵钱物和土地，换取其发兵讨伐大顺。然而对满清来说，吴三桂提出的好处不过是蝇头小利，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入主中原。结果吴三桂本想利用清军，结果反被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利用。清军乘机入关，而吴三桂的借清兵以伐大顺之设想也成为泡影，只得降清。
也有人认为，吴三桂降清是他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后所做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自从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北京、明崇祯帝自缢而亡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三股力量：一，大顺政权；二，满清力量；三，南明朝廷。吴三桂为求自保，必须选择其一。李自成的大顺军人数虽众，但在京城胡作非为甚至骚扰百姓，许多将士对明廷降臣进行拷掠追赃，吴三桂的老父便深受其害。由此可见，大顺政权不懂得与明朝的官僚合作以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发展势态不容乐观，选择投靠大顺政权不是明智之举。南明小朝廷已是丧家之犬，大势已去，重振朱明王朝的雄风万无可能，选择它也是穷途末路。而当时的满清势力却处于上升有序状态，势力颇强。吴三桂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投降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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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文
化
八股取士八股文定型之谜
“头白空摩八股文，何能私塾接青云？夏侯著有藏书令，要使山中扩见闻。”古人读书，大凡为求得一朝能上“青云”，为此不惜耗尽华年，去研摩那八股文。关于八股文，人们都知道那是明清读书人求功名的一种应试文体，特别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文的发表，使国人对此更是耳熟能详。但对于八股文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又为什么会产生在明朝，却仍知之甚少。事实上，唐宋间，科举取士中已经规定了作文应试文体的基本格式，但为什么八股文独独出现在明朝呢？这还得从八股文的产生渊源与历史背景说起。
人们通常只知道八股文是明朝的东西，实际上早在唐宋即已有其雏形。唐朝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帖经”、“墨义”实际上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态。唐朝科举考试以“帖经”取士，所谓“帖经”，是拿所诵之经书，掩其两端，中间只开一行，裁纸为帖。唐朝先采用口试方式，令应试举子回答经义，后来改用笔述回答经义，这就叫做“墨义”。宋初沿用此制，到了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为了减轻应试举子的负担，于是废考经义，考试范围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之内，试题亦取自《四书》中的文句，所以后来的八股文又被称为“四书文”。到了元朝仁宗延祐年间，明确规定了科举考试法，有个叫王充耘的写了《书义矜式》一书，提出“八比”(即八股)的写作方法，于是举子考试都以八比体式作文应试。
八股文在历史上早就有了萌芽，那为什么到明朝才最终定型呢？又是谁首倡这种考试文体的呢？对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学界亦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是明朝初年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一种手段。明初，战事方了，百废待兴，各级政府的管理和地方的治理，都迫切需要大量知识人才。因此，朱元璋格外重视对人才的网罗，但作为一个出身寒微的帝王，朱元璋又希望能对臣子拥有足够的驾驭和约束能力。所以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中，他采取固定统一格律，行文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考生有自己的思想，答题也只是代古人立言，试图通过推行这种考试方法，将天下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于一统，从而让自己的江山能够永固。因此八股文在明初方始出现，它是由朱元璋首创的。
有人则持不同看法。因为科举最后一道关是殿试，而殿试内容又极其博大庞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策问，包括问圣学、问天时、问刑赏、问圣贤、问天地鬼神、问人臣言行、问文学之士、问佛仙等。这些极具知识含量的问题，出身寒微、缺乏教育的朱元璋能否提出，显然是一个问题。所以持反对“朱元璋首创说”的人认为，明初八股文是由朱皇帝的臣子谋士刘伯温、宋濂等人最先创制的。
但“刘、宋首创说”的观点也有问题，因为明朝正式颁行“八股取士”制度时，刘伯温已去世数年了。所以现在又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明朝八股文是在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在众谋士特别在刘伯温的提议下，朱元璋正式下令推行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
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
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展封建的政治经济，都十分注重网罗人才。中国历史上遴选人才的方法，在科举以前，经过了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等几个阶段。这些方法带来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国家政权机器里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士族，他们控制着人才的选择权，家族世代当官，而且还都是高官，出现了一些三世三公、四世三公的豪门望族。这些豪门望族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成为政府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样一方面堵塞了其他人当官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皇帝的集权，因此皇帝和社会民众对此普遍不满。到隋朝时，开始推行科举制，也就是通过考试选择官员，这样使得广大中小地主也可以参与到政权中来，皇帝也重新掌握了官员的选择权。经过唐宋的发展，科举选士已成为十分成熟的人才选拔制度，出现了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等许多科目，还有武举专门选拔军事人才。这一时期考试的内容也是比较多样的，如唐朝时还要考诗赋，因此读书人都要学会写诗，正因为如此，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宋朝以王安石“三新经义”为依据，对策试士，这种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已接近后来的八股文了。元朝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沿袭两宋的做法。不过，直到明朝才正式规定了八股取士，科举考试进入了八股文时代。
明朝改用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形式，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所起的决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当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对封建经济是一种冲击，所产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种“异端邪说”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冲击。“自人文向盛，士习寝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鹜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尊是敬。”也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前代人的思想，他们在应试的文章中写出了新的内容，里面不仅有诸子的思想，还加入了佛道两教的观点。应试文章竟然离经叛道，杂入新奇之说，诡僻之论，对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为了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服赝孔孟之道，制止异端邪说，从而巩固封建专制，就必须加强儒家经典的灌输，把人们的思想重新纳入官方思想的轨道上。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把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严格规定，于是明朝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经典《四书》作为标准答案，文章必须以八股文为形式。这样，读书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然的话，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关。可怜天下的读书人为了他们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十年寒窗苦读，学到的却只是些除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外百无一用的八股文。再则，明太祖虽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来夺取政权，却不能用以安邦治国，他的部下大多不识字，也办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级执政官员。所以战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勤于学问，多方罗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个名叫范常的文人到军营见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来作为智囊以备咨询。以后每到一处，都要把那里的宿学大儒网罗起来。至正二十四年以后，就下诏令开设文武两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后，诸事草创，百废待举，于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诏令开科举，自此开始一连开了三年科举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