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又正式规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写作方法，并且限定字数，规定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题，限五百字，《四书》义一题限三百字，以后到清朝最长也不得超过七百字。八股文一开头便要用一两句话将题意点明，称为“破题”，接着便是“承题”、“起讲”、“入手”，然后用八股文字对比地展开议论，随即“落下”，结束全篇，容不得半句离题话。这是最简练的文字，而且“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清朝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八股文。由于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门砖”，于是明清两朝八股文大盛，文人们纷纷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精致但缺乏实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面对欧美列强的欺凌，古老的帝国却发现自己没有可用之才与之抗争，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于是在一片声讨声中，八股文被逐出了历史舞台。
卷分南北“丁丑会试科场案”之谜
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创制科举选士制度以来，为体现其“公平”，科举考试中一直坚持“人不分贫富，地不分南北，唯以文章学问是赖”的原则。但耐人寻味的是，到了朱明王朝，却在科举考试中明确规定，人分南北，卷以率取。为什么明朝科举考试时一反常例，试卷要作南北之分？这还得要从明初的一个小故事说起。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全国举行会试，因这一年是农历丁丑年，故史称“丁丑科会试”。主考官刘三吾、白信蹈等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都为南方人。北方士子哗然，称“三吾南人，私其乡”，不满之余，遂纷纷指责其在录取中偏袒同乡，有舞弊之嫌。明太祖下令侍读张信等人对此进行复查，复查结界认为刘三吾并未舞弊违法，原榜维持不变。北方举人不服，上疏朱元璋说，张信与刘三吾互相勾结，故意挑出北方人的劣等卷子送呈皇帝，肆行欺骗。朱元璋大怒，竟处死白信蹈、张信和当科状元等人，刘三吾已八十五岁，以年老免死，革职充军。随后，朱元璋亲自阅卷，钦定任伯安等六十二人为进士，全部是北方人，于同年夏天发榜。
事实上，1397年发生的这次重大科场案件，其实并不是一场真实的科举舞弊和反舞弊事件，其背后有着明朝统治者明确的政治目的。
科举以文取士，久成定制。相对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南方而言，北方士人在进士科中，往往居于劣势，而向以“尚文”著称的南方人自晚唐北宋以来，在进士科考中久占压倒优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曾做过统计，终明一代，各科状元共八十九人，其中南方籍的就有七十五人，占总数的84.3%；北方籍十三人，其他地区(如中部地区)只有一人。建文年间各科进士共一百零六人，其中南方籍的有八十九人，占总数的83%；永乐年间，各科进士共一千八百十九人，其中南方籍的共有一千五百十九人，也占83%。上述数据都说明了南方士子久执科考试场之牛耳。因此丁丑会试录取的多为南方人并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再就刘三吾本人而言，他询私舞弊的可能性极小。自从追随朱元璋以来，他就一直受到器重，主持过多种重大典章制度的拟定，是经验丰富、值得朱元璋信赖之人，也的确是比较正派的官僚。《明史》曾称他“为人慷慨，不设私府，自号坦坦翁，至临大节，屹乎不可夺”。而在洪武三十年以前，朱元璋严酷暴虐的面目已暴露无遗。刘三吾亲眼见到众多的元老旧臣如何被加以荒谬的罪名诛杀一空，其手段之残忍、株连之广泛，足令刘三吾等剩下的各级官僚战战兢兢，惟恐祸从天降，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刘三吾哪里敢为包庇同乡这种不值得的小事去触犯暴君的逆鳞？
上述二理由足以说明，丁丑会试中南北榜事件绝非简单的舞弊与反舞弊结果，其背后尚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事实上，这是朱元璋笼络北方士人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而这又是由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北部边疆的军事形势所决定的。
江南贡院科举考室
明朝建国以后，国内仍有不少元代遗老眷恋前朝，不愿与朝廷真心合作，民心向背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另一方面，明朝建国后，前元的残余势力仍不断侵扰明朝的北部边疆，并和明朝国内的亲元势力内外呼应，这对于政权初定、脚跟未稳的洪武政权而言，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尽管朱元璋数次对北方用兵，但这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给北方造成不小的威慑力量的同时，也极易导致北部民众对明中央的离心倾向。这些问题的存在，朱元璋是很清楚的。在采取军事威慑的同时，他也试图通过其他怀柔手段来笼络北方，支持并满足北方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要求，便是其中一项重要的举措。
看似反舞弊的丁丑会试科场案，实际上是朱元璋出于“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的顾虑，遂“假以科名笼络之”，而生案端。刘三吾坚持“江南本多俊才”，自信并未舞弊，“不悟太祖之意，致惹此祸”。
此事过后的次年，朱元璋死去，尚未来得及把按地域分配进士名额的想法定为制度。到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明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后又令南北各退五卷为中卷，南取五十五，北取三十五卷，中取十卷，仍百人为率。”也就是说，明仁宗时期，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开始有了南、北比例，南、北士子根据录取总数按比例分摊录取名额。因为录取进士不仅仅根据考试的成绩，还与考生的籍贯有关，因此考生必须在考卷上注明“南”、“北”字样。由于南方考生在以往科举考试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分南、北录取，可以保证北方一定的录取名额，无疑对北方考生是有利的，因此受到北方考生的欢迎。史载“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矣”。明仁宗时期的这次南、北分别录取可以视作会试中卷分南北、分区取士制的开始。自此以后，科举考试中开始实行南北方举子分卷，直至清朝依然袭用这一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
雅士秽行“民抄董宦”之谜
董其昌是明朝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书画在明朝被奉若珍宝，尊崇为“本朝第一”，《明史》甚至称誉他的画作“非人力所及也”。董其昌还当过皇太子的老师，在士大夫之间颇有名望。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同时却又是一个为非作歹于乡里的恶霸，民间流传的“民抄董宦”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董其昌，字元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朝万历年间，他既是著名的书画大师，又是当世名士。他做过太子讲官，在士大夫当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早年时，“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赢得了士林的一片赞誉。但是在民间，董其昌的口碑却极差，在他们的眼中，董其昌是一个十足的势利小人。
万历三十四年，董其昌督学湖广，为“势家所怨……毁其公署”，他不得已请辞归家。在松江府家居，他称霸乡里，时常与儿子、悍仆恃势虐民。他家有大片良田，却纳税很少，还以押债盘折田地，纠赌劫夺钱财，封钉民房，逮押乡民，甚至逼死人命。董家的所作所为引起很大民愤，最终发生了“民抄董宦”事件，成为万历年间震惊朝野的一件大事。
所谓“民抄董宦”事件，起因于万历四十三年时，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而当时他已经实足六十高龄。为了得到绿英，他指示儿子及手下爪牙强抢绿英到董府，给他做小妾。对此，陆绍芳非常愤慨，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进行公开批评。由于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此事一出，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缘于陆本人面黑身长。故事第一回的标题是：“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
不久，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为恼怒，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依然不放过他，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逼辱所致，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到董家门上哭闹，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拖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裈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的春天，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飞章投揭布满街衢，人们声称他是“兽宦”、“枭孽”，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辗转相传。
董其昌《高逸图》董其昌《葑泾访古图》
到了十五日庙会期间，老百姓拥挤在街道两旁，不下百万，把董其昌爪牙陈明的数十间厅堂尽行拆毁。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炬，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有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到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这时董其昌只能在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躲避，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当时有人把这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完全记录了下来，是为《民抄董宦事实》。
事后，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案的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结案。但董其昌认定在百姓背后肯定还有士子的支持。因此围绕着到底是“民抄”还是“士抄”，又争论了半年多，最后经过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终于有了一个说法：当时直接参加烧抢董宅的人被处以死罪，松江府华亭县的儒生们也或者被革去功名，或者被处杖刑，而对董其昌本人，则认为是“奴辈不法，董宦未知也”。
董其昌《盘古图卷》
可以说，由于董其昌的活动，在官府层面上看，董其昌是赢得了胜利。但是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事件发生后，就有人直接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明史》对董其昌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说他“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或许这样的评价是对的，因为在士大夫、文人圈里，可能董其昌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但在道貌岸然的背后，他同时却又有着卑鄙龌龊的一面。这两面同样是真实的，只是如果没有“民抄董宦”这样的事件，后人恐怕至今也不会了解到他的另一面，历史人物往往就是这么复杂的。
名联公案东林书院名联之谜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东林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书院依庸堂里题有一副抱柱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广为流传，学人皆知。然而，这副名联还有一段公案未能定论，就是到底是“事事关心”还是“事事在心”？同时对联的作者也是个谜。
提起东林书院，很快让人想到顾宪成和高攀龙等明末士大夫。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安希范等所谓“东林党”人在此著说讲学，这副对联相传即为顾宪成所撰。顾死后，对联被后人刻写挂在惠山寄畅园旁顾氏祠堂里，由于历史的久远，祠堂毁坏无存。经过岁月的冲刷，直到上世纪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林书院才得以重修，这副对联才被重新刻写挂在院内。1960年，被誉为“三家村”之一的著名作家邓拓先生来无锡参观东林书院，见到这副对联，心情非常激动，印象非常深刻，回京后就写了篇《事事关心》的文章。邓拓在《事事关心》的名文中，提倡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国家大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无锡大观》，记载此联却为“事事在心”。稍后，1930年代出版的《无锡指南》中有两处提及此联，一处标注“事事在心”，一处却是“事事关心”，前后自我矛盾。由于邓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事事关心”说广为流传，现代流行的教科书一般采用“事事关心”的说法。孰是孰非却一时间难以断定。“事事关心”便于学生记忆，而且比较符合当时建国后的政治氛围；但从明朝后期的社会背景仔细推敲起来，“事事在心”则有着更为深厚的哲学意义和人文背景，更具合理性。
东林书院依庸堂
明朝专制君主集权日渐走向极端，厉行禁忌主义的文化高压政策。一方面，朝廷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规定为士人必须崇奉的官方哲学，使宋明理学神圣化，并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八股化，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官方所规定的四书五经为标准，考生必须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埋头苦读，答题也必须有固定的格式，以培养统治者所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屡兴文字狱，决不允许有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对于那些在思想、文字上稍有越轨悖逆表现的士人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株连九族。然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止民间的自由思想。在民间一股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潜滋暗长，文艺领域有唐寅、祝枝山、徐渭等狂放之士，思想领域则有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心学是一种高扬“心”亦即人的主体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以“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以及“知行合一”等著名命题，“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是心学的主旨。王阳明称，事父事君之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而且，心学受到禅宗的极大影响。在禅宗里，很早就有“念念在心”的说法，即“念佛须念念在心，深求佛教实义”之意。可见，王阳明的心学，有着明显的反抗封建专制压抑的自由倾向，是对越来越专制的明朝社会的反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哲学背景下，顾宪成创作该联时，写成“事事在心”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从汉语的语法构成上分析，“事事在心”也较有合理性。“在心”与“关心”在感情色彩上有轻重之分，“在”字本义是“居”和“存”，而“关”字是牵连或涉及的意思，程度上有很大不同。“入耳”与“在心”都是动宾结构的词组，而“关心”纯粹是个词语，与上联不甚相称。中国对联是十分讲究对仗的，用词十分考究，文人墨客更是刻意追求。所以东林书院的对联，应该是“事事在心”。
还有，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可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铭刻在心，绝非仅仅关心而已。“事事在心”更恰当地描述了东林党人的政治理想抱负。
顾宪成像
除去对联字句上的疑案，还有该联作者之谜。有关该联的产生，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顾宪成少年时家贫无力聘请老师，借读于邻家，夜间每每通宵达旦苦读。一日，正在勤于苦读的顾宪成被布政使陈云浦从任所归省发现。陈为其勤学苦读精神所感佩，次日便传见了这位夜读少年，并当场出对联相课试。陈云浦出的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料顾宪成学问博深，胸有成竹，遂不假思索应口而答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少年顾宪成的敏捷才思深得陈云浦的赞赏，同时也产生了这幅千古名联，令后人赞叹不已。但据赵承中先生考证，陈云浦并未作过布政使。据《顾瑞文公遗书》的附录《年谱》载，陈云浦对顾宪成所试的也不是对联而是有关当时社会的文章。看来，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对联的作者现在还无法定论。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虽然名盛一时，但在“文革”中却成了邓拓的罪证之一。1982年东林书院重新修复，当时尚健在的“三家村”之一廖沫沙先生重新题写了这副对联。此联现仍挂于书院依庸堂内，让前来参观的游人感慨万千。对联不仅书法俊逸，而且其所体现的精神更是时刻催人奋进。
荫庇九洲大槐树移民之谜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是几句至今仍然流传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的歌谣。它为什么能够被流传到今天？这里面究竟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元朝末年，由于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使黄淮流域的广大地区“尸骨遍于野，千里无人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填补豫、鲁、苏、皖、冀等地因战乱和灾荒流失死亡的人口，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实施移民政策。
山西表里河山，易守难攻，因而避免了各种战乱和自然灾害的侵轶，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再加上当时的人们为躲避灾难，纷纷涌进山西，尤其是晋南一带，这就使得山西人口迅猛增长，据说当时山西的总人口为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人口增长过快，使山西地狭人稠，出现民多无田的现象，因此移民也就自然从山西开始。
洪洞县是明朝山西平阳府第一大县。洪洞地处晋南，为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贯通南北的古官道就从城北广济寺的大槐树下通过。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就在洪洞广济寺的大槐树下设局驻员，组编队列，发放“凭照川资”，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当然，迁移的不只是洪洞人，因为洪洞大槐树是各地移民汇集、开拔外迁的集散之地，因而，移民也就把洪洞大槐树作为祖先的居住处所。
洪洞县大槐树位于城西北贾村的大槐树公园内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曾存在自然移民和官制移民两种形式。自然移民多因天灾兵患所造成，属逃亡性的大迁徙；官制移民是官方有目的有准备而实施强制性迁民行为，主要是为了调节军事政治或经济诸方面的失衡。
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大槐树移民的许多具体的传说。其中有一个传说认为，大槐树移民与明初功臣胡大海有关。传说元朝末年，胡大海来到河南林县行乞，人们不但不给他饭吃，还嘲笑、辱骂他。后来，胡大海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他骁勇善战，为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登基后，大赏群臣，胡大海却什么都不要，只请求朱元璋让其到河南报仇。朱元璋念他是开国元勋，踌躇再三，答应他可以前往河南报仇，但是“只准一箭之地”。胡大海责令部将王虎带兵前往林县。来到了林县，正巧有一只老雕飞过，王虎一箭射在老雕的身上，老雕带着箭飞遍全县，王虎也带着兵杀遍全县。一时间，林县尸骨遍野，血流成河。胡大海闻听此事，怒斩王虎，并亲自向皇上请罪。皇上念其功高，且能主动请罪，不再追究，只得下令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河南。
另一个传说则认为大槐树移民与明初的靖难之役有关。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登基，就是建文帝。建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削藩，却惹恼了他的叔叔燕王朱棣，他打着“靖难”的旗号，在北京发难，率军向南京进攻。燕王与建文帝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展开了大战。经过长达四年的战争，终于攻克南京，燕王登基做了皇帝，就是明成祖。由于长期的战乱，造成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的局面。当时燕王的军队都头戴红巾，百姓称之为“红虫”，于是民间就有了“红虫”吃人的传说。“红虫”把人都吃光了，明成祖即位后，便下令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浙江一带开荒种田，发展农业生产。
可以说，明初把大规模移民作为建国后恢复中原地区经济的一项基本政策，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给被移民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据说，刚开始的时候，政府曾广贴告示，说不愿移民者需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并规定集合时限，愿移民者可在家中等候。于是人们纷纷来到大槐树下，有一次，晋北晋南晋东南三日之内在大槐树周围集中了十几万人。突然，这十几万人被武装军队管制起来，被告知大明皇帝有令，凡到大槐树下集中者一律迁走。之后便强行登记，强行发给凭照，人们踏上了不知何时能返的移民之路。据《明实录》记载，移民活动多在晚秋时节进行。此时百草凋敝，大槐树也叶落几尽，唯余满眼的老鹳窝。每当官差下令启程，这些移民祖先们无不泪横满面、缓缓而行，三步一驻足，五步一回首地寻望家乡故里，越走越远，越走越难再见家乡景象，最后只能看到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和栖息树间的老鹳在深秋时节无奈的悲鸣。于是，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就成了记忆在移民祖先脑中惟一的家乡标志。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巡抚张锡銮率三镇兵卢永祥部进攻山西革命军。卢军所到之地肆意抢劫，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当浩浩荡荡的队伍准备血洗洪洞城，部队临近县城外的古大槐树时，奇迹发生了：冀鲁豫籍的官兵们纷纷丢盔弃械奔至大槐树下，折槐枝为香，下跪参拜，说是回到大槐树老家了。无论怎么发号施令，都无法使队伍集合起来。由此，洪洞县城数十万百姓免于一场血光之灾。后来，为感激大槐树的功德，当地的人们便在树旁边建起一座匾坊，题刻“荫庇九洲”四个大字。民国三年，由景大启等人集资募捐，在原大槐树下修建了碑亭。亭中竖立石碑一座，正面篆刻“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背面刻有叙述迁民事略的碑文。碑亭后面的窑顶上竖立着金代经幢，它是当年迁民情景惟一存世的目击者，也是惟一的遗物。
如今，大槐树移民已经过去600余年了。不论具体史实是什么样的，现在从大槐树迁出的移民已经遍布全国四面八方。有人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家谱、碑文、信函等资料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00余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余县(市)。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9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现在，每当人们提起洪洞县，每当人们说起大槐树、老鹳窝，除了回忆起当年祖先移民的痛苦经历外，人们还会想到他们开垦农荒，创建家园的艰辛历程，而他们的精神也已经内化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去了。
京城奇灾王恭厂大爆炸之谜
明天启六年发生在北京城的一场大爆炸，与3600多年前发生在古印度的“死丘事件”、1908年6月30日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大爆炸”，被人们称为世界三大自然之谜。这三大灾难的发生原因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科学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至今众说纷纭，灾难之谜一直没有被解开。尤其是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王恭厂大爆炸”，更是以其惨烈、诡秘而为世间所罕见。这次爆炸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今众说不一。
对于这次爆炸事件，很多文献都有记载。如《明实录·熹宗实录》、《国榷》、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北京史地著作《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明季北略》、《畿辅通志》、《雪卢焚余稿》以及孙承泽所著的《天府广记》等都有记载，尤其是以佚名抄撰的《天变邸抄》对王恭厂灾变的记述最为详细。这种邸报底本在当时是属于官方的，相当于今天的政府新闻公报，因此有较高的可信度。据《天变邸抄》中的描述:明天启六年五月初六(公元1626年5月30日)早晨，京师(北京)天色皎洁，突然一声巨响，如同天崩地裂，顿时间烟尘弥漫，天昏地暗，狂飙骤起，人畜、树木、砖石等被卷入空中，又随风落下，数万房屋尽为齑粉，死伤二万余人，让人心惊胆战，触目惊心。与狂飙骤起同时，地下大震，屋宇动荡，房倒屋塌，房梁、椽条、窗户、瓦片像落叶一样纷纷飘落，火光冲天，毁坏房屋数千间，同时还出现地陷，有人还被陷入地中。
出事之时，明熹宗朱由校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他发现大殿震荡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祸事，吓得不顾一切就逃。跃出门外，他急忙拼命向交泰殿狼狈奔去，内侍们惊得不知所措，只有一个贴身内侍紧跟着他跑。不料，刚到建极殿旁，天上忽然飞下一块鸳鸯瓦，正巧砸在这个内侍的脑袋上，当即脑浆迸裂，倒地而亡。熹宗皇帝也顾不上他了，一口气跑到交泰殿，正好殿内墙角有一张大桌子，他连忙钻进去，才躲过此劫。
爆炸发生后，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都感到十分惶恐，认为此次灾变与当前国家的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局面有很大的关系，是上天对皇帝的警告。在舆论的压力下，皇帝不得不下了一道“罪己诏”，表示要“痛加省修”，决不让此类现象再次出现，并从国库拨出黄金一万两以救济灾民。
爆炸使老百姓死伤惨重，但这些还不足以震撼老百姓的心灵，这次爆炸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许多诡异现象更让广大民众惶恐不安。例如在此次灾难中，出现了人群失踪现象。据记载，宣府杨总兵一行连人带马共七人没了踪影；承恩寺街上行走的女轿，事后只见轿具被打坏在街心，轿中女客以及八个轿夫都不知去向；西会馆的塾师和学生共三十六人，在爆炸之后，也全都没有了踪影。
除了失踪让人觉得诡异之外，奇怪的“脱衣现象”更让人百思不解。据当时的史料记载，这次事件中，不论男女，不论死活，也不管是在家还是在路上，很多人衣服鞋帽尽被刮去，全为裸体。如《天变邸抄》中记载道“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日下旧闻》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元宏街有一乘女轿经过，只听一声震响，轿顶被掀去，女客全身衣服都被刮走，赤身裸体坐在轿车中，竟没有伤及皮肉。他们的衣服哪里去了呢？据《国榷》记载，震后，有人发现那些衣服全挂在西山的树梢上，昌平县校场也是衣服成堆，此外还有器皿、首饰和银钱等。
另据一些史书记载，其实在爆炸发生之前，便出现了一些离奇的征兆。如《东林始末》记载，五月初二夜间，前门楼角出现有几百团飘忽不定的火焰，不一会儿，这些火焰合并成一车轮大的一团。另据《天变杂记》记载，后宰门有一火神庙在六日早晨传出奇怪的音乐声，一会儿声粗，一会儿声细。看门的刚要进去查看，忽然有个大火球一样的东西腾空而起，不一会，东城便发出震天爆炸声。这火焰和火球与大爆炸究竟有何关系？
对于王恭厂特大爆炸事件，三百多年来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和探讨，但一直没有定论。比较多的人认为，是当时位于爆炸中心的一座手工军火工场——王恭厂内火药爆炸所致，所以此次灾难又称“王恭厂奇灾”。但据爆炸专家估算，根据史料中记载的情况，奇灾相当于三万吨黑色火药爆炸的能量，然而王恭厂内贮存的火药最多不超过几百吨，根本形成不了如此大的冲击力。有人根据当时出现了“飓风一道，内有火光”，“西安门一带皆霏落铁渣，如麸如米者，移时方止”，以及呈方向性的冲击波、陨击坑等记载，认为此次灾难可能系陨星坠落造成的。但是爆炸后，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陨石。地震学专家则认为，此次灾难是地震所致。还有人则提出是隐火山热核强爆，更有甚者认为是外星人入侵、UFO降临等。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有专家则对十几种被认为有可能的爆炸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灾变过程、破坏范围等史料记载，认为此次事件是自然灾害为主导，火药爆炸推波助澜。但究竟是什么天灾？是一种天灾还是几种天灾共同作用的结果？仍没有足够的论据来加以论证。
点石成金明朝入华传教士资金之谜
明朝中晚期，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梯山航海，泛海八万里来到中国，抱着“来此拯救不幸的灵魂，使之免遭永恒的天谴”的理想，开始了他们的“精神远征”。传教士们小心翼翼地踏进中华帝国的大门，很快便发现，迎接自己的除友善的笑容外，还有警惕的目光，传教士们似乎用之不尽的钱财引起了人们极大的猜疑，成为他们心中难解的谜。
明朝最早试图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52年8月，沙勿略登上了距广东海岸仅30海里的上川岛，希望能够实现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梦想。但是，明政府的禁令使当地的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都不敢冒险带他进入中国，在多种努力都付诸东流后，沙勿略抱憾病逝于上川岛上。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以学习中国文化为由，获准在广东肇庆留居，成为第一批成功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
利马窦的这幅肖像在他去世后不久由游文辉绘制，
至今保存在耶稣会总部、罗马的ChinesadiGesu大教堂里。
为了让中国人能更容易接纳自己，罗明坚与利玛窦沿用耶稣会在日本的经验，身穿袈裟，以佛教僧侣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为他们赢得了“西僧”的称号，也得到当地佛教僧侣的热烈欢迎。在当地官员的许可下，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所欧式教堂——仙花寺，教堂内陈列着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西洋镜、自鸣钟、日晷、三棱镜、意大利的花边织物、油画圣母像及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等器物。这些代表着当时欧洲文明的西洋奇器，吸引了大量的达官贵人访问仙花寺，尤其是山海舆地全图，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利马窦墓在北京车公庄路的行政学院内
来访的人们开始向仙花寺提供香料以充作祭香，提供灯油以供祭坛点灯，向传教士施舍食物与钱财，但人们很快发现这些“西僧”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竟然不接受施舍。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入华的传教士为了避免被人们认为自己贪恋钱财，决定不接受人们的施舍，相反还常向官员、士大夫赠送一些西洋奇器。此举为传教士带来了不少好评，但很快也引起人们对传教士资金来源的猜疑。那么，明朝人眼中传教士的资金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一种观点认为，传教士的钱财是通过巫术也就是炼金术获得的。
利玛窦是明朝在华传教士中名气最大的人，南昌是他成名的地方，他得到了分封在南昌的建安王、乐安王的赏识，并且与当地高层官员来往密切，成为众人眼中的奇人。在利玛窦寄自南昌的信中，他分析了自己获得名气的原因：第一，尽管他是从如此遥远地方来的异国人，却能正确地说、写汉语；第二，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并谙记四书五经；第三，他在数学领域的知识；第四，他随身携带的珍奇物品如自鸣钟、三棱镜等；第五，大家相信他是一个炼金术士；最后是他布讲的教义。其中，之所以被认为是炼金术士，正是由于人们对传教士资金来源不明的猜想。事实上，由于传教士非常注意不让人们知道他们的财务来源，因此很早便引起人们对他们金钱来源的关注，认为传教士擅长炼金术便是最常见的解释。在当时社会上，有关传教士擅长炼金术的说法十分普及，这甚至成为一些人接近传教士的直接动因，例如利玛窦刚到中国不久，便有一个叫瞿太素的人跟随利玛窦学习了二年，而他所想学的正是炼金术。民间传言用死者头上取下的眼睛就可以看到传教士炼金的秘密，也有人将传教士搜集新生弃儿以便在他们死前为其洗礼，解释为传教士用新生儿的眼睛从事炼金术。
另一种观点认为传教士的经费是外国商人所提供。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传教士王丰肃在南京建了一座新教堂，由于太过张扬，引起保守士大夫的不满。万历四十四年，笃信佛教的南京礼部侍郎沈傕(音jue)连上三道奏疏，抨击传教士，掀起南京教案。在南京教案中，传教士经费问题成为追究的重点。在对王丰肃及部分信徒的审讯中，得知传教士的开支除修筑教堂及日常费用外，还有买人雇人的费用，教会还给每个信教者三两白银。当时民间还传言传教士为鼓励信徒传教，还根据成绩给予奖励，“能劝百人从者，赏自鸣钟、自鸣琴各一。若得青衿准十人，得一缙绅准百人”。虽然这些是审讯所得或民间流言，但其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天主教支付金钱以吸收人入教在其传教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此巨大的资金是从何而来的呢？在第一次审讯中，王丰肃声称所有钱粮是由西洋国商船带到广东，每年约六百两，如要盖房就增至千两。在第二次审讯中，王丰肃进一步明确了从西洋国送到澳门，再由澳门商人转送传教士的运送线路。
第三种观点认为传教士经费来自外国教徒的捐赠。
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徐光启。徐光启是明末天主教徒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提出这一观点的目的是为传教士辩护。尽管洋商提供与信徒捐赠都是来自国外，但却有很大的差异。在当时反教的士大夫看来，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是有险恶用心的，具体来说就是要与澳门的洋商里应外合，威胁中国内地。他们还列举了葡萄牙人在吕宋、台湾等地的活动以证明这种威胁的确实性。因此徐光启要证明传教士的费用与洋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一观点仅在对传教士比较友善的士大夫中较为流行，而反教士大夫却并不以为然。而且，事实上传教士经费确实有相当部分来自澳门洋商。
利马窦墓碑
明朝传教士为了显示自己传教的真诚、纯洁而在传教之初不接受施舍，为避免他们认为的不必要麻烦而尽量使经费来源不为人所知，结果反而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传教士经费来源的诸多猜测，甚至成为人们反教的理由，这是传教士们当初始料未及的。
技术百科《天工开物》书名之谜
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几乎涉及当时全部的社会生产领域，内容广博，文字简洁，插图生动，别具一格，堪称我国古代不朽的科技宏著，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科技百科全书”。但关于它的书名含义，人们至今还有着不同的解释。
众所周知，《天工开物》的作者是我国明朝著名的科学家宋应星。宋应星字长良，江西奉新县人，生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万历四十三年，宋应星和他的哥哥宋应升同时考中举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他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即管理教育的官职)。其间，宋应星把他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等方面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于崇祯十年刊行。明朝灭亡后他弃官回乡，终身再未出仕，大约在清顺治年间(约1661年)去世。
宋应星
《天工开物》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十八卷。内容十分丰富，并有123
幅精美生动的插图。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磺、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了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全书详细地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和大量确切的数据，是了解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重要文献资料。
那么，这本书为什么叫《天工开物》呢？天工开物四个字，在古今汉语里均为比较常用的字。对这四个字，可以说人人会读，个个会写，但是要真正弄清它们的出处和含义，却又谈何容易！到目前为止，关于天工开物四个字的含义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种以著名学者丁文江、潘吉星为代表，他们认为：“天工”是天工和人工的缩语，“天工开物”应读成“天——工——开——物”。丁文江说：“是书也，以《天工开物卷》名，盖物生自天，工开于人，曰‘天工’者，兼人与天言之耳。”潘吉星则说：“‘天’指的是自然界，‘工’是人的技巧，‘开’就是开发，‘物’是有用之物或物质财富。综合起来，‘天工开物’就是‘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
《天工开物》书影
还有一种意见以日本学者薮内清为代表。他认为，“天工”是指自然力，“开物”是指人工开发，“天工开物”应读成“天工——开物”。，他在日文译注本的《解说》中写道：“天工意味着是对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种自然力的人工就是开物。”“天工是根本，顺应天工制造出来的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则存在着人的技术。《天工开物》这个书名正是体现了这种思想。”
最近，还有一些学者则根据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提出了他们更为具体的看法。他们认为，“天工”一词出自《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这里的“天工”，《汉书·律历志》写作“天功”，显然与“人工”相对，意为大自然造化万物的能力。把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其意思是说：“不要虚设百官，大自然造化万物之事，人应当代替它来完成。”“开物”一词则出自《易·系辞上》：“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物，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这里的“开物”，意为揭开事物的真相或奥秘。把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其意思是说：“孔子说：‘《易》这部著作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用来揭示事物的真相，确定行事的办法，传授天下事物道理的。它的作用无非就是这些罢了。’”，作者宋应星创造性地借用典故，把《尚书·皋陶漠》中的“天工”和《易·系辞上》中的“开物”，巧妙地复合成“天工开物”四字，来命名自己所撰写的这部专门讲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著作，其意思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说，本书记载的是人们代替大自然创造万物的奥秘，也就是总结人们在长期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经验。
以上各种说法，虽然各执一词，但由于都考虑到了自然和人这两种因素对创造万物的作用，因此都有一定的道理，很难说孰是孰非。
《天工开物》书影
《天工开物》在明崇祯十年撰成后，当年即由宋应星的好友涂伯聚付梓刊行，为初刻本。清初杨素卿又据此翻刻过一次，此即杨刻本。但由于宋应星本人有反清思想，其兄又殉明自尽，因此在清朝这本书一度遭到厄运，使得这样一部全面系统地总结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卓越著作，在有清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了《物理小识》、《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等寥寥数种书有所摘录或引用外，再也见不到它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