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有人去查《云南通志》，发现里面在说到冶炼铜矿时，引用了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此人想要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便到北京各个大图书馆去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又去询问各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好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压根儿就不曾有过它一样。后来他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里见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又到日本图书馆去查阅，竟然发现这本书还有英、俄、德、日、法等国的翻译本，而且法国还有全译本。据说当年法国皇帝拿着这本书，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将它深藏于皇帝文库中。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独中国不存这本书。后来他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了《天工开物》的明朝最初刻本，然后按照这个原刻本广为印行，《天工开物》才在中国重见天日。
宋应星纪念馆
《天工开物》的命运非常深刻地表明，我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根本不注意对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甚至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或“奇技淫巧”，所以到了近代，中国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断桥情深白蛇娘子演变之谜
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凄美哀怨，感天动地，在中国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然而白蛇传说不是一个作家的个人作品，而是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由民间艺人、文人不断加以增改，才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艺术形象。那么，白娘子的原型是怎样的？她又是如何经过几代人的塑造，从而演变成一个聪慧善良、大胆追求爱情的姑娘形象的呢？
白娘子是位美丽的姑娘，她的所作所为无不体现中国民间的理想，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神话形象。近年来，通过学者的不断研究和考证发现，白娘子的艺术原型很可能是唐人志怪小说《李黄》中的女妖“白蛇娘子”和“青服老女”。经过小说《李黄》的传播，白蛇娘子的故事已经为一部分读者所了解。到了南宋，出现了平话本《西湖三塔记》，该书讲述的是白娘子和奚宣赞的爱情故事。不过在这两个故事中，白娘子都是凶恶的妖精，专取活人的心肝下酒，而且不断用新人换旧人。《西湖三塔记》中还出现了法海镇白娘子于湖内石塔下的情节。在这里，法海倒是降妖除魔的圣人了。神话传说就是让人不可思议，艺术原型经过千百年民众的流传，最终会变成什么样，还真值得品味。
明朝中叶中国出了个著名的文学家，用时尚的话说，他是一个流行作家，他就是冯梦龙。冯梦龙博闻强志，著述丰硕，所著“三言”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灵。冯梦龙对于白蛇传说很感兴趣，他写作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收于《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经过长时间的民间流传，加上说书艺人的创造，有关白娘子的故事越来越多，白娘子的形象也越来越丰满。冯梦龙引用了大量民间传说，同时加入了自己的创作。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已经包含了游湖借伞、订盟赠银、庭讯发配、远方成亲、赠符逐道、佛会改配、重圆警奸、化香谒禅、遇赦捉蛇、付钵合钵等情节。令人感兴趣的是人物形象发生了颠覆，白娘子不再是作恶多端的蛇妖，而变成了一个大胆追求幸福爱情的蛇仙；男主人公许仙则是庸俗的小市民，胆小怕事。这个作品具有重大意义，它基本上奠定了现代版白蛇传说的雏形。不久，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表演曲目《雷峰塔》在开始民间流行，杭州民间的男女盲艺人用“陶真”的形式，一边弹琵琶、兴边说唱白娘子的故事。
西湖边上的雷峰塔和白娘子的传说有着不解之缘
清初古吴墨浪子编辑的《西湖佳话》卷十五有《雷峰怪绩》篇，继承了《警世通言》而稍作增饰。《警世通言》中诸多不合理的情节，于《西湖佳话》中得到完善，黄图珌将白蛇传的故事改编成戏曲《雷峰塔传奇》。此后，在这个祖本上，民间艺人又不断增改，增加了端阳、求草、救仙、水门、断桥、指腹、画真、祭塔、做亲、佛圆等情节；清乾隆年间陈嘉言父女创作了《雷峰塔传奇》；梨园昆剧也争演白娘子戏，编成剧本《雷峰塔》；方成培整理修改成水竹居刊本《雷峰塔》……经过民间艺人的辛勤劳动，所著书本，所编剧目，把白蛇娘子的故事塑造得更加动人，更有韵味。通过说书人和戏曲表演者，白娘子的形象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清朝初年的这些本子，增改了故事情节，进一步勾勒白娘子的英勇、智慧以及为爱情献身的精神，同时还塑造了美丽聪明且更加有反抗精神的青蛇形象，白蛇异常温柔、庄重、明理，她的刚健勇猛、行侠仗义的品性则转移到小青身上。
白娘子的形象仍在不断演变。嘉庆十四年出版了弹词《义妖传》。民国时期，有人根据弹词《义妖传》，把它改编为小说《前白蛇传》和《后白蛇传》。后来，全国各地纷纷将《白蛇传》改编成京剧、越剧、粤剧、湘剧、徽剧、评剧、川剧、汉剧、赣剧、桂剧、闽剧、汉剧、秦腔、梆子戏、皮影戏、秧歌戏、傀儡戏、黄梅戏、婺州戏等不同的剧种。可以说，在不同的戏剧中，都能找到白蛇娘子的身影，由此可见白娘子的故事深入人心。不同戏剧的传播，使白娘子的形象更丰富、更完美，许仙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在水竹居刊本《雷峰塔》里，许仙性格懦弱，一有风吹草动，就向官府如实交代白娘子的来历，然后远走他方，最后竟帮助法海降伏自己的娇妻，重返佛国。而后来的许仙则是一个善良和重情的青年，他在法海的反复劝诱下虽然动摇过，但最后还是主动回到了白娘子身边。许仙白蛇的爱情经过一番磨难，终于造就了永恒之爱。最后定型的《白蛇传》将这一人妖之恋表现得缠绵徘恻、荡气回肠。
白蛇娘子的形象，经过民间的长期流传和无数艺人的加工，从最初的妖魔，演变成温柔贤惠有正义感的姑娘，而法海则从最初的正义主持者，变成了爱管闲事、为非作歹的恶人形象。其中的奥妙，必然是在白蛇娘子身上，寄托了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美满爱情的大胆追求的理想，对于社会现实中各种邪恶势力敢于斗争的赞赏。于是白娘子和法海就出现了艺术颠倒，这恰恰反映了民众对于神话传说的艺术加工。
黔中奇迹“红崖天书”之谜
在举世闻名的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大瀑布以西37公里，霸陵河大峡谷的晒甲山的山崖上，有一块红色巨型崖壁，上面刻有数十个大小不一，“似篆非篆”、“似隶非隶”的图符，被称为“红崖天书”。因其具有“绝对之神秘性”而闻名中外，被称为我国“四大不可识别文字古迹”之一，其真实内容至今有待确证。
“红崖天书”位于贵州安顺关索岭一处红色岩壁上，由一些非凿非刻的符号组成，其中大者有人高，小者如斗，似文似图，若篆若隶，排列参差错落。自从人们发现“天书”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对其研究和释读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明朝，当时主要是一些读书人对其感兴趣；第二次高潮是清朝光绪年间，出于好奇，人们纷纷拓印天书，或考证，或收藏，或用以送礼，“天书”的名声开始越传越广，对其释读的工作也加紧进行着。
红崖天书在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晒甲山岩壁上
但正是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一件事，使得现在的人们再也无法目睹红崖碑上天篆的原貌了。当时，永宁(现贵州关岭县)州官令当地团甲急速摹印一批碑文以便送人，一位自作聪明的团首罗光堂先用桐油拌石灰涂在凸字面上，以便敷衍了事地拓下一些碑文。后又因洗刷不去石灰桐油，竟叫来石匠将岩面铲脱一层。最后，只好参照原拓本的某些符形，随意刻画一些，再涂上一层丹砂。此举给后人破译“红崖天书”之谜带来难以想像的困难。
但这却并没有削弱人们对这一神秘天书的兴趣，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兴起了释读“红崖天书”的第三次高潮，其间，更多的学者试图从文字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目前已有十几种说法。
最新的一种解说认为它是建文帝的“伐燕檄诏”，隐藏着一段历史谜案。研究者认为明初“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躲避数月后，他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刻写于红崖之上。根据这一大胆的假想，研究者进而“破译”出“天书”的内容为：“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炆(御制)。”
对此，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指出，关于建文帝的下落现在仍是一桩谜案，历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两种主要说法：一是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至于他是否逃到了贵州，仅靠“红崖天书”来断定是证据不足的，至多只能是一种个人猜测，在史学上价值不大。
红崖天书
还有人认为，“红崖天书”是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比殷代甲骨文更原始的图画会意文字，或称古图形文字。它有形可象，有意可会，其造字的原理和释读方法，与甲骨文一样。不过后者是前者图形的线条化，在表现方法上前者更原始，可说是古文字的雏形和活化石。通过辨别“天书”上每个图形所表现的物体，他们认为其应该是一则古时的“公告”。由此，还可以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从距今3200年的殷代甲骨文提前至新石器时代。
不过，更多的人并不认同于这一看法，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认为“红崖天书”运用了钟鼎文等篆隶书体，采取了添加、省减、移化、图释四种方法将字形肢解。还有人认为“天书”亦文亦画，不能单纯地理解成文字或者图画，他们指出：“红崖天书”“观其文，它是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诏檄》；察其图，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御驾亲征图。”
也有学者指出，“红崖天书”本身是一种古怪的文字，应该不属于汉字系统，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字有关。云贵、广西古称“南蛮之地”，当地的文化、文字与汉民族不是一个系统，而且当地壁画较多，所以把“天书”和壁画联系起来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在四川凉山、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也有古代的壁画，壁画的内容是表现祭祀、描写当时人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的斗争。还有的人认为，用“天书”来形容红崖上的符号不是很恰当，因为所谓的“天书”是神仙、超人力量创造出来的东西，有一种神授的感觉。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最正确呢?目前只怕还很难得出结论。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先生所说：“对于‘红岩天书’，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内容趋向符号化，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对黔中“红崖天书”的释读和判定只能留待后人去完成了。
兰陵狂生《全瓶梅》作者之谜
有人形容明朝奇书《金瓶梅》“浑身是谜”，虽然略有夸张，却也不失贴切。单以《金瓶梅》的作者来说，就曾经有很多人做过专门的考证，但到目前为止，林林总总不下三十余种说法，尽管每一种说法都看似有根有据，言之凿凿，但总是留有一些疑惑之处，因此直到今天仍难有定论。
《金瓶梅》是明朝时出现的一部奇书，其生动的描述向读者展示出了一幅恢弘的明朝市井生活画卷，具有很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在通行的版本上，其作者署名都为“兰陵笑笑生”。数百年来，为了考证这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学者们花尽心思，提出了很多假设，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观点：
一是“大名士”说。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为明朝文人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到了清初，有人提出所谓大名士就是当时的著名文人王世贞。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大名士为李渔、赵南星、李开先、汤显祖、冯惟敏、贾三近、屠隆、谢榛、李先芳、王稚登等人的诸说，虽然各有说法，但都可以被归入这一类。
可以说，关于大名士作《金瓶梅》的说法起源是比较早的，也一直延续至今。但对于这一类说法，已经有人给予了反驳。他们认为洋洋百回的《金瓶梅》，虽然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语言组织才能，但书中大量抄录了前人甚至同代人的词曲、杂剧、传奇、说唱等，这种明显的抄袭和拼凑不大可能是“大名士”所为。而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一再说：“书画可临摹，文至临摹则丑矣。”“剽窃、模拟，诗之大病。”另外，《金瓶梅》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有少量前后脱节、错漏等现象发生，但全书结构内容上的不连贯、重出和有些描写上的粗糙，很难说都是传抄之误。而上述的任何一个“大名士”，都不可能在写作过程中出现如此败笔。更有甚者，《金瓶梅》中夹杂了大量的记音字、借音字(即别字)，甚至一些常用的字也用借音字来代替。例如“可不交人笑花死了”中的“交”、“花”，“杀人不斩眼”的“斩”等等。试想，一个“大名士”的笔下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多的别字呢？
第二种说法为“门客、老儒”说。这一说法的起源也比较早。明人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就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手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也作如是说。由于这种说法过于含糊、朦胧，因而后世呼应者不多。最近有学者著文，提出《金瓶梅》是赵康王朱厚煜与其门客谢榛、郑若庸“三人合作”。但是，如果赵康王自己作文(或与他人合作)来暴露自己糜烂、淫秽的生活，把自己写成一个无耻的市井无赖、恶棍，实在是有悖常理。另外，还有人认为，《金瓶梅》作者可能是王世贞家厮养的说书艺人胡忠，但这一说法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
第三种说法则是“民间艺人”说。“民间艺人”说的出现是近年的事。戴鸿森先生曾在《我心目中的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一文中提出“刘九”说。但有人指出，刘九只是一个盲艺人，以说书为生，似乎不可能有精力担此重任。而且根据目前的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应当在万历年间，但据李开先的《瞽者刘九传》记载，刘九在嘉靖末年即已去世，因此时间上也无可能。
此外，还有人提出《金瓶梅》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认为它“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而《金瓶梅》“明显的抄袭现象”只有“作为历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才能得到说明和理解”。但这一说法同样存在可疑之处，因为既是“历代累积的集体创作”，为什么又是突然出现，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金瓶梅》的故事在社会上演说过？特别是在盛行杂记小品的明朝，这种情况是很难说得通的。况且，《金瓶梅》宏大的整体艺术构思，也非集体创作在短期内所能完成。
总之，迄今有关《金瓶梅》作者的种种推论，实在还有不少难解的症结。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考证，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随着每一种新说法的提出，都会给人们打开新的视野，提供新的参考。当然，如何最终解开《金瓶梅》作者这个难解之谜，揭开“兰陵笑笑生”的真面目，还需要学术界和广大文史爱好者的不懈努力。
署名疑云《水浒》作者之谜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讲述了北宋末年一百零八位梁山泊好汉聚众起义的故事。其中众好汉侠肝义胆，替天行道的气魄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充满英雄主义的豪情。几百年以来，《水浒传》是勾栏瓦栈、书场的保留曲目，说书人传唱、说讲《水浒传》，风靡于民间，很多不识字的村野农夫就是由此了解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由于该书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署名，因此自明朝以来，对于该书作者的猜测很多，至今，《水浒传》的作者仍是个不解之谜。
目前，学界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人合作的，这是目前比较多的人所赞同的说法；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
《水浒传》最早的本子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编辑”。罗贯中是另一部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很有名的小说家，除《三国演义》外，他还撰著了《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杂剧剧本《风云会》。而后来其他版本的《水浒传》署名就变成了施耐庵。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留存不多，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其情况。有学者认为并无施耐庵此人，而是别人托名；也有人认为施耐庵即杭州人施惠；还有人认为是兴化人施彦端。这个施彦端曾经参加过元末明初的张士诚农民起义军，对于农民起义有着深刻的了解。施耐庵写过另外一本小说《靖康稗史》。毋庸置疑，罗贯中和施耐庵都是杰出的小说家。但显然，“耐庵”只是一个号，他的真名叫什么，我们无从知道。
中国古代的很多小说野史都是不署名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传奇小说是不入流的，是下里巴人。直到民国年间，鲁迅先生作第一部《中国小说史略》，才正式将小说独立成一个文学类别。因此，古代民间一些无名作者编写的小说野史，或者是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在前人作品基础上重新加工、改造、编写的小说野史，一般都不署自己的名字。对于刊刻书籍的书商来说，作者的名气对书的发行至关重要。所以，有些书商就会在刊印时署上某个名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某某名人“本”，某某名人编撰，而真正的作者或编撰者却被隐去了。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我们可以据此认为《水浒传》是先由施耐庵撰写，后由罗贯中编辑、整理；也可以认为是罗贯中单独撰写，施耐庵是书商硬加上去的；也可以认为是由施耐庵撰写，罗贯中是书商硬加上去的；甚至可以认为，施、罗二人都不是此书真正的作者，只不过因为他们在当时名气很大，书商为了抬高此书的地位，借以促销，便硬把二人的名字署上去，而且为了让人感觉真实可信，还做了分工，“施耐庵的本”，由罗贯中“编次”。
从文学作品形成的角度讲，《水浒传》的成稿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水浒传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很早就有流传，经过民众的口头传说，口头创造，其中的人物形象被逐步刻画塑造出来。许多民间艺人，尤其是说书艺人和戏剧作家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对之进行过艺术加工，使故事情节更加吸引人，谋篇布局更加合理，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因此可以说，是不同时期的多位艺人共同参与了《水浒传》的创造，最后由施耐庵等整理修订、去芜存箐而定稿。
《水浒传》里绝大部分的故事在历史上发生过。如北宋人宋江率数三十六人起义，进攻京师这件事情就是真实的，南宋时期的一些笔记里都记载了这件事。南宋王偁的《东都事略》提到了“宋江寇京东”；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里录有很多随宋江起义的人的画本，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徐荆落草》等；南宋画家龚开写了《宋江三十六人赞》，就是画了图，每幅图再配上叙述的文字，说明这些人的事迹。除了文人记载这个故事以外，宋江等人的事迹必然也会流传在民间。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演绎和变化，故事内容大大丰富起来，情节愈益曲折离奇。到了元朝初年有个叫《大宋宣和遗事》的画本，已经包含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故事。元杂剧中有《黑旋风双献功》、《旋风负荆》、《燕青薄鱼》、《还牢陌》、《征豹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同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等剧目。元杂剧为《水浒传》故事情节的定型作出了重大贡献。宋江率领的起义军由三十六人发展到一百零八人，队伍蔚为壮观，英雄事迹层出不穷，整个《水浒传》成了一部英雄的史诗。元杂剧还为宋江起义寻找到一个舞台，即梁山泊。梁山泊传说在山东，但是很多人认为根本不在山东，而是在江南水乡。《水浒传》的故事里，南方色彩偏重。到元末明初的时候，就由文人施耐庵和罗贯中等在前人共同创作的基础上，进行再一次的文学创作，从而写就了中国最长的一部章回体小说。
因此可以说，《水浒传》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最后由罗贯中或施耐庵或者两人将这个流传于民间、水平参差不齐、层次比较低的原始传说、早期作品，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从而成为一部文学巨著，它是群众智慧和民间艺术的结晶。
亦真亦幻《西游记》作者之谜
《西游记》的作者是谁？数百年来一直是个历史悬案。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等人从清代学者的著作中论证出其作者是明朝嘉靖中期的淮安岁贡生吴承恩。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明清版本，却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那么，吴承恩到底是不是《西游记》的真正作者呢？
说起四大古典名著中的《西游记》，大多数读者都耳熟能详，其作者吴承恩也早已为人们知悉。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西游记》明清版本中，除极少数版本曾署名元朝全真道人丘处机之外，大部分版本的署名均为无名氏。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丘处机一直被认为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其始作俑者为元朝学者陶宗仪，他在自己的笔记《辍耕录》中首次将《西游记》列于丘处机的名下。这一说法从此沿袭了数百年之久。
一直到清朝中叶，开始有人怀疑这一说法。他们指出，与丘处机有关的虽然也有一本著作名叫《西游记》，但其全名是《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者为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而它的内容则是记载丘处机西行大漠之所闻所见，因此跟小说《西游记》风马牛不相及。当时的著名学者钱大昕还专门从道藏中抄出《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证传说之谬。淮安籍学人阮葵生则据明朝《淮安府志》的记载，认定作者乃是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淮安人吴承恩，其后同为淮安籍的学人丁晏又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因此到晚清，在学人的著述中，吴承恩作《西游记》的观点已经被不少人所接受。
吴承恩墓
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根据前辈学人的记载和有关文献，在其现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研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明确指出《西游记》作者为淮安人吴承恩的观点。同时，著名学者胡适、董作宾及稍后的郑振铎、赵景深等人也开始了对吴承恩的研究，赵景深还在1936年首次撰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至此，原本在清代学人笔下尚显模糊的吴承恩的轮廓逐渐被勾勒出来，并且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
但是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有人对此不断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吴承恩作为《西游记》的作者至少有以下几个疑点：首先是今存吴承恩诗文及其文友的文字中从未提及过他撰写《西游记》这件事；二是《淮安府志》虽载有吴承恩著《西游记》，但并没有说明是演义还是稗史；三是清人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曾把吴承恩著《西游记》列入舆地类著作。因此，一度又有论者重新提出《西游记》丘作说，或是丘的弟子和传人所作说。
持相对观点的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吴承恩作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完全站得住脚的。首先，从成书年代看，《西游记》成书年代应在嘉靖初年到万历中期，而这正是吴承恩生活和创作的年代；其次，根据《西游记》中大量方言词和人声的使用情况来看，作者应操下江官话，这与昊承恩的籍贯相符；第三，从《西游记》的基本行文风格看，作者应是知识博杂、性情诙谐的读书人，还应有点心高气傲、郁塞不平的情绪，其身份不会太尊贵，这也正是吴承恩的特征。当然《西游记》中有许多道教内容，兼载有道家的诗句，但作为小说，《西游记》是经过长期演变，最后由文人加工定型的，在这过程中也不排斥曾有道教徒一同参与过修改。
还有学者经过考证，指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毫无关系，真正的作者应该是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词宰相”李春芳。而吴承恩只作有《西湖记》，将吴承恩认定为《西游记》的作者，实是因为《西湖记》与《西游记》一字之差，以讹传讹造成的。他们指出，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版西游记》卷首刻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而李春芳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号“华阳洞主人”，这是证据之一。另外，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有“李春芳老人留迹”之意。因此，李春芳才是《西游记》的真实作者。
最近，又有学者对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在今本《西游记》回目中，不少处出现诸如“黄婆”、“丹头”、“心主”、“元神”、“木母”、“水火”、“姹女”、“婴儿”、“意马”、“真性”、“本心”、“道心”、“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等词汇。据统计，在二百句回目诗句中，显现此类思路者竟占六七十句之多，不可谓不突出，而这些词汇均是道教内丹学的专用术语。在今本《西游记》面世的嘉靖、万历年间，此种内丹学属于当时道教的北支全真教。因此，《西游记》作者必然与全真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可能是李春芳。根据对“华阳洞天主人”的进一步考证，《西游记》的最终定稿人应该是嘉靖、万历年间的茅山全真龙门派道士阎希言师徒。
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个谜就好像它的故事一样扑朔迷离，亦真亦幻。但是不管学者们如何争论，不可否认的是，在广大人民的心目中，《西游记》和吴承恩这三个字早已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气度恢弘和知识浩繁的《西游记》，不可能只是某一人灵光一现得来的，它肯定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而吴承恩三个字正是这种结晶的象征。
落户哪方孙悟空籍贯之谜
手拿金箍棒，腾云驾雾，疾恶如仇的美猴王孙悟空，是家喻户晓、人人喜爱的大众明星。近年来，为了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不少地方都争着注册为孙悟空的故乡。孙悟空的户口到底该落在什么地方呢？学者们对此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谈到孙悟空的籍贯，就必然涉及到他的形象来源。有学者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哈奴曼是印度神话中风神和母猴所生的神猴，后来成为罗摩王子的得力帮手。因此，孙悟空的家乡定是印度无疑。另一派学者认为，孙悟空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神话里的水怪“无支祁”，无支祁的形象可以在《山海经》、《淮南子》、《吴越春秋》、《拾遗记》、《金刚经》等古书里找到。《太平寰宇记》卷十六称：“大禹治水三至桐柏山，乃获淮涡水神，名曰无支祁……形若猕猴，缩鼻高额，青驱白首，金目雪牙，头伸百尺，力踰九象……”与翻江倒海、无拘无束的孙悟空十分相似。另有学者认为，孙悟空是中国固有神话与印度佛教相融合的产物。无论孙悟空的形象来源是“本土说”，还是“混血说”，大家都认为孙悟空的籍贯应该在中国。当然，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人心中扎下了根，有关其籍贯的争论也集中在中国大陆，印度国籍说基本上被否定了。
孙悟空到底是中国的哪省哪地人呢？一种说法是，孙悟空是江苏连云港人。由于孙悟空经过吴承恩的再创作而童叟皆知，因此最初学界猜测，孙悟空是作者吴承恩的老乡，即江苏连云港人。且连云港有花果山水帘洞，与《西游记》中所描述的很相似。这一说法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大家对之深信不疑。但这一说法毕竟猜测成分多些，证据不足。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先后发现了南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和《西游记平话》残本，以及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在这些吴承恩出生之前就早已存在的作品中，孙悟空的形象同样活灵活现地存在着。于是，学术界关于孙悟空是“连云港人”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二种说法是，孙悟空是甘肃人。甘肃是中国的西北重镇，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古代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交通要道。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在当时被称为“安西四郡”，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就沿着当时的丝绸之路，沿途经过了甘肃的山山水水。近年来，在甘肃省石窟中的壁画中，发现了《唐僧取经图》。图片显示，唐僧西去取经，紧随唐僧的是个尖嘴猴腮的胡人，叫“石磐陀”。有人以此推定，这猴形人就是孙悟空的原型，换句话说，孙大圣是甘肃某地胡人。胡人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于西北少数民族的统称，经过长期的摩擦和融合，他们与汉民族已经融为一体，但是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自由奔放、蔑视权贵的特点依然不改，并且对固有的汉文化影响很大。甘肃发现的《唐僧取经图》中的胡人即是如此。将此胡人视为孙悟空的原型，确实很有见地，很有想像力。甘肃人以壁画为证，认为孙悟空是甘肃人，确实有一定道理。
很多人认为，孙悟空的“祖籍”应该和吴承恩一样在连云港，
而且当地也确实有一个叫花果山的地方。
第三种说法是，孙悟空是福建人。对于甘肃方面拿出的《唐僧取经图》，福建方面不示弱，也拿出了证据。据报道，在福建北部的顺昌县宝山中，新近发现了孙悟空和他哥哥通天大圣的墓碑。原来福建省顺昌县“猴崇拜”渊源已久。宝山就如其名一样，是座神奇的山，山上有个叫作“山狸洞”的地方，当地盛传里面有“圣见”摩崖石刻。同时洞内还发现了宋朝的瓷器碎片，碎片上有猴子图像的痕迹，印证了顺昌在宋以前就存在大圣崇拜文化。此外，历史学家还发现，福建省在宋朝时即于文献中出现了关于孙行者的记载，蟠桃园和东方朔的故事也起源于福建。另外，早在唐天祐年间，福建已有水晶宫的传说。福建民间传说中猴精的形象也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最接近，如福州永泰在五代时期就曾流传该地能仁寺一和尚剃度了当地一作怪的母猴，使该母猴成为当地的保护神之一的故事。孙悟空福建籍贯之说得到了很多的实物佐证。不过，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孙悟空的哥哥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除上述几种争执不下的观点外，还有的学者认为孙悟空是神话构造的形象，是属于中国的，而没有具体的籍贯。《西游记》本身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其中的人物形象如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是佛教传说与中国固有神话传说相融合，经过中国人民千百年的酝酿流传而塑造出来的形象，其中杂糅了各地方的很多民间传说，除了唐僧是以唐太宗时期三藏法师去印度取经为历史依据外，其他的形象实难断定某个人物究竟是何方出身。
争来争去，江苏连云港、甘肃和福建三地各有证据，最终还是无法确定孙悟空的人物原型来自何处，即孙悟空属于哪里人。看来，孙悟空落户哪方仍将是一个悬而不决的难题。不过，无论孙悟空出身何方，人们一样都喜爱他，又何必拘泥于他的籍贯呢？
香飘何处昆曲起源之谜
昆曲，原名“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清朝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我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2001年5月18日，它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了民族的骄傲。但直到今天，学术界关于昆曲的起源问题却仍然存在争论。
宋元时期是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由南戏发展到金院本，再发展到元杂剧，中国戏曲逐渐推进、衍变。元末发生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蒙古贵族的封建统治，此时中国的戏剧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又形成“北剧”(元杂剧)没落，“南戏”复兴的现象。昆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讲起昆曲的起源，人们一般认为明朝嘉靖年间的魏良辅是昆曲的始祖。魏良辅，字尚泉、一字上泉，江西豫章(南昌)人，嘉靖(1522-1566年)、隆庆(1567-1572年)年间流寓太仓南关(明朝时为昆山所辖)。魏良辅原是北曲清唱家，到吴中后，致力于南曲改良。他认为当时的一些南曲唱腔“率平直无意致”(行腔简单，或节奏拖沓)，于是以原来的昆山腔为基础，参考海盐、余姚等腔的优点，并吸收了北曲中的一些唱法，并与善吹洞箫的张梅谷以及谢林泉、张小泉、周梦山、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诸人结成在艺术上有共同见解和理想的创作集体，对昆山腔作了很大的改革与发展。当时，河北的北曲弦索名家张野塘，以罪发配太仓卫，被魏良辅以善歌之女招为婿，他也协助魏“更定弦索音节，使与南音相近”。这种新腔的特点是清柔婉转，“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从此，昆曲成为集南北曲之大成的新声。
昆山昆曲博物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因为有人在明人笔记《泾林续记》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明初，朱元璋曾经邀请一些高寿的老人到南京赴宴，其中有一个名叫周寿谊的老人来自昆山，朱元璋当时就问他会不会唱昆山腔，并且称赞说昆山腔很好听。可见，当时已经有“很好听的昆山腔”了，传统的魏良辅创始昆曲的说法产生了动摇。
后来，人们发现了魏良辅所写的一部专著《南词引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根据这一记载，元末顾坚等人把流行于昆山、太仓一带的民间土腔加以整理改进，创立了昆山腔。当时，虽然由于南北文化差异，传播手段有限，使其仅流传于苏州一带，但已经成为与海盐腔、余姚腔和弋阳腔并列的南戏四腔之一。而既然昆曲源于昆山腔，那么昆山腔的始祖顾坚应该被看作是昆曲的创始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昆曲的历史就可以被提早200多年。
但是，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资料可以证实元末昆山确实存在一个名叫顾坚的音乐家。《南词引正》说他与杨维祯、顾仲瑛等为友，但在顾、杨等人的诗文中却并没有发现过顾坚的名字。还有人认为，顾坚乃是明朝嘉靖朝的进士，并非元人，或者干脆认为顾坚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另外，关于《南词引正》一书的真实性，也有人提出了疑问，认为它的真实作者并不是魏良辅，而是另有其人，而且其内容也非直陈史实，其目的在于抬高昆腔的地位，有利于改革工作。
还有学者指出，昆山腔与昆曲虽然有历史渊源，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昆曲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声新腔，是创造性的。它和昆山腔的最大区别在于昆山腔更加强调清丽婉转，而昆曲经过魏良辅的改进，吸取了北曲激越高爽的长处，使其柔中有刚，刚中带柔，既有小桥流水的委婉，又有大江东去的气魄，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另外，昆山腔的伴奏以弦索为主，过于轻柔，魏良辅则把北方戏曲中常用的笛、箫、笙等也引入昆曲的伴奏，并与锣、鼓、板等结合使用，众乐集成，浑然一体。
另外，学者们关于魏良辅的身份也存在争论，甚至对于他的籍贯也是众说纷纭。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曲师，而且与下层民众多有交往，同时又以行医为副业。不过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进士，因为招降瑶民起义有功而做过地位很高的布政使。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又何以会流落到太仓，生活如此落魄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昆曲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今天随着它被列入世界遗产，更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探讨它的起源也将更加具有意义，而随着新史料的出现，相信在不久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完整地了解昆曲的来龙去脉。
附
录
明代大事年表
帝王/年号大 事
太祖朱元璋洪武
1368-1398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国号明，年号洪武，是为太祖高皇帝。
1370年，朱元璋封九子、从孙为藩王。同年，定科举制度，仿宋朝经义，规定八股格式。
1376年，空印案起，逮捕官员数百人，大多处死。
1379年，右丞相汪广洋以欺君之罪被贬海南，后遭追杀。
1380年，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前后死者三万余人。
1381年，登记全国户口，编制黄册。
1382年，置锦衣卫，掌侍卫缉拿刑狱之事，镇抚司划归锦衣卫管辖。朱元璋所办诏狱，常交镇抚司审讯，不由三法司。同年，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
1385年，郭桓案发，牵连被杀者数万人。
1387年，度量并登记全国田亩，编制鱼鳞图册。
1392年，皇太子朱标卒，朱元璋册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1393年，凉国公蓝玉因谋反罪被杀，株连死者一万五千余人。
1397年，南北榜案发，开明朝科举取士分南北的先例。
1398年，太祖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重用齐泰、黄子澄，定议削藩。以谋反罪废周王为庶人。
惠帝朱允炆
建文
1399-14021399年，燕王朱棣自北平举兵，以“清君侧”请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发动兵变，号称“靖难”，史称“靖难之役”。
1402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城，谒孝陵，即皇帝位，是为成祖。建文帝宫中自焚死（一说自地道出走）。
成祖朱棣
永乐
1403-1424
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
1405年，郑和首次出使西洋，率水手、官兵二万七千余人，乘宝船从江苏刘家港出海。
1407年，《永乐大典》成书，共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
1409年，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
1420年，在北京置东厂，由宦官掌管，从此宦官益横。
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
1424年，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仁宗进大学士杨荣工部尚书，从此入文渊阁者均进尚书，阁职渐重。
仁宗朱高炽洪熙
14251425年，以郑和为南京守备。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
宣宗朱瞻基宣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