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卑子弱明神宗不喜长子之谜
万历六年（1578年），明神宗举行大婚典礼，然而婚后皇后迟迟未有生育，直到万历九年（1581年）才产下一女。皇帝没有儿子，皇位继承便出现问题，这是事关国本的大事，一时间，皇帝什么时候能生皇子便成为朝野关注的热点。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王恭妃生下神宗的皇长子朱常洛，这本是大喜之事，然而明神宗却反应冷淡。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情还要从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说起。原来王恭妃本是慈宁宫的宫女，一次，明神宗来到慈宁宫索水洗手，王氏捧了水盆侍候神宗洗手，不想神宗一时兴起，便“私幸之”。不料“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明神宗的这次意外风流却使王恭妃怀上了身孕。慈圣李太后看到王氏体形出现变化，追问之下得知此事。一日，神宗陪李太后用膳，李太后便向神宗问起他私幸王氏之事。神宗因为王氏出身卑微，加上自己也并不是真的喜欢王氏，便矢口否认。不料纸包不住火，原来明朝制度，皇帝对宫女“有私幸，必有赐赍”，随侍的文书宦官即在内起居注上记录下来，以备需要时查核。李太后早已查过内起居注，掌握事情真相，见皇帝否认，便命人取来内起居注。面对白纸黑字的证据，神宗只得低头承认。李太后见神宗对此事有意隐瞒，便开导神宗说：“我年纪已经老了，还没有孙子，如果王氏能生个儿子，也是宗社的福分，何必要隐瞒呢？”母命难违，神宗不得已在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将身怀六甲的王氏册封为恭妃。同年八月，王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然而，神宗毕竟对王恭妃缺乏感情基础，册立其为恭妃也是在母亲压力下的违心之举，因此尽管王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神宗却长期不给其加封位号，甚至还将她打入冷宫，根本不见她一面。朱常洛也因为母亲不受宠，惨遭池鱼之殃，史载自朱常洛诞生始，“一应恩礼俱从薄”。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
有人认为，神宗冷淡王恭妃母子的最重要原因，便是早在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也就是在李太后压力下册封王氏为恭妃之前，神宗就已经爱上另一个女子郑氏。郑氏是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更兼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深得明神宗的喜爱，可谓是三千宠爱集一身。与王恭妃册封的艰难相比，郑氏的进封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万历十一年（1583年）册封为德妃，万历十二年（1584年）进封为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年）生子朱常洵后，神宗便以生子有功为名，将其位号进封为皇贵妃。而王恭妃虽然早早地生了皇长子，却连贵妃的位号也没有得到。神宗欲进封郑氏为皇贵妃时，曾遭到大臣的指责，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在奏折中指出，封郑氏为皇贵妃而不进封王恭妃，于情于礼都不合适，因此要求神宗收回进封郑氏为皇贵妃的成命，如果一定要进封郑氏，也应该先进封王恭妃为皇贵妃。史载神宗看到奏折后大怒，用手连连拍着桌子大骂，结果姜应麟被降职到边远地区任杂职，郑氏被进封为皇贵妃，而王恭妃依然没有得到进封。
史载郑氏生了皇三子朱常洵后，便倚宠向神宗要求立朱常洵为太子，而神宗因为宠爱郑氏，爱屋及乌，对皇三子朱常洵也非常喜爱，有意立他为太子。《先拨志始》记载，北上西门（紫禁城西北门）之西，有大高元殿，供奉真武大帝，郑氏与明神宗曾特地到大高元殿行香，并在殿中设下将来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密誓”，并“御书一纸，封缄玉盒中”，由郑氏保存。正因为神宗一直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因此对皇长子朱常洛便态度冷淡。按常规，皇子七八岁时便应出阁讲学，接受教育，但神宗直到朱常洛十三岁时才在群臣的力争下勉强同意让他出阁讲学。而朱常洛在举行冠礼、大婚甚至册立皇太子时，也没能得到正常的待遇，“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朱常洵出生后，郑氏被进册皇贵妃，群臣意识到神宗有废长立幼之意，首辅申时行便上疏要求“册立东宫”，称“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结果神宗仍以朱常洛年纪太小为由，称过两三年再举行册立。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申时行再次提出册立东宫，神宗仍然借口“长子犹弱”加以拒绝。由于申时行等内阁大臣纷纷采取“杜门求去”的方法抗争，神宗无奈，便答应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举行册立仪式。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神宗再次反悔，以“小臣烦激，违旨侮君”为名，将要求册立东宫的大臣或夺俸或杖责或斥逐为民。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朱常洛12岁，神宗已经无法以皇长子年幼为借口，便找了个新借口，称皇后年尚少，也许还会生儿子，因此要再等两三年，如果皇后还没有生子再行册立。此论一出，举朝大哗。
正当朝中大臣对册立东宫一事争论得沸沸扬扬时，李太后感到不能不出来说话了。王恭妃原是她宫中的宫女，李太后是喜欢她的，也心疼长孙朱常洛，因此决定干预此事。有一天，神宗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李太后借机问神宗：“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明代宫中称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宗回答：“道他是都人（明代宫中称呼宫女为都人）的儿子。”李太后闻听此言不由大怒，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神宗原本只是想为不立朱常洛为太子寻找个理由，却忘记了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朱翊钧（即明神宗）才进封为贵妃，换句话，自己也是都人的儿子，如果都人的儿子就不能立为太子，自己这个皇帝也当不成了。听到母亲训斥，神奈惶恐万状，急忙伏地请罪。经过这次事件，神宗自知理亏，不得不让步，同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然而，尽管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地位却并不稳固，一方面神宗册立他为太子并非出自真心，另一方面郑贵妃时时想造成“易储”的局面。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岌岌可危，使朝野上下那些维护祖宗法度、维护正统观念的人们忧心忡忡，民间也议论纷纷。神宗对太子的冷淡使得太子地位始终未能真正巩固，这导致了“妖书案”、“梃击案”等一系列疑案的出现，使当时的政坛因此动荡不定，为日后的党争之祸种下了祸根。
不知所终懿安皇后下落之谜
明朝朱元璋登基伊始，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令翰林院修订皇室家法，规定后官、宦官不得干预朝政。可是在明朝历史上，在后宫内却有一个女子，恰恰与祖训背道而驰，干预起朝政来。但是世人并没有唾弃她，相反给予她很高的赞誉。一些史书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证明。有史书记载，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时，这个女子在宫中被俘，后被义军将领李岩派人将其遣送回河南。这个女子就是懿安皇后。对于上述记载，一些人也表示出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她在起义军攻入北京城时迎降了，有的则说她自缢了，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关于懿安皇后的下落，一直以来是个未解之谜。
这个懿安皇后究竟是何许人呢？她是明熹宗朱由校的皇后。天启元年二月三日，即位不久的熹宗大婚，纳祥符县张国纪女为中宫，并于四月正式册立，这就是后来的懿安皇后。懿安皇后性情颇为严正，在明朝后期混乱的局势中，她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自从她入宫后，就十分厌恶魏忠贤和客氏等人。一次，召客氏入宫，欲将其绳之以法。此事让魏忠贤和客氏十分害怕，他们也在寻觅各种机会陷害懿安皇后。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懿安皇后不是张国纪的女儿，而是盗犯孙二的女儿，这个孙二犯有死刑，因此就将女儿托付给生员张国纪抚养。一时间，懿安皇后是盗犯之女一说传遍整个宫廷，一些人乘机兴风作浪，幸好明熹宗念在结发之情，没有将张皇后问罪。一次，熹宗去见皇后，见桌上有一本书，便问：“看什么书呢？”张皇后说：“《赵高传》。”懿安皇后此举自然有其用意，她是想用赵高来比喻魏忠贤，从而提醒熹宗。
天启七年六月，熹宗病倒，随着病情日渐加重，京城中纷纷传言魏忠贤即将篡位，懿安皇后十分担心魏党会对熹宗暗下毒手，于是她日夜守候在熹宗病榻前，每逢进药，必先亲口尝尝。可是到了七月底，熹宗的病情却无任何好转迹象。这时懿安皇后更加焦虑了，害怕皇位被魏忠贤等人篡夺。一天，她悄悄问熹宗，在他百年之后，何人继承帝位。熹宗当即表示，由其五弟、信王朱由检继承，懿安皇后立即找来信王，兄弟二人相见后，熹宗嘱咐信王要好好照顾嫂子，并希望他继承皇位后要有所作为，成为像尧、舜一样贤明的君主。
八月二十二日，熹宗驾崩。魏忠贤等人欲图谋不轨，阻止信王继位。但在张皇后的帮助下，信王最终入继大统，即崇祯帝。由于张皇后在崇祯帝即位事情上出力颇多，崇祯对其十分感激，特上尊号为懿安皇后，将她奉养在宫中。但是好景不长，李自成率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这时，本该在宫中颐养天年的懿安皇后却下落不明了。这便引起明清之际众多史家和史书记述者的猜疑。在众多记载中，持“自缢”一说的最多。不过关于懿安皇后自缢一说，仍存在着分歧。一些史书记载，懿安皇后是在宫中自缢的。当起义军攻入京城后，“宫中鼎沸，后闻变自缢”。贺宿所著的《懿安事略》以及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均持此说，他们的史料来源主要出自宦官王永寿之口。另外，一些史书提及，曾有人看到懿安皇后死于宫中。如在周同谷的《霜猿集》中记载道：“西安张孟坚从贼入宫，亲见后死，曾为予言之。”对于懿安皇后自缢一说，有人则认为懿安皇后是被人义救后自缢的。救懿安皇后的人也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李岩救的。龚鼎孳《圣后坚贞记》、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彭孙贻《平寇志》卷九、王宏《山志》二集卷九、王用章《甲申日记》、吴梅村《绥寇纪略·通城击》等书均记载了李岩保护懿安皇后从容自缢的情况。第二种说法认为懿安皇后为刘宗敏所救。谈迁在《北游录·纪闻》中依据内侍赵璞的说法记载道，当懿安皇后被俘后，刘宗敏对手下将士们说，这是国母，并将其送至外戚张氏家中，但懿安皇后最终还是自缢。第三种说法并没有点名道姓是谁救了懿安皇后，只是通称为“贼”。
也有史书记载，懿安皇后并没有自缢，而是乔装打扮后逃出皇宫。当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后，崇祯皇帝派人到懿安皇后的住所，劝其自裁，但是由于慌乱没有成功，于是懿安皇后用青衣蒙上头，徒步走入成国公府第。有的史书还记载，当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城后，懿安皇后出迎并献上金银财宝，至于迎降后的下落，史书中则没有具体记载。此说在民间流传甚广。
还有一些史书记载了懿安皇后是被起义军俘获的。不过这些史书之间也有出入。谈迁在《国榷》中引杨士聪语称，懿安皇后被俘后，受到严刑拷打并被追问金银财宝的下落。俞樾《壶东漫录》引王源《居业堂集》称，懿安皇后被俘后立即被杀。王源在《居业堂集》中谈到，当攻克北京后，河南尉氏人王大本与其他四人共同俘获懿安皇后，有人对皇后不逊，王大本大怒：“这是一代国母，怎能胡来？”当即抽刀将皇后杀死，使其虽死却未受辱。
懿安皇后的下落究竟何如？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无地自容崇祯皇帝死地之谜
北京景山公园内东边山坡上以前曾有一棵古槐，相传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的地方，这棵树后来在“文革”浩劫之中被砍掉了。现在公认的说法是，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后，崇祯皇帝仓皇出逃，在煤山东麓的一棵槐树上上吊自杀。煤山就是今天的景山，但是有关崇祯自缢的具体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崇祯帝究竟死于何处呢？
发现崇祯皇帝的过程，史书上有详细的记录。据载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宣告了明王朝的覆灭。攻入北京的农民军直扑皇宫，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擒获崇祯皇帝，为自己的造反行动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农民军搜遍皇宫却没有找到崇祯皇帝，拷问宫中的宫女、太监，也毫无结果，崇祯皇帝就这样失踪了。对于李自成来说，虽然他已经坐在了崇祯皇帝的龙椅之上，但崇祯皇帝下落不明依然是他的一块心病，要知道，如果崇祯皇帝逃出北京城，以他对明朝残余力量的号召力，依然会对农民军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李自成自然是不能容忍崇祯皇帝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局面。于是李自成下令悬重赏，称凡是能够交出崇祯皇帝的人可得万金之赏，并可晋封为伯爵；而如果有人胆敢帮助藏匿，则要诛灭九族。到了二十二日，农民军在煤山上发现了几具自缢的尸体。据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起义军先是发现崇祯皇帝在煤山的松树（有些史书上称是槐树）下遗落的弓箭，然后就看到与太监王承恩对面而自缢的人，左手上写着“天子”二字，身穿蓝绸道袍，红裤，一只脚穿鞋，一只脚没有鞋子，头发散乱开来。经过宫中太监的辨认，确认此人正是崇祯皇帝。
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
有关崇祯自缢在煤山槐树上的记载，李清的《三垣笔记》中叙述最详尽而生动。据载崇祯帝在自杀之前，还曾召集在宫中的妃嫔、皇子、公主等人，与众人对饮，然后在快三更天的时候，拔出自己的佩剑，让众人都自尽，以免落入起义军手中。于是皇后先投缳自尽，之后其余的妃子或用剑自杀，或被崇祯亲自砍死，连他最疼爱的长女长平公主也被崇祯帝用剑砍断右臂，但倒地未死。然后，崇祯皇帝与王承恩一起带着宫内太监数十人，企图出城逃走，但没有成功。走投无路之际，只得重回宫中，最后在煤山古槐树下自杀身亡。据说这株老槐树还因此惹上了灾祸，清军入关后为崇祯皇帝发丧，并称这株古槐树有弑君之罪，于是下令以铁索环绕树身，以示惩罚。结果古槐树就这样戴了近三百年的铁索，直到建国后才恢复自由之身。然而古槐树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造反派以古槐树与封建皇帝有牵连为由，将古槐树砍翻在地，可怜的古槐树就此成为这些“革命”小将的手下冤魂。
然而，对于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古槐树的说法，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疑问，认为煤山本来就是皇室内苑，如果崇祯皇帝就吊死在煤山山坡那样明显的地方，怎么会搜寻三天才发现呢？据此有人就提出说崇祯吊死在煤山槐树上是不确切的。
考《明史》中的《李自成传》和《王承恩传》及《明季北略》等各种史书证实，崇祯帝不是缢死在槐树上，而是自缢在“寿皇亭”中。当时的具体经过大体是：天还未亮时，皇帝在宫中前殿召集文武百官，却没有一人来，于是崇祯皇帝就遣散宫内的人员，和亲信太监王承恩一起登上万岁山即煤山的寿皇亭中。这个亭子刚建成，是为了检阅禁军操练而专门建的。走投无路的二人最后一同吊死在寿皇亭中。有关更详细的细节，各种记载中也略有不同，如《明季北略》中说二人吊死在亭下的海棠树下。
但是对于寿皇亭，也有人表示怀疑，并作了考证，认为明朝景山并无寿皇亭的称呼，只有一个寿皇殿在山后（即今天的北京少年宫），而这个地方与史书记载的崇祯自缢之处相距很远。并且有人撰文提出，在景山之上，明朝并没有建筑，今天留下的五个亭子都是在清代乾隆时建的，因此这一记载是不确切的。明末亲历甲申之变的钱甹所著《甲申传信录》中还发现有这样的记载，说崇祯皇帝易袍履后与王承恩走到万寿山，在巾帽局里自缢而死，死于夜里子时。后人认为这一记载很符合崇祯皇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走上自戕之路的心理变化过程，因为崇祯皇帝一向刚愎自用，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投降，也不会轻易去死的。所以他在京城旦夕可破之时，他于三月十八日取太监衣帽化装后，企图从崇文门、正阳门、朝阳门、安定门等处逃跑，皆因守门士兵不知他是皇帝而被阻。逃跑不成，崇祯皇帝才在太监的陪同下跑到了巾帽局自缢。这个巾帽局是明朝宦官掌管的二十四衙门之一，专管宫内的靴帽制作，地处皇城东北角，是皇城内较偏僻的地方（在今北京东城区织染局胡同东端）。
除了上述这些说法之外，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黄云眉在《明史考证》中提出崇祯皇帝死于万岁山。万岁山，金人称为琼花岛，是元代至元四年筑的宫城，山在禁中，遂赐今名，就是今天北海的白塔山。《明亡述略》则说崇祯皇帝死于西山。而俞平伯在《崇祯吊死在哪里？》一文中引用西方作家邓尼在《一代的伟人》中记载明崇祯皇帝砍伤长公主事后则说，崇祯帝当时精神已经有些错乱，他出了宫廷后爬上煤山，在那里查看外国来的大炮，还给李自成写了血书，要求他不要欺压百姓，不要用那些背叛了的官僚，然后在看管园子人所住的小屋椽子上吊死了。
故宫对面的景山公园是崇祯皇帝自缢的地方
综合上述各种说法，关于崇祯皇帝之死的经过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自缢的详细地点，一说自缢于煤山树下，一说自缢于山亭中，一说自缢于北海的白塔山，一说自缢于西山，一说自缢于巾帽局，一说自缢于管园人的小屋中。根据目前公认的观点，自缢于煤山是比较可信，也合乎情理的，但到底死于什么树下或亭子里，这就难以查证了。
末路皇族崇祯太子下落之谜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外城后，崇祯眼看无力回天，就下令后宫的嫔妃自尽，以免落到起义军手中，他亲手剑砍袁妃、长公主，并紧急召来太子。当时太子才十六岁，崇祯命他逃出北京，他自己则与宫内太监王承恩一起登上煤山上吊自杀。经过了明清更替的大动荡，崇祯太子下落开始不明，又于清朝初期几次出现，难辨真假，南明小朝廷的弘光时期以及清顺治、康熙时期都曾因为太子案，很多人受到株连被杀。太子案一直到康熙四十七年才渐渐平息。太子是否逃匿出宫？逃出宫后究竟逃到了什么地方？最后的下落如何？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四个死得较早，到明灭亡时，仅剩下周皇后所生的太子慈烺、定王慈灿（或作慈炯）和田妃所生永王慈炤（或作慈焕）。慈烺1629年生，是崇祯长子，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被立为皇太子。《明史纪事本末》中称，李自成攻下北京城后，太子慈烺与定王慈炯、永王慈炤一起被起义军所掳获。后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率军与吴三桂对战，当时曾挟持太子与二王一起前去。据说，当战局不利的时候，李自成挟太子一起登上高岗观战。后来，李自成不敌战败，就与吴三桂议和，吴三桂提出用归还太子与二王并离开北京城为条件，换取停战。李自成同意了，就将太子等人交给了吴三桂。这样说来，太子就落入了吴三桂的手中。据此，有人提出，太子已经遇害。这一说法在后来的其他史书中也得到了证实。《石匮书后集》中的《烈帝本纪》及《太子本纪》记载，在李自成战败后，太子趁机逃脱，被吴三桂部下捕获，但不知道他是太子，就命他负责打马草喂马两个月，之后太子又逃出，藏在老百姓家里，后投奔外舅周奎家，周奎担心私藏太子会惹来祸端，就将太子献给了清摄政王多尔衮，经过一番辨认，最终被害。这里所不同的是，太子并不是被李自成交给了吴三桂，而是在乱军之中被吴三桂军所获。同样，有关这一说法的细节叙述，各家也不太一致。据《国寿录·崇祯太子》中的记载，太子出逃后，先是被卖豆腐的老婆婆发现后收留下来，当知道他是太子时，就让他隐姓埋名住了三个月，因为贫困负担不起，之后送往周奎处，以下则相同。《甲申传信录》等书中也有比较类似的记述。这些说法都认为太子最终被清廷抓获，然后遇害。
说到太子后来被杀的过程，《石匮书后集》中的记载充满波折。据说，太子被送交清廷后，老百姓听说明朝太子还活着，就纷纷前去探望，多尔衮担心会引起明朝官民的反抗，就宣称太子未必是真的，同时安排人进行辨认，并事先做了些准备，所以，太子以前的老师谢升、周奎等人迫于压力，不敢承认是真太子，但有个叫钱凤览的官员却坚持说太子是真的。但无论是真是假，清廷都不会容许的，最终太子和钱凤览都被杀害。另外还有人提出，李自成攻下北京后，下令搜索太子，太监栗宗周将太子献出，李自成就把太子幽禁于刘宗敏家里。后来卫士私下将太子放出，来到南明小朝廷——南京，清兵攻入南京后，太子被人献出而遇害。
但是，对太子被杀一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太子仍然活着，因为据《明季遗闻》描述，在李自成战败向西逃走的时候，有人看到李带着太子和二王一起走的。对《明季遗闻》的作者邹流绮，有人做了考证，发现他是清朝顺治时人，他在书的《自序》中提到此书完成于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那么他生活的年代距离明末的甲申之变仅仅十年左右，而且本书的写作又是在父辈记载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认为邹流绮很有可能是甲申之变的目击者。这一提法也有一定的可靠性，因为在后来编修的《明史》中就采纳了邹的说法，认为当时交给吴三桂的太子是假的，真太子始终留在李自成营中。
如果太子确实未落入清廷手中，那么随李自成西行之后，太子的下落究竟如何呢？由于此后的历史记载中再也没有说明，所以，从吴三桂营中出逃的太子的去向就成了明末清初的一大议论热点。《明季太略·太子一案》中说，太子后来被人带到皇姑寺藏了起来，又和太监高起一起潜逃到天津，然后像传言中的建文帝一样，出海南下，不知所终。《野史无文》则记载太子曾逃往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清兵攻陷南京后，他被人献出后被带往北方，不知所终，有的说是被杀了。还有的说，明末清初兵荒马乱的，太子后来死于乱军之中。但这些说法均无证据证实。就像前面提到，单是崇祯太子遇害于清朝刑部的说法，就有很多版本，所以太子的下落始终是个谜团。
到了南明小朝廷弘光朝时，发生了王之明假冒太子一案，引起全国轰动，使得本已扑朔迷离的太子下落一事更加错综复杂。根据邹流绮的记载，弘光朝时的一天，有个官员突然秘密奏报，说有人发现太子在浙江出现。之后此人就被带到南京，为了弄清楚真假，还找了一些熟悉太子的人在朝堂之上进行了一番对证，询问当年与太子相关的事情，结果发现，这个人对于太子曾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一无所知。最后，经过反复的审问，这个人才承认是高阳人王之明，是假冒的太子。假太子案引发了马士英与黄得功、左良玉、何腾蛟等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加速了明王朝残存势力内部的分裂。清康熙时期有人借崇祯太子之名举行反清起义，牵连并死了很多人，结果也被证实是假的。
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有关崇祯太子下落的讨论就成了一个禁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更加难以作出定论，这一话题渐渐沉寂了下去。直到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没有了政治的压力，有关明末崇祯太子的下落在广东梅县地区又成为了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原来，长期以来，在这一地区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明亡以后，嘉应州（今梅县地区）的阴那山灵光寺有一个和尚十分特别，他的法号是“奯”（音huo），死后一直被当地人供奉为“太子菩萨”。有人认为这就是当年下落不明的崇祯太子。经过学者考证，他是被担任过太子侍读的李士淳带到了这一地区的。李士淳在明末也被李自成起义军所俘获，与太子在一起，并且李士淳受到了起义军的很好的待遇，并未被关起来，是很有可能助太子逃出去的。当地的《嘉应州志》、《程乡里志》、李士淳本人所编的《阴那山志》及一些民间传说都可以证明，李士淳确曾被李自成俘虏，而且被封过官。根据这一说法，太子最终出家为僧，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受建文帝下落的影响。
总起来说，崇祯太子的下落已经成为一个千古之谜，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如同建文帝的下落之谜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末清初对恢复明王朝正统统治心存幻想的士子文人们的一种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集结在崇祯太子的周围，重建明朝的统治。
政
事
奇
案
兔死狗烹胡蓝狱案之谜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京城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案，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屠灭三族，前后因这一案件被株连的多达三万余人。然而仅过去十多年，胡惟庸案的阴影还未散尽，又一件惊天大案发生了，战功赫赫的名将蓝玉也以谋反罪伏诛，受此案牵连被害的有一万五千多人。两次大案，使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一空，一时间朝中人心惶惶，众臣都有朝不保夕之感，甚至出现了每天上朝前先与家人诀别，下朝后则举家相庆又活一日的情景。胡惟庸和蓝玉真的要谋反吗？真有那么多开国功臣参预他们的谋反吗？
胡惟庸案、蓝玉案是明初影响最大的谋反案件，当年随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受这两大案的牵连而惨遭屠戮的数不胜数，朝中几乎为之一空。朱元璋南征北战，最终平定天下，当了皇帝，这与他身边有一批才智过人、英勇善战的文臣武将是分不开的。朱元璋称帝后曾经对开国功臣论功行赏，而一些功臣便也乘势居功自傲，其中以李善长、胡惟庸等所谓“淮西帮”势力最为强大，在朝廷中影响很大。这对有着强烈集权欲望的朱元璋来说，显然是一大隐患，他对此十分放心不下，多有猜忌，恐其图谋不轨，危及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胡蓝之狱成为朱元璋清算这些功臣的大好时机，无论胡惟庸、蓝玉是否真的谋反，但如此大规模的株连显然是朱元璋有意为之的。朱元璋不仅将相权和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还将他心怀疑虑的开国功臣们一网打尽，可说是最大的得益者。
关于朱元璋连兴大案的原因，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比较通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胡、蓝等人居功自傲，目无法纪，并觊觎天子宝座，所以遭致杀身之祸；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朱明王朝长治久安，而故意找寻藉口，大兴狱案，以达到铲除功臣的目的。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胡惟庸案的主角胡惟庸，凤阳府定远县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在同乡李善长的提携下，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不久为中书省左丞，以后又拜右丞相，继而为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胡惟庸并无多少才干，但阿谀奉承、欺上瞒下倒很有一套。《明史》中记载说：“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也日益骄横跋扈，专断独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日益激化。朱元璋从元末“宰相专权”、“尾大不掉”的教训中，认识到朝臣权力过大，会导致大权旁落，甚至皇权不保，心中早存“除之而后快”的想法。
胡惟庸在朱元璋身边这么多年对此当然有所觉察，在暗中已开始做准备。双方的矛盾因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激化。据史书上的记载，一次，胡惟庸之子乘坐马车在街上一路狂奔，结果坠落于车下，不幸摔死了。胡惟庸怒杀驾车的奴仆。这一下，惹恼了皇帝，朱元蟑怒责胡惟庸，命其偿命。胡惟庸表示愿意以金赏帛给奴仆家属，以作赔偿，但皇帝不允许，坚持要求偿命。胡惟庸十分害怕，知道皇帝真的想对他下手了，与其被动等皇帝来宰杀，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便计划政变。作为朝廷要臣杀死家中一个奴仆，在封建社会并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但朱元璋偏要插手此事，还不允许胡惟庸用钱财来了结此事，胡认为这是朱元璋故意要将他置于死地，所以只得铤而走险，起而谋反。但事发之前，其同党涂节见无成功的希望，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大怒，洪武十三年，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处死。
胡惟庸死后，此案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其罪状逐步升级。洪武二十三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通倭通虏”的“谋反”罪，说他勾结明朝的死敌蒙古和日本，这可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大罪名。这个案子牵涉到许多朝廷重臣，就连已经告老还乡的第一任左丞相李善长也被家中恶奴告发，说看到李善长和胡惟庸在一起密谈谋反大计，具体的谈话内容没听着，只见胡惟庸说话，李善长点头，表示赞同。于是这位在朱元璋打天下时一直跟随身边，为其出谋划策，被朱元璋赞为“萧何”的近八十高龄的李善长也难逃劫难，被赐死。除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的丈夫（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外，李氏一家男女老少七十余口，被满门抄斩。
为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朱元璋还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凡是他心存疑虑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被处死抄家。据记载，因胡惟庸案“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并“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进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后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直接归皇帝统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至此被废除，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对于胡惟庸到底有无谋反之心，历史上很有争议。明朝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认为朱元璋是想借胡案来肃清开国功臣。事实上因“胡党”而受株连致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另一个让人对胡惟庸谋反说心存疑惑的地方，是朱元璋对告发胡惟庸谋反的御史中丞涂节的处理。按理说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自然应该是有功劳的，即使不封赏也不应该降罪，但朱元璋在诛杀胡惟庸后不久就将涂节处死，理由竟然是涂节告发太迟，让人不由怀疑是否有杀人灭口之嫌。
胡惟庸案才稍稍平息，那些幸免于难的功臣们刚刚松了一口气，朱元璋又兴蓝玉大狱。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三十八岁的皇太子朱标一病身亡，这对于已进入花甲之年的朱元璋来说，不啻当头一击。他在反复斟酌之后，最后选定了年仅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作为接班人。毕竟朱允炆还是年幼无知的孩子，朱元璋担心皇太孙势孤力单，自己一手建立的大明王朝会落入他人之手，便下定决心再进行一次大清洗，把剩余功臣宿将收拾殆尽，他首先对大将蓝玉下刀。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素以英勇善战而得重用，数次统兵出征，立有大功，洪武二十年升为大将军。由于战功显赫，蓝玉被朱元璋喻为大破匈奴的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并封他为凉国公。蓝玉遂因此日益骄傲起来，侵占民田，鞭打来执行公务的御史，广蓄庄奴，仗势欺人。虽然蓝玉为朱家天下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但看到朱元璋京城内大开杀戒，心中也感到非常惧怕。他说：“本朝官员，哪个有始终？”果不其然，灾难终于降临到了自己的头来。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献诬告蓝玉“谋反”。在严刑拷打之下，蓝玉不得已承认与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吏部尚书詹徽等人，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结果蓝玉等人被处以极刑。蓝玉案虽然只持续两个多月，但连坐被族诛的人达一万五千人，其中不少是军中勇猛刚强之将。为了使这一屠杀名正言顺，避免引起群臣激愤，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了《逆臣录》，向天下诏告叛逆之臣的罪名。然而有人提出，从保留下来的《逆臣录》可以看出蓝玉谋反的罪名是被捏造出来的。陈四益曾在《罗织的证据》一文中指出，据一个名叫蒋富的招认，说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在酒席间，蓝玉对他透露要“谋大事”的计划。而据考证，这个姓蒋的只不过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网户。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称蓝玉曾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求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做。这个张仁孙是谁呢？其实只是乡里一个染匠。据常理推断，蓝玉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是不会随便和这些无足轻重的人说的。这些口供漏洞百出，难怪《逆臣录》的可信度令人怀疑。因此不少人认为蓝玉案中的《逆臣录》和胡惟庸案中的《昭示奸党录》一样，不过是朱元璋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的遮羞布面已。
无论是功臣持功自傲，意图谋反，抑或是朱洪武有意削夺将相之权，这种历时如此之长，株连人数如此之巨的大屠杀在历史上实为罕见。胡蓝之狱后，朱元璋对身边的人仍不放心，又将疑有后患的耄旧老臣如徐达等人处死。到朱元璋死时，明初的元功宿将几乎被屠杀殆尽，朝廷因此元气大伤，以至于燕王朱棣起兵时，建文帝不得不面对朝中无可用之臣的窘境。朱元璋本想为自己的皇太孙扫清称帝的隐患，结果却将建文帝送上了不归路。
暴君兽行明初文字狱之谜
所谓文字狱，就是由于文人们在写文章时，由于不慎而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并因此受到了残酷惩罚的案件。明初朱元璋统治时期，也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字狱之灾，从其残酷程度来说，并不下于后来清朝康乾时期的文字狱，而这次文字狱的起因和过程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那么，明初为什么会兴起文字狱呢?
明初文字狱的发生，从时间上来说，开始于洪武十七年，一直延续到洪武二十九年，前后长达十三年之久。终洪武一朝，直接因文字而起的重大案例，不下二十余件，因为文字狱遭到冤杀和株连的人不计其数。
说到明初文字狱形成的具体原因，不能不提到朱元璋的出身，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他大兴文字狱的心理根源。因为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身贫寒的皇帝，他幼年家庭非常困难，个人经历非常坎坷，当过和尚，也做过盗匪(因为朱元璋参加过元末红巾军起义，这些农民起义者被当时的元朝统治阶级视为盗匪)，属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阶层。这些经历，使得朱元璋自幼就对当时处于社会上层、掌握文化知识的文人儒士有着很不好的印象，生怕受到他们的歧视，养成了猜忌怀疑的自卑心态。
当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统治而夺天下的时候，他离不开这些文人儒士的支持，也还能够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这些知识分子，但是一旦当上皇帝以后不久，朱元璋就开始表露出他对这些人的不满，并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去对待那些触怒他的文人儒士。明初的国子学祭酒许存仁，为朱元璋争夺天下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就因为在讨论朱元璋称帝时，他提出要告老返乡，被朱元璋视为忤旨而借故逮捕，后来死于狱中。还有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当新的王朝建立起来以后，朱元璋下诏天下招读书人出来当官为其所用，他们却断指立誓永不当官，这就大大惹怒了朱元璋，于是下令袅没其全家，以为他人儆，借以恐吓天下的读书人。在朱元璋统治时期，言者有罪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人仅仅因为向朱元璋直言进谏而触怒了他，便招致杀身之祸。洪武九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件。当时天象发生异变，古人称为“星变”，这就要求有人来解释这一天文异象，为此，朱元璋下诏要求众大臣进行解释。山西平遥县的训导叶伯巨，就向皇帝上了长篇大论，认为这是由于朱元璋亲政以来的措施不当引致的。他说是三个原因导致了天象的异变，第一是由于皇帝在开国后分封诸子太过侈奢，第二是由于朱元璋用刑太过频繁，第三是由于希望治理好天下的心态太急切。应该说，叶伯巨对朱元璋的进谏是大臣对封建帝王的有参考价值的提醒，但却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怀疑这是有意离间他的骨肉亲情，当时就要用弓箭将叶伯巨射死，在丞相的劝阻下才作罢，但最终叶伯巨未能逃过一劫，惨死于狱中。
文字狱形成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因为被怀疑影射朱元璋的出身寒微而惹祸的，这实际上是“莫须有”的罪名。前面曾提到，朱元璋少年时当过和尚，做过盗匪，这段经历使他当上皇帝以后十分忌讳别人提起此事，对于像“光”、“秃”、“生(僧)”、“取法(去发)”、“则(贼)”等字或谐音的字非常敏感，因为“光”、“秃”、“生(僧)”、“取法(去发)”都被视为骂他做过和尚，“则”则视为骂他做过贼。不过，古时的读书人写文章偏偏喜欢用文雅的文言文去曲折地表述直白的语句，不知不觉中就正好触犯了朱元璋的忌讳。《二十二史剳(音zha)记》中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给朱元璋上《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句子，被杀；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的《谢增棒表》有“作则垂宪”一句，被处死；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有“圣德作则”句，被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有“睿性生知”的字样而被诛。其他犯忌的词句还有“垂子孙作则”、“仪则天下”、“建中作则”、“取法象魏”、“拜望青门”(青门指僧院)、“体乾法坤(发髡),藻饰(早失)太平”、“遥瞻帝扉(帝非)”、“式(失)君父子以班爵禄”、“永绍亿年，天下有道(盗)”等等。朱元璋对用字的避讳也很在乎，如不允许用“元”字，“洪武元年”改成“洪武原年”；洪武三年下令禁止百姓取名时用天、国、君、臣、圣、神等字，举不胜举。
有些文人仅仅因为作诗而无意间获罪于朱元璋。如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他在《宫女图诗》中写道:“女奴抚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朱元璋看到，认为是讽刺自己，就借口高启替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四字，将他腰斩于市。另有一个官员叫陈养浩，因作“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诗句，被朱元璋视为动摇军心，也被溺死。甚至有兖州知州卢熊，发现官方公文中老把“兖”字误印成“袞”字，于是上书朱元璋，请求更正。朱元璋看了奏章，很不高兴，认为“秀才无理，便道我‘滚’哩”，将“袞”视为“滚”。不久，便以结党的罪名杀了卢熊。
更为无稽的是，就连死了上千年的“亚圣”孟子也难逃朱元璋的文字之狱。有一次朱元璋读到“民贵”、“君轻”句时，认为这是大不敬，就命人将孟子的神位扔出孔庙，要让他在死后也得不到赦免。又命人将《孟子》一书进行修订，删节了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本。后来，由于掌管观天的人说天上的文曲星暗了，引起朱元璋的猜疑，才又不得不将孟子牌位重新送回孔庙。
据民间传说，有一次朱元璋私下出游到一个寺庙，发现壁上题有一诗:“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认为是有意嘲讽他，于是庙里的所有和尚都被处死。
对于明初文字狱的原因，有人认为上面的分析是浅层次的。一些早期的学者指出，明初文字狱的出现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新兴皇朝臣属关系的斗争。只是朱元璋用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来兴文字狱，将新旧势力的斗争演变为莫须有的罪名杀戮大批知识分子，这反映了他残暴的一面，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朱元璋是明初文字狱的始作俑者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画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今天看来，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真实原因，就是要借此以树立皇权的威信，这从一次朱元璋和大臣的对话中就可看出。在大兴文字狱的时候，有很多勋臣对此感到不平，朱元璋曾对他们说过:“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治文字狱的目的就是为了约束天下的读书人，这从朱元璋定八股、删节《孟子》的行为中可以反映出来。文字狱的出现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思想统治上走向极端的产物，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