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手反贪“空印案”之谜
明朝初年，朱元璋先后兴起过四次大案，除了胡惟庸、蓝玉两案，还有郭桓案及“空印案”，后两案是因官员贪污而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惩治贪污案。对于郭桓贪污案，因为查有实据，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而“空印案”从事情缘由上来说，更接近于作弊行为。“空印案”的牵连之广，对明初的政治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时间，造成士大夫们都不敢为官。那么“空印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值得引起争议的地方？
在明初，按照规定，全国各地的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都要派会计部门的官吏到户部去报账，将有关地方财政的各项收支，包括钱、粮、布帛、军需款项等详细做账上报，在户部汇总，经户部核实数字后，这账才算完成。因为账目繁多且琐碎，只要有一笔数字写错，或与总账不合，户部就会把账册驳回重做，使得地方官们受苦连连。因为从各地往返京城，少说也要个把月，多的达数月，这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的府、州、县来说尤其痛苦，并且户部汇总账目有期限规定，超过期限就要受处分。于是为了方便起见，当时各地方官府派往户部做账目的计吏，往往会带上一些备用的空白账页，并预先盖好地方官衙的大印。说白了，这就有些类似于今天的空白支票或空白介绍信，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填上数字或内容来生效使用，这就是所谓的空印。一旦账目上出现错误，好及时地用空白的账页重做，以避免来回奔波。这样一种作法，当时的县、州、府、布政司各级官府会计部门都采用，已经形成了惯例，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但偏巧的是，在洪武九年一次检查户部钱谷账册的例行公事中，被朱元璋发现了这一做法。这让一向自以为掌握天下耳目的皇帝大为恼火，再加上朱元璋自幼出身于贫寒之家，作为推翻元朝统治的领导者，对元朝地方官府的贪污腐败深有体会。他认定这种作法其中一定有问题，是为了作弊或贪污。朱元璋因此大怒，立刻命令将全国各地掌印的官员以及在空白文书上署名的官吏全部逮捕，关入御史台监狱审讯，一时之间，全国数百上千的官吏被关入大牢，而面对天子的盛怒，朝中大臣都不敢上谏劝阻。于是这一案件不断扩大，最终就形成了明初著名的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当然，对于皇帝的做法，在当时便有人不服。当时宁海（浙江）的布衣郑士利，有位兄长郑士元，官湖广按察使佥事，也因为此案而被捕。郑士利非常清楚空印账的来由，因此他就给朱元璋上了奏折，想要说明空印一事的由来，希望能用讲道理的方法来证明使用空白账页是不可能作弊的。因为在当时，正式的官府公文一般都使用骑缝章，并且还要加盖好几枚印章才能有效，并不是说只在一张纸上盖一个印就能使用的。郑士利认为既然使用空白印账是由来已久的习惯，就不应该加罪。他又从明朝的法理上进行辩解说，国家一直以来是先有法律明告天下百姓，然后才会对犯法的人判罪，但是从开国以来却从未就空印一事颁布法律，因此怎么能判罪呢？并且一旦随便诛杀众官吏，如何能够服众。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这种指责皇帝的作法，结果只是更加触怒了朱元璋。他下令将郑士利逮捕，并严加审讯，要找出幕后指使，并将郑氏兄弟押解到今江苏江浦服劳役。
经此一番，最终整个“空印案”的最后判决是：凡地方主印官全部处决，佐吏以下杖一百，然后充军戍边，全国范围内因此而处死的官员多达成千上万。但这一判决结果并未能解决官吏的贪污问题，此后才过了十一年，就发生了户部侍郎郭恒盗卖库粮、贪污钱钞的大案，贪污总额折合粮食达2400余万石，受牵连的官员逾万，全部处死，甚至连民间乡村百姓之家也受到波及，一时全国上下人心惶惶。
从“空印案”形成的全过程和结果来说，事实上大多数都是冤狱，如此扩大化的审理狱案，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据有人估计，“空印案”与郭恒贪污案合在一起，共处死并连坐了将近七、八万人之多。还有人说，从“民中人之家有大抵皆破”的记载来看，这分明是朱元璋敛财的一种手段。不管这是否是有计划的手段，如此的审理案件，反映了人治时代律法的专制与残暴。
对于“空印案”的过程和结果，没有什么可争议之处，只是“空印案”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却一直是个谜、关于“空印案”，在《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太祖纪》上都没有提及，这便导致了后来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根据《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的记载，“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但是，翻阅《明史》卷一三九《郑士利传附方徵传》，却又发现，其中提到怀庆知府方徵上书为“空印案”鸣冤，于洪武十三年被逮到京城。这样，在明史中就出现了前后叙述自相矛盾之处。据此，研究者们肯定“空印案”的发生应早于洪武十三年。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考证后提出，“空印案”的发生是在洪武九年。所根据的是方孝孺的记载，因为在方氏《逊志斋集》卷廿一《先府君行状》及《叶伯巨、郑士利传》中，都曾言及在洪武九年发生“空印案”。近代史学家孟森、李光壁就据此认定是洪武九年。
近些年来，又有研究者对“空印案”发生的时间作了更为细致的考证，将《明史》与《兴化府莆田县志》、《明太祖实录》、《国榷》反复核对确认，认为“空印案”应当是发生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因为前面提到的方徵上书鸣冤的原因是“因星变求言”（就是皇帝因为天文现象的异变而向天下寻求解释），而“星变求言”一事发生的时间是洪武九年闰九月，方徵在上书中明确地提及是去年发生“空印案”，因此应该是洪武八年。
“空印案”的发生之所以会在时间上造成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空印案”涉及面很大，辗转牵连的人也很广，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结束，因此才会出现不同的时间说法。
权力之争明朝内阁之谜
自秦朝以来，封建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到了明朝，这种中央集权的方式达到了顶峰，在中央官制上，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而代之以“私臣”治国的内阁制度。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一种制度，又是如何运作的？历来议论很多，所持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
明初立国时，一开始朱元璋曾经沿用元代的制度，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设左右丞相总领政务，也即奉行历代采用的宰相制。但是，在朱元璋看来，自秦汉设立宰相以来，虽然不乏有贤德的宰相，但多数是小人专权乱政，而且宰相权力过大就会危及到皇帝的权力。因此，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就借胡惟庸谋反一案，罢中书省，废掉丞相职，并诏告天下说以后再也不许立丞相，如果有哪个臣子敢上奏劝皇帝重新设立，要处以重刑。从此，推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在中国就告结束，皇帝集皇权、相权于一身。
明代官员像
但是皇帝毕竟分身无术，精力有限，每天要处理如此大量的政事，是很难持久下去的。为了保证皇帝权力不旁落，同时又便于处理政事，就不得不在政治制度上另想他法。为此，朱元璋先是设立了四辅官，但不久就废掉，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开始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殿阁大学士制，主要是从翰林院等机构挑选文臣充任文渊阁、东阁、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的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协助皇帝批阅奏章，随侍左右，以资顾问。由于这些人都是饱学的儒生或低职的翰林官，位卑品低，最高的也只有五品官衔，不能参与国家政务的决断，并且当时的真正实权部门六部的事务都是由各部尚书直接上奏皇帝的，不用通过这些大学士，就使得各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这样一来，部分地解决了皇帝日理万机的痛苦，使得朱元璋能够更从容地处理国事。可是，这一制度也有缺陷，因为事事都要皇帝亲自决策，而缺乏一个有效的处理日常政务的中枢机关，不利于政令推行，所以殿阁大学士制实行时间不长就又撤销了。从此之后，一直到废丞相的二十三年之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殿阁大学士制的基础上，对有关的缺点作了调整，重新恢复了这种体制，由皇帝本人亲自挑选亲信大臣进入文渊阁，参与政务。因为文渊阁正好坐落于皇宫内延，所以称为“内阁”。至此，明朝的内阁制度正式形成，它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常设机关。
明成祖时代的内阁其重要性也不是很突出，就好像一个机要秘书式的小衙门，其作用犹如现今的高级顾问班子或智囊团，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因为它既没有专门的衙门，也没有官衙印信，更没有官员属吏，最重要的是内阁不能直接统辖各部事务，仅仅是奉皇帝的旨意办事。这一时期的内阁官员和朱元璋时代一样，都出自翰林院，大多官员的官品不及五品。朱棣仍然严格遵守太祖朱元璋的祖训，严禁阁臣过多干预政务，对于有敢于过多干预皇帝施政的，即使是出于忠君之心，也不轻易宽恕，为此还处置了不少器重的阁臣。如明成祖时的第一个内阁大臣解缙，曾为朱棣争夺皇位立下过汗马功劳，仅仅因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犯谏，结果一度被贬下狱；另有一个黄淮，曾被朱棣视为有远见的大臣，也因此被下锦衣卫牢狱关了十年，直到朱棣死后才放出。
内阁权柄不重的情形到了仁宗、宣宗朝以后，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渐渐改变，开始突破朱元璋时的限定，演变成为一个能够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无所不包的中枢机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内阁官员身份的改变同步的。这一时期的内阁大臣们已经不再是以往那些低官职的小吏，因为内阁长期处于皇帝身边，对于朝廷的大事毕竟有很高的参与度，可谓位高权重，而如果官员的品秩不高，这就很难保证下面的大臣会老实地服从。所以，从明仁宗的时候开始，阁臣的官位越来越高，如明仁宗提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升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不久又都升任为尚书。于是便出现了阁臣加太师太保，或加尚书、侍郎，但仍兼学士、大学士衔的情况，同时，内阁也开始有了独立的官员属吏和相应的办事机构。从此，在内阁大臣之间，凡是居于首位的人，慢慢地又向着位跻三孤，权压六卿的宰相过渡。这时的所谓“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曾六居内阁，辅佐三朝皇帝，执掌了国家大政，皇帝的政令都由他们这些阁臣事先代拟诏令旨意，然后传达下去，人们称之为“三杨用事，政归内阁”。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7年），上朝听政的时候，大学士的排位班次开始列于六部尚书之上。可以说，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明朝中叶以后，内阁之中还出现了首辅、次辅和群辅的明确区别。首辅又叫“首投”，主持内阁大政，位极人臣，为内阁首席阁臣，一切朝政皆归其调度，次辅和群辅都要听其行事，不敢与之相争。当时皇帝发布号令的程序是，先由皇帝口述旨意，然后由宫内的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称批红）后，交给内阁，再由内阁首辅按照“批红”拟成诏谕（称“票拟”，亦称“条旨”或“调旨”，即用小票写所拟之批答，以备皇帝朱笔批答）。很明显，首辅的权力远大于其他的阁臣。这种情况直到出现太监专权的时候，首辅开始听令于内侍，其权力才开始被削弱。嘉靖朝，夏言、严嵩等内阁首辅的权威很大，已成为实际上的宰相，而内阁成为了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
随着内阁的演变，内阁权力由轻而重，对明朝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内阁与中央机构中的六部的关系就必然要发生转变。前面已经提过，按明朝官制，内阁与朝廷的大多部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六部分理天下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大学士不许实际掌握六部事务。永乐时期，由于内阁初创，内阁官员品秩不高，和六部官员在一个层次上，矛盾还不是很明显。但到了明朝中后期，自严嵩开始，内阁开始逐渐侵蚀六部的权力，特别是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他与皇太后及宫内的大太监冯保勾结控制了皇帝，使得六部的权力都归于内阁，阁权一度凌驾于部权之上。这种改变明显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制，又涉及到实际的权力争夺，自然引起了六部的极大不满，为了各自的利益，内阁与六部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纷争。当时，内阁官员经常利用所掌握的对官吏的考察任选权排除异己，如严嵩就将文武大臣的升迁操纵在自己手中，就连历史上颇有清名的张居正，也经常利用考察官员之机，铲除异己分子。并且，内阁为了把持朝政，压制部、院，还经常勾结皇宫内的宦官一起对付政敌，结果助长了明朝的阉祸，这也是明朝宦官为害深重的一个重要诱因。
可以说，明朝统治者为解决宰相难题而设立的内阁，却使得各官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空前激烈，造成明朝党争异常激烈。明朝的党争，也就是官员结党为朋，互相攻击。这其中，言官制度（主要是都察院及六科给事）是一个重要因素。言官们经常以朝廷舆论作为自己的标榜，通过向皇帝进言劝谏，来影响皇帝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这一制度很受明朝皇帝的重视，因此言官就成为了内阁与六部等斗争的打手，内阁和六部都极力笼络言官，利用他们进行互相攻击，如果遇到与自己政见不同的政敌，便授意言官群起而攻之。从明朝中期起，这种争斗越来越激烈，到了明末更是形同水火，出现了“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的政治格局。
明朝的党争中以内阁之中的纷争最为激烈。按说，作为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仁、义、礼、智、信”自居的士大夫，应该以仁为本，与人为善，为国效忠，但是在内阁制度下的残酷的权力之争中，弱肉强食，几乎每个人都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以自己的好恶为准绳，对权力欲望的追求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非要置政敌于死地而后快。从心狠手辣上讲，这些内阁大臣们比文化不高的武将和不通文墨的宦官毫不逊色。按明朝官制，阁臣只能由三品以上的大臣通过共同推举产生，而大臣一旦入阁，便可向上接近天子，向下傲视百官。在明朝，内阁并没有定员定制，多时有七、八人入阁，少的时候只有三、四人或二、三人，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有了首辅、次辅、群辅之分，首辅位高权重，可谓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能参与讨论，这就使得对首辅的争夺更加激烈。为此，阁臣们联朋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采用各种伎俩来打败竞争对手，其中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首辅之争最为激烈。嘉靖初年出现了所谓“大礼议”之争，当时的首辅杨廷和因议礼的时候不符合皇帝的意见而失宠，次辅杨一清就趁机联合张璁等其他官员扳倒杨廷和取而代之，张璁不甘心居于杨一清之下，又网罗党羽，扳倒了杨一清，自己出任首辅，之后不久夏言又取而代之，很快严嵩又取夏言而代之。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阁臣徐阶暗中嘱咐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徐阶当上了首辅，然后李春芳、高拱又先后取而代之。再此后，徐阶的学生张居正勾结司礼监太监取代了高拱，独揽大权。张居正死后，也受到了百官的攻击，惨遭抄家之祸。首辅之争最残酷的地方是，一个首辅的倒台，必然要牵涉到所有的官员，或贬或升，造成政局动荡，党祸不断，国无宁日。
可见，明朝以内阁取代宰相加强皇帝中央集权的做法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围绕着内阁与各方的纠葛，带来的反而是明朝政治的混乱，最终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
谈“虎”色变明朝厂卫之谜
提起厂卫，人们立即想起明朝的“鲜衣怒马”锦衣卫。厂卫到底是什么组织，为什么人们谈起厂卫就会谈“虎”色变？事实上，厂卫并非一个组织，而是数个组织的合称，除了锦衣卫外，还包括东厂、西厂、协行厂等。这些组织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无论是锦衣卫还是东厂、西厂、内行厂，都是手段毒辣、无孔不入的特务组织，这也是人们对厂卫谈“虎”色变的重要原因。神秘的明朝厂卫究竟是怎样的组织呢？
在厂卫的历史上，锦衣卫建立最早。锦衣卫本是皇帝贴身禁卫军。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木印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通常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例如锦衣卫中的“大汉将军”，明初约有1500人，明末则达5000余人，这些所谓的“将军”，其实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同时承担宫中的保卫工作，而这些都是传统禁卫军的基本职责。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行仪仗和侍卫之职，然而生性猜忌多疑的朱元璋在向明初的开国功臣们举起屠刀后，越来越感觉司法机构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并非可靠，于是便将身边的锦衣卫的职能进行调整，原本只是负责宫廷保卫的锦衣卫便拥有了侦辑、刑讯的职能，变成超越正常司法体系的御用特务机构。
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千余人，最多时多达六万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人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独立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锦衣卫这种独立于外的办案体系给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使自己成为恐怖的象征。
有人认为，由于明初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权力合法性危机一直存在，二者对皇权的维护和巩固有着其后继者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被无限度扩大了。按规定，锦衣卫的工作主要是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也就是诏狱，由于直接向皇帝负责，因此正常的司法机构都没有能力干涉、限制他们的活动，于是便常常出现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的局面，导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有明一代，北镇抚司大牢中经常关满了各种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人士更是不计其数。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历史上，特务统治并非明朝首创，恐怖气氛也时有出现，“道路以目”便是历史上恐怖时局的真实写照。然而，前朝历代的恐怖统治大多都仅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武则天为争夺李唐天下就曾大行特务统治，致使当时一度告密风行，酷吏当道，全国陷入恐怖之中，一旦武则天掌握了权力，便很快改变了这种恐怖的氛围。然而，明朝的特务恐怖统治几乎从未间断，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臭名昭著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就会被宣布加以廷杖，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被裹在一块大布里，随着一声“打”，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在地上，此时布中之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伤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更是情有独钟。
一般认为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面临皇位合法性的危机，一方面，建文帝生死不明，复位威胁并未彻底消除；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用强力巩固皇位，成祖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政机器，由于锦衣卫设在宫外，调用不便，于是准备新组建一个特务机构。当初在朱棣起兵举事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尚如郑和、道衍等人出过大力，所以在朱棣的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东厂的侦缉范围十分广泛，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审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参与；朝廷的各个衙门也都有东厂人员坐堂，以监视官员们的一言一行；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奏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百姓的日常生活、夫妻吵架，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更加便捷。
东厂衙门的布置与普通衙门不同。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则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与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相对照，供奉岳飞的塑像实在是对岳飞的不敬，而那些东厂厂主竟号称“百世流芳”，真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事实上“遗臭万年”的牌坊更适合他们。
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据史载，曾有数人在密室中喝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大骂起当时执掌东厂的魏忠贤，结果骂声还没停下，东厂的密探就已经破门而入将其逮捕。事实上，东厂的密探们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然后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朝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东厂密探的身影，一时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人们看到这些“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就马上避开，以免遭到飞来横祸。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关系颇为密切，又身处皇宫，时时在皇帝身边，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与东厂的长期设置不同，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京城等地出现了一系列神秘的“妖化”事件，尽管主其事者先后被捕，但宪宗由此深感宪侦力量的不足。于是他选任小太监汪直，派往宫外打探各种消息。汪直趁机四处捕风捉影，搜罗了大量所谓的“秘密情报”向宪宗报告。宪宗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不久，宪宗便设立了一个新的内廷特务机构——西厂，由汪直负责主持。西厂从禁卫军中选拔军官，然后再由其自行选置部下，不足月余，西厂人员便得到极大扩充，其势力曾显赫一时。
有人认为，宪宗皇帝设立西厂的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让其侦探消息，但小太监汪直为了快速建立“功业”，大肆制造冤假错案，以遂其讨好主子之心。从西厂设立之初，经其手办的案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均大大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的侦缉网遍布全国，其打击对象主要是被认为有不轨之言行官员，一旦怀疑某人，便立刻加以逮捕，而且通常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
西厂成立半年后，由于其手段恐怖，弄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大学士商辂等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举报以汪直为首的西厂所做的不法之事。宪宗闻言，十分震惊，遂废置西厂。但月余不到，失去安全感的宪宗又将西厂恢复，并复用汪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西厂权势达到了巅峰。但由于汪直权力的极度膨胀，也逐渐引起了皇帝的警觉。不久，汪直遭皇帝冷落，在与东厂、锦衣卫等组织的权力角逐中遭到失败，西厂也随之解散。
除东厂、西厂外，明朝宫内特务机构中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组织——内行厂。明武宗时，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一度十分强盛，西厂再次设立，由太监谷大用负责统领。但东厂、西厂两家由于权力争夺，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在此情况下，刘瑾便又设立一个内行厂，由其本人直接指挥。内行厂的职能与东西厂相当，但其侦缉范围却更广，甚至包括对东西厂和锦衣卫的监督。一时间，宫内宫外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出，天下骚动。直到五年之后刘瑾倒台，明武宗才将西厂和内行厂一并废止。
专权乱政王振擅权之谜
明正统年间，蒙古瓦刺部大举进犯中原。明英宗亲自率领五十万大军迎敌。蒙汉两军于土木堡附近展开一场大战。结果明军大败于土木堡，不但五十万大军损失过半，就连一国之君明英宗也被掠去，一时天下震惊。事实上，造成这一事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明军的指挥竟然是一个根本不懂军事的太监，此人就是权倾一时的宦官王振。由于王振在这次战争中被护卫将军樊忠乱锤击毙，英宗复位后，竟又为王振恢复官爵，并将王振的假身供奉在智化寺，享受祭拜。作为一名太监，王振何以能权倾朝野，左右朝政？
宦官专权乱政在明朝之前便已屡见不鲜了。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吸取历朝历代因宦官而亡国灭家的教训，对宦官的活动和权限作了很严格的限制，绝不允许宦官过问朝政大事。为警醒宦官起见，朱元璋命人在宫门挂一块三尺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
后来，这条规矩到明成祖的时候就渐渐被破坏了。明成祖朱棣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从道统上来说，显然属于大逆不道之举。为防范大臣反对或于背后非议他，成祖开始重用身边的太监。此后，宦官的权力一步一步得到加强。明成祖的孙子宣宗时期，宦官可以读书识字，甚至司礼监宦官可以代皇帝批阅奏章。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宦官的权力开始日渐膨胀，明代第一个专权乱政的宦官王振便是其中的典型。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曾习儒业，略通经书，也曾参加过数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对他而言似乎不太容易。在做了九年教官后，一次，王振听说皇宫要招太监，便自阉入得宫里。当时宫里习书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便都叫他“王先生”。王振性情诡异，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由此深得宣宗皇帝的欢心，封他为东宫局郎，专门教太子朱祁镇读书。年幼的朱祁镇爱玩，王振便想出各种方法讨好太子，尽可能让他玩得痛快开心。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宣宗一病而终，太子朱祁镇登基称帝，这就是明英宗。英宗继位后，作为老师，王振身价也因此倍增，并最终当上了手握大权的司礼监。
明英宗朱祁镇
英宗继位时刚满九岁，年幼无知，只得由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氏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全权处理。三杨德高望重，太皇太后也非一般女流之辈，所以当时王振还不敢放肆，对张太后和三杨也极尽殷勤，毕恭毕敬。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玩耍，被王振看见了，他暗自得意，一次表现自己忠心的好机会来了。次日，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一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蹈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并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模样。三杨听了深受感动，慨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对王振的戒备之心也因此日减。为了表示自己遵守规定，不参政事，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时，总是站在门外，假装不敢入内，三杨被其“忠心、守规矩”的假象迷惑。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讨论政事时也不加防备。
渐渐长大的明英宗并不曾过问国事，仍一味追求玩乐。王振在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时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他劝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此后，由于王振对皇帝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朝廷大员对王振十分畏惧，因为得罪了他，往往不是被撤职就是遭充军。但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仍在间接直接地监管着朝政，所以王振此时仍不敢过于嚣张。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不久去世，只有杨溥在朝，但他年老多病，已难问国事。失去约束的王振便肆无忌惮地飞扬跋扈起来。他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专权干政的计划。第一步就是把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然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园林。王振性情残暴，但在表面上仍要装出佞佛的样子，祭佛敬神时动辄征军民万人，花费数十万银子。所以当时京城有歌谣这样唱道：“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
王振大权在握后，便肆无忌惮，为非作歹。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甚至丧失身家性命。一些无耻的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得升官发财。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祐，长得面白须净，却是个出了名的马屁精。有一次，王振问他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祐笑着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花怒放，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官僚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拍马，也先后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在打击异己，安插亲信的同时，王振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人，他先后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掌管着宫内外的刑侦司狱大权。除中央外，地方各级官员也极尽谄媚之能事，纷纷依附王振，从中央到地方很快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由于英宗终日不理朝政，使得王振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王振专权后，党同伐异，独断专行，朝政日乱，军纪涣散，边事不修，终于招致了蒙古瓦刺部的进犯。
公元1449年，瓦刺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藉口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对蒙古的赏金和马价。此举激怒了瓦刺首领也先，也先率领瓦刺骑兵进攻中原，首犯大同，边境告急。由于准备不足，情况不明，本不应仓促应战，但王振为在朝廷扬威，竭力怂恿快速出兵，并要求英宗带兵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认为，朝廷没有充分准备，要求皇帝不能亲征。但不懂兵法的王振认为，只要兵多将广，就一定能打胜仗。英宗平时一贯对王振言听计从，禁不起王振的蛊惑，于是不顾大臣的劝谏，带领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匆匆出发。
这次出兵，由于缺乏必要准备，军队纪律涣散，士气不振，再加上王振的胡乱指挥，战争一开始，部队就一溃千里，未战先败。王振意识到情况危急，急令退兵回北京。但撤退中，王振又想带大兵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于是几十万大军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后来王振怕兵马损害家乡的田地，又下命令往回走。这样忽而北，忽而南，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瓦刺的追兵赶上。在土木堡，英宗中瓦利军假议和之计，被瓦刺军包围，明军大乱，损失惨重。禁军将领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气愤地说；“我为天下诛此奸贼！”说完，将王振乱锤击毙。
眼看明军大败，脱逃无望，英宗便跳下马来，盘腿静坐，束手待擒，成了瓦刺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群臣震惊，悲痛不已。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兵部侍郎于谦向朱祁钰跪求，清除王振党羽，诛其家族。此时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诛杀王振党羽，朱祁钰立即下令处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余党。
智化寺山门，英宗曾在寺中为王振建立“旌忠祠”，供奉王振塑像
王振从一个东宫局郎，最后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独断朝政的权臣，个中原因，深为复杂。有人认为这是王振善于钻营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应归咎于明英宗的昏庸无能，甚至也有人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体制必然的结果，种种观点，不一而等，到现在仍无定论。
贵比天子刘瑾专权之谜
明正德年间，民间流传一句俗语，说当今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坐皇帝、朱皇帝是指明武宗朱厚照，站皇帝、刘皇帝指的又是谁呢？他就是明朝三大宦官之———刘瑾。一个地位卑微的太监何以如此权高位重，权比皇帝呢？
刘瑾，兴平（今属陕西）人，本姓谈，六岁时被镇守太监刘顺收为义子，并靠刘的关系得以净身入宫，遂改姓刘。刘瑾入宫以后，常从老宦官那里听说关于英宗时期宦官王振的许多传闻，很是羡慕，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出人头地，成为权倾朝野、权集一身的人物。
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十分珍惜，因为他知道今日太子即是明日皇帝，等太子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大功臣了，权势与富贵便会随之而来。他仰慕的“前辈”王振也是从侍奉太子起家，侍奉好太子是实现自己权力欲望的第一步。于是，刘瑾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小心翼翼地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朱厚照。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初六，三十六岁的孝宗突然病死。太于朱厚照依制继皇帝位，是为明武宗。当时朱厚照年仅十五岁。这时的刘瑾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
朱厚照身边有八位宠爱的太监，他们是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这八个宦官依仗皇帝的权势，在外面胡作非为，人称“八虎”。刘瑾则以其善察言观色、诡计多端，堪称“八虎”之王。
想插手朝政，就得要讨好皇帝，取得皇帝的信任，并让其玩物丧志，这样才能背着皇帝干为非作歹的勾当，所以刘瑾和七个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陪他打球骑马、放鹰猎兔。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不仅在内宫监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刘瑾每天都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事，等武宗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他把大臣的许多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明武宗很不耐烦，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自己办？”刘谨表面上灰溜溜地退下去，心里却美滋滋的。此后，他更是有恃无恐，批阅奏折、排除异己、独断专行，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刘瑾怕人反对自己，便派出东厂、西厂特务四出刺探，还在东厂、西厂之外，设一个内行厂，由他直接掌管，连东厂、西厂的人，也要受内行厂监视。被这些特务机构抓去的人，都受到残酷刑罚，被迫害致死的多达几千人。此时刘瑾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皇帝”了。每次武宗上朝时，刘瑾站在他的右边，文武百官拜见过皇帝后，还要朝刘瑾方向作一揖，所以时人称武宗是“坐皇帝”，刘谨为“站皇帝”。
在权力欲望满足后，刘瑾的财欲却是欲壑难填。他利用权势，贪污受贿、敛财之巨令人发指。各地官员想保住官职或想升迁就得向刘懂行贿，少则千两多则上万，否则乌纱帽甚至连全家老小的性命不保。地方官员到京都朝见，怕刘瑾给他找麻烦，先得给刘瑾送礼，一次就送二万两银子。有的官员进京的时候没带那么多钱，不得不先向京城的富豪借高利贷，回到地方后才偿还，称为“京债”，当然，这笔负担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有个京城官员出差回来，因没有借到钱，不敢回京见刘瑾，急得在途中自杀。
刘瑾飞扬跋扈、胡作非为，民间怨声载道，朝廷内外的正直官员对其恨之入骨，但慑于其耳目众多且心狠手辣，皆敢怒不敢言，就连“八虎”内部也矛盾重重。
公元1510年，安化王朱寘（音zhi）鐇，以反对刘瑾为名，发兵谋反。明武宗派杨一清起兵讨伐，派宦官张永监军。杨一清曾被刘瑾诬陷迫害，后来经大臣们营救，才幸免于难。杨一清对刘瑾早就有铲除之心。他打听到张永原是“八虎”之一，刘瑾得势以后，张永跟刘瑾也有矛盾，就决心拉拢张永。平定叛乱后，在押解朱寘鐇回京的路上，杨一清找张永密谈，说：“这次靠您的大力，平定了叛乱。但铲除一个藩王容易，内患却不好解决，怎么办？”张永惊异地说：“您说的内患是什么？”杨一清凑近张永，用右手指在左掌心里写了一个“瑾”字。张永一看，先是一惊，但暗地高兴，他故意皱起眉头说：“这个人每天在皇上身边，耳目众多，要铲除他可难啊！”杨一清见张永果然也对刘瑾心存杀心，就凑到张永耳边低声说到：“您也是皇上亲信。这次凯旋回京，皇上定会召见您。趁这个机会您把朱寘鐇谋反的起因奏明皇上，皇上一定会杀刘瑾。如果大事成功，您就能名扬后世啦！”但张永心犹豫：如果大事不成，定会遭刘瑾报复而死无葬身之地。杨一清见他下不了决心，又说：“如果皇上不信，您可以哭谏，表明忠心，大事一定能成功。不过这件事得先下手为强，免得走漏风声，大家都没命。”本来就对刘瑾不满的张永，经杨一清一怂恿，胆子也壮了起来。到了北京，张永按杨一清的计策，当夜参见武宗，揭发刘谨谋反，并把藏于袖中弹劾刘瑾的奏折呈上，奏折上列出的刘瑾十七条罪状，条条都被在场的马永成等人证实。武宗立即命令张永带领禁军捉拿刘瑾，刘瑾毫无防备，正在家中酣睡，禁军轻而易举将其捉住，投人大牢。
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谨的家。结果发现刘谨家中有私刻的皇帝印玺，以及玉带、龙袍、盔甲武器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还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刘瑾谋反的事实，立即下令将刘谨凌迟处死。当时有个叫张文麟的刑部主事，亲见刘谨被凌刑的过程，并将此事记录下来。根据规定，凌迟刀数应该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行刑的第一、二两日，按规定先剐三百五十七刀，从胸膛左右起，剐肉如指甲片大小。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不见血了。可能是由于犯人受惊，血流入小腹、小腿肚，刀剐完毕，开膛剖腹，则见血从这些地方流出。行刑当晚，押刘瑾到顺天府宛平县寄监，松绑数刻，当时刘瑾尚能食粥。第二天，继续押至刑场。刘瑾就刑时，乱言宫内之事，刽子手以麻核桃塞其口，数十刀以后刘瑾晕死过去。行刑的那些天，京城沸腾，刑场周围，人山人海。原来受过刘瑾迫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一片肉以祭冤死者，甚至将其肉生吞下去，以解心头之恨。
刘瑾专权期间，到底搜刮了多少钱财至今还是个历史之谜。抄没的刘瑾家财数字，史书记载不一，其中据《明史纪事本未补编》所载是：“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三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钧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兖龙袍四领，八爪金龙盔甲三十副，玉琴一，玉瑶印一。共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万三千六百两。”不言而喻，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最贪冒聚敛的大贪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