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弄威柄巍忠贤横行之谜
明朝至熹宗时期，宦官擅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出了一个人称“九千岁”的大太监魏忠贤。一个宦官竟称九千岁，即使是宦官专权屡见不鲜的明朝也可说绝无仅有。魏忠贤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大的权力，登上如此高的地位？个中缘由，至今说法不一。
魏忠贤，原名进忠，河间府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人，曾结过婚，有妻子并生下一女。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市井无赖，整日沉溺于赌场，但赌运不佳，家产尽输，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一急之下净身，改姓为李，入宫当了太监。开始时他只是在宫中干些杂役，后来巴结上大太监王安手下的魏朝，由其引荐，当上了皇长孙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办膳太监，因此，魏忠贤又有机会接近未来的皇上。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转机，他心想有朝一日皇长孙朱由校继位当上皇帝，那他也就有飞黄腾达之日了。于是他抓住小孩喜好玩耍的特点，挖空心思、变尽花样哄皇太孙开心。
这样期盼的日子并没有让李进忠等很久。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光宗即位，可是，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故，年仅十六岁的朱由校被东林党人推上皇位，也就是明熹宗。
明熹宗朱由校
随着熹宗登基，李进忠一时也成为炙手可热的当权人物，不久当上了手握实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掌理内外奏章、批朱等事宜。此后，李进忠又恢复“魏”姓，熹宗御赐名“忠贤”，魏忠贤从此开始了他的专权生涯。
有学者认为，不识字且无靠山的魏忠贤之所以能如此平步青云，这么快就当上司礼监秉笔太监，与一个女人有很大关系，她就是客氏。
客氏是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心灵嘴巧，且奶汁稠厚，甚得由校生母王氏的信任。王氏不久被迫害而死，朱由校从小孤苦无依，客氏出自女性的本能，对朱由校十分疼爱，两人日久生情，如同母子。朱由校一登上皇位，便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对其宠惠有加。客氏仗着皇帝为其撑腰，威权日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魏忠贤攀权附贵，千方百计地与客氏勾搭，与其结成“对食”关系，形如夫妻。
也有人认为，魏忠贤之所以能够专权乱政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与熹宗的荒庸无能和不理政事颇有关系。本来就有点弱智的熹宗有一个嗜好，十分酷爱木匠活，喜欢自己亲手做一些小器具，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魏忠贤每次乘他忙得正起劲的时候去奏事，这时的熹宗哪有心思去管理国家大事，不耐烦地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好好干吧。”魏忠贤便背着皇帝，假传圣旨，把持朝政，铲除异己。
魏忠贤不仅善于玩弄权术，而且做事手段毒辣。对曾对魏忠贤有过重大引见和推荐功劳的另一太监魏朝，魏忠贤最后竟放恶狗将他吃掉。魏忠贤在任司礼监的时候，大肆网罗亲信，相助为虐，他手下有一群被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的走狗，党羽遍及各个衙门。除司礼监，魏忠贤还兼任东厂总督太监，勾结党羽，结成了庞大的阉党集团，打击东林党人，许多官员被革职斥逐或被迫害致死。
魏忠贤和客氏把持朝政，作恶多端，激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强烈愤慨。御史杨涟等人连名上书，疏中列举弹劾了魏忠贤专权乱政、迫害忠良、蒙蔽圣上，暗害妃嫔、私建祠堂、任用私党、败坏圣名等罪名，紧接着又有七十多名朝臣上疏弹劾魏忠贤，奏疏达百余封。魏忠贤惊恐万分，求助客氏和太监王体，在他两人的辩解和帮助下，糊涂的熹宗不但不听朝臣百官的劝谏，反而下一道措辞严厉的谕旨，极力袒护魏忠贤。这次上书使魏忠贤对杨涟等人怀恨在心，他凭空捏造罪名，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顾大章、袁化等六人，在狱中对其施以酷刑，六君子全被折磨而死。之后，魏忠贤又再次大兴冤狱，将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周宗建、李应升等七人诬以受贿之罪名，逮捕入狱，周起元等人受尽严刑拷打，最后全部惨死狱中。魏忠贤和客氏不仅对政治上反对他们的朝中官员下毒手，就连后宫嫔妃在高宗耳边说两句对魏、客两人不利的话，也难逃魏忠贤和客氏的魔掌。张皇后因“性严正”，多次提醒熹宗警惕魏、客两人，遭其怨恨，被陷害致流产，致使熹宗无后。裕妃张氏性格刚烈，对魏、客两人不屑一顾，于是以有孕之身被禁于冷宫，绝其饮食，裕妃最后饥渴而死。冯贵人劝熹宗停止内操（指挑选、装备宦官，在禁中操练，这是魏忠贤出的鬼主意），魏、客便假传圣旨，将其赐死。李成妃为冯贵人求情，魏、客两人知后大怒，将其囚禁，幸亏李成妃事先储备了食物，没有被饿死，但被贬为宫人。
魏忠贤控制的东厂也到处横行霸道，肆意抓人，百姓谈话中无意冒犯了魏忠贤也会被处以剥皮、割舌等酷刑。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族人因魏的发迹也纷纷被加官晋爵，身居要职。侄子魏良卿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有多人。随着魏忠贤个人势力急剧膨胀，朝廷内外众多的官僚为了取悦于魏忠贤，呼他为“九千岁”，魏忠贤似乎对于“九千岁”还不满意，于是有些人干脆呼他“九千九百岁”，离“万岁”皇帝只差一步之遥。这些馅媚的官员尤嫌不足，又掀起了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运动。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贤的宗庙，为活着的人建造的祠堂，称为“生祠”。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上疏说“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请求为魏忠贤立生祠。明熹宗不但没有阻止，还为这个生祠赏赐匾额——“普德”。此例一开，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建祠之风愈演愈烈，以至各地官员对生祠的态度和恭敬程度成为对魏忠贤是否忠诚的标志，生祠之多，几遍天下。每建一祠，霸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建祠的钱财，都是地方官员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来，人们叫苦连天。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当时甚至还有人把魏忠贤和圣人孔子相提并论，说什么：“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对魏忠贤的馅媚之风泛滥全国。
正当魏忠贤权力达到顶峰、权倾朝野之时，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就是崇帧皇帝。靠山一倒，魏忠贤和客氏的末日也就到了。
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倾一时，“阉党”们在各地为魏忠贤兴建生祠四十余所
这是延绥（今榆林市）魏忠贤生祠内的魏忠贤像
崇祯皇帝首先把客氏赶出皇宫，免去魏忠贤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发配凤阳守祖陵，当魏忠贤行至途中，又下令押回京城审判。魏忠贤知道难逃一死，与其回去遭千刀万剐，还不如趁早自己结束性命，便悬梁自尽。魏忠贤自结性命不解天下百姓之恨，于是崇帧帝下令“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并抄没其家，将全部财产估价变卖助晌。随后，崇祯皇帝对魏党进行清理。朝廷颁布“钦定逆案”，这件“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朝最大的一起党案。魏忠贤被定为“逆案”之首，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共计三百一十五人之多，可见阉党声势之庞大。作恶多端的魏忠贤和魏党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王振、刘瑾等几个专权大宦官的共同下场，他们共同验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千古训言。
海上巨患嘉靖朝倭寇肆虐之谜
日本，中国古代称其为倭奴国。唐咸亨年初，以近东海日出而重新命名为日本，但此后人们仍习惯称日本人为倭人，称日本海盗为倭寇。明朝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千里海防告急，出现了严重的倭患。造成这场倭患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倭寇又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地区警报频传，海盗登陆劫掠的事件一再出现，遍及浙江、福建、广东各省，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时间成为东南地区的巨患。这些海盗烧杀抢掠，横行不法，令各地受害的民众痛恨不已。由于海盗来自日本，而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奴国，因此人们称这些海盗为倭寇。
明军抗倭图
倭寇入侵事件，早在元朝时就已经发生。根据泉州地方志记载，元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的时候，倭寇烧杀抢掠事件时有发生，惠安县衙曾被倭寇烧毁；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惠安县衙再次被倭寇烧毁；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一股倭寇在金门登陆，于马坪附近各乡村大肆焚掠，因台风沉船，被当地群众全部歼灭。从这个过程来看，倭寇的入侵一直陪伴着元朝，直到其覆亡仍未终止。这时期的倭寇基本上是由日本武士、走私商人及破产的流民组成的。
但嘉靖年间的倭寇，仍然全部是由日本人组成的吗？有学者提出，与元朝倭寇的组成不同，嘉靖年间的倭寇成分极其复杂，除了一部分真倭寇继续骚扰东南沿海之外，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大多数“倭寇”其实是中国人，尤其以私人海上贸易商人和沿海的破产农民居多，如侵犯浙江沿海的“倭寇”多为江南人和漳州人。位于松江县的柘林是“倭寇”的大本营，经常聚集两万多人，这些人名义上是“倭寇”，但其中沿海破产的农民、渔民与盐民占到半数。
另据当时剿灭倭寇的明朝官员记载，活动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倭寇”，除一部分是真正的倭寇外，大多数是中国东南沿海居民。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指出，今天的倭寇数目庞大，大约有数万人，都说自己是日本人，其实真正的日本人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余都是中国人，以福建漳州人居多。胡宗宪的幕僚茅坤在其《茅鹿门文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昆山有一个男子，被“倭寇”抓走，五十天后才逃回来，据他说，每艘倭船大约有两百余人，其中绝多大部分都是福建、温州、宁波等地人，中间也有一些徽州人，在这些人中间又以福建人最多，大约占到十之六七，而日本人只有十几个人而已。昆山人归有光在《震川文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他说当时海上的“倭寇”有上万人，但真倭不过数百人。
明代火炮
不仅“倭寇”的基本队伍是中国沿海居民，“倭寇”的主要首领也大多数是中国人。嘉靖初期，福建人李光头、歙县人许栋占据宁波的岛屿，成为浙江沿海“倭寇”的首领；而陈思盻则以横港为据点，成为福建、广州“倭寇”的主要头目。嘉靖中期，许栋、李光头被朱纨消灭，陈思盻被王直所吞并，浙江沿海的倭寇势力以王直为最大，徐海次之。王直，绰号“老船主”，自称“净海王”，原是徽州海商，因贸易不通便以抢劫为生，流亡日本，盘踞五岛列岛为根据地，经营多年，成为最大的海盗首领。
为何在嘉靖年间会出现这场“倭患”？造成“倭患”的原因有哪些？十五世纪后期，日本进入一个新的群雄割据时代——战国时代，各地的封建藩候和寺院大地主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解决因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并满足自己的私欲，支持并且组织日本的一些浪人和商人，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掠夺，这样渐渐地，倭患就猖獗起来。而明朝当时的土地兼并现象非常严重，贵族豪门不仅兼并平民的土地，甚至还兼并军卫屯田，造成了海防松弛，从而给倭寇的入侵有可乘之机。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除了政府之间正常的朝贡外交之外，任何人都不准出海和外国人交易。而当时的中国已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经过双边贸易，沿海的商人和百姓尝到了交易所带来的甜头，因而对明政府的海禁政策非常不满，一部分民众还与日本人勾结，占据沿海岛屿，或私下到中国沿海交易，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如经营海上贸易而“富至巨万”的月港商人洪迪珍，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进行走私贸易，但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明政府派兵追捕他及其家人，最终将其“逼上梁山”，成为武装反抗明朝政府的“倭寇”重要首领。再如当时最大的海上贸易集团的头子王直，本来并不想造反，后因乞求解除海禁，遭到官府的拒绝而最终沦为“倭寇”。即使起事，他还是希望朝廷开放海禁，并且表示如果明朝政府能准许通商互市，他愿意“杀贼自效”。由此可见，嘉靖年间之所以倭患猖獗，其实跟明朝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压制刚刚兴盛的私人海上贸易，迫害海商也不无关系。
明朝政府最终平定了这场倭患。朝廷中的一些官员意识到海禁过严是造成倭患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开放海禁，才能彻底地解决倭寇问题。嘉靖以后，明朝政府采用了较为开放的政策，倭寇为患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铮铮傲骨东林党之谜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无锡东林书院的一副楹联，自晚明以来，它传遍了大江南北，更加因为东林党人的千古奇冤而具有极大的感召力。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东林党到底是怎样一个团体呢？
东林党产生于明朝末年。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革职还乡，后来他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等人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书院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并且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这些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朝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梃击、移宫三案为由，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关于东林党人的节气，历来人们都是赞赏的，认为他们延续了自东汉以来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风范，不畏强暴，仗义执言，鞠躬尽瘁，为晚明王朝的苟延残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一方面反对大肆兼并土地，代表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坚决支持新兴市民阶层，反对矿税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在同阉党进行斗争时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为明王朝的历史增添了许多亮色。
不过也有人认为，东林党精神固然可嘉，但在实践中的表现却往往是软弱无能的，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灭顶之灾。比如在天启年间，东林党从在野的清流变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等等，都是东林党人，或是东林党的支持者。可以说，当时明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部被其所掌握。《明史》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可谓盛极一时。按理说，这应该是他们治理国政的良机，然而由于举措失当，很快便丧失了优势地位，四年之中被魏忠贤赶尽杀绝。
东林书院
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党见太深。谢国桢先生在其名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便认为，“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斥为异党”。因此他们掌权后一方面忙于起用大批在前朝失势的党人，另一方面又大肆地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凡是不合口味的都视为异类，加以排斥。即使在他们内部，也是以乡里为界，分裂成许多小组织互相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想有所作为也很难成功。
另外还有人认为，东林党固然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但是在经济问题上却无所作为。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认为东林党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发展，关心国计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们为改变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积极发展北方经济的活动。比如他们当政时推进了京东的水利建设，尤其是东林名臣左光斗曾经上疏要求开发水利资源，并且提出了一个发展北方经济的完整而周密的计划。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林党人从根本上说还是皇权的忠诚卫士，是虔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躬行者。在遭受陷害而被捕的时候，愚忠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枷锁，虽然视死如归，但最终昭示的却是他们对皇权的绝对效忠。不敢越雷池半步使得他们只能够成为封建王朝的殉葬品。当然，也有人指出，对于历史人物不能苛求，而应该看到他们积极的一面。
东林书院三公祠
最近，又有学者对东林党究竟能不能称之为“党”提出了质疑。认为天启年间，魏忠贤的亲信编造所谓《东林党人榜》与《东林点将录》，用具体名单的形式把所谓“东林党”实体化，组织化，作为打击异己势力的一个借口，而后世学者不加考辨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名称，流传至今。事实上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是官僚，但早已经被革职下野，东林书院主要以讲学为己任，与朝中党争并没有多少联系，而所谓“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东林党是不存在的。
关于东林党还有很多的争议，有些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铮铮傲骨永远值得我们景仰。
轻敌致祸萨尔浒战役之谜
明朝衰亡，后金兴起，皆源于此战。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政权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五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6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成为战争史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一个出色战例。
后金是在明时由居住在我国长白山一带女真族建州部建立的政权。北宋末期女真完颜等部建立金朝后，由东北进入黄河流域，但女真族的另一些部落仍留在东北。明朝初年，这些居住在东北的部落逐渐形成了海西、建州、东海三大部。明神宗万历十一至十六年(公元1583-1588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又合并了海西与东海诸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步确立起了八旗军制。这些八旗士兵在平时是平民百姓，但在战时便是冲锋陷阵的士兵。开始时只分黄、白、红、蓝四色旗帜，后增编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始为八旗。女真人分编于八旗，每旗可出兵7500人，共有兵力6万余人，主要是骑兵。此外，还修筑了赫图阿拉等城堡，补充马匹和战具，屯田积粮，积极备战。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自称大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为都城(故址位于今辽宁新宾西)。
努尔哈赤像
后金政权初具规模后，努尔哈赤便在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召集贝勒诸臣讨论方略，具体制定了攻打明军、兼并女真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的战略方针。经过精心的准备和计划，努尔哈赤发动了对明廷的作战行动。他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来激发女真人的愤慨之情。战争开始后，后金部队长驱直入，直至七月，明抚顺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所占。
明朝政府在战场上接连失败，使得最高统治者十分恼怒，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企图将后金一举消灭。为达此目的，明朝政府对这次战争进行了精心的部署：以总兵杜松为主力，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称西路军；以总兵马林合叶赫兵，出靖安堡攻其北，称北路军；以总兵李如柏经清河堡、鸦鹊关，从南面进攻，称南路军；总兵刘廷会合朝鲜兵，出宽甸攻其东，称东路军；另有机动部队保障后方交通，而辽东原巡抚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坐镇沈阳指挥。四路明军分头并进，最后于三月初二会师赫图阿拉。
明廷对战争进行了精心的部署，可谓是志在必得了。于是，这次战争的总指挥杨镐在出师前的二十四小时，派人向后金下战书。“师期已泄”，使努尔哈赤得以从容做出决策。他通过对双方情况的分析，较好地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认为，后金的八旗兵力一共只有六万余人，与明军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但明军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的策略，在四路军中只有西路对自己这一方威胁最大，其他三路因路途遥远，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到达的，因此他做出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决策，决定先大破西路军，然后再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形，寻觅破敌之法。于是，他将六万八旗兵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等候着西路军的到来。西路军由于冒进，孤军先行来到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这便让后金军队候个正着。西路军遭到后金部队的袭击后，决定一分为二，一部在萨尔浒驻扎下来，另一部则由杜松率领攻打吉林崖，努尔哈赤针对西路军分兵情况，派遣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率两旗兵力增援吉林崖，截击杜松，使西路军两部不能互援，自己则亲率六旗兵力进攻驻扎在萨尔浒的西路军主力部队。经过激战，将西路军的主力部队击溃，接着又和代善合击进攻吉林崖的另一部。至此，明西路军全部被歼灭。
全歼西路军后，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瞄准了明北路马林军。经过激战，马林部大败。击溃马林后，努尔哈赤立即南下，命人放出话来，说杜松的西路军已逼近赫图阿拉，要东路军速进，引诱其入伏。东路军不知是计，加速行进，当部队进入到阿不达里冈时，后金军突然袭击，东路军大败。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但对四路明军，却未能做出任何策应。及至三路失败后，他才慌忙命令南路李如柏军撤兵。李如柏军在回师途中，为后金军袭击，李如柏以为是对方主力部队进攻，因而惊慌失措，部队也阵脚大乱，士兵们自相踩踏，死伤千余人。至此，萨尔浒之战落下了帷幕。
萨尔浒之战，后金军以劣势的兵力，在五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六万多人。战役以明军的失利、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终。通过此战，后金政权更加巩固，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则因此次失利，陷入被动局面，战略上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由过去的盲目自大转变为软弱妥、消极防守。此战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探究萨尔浒之战明军失利的原因，主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后金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对对方的情况一无所知，盲目行动，准备不充分，最终并没有达成分进合击的战略目标，反而被对方各个击破。第二，主力部队孤军深入，得不到有效的补给，最终全军覆没，打乱了整个战局的部署，使得后来南北两路军陷入被动境地，同时也为后金军从容转移兵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创造了有利战机。第三，杨镐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并没有统筹全局，对各路军做出策应。他远离前线，对战场的情形也不了解，因此并不能根据战局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策略，所以萨尔浒之战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第四，明军盲目自大，竟然在作战之初，便将自己的作战意图泄漏给对方，这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五，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军，指挥有方，在战略方针上更胜一筹。他们通过对彼此双方的情况进行分析，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的策略，从而扭转了战场的不利形势，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毒害深谋王大臣案之谜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年仅十岁的明神宗按例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只见一名太监打扮的男子飞奔而来，见势不妙的侍卫蜂拥而上将来人擒获，结果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那人自称名叫王大臣，常州府武进县人，其余一概不说。惊怒交加的小皇帝下令东厂“仔细研究主逆勾引之人”，一场风波就此掀起。王大臣究竟是什么人?他的幕后主使又是谁呢?
在顾命大臣、内阁首辅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中，有一节标题为“毒害深谋”，讲的便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借王大臣案阴谋陷害自己的事情。冯保和张居正为什么要陷害高拱呢?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呢?事情还要从隆庆末年的一场权力之争说起。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成为裕王(即后来的明穆宗)的讲官。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与首辅徐阶关系不睦的高拱“乞休”回乡，离开了内阁。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第二次进入内阁。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六十岁的高拱出任内阁首辅。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逝世，遗命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为顾命大臣，共同辅佐年幼的明神宗朱翊钧。
高拱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颇想有所作为，而当时司礼监太监冯保权威甚重，公然干预朝政，高拱自然不甘自己大权旁落，多次向小皇帝表示要扩大内阁的权力，以遏制司礼监太监的权力。于是，高拱与冯保之间矛盾日趋尖锐。为了削夺冯保的权力，高拱起草了《陈五事疏》，为了加重这一奏疏的分量，高拱决定以阁臣联名的方式提交皇帝，便将此事告诉了阁臣张居正和高仪。张居正听说高拱要弹劾冯保，一口答应联名上奏，还笑着对高拱说：除掉冯保，就像除掉一只死老鼠一样容易。
六月初十，满心欢喜的高拱便将《陈五事疏》送交皇帝，要求皇帝严惩太监干预朝政，削夺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到内阁。高拱哪里知道，张居正一转身，就已经将他要弹劾冯保的事告诉了冯保。原来张居正早就看中内阁首辅的职位，为了能取高拱而代之，暗地里已经与冯保结成同盟，就等机会来临了。
高拱送上奏疏以后，又让自己的门生故吏上疏弹劾冯保，以制造倒冯的声势，迫使冯保下台。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的一批言官纷纷上疏，联名弹劾冯保，指责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甚至攻击冯保对穆宗的死负有责任，要求皇帝严惩冯保，一时间，倒冯形势一片大好。
六月十六日，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高拱认定是小皇帝要下旨处分冯保，颇为兴奋。文武百官齐集后，太监捧着圣旨出来，高声喊道：“张老先生接旨。”高拱一听大惊，心想我是内阁首辅，按理应该我接旨才对，怎么会是张居正呢?心里隐约感到大事不妙。只听太监一字一句地宣读圣旨：“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你们)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钦此。”高拱万万没有想到宣讲的竟然是这样一份诏书，史载高拱听完圣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最后是在别人搀扶下才勉强走出皇宫。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急转直下呢?原来这是冯保与张居正共同策划的结果，而高拱最致命的罪证便是他在内阁中随口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正是凭着张居正透露的这句话，攻击高拱不将小皇帝放在眼里，心怀不轨，最终激怒了皇后与皇贵妃，才出现了这道皇后、皇贵妃和皇帝联署的圣旨。高拱虽然不明个中内情，但以他的政治经验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是被张居正出卖了，双方从此结下仇怨。
冯保与张居正虽然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迫使高拱回乡闲住，但他们对高拱依然怀有戒心，担心他日后会东山再起，毕竟高拱有这样的经历。王大臣案的出现，使冯保看到了彻底铲除高拱的机会，于是一幕闹剧就此上演。
王大臣被送至东厂后，声称自己本名不叫王大臣，而叫章龙，是从戚继光处来的。张居正随即票拟谕旨：“着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冯保来到东厂单独提审王大臣，对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还让心腹辛儒与王大臣共处一室，教他指控高拱的口供。一切安排停当，冯保便公开审讯王大臣，王大臣于是供称，是高拱的家仆李宝、高本、高来跟他同谋行刺皇帝。冯保立即派东厂校尉到高府抓人。
消息传开，朝中大臣一片哗然，吏部尚书杨溥、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等大臣纷纷向张居正施加压力，要求他制止这种无中生有的陷害行为。其实，冯保借王大臣案陷害高拱，张居正也是参与其中的，但看到朝中大臣反应如此激烈，担心犯了众怒对自己反而不利，加之高拱确已年老体弱，对自己形成威胁的可能性不大，权衡利弊后，张同意从中调停挽回，于是指派德高望重的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与冯保一起会审王大臣。
朱希孝心知高拱是被冤枉的，有意为他开脱。会审开始后，出乎冯保的意料，王大臣忽然翻供，竟然指认冯保为主使之人，并称原先指认高拱都是冯保所教。朱希孝见开脱高拱的目的已经达到，也不想深究，就草草结束了会审。冯保见王大臣翻供，害怕陷害高拱的事情败露，害人不成反害己，就将王大臣杀了。疑犯死了，这个案子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王大臣案虽然就这样了结了，但其中的疑点依然很多，王大臣究竟是什么人?他背后的主使者是谁?他是如何能够假扮太监混入戒备禁严的皇宫的?王大臣死了，这些秘密也随着他一起被埋进了坟墓，无人能知。
惊天揭帖万历朝妖书案之谜
万历朝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便是所谓“争国本”，也就是明神宗的继承人问题。明神宗的皇后无子，按礼制，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皇太子，然而明神宗却因为宠爱郑贵妃，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将维护礼制视为天职的朝中大臣自然不会坐视明神宗废长立幼的违制行为，于是双方冲突不断，奇案迭出，妖书案便是其中之一。从发生到破案，妖书案始终与朝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疑云重重，妖书案也因此成为千古之谜。
所谓“妖书”，实则是类似传单的揭帖，是一种匿名的政治宣传品。万历朝的妖书案，影响较大的有“忧危竑议”妖书案与“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内容都与太子地位密切相关。
万历十六年(1588年)，河南人吕坤任山西按察使，以饱学之士自居的他把历史上的“列女”事迹编成一本书，名为《闺范》。这本书刊刻后流行很广，不久便由太监传入宫中。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得到此书的郑贵妃命人增补了十余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终篇，并加写一篇序文，嘱托其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为《闺范图说》。不料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人托名“燕山朱东吉”撰写了一篇《闺范图说》跋，题名《忧危竑议》。托名“朱东吉”，意为东宫大吉。题名《忧危竑议》是因为吕坤曾上过一个奏折，尾句有“敬上忧危之疏”之语，因此“借其名以讽”。《忧危竑议》主要说吕坤的《闺范图说》首载汉明德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客观上是适应郑贵妃想登上后位的需要，而郑贵妃之所以要重刻此书，目的在于想为立自己儿子为太子制造依据。《忧危竑议》出现后很快传遍京城，搞得满城风雨。吕坤得知自己被卷入是非之中，急忙写了《辩忧危竑议疏》向皇上辩白，声明自己撰写《闺范》的目的只是为了“明女教”，与郑氏刊刻的《闺范图说》没有关系。神宗看到事情牵连到郑贵妃，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称《闺范》一书是他亲自推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并在谕旨中轻描淡写地作出结论：“这事联已洞知，不必深办。”神宗下令不必深办，不是对编写《忧危竑议》的人怀有宽容之心，而是担心此事追究起来，郑贵妃难脱干系。不过，神宗并不想就此放过制造妖书的人。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看到《忧危竑议》后，怀疑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和全椒县知县樊玉衡所为，因为戴士衡曾弹劾吕坤，说他“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而樊玉衡则曾在要求册立太子的奏折中指责皇贵妃“不智”。神宗得到郑氏报告后，当即半夜传旨，将二人下诏狱拷讯，最终二人均被流放到边远地区。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早晨，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口，都被放上匿名书一帙，封面题名“国本枚关”四字，而第一页第一行上赫然写着“续忧危竑议”五个大字。自称“续忧危竑议”，就是在表明此文是续“忧危竑议”而来。书中托名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的含义，乃是指郑贵妃之福王(朱常询)将成为太子。
与《忧危竑议》相比。《续忧危竑议》的言辞更加激烈。《续忧危竑议》抓住皇太子岌岌可危的处境大做文章，指责郑贵妃企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书中称，神宗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乃是出于迫不得已，但太子居住的东宫规制都不具备，因此储位未妥，国本未固，他日必将改封。而一旦改封，因为母爱者子贵，以郑贵妃之得宠，必然是福王朱常询成为太子。文中又称，神宗之所以任用朱赓为内阁大学士，是因为“赓”与“更”同音，暗含他日变更朱家太子之意，还列举了依附朱赓的九个文武大臣的名字，称他们为“十乱”，声称在“十乱”的活动之下，不知什么时候太子就会被废掉。此外，书中还指责首辅沈一贯为人“阴贼”，“欲右郑而左王(指太子朱常洛)”。
一夜之间，《续忧危竑议》传遍京城，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舆论随之哗然。人们看到《续忧危竑议》竟指名道姓地议论当时朝政中最敏感的话题，个个大惊失色。朱赓一大清早在家门口发现了“妖书”，一看内容，竟是诬陷自己为“动摇国本”、他日更换太子的祸首，惊怒之下立即入宫，将《续忧危竑议》进呈神宗。此时，提督东厂司礼监太监陈矩也已经将此事报告神宗。神宗看完《续忧危竑议》勃然大怒，命令陈矩“大索，必得造妖书者”。
东厂、锦衣卫为了侦破妖书案，在京城掀起了一场大逮捕，一时间搞得京城内外人人自危，先后被捕入狱的有锦衣都督周嘉庆、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四川渠县训导阮明卿、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的仆人毛尚文等。其中周嘉庆和阮明卿等很快被释放，而其他人则卷入了朝中激烈的派系斗争。
妖书案发生之初，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因为都被《续忧危竑议》指名道姓地认定是郑贵妃的帮凶，为避嫌疑，都闭门不出，内阁仅剩下沈鲤一人主持日常工作。与沈鲤原本不和的沈一贯当然不愿将权力拱手让给沈鲤，便想方设法将沈鲤拖入妖书案中，沈鲤的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便成为他的突破口。沈一贯先是指使他的亲信、刑科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郭正域、沈鲤与妖书有牵连，要求严查到底。震怒之中的神宗遂授权沈一贯彻查此事，并下令郭正域“还籍听勘”，同时命令“急严讯诸所捕者”。有了明神宗的授权，沈一贯便放开手脚开始陷害沈鲤和郭正域。京营巡捕陈汝忠受沈一贯之命，先后逮捕了僧人达观、医生沈令誉、仆人毛尚文，这些人都与郭正域有某种联系，逮捕他们就是想从这些人口中引出郭正域。然而，僧人达观被拷打至死，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都未招认郭正域。毛尚文虽然在利诱之下同意指认郭正域，但由于供词漏洞百出，没有能达到诬陷郭正域的目的。情急之下，三法司的官员又把郭正域的同乡胡化抓来，要他诬陷郭正域、沈鲤，也遭到胡化的严辞拒绝。
为了达到诬陷郭正域的目的，沈一贯等人在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会审时，竟然要沈令誉家奶妈的十岁女儿出庭作证。司礼监太监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问小女孩：“你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一共有几块?”小女孩根本不懂，便胡乱回答：“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大笑，说：“妖书只有两三张纸，印版怎么可能有一屋子呢?”陈矩又问另一个嫌犯：“沈令誉告诉你刊印妖书是哪一天?”那人也是信口开河，回答道：“十一月十六日。”参与会审的兵部尚书王世扬说：“妖书于十一月初十日已经查获，怎么可能在十一月十六日才刊印呢?”最高司法当局的会审，搞成了一场闹剧，连对沈令誉的指控都无法成立，对郭正域的诬陷当然难以成立。心有不甘的沈一贯派人到沈鲤家中搜查了三天，结果一无所获，便又发兵包围由京返乡的郭正域的坐船，企图迫使郭正域自杀，又遭郭正域的坚决拒绝。
正当沈一贯等人加紧诬陷郭正域的时候，皇太子朱常洛得知郭正域因“妖书案”受牵连，十分不安。由于郭正域曾经在朱常洛出阁讲学时任过讲官，与朱常洛关系很好，深知郭正域为人的朱常洛对有人陷害郭正域十分不满，多次对身边的官员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又传话给提督东厂太监陈矩：“饶得我，即饶了郭先生吧!”陈矩见皇太子力保，加上确实无法证实郭正域与妖书案有关，便有意为郭正域开脱。也正是陈矩鼎力平反，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妖书案”迟迟无法侦破，东厂、锦衣卫的压力越来越重，便加紧对疑犯搜索。十一月二十一日，东厂缉获一名可疑男子皦生彩，据他的供词，其兄皦生光有重大嫌疑。锦衣卫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并在他家中查获罗纹笺写的手稿等物证。皦生光原是顺天府的秀才，不过却不走正道，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曾经伪造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和富商包继志的诗，向他们胁诈金钱。虽然皦生光这些事情与“妖书”并无直接关系，办案官员却顾不得这许多，他们把为皦生光刻书的刻字匠徐承惠抓来作为证人，徐承惠招供曾为皦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及“妖诗”一版。掌管锦衣卫的王之祯便据此认定，皦生光就是“妖书”的作者。然而，皦生光虽然受到酷刑审讯，却始终不肯承认。陈矩知道皦生光的确不是妖书案的作者，但迟迟不能结案，神宗必然发怒，到时候受此牵连的人会越来越多，而瞰生光妖书案虽然冤枉，但他以前犯的事也已经是死罪，便有意让皦生光顶罪。在他与会审官员的努力下，皦生光终于认罪。据《罪惟录》记载，参与会审的御史沈裕曾厉声对皦生光说：“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听了这样的诱供，皦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以后也不再翻供。他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已矣，如一移口，诸臣何处乞生?”会审官员得到皦生光的口供，如获至宝，急忙向神宗报告，声称“生光前作妖诗，继播妖书，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神宗于是下令三法司尽快定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