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认为，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粉饰天下太平，一味追求具体数字，他在丈量土地过程中，任用无知儒生，这些人缺乏办事经验，从而导致浮夸之风盛行，因此明朝初年公布的田地数字是包括了很多山冈、池荡甚至一些不毛之地的，而《诸司执掌》中的土地数字则包括了官田和民田两大部分。所以明初田地数量的扑朔迷离是与朱元璋本人的好大喜功联系在一起的。
从霍韬产生疑问一直到今天，时光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但我们仍然无法对明朝初年的田地面积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
赋役革命“一条鞭法”始行之谜
明朝中期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清朝的“摊丁入亩”，在中国经济史上有很大影响。这一改革开始存在很大争议，是经过多年试行以后才逐步推广开来的。根据相关记载，一般认为，它在全国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时期，具体时间是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但事实上，在张居正改革前，“一条鞭法”就已经开始在全国一些地方试行了。那么它最早试行于何时呢？
“一条鞭法”，原名“一条编”，有时称“条编”。它是将地税与徭役合二为一，按田亩征纳的税法，即将复杂的赋役项目编为一条，故称“一条编”，后变为“一条鞭”。又因其征银，亦称为“一条鞭征银法”。这种税制征收手续简化，将一年应收的粮税、代役金以及各种经常性摊派、杂税与土贡之类并在一起，“计亩征银”，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朝之所以产生“一条鞭法”，是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变化所决定的。进入明朝中期，因为很长时间不造赋役册籍，加上一些地方豪强为了逃避赋役，又和吏胥里甲相勾结，将政府记录田地和人口数量的鱼鳞图册和黄册涂抹篡改，以至田亩与丁口户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这样，赋役册籍就遭到破坏，特别是户口黄册被破坏，人口流亡，不负担赋役，使得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加以连年灾荒，人民难以生存，不少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辗转流亡，形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天顺成化（公元1457—1487年）三十年间流民多达一、二百万，国家户口大量减损。
在田赋方面，当时有田无税的现象十分严重，地主、官僚和贵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负担赋役，而贫民无地则要负担赋役，地方负责征税的粮长倚公挟私，避强凌弱，佃民百姓备受困扰。在徭役方面，官吏、里胥上下其手，舍大取小，避强削弱，采用种种名目剥削百姓，人民不堪其苦，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而同时，国家财政支出却逐年增加，以至“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官吏中一些头脑较清醒者曾试图改变赋役制度，“一条鞭法”便是这些官员们实施改革的结果。它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即将各州县赋税徭役的种种项目统一编派，总为一项征收；二是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地丁或丁粮派役（过去差役分三种：按户征派的“里甲”、按丁征派的“均徭”、临时征派的“杂泛”，现在三种差役合并，全部折成银两缴纳，同时将一部分差银摊入地亩，即“量地计丁”，派役时既按地又按丁，或丁六粮四，或丁四粮六，或丁粮各半。这种既量地又计丁的派役办法，是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三是田赋征银，官收官解，除国家必需的槽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折成银两缴纳，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把银两全交官府，由政府开支，用于购粮或雇役等。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一条鞭法”是与张居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确实，它的全面推行是在明神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由张居正在大力推广实施的。不过根据现有的史料，其开始推行却是更早的嘉靖年间。
那么到底是在嘉靖哪一年呢？据史料记载，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御史傅汉臣曾经向嘉靖皇帝上疏，讨论“一条鞭法”实施的利弊得失，可见在当时有些地方就已经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了。因此很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这一年应该是“一条鞭法”试行的确切时间。
对此，有学者根据新的史料提出了质疑。他们从《古今图书集成》中找到嘉靖九年十月内阁大学士桂萼的奏章，其中已经要求按照人丁、事产的多少，重新编派省、府、州县和里甲的徭役，户部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其内容和傅汉臣的几乎完全一样，最后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应该是关于“一条鞭法”实行的最早记载。其他学者也从《明实录》中找到了根据，在该书的卷—一八中就有关于桂萼上奏的记载，证明他当时确实提出“编审徭役”的具体办法，而户部也对此进行了讨论。根据《明实录》的记载，当时是嘉靖九年十月戊寅，换算成公历则应是1530年11月12日。因此“一条鞭法”的始行应该是嘉靖九年，而试行的地点则是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直到万历九年张居正改革，才开始向全国推广。这应该是确切无疑的。
“一条鞭法”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如白银代替实物税，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输银可以代役，农民有了更多的生产时间，国家相对减弱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条件；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等。但是，由于各派政见不同，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只在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继续推行，其他地区未再彻底实施。
户口疑云明初人口数量之谜
明朝初年，当时全国的人口数量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大的增长。但奇怪的是，之后的一段时期，其人口总数却陷于停滞，直到永乐年间才又有了大幅增长，之后又开始减少，“至天顺间为最衰”。这一现象长期以来一直使人们感到困惑。
在历史上，洪武初年全国究竟有多少户口数，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其原因在于明王朝草创之际，当时北方和西南地区的统一战争正在进行，因此朱元璋没有办法对全国的土地和户口进行统计，所以直到洪武十四年，《洪武实录》中才第一次出现了全国有一千零六十五万户的统计数字，而历来史家对此数字都持审慎的态度。
不过，在后人留下的史籍中，还是有一些关于当时户口的记载。如《农田余话》一书记载，洪武初全国户口为一百六十一万余，与宋朝熙宁年间相比，只及它的十分之一。如果这一史料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明初户口也只有元代的12%，从洪武初年到十四年，人口净增长了九百零四万户，上升率达到了661%，这样的增长率显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所能产生的。
对此，有学者指出，《农田余话》的资料只是一条孤证。而从现存的一些统计数字看，当时明王朝控制的户口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如洪武四年，浙江行省的户数便已经达到了一百六十一万户。事实上，《农田余话》作者认为的天下户口数，很可能只是朱元璋政权建立初期以应天府为中心的江淮一带的户口数，而朱元璋正是以这一地区为根据地扩展到全国的，这一数字并不能代表洪武初年全国的户口数。
不过，无论如何，从洪武初年到十四年，全国人口确实有了很大的增长。关于户口增长的原出，一般人都认为是当时的明朝政府施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积极鼓励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解放劳动力的结果。但是也有人更加强调国家对户口的控制。他们认为封建国家的户口是直接与赋役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统治者总是力图控制更多的人口，以榨取更多的财富，明王朝当然也是如此。因此，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命令地方官府努力将那些脱籍的农民重新控制起来以增加户口。当时有很多原先因为农民逃亡一空而废置的县被重新设置起来，有些地方本来户口很少，可是通过招抚流亡，使得当地户口、赋税大增。所以，从明初到洪武十四年增长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属于重新被控制的农民。
从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全国人口的变化情况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明朝的户口基本上没有什么上升，有时或户或口反而出现了下降。而《明史》也有类似的记载：“太祖当兵燹（音xian）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在洪武时期发生了大量的农民起义，而参加农民起义的往往就是那些流民和逃亡者，明朝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对之进行镇压，其中包括屠杀、强迫迁徙和强迫从军等等，而那些幸存者又不得不到处流亡，这就必然使得当地户口减少。
还有人认为，这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统计的疏漏。他们指出，明朝初年全国人口的调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洪武初年到十四年前；第二阶段是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六年；第三阶段是洪武二十六年到永乐元年。其中，洪武十四年的统计由于已经酝酿十多年的时间，那次统计整整进行了一年的时间，可以说统计得较为准确，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洪武二十四和二十六年的户口数字则是第二次统计时得出的，当时事实上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统计，只是在洪武十四年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因此其统计数字并不精确。
在明初人口史上，还有一个问题也存在争论，那就是明初户口存在南降北升的现象。根据相关的统计，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当时南方除四川外，人口数量的下降幅度达到了12.83%，而北方人口却有了明显的增加，上升幅率达到了9.87%。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以前王朝的历史上是很少出现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呢？有人认为，由于明朝初年，政府在江南地区奉行重税政策，所谓“江南赋役半天下”，在残酷的剥削下，南方的阶级矛盾相对尖锐，因此农民起义要比北方多得多，洪武年间总计在一百次左右，这就必然使其户口数量不断减少。而北方由于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主战场，当地的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此农民比较容易获得土地，流亡人口也相对少得多，其处境要比南方农民好些，所以反抗斗争的数量和规模都比南方少，表现在户口上也就是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
也有人认为，当时户口的南降北升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在洪武年间，江南的许多地区如苏州府、常州府、松江府和杭州府等都出现了人口增加，官方户口统计中之所以出现南减北增的现象是由于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北方地广人稀，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人口和土地关系比较密切，小农轻易不会离开自己的土地，因此国家容易对人口进行控制和统计，人口统计制度能够长期保持稳定。而南方则商品经济发达，土地兼并剧烈，使得大量的农民放弃土地，另谋他业，国家对户籍就相对难以控制，这就必然造成户口数量的减少。
关于明初户口问题的种种疑问，今天看来，确实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个确切的回答。
工商繁荣明朝资本主义萌芽之谜
十六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时随着文艺复兴、商业革命等的相继发生，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逐渐形成，可以说，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中叶，西欧已经从封建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正在从先进沦为落后，日益走向封闭，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中国是不是错过了某种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能不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呢？
明朝是继宋朝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明显的转变，而这些变化与早期的近代西方发生的变化存在一些现象上的相似性。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领域出现的某种转变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如果能顺其自身成长轨迹继续发展的话，中国也会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们的基本看法大致是认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样类似于现代劳资雇佣关系的现象。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置疑和冲击。这样的现象在相关资料中多有反映，如明朝小说《三言》《二拍》是描写当时市井生活与市民文化的杰出作品，其中就有很多内容涉及到当时经济的发展状况。《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有这样一段描写：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这段话反映了当时苏州地区，特别是盛泽镇丝织业发展的盛况和丝绸贸易的繁华景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复开始只有一张织机，是“妻络夫织”的小生产者，后来生产不断扩大，不下十年，就积累财产“数千金”，“开起了三四十张绸机”，成了很大的工场主。学者们认为这样的描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代小生产者通过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上升为工场主的情况。
明代，江南一带经济富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这是著名的江南小镇乌镇。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继续得到壮大呢？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明朝封建政府的压榨和摧残。比如说，丝绸、瓷器和茶叶是中国历史悠久、驰名世界的主要商品，很久以来，在国内外有着广阔的市场。这几项制造业应该是最有可能出现生产方式变革的领域，但正是这几种商品的生产遭到了封建宫廷和官府的严厉控制、垄断和掠夺。如苏州是明朝纺织业的中心，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为明显的地方。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织造太监孙隆来到苏州检查征税情况，以此为生财之道，设立了名目众多的税项，结果使得“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当地的丝织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再如万历二十四年，明朝政府允许各地开矿，可同时却又派出大批宦官去做“矿监”、“税使”，一时中官遍天下，他们到处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使全国许多重要的工商城市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明后期的横征暴敛只是个别行为。相反，与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相比，明朝政府对工商业的征税事实上要少得多，近代西方的兴起正是建立在对工商业征收重税的基础上的，而我国明朝对工商业的“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指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些学者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简单中西对比之后，根据一些相似的经济现象进行判断而得出的，因此从逻辑上讲不够严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可以仅仅以一种外在经济行为或生产方式来下断语的话，或者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时期资本主义就已经萌芽了，汉朝则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宋朝简直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了。事实上，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明《南都繁会图》（局部），描绘当时江南繁荣发达的商业经济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萌芽的土壤。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也表现不俗，终究是孕育不出近代工业的。因此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性变化，远不是诸如“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发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断语所能概括的，它是一个比这类推断要复杂、宏阔得多的过程。
从上个世纪以来，关于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但这样的争论无疑丰富了人们对明朝社会的认识，能够从不同的侧面了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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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太监郑和称名“三宝”之谜
人们对明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有一个通俗的称呼，就是“三宝太监”，或称“三保太监”。那么这个称呼的含义是什么呢？“三保”和“三宝”有什么区别吗？而这样一个名称与郑和的身世又有什么联系呢？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是唐宋时期来中国定居的阿拉伯人的后裔，其祖父及父辈均为元朝重臣，封滇阳侯。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郑和出生。洪武十四年，明军开始进入云南，次年，平定云南。正在这一年，郑和的父亲病故，这时他才十二岁。由于地方上新经战争，创伤未复；加上他的家庭又遭大变，生活更加艰难困苦。在这种境况下，郑和被送到北平，成为北平燕王朱棣家的一名奴隶，做了宦官。
郑和出生的家庭世代信奉伊斯兰教，他共有兄弟姐妹六人，因为排行第三，所以取小名叫三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初，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并提升为内官监太监。后来人们称他“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对这样的看法，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郑和小名三保并不是他被称为三宝太监的原因，这个名称实际上和佛教有关。他们指出，元末著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信奉伊斯兰教，但对佛教也曾支持和提倡，他曾经在云南修建佛寺，郑和幼年即受到佛教影响。他十四岁那年，被明军擒获，遣送南京，经过阉割，进入宫廷充当太监。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将其赐给四子燕王朱棣。由于他“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战阵，多建奇功。”因此朱棣称帝后，提拔他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始名郑和。1403年，明成祖朱棣的太师和尚道衍引郑和受菩萨戒，取法名为福善，郑和从此成为佛门弟子。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故人们也以“三宝”为佛教的尊称。郑和既然信奉佛教，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三宝太监”。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佛教的三宝是指佛、法、僧三者而言的，佛是指大知大觉的人，法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是宣扬和继承教义的人。郑和虽然信佛，有“福吉善”等法名，还出钱刻过《摩利支天》等佛经，但并不等于说就可以把佛、法、僧“三宝”集于郑和一身。有明一代，皈依佛教者很多，在佛教方面的功劳超过郑和的也大有人在，“三宝”这一尊号还轮不上郑和。
还有人则认为“三宝”只不过是“内官”的通称。至于“三宝太监”则是因为郑和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忠心辅佐成祖、仁宗、宣宗三帝，所以明宣宗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敕封他为“三宝太监”。《郑和家谱》中也说：“至宣德六年，钦封公（郑和）三保太监”。由于郑和业绩广为流传，在后人的著作、小说、评话等都冠以“三宝太监”之名，久而久之，“三宝太监”就成为郑和专有的代名词。
还有人认为，三宝太监之说是和郑和下西洋次数多有关系的。因为明人朱国帧在《皇明大政记》中说过，“郑和下西洋者七次，后守备南京。出使同行者有冯三保，时西域者有杨三保。一曰三宝，又曰三航，言下海之多也。”不过这个观点也遭到了反驳，因为在永乐年间的诏书中，人们发现被称为三保的人还有不少，他们有的是将领，有的则是朝中大臣。因此，如果仅仅因为郑和下西洋次数多就被称为三保，恐怕也是值得商榷的。
最近，著名的郑和研究专家、南京大学的潘群教授对郑和为什么叫三宝太监这一问题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通过详细考察史料，认为“三保”其实是当时统治者对被俘虏后做奴隶的人的统称。在《元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元朝称外族俘虏皆为“三保奴”。他指出，元朝末年统治云南的梁王是蒙古贵族把匝瓦密，1381年，朱元湾派30万大军征讨云南，史称“太祖平滇”。正是在这场战争中，郑和父亲故世，十二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并惨遭阉割。明初沿用元朝旧称，称其为“三保奴”是十分合理的。而明人王登在《客越志》中称；“桃花渡为永乐中太监三保奴出西洋处。”这也是一个旁证。
另外，这还牵涉到郑和为什么会被阉割的问题。郑和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通常说是不会被阉割的。因此潘教授推测，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他父亲的牵连。永乐三年五月，郑和下西洋前夕回乡扫墓，明政府派礼部尚书李至刚亲自为其父撰文，并刻在一块碑上。按常理，国家为私人立传乃是最高荣誉，一定大书其名于碑上，以示荣耀。但是在这块碑上却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郑和父亲的真名，而只以“马哈只”称之。“哈只”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是对去麦加朝觐过圣的人的统称。但郑和被俘时已经十二岁，完全知道其父的名字，之所以立碑而隐去其名，一是表明明政府为了安抚郑和完成下西洋的任务，对郑和家人在平滇战役中的罪名进行平反；其二则说明郑和父亲极可能是支持梁王的，并做过阻碍明军平定梁王的事情，由于涉及对朱元璋平滇之役的评价，因此才把真名隐去。
云南省晋宁县郑和父亲马哈只墓
按照潘教授的说法，郑和“三宝太监”的名称看来还隐藏一段辛酸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以往对此的解释。不过，这一说法到底对不对恐怕还有待更多资料的发掘和支撑。
东方乐圣朱载堉之迷
你很难在中国历史人物长廊里找出第二个“他”来：生于皇家，过着府邸优裕的日子，却席蒿独处；身为世子，却宁愿布衣幅巾；贵为封爵，却远离喧嚣，僻野隐居。科学家的冷静头脑与艺术家的入世激情，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就是明代著名的乐律学家、历算家朱载堉。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在中国律学史上创建了十二平均律，这在几百年前被西方誉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朱载堉（1536-约1610年），字伯勤，号山阳酒狂仙客，又号狂生，系明太祖元璋九世孙，仁宗帝的第六代孙，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是明代著名的乐律学家、历算家。他在很多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创建十二平均律理论的人；第一个制造出定音乐器——弦准；第一个用珠算进行开方；第一个创立“舞学”，并为这一学科规定了内容大纲等等。这些成就大多被收入在《乐律全书》中。
位于河南沁阳市的朱载堉纪念馆
据史书记载，朱载堉自小便很有音乐天分，而且悟性很强。他出生后经常哭闹，尤其是在晚上更是啼哭不已，搅得大家都无法入睡。一次，朱载海又哭闹不休，其父甚是无奈，郁闷之下就吹萧释怀，不料朱载堉一听到萧声，竟然停止了哭闹，自此萧成为了他的宠物。他对萧声非常喜欢，幼年便曾在父亲的亲自指点下吹萧弄笛，培养了浓厚的兴趣。在父亲和舅父何瑭的熏陶下，很小便显现出音乐方面的潜质。十一岁时，他对音律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在这一年，他也被立为世子。但灾难不久便降临到了他的家里。因皇族内讧，他的父亲获罪下狱。这使他亲眼目睹了明朝封建统治者的丑陋和腐败，亲身经历了皇族内部明争暗斗的血雨腥风。他因悲痛于父亲无罪而遭禁锢，放弃王子生活，独居土屋，睡着草席，专心攻读，潜心学问近十九年。待其父复爵后，他虽以世子身份重入王宫，但他七次上疏不愿继承王位，经皇帝批准，与儿子朱翊锡一起终生享受世子、世孙的俸禄。
在他所有的发明中，十二平均律是他取得的最大成就。所谓十二平均律就是精确地规定八度的比例，并且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使任意相邻的两个半音都有相同的音程。十七世纪时，朱载堉研究出的十二平均律的关键数据——“根号2开12次方”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立即引起轰动，以乐器之王——钢琴为主，所有的琴键乐器从此便按照十二平均律来制作和调音，人们都将朱载堉奉为“乐圣”，誉为“东方文艺复兴的文化巨匠”。
如果说，红、黄、蓝三原色的出现，打开了美术世界的新天地，那么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则是揭开了音乐世界的新篇章。没有十二平均律，我们就欣赏不到帕瓦罗蒂演唱时由C大调到G大调那巧妙的过渡；没有十二平均律，许多键盘乐器也就无法调音；没有十二平均律，世界音乐之父巴赫的第一首钢琴曲也就不可能问世。如果把巴赫称为“钢琴之父”的话，朱载堉便可以称为“钢琴之祖”了。
中国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曾说：“惟有明朝末年朱载堉先生发明的十二平均律，是个一做就做到登峰造极的大发明，直到现在谁也不能推翻它、动摇它。”蜚声世界的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和比利时声学家马容都对朱载堉的成就赞不绝口，他们说：“十二平均律是中国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1997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曾经盛赞我国历史上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其中一位就是朱载堉，他这样评价；“朱载堉首创的十二平均律，是被后来认定为国际通行的标准音调。”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朱载堉的事迹至今仍然在民间流传，如“唢呐节”、“金鼓节”等等，都是老百姓纪念他的方式。据说，朱载堉坟前先后立过三次碑。为什么呢？原来，他不仅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是个精通医术的名医，曾为乡邻们治愈过噎食病（食道癌），许多人闻讯后千里迢迢来请医求药。可郑王已经去世，眼看治病无望，他们在坟上祭奠之后，就把载堉的墓碑敲了一小块，回去研成粉末，煎熬喝下。奇怪的是，病人每喝必好，真似灵丹妙药。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说是郑王碑显灵，病家都来载堉坟前寻药，就连过往的客商也要捎一点回去，时间久了，你敲一块，他敲一块，墓碑岂有不碎之理？
朱载堉墓
老百姓用传说来纪念一位王子，历三四百年而不衰，除了朱载堉而外，恐怕很难找到类同的例子。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学者的创造，把科学的智慧、艺术的魁力解释成一种神奇的力量。朱载堉的丰碑矗立在人民的心中，这座丰碑是朱载堉用生命雕刻出来的。
中国药圣李时珍生平之谜
李时珍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尊称他为“药圣”。明末战乱，尤其是张献忠攻占蕲州后，李时珍之孙李树初决死抵抗，家人多死散。清初安定之后，有关李氏家史已无实录可查，至今仍然留下了众多谜团。
李时珍是明朝著名的医学家和药学家，出生于明正德年间，字东壁，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他一生研究药学，尤其重视临床实践，长期上山采药，深入民间，走遍大江南北，收集大量民间单方，同时参考历代医药及有关书籍八百余种，对药物进行鉴别考证，系统地整理了我国十六世纪以前丰富的医药学遗产，完成了《本草纲目》一书。该著作五十二卷，分十六部、六十类，收载历代诸家本草所载药物及新增药物共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内容极其丰富，是我国药物学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草纲目》书影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为当地名医，曾任太医院吏目。虽然一生行医，但李言闻却反对李时珍走上行医的路，因为他一生行医，受到士大夫的轻视，故不希望李时珍步他的后尘。他坚持要李时珍好好念书，谋得一官半职，好扬眉吐气。在父亲的要求下，李时珍年轻时精研四书五经，以期出人头地。由于天资聪颖，他十四岁时便考中了秀才，但在此后的乡试中却屡遭挫折，三次落榜。特别是最后一次，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经过父亲的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从此，李时珍为医道所吸引，继承家业，走上了研习医药的道路。经由父亲的亲授和实践，李时珍的医术日益精进，逐渐名闻遐迩，嘉靖年间，武昌的楚王听说他医术精湛，聘他为王府奉祠正，掌管良医所事务。其后由于治愈了楚王世子暴疾，又被推荐到京城，在太医院当御医。
关于李时珍在太医院的历史，目前比较有争论的是他到底有没有担任过太医院的院判。一种说法认为李时珍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但任期比较短，其根据是《蕲州志》中曾经有所记载。但还有人则认为，李时珍虽然曾经被推荐到太医院，但是却抑郁不得志，未能出任院判。另外，《本草纲目》的署名为“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书是李时珍临终前刻成的，因此如果他做过太医院判，那么在署名中不可能漏写，由此推断，他应该没有担任过这一官职。还有学者认为，李时珍曾经担任过比太医院判高七级的北京太守。其证据是《本草纲目》中曾经记述过产于今内蒙、辽宁一带的麦饭石，指出其特性为“气味甘、温、无毒。其石大小不等，或如拳，或如盏，或如饼，如握聚一团麦饭石，有粒点如豆如米，其色黄白”。而根据相关史料记载，300多年以来，在湖北及鄂东一带并不出产麦饭石，因此李时珍可能担任过北京太守，才有机会接触这一当地特产。
不过无论如何，太医院是歧黄名家聚集之地，通过与名医的接触共事，大大丰富了李时珍的阅历。同时，浩瀚的皇室藏书，道地的御用药材，更加开拓了他的视野，增长了他的见识，这些都为他编写《本草纲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时珍陵园位于湖北省蕲春县
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历时二十七年，前后三易其稿，当他最终编定完稿时，已从生气勃勃的青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为了使这本书能够流传后世，发挥其作用，他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六十三岁时亲赴南京，准备寻找书商出版。当时的南京是五方杂聚之地，文人荟萃，又是出版业的中心，书商经营规模都很大，刻本技术也很精湛。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却没有人觉察到《本草纲目》这部书的重大价值。为了引起书商们的重视，李时珍又专程赴太仓拜访当时著名的文人王世贞，请求他为《本草纲目》一书作序。虽然经由王氏作序，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仍然一直没能出版。
李时珍墓
万历十八年，李时珍已经年逾古稀，老迈体衰，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派长子李建中去南京再次与书商洽谈出版事宜，几经周折，终于洽谈成功。但可惜的是，当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本草纲目》即将付梓之际，李时珍自己却老病交加，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他仍然嘱咐子孙将书献给朝廷，颁行天下。三年后，次子李建元秉承其遗志，将《本草纲目》献给朝廷。但是当时的万历皇帝昏庸无道，沉溺于炼丹成仙的梦想中，对这本书根本不感兴趣，仅仅在书上题了“书留览，礼部知道”等几个字后，便再无下文。
一直到公元1603年，才由江西人夏良心、张鼎思等人以第一次的金陵刻本为蓝本进行翻刻。此后，这本关系民生的宏伟巨著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辗转翻刻达到三十余次，后来又传至国外，为全世界所瞩目。达尔文曾经盛赞《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而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也把李时珍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伽利略并列，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补儒易佛”徐光启信教之谜
徐光启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是明末清初学术界、思想界兴起的实学思潮中的一位有力的鼓吹者、推动者。他一生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军事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驰名中外的天主教徒，这和他各方面成就的取得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徐光启到底为什么入教，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主教徒呢？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县（今上海市徐汇区）人，明朝杰出的科学家，为中国最早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的学者。他和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德《几何原理》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著作。他的科学研究范围广泛，以农学、天文学尤为突出。他所著的《农政全书》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有成就的集大成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崇帧历书》又是中国天文算法中最为系统和完整的一份遗产。可是这位蜚声中外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天主教徒，那么他究竟是位什么样的天主教徒？是一般的信众，还是别有怀抱？他信教的目的何在呢？关于这些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出现了数种不同的观点。
徐光启像
第一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耶稣会士柏应理，他在1678年撰写的《徐光启行略》中曾经对徐光启的信教作了这样的记载：“庚子，再入南都，知利玛窦来自太西，传天主正教。因往候，略闻其旨，归来得一梦，见一圆堂中，设有三台，一有像，二无像，既醒，不知何解，大以为异，癸卯，又至南都……拜天主教，罗子谓天主三位一体，兹则第二位降生为人像。公忽忆前梦，始惊疑……即志愿受教。”
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是我国科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科学译著
这也就是说，徐光启的信教是首先在梦中得到了启示。而且据说在他信教后还好事不断：他刚刚“领洗归家”，就得了一个孙子；父亲去世后，徐光启在外守灵，恰逢大雨，庐舍淹没，可是他却安然无恙，这也是“天主默佑”。而且由于他信奉天主，因此死后还得以升天，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夫人吴氏也沾了光，与他一起升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当时传教士们的记载中还能找出很多类似的文字。
但是，另外有学者却持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1963年出版的《徐光启集》是迄今为止搜罗最丰富的徐光启著作结集，但是，其中却没有一篇宗教信仰的专文，惟一内容涉及宗教的一篇是列入“杂疏”类的《辩学章疏》，除此之外，所有徐光启曾经写过的与天主教有关的文字全部没有收入。对此，编者的看法是，那些谈论天主教的文章全是传教士伪托，毫无价值，当时他们只不过为了“利用徐光启的科学名誉和政治地位来宣传天主教”。可见，这两种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最近又有学者指出，事实上，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之处。前一种说法确实反映了当时的传教士想利用徐光启的名声进行自我宣传的意图，实际上徐光启的思想境界绝对不可能低到像柏应理所说的那样，相信托梦、送子和信教后能够坐享天堂荣华富贵之类的神话；而后者则又矫枉过正，历史地看，我们并不能够否认徐光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一事实。
那么，徐光启信教的目的到底何在呢？徐光启本人对它的概括是：“补儒易佛”。他在《辨学章疏》中也曾经指出：“诸陪臣（指传教士）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者也。”从他大量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徐光启一向以所谓唐虞盛世为自己的理想，推崇孔孟之道。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告诉他，他的理想社会无法实现，尤其是在动荡不安的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尽目所及，多是丑恶与无耻，这和他追求的正好南辕北辙。
因此，徐光启并不是一个任凭天主教摆布的一般教友，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如何改变现实，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就在这时候，他接触到了天主教，他以为新传来的事天之学，可以改变现状，实现他的理想，因而，他提出了“补儒易佛”的口号，也就是说，要给孔孟之道补充新的血液。因此，徐光启信教不是沉溺于追逐天堂的荣华富贵和死后的灵魂永生，而是因为他相信通过宗教信仰（其中包括一定的宗教礼仪），可以在中国出现一个超越唐虞三代的理想社会。
徐光启墓
所以，作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非常积极于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他看来这也是实现他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传教士所传播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亟传其小者”（刻《几何原本》序），他还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结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泰西水法》序）。因此，徐光启科学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他本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和他本人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弃家出游顾炎武北上之谜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这是清初大儒顾炎武在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写下的诗句，诗中以精卫为喻，将他抗清复明、立志复国的决心表露无遗。就是这样一个拒不与清合作的顾炎武，却在1657年过江北上，在此后的25年的漫长岁月中，顾炎武都是在北方度过的。顾炎武为什么要去北方？他在这25年间究竟干了些什么？离开富庶繁华的江南、离开自己的亲人，在北方的苦寒之地度过余生，如此反常的举动背后究竟是为了什么？
顾炎武，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年轻时，顾炎武便参加了明末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复社，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他的名言。1645年，清军南下江南，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顾炎武与好友归庄在昆山举起义军，组织、领导了昆山的抗清斗争。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顾炎武一生著述颇丰，成就颇广，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国家典制、郡邑掌故等都有研究，在清初学术界居重要地位，因此清政府多次想请他当官，但都遭到了顾炎武的严词拒绝，终身拒不仕清。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兄弟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意。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顾炎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后人的景仰，尤其在辛亥革命时期，顾炎武更是受到高度评价。
顾炎武像
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和他早年的抗清经历，为一些学者提供了探究顾炎武北上之谜的思路，他们主张顾炎武北上的目的是为了抗清。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清代历史学家全祖望。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引用了顾炎武《与三侄书》中论关中形势的一段话，推论出“其心耿耿未下”，因此才在陕西定居。顾炎武晚年居住在陕西，他的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全祖望据此认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顾炎武到北方后在不同地方都购置过田产，全祖望又说他将“东西开垦所入，别贮之以备有事”，言外之意即是说顾炎武一直在从事抗清活动，并以陕西作为他抗清活动的基地。
